钢铁少女脚本下载地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前身的负责人 难忘湖北八载峥嵘岁月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有一位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任质斌。他们共同领导创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开辟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6年他们和郑位三、陈少敏、王震、王树声等一起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以湖北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打响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枪……    任质斌虽然是山东即墨人，他于1998年去世后，遵其遗嘱，夫人胡志学次年携子女将其骨灰撒放在大悟县五岳山及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长青树下，以表达他对曾经生活和战斗长达8年之久的革命老区大悟的深厚感情。    本报记者近日走进任老家，见到90高龄的任老的夫人、老红军胡志学。她深情地回忆起任老在湖北的峥嵘岁月。60多年前在大悟县白果树湾，任质斌与胡志学结为革命夫妻，李先念与陈少敏是他们的介绍人。胡老至今还记得：当时李师长（李先念时为新四军五师师长）还跟我们开玩笑说：我就当大舅哥了！’”    从1939年到1947年，整整8年间，无论是在与日伪顽敌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中原突围的生死路上，李先念和任质斌始终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合作默契。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前身的负责人    记者：刘少奇同志为啥称任老为“红色中华”？    任质斌长子任全胜：1964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到安徽视察工作，省委书记向少奇同志介绍几位到场的省领导，当介绍到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时，少奇同志笑着说“我认识他，他叫‘红色中华’。”    少奇同志指的是父亲早在中央苏区任《红色中华报》秘书长时，他们就相互认识，有过较多的接触。    “红色中华”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的统称，当时报、社合一，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当晚，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发布新闻；《红色中华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前身。    父亲1931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3年，父亲被调到《红色中华报》报社任编辑，后又任秘书长。当时父亲主要搞专访和编辑工作，经常到中央局、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和全总苏区执行局采访和收集领导人专题文章，能见到中央的各级领导。领导们有时开玩笑“哦，我们的‘红色中华’到了，今天分派什么任务给我呀？”    父亲1936年才调到总政治部工作。经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达150多期。    父亲是一个不喜欢过多宣传自己的人，解放后他很少讲这一段经历。直到1980年中央决定恢复党史的编写，抢救历史资料，加上1981年新华社准备建社50周年纪念活动时，新华社的同志找到父亲，说他所提供的情况可能会涉及到新华社的建社时间时，父亲才写了《回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始末》两篇回忆录，分别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诞生时间作了证明。    与李先念并肩鄂豫边区奋战8年    记者：听说李先念同志一直把任老看作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任全胜：李先念同志与我父亲，被党史专家认为是红一、四方面军合作的典范。1939年10月18日，李先念与父亲带着各自的队伍在四望山上会师，他们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肩战斗一直到1947年8月。    1940年1月上旬，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建。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我父亲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两个月后，朱理治奉调去延安，我父亲代理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挺进纵队政委。1941年4月，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我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我父亲任代理政委，后又长期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父亲和师参谋长刘少卿、负责地方工作的陈少敏同志一起全力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李先念传》一书这样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虽然来自被敌人长期分割的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顾大局，讲团结，搞五湖四海，从来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父亲的优良品质和出众才华，深为李先念赏识。凡属重大决策和行动，李先念都要同他商量；两人坦诚相处，配合默契，关系非常融洽。”    新四军五师这支长期和其他根据地不    接壤、孤悬中原敌后、处于日伪顽重重夹击中的部队，在几年里，由最初的几支零散小队伍，发展为拥有5万正规军和30万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大部队。他们活动到鄂豫皖湘赣5个省的51个县，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解放了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7个专区、6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区。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五师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及河南军区等部队会师，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我父亲任副政委。他们和郑位三、陈少敏、王震、王树声等共同指挥了中原突围。中原突围后，李先念和父亲还亲自指挥创建了全国解放战争打响后我党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豫鄂陕根据地，先后牵制了国民党的30多万主力部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在李先念弥留之际，我的父亲和母亲守候在他的身边，两位革命战友又像回到中原战场。    难忘白果树湾的“闪婚”岁月    记者：您与任老相濡以沫55年，当初也是在湖北大悟结的婚？    胡志学：对，就在大悟白果树湾。他在大悟战斗生活了6年。1943年的一天，我正在    党校学习，班主任夏菲让我跟她去一趟鄂豫边区党委，走了两里路，到了党委办公室后，夏老师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    不一会儿领导们进来分别找我谈话，第一个就是李师长（李先念）。领导们向我介绍了任质斌这么一个人，包括年龄、名字、职务、战斗事迹等基本情况，最后问我的意见，我也没多想，就说“服从组织吧！”    然后我被送到任政委（任质斌）的办公室里，他一直在外面忙，一直等到天黑，我连他的面都没见上。当晚李师长、陈少敏等几位领导跟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就算是结了婚。李师长还笑着说“我就当大舅哥了！”    新婚时期我们住在白果树湾杨三婆家里，她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山区的夏季蚊虫太多以致无法睡觉。组织上于是派人从战利品中挑选了一顶蚕丝蚊帐送给我们做新婚礼物。虽然蚊帐支起来了，但仍有不少蚊虫钻进帐内来，搅得人睡不着。于是，我俩拿着煤油灯在帐内捕杀蚊子，一不小心将蚊帐烧掉一个碗口大的洞，我找来一块纱布给缝上了。2007年我向相关纪念馆捐赠了这顶我珍藏多年的蚊帐，上面还看得到当时烧焦的痕迹。    任政委身体不好，经常咳血，当时被当成肺结核治疗，1958年才被确诊是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我们55年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照顾他放在第一位。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    我，我认为是组织安排我照顾他，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叫他“政委”，他叫我“胡同志”。    任全胜：父亲和母亲是在战争和工作过程中建立了永恒的爱情，直到父亲去世，他们55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50年代父亲受到很大冲击，职位被一捋到底，但母亲仍然一如既往地敬重父亲，精心照顾他的生活。他们的感情很好，生活中从不争吵。    父亲对大悟有着深厚的感情，建国后对大悟的发展倾注了很多精力。1984年深秋，父亲建国后第三次回到大悟，坚定了一个长年萦绕的心愿：百年之后，要和战友、烈士们在一起。1998年12月22日父亲在北京逝世，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于1999年1月9日，没有惊动任何部门和领导，南下湖北将父亲的骨灰带回大悟，撒放在鄂豫边区烈士纪念碑前的两棵雪松周围和大悟县最高的五岳山（西大山）上，让他回到这片曾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上，回到共同战斗的老战友们中间，永远和大悟人民在一起。    任质斌（1915-1998），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代理豫鄂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纵队政治委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五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五师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在湖北浴血抗日8年，参与指挥1941年大悟山反击战、1942年底大悟山反“扫荡”、尹集战斗、豫西南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五师鄂豫皖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2纵队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参加中原突围。建国后，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等职，是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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