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钢人队:我所知道的康生：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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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眼中的“左倾分子”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缓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
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我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我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