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弹簧管:李凌：我所知道的刘善本和周宇驰

李凌：我所知道的刘善本和周宇驰

　　刘善本和周宇驰，在现当代中国史中都是相当知名的人物，不过二人有本质的不同。

　　刘善本，驾机起义，奔向延安，投入人民的怀抱，英名远扬。

　　周宇驰，林彪叛国集团的核心分子，参加“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参加谋害毛泽东的罪恶活动，遗臭万年。

　　20世纪50年代头几年，我和他们曾在空军某航校共事，知道一些情况，现介绍如下：

　　（一）

　　1949年春，我随中共中央青委离开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入北平。开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团中央后，我留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室主任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兼。同年12月，组织上宣布，把我调到空军某航校担任政治教员。我有点感到突然，后来才知道，空军新建，要办若干航校，以培养大批空、地勤人员。空军的学员有大量知识分子，因此空军党委向中共中央申请，要求从华北联大（人民大学前身）和中央团校等校调一些教员来航校当政治教员，政治、文化水平要求都很高，这个申请，经毛主席批准，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和空军司令刘亚楼等选调，我在团中央，也被选上了。

　　我到航校，校长几经更选，不久，上级派刘善本来当校长。

　　刘善本，原是国民党派去美国培训后回国的飞行员，他思想进步，反对内战，于1946年6月26日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美制B24式530号轰炸机起义，飞向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热烈欢迎。此事震惊中外，给蒋介石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严重地动摇了国民党部队的军心，引起了连锁反映，不久，又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俞勃驾机起义，飞过南京蒋介石总统府上空时，还投了几颗炸弹，吓得国民党官员们胆战心惊。后来，又有邓兆祥率领当时最先进的军舰“重庆号”全体官兵起义。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的很多很多，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对促使蒋家王朝迅速崩溃，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善本则是技术兵种起义第一人，带头人。1949年2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老实说，过去许多人对国民党飞行员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们都是一些骄傲自大，飞扬跋扈的花花公子。

　　但刘善本到航校和大家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的印象大大改变。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但老成忠厚。有教养，作风谦虚，待人诚恳，而且教学有方，因此深受航校同志们的爱戴。

　　当时航校学飞行驾驶的相当大一部分学员来自陆军战斗部队的班排级干部。他们年青，作战勇敢，但文化程度比较低，对“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等一类比较抽象的理论不容易学懂。刘善本多次要求教员们要耐心，谆谆善诱，他自己还作示范。为帮学员学习，他和教员们一起造了许多教学模具、模型、进行形象教学，起到良好的作用。

　　我们航校地处东北，冬天机场很冷，但刘不怕严寒，经常到机场去，和地勤人员一起检查飞机发动机和各种机械，发现故障，就和他们一起拆卸，修理和安装调试，还结合实际，给他们讲各种机械原理。大家发现，这位留洋回来的校长不但知识渊博，而且和蔼可亲。

　　他经常对空勤人员说，空勤、地勤人员都是平等的，地勤人员十分辛苦，空勤人员应尊重他们的劳动，不要学习西方国家有的空勤人员歧视地勤人员的恶习。

　　那时，从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人员（包括俞勃在内）很多都在我们这个航校从事教学等工作。刘善本鼓励他们学习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还组织他们进行文体活动，唱革命歌曲。我还记得在一次文娱晚会上，刘和他们一起唱《新民主主义青年进行曲》：“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毛泽东领导着我们，向反动派坚决斗争。千万青年，跟着毛泽东，永远向胜利，永远向光明！”歌声中充满着豪情，可以看得出，刘善本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着崇敬，对新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后来，刘善本被调到空军某师任师长，这个师的空、地勤人员大多是我们航校毕业的学员，刘现在是他们的领导，又曾是他们的老师，所以，全师上下都很团结。有一次，该师打了胜仗，捷报传来，我们全校欢喜若狂，大家都觉得，这些年的辛勤工作，结出了丰硕果实，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时领导派我带几个同志和一些慰问品到该师慰问，见了刘师长，我们祝贺他平时严格要求，训练有方，指挥得当，因此打了胜仗。他却说，飞行员们作战勇敢，地勤人员吃苦耐劳，这是大家的功劳，也是在航校时良好的训练和你们政治教育的结果。他还检讨了自己工作上的一些缺点，丝毫没有居功自傲的表现。

　　回航校不久，我被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当编辑，接着就是反胡风、肃清反革命、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狂潮席卷中华大地，被批斗的人数以千万计，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被整死的很多很多。在这狂潮中，我被打成“极右”，九死一生，有时想起航校那段生活和同志们，也想起刘善本，但已恍如隔世了。

　　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当时，被“解放”幸存下来的人们第一件大事就是到处打听，过去的老同志、老熟人和老朋友们怎样了？死了没有？当知道不少的老同志都已被折磨死时，幸存者热泪盈眶，相对唏嘘不已。

　　至于刘善本，像他这样出身和历史的人，大家猜想，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他果然被折磨死了。

　　听说，文革前他从部队调到空军某机关担任训练和教学研究工作，文革期间，他被关起来受审讯：

　　“国民党有许多飞行员，为什么单挑你去美国受训？是不是你和蒋介石有特殊关系？”

　　“你在美国学习期间，认识哪些教官？哪些同学？还有什么朋友？你们有些什么阴谋勾结？要详细交代，还要按照日期写出各个阶段的证明人。”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逼人于死地的，还有更难回答，更令人痛心的问题：

　　“你在国民党空军中是受宠信的，受提拔的，如果你跟蒋介石走，你肯定会得高官厚禄，升官发财，为什么抛弃这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奔延安吃苦？”

　　被这些问题折磨，他一片赤诚投奔革命，反而因此被怀疑，被迫害，他太痛苦了，决定以死抗争，1968年3月，他含冤去世了。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实际行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对人民事业的热爱？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可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这些英勇的行动却被认为是可怀疑的因素，可被迫害的因素。

　　在某些人看来，所谓“唯物论”，就是人们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而活着的。这些人自己，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革命的。于是他们以自已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就怀疑，刘善本（以及其他剥削阶级出身的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拥有很高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有高官厚禄的前途，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吃苦？肯定是为了自己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和以后更高的官运，这就只能解释为拿敌人津贴的“间谍”、“特务”了。如果有人辩解说：“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贯表现很好呀！甚至有的还是负过伤，立过功呀！”回答说：“这是伪装，甚至是苦肉计，企图长期埋伏，危害更大！”

　　于是这些人就用这样思维定格去看待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不知道也不承认许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了崇高的理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抓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以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多次政治运动。毛的阶级斗争的口号正反映了和迎合了上述的某些人的观点，而当权的又大多数是他们。于是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受迫害就不可避免了。

　　解放初期，我党曾提出过“个人出身自己不可以选择，但道路自己可以选择”，“我们是有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这些口号曾鼓舞了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努力工作。但实际上许多地方执行的是唯成份论，或者在档案里装的是根据成份作出的评价：“阶级异已分子”、“内控不得重用”，等等，许多同志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自己还不知道。

　　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抗战初期，就在中学参加了中共，在西南联大，她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她为了躲避白色恐怖，她跑到贫苦的农村继续干革命，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她任团中央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她曾“现身说法”，说明党的“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的政策。当时许多青年受到感动。但她自己在文革中，正是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而被迫跳楼自杀！

　　文革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更不知害死多少无辜！

　　连刘善本这样曾驾机起义，为革命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作出过巨大贡献、打过胜仗的人，也因为出身和历史问题而不能幸免！

　　（二）

　　周宇驰，又名金培，本是冀东一个县的初中学生，后来参加了我军地方部队某团，不久，这个团被编入四野某兵团，而该兵团及其所属的某些师、团的机构并入空军，于是周宇驰就成为我所在的航校的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连级干部。

　　我来航校，本来是担任政治教员的，后来兼任宣传科、文化科的副科长。我们这个航校规模相当大，除了大批的空、地勤教员和学员外，还有司、政、供（后勤）卫机关和大批警卫部队，还在附近几个县，有几个机场，有不同的机种，供飞行学员从初、中级教练机到正式战斗机逐级学习（这样一到部队就可以参加战斗），每个机场也各有空地勤教员、司、政供、卫一套机构和大量警卫部队。

　　在宣传科、文化科下面有几十个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还有几十人的文工队，政治教员要分别到各机场的给学员、干部和战士上政治课，文化教员要给出警卫部队的战士上文化课，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和高玉宝的“我写我”的经验。当时总政、空政对这些都抓得很紧，规定时间、进度和要求，还不时派人来检查，教学效果也相当好。文工队则要到各机场轮流演出，放电影。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平常要备课，教课，还要示范教学，互相切磋，批改作业，等等，总之，大家都很忙。

　　那时，部队对知识分子级别控制很严，教员们大都是高中毕业生，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有的大学生工作好几年了，还是副排级、排级，所谓“兵头将尾”，也就相当于地方二十几级吧！但大家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的伟大事业，仍然努力工作。

　　周宇驰当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为是从部队出身的，以工农老干部自居，他有些小聪明，能说会道，很快就当上了政治部的党支部委员。他文化低既不能讲课，又无专业知识，在大家忙碌时，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抓阶级斗争。窥伺领导的风向，成了他的专长，其手段是翻阅教员和文工队员们的档案，有时候叫他们反复写“自传”，从中发现他认为的某些“问题”或“矛盾”，就记在本子上，并向领导加油加醋地汇报，这样就使领导得到印象：教员和文工队队伍严重不纯，而周宇驰则是阶级斗争觉悟高，原则性强，看问题尖锐。

　　教员们也有休整的时候，本应该放松休息，恢复精力。但周宇驰却抓紧时间，以领导的名义，组织学习。所谓学习，只是“幌子”，其实就是政治审查，要大家写自传，写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等。提出要“向党交心”，口号是十分响亮的：“你要党相信你，首先你要相信党”，“你把一切问题交代了，就表明你相信党，党也就更加相信你，以后可以更加了解你，提拔你”，“不管什么问题，交代出来不会处分，还会取得党的信任”，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一切情况，无论大小，那怕一闪的私念，都要坦白。于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党的信任，就把自己曾祖父辈当过什么官，有过什么剥削，有的把自己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的从未见过面的远房表亲都交代出来，有的把自己在小孩时因为老祖母多病，曾到“吕洞宾”祖庙烧香祈祷祝祖母早日康复等等。也作为“问题”交代出来。抓到这些“材料”以后，周宇驰就变脸了，违背了在动员学习时作出过的诺言，把这些“问题”上纲上线，往死里整，把这些人作为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社会关系复杂，不可信任分子，吕祖道分子……等等，整得个个痛哭流涕，万没有想到，对党交心会得到这个结果，伤心到极点，有的受处分，有的被调离，对于没有受处分的人，周宇驰说：问题还抓在组织手里，以后还要继续审查，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青年都是抱着满腔热情参军的知识分子，整来整去，其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的“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对此，我曾向领导提出过意见，领导说：你就分工管好你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工作由金培抓，你们知识分子容易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金培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能发现问题，等等。使我无话可说。

　　这样，周宇驰就凭他敏感的嗅觉，窥伺方向的本事，踩着别人的肩膀，获得“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的 “美誉”，一直往上爬，文革前就爬到空军司令部处长的高位。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首先抓空军，1967年派儿子林立果来空军穿上空军军装，不久林立果又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又任命 “阶级觉悟高”的周宇驰当林立果的“秘书”。吴法宪为拍林彪的马屁，宣布“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林立果同志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周宇驰立刻抓住这个往上攀爬的好机会，于是，在各种场合下，他反复大力宣传，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中猛烈地刮起来：“对林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 ，“要处处捍卫林立果同志！”“要踏踏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对林立果同志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周宇驰就靠这样的吹捧手段，他自己也从处长的地位爬升为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并且获得林彪父子信任，视为心腹中的心腹，让他参加绝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五七一者，武装起义也）的制订，让他多次带着林彪的“口谕”向林彪反党集团“各路诸候”传达林彪父子谋害毛主席的行动计划（包括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坐的火车；用高射炮横射毛的火车；调林的心腹“教导队”以有坏人要害毛主席为借口，制造混乱，趁机往毛的车厢冲去；趁毛接见时，进行暗杀等等）。

　　但是，这一切阴谋都没有得逞，1971年9月13日，林彪父子得知阴谋被发现，驾机外逃，截戟沉沙。同日，周宇驰和林彪集团的另一个死党于新野一道强夺乘直升机外逃，被发现迫降，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和周宇驰夺枪搏斗，被周杀害。迫降后，周、于不肯投降，自杀，结束了他们可耻的一生。

　　周宇驰的实例说明，那些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专门整人的人，并不是对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有什么感情，而只是窥伺毛泽东一再号召阶级斗争的风向，是一种投机行为，以达到自己往上爬的目的罢了，其内心是十分肮脏十分黑暗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