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汉良演唱会2016广州:人 生

              一：人生醒悟篇                    人之为人 贵在醒悟

　　古希腊传说中有一个狮身人面怪物叫斯芬克斯，它让每一位路人猜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答不出来，它就把人吃掉。最后有一位智者终于猜出了谜底——人。于是，斯芬克斯跳崖身亡。这个古老神话隐喻颇深，它告诫人类：人最大的迷就是人自己，迷中之人，毁灭随时可能降临；醒悟之人，危险当即消逝。这是向人类发出认识自己的呼唤，是唤起人类觉醒的警钟！
    可是，迷中之人是很难自醒的，古代圣者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中国古代，先秦诸子普遍告诫人们认识自己。孔子认为，人是最重要的，也是他最关心的，人以外的事物他并不重视。有这样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故事说：有一天，孔子退朝回来，听说马厩着火了，他只问有没有伤着人，并不关心马怎么样。孔子经常告诫人们要“自省”，“自讼”，重视对自己的认识。老子非常重视人的觉醒，他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他告诉人们，一定要在自我认识上下功夫，使自己清醒起来，明智起来。古希腊圣人苏格拉底，是西方第一位以思考人的问题为己任的思想家，他认为人最重要的是探索自身的秘密，他的名言是：“人啊，认识你自己。”
    几千年来，人类对自己的认识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早期神话反映了人类当初是把自己与神连系在一起认识的，认为人是神造的，神人是同形同性的。到中世纪，西方進入信仰时代，一切以神为本，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也因此具有了神的形象，是因为人犯了错误，有了罪过，被赶出天国，来到世间。人世间是充满诱惑和罪恶的低层世界，在此环境中，人最容易堕落和败坏，所以人的一生会有无数的罪孽和苦难，靠自己是无法脱离苦海的。人只有信仰上帝，听从上帝的教诲，忏悔和克制自己，才能得救，重返天国。后来，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开始变化，逐渐抹杀人的神性本质，侧重从表面的自然性和肉身的感性方面来认识，这样，人对自己的认识便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人们以摆脱宗教束缚为由，大肆宣扬人间幸福和现世享乐。从此，对人的认识就越来越表面化和所谓的人性化。到了近代，实证科学发展起来，把人的思维又進一步引到最外层的物质世界，对人的认识也趋向物质化。“進化论”推出之后，人们把漏洞百出的猴子变人的假说当作了真理，使人对自己的认识走入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人们从物质方面给人下定义逐渐多了起来，甚至把人与动物连系在一起。诸如，“人是陆栖两脚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是机器”，“人是符号动物”，“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等。人的真正内涵被掩盖起来，人的精神、思想、道德、良心等生命本质的方面被忽视了，甚至逐渐在消失。这时，人也就在迷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现代社会流行的文化，其实是一种物质文化、亵渎神的文化、是迷惑人的文化。
    不能把人仅仅归结为物质存在，就本质来说，人是精神存在。中国古人认为，对事物的认识有两种思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注重对事物的表层和物质的认识，是形而下的认识，注重对事物本质（精神）的认识是形而上的认识，形上追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同一的，就是道。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的精神特性，是万物的本源和本质所在，只有按照形而上的思路，从精神特性方面去认识，才能发现人的本质。儒家主要是从人心、人性方面去认识人的。孟子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 公孙丑上》）孟子告诉人们，人的本质在于心，有同情心、羞耻心、忍让心、是非心，即知仁义、懂道德的人，才能称其为人，否则是没有资格当人的。概括地说，德性是人的本质，儒家留给世人的文化是重德向善的文化。
    佛家是在更高的境界和更大的视野上来认识人的。佛家认为，人的形体肉身并不是人的真正生命，肉身只是生命的载体，真正的生命是元神。元神并不产生于人的空间，他是生于高层空间的生命，由于某种原因，他穿上了肉身的外衣，来到世间。百年之后，元神脱去人皮外衣，在三界六道中轮回，这样，人的生命就不只是一生一世了，他是一种多生多世的生命存在。肉身是短暂、易逝的，生命（元神）是永恒、不灭的。生命在宇宙中，是会变换位置的，掉入三界的生命是很不幸的。在宇宙中，三界是最迷、最苦、最脏，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人要想脱离这苦海，就必须跳出三界，走出五行。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修炼。佛教给世人留下的是修炼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文化，是精神文化，是通过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半神文化，是破迷救人的文化。可惜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却逐渐被人们忘却和遗弃。现代中国，人们的信仰底线和道德底线都很低，在迷中越陷越深。迷失方向，没有信仰又不讲道德的人什么事都敢做，而且做的都是蠢事、错事、坏事，却不自知，结果罪业深重，灾害频发，已经陷入危险境地。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宇宙更替的最后净化期内，必定会有大觉莅临人世，以佛家或道家的上乘大法来净化宇宙、净化人的心灵。以唤醒世人，挽救众生。佛法云：“如果人类能从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佛法’可以为人类洞彻无量无际的世界。千古以来，能够把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整个宇宙圆满说清的唯有‘佛法’”（《论语》）。佛法就在人类面前，拯救人类的宇宙大法正在世间洪传，人啊，醒悟吧！  

二：人生命运篇

           知命重德 自主未来

    孔子对命运的认识在《论语》中有所记载。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是一位德行高尚的君子。孔子在鲁国作司寇时，曾派伯牛作中都宰，周游列国时，伯牛也始终相随，归鲁后，伯牛得了“恶疾”，一病不起，孔子很伤心。“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说伯牛有病，孔子去探望，从窗户外面握着伯牛的手，说：“要永别了，这是命运啊！这样的好人竟有这样的病，这样的好人竟有这样的病啊！”孔子相信有命运，知道命由天定，称为天命。“五十而知天命”是说他五十岁时，对自己的命运的天定必然性有了理性认知和把握。孔子认为，天命虽然可知，但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所以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现代人受实证科学的影响很大，甚至受无神论、唯物论的毒害很深，致使许多人不相信命运的存在，认为人生的经历和际遇都是偶然的、随机的。相信和不相信只是表面的认识差别，内心的向往和追求都是一致的，即都关心自己的前程，古代人讲福、禄、寿、禧，现代人追求升官发财、吃喝玩乐。为此，许多人占卜算卦、烧香拜佛、供养神灵，这些都是试图了解和改变自己命运的表现。其实，命运是天机，命中定数是不能改变的，正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
    天定的命运流年常人是不能知道的，但是应该明白命运形成的天理——善恶果报。这对现代人来讲有点难度，因为现代人对事物的认识是狭隘的、单空间的、片段的，对超越时空的现象难以理解。有些人为什么对命运持怀疑态度，甚至不相信呢？原因就在于后天形成的观念在束缚着他们，只有摒弃后天的狭隘观念，打开受时空限制的思维，才能理解天理天法和超时空现象，包括人的命运。宇宙极其庞大复杂，存在着许多空间，不是人所认为的单空间存在。在微观和宏观的各层粒子之间有无数的空间，许多事物都是多空间因素的聚合或作用而形成的。人世间发生的事情，往往根源都在另外空间，是微观空间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古代先人留给我们的是天人文化，讲的就是人世与高层（微观）空间生命之间关系的道理，所谓天命指的就是上天（高级生命）安排的人生命运，在人这就表现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必然性。另外，人的真正生命（而非人体）也不是只有世间百年这一小段历程，他有自己的前世、今世和来世。“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生命也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命运循环过程。
    佛家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是突破时空的，是站在很高境界上的全方位、全过程的认识。佛教认为，人的生命（元神）是多生多世的，并且在多层空间中轮回转生。生命过程中的善恶行为都是有记载有标记的，在微观空间（即天上）有层层的高级生命，都在按宇宙的善恶果报的天理在均衡和控制着一切。人在今生所经历的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前世种下的“前因”的结果；今生所做的所有善恶之事是为来世种下的因缘。善恶果报是人生命运形成的基本法则。佛教有一个人生命运形成的著名公式：“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来生事，今生作者是。”这是留给人们的前因后果环环相扣的命运流转的理性展示。今生命运是前世之因所定，这是定数；来世命运取决于今生所为，这是变数。未来的一切取决于今生的选择，今生所为就是未来的命运。可见，人生命运的最终决定者说到底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即“命由我作，福自己造。”天理贯穿下来，对人世间的要求是重德向善的普世原则。孔子是知天命而重人事的圣人，他对天命的理性认知中发现，人在这肮脏的世界里必须注重自身的德行修养和加强道德实践，这样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所以他用一生的心血为后人创建了以“仁”为核心的为人之道——儒家学说，教人修身养性、行善积德。
    明代人袁了凡是一位了悟人生命运规律、自主未来命运的明智之人。他十五岁时，结识一位易学先生，推算他次年将有三次秀才考试，即县试、府试、省试，并且把每次取得的具体名次都告诉了他。第二年应试结果完全应验，这使他确信人生命运是既定的，人只是在实际演示已定的命运流年。于是，他就请先生推算自己的终身命运。先生告诉他，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然后被选为知县，任期三年半，即宜告退，五十三岁时当归于正寝，惜无子。他的经历在不断的验证已定命运，这使他静心止求，一切顺其自然。三十五岁时，他又结识一位出家人，这位禅师告诉他人生命运不仅有定数，也有变数，未来命运全靠自己把握。因为三世因果相通，一切由缘所定，关键是当下如何做人。禅师还给他讲了做人要改过迁善、真诚待人、宽容大度、行善积德的道理。袁了凡铭记在心，从此注重修身，广结善缘，常年坚持做善事，十一年行三千善事，为官后又发愿为百姓做万件善事，行善积福德，命运也由此开始改变，发愿得子，果然实现，五十三岁平安度过，一直活到七十四岁，晚年得福。
    袁了凡的经历告诉人们，当下所为就是未来命运，做人必须重德。孔子留给后人的做人准则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自己负责与为他人负责是一致的、统一的，处处为别人着想才是真正为自己着想，与人为善才是善待自己。人要主宰自己的未来命运，就应当重视做人，修身养性，行善积德。现代人往往重视做事，而忽视做人。道德意识淡漠就意味着道德实践的下滑。在名利场的激烈竞争中，为私为我的意识在不断的强化，私心膨胀必然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罪业越来越大，等待他的必然是恶报偿还和险恶的未来。人啊，醒醒吧，应当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呀！   三： 人生修养篇

              修身立德 成贤至圣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孙叔豹与晋国大夫范宣子有过一段关于立德的对话。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谓也？”孙叔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说的是世事流转，万物不居，有什么能成为不朽呢？其实，世间很难找到不朽之物，但人有三种行为，即立德、立功、立言所形成的精神却能够世代相传，久而不废，应属不朽。其中立德最为珍贵，当居太上首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不朽”学说。
    对人来讲，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容易被忽视，可它却是人所必备的。从精神上来说，德是为他的真诚善念，是为众的精神特性，是人之为人的根基和标志。孟子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的差别在于人有德性，只有守住德性，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同时，德也是人的立世之本。人生在世，责任在肩，只有为他人、为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才能堂堂正正的立足于世。可是，许多人的责任意识甚微，他们注重名利而忽视德性，致使争名夺利之事随处可见，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为人之道。《礼记》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乃身外之物，是过眼烟云；德乃自身之宝，将永世相随；德是未来命运，又是传世之宝。正因为这样，古代圣人把德视为自己真正的生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便由此而来。
    德是内存于己的素质，立德必须修身。宋代欧阳修说：“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他认为，君子与小人并非天生注定，人格高下取决于自身的修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只重做事不重做人，只想赚钱当官，不修自身品德，就会道德下滑，人格蜕变；相反，重视做人，注重修养，世俗小人也会成为有德君子。《大学》曰：“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说，上至君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一律以“修身为本”，人人重德向善，就会出现家庭和谐，民富国强，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
    修身的方法很多，最基本的方法是省察自己的一言一行和起心动念是否符合做人重德的要求，儒家称为自省。孔子和他的弟子都非常重视反省自身，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告诉人们，见到贤德要向人学习，见不道德之事应当以此为镜向内照照自己，看自己是否也有此不良之心。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讲了自己的修身之道，他每天都要多次反思自己：为人做事是否做到了真诚；与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信义；对学习的做人道理是否贯穿于自己的行为实践之中。历史上的贤德之士都是修身自省的典范，诸葛亮就是突出的一位。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首次率兵出祁山北伐中原，任用马谡做先锋，据守军事要塞街亭，但马谡刚愎自用，丢失了街亭。诸葛亮不循私情，挥泪斩马谡，并为此深刻反省自己。在向后主刘禅上书《街亭自贬书》中，他深刻检查自己用人不当导致失败，街亭一事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并自贬三级，以承担此责。刘禅只好贬诸葛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依然统领全军。“终日不见己过，便绝圣贤之路。”经常内省自咎，才能成贤至圣。
    自省之后就要改过。“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勇于和善于改过以免再犯，先贤对此都很重视。孔子曾反复强调有过必改，他主张“过则勿惮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他本人非常欢迎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并认真改正，“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看到颜回 “不迁怒，不贰过”，非常赞赏这种闻过则喜，知过必改的可贵品质。历史上关于修身改过的事迹很多，廉颇负荆请罪，曹操因马践麦田而割发代首等都是广为流传的佳话。刘备也有一段悔过自疚的故事。一次，刘备酒后与庞统发生争执，他带着怒气对庞统发作：“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简直在驱赶庞统。半夜酒醒后，他记起自己的失言，“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请庞统谢罪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庞统曰：‘君臣俱失，何独主公，’玄德亦大笑，其乐如初。”改过是弃恶从善，完善自己，是每个人都必须重视的修身之道。
    克己自律、独善其身也是修身的重要方面。每个人都有善恶两种因素，抑恶扬善就要严以律己，绝不能随波逐流。元代大学者许衡，一年夏天路过某地，天热口渴，适逢路边有棵梨树，人们都去摘梨止渴，唯独许衡端坐树下。有人劝他也去摘梨吃，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拿来享用的。劝他的人说：现在世道混乱，这棵梨树恐怕早就没有主人了。许衡说：梨无主，难道我心中也无主了吗？许衡在乱世能守住自己的良心本性，这是对自己心中之主负责的表现。历史上的贤良大德都是经过严格的律己修身成熟起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成为历史上的贤德明君，关键在于注重修养，严格律己。他把百姓比做水，君王比做舟，指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以天心民意为准绳，严以律己，谦恭自守，勤于纳谏，从谏如流。皇帝率先修身，带动群臣百姓修德向善，天下人都成为有德之士，社会自然富庶太平，从而开创了富而有德的盛世天下，被称为“贞观之治”，成为后世治国的楷模。
    古人修身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在孔子心目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是古代圣人。他们都是经过严格修身而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同时他们的道德践行又建树了“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功业。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自己承认，他并非天生就是圣人，而是经过一生的修养磨练，最后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必须经过修养磨砺过程，道德修养要从细微小事做起。三国时刘备遗诏后主刘禅，告诫他“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要注重自身修养的点滴积累，才能修出贤良高尚的品德，从而使人敬服。“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圣贤的高尚品格往往在穷达生死考验中得到升华。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松柏在万物凋零的严冬仍然生机勃勃，傲然挺立，高尚圣贤在艰难考验中坚贞不屈，光辉耀目。

四：人生事业篇

              大德大志 成就大器

 

    孔子和子路有一段关于大德君子的问答。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答：“要修养自己，提高思想境界，保持一种严肃恭敬的心境。”问：“象这样就够了吗? ”答：“修养自己提高了境界，就应当对周围的人尽到责任，使他们安乐。”又问：“象这样就够了吗?”孔子答：“高境界的大德君子还应当使全体百姓得以安身立命，尧舜恐怕还担心做不到呢。”这里孔子讲的是“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通过身心修养达到圣人境界，即“内圣”，高境界的心灵素质是内存于己、外施于人的，还应当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即“外王”。孔子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大学》中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都是“内圣外王”之道。
    现代人重视做事，轻视做人，为了成事，片面强调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其实做大事、成“外王”的关键因素是德。有人说，做小事凭知识和才华，做大事则靠品德和修养，也有一定道理。小事往往属于个体行为，做自己分内的工作，知识和才华的作用是明显的；可是大事一般都是团队和群体行为，甚至是千军万马的大规模行动。指挥千军万马的将才、帅才光有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修养有素、品德高尚。德高望重讲的就是大德之士才能人心所向、凝心聚众，人气旺盛、成就大事。诸葛亮是成就大事的世间豪杰，人们往往只注意他才华出众、智慧超群的一面，而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更重要因素是品德非凡，是“内圣外王”的人格素质。诸葛亮鞠躬尽瘁、忠贞不二、知人善任、为人向善、襟怀坦荡、宽宏大度的品格使人赞叹，为众将所服，成为蜀国的肱骨大臣。可是刘备称帝后不久便离世，他给诸葛亮遗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若不才，君可自取。”可是，诸葛亮从不为此动心，一如既往、禅精竭虑、一心辅佐幼主，为羸弱的蜀汉王朝无私奉献。长期的戎马生涯使他积劳成疾，捐躯在五丈原前线，他的高风亮节不仅回报了刘备的知遇之恩，也为后世留下了受人景仰的“内圣外王”的人格楷模。
    大德之士方能承担大任。“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就大事的因素不仅有表面的人格和品德，还有人的更深层德的因素。人的厚德不止是今生今世行善事所形成的，而是生生世世积累的结果，积德行善具有厚德的人被称为大德之士。这样的人由于他自身带的德多，必然在人事活动中有所显现，表现为做事顺利，心想事成。他要学习就会聪明过人，出灵感，有才华；他要工作就会机遇遍地，处处顺利，成绩优秀；他要办事就会人心所向，水到渠成，万事如意。这些都是他内在厚德在发挥作用。事实上，世界上有许多担大任、成大事、很富有的人，他们不一定念许多书，有很大的学问，可是他们的人气非常旺，干什么都顺利，做什么都成功，事业越来越大，成为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人生的一切福分荣耀都来源于自身的德，历史上的名人伟人是神根据他的福德赋予他的荣耀。
    古代圣贤不仅修德于内，同时也立志于世。“有志者事竟成”，说的是成就事业须立志，有大志者才能成就大事。宋代名臣范仲淹从小就有志向，一次他问一长者：“我将来能不能做宰相？”答： “不能。”又问：“如不能为相，那能不能当医生呢？”长者反问他：“你怎么又想当医生呢？”答：“因为只有宰相和医生这两种人能救人，能为民造福。”他一直为实现自己志向修养自身，他曾自述：晚上睡前总要想一想一天所做之事与自己的俸禄费用是否相称，如不相称就寝食不安，第二天就要更努力去为民办事以求相称。由于他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想的是为民造福，所以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始终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做官之后仍然保持着从前秀才的俭朴生活，大部分收入用以济贫，他曾用自己俸禄养活过三百多户穷人。
    孔子经常与弟子谈立志，一次与颜回、子路一起谈各自志向，子路说，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他的志向是从物质方面关心和帮助他人，颜回说：“愿无伐善，无施劳”，他的志向主要是从精神方面不给别人带来不悦和麻烦，使人向善。孔子讲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说，他要使普天下的人都安居乐业，安身立命，这是高境界的圣人之志。师徒三人的志向差别反映了他们的境界差别。人作为生命，不仅是物质存在，从本质上讲是精神存在，所以人不仅有物质要求，更有精神需要。人的良心要求人要有道德，多为别人付出奉献；生命的本性是善，要求人要有信仰和境界追求，人们在道德精神领域的需要和追求不同，会使人的境界出现差别。虽然同在一世，但人却有境界高低之别。儒家讲的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小人，就是处在不同境界上的人。境界高的人，站的高，看的远，胸怀广，志向就大。心里装的是普天下所有的人，就会“泛爱众”，普惠天下；心里装的是宇宙众生，就会亲和万物、慈悲众生。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志向，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将诗文化推向了顶峰。宋代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志向，他以“民胞物予”为核心，提出了“宇宙伦理”，即“伦理宇宙学”。
    修德向善，为民立志，才能委以重任，成就大器，这是天理。 “境由心造”，是说生命境界取决于心境。所以，古人非常重视治心、养心、修心、净心，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才能超越自我，提高境界。其实，儒家、道家、佛家都讲修心性，儒家讲仁，要按仁的标准修身正心，孟子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前的首门功课是“苦其心志”。道家讲真，主张“心斋”，即按真人标准修心养性，净化心灵。佛家讲善，要按善的要求修心、净心，修出大善之心，慈悲众生，救度众生。其实，修心性，提高生命境界，是必须有修炼标准要求的，按人理人道要求，可以达到人中的圣人境界；按天理天法要求修炼，就会超越常人，达到神佛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