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楼怪人爱斯梅拉达:增城“外来工”事件调查

增城“外来工”事件调查

6月11日开始，大敦村里汽车被点燃后那奔腾的火苗，成为当时围聚人群的“狂欢”篝火。尽管广州警力一直努力“控制”局面，火苗却如同打游击般此消彼长，直至6月13日方才彻底熄灭。

事后，不少外地人脸上出现轻松的笑容：“以后在这里生活，环境要好得多了。”

激愤的人群

6月10日晚9时许，挺着大肚子的王联梅（20岁，四川开江县人）与其丈夫唐学才（28岁，四川开江县人）在新塘镇大敦村一商铺门口摆地摊卖牛仔裤，遭遇了当地的治保员。

增城警方通报的情况是：10日21时许，王联梅夫妇占道经营，大敦村治保会工作人员对其劝离，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孕妇（王联梅）倒在地上。

事后，当地民众对通报中的“劝离”一词很有非议。有知情人称，治保员根本就不是劝，而是直接要扣王联梅的摊档，“目的就是叫你交罚款”，就是因为这样，双方才会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

王联梅夫妇与治保队的冲突吸引了很多围观者。而王的倒地，起了催化作用。新塘镇政府领导和派出所民警赶到，唐学才同意政府调解，但围观人群却不许王联梅上救护车。

一位大敦村的四川人称，几年前，一个在新塘镇办制衣厂的外地老板的儿子，因为骑着一辆没有大敦村牌照的摩托车路过大敦村，被该村治保队的人发现，追着跑了几条街。最后这个年轻人在久裕村被治保队的人追上，活活打死，处理结果却是赔了四五十万元，不了了之。很多生活在大敦村的外地人都知道这件事，人们担心孕妇王联梅会遭遇“黑手”。

而在人群外围，“孕妇被人打死”的传言迅速传播，围聚规模不断扩大。

官方通报称，6月10日22时35分许，现场聚集约上百人，部分不法分子向现场做工作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警车和出警人员投掷矿泉水瓶及砖块，并从超市门口逐步向大敦派出所聚集，有滋事者投掷石块，导致多辆警车和私家车辆被损坏。11日凌晨1时许，事件初步得到平息，公安部门对现场进行勘查。但此后又有人向正在清理现场的民警投掷石块、砖块、玻璃瓶等硬物。

有目击者称，在事发商铺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路北是规模上千的围聚群众，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玻璃瓶等物；路南是大量手持盾牌、警棍等警械的警务人员，也多次冲向人群，试图控制一些带头者。警方一旦冲向人群，人群就会自动散开，但不久后又再次聚集。

直到当天凌晨3时许，警方将现场带头闹事的25名滋事人员带回调查，人群才逐渐散去。

难息的怒火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是奇特的。一般来讲，当对立的原因不存在，对立局面也会随之消解，大敦村的情况却不在此列。

6月11日白天，聚集的人群开始超过前一天。警方通报称，围观群众一度达到1000多人。部分不法分子损坏车辆、银行柜员机，袭击公安民警。

官方将通往大敦村的路口封锁，却导致人群开始向大敦村周围移动。据一位目击者描述，6月11日21时许，上千人呈月牙型聚集在新塘镇久裕村久裕综合市场内的久裕大道，一辆大巴车在人群前方燃烧，每逢爆裂声响起，人群中便有一阵呼叫。

据有关人士透露，增城事件中存在蓄意闹事的“挑头人”。这些人都20多岁，不穿上衣，以二三十人为一组的形式，在人群中“有组织”地活动。有几辆摩托车在人群中起引领作用。6月11日晚，人群随着摩托车移动，冲击大敦派出所久裕社区警务室，并放火。随后，人群又随着摩托车迅速向107国道路口方向移动。国道边停放的十余辆警车和驶过的警用大巴都没有逃离被点燃的命运。一位目击者称，当晚在久裕商贸城和107国道附近，他发现共16辆车被烧。

与古巷的冲突不同，此次针对对象明确，直指当地公共服务部门，并未伤及普通本地人。一些当地老伯路过时，还被围聚人群劝“赶紧离开”。

6月12日上午，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唐学才现身发布会现场，念诵手中的纸条：“我们都很好，我老婆和腹中的胎儿都没事，母女平安。”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在此画上句号。

12日当晚，民众向107国道聚集。再次打砸烧过路车辆，此次社会车辆都没有逃脱被打砸的厄运。据称，人群甚至想冲击大敦村5公里外的太阳城加油站，经加油站工作员工“苦求”才作罢。

6月13日，大批警力挺进新塘，局势得以控制。

撕裂之城

目前，大敦村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大敦村的小街小巷之间，又听到衣车转动的声音。

2002年，新塘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评为“中国牛仔服装名镇”。而作为新塘牛仔第一大村的大敦村，在最鼎盛的2004年前后，走在路上几乎看不到人，男女老少都在衣车前埋头做工。

大约在1981年，当时本村人还过着种植水稻、香蕉、甘蔗的农耕日子，一个从大敦村走出去的香港老板回村里办起了第一个“大敦制衣厂”。村里有100多个村民成为员工。员工积累了实际操作的经验后，开始自己办制衣厂。很快，村里出现了“万元户”。大敦村村长曾于2006年对赴村调研的大学生称，新塘镇的牛仔衣裤产业占到全国的50％左右，而大敦村就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这里的富人已有千万资产。

大概就在十几年前，村中几乎家家都开牛仔裤制衣厂，外地人开始大量涌入大敦村。但村里的治安也开始慢慢变差。现在，本村人老卢已将自己的工厂“承包”给月薪7000元的外地厂长去打理了。“都是外地工人，不好管理。”老卢说。

事实上，早年来到大敦村打工的外地人，目前已开了自己的制衣厂。25岁的四川达州人小梅，15岁就来到大敦村打工，今年初已经和丈夫在当地开了一间承包牛仔裤订单的小作坊。尽管从6月11日到13日那几天大敦村的场面是“非常恐怖”的，但小梅脸上反而挂着放松的笑容：“这回治保队的人被打跑了，以后的生活要好过很多。”

今年初才刚刚开档的小梅，最开心的是不用准备给治保队的“保护费”了。以往在大敦村开厂的老乡们都知道，每到下半年，治保队就要挨家收取“治保费”、“卫生费”等。

这支治保队在村里差不多存在了20年。据当地官方表示，是外地人大量涌入后，为应对城中村的警力不足问题，有些村子才花钱自建“治安联防队”。平日，这支大约40多人的队伍在大敦村里却很有“面子”：他们不但巡街、抽查居住证，还充当车管、城管与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地摊贩，罚款，并且罚款不开罚单。

即使本地人，对治保队也颇有微词。在“新塘6.11”事件发生数天后，一个当地摩托仔面对记者对“大敦牌”的提问，仍连称：“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自2007年6月1日起，大敦村开始要求村内所有的机动车（包括摩托车）必须办理本村车牌，每块车牌收取上牌费用50元。如果是外地人，还需要本村村民出具身份证担保。这个要求通知下发后，村内治保会的治保员会不定期设置路障，检查车辆，如果没有上“村牌”，治保员强行没收，处以200元的罚款才可赎回车辆。

上牌费用说是50元，然而本地人大多不愿替外地人担保，外地人多数只得出钱请本地人代办“大敦牌”，花费至少上千。“办牌后，每年还要交200多块钱，这牌子比我的车还贵”，小梅的姐夫称，如果不办“大敦牌”被抓到就要罚款，反抗还会被打。最惨的例子就是被打死的那个外地厂主的儿子。

尽管在当年就有人质疑村治保队是否有发放车牌的权限，但村治保队给出理由：村内大量无牌摩托车是村内安全的隐患，一旦这些摩托车肇事后司机逃逸，对于事故追查将会带来极大困难。

治保队的恶劣名声不仅仅限于大敦村。一位广州的记者感慨道：“由于警力不足，这些人经常协助警方系统的人员做事，几乎从城管到交警各种事情都能沾上一点边。久而久之，他们便真的认为自己是公权力的象征，但却没有正规的组织管理。”

根据媒体今年的公开报道，在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千），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倒挂的典型事例。事实上，这样的工业村在广东比比皆是。相关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即使不发生在增城新塘，也可能生在广东其他工业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