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增城群体事件调查:治保队员打摆摊孕妇引起

　　今年6月10日晚，来自四川的打工者唐学才与他怀孕8个月的妻子，在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路边摆摊时与治保队员发生冲突，由此酿成的群体性事件被当地政府定性为“聚众滋事”。仅过了一个月，镇领导与村干部遭免职，逮捕的人迅速被判刑，这个“牛仔之乡”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的活力。

　　但是，由此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却并未就此消弭。

　　记者◎魏一平 摄影◎晓桐

　　主角与配角

　　3天前，唐学才的老婆王联梅终于生了，是个儿子，这让四川省开江县甘棠镇的谭主任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的增城聚众事件，就是谭主任作为家乡代表去广州新塘协调处理的。他在电话里告诉本刊记者，临走的时候，领导一再叮嘱，母子平安是个政治任务。

　　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唐学才大概是不会去摆地摊的。毕竟，在大敦村这个地方，来自四川开江县的老乡不少，一个28岁的小伙子带着身怀六甲的老婆摆地摊，总是个没面子的事儿。但是，在朋友眼里“老实巴交”的唐学才，眼下似乎也没有多少选择。

　　他小学毕业没几年就出来打工了，刚开始在长三角地区的几个省份，干过十几种职业。3年多前，经老乡介绍来到大敦，工种是装后袋，牛仔裤20多道缝制工序中的一个，也就是缝制屁股上的后口袋，上一个1毛多钱，每天早晨8点干到晚上23点，四五百条裤子下来也能挣个100块。去年，跟所有打工者一样，唐学才在老家四川开江县甘棠镇起了新房子，花光了十几年来打工的积蓄，最后也没有钱装修，只是个水泥盒子而已。在老家，像他这样28岁才结婚就算大龄青年了，家里条件一直不好，除了一点山地，父亲平时在镇上打扫卫生，还有个弟弟也是初中毕业就跑去上海打工了。

　　老婆王联梅今年还不满21岁，也是个家境艰苦的苦命孩子，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早早就过上了外出打工的生活。去年结婚后，王联梅跟着唐学才一起来到大敦，没做多久就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在缝纫机前一坐一天总是不方便，她只好通过老乡关系，从厂里批发些剩余的牛仔裤出来，晚上去摆地摊，进价11块的能卖15块。

　　新塘镇大敦村位于广州市区以东40公里，村里一条长长的主干道，两侧都是四五层高的楼房，表面看跟居民楼一样，但实际上全是加工牛仔裤的厂房，缝纫机的嗒嗒声从每个窗口传出来。每到夜幕降临，厢式小货车就会开到楼下装货，为了节省搬运工，一捆捆牛仔裤索性就从三楼、四楼窗口直接抛到车厢里。在这条主干道上，隆家福超市门前算是个热闹的地方，结束一天工作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来这里喝杯两块钱的冷饮，排队在路边的话吧打个电话，有时候也会约上几个老乡去旁边的夜宵排档吃点东西。

　　唐学才和王联梅的地摊就摆在超市门口的路边。6月10日21点多，街上巡逻的治保队员过来了。按照多位目击者的说法，治保队员要没收他们的货，王联梅自然不肯。“有个队员就打了那女的两巴掌。她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那天天又热，一下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唐学才的开江老乡老康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几百个围观者，派出所和村里的领导都在，救护车也到了。按照他的回忆，当时领导答应先送王联梅去医院检查，医药费由治保队负担，但是代表唐学才出面调解的几个人执意要治保队写个证明，以求保证出钱，对方不肯，就这么僵持不下。恰巧那天很多厂房停电，提早收工的年轻人纷纷跑来看热闹，人群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开始有人起哄，要治保队道歉，火药味越来越浓。有个站在前面的小伙子也许是骂了一句，遭到治保队员的殴打，形势开始失控。混乱中，不止一位采访对象跟我们提起那句已经无从证实的话，有个治保队员喊了一句“打死一个外地人赔50万”，弥漫在空气中的愤怒终于爆发。

　　按照在现场的人描述，当天晚上的冲突目标很单纯，就是村里的治保队。大敦村的户籍人口不过7000多人，但外来人口却有7万，大家对那句刺激神经的“外地人”说，自然不忿。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第二天上午，又有聚集的人群开始直接围到治保队大楼前，在扔了一通石头后，直接冲进去点了火。第三天，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沿107国道向5公里外的新塘镇进发，甚至有过路的私家车也挨了砖头。按照目击者们的判断，这两天的冲突已经并非单纯泄愤了，冲在队伍前面的大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和无业青年，甚至还有小姑娘也提根木头棒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主角已经不是唐学才他们小两口了。虽然老实巴交的他早在第二天的新闻通报会上就拿着小纸条念出了那句母子平安的话，但是已经难息众怒。直到第四天，检察机关公布了19人的逮捕名单，当地警方强势介入，情势才得到控制。

　　20岁的郭刚就是这逮捕名单中的一位。那天晚上，他夜里1点多下楼买拖鞋，看着街上混乱的人群，就坐在超市门口看热闹，黑暗中被冲上来的几个防暴队员摁倒在地，塞进警车里拉到了增城看守所。一夜审讯后，大概是看他腼腆得像个小女孩确实不像滋事人员，第二天中午就送回来了。

　　在新塘采访的3天里，郭刚是唯一一个告诉我们真实姓名的打工者。他两年前来到这里，在一个四川达州老乡包租的车间里干活，负责两侧的裤缝线，做一条是0.17元。经过这么一折腾，他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每天只能在楼下一家固定的快餐店吃饭。他一直在忐忑不安地问我们公安局还会不会抓他，甚至担心不能坐车回家。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毕竟他的名字还在逮捕名单上，可周围的邻居又都纷纷证明他那天晚上确实没有参与。

　　混乱的冲突模糊了主角与配角，绝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仍然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甚至不敢面对我们的镜头，他们对村里的治保队心生忌惮，虽然现在治保队已经解散。

　　牛仔服与人口

　　在新塘，每个村都有一个治保队，他们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就成立的，最早的职能无非是看护老百姓的果树和家畜。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后，他们的职能也就变了。按照大敦村一位治保队员的介绍，村里的治保队现在有40多人，鼎盛时期则有80人，除了负责传统的社会治安巡逻，还要担负消防检查、交通秩序、占道经营、违章建筑、村委办公杂事等等数不清的任务，甚至有时候还要配合计生工作，“几乎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政府”。毕竟，五六年前，大敦村牛仔产业最兴旺的时候，这块面积只有8平方公里的地方就聚集了10万打工者，相当于一个中型乡镇的规模。

　　在当地，流传着“世界牛仔看中国，中国牛仔看新塘”的说法。据新塘商会的统计数据，全国60%的牛仔服出自新塘，在世界牛仔版图中，这里也能占到1/3。全镇共有牛仔服生产及配套企业4600多家，产值超过200亿元，全镇7万多外来打工者中有60%与牛仔服有关。跟很多珠三角城市一样，新塘的发现最早也是缘于其地理优势，穿过小镇的东江直接与珠江入海口相连。早在明末年间，这里就已成为集贸重镇，甚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偷渡香港高潮时，村里有人就是坐着小船一路划过去的。1980年，早年移居香港的新塘人黄林回乡办起了第一家牛仔制衣厂，很快，邻近新塘的大敦村也办起了第一家牛仔洗水厂。大敦村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村干部告诉我们，大敦村当年还是有名的贫困村，全村7000多人只有不足4000亩地，没有像样的道路，去镇上只能翻山过河。但是，靠着人力优势，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办起了做牛仔服的小作坊，牛仔产业自此肇始。

　　按照新塘商会会长湛学驹的介绍，靠家庭小作坊起家的牛仔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兴起一股仿制高潮，打开了全国乃至世界市场，外来打工者大量聚集。1998年左右，兴盛的牛仔产业曾经迎来一个转机，完成资本积累的老板开始寻求买地建厂，扩大规模。从作坊到工厂，提升的不仅是生产工艺，还有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模式，因为工厂具备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提供食宿，半封闭式的管理，工人流动性较小。现在新塘最大的一家牛仔制衣企业创兴集团就是例子，老板早年在相邻的沙埔镇买下400多亩土地，现在全厂3000多人几乎全部住在厂内，甚至还有几百套夫妻房。只可惜，像这样最后完成升级的企业少之又少。大敦村一位卢姓老板告诉我们，土地紧缺，真正有实力拿地的老板并不多。

　　在新塘，已经集合了牛仔服产业的整个产业链，共涉及面料、辅料、缝制、洗漂等20多个行当，“除了种棉花，什么都有”。尤其是后期的缝制和洗漂阶段，机械化程度极低，需要大量劳动力手工。不同于休闲类服装的流水线生产，一条小小的牛仔裤，裁剪、跑线、上拉链、前后袋、打钉，单单是在缝制阶段，就有将近30道工序。然后送到洗漂厂，经过吸水、烘干、喷沙、喷马骝等工序，僵硬的牛仔布开始变得柔软，色调单一的裤子也开始有了各式各样的图案和褪色效果，一条成品牛仔裤才算完成。新塘最大的一家万盛得洗漂厂的杨厂长告诉我们，体现牛仔裤做工的洗漂工艺，至今无法推广机械化，每条裤子的效果都要取决于工人师傅的经验与手艺，“说世界上没有两件完全一样的牛仔裤并不夸张”。他带我们去喷马骝的车间，只见一个个小伙子，把半成品的裤子熟练地套到面前的模型上，用喷枪喷涂化学原料，虽然戴着厚厚的棉口罩，空气中仍弥漫着刺鼻的气味。

　　湛学驹会长告诉我们，因为小作坊的出身，新塘的牛仔主要供应东欧及俄罗斯等中低端市场，距离欧美高端品牌的工艺要求还有差距，每条牛仔裤的加工利润不过几块钱，他分析道：“单件利润低就要上量，上量就需要大量劳动力，人口只能是越聚越多。”

　　2000年前后，大敦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牛仔村。村里重新规划，家家户户建起了三四百平方米的楼房，前面是厂房，后面迷宫一般的房子则作为宿舍。只是，短短十几年间，人口急剧膨胀了10倍，相应的管理资源却几乎没有变化。大敦村已经没有了传统乡村的影子，这里有3家银行，有超市、旅馆、手机专卖店、移动营业厅、网吧和游戏厅，还有无数的饭馆，仅仅是有牌照的小工厂就有1000多家，上万辆摩托车。但是，村委会只有9个正式工作人员，没有工商、城管、卫生、消防、税务等相应职能部门，仅有一个大敦派出所，辖区还要涵盖8个村，治安队包揽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村里走访，不管是工人还是老板，对治安队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凶”。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个被治安队或打或罚款的故事，最极端的是，治安队要求大敦的摩托车都要花50块钱上一个村牌，如果没有抓住了就乱罚款，引起一片怨声。但是治安队也有自己的解释，“当年摩托仔抢包，一天就有7起，不上村牌抓都抓不过来”。当然，这位治安队员也承认，由于治安队招收的队员基本都是当地退伍转业的军人，没有培训，没有执法权，没有保险，只有镇上每个月900块钱的财政拨款和村里几百块钱的补贴。“做事是粗暴一些，也不排除有人私下收钱，可如果手段不硬，怎么管得住几万年轻人，稍有松懈就会滋生帮派。”

　　在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恐怕都很难找到像大敦这样近10万人口的村子了。新塘镇也是如此，全镇有上百万常住人口，去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是764.46亿元，超过了大多数的内陆地级市，贡献了增城市80%的财政收入。但是，它仍然是处于中国行政体制最末端的科级单位，按照乡镇建制，镇里没有独立的财政权，没有基本的执法权和审批权。2005年，乡镇合并，新塘与相邻的永和、沙埔、仙村、宁西五镇合一，成立大新塘，下辖71个行政村和16个居委会。镇上仅有的一个公安分局在2008年体制改革的时候撤销了，新设的治安办，只能在13个派出所之间起个协调作用，20多人的城监中队也只是增城市城管队的派出机构。夜幕降临后，走在灯火辉煌的街道上，不禁让人疑惑，这里至少有3家四星级酒店，有肯德基和苏宁电器，有几千辆摩的和全国连锁的一线酒吧，却几乎看不到警察和交警的影子。据说大敦冲突的当天晚上，单单是协调上级部门恢复供电，就耗费了大半天。

　　不单是管理与执法力量薄弱，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更显匮乏。对于外来打工者来说，看病和子女教育成了最头疼的问题。大敦村只有一个卫生院，倒是大大小小的药店有不少。新塘镇只有3所中学，绝大部分打工者只能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或者带来读私立学校，即便小学每学期也要三四千元的学费。“很多企业想自己办学和医院，但是审批手续太繁琐，几年都办不下来。”一个上规模企业的老板告诉我们，“如果孩子不在身边，打工的人是很难真正找到归属感的。”

　　老板与工人

　　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像两节脱节的车厢，渐行渐远。现在的大敦村，车间里已经很少能看到当地人的影子了，就在四五年前，他们纷纷退出了牛仔加工这个利润微薄的行当，把一层层车间分包给了外地人，每栋楼一年也有十几万元的租金收入。

　　老板与工人发生角色互换，为社会管理带来了新难题。据本村的卢老板介绍，以前本地人做老板的时候，或许碍于面子，基本上都还算配合村里的各种管理，对自己的工人看得也比较紧。经过十几年发展，上世纪90年代最早来打工的一批人，不仅掌握了整套的生产工艺，还不断带来了自己的老乡、亲友学徒，最后，往往在一个工厂里，最早到来的打工者成了实际上的管理者。2005年左右，在招工难与利润低的双重压力下，当地的工厂开始逐渐由资格老的打工者接手，他们懂生产，有工人，只需要筹集十几万块钱，一层楼的加工车间就可以盘下来了。

　　来自重庆的阿梅就是这样的例子。她17岁就来打工，到今年35岁了，牛仔裤的几乎每个工序都做过。3年前，她和丈夫凑了12万元，盘下了一个车间，从老家带来了20个工人，其实大多都是自己的亲戚，身份就变成了老板娘。虽然在这里生活了18年，她仍然无法喜欢上这个地方，孩子还在老家读小学，她和丈夫一样，也是住工人宿舍，一条牛仔裤5块多钱的加工费，扣除人工、水电和房租，每年四五万元的收入其实跟干活差不多，只不过“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不用每天都看本地老板的脸色了”。

　　这正是让当地政府头疼的一大问题。当老板和工人形成一个个紧密的小圈子后，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管理难度，昔日那种老板对工人的约束几乎不存在了。工厂上不上牌照，工人办不办居住证，出租屋要不要做登记，这些问题对阿梅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只有治保队找上门来实在没办法才去应对。不管是对内管理还是对外交涉，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的乡情关系，同样的，对管理方治保队来说，什么情况该罚款，罚多少，并无一致的标准和规则可言。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看心情好坏，看你顺不顺眼”。

　　走在大敦村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厂房门口摆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各色工种所需要的人数，其实大多每个工种也就要一两个人。虽然金融危机对牛仔产业的冲击不算太大，但是每家小厂总有忙有闲，除了一部分固定在一家工厂做工的人，另一部分人则做起了流动的临时工。粤语里的“炒更”，本是指熬夜做第二份工作，但在这里却有些变了味道，专门指那些游荡在街头找活干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大多20岁左右，不喜欢在一个老板手下束缚，更喜欢想干就干，不想干了拍拍屁股就走人，反正也是计件付酬。据一位四川老板估计，现在常年在大敦“炒更”的年轻人，至少有上千人。

　　在阿梅的车间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同样来自重庆的小伙刚子，干干瘦瘦的样子，梳着爆炸头，他经常来阿梅的厂子“炒更”，干几天挣几百块钱就玩几天，花完了再找活干。刚子的父亲早在1998年就来这里打工了，他的童年是在老家度过的，只记得自己读小学的时候，放暑假来住过几天。前年，初中毕业后，他也选择来到这里，挣钱倒在其次，主要是父亲希望他能在身边，求个放心。只是，对于这对疏离了十几年的父子来说，即便走到一起，也总像是隔了一堵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没话说。”刚子有些害羞地跟我们说。这时，我们才得知，原来刚子的女朋友已经怀孕两个月了，是一个刚刚17岁的小姑娘。我们的惊讶反而让刚子有些好奇，他解释：“这算什么啊，在这里十六七岁就当妈妈的女孩一大把，不结婚也没关系。”老实说，我怀疑起刚子此前的承诺，一对十七八岁的父母怎么可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扶养长大？旁边的阿梅倒是给我们解答了这个困惑，她说：“第一代出来的打工者，现在的孩子也要20岁了，当年把他们扔在家里做留守儿童，现在来到身边了，都有一种愧疚的补偿心理，一般不会严格管教，当然也管不了。”

　　快速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割裂的不仅是乡村和城市，膨胀的财富与滞后的管理，还有两代人之间的感情，乃至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融合。在大敦村的最后一个傍晚，我遇到了4个专门做“炒更”的小伙子。两个人烫了头发，两个人文了身，大雨刚歇，他们正蹲在路边抽烟聊天。他们的年龄在19岁到24岁之间，其中一人的孩子已经4岁，还有一个再过两个月也要当爸爸了。4人中3人都是追随在这里打工十几年的父母而来。

　　聊了几句，他们邀请我去宿舍坐坐。从两栋厂房之间一条只有半米宽的小夹道钻进去，趟过满地的污水和垃圾，绕过一排简易厕所后就是宿舍楼了。正走在楼梯上，一只健硕的大老鼠朝着我们直冲过来，毫无半点畏惧。他们大笑着说已经习惯了，冬天的时候，甚至有老鼠会半夜钻进被窝去取暖。宿舍是一间不规则形状的房子，阴暗潮湿，唯一的电器是地上的小风扇，挤满了十几张双层铁床，墙上用毛笔涂满了情诗。现在只住了他们4个人，其实这里只是其中一个人租下来的，每月150块钱，反正都是朋友，来者不拒。

　　每个月干多少活，全凭自己心情好坏，但是，大多数坏心情是莫名其妙就来的，他们也说不清为什么。没活干的时候，就在一起吹吹牛，或者去网吧打游戏。在大敦村，有十几家网吧，有无数的小饭馆，有游戏厅，有台球室，但没有书店，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这两年，夜里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商贸城的溜冰场。晚上收工后，光着膀子的年轻人聚到这里，似乎只有通过一次次的摔倒和汗流浃背才能释放体内旺盛的荷尔蒙。我问刚子为什么不采取避孕措施。他哈哈大笑：“哪顾得了那么多！”也难怪，街边的小卖部在公开售卖黄色影片，老板把它们存到电脑里，下载一部1块钱，但这里却没有几家性用品商店。

　　那天晚上，我请4个“炒更”小伙去街边的小饭馆吃了顿饭。也许是他们很少这样聚餐，也许从来没有陌生人请他们吃饭，刚开始大家显得都很腼腆。但喝了几杯啤酒后，他们打开了话匣子。一个人诉说着两年前怎么被治安队员在街边抓住，因为没有居住证，对方就拿未熄灭的烟头直接摁到了他胸膛上。另一个人开始诉说自己3次骑摩托车被扣被打的经历。还有一个人也很窝火，是因为自己玩老虎机，把这几年打工的积蓄输了个精光。只有一个小伙子始终只顾闷头喝酒，让他烦恼的是，自己来了这里七八年，竟然没有跟本地人说过几句话，和同样在此打工的父亲，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现在你们的工资是当年父辈的两三倍，为什么还是不喜欢这里？”我问他们。一阵沉默后，大家的回答大同小异：“不幸福”、“没感情”、“压抑，不舒服”。旁边的车间里仍旧灯火通明，布满蜘蛛网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十几台缝纫机前，最小的一个小女孩看上去也就是十四五岁。每个车间都有音响在放歌，起初我还以为是调节心情，后来老板告诉我，那是怕他们打瞌用来提神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瞌睡导致手指受伤的经历。或激昂或悲戚的旋律，合着缝纫机单调的声音此起彼伏，大敦村的每一天就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老实说，刚开始，我一直想知道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但后来我想，或许应该追问的是，他们的苦闷和烦躁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