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钓鱼王鱼竿大全:江青在庭审中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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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青罪恶累累，铁证如山，一再狡辩抵赖，审判长宣布：记录在案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江青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犯罪案，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开始进行法庭审问调查。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３日、５日、９日、１２日、２３日，共进行六次。江青的态度极其恶劣，完全可以用无耻、无赖和泼妇来形容：在人证、物证、书证、言证面前，她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她犯的罪行，说成是别人干的；把罪行说成功绩；把不是当理说；甚至把非法说成是合法的。 她在审问下的回答，经常是用“不知道！”“不记得”、“这不是事实”等这几个字来搪塞。法庭组成人员和旁听代表近千人，无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
１１月２６日，法庭对江青罪行进行第一次庭审调查，法庭活动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黄玉昆、伍修权，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出席庭审。
江青由两名女法警押上法庭。她今天身穿灰色上衣、黑裤、黑棉布鞋。她一走进来就东张西望，故意拿姿作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使人感到既丑恶又轻蔑。
审判长就江青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一案，向她提出一系列问题。问江青，你们是怎样策划的，谁都讲了什么话，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是怎样向你们汇报的？王洪文去长沙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你为什么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达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
江青面对审判长的审问，只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不记得”。
江青在法庭上受审，是什么心情，只有天知道。不过，想起江青当年与谢富治说过的一段话，还是可以寻找到江青心路的轨迹。江青在制造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冤案时说：“现在弄不好也是要杀头的。一旦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这些家伙上了台，不割我们的脑袋才有鬼呢……”这叫邪恶者做贼心虚吧，也许她早就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自然规律，早有预感吧。然而，江青此时此刻不会不想到，一个当年在上海滩争风吃醋的电影演员，凭着自己的狐媚和手腕，一跃而成为“第一夫人”，又在政治风浪中几经沉浮，当上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差一步就要黄袍加身了，猛然一个巨浪袭来，竟被砸到最底层，被押到法庭上受审，能甘心吗？她要挣扎，她要反扑，她要疯狂地抗拒，这是必然的。
江青用鼻子一哼说：“我从来天不怕！地不怕！怕你法庭？怕你杀头！将来有朝一日，有机会我来个东山再起！”她像一条疯狗似地要扑过来：“你们是什么人？来审判老娘！”
江青在充硬汉，其实她心虚得很，她来到法庭就知道她没有将来。江青明白她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无论怎样叫嚷，都无济于事，就又撇撇嘴，对法庭人员尖叫：“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怕你们呀！连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江青又喊错了。这是法庭审问、调查，不是小孩子打架唬人，法庭之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理服人，泼妇骂街是没有用的。
审判长宣布，江青否定犯罪事实，拒绝回答问题，记录在案。
法庭投影出示王洪文的亲笔交代材料，播放了姚文元的有关策划证词和姚文元１０月１８日的日记，以及其他证据。
当事人王洪文出庭作证。王洪文老老实实地一一回答了审判长的提问，详细讲述了他去长沙的经过。说明了他去长沙回来后又如何向江青汇报，讲了毛主席的批评。当时，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场，江青又找来王海容、唐闻生，又谈了很长时间，要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时，再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邓小平……
江青对王洪文到庭作证讲了实话，很恼恨，一脸的阴险、凶相。
审判长问她，是不是事实？江青回答：“不是事实！”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否认事实，记录在案。”
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１９７４年当时，王海容任外交部副部长，唐闻生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她二人当时都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王海容说，１０月１８日晚上，江青把我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在场。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颠倒是非地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收支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又居心险恶地说，邓小平同志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还把１７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要我们把他们讲的这些意见报告毛主席。但谈话中，他们又流露出王洪文已去长沙见过毛主席了。在我们追问下，王洪文不得不承认，他已偷偷地见过毛主席，毛主席叫他和邓小平同志搞好团结，说邓小平同志会打仗。我们听后，觉得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要在四届人大前闹事，要打击邓小平同志，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等，以便篡党夺权。他们已在毛主席那里碰了壁，现在想利用我们再次向毛主席告状。于是，我们表示，既然你们已直接向毛主席讲了，毛主席也有指示，我们就不必再去讲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听了我们的表态后，不再说话，但江青还一再坚持要我们再去向毛主席报告，我们坚决拒绝了她。
王海容说，我们觉得江青以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的这种行为极不正常，第二天立即到医院向周总理报告了江青他们四个人找我们谈话的情况。周总理告诉我们，他已听说了１７日晚政治局会议的事情，经他了解，并不像他们四个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同志，他们已多次搞过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已忍了他们很久。
王海容接着谈到她和唐闻生在２０日陪外宾到长沙后，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把跟周总理谈的情况以及周总理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毛主席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建议邓小平同志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王海容说，毛主席对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十分赞赏。
王海容最后说，去长沙，张玉凤曾告诉我们说，王洪文来长沙告了周总理的状，说周总理在医院搞串连，这次政治局会议像庐山会议。唐闻生的证词与王海容的证词是一致的。
时隔２０多天后的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２日，邓小平陪同外宾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主席一见到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小平笑着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主席说：“好！我赞成你！”
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毛泽东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７日，王海容、唐闻生在揭发江青的材料中写道：
１９７４年１１、１２月（１２月２３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我们向毛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面对王海容、唐闻生的对质，江青仍然以“不知道”、“不记得”、“不是事实”来抵赖。公诉人江文发言一针见血地挑明了江青是主谋和反革命集团头子的真实面目，他指出：“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常委，姚文元和江青是政治局委员，如果江青不是头子，怎么能召集这几个人开会？要王洪文去长沙告状。”
上午１０时１５分，审判长曾汉周郑重宣布：以上的证据和证人对质都证明了江青的犯罪事实，无论江青如何否认、狡辩，事实是抵赖不了的。并指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法庭的基本原则。江青的犯罪事实确凿，对江青否认犯罪事实的行为，法庭记录在案。然后宣布：本次调查结束，把被告江青带下去！
出人意料，江青竟赖着不肯走，并挣脱女法警的手臂，尖声叫嚷：“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进行申辩！”
直到被法警带出法庭大门还气势汹汹地叫嚷：“骗人！《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是假的！王洪文发言为什么不让我对质？”
第一天的法庭审问江青就开始胡搅蛮缠了。
回到监狱后，江青的情绪很激动。
她又蛮横地对监管人员叫道：“我知道你们向他们去汇报，好商量下次怎么对付我。我不怕，我有‘五不怕’的精神，只要我不倒下，我就坚持到底。”
这天，江青的血压升得很高，医护人员对她进行了治疗。
二、邪行江青，蛇蝎歹毒，罪证如山，还拿不是当理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３日，１２月５日，法庭继续对江青的罪行进行调查。这次是对江青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
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进法庭，她故意用手抻抻衣襟，抚平衣服，又伸手理了理头发，装模作样地镇定情绪，然后一屁股坐在被告席上。在开庭前的短暂静寂中，她向旁听的观众席上看了一眼，不由自主地浑身打了个寒颤，她看到一个人正在用冷峻的目光盯盯地注视着她，一双利剑般的目光直刺她的心窝子，她的心在收紧，她没有想到能有这一天。这一天她江青沦为阶下囚，而彼人今天却成了审判者！
啊，王光美！
旁听席的前排，一位身穿绿呢服装，脖子上围着一块黄色方巾的女人，正是被江青迫害过的王光美。
王光美的一双锐利目光逼视着江青，使她心虚胆颤，而不敢正视，只好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脚尖。
审判长不容江青多想，单刀直入地审问江青：“１９６７年５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后，这个专案组由你江青主管，由你直接控制，并且还伙同康生、谢富治两个主犯，由江青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这是不是事实？”
审判长的利箭直刺江青的心窝，她一时不知如何招架，下意识地打了个沉，定了定神，用手按住耳机，她听到袭来的一排子弹还在轰响，只得抬起头来望着审判台回答道：“我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我是受中央委托参加的……”她在想法减轻罪责……想了会儿说“……而且，而且……我当时是助手。”
狡猾的江青狡辩说：“现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领导人，那时都争先恐后地批判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的人呢？”
“住口，江青！”几位审判员异口同声高声喝道。此时的江青竟忘了自己是罪犯、被告人身份，真叫无耻。而江青竟耍起无赖，疯狂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江青在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犯罪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请看事实。面对江青的无耻狡辩，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证言。其中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６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一个报告上作的批语，就是铁证。批语写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还有：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６日，江青为专案组只把材料摘抄件送给她而大发脾气，并写了一封信，说专案组不把材料原件送给她看，对她有“夺权现象”。作为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赶忙写出书面检讨，说自己“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请示不够”。
法庭宣读了江青的信和谢富治的检讨，并让江青看了复印件。还有，那是她自己的供诉状：
法庭播放了江青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８日，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国乐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录音。在讲话中，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
审判长问江青，信是不是你写的，话是不是你讲的？
江青不得不承认是她写的，录音像是她的声音。但她却狡辩说，这“也不是罪行”。
公诉人江文对江青的无耻谰言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被告江青为了诬陷迫害刘少奇、王光美，乱捕无辜，诱供逼供，编造假证，罪行累累。江青于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０月擅自决定逮捕杨一辰，杨承祚、袁绍英夫妇，曹亮、梁濑德夫妇，丁觉群、张重一、冯少白、马国钓、苏士文等１１人，甚至连厨师、保姆均不放过。
江青决定在全国大批捕人，仅北京一地，被捕受审的就有６４人。
审判员问江青：“是不是事实？”
江青回答说“不记得了”，隔了一会儿又说，这些“都是合法的”。
公诉人江文驳斥江青说，“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法律都被你们践踏了，还讲什么“合法”，你们为了迫害刘少奇、王光美，连炊事员、保姆都不放过。
审判员沈建审问江青：“逮捕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是不是你批准的？”
江青摇头耍赖说：“我脑子受过伤，有高血压，记不得。”
法庭当即用幻灯投影，出示了汪东兴在１９６７年６月８日写给江青、谢富治“关于逮捕郝苗”的报告和江青的批件：“郝苗的档案我们看了一下，更证明他的问题疑点很多，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我同意江青同志的指示，快赶（赶快）把郝苗逮捕审查”。江青批：“照办”。
郝苗出庭作证。他在证人席上对法庭说，我家住北京海淀区，１９４９年由中央组织部介绍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１９５２年到刘少奇家做饭，一直到１９６７年被逮捕为止。他说，那是１９６７年６月８日，我给刘少奇同志做完晚饭，收拾完回到宿舍睡觉，夜里１２点，进来个人把我叫醒，那人轻声说：“领导找你有事，叫你马上去一趟”，我信以为真，没有多想，二话没说，跟着来人进了房门，我哪知中计，上了人家的圈套，当我离开房门，路过操场时，就被另外一个人绑架到一辆预先准备好的小汽车上了。那人说：“对不起，找你去对个案子，只好委屈你了”。
郝苗说，他从这天开始就被关进了阴森森的监牢里，只许坐在铺上思考揭发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罪行”，不许站起来在牢房里走动。他们对我说：“只要你肯揭发刘少奇、王光美的问题，上边说了，马上就可以把你送回家同老婆孩子团聚。”
郝苗在法庭上说：“我从小就受苦，从来没说过一句假话，我不会昧着良心无中生有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坏话，我告诉他们，这些年来，我只知道好好给刘少奇同志做饭，让他吃了好好工作，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郝苗同志就这样被江青在监狱里关了六年多。今天，他才得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伸张正义，他要求法庭严惩江青。
真正的叛徒、反革命是江青。江青在郝苗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极其卑劣而不齿于人类。
就是这个蛇蝎歹毒的江青，为了把王光美诬陷成“特务”，使尽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不知什么人向她告密得知有个叫孙淑珍的女人，１９４９年曾在刘少奇家里当了几个月的保姆，江青竟也平白无故地给她扣上了为“美特”王光美传递情报的“罪名”，将她逮捕入狱。江青非常关心孙淑珍专案的进展，亲自抓专案工作。江青要孙淑珍承认给王光美传递情报，王光美就可以打成“特务”了。可是孙淑珍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没有供认。江青对专案组的人说，“祁妈（即孙淑珍）这个人到王光美家去，在案件中就是很重要的人。你们对祁妈审讯要抓紧！”
审判员刘丽英（女）问江青，你是否批准拘留杨承祚、袁绍英夫妇，并指使专案组对他们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江青回答说：“不记得。”
公诉人李天相当即发言指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夫妇是江青批准拘留的。他指出，杨承祚曾任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是他的学生。为了诬陷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江青竟以“杨承祚、袁绍英是美国间谍机关的情报关系，是弄清王光美与美特关系问题的重要线索”为名，将他们夫妇拘留。杨承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等病，但江青却指令专案人员对杨搞“突击审讯”，“要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在杨死以前搞出来”。结果杨承祚被折磨致死，袁绍英被关了七年多。
法庭出示和宣读了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王光美专案组”“关于拘留杨承祚、袁绍英的报告”，以及原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同年１２月１６日记录的江青指使专案组人员搞逼供信的讲话和他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８日的证言。周耀澄本人还出庭作证。
江青为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是“特务”，还批准拘留天津市居民（原奉天纱厂协理）王广恩和河北
张重一身患肝癌，在被拘留的２７天中，被突击审讯了２１次。在他死前两小时，还在受审。
法庭播放了“王光美专案组”在张重一死亡前的一次突击审讯录音。张重一的撕裂人心的呻吟声，惨不忍闻，激起旁听群众的无比义愤，江青惨无人性豺狼不如。
公诉人指出，江青一伙不仅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而且也丧失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
杨一辰是河北省副省长，１９２９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干事，刘少奇、孟用潜在沈阳被捕时，他曾去探过监。江青关押他八年之久，就是为了从他口中得到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
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为了诬陷刘少奇，还对丁觉群、孟用潜刑讯逼供，制造假证。
孟用潜原是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１９２９年他曾和刘少奇一起被捕。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２日被江青下令拘捕，在长期关押中，审讯记录有１０８份。刑讯逼供制造假口供。丁觉群在１９２７年同刘少奇在武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他被江青逮捕后，也被逼写下了假口供。
法庭宣读了丁觉群、孟用潜的多次翻供的申述信件。丁觉群在申述过程中说，他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孟用潜连续２０次写信声明，他写的关于刘少奇“自首叛变”的材料，是“逼供”下写的，应该“撤销”，并说，刘少奇“这一案搞错了”。但是江青等人不准他们翻供，更不准申辩，不准上诉。
公诉人李天相在法庭上指出，江青等人为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曾在１９６７年动员３００名“红卫兵”，用了三个月时间，清查了东北所有的敌伪档案，但没有查出一件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相反，却查出两件证明刘少奇没有“自首叛变”的材料。但江青等人置这些材料于不顾，并且隐瞒上报，而用逼供搞出的假材料来给刘少奇定罪。
１２月３日上午，法庭还就江青伙同康生诬陷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法庭出示并宣读了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王光美专案组”根据江青、康生指示写的“关于逮捕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看后在报告上画了个“?菖”，批道：“搞得不好，退专案组”。
证人萧孟出庭作证，他讲到了江青为此大发雷霆。萧孟在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１月间，曾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长。后来，他被江青、康生、谢富治清除专案组，并被关进监狱五年之久。
萧孟在法庭作证说，１９６７年９月３日晚上，康生打电话通知他到钓鱼台的住处去一趟。等了很久，康生叫他上楼，楼上只有康生和江青二人。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要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案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赶快搞出来。”
萧孟说，他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很多调查工作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报告很难写。但是明知道不写不行，又不敢不写，便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管用了“基本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但是江青看后画了“?菖”。
萧孟说，他知道江青生气了，不敢再去问，他拿着报告去找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体会我和江青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康生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我亲自写好了”。
萧孟说，事后我们看到康生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蒋帮特务”的三顶帽子。在康生的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签名。萧孟说：“由此可见，诬陷王光美是‘特务’，完全是江青、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法庭还出示了江青的材料、签名。在铁证面前，江青不得不承认“是我写的字，我认识”。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最后发言，有理有据地严厉驳斥了江青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无耻谰言。
１２月５日上午９时，第一审判庭对江青犯罪事实进行第三次调查，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调查活动。
审判员甘英（女）问江青：“‘批斗刘少奇大会’是不是你和康生、陈伯达决定的？”江青回答说：“不知道！”
法庭宣读并出示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５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批准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的批件复印件。江青看过这个复印件后，不得不承认她批过。
法庭宣读在押犯，原“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１日供词，他供认：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６日或１７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员在钓鱼台研究批斗刘少奇大会的时候，江青说要趁这个机会，叫中央专案组的人去查阅他们的文件，查找他们的反党证据（实际上就是当时通行的抄家）。她还具体地说，这边一召开会，那边就清查，等清查完了，去通知那边再散会，不要弄得清查没完了，会就散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并提出批斗时，叫王光美也到会场陪斗的问题。
法庭宣读了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萧孟、副组长苏敬铭的证言。萧孟说，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７日晚，戚本禹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动员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戚本禹说，“批斗会低头弯腰都可以，夫妇都可以斗”。
这次抄刘少奇家以后，“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曾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向江青等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七月十八日，从刘少奇家中抄出刘少奇、王光美笔记本，共一百八十八本。其中，刘少奇的笔记本六十一本，王光美的笔记本一百二十七本。”法庭出示和宣读了经江青圈阅的这个报告。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江青抵赖，竟胡说什么，是“合理的、合法的”。
对江青刁蛮无理，拿着不是当理说的无赖行径，公诉人江文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江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人民检察院批准的，不受逮捕。”你伙同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抄家，是违犯宪法的行为，这合什么法？你们还擅自决定逮捕无辜，这是侵犯人权，犯罪的行为。你们一伙把宪法、法律践踏无遗，犯下严重罪行，现在竟然说什么是“合法的”。这说明，你仍然坚持反革命立场，你对擅自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应负法律责任，是不能推脱的，更是推脱不掉的。
三、做贼心虚，欲盖弥彰，为了一封信，江青派人抄家、抓人，迫害知情的文艺界人士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９日，第一审判庭对江青进行第四次法庭审问，对江青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迫害知情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午夜，大约１２点刚过，上海３０年代文艺界知名人士、电影导演
这次江青被押上审判台，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江青为了销毁她３０年代在上海的丑闻历史，勾结叶群、张春桥、吴法宪、谢富治、江腾蛟共同密谋策划的一起特务式的“突然袭击”。
江青的这次犯罪行动分为三步走：江青先是托张春桥找
法庭审问时，江青供认，她认识
法庭宣读了曾经和张春桥一起找
法庭传唤同案犯江腾蛟到庭作证。江腾蛟供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初，叶群通过吴法宪打电话把江腾蛟叫到北京。在北京钓鱼台一座小楼里，叶群亲自接见了江腾蛟，并对他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由他坐镇当总指挥，他亲自挑人，由７３４１部队政治部文化处长张彪带队，组成４０多人，兵分五路，假装成“红卫兵”于９日午夜抄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说，他把查抄交来的一麻袋材料做了清理，第二天他把认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带好，亲自坐飞机送到北京。吴法宪不仅亲自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亲自到招待所把材料拿走了。过了一天打电话给他，说：材料“已经交上面了，很满意”。江腾蛟说，紧接着他又把第二批材料送给叶群。据知叶群为了讨好江青，亲自将材料分类，开了目录单，上了封条，把材料交空军保密室保管。
江腾蛟被带下去以后，又传在押犯刘世英（林、江同伙，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到庭作证。刘世英是抄家时带队的另一个头目，他在法庭上讲了
黄晨说，１９６６年夏，张春桥在上海找
黄晨说，１９６７年９月，江青利用他们一伙控制的公安机关，把
黄晨的血泪控诉，闻者无不惊心、愤怒。
这时，江青歪着铁青的脸说：“阿黄，这我完全不知道。”黄晨听了这话，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指着江青：“我不跟你讲话！你没有权力跟我讲话。”黄晨说，
法庭宣读了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７日赵丹逝世前与他的夫人黄宗英提供的证词。证词在叙述了他们被抄家的经过后说，“国恨当头，难以尽述……江青一伙抄家是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证词要求依法对江青一伙予以严惩。
这些被查抄来的所谓“保密文件”，当时遵照叶群和吴法宪的叮嘱，被送到空军保密室封存起来，那么后来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出庭作证。
他说，１９６７年１月初的一天，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东西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来，不一会儿，卫球（空军司令部原党委办公室科长）果然把那包材料送来交我。
赵根生说，叶群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会客室，找我要走材料，问我：没有拆封吧？我回答没有。叶群说：你快到后院伙房捅开炉子，要销毁。我捅开炉子，江青、叶群、谢富治也来到伙房。江青离十步远，来回踱步，不时看看。谢富治亲自开封，他和叶群二人将材料一份一份扔到炉子里，我还用铁棍捅了几下。时间不长，江青和谢富治一起走了。
江青为了这些材料大动干戈，江青眼看着她自己３０年代的陈迹通过毛家湾林记火炉的烟囱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了，她该放心了吧，可她不。她还在闹心，还在怕活人。
江青又生出一个诡计，要张春桥下令把
最后出庭作证的是吴法宪，他除了供述叶群通过他怎样指使江腾蛟组织人员抄家之外，还揭露了江青指使他非法逮捕梁国斌、孙峻青、秦桂贞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１９６８年２月下旬，江青告诉吴法宪，说她收到上海来信，说上海市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让吴法宪去上海把这些材料收回，带回北京，要他把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王鉴等人逮捕押送北京。吴法宪说他不了解上海的情况，怕上海没人听他的。陈伯达说，给他开个授权书。吴法宪去上海后得到张春桥的支持，把梁国斌等人抓到北京，关了起来。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３日晚，江青把吴法宪找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她手里捧着本小说，告诉吴法宪，小说的作者是孙峻青，上海的一个作家，叫吴法宪找到他就说“江青要他到北京来谈谈”。江青还告诉吴法宪，这件事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委会知道。吴法宪来到上海找到江腾蛟，由那个文化处长、抄家的头目张彪出面找到孙峻青，并把他用飞机押到北京。３月１日江青指令吴法宪给陈伯达、康生写诬陷报告，说孙峻青与萧华、陈其通等人有黑关系，要适当监护。第二天江青批示“同意”，就把孙峻青逮捕，一关就是五年！
３月２日，也就是逮捕孙峻青这天，江青又对吴法宪说，她３０年代的一个佣人叫秦桂贞，了解她的情况。她叫吴法宪找到她，请她来北京谈谈。这件事，也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委会知道。吴法宪得令后，派人在上海秘密查访了三天，终于找到了秦桂贞。江青把老人骗到北京，又是让吴法宪写诬陷报告，江青说她与上海前市委和香港有联系，江青把老人批捕投入秦城监狱。
其实秦桂贞并不是江青雇的佣人。秦桂贞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３０年代中期在上海，我就认识蓝苹。因为她借租的亭子间的房东，正是我帮工的东家。当时，她在上海滩只是一般的演员，工资收入很低，只能在小饭馆里吃最廉价的饭菜。我经常照顾她，帮她做家务事，冲开水、拖地板、洗衣服等。每逢月底，看见她下午一两点钟才回来，我就瞒着东家给她炒饭，特为多放点油，有时还打个鸡蛋。炎热的夏天，我拿出自己帮工挣来的钱买些番茄，洗干净给她送去。她十分感激我，有事愿意找我帮忙。后来，她房里招进一个男人，他两口子打闹时，蓝苹总喊我去拉架。有一天深夜，他们又打起来了。我正在睡梦中，听她大喊：‘阿桂，快来救我！’我起身往外跑时，一脚踩空跌下楼梯，摔伤了腰背也顾不得，赶快爬起来去劝架，保护蓝苹。一年多以后，她要走了，临别时只有我一个人送她，我送她相册，她送我两张照片做纪念。”
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按理说，秦桂贞是江青的恩人，江青不但知恩不报，反而恩将仇报，加害于她，把她投入秦城监狱，真是禽兽不如。秦桂贞在狱中受到非人折磨，关押了七年多，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见天日。
狼心狗肺，心肠歹毒的江青，为了把知道她底细的人全部整死，杀人灭口，她以为秦桂贞早死了。在预审她时，江青矢口否认，态度极其恶劣，说她根本就不认识秦桂贞这个人。
冤有头，债有主。当秦桂贞得知江青想赖账时，非常气愤，跟着法官去对质。进了高墙铁门，老人兴奋地说：“哈，‘妖怪精’，我们‘对调’啦——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今天你来住！”
秦桂贞看见一个女人裹着件军大衣倚着墙在晒太阳，戴着眼镜，睁只眼闭只眼在养神哩。秦桂贞认识，这人正是“妖怪精”！在心中想，她江青今天的处境可比我那时好多了。
秦桂贞怒不可遏，对着“妖怪精”大声喊道：“
江青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浑身不由一颤，立即站起来，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她，好半天终于喊了声：“阿桂！”
江青伸出手来，恬不知耻想握手。秦桂贞怎么能跟“妖怪精”握手。这个善良的老夫人义正词严地对江青说：“我待你那样好，你把我害得那么苦！”老人的千仇万恨，只凝聚这么一句话，说完转身就走，江青脸色煞白被讪在那里。
江青不得不承认迫害秦桂贞老人的犯罪事实。
铁证如山的罪恶事实证明：江青的卑鄙恶行是为了达到卑鄙目的。她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为了幻想当“女皇”树立“尊严”，掩盖历史丑闻而不顾犯罪，成了个迫害狂，疯狂地迫害无辜。江青的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绝境和死地。还证明：江青与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本是一丘之貉。江青与叶群、吴法宪之间的勾结、利用是何等的默契。
可是，在法庭被告席上的江青，面对她这许多侵犯人权、残害人命的犯罪指控，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百般狡赖。说什么“不知道”、“不认识”，还说什么，为她的信呀，照片呀，不值得抄家啊！说得好轻松啊！
公诉人江文予以严厉驳斥。
法庭将会告诉江青：法律并非儿戏！
江青为之狡辩的当然都是谎话。据查阅有关资料得知，江青最担心骇怕的不是一封信，而是要查找两封信，可是尽管她机关算尽，还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两封信。
原来，电影艺术
四、江青把她的犯罪活动说成是“合法的”
第一审判庭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和２３日，第五次、第六次开庭，对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犯罪事实进行审问、调查。
审判员问江青：“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康生根据你的要求，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随信附有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是不是事实？”
江青承认名单是她要的，但却狡辩说：“这是正常的，合法的”。又说什么当时要开十中全会，她要“了解情况”等等。
审判员甘英当即指出，被告人江青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做准备？这完全是不正常、不合法的。
公诉人江文、王振中驳斥了江青的狡辩。指出，江青、康生合谋搞的名单，是他们一伙为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篡党夺权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康生一伙到处点名批斗和点名诬陷许多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据可查者，康生直接点名诬陷了５９２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２０名。仅据江青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７４年７月的部分讲话录音，其中就点名诬陷１７２人，其中有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２８人。这些人都遭到了迫害。
公诉人指出，江青在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８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还诬陷胡乔木“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江青还点名诬陷了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孙泱、陈光、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等是什么“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致使他们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被关押长达六七年之久，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老婆孩子都遭受株连，家破人亡。
审判员审问江青，这是不是事实？江青不敢正面回答问题，却胡搅蛮缠说：“可能是你们的记录搞错了吧？”
法庭当即宣读并播放了江青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８日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时的讲话录音，播放江青１９７０年７月３日的讲话录音。
审判员问江青：“是不是你讲的？”江青不得不承认是她的声音。
被害人，原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昆仑由女儿王金陵扶进法庭前来作证，由女儿代他宣读控诉书。王昆仑说：“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指使专案人员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３０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过。他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戴上背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
中共北京市委原统战部长廖沫沙今天也出庭作证。他说，江青说他是“特务”，而且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廖沫沙说“我从十几岁在湖南当学生的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几十年中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为党和人民工作。１９３３年，我在上海左联的时候，江青刚到上海就认识我，不久又同住在田汉的楼房里，她还多次到我住的房间来闲谈过。１９５５年初，我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江青还到我的病房来，谈起过去上海的情况，还津津乐道，达一两个钟头之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诬陷我，制造冤案。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流放劳改了三年。挨批斗也有几百场，肉体受尽了酷刑，我的满口牙齿都被打落了……”
廖沫沙还叙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著名作家老舍等人致死的情况。他说，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迫害的就有１０２８９人。
王昆仑、廖沫沙都指出，江青这样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是为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要求特别法庭对犯有累累罪行的江青，决不宽恕，坚决依法进行严厉惩办！
江青在被害人面前不但不认罪，反而无理取闹，继续诽谤、诬陷，甚至辱骂证人。审判长多次制止，江青不听，不断扰乱法庭秩序……
审判长命令将江青押出法庭。
１２月２３日，第一审判庭开庭继续审问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６０斤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和批斗。
这是目不忍睹、骇人听闻的场景。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１９２９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病中关押的３３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５２次。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３０多处，头部被打得伤口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法庭宣读了原北京矿业学院地质系学生、该院“红卫兵总部”头头王洗尘、原矿业学院教师杨志伊的证词。
现任煤炭部中共机关党委副书记的杨克出庭作证。他述说了张霖之在煤炭部工作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证明他是中国工业部门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他受江青诬陷迫害致死，至今煤矿广大职工仍在怀念他。杨克指出，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所造成的恶果十分严重，煤矿职工从工程技术人员、区段长到矿长、矿务局长、省管理局长、机关的处长、司局长、副部长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张霖之的“死党”、“黑干将”、“黑爪牙”、“代理人”，长期被揪斗批判、关押，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
法庭还宣读了煤炭部副部长钟子云的证词，谈到了张霖之死后，周恩来总理对他十分怀念。一次周总理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愤慨地说：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这次革命运动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去掉呢？不可设想。如果这样做，是犯罪的。周总理对张霖之的惨死感到很难过。他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对老干部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在“首都文艺大会”上讲话，指使人点阿甲的名，诬陷他破坏《红灯记》，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此阿甲就陷入了没顶之灾。
７７岁高龄的阿甲出庭作证，他说，１９６８年６月江青在一次会上又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又说“他老婆也很坏”。从此，阿甲天天遭批斗，还在各单位轮流游斗。阿甲说，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压，还不准看病，就是准看了，证件上还得写上“黑帮”的字样。阿甲的夫人方华被江青点名后，惨遭毒打，胸部被打伤，血和棉衣凝结在一起，脱不下来衣服，后来被迫害致死。
阿甲指控说，江青一有机会就一再点我的名，恶狠狠地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你们要狠狠地斗，天天斗！”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江青要致阿甲于死地？就是因为江青要窃取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阿甲带领全院戏剧工作者创作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为己所有，欺世盗名，为其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
江青在１９６８年曾诬陷文化部原艺术局长周巍峙“替法国人审讯政治犯”，诬陷周的妻子、著名演员王昆“里通外国”，致使周巍峙和王昆长期遭到隔离审查、批斗。江青还在１９７０年诬陷原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孙泱是“军统特务”；诬陷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叛变了”；诬陷原文联副主席刘白羽为“特务”，致使孙泱冤死，陈荒煤、刘白羽冤狱六年之久。
法庭宣读并播放了江青诬陷这些文艺界著名人士的讲话和录音。在证据面前，江青不得不点头表示承认是她的声音。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江青在接见北京红卫兵头头时还诬陷北京市环卫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已完全是工贼”。时传祥遭到残酷批斗，被迫害致死。
法庭宣读了“造反派”头头、在押犯蒯大富的证词。
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怀着满腔愤怒，控诉了江青迫害他父亲的罪行。他说：“我爸爸时传祥，是个饱尝了旧社会辛酸之苦的掏粪工人，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解放出来的。
在党的培养下，他不怕脏、不怕累，为首都环境卫生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几十年。他入了党，当选为劳动模范，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当选为人民代表，出席过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５９年我爸爸出席全国群英会的时候，刘少奇主席跟他握过手，照过相。１９６６年国庆节期间，我爸爸还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住过中南海，受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荣誉。”
时纯利说：“但是，就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在北京街头出现的时候，江青无中生有诬陷我爸爸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被收买了。万万没有想到，爸爸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刚刚一个多月，就被扣上‘工贼’、‘粪霸’的大帽子，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挨批斗，在短短的时间里游行、揪斗达５００多次。不时还用皮鞭、棍棒拷打，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迫害了五年之久，生活不能自理，还被遣送回原籍……终于被迫害致死，而且还株连我们全家……”
歹妇之心，何其毒也！不就是因为刘少奇和时传祥握过手、照过相吗！
江青今天在法庭上同过去几次一样，态度十分恶劣，她不仅多次打断审判长、审判员和检察长的讲话，而且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攻击法庭，继续诬陷国家领导人。法庭一再严厉警告江青：她的这种拒不认罪、扰乱法庭的行为，罪上加罪。
公诉人江文在发言中指出，法庭调查证明，江青为了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目的，始终把矛头指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江青的一系列罪行都是同林彪一伙勾结起来干的，江青对这些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
江文还指出，在今天的法庭上，江青竟然攻击、诬蔑经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法庭和任命的庭长、检察长，这是新的犯罪。他建议法庭必须追究江青的刑事责任。
审判长曾汉周最后宣布：第一审判庭对江青犯罪事实的调查全部结束。
本文节选自〈中国大审判〉一书 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 吕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