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盘点：中国历史上的十位传奇女谍图(3)

    关露：谍海才女两度深入魔窟与日伪较量

关露【资料图】

    1907年7月25日，在山西省右玉县这个长城边上的小城，一个新生命诞生了。

    1928年暑假，关露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孕育新诗人的摇篮，在这里，关露阅读了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新诗的自由笔调触发了她的灵感，她开始创作新诗。

    1930年关露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血与火的洗礼，使关露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接受特殊任务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时期，潘汉年除两次去延安之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秀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将《女声》为我所用

    1942年5月，上海出现了一份新杂志《女声》，主编是日本左翼女作家左藤俊子。当时，关露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经日本人中西的介绍，担任《女生》的编辑，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左藤俊子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进而搞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关露心中没有把握，她对布置任务的老张说：“假如我们搞不到敌人的情报，替他们编刊物，不是反而被敌人利用了吗？”

    老张回答：“这种工作只能这样干，到底谁利用了谁，不能预先判断……我们干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得到多少收获，不光靠主观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机会。所以要耐心坚持，守住阵地，等待时机。你先试试看吧，你本来是写文章的，先写写文章再说。”

    《女生》自1942年5月创刊，到1945年7月停刊，共出38期。关露用芳君、林荫、梦茵等笔名，先后写了一百三十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和剧评等。这些文章并不涉及时事，主要是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封建的思想。

    在上海沦陷时期，原先的进步报刊均被迫停刊，舆论阵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我党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储力量，以待时机。”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女声》这本妇女杂志，成为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其所发表的具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诗歌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战士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当时，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丁景唐、杨志诚、董乐山、鲍士用、杜淑贞、陈新华、李祖良、陈嬗忱等，先后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而关露当时并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但她凭着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在那么多外稿中慧眼识珠，选用的大部分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1943年8月，佐藤俊子邀请关露作为《女声》的代表，去日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关露深知此行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她向党组织请示，党组织同意她去，并指示她不要放过这次机会，趁机开展新的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却使关露的“汉奸”之名再也洗刷不掉了。

    为革命不惜被误解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

    以后，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不再通知关露。关露得知后，非常痛苦。有一次，关露对好友许幸之说：“这样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为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失去了同志的信任，这比坐牢、杀头还可怕。巨大的委屈，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有好几次，她想打退堂鼓，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这儿，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回到“爸爸、妈妈”(指党组织)身边去，快来信告诉我。”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说关露想去延安、大后方。这时，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说等党组织研究后再告诉她。

    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

    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最后七年

    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80年5月1日，关露突发脑血栓，经抢救病情较快好转，从不能说话到头脑清醒，并由人搀扶能勉强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关露心里仍然想着创作，她带着病体，坚持口述，请朋友代笔。在病中，关露把《不屈的人们》给楼适夷看，希望能出版……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

    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