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师证有几种:如果不能战胜他们，那么就和他们一起干！

希特勒曾经说过，如果他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他本人和整个德国都将陷入无尽的深渊。元首的这个“许诺”确实变成了现实。二战结束之时，德国遭到了彻底的瓦解和破坏。其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战争把德国的城市变成了碎砖烂瓦。其间穿行着饥饿寒冷的人们。不可能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爆发革命了，因为可用来游行示威的街道都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办法再使人们相信什么“背后的一刀”的说法了。德国人知道，这次他们是彻底的失败。他们不再找替罪羊了，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找了。他们得先想办法吃饱穿暖。

重新建设这个国家看起来完全是一个荒唐的想法。仅仅清除大轰炸造成的堆积如山的瓦砾，大概就需要几十年。英国政府统计，每天清除一千吨碎石，需要三十年的时间才能把柏林清理干净。既然如此，美国人决定把德国变为一个农业国家，这也是为了防止她再次发动战争。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德国人无暇顾及这个重大的决定。他们需要应付每天的日常生计问题。被称为帝国“面包篮子”的东德地区已被苏联占领，不再向西德输出粮食。这加剧了食品供应的紧张形势。1946年，鲁尔工业区的食品定量是每人每天不到一千卡，而1936年的国际标准是每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二千四百卡才能维持基本健康。也就是说，德国工人基本上吃不饱饭。1946-1947年的冬季是20世纪最寒冷的一个冬季，但可供取暖的煤极度缺乏。面对德国人的困境，科隆的红衣主教正式宣布，凡是在有煤的地方，偷煤不再是罪孽。

幸运的是，相比于一片瓦砾的城市，德国乡村的情况要好得多。这多少缓解了一下严峻的形势。除了那些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农民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他们家里往往还有一些余粮，而且，他们的余粮不出家门就可以卖到高价，因为黑市已开到他们家门口来了。城里人用仅有的一点财产——从废墟中挖出来的珠宝、家具、衣物、瓷器等从农民那里换来鸡蛋、黄油、土豆和肉。每天都有大批的人背着箱子和口袋从城市涌向乡村，傍晚时回到城里，给家人带来急需的食品。农民俨然成了新贵。他们忽然间享用上了波斯地毯和迈森的细瓷器。

不仅在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黑市也兴隆起来。既然配给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就只好从价格更高的黑市中获取生活必需品。盟国驻军也兴致勃勃地参加黑市交易，这使得黑市更加兴旺。占领军士兵们发现他们可以为黑市提供大量物资。这些物资非常受德国人的欢迎，可以卖个好价钱。军队的消费合作社成为黑市最大的供应商。

在这个黑市中，渐渐地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美国香烟成为了事实上的货币。美国大兵们以一美元一条的价格从陆军消费合作社买到的“吉祥”牌香烟可以在黑市上卖到一千帝国马克，而当时一个德国工人每周的工资只有八十马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把珍贵的香烟吸掉。香烟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成为所有人都承认的通货。《纽约先驱论坛报》计划重建在法兰克福的办公楼。当地的建筑承包商提出的包括材料和人工的报价是一百五十条香烟。来自纽约的美国经理对此非常恼火，因为他没法在账本中这样写入成本。在另一个地方，一个美国记者只捐出了十条香烟，就成功地扶持起了一家他赞同的新思想月刊。对此，美国香烟生产商得意地在广告中宣称：“吉祥”牌香烟作为货币投入了战争。

美国大兵开始在军队中大量购买香烟，然后在黑市出售牟取暴利。军队不得不实行香烟的定量供应。大兵们又发现军邮系统可以利用——美军对于驻在欧洲的士兵的邮件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于是，成千上万箱香烟涌向军队邮局，其数量之大几乎使得军邮系统瘫痪。不得不彻底禁止了邮寄香烟。但这种措施并没有有效地打击黑市。其他可以用来交易的物资代替了香烟被投入黑市，比如咖啡、肥皂、罐头等等。反正德国人什么都缺乏。

面对日益猖獗的黑市，美军最高司令部表现出了值得称道的智慧和经验。他们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定量供应、加强巡视、重申纪律等等。他们还可以实施更多的、更严厉的措施。但他们意识到，要取消黑市是不可能的；而且禁止美军士兵参与黑市，也是不可能的。美军可以战胜德军，但他们不可能战胜供求规律。于是，他们放弃了进一步加强控制的努力，转而求助于古老的政治信条——“如果不能战胜他们，那么就和他们一起干！”

毕竟，美军不能继续放任自己的官兵用廉价的香烟换取德国人实际上很昂贵的家产，比如莱卡相机和三角大钢琴。这种行为让美军当局很尴尬，因为它很像纽伦堡正在审判的一项战争罪——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和分赃。既然不可能取消黑市，美军就决定建立正式的交易市场。

于是，在美军的监督和控制下，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建立起了两个官方“易货中心”。在易货中心的二楼，一组德国专家对德国人带来的物品进行价值鉴定，然后给货主相应价值的交易券。拿到交易券的德国人可以在一楼购买美国人带来的物品。美国人也是一样，先把咖啡、香烟换成交易券，然后再去购买德国人的物品。

易货中心的生意极其兴旺，而且交易的商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个实际上使得黑市合法化的交易市场并不能使德国人摆脱他们面临的困境，但至少不会使情况继续恶化了。假如德国人想要用自己的家产换得一些急需的东西，起码他们不必蒙受过分的损失了。而对于占领军来说，假如黑市始终是地下的状态，是非法的勾当，那么参与其中的士兵的军纪和士气都将大为低落。并且，和德国人的关系也将日趋紧张。事实上，在铁幕的另一边，俄国人对黑市就一直在奉行严厉打击的政策。结果，一直到俄国人几十年以后撤离德国时，黑市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供求规律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顽强的行为规律之一。试图战胜和压倒这个规律远比利用它要困难得多。甚至可以说，在这方面，没有人真正成功过。奇怪的是，总是有人试图挑战这一点。他们总是以为自己身处某种特殊的环境，以至于普遍的规律已不适用他们。需要他们拿出前人所不具备的智慧来提出全新的解决办法。他们以为自己的异想天开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规律，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本质。可是，它们并不能拿出前人所不具备的智慧，他们只不过是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而已。他们得到的只是失败。他们中的聪明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弃自己的异想天开。而他们中的蠢人，则把失败归咎于其他，从而拿出更多的异想天开。

希望德国的故事能够给他们一个提醒。很难找到比二战后的德国更困难的局势，很难找到比军队更应该超越和压制供求规律的人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依然容纳了自发的交易，尽可能给人们提供了自由交易的机会。当然，美国人做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卷烟经济、黑市经济不过是德国经济起飞的预热。在以后的日子里，基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原则在德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运用，并且直接促成了德国经济的崛起。现在，德国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的形象已深入人心，鼓吹市场经济的人一般不再以德国作为例证了。但这个国家其实正是靠着自由的市场经济一步一步走出战争的破坏的。必须说，德国作为市场经济巨大能力的例证，一点儿也不过时。

在以下的故事里，我将讲述黑市是怎样在德国彻底消失的，以及德国经济是怎样起飞的。



（二）幸好有囤积居奇者

“在德国，也许有人不相信上帝，但没人不相信德国央行。”德国央行所以得到这种深厚信任，很大部分是由于二战以来，德国的几代经济官员和银行家们都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欧元出现以前，德国马克是世界上最为坚挺的货币之一。

德国人对通货膨胀的这种严厉警惕是和他们历史上的痛苦经历分不开的。二十世纪前半期，同一代德国人先后两次被通货膨胀掠夺走几乎所有财产。第一次是二十年代。第二次就是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那时，帝国马克已基本成为废纸。美国香烟成为事实上的货币。商品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易的原始状态。人们为基本的吃穿奔波终日。虽然美军占领当局对黑市采取了开明的政策，没有使德国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但德国经济的复兴终究有赖于新的货币体系尽快发挥作用。

货币只是一种花花绿绿的纸片。重要的是要使得人们相信这种花纸片能够确实买到东西。最好的办法是发行货币的当局事先准备好金银储备，并承诺人们随时可以用花纸片来兑换到实实在在的金银。可是当时的德国当然不具备金银储备。指望着美国人拿出大笔金银来也不太现实。面对这个难题，甚至有人设想，也许美国可以拿出几千万条香烟来作为货币储备。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假如德国人知道银行的金库中堆满了美国香烟，他们也许就真能接受新的货币。

当然，银行并没有在金库中储存香烟。1948年6月20日，币制改革正式开始。美国人运来了一百亿新德国马克，在德国发行。

币制改革的结果是戏剧性的。甚至可以说，德国的经济正是在这一天开始起飞的。

先来看看最充分反映货币价格的黑市兑换价。6月20日当天上午，黑市的兑换价是45马克兑换1美元，但仅仅是到了黄昏，价格就变成了10马克兑换1美元。然后价格在10至15马克之间波动。到了1949年2月，6马克可兑换1美元。

再来看看商品的供应情况。实际上，在新马克发行几小时后，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就开始提高了。那时因为商店中忽然出现了许多过去难觅踪影的商品。过去空空荡荡的货架，现在一下子摆满了蔬菜、奶油、香肠、鸡蛋和其他各种食品。

公众的反应是又喜又怒。喜的是能再次买到商品了，怒的是原来有人大量囤积食品。币制改革的第二天，一位农妇挎着两篮鲜鸡蛋来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她不幸成了城市饥民的出气筒。她立即被一群怀有敌意的妇女围住了。

一个脸气得通红的家庭主妇厉声质问：“上星期你把这些鸡蛋弄到哪里去了？上上个星期呢？”说完，她抓起几个鸡蛋朝那个农妇打去。其他人幸灾乐祸地过去帮忙，一直打到那个农妇浑身上下一片黄为止。

可怜的农妇也许是一个投机者，她很可能在上个星期和上上个星期以及更早的时候把鸡蛋卖给了黑市的商人。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赚了不少。说不定家里摆的大钢琴就是用鸡蛋和某个城里人换来的。而现在发行了新货币。她不想再换什么东西了，她想直接挣到钱。

那么，她赚钱的同时是不是也就制造了城里人的忍饥挨饿呢？当然不是。她并没有减少食品的供应量。她的所有鸡蛋除了自己吃的以外，以前也一直都用来填充别人的肚子。只不过由于那时没有可信的货币，交易起来要困难得多。那些通过黑市得到鸡蛋的人是幸运的。新货币的发行将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得到鸡蛋。幸运不再仅仅属于敢于参与黑市的人。

除了食品以外，其他的商品——鞋子、衣服、药品、家具等等都开始在市场中大量出现。整个经济明显呈现出复苏的景象。当然，商品仍然不够，所以价格猛涨。但总算是可以买到东西了，而就在几天以前，市场上是一片空空啊！德国人来不及质问投机商了，他们抓紧时间挣钱去购买各种商品。

黑市逐渐瓦解。香烟不再是货币了。多次转手一直都被仔细储存的香烟现在被拿出来，点上火抽了。

新马克真正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而德国经济也开始找到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证明，投机商们的囤积居奇在新马克的顺利发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看来，他们囤积的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远远多于占领当局的估计。而这些囤积的商品，实际上起到了最可靠的货币储备的作用。假如没有这些为了追逐利润的囤积，新马克发行以后就无法购得商品，购买力将大大下降，这将直接影响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新货币。

当然，事情并不是那件简单。在当时，许多人预言德国的好景并不能维持多久。因为虽然商品比过去大为丰富，但毕竟供不应求，于是，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这种高价格，普通的德国人能够承受吗？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大胆冒险了。他的大胆行为突破了德国人固有的思维，使德国经济真正实现了非纳粹化。不过，那是下一个故事的内容了。

也许可以事先透露一下冒险的结果。到1949年夏天，也就是币制改革一年以后，西德的工人一般来说比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的英国工人吃的多、吃得好。这方面的消息被证实以后，伦敦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怒气冲冲的社论：“究竟是谁赢得了战争？



（三）一个经济学家的冒险

1948年6月20日币制改革后，由于有了可信任的货币，囤积居奇者把储存的商品投入到公开的市场中出售，而这种行为本身又使得新货币赢得了更高的信用。德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复苏景象。

经济开始复苏使人们感到振奋，但可能导致局势不稳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市场中的商品虽然丰富多了，但价格也在一路上涨。人们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物价吗？币制改革能够最终取得成功吗？

这时，德国仍在实行从战时延续下来的经济控制体制，包括对价格工资实行严格的控制和实行配给制。这套制度是由纳粹的二号人物戈林一手制定和实施的，目的在于保持第三帝国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战后，美军占领当局继承了这一制度。他们认为，在物资匮乏的局面下，控制价格、工资和实行配给制是确保德国人能得到基本生活资料的唯一办法。几乎没人打算改变这个制度，但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

艾哈德教授是一个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1947年，艾哈德被任命为英美占领区的经济事务局长。他首先带领一小批德国官员制定了币制改革的计划。同时，他强烈主张，在币制改革的同时，取消一切配给制度以及对价格和工资的所有控制。

取消经济控制的建议提交给军事占领当局以后，自然没有被接受。占领当局认为，在当时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片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取消配给制和价格工资控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配给制至少可以保证每人都能得到起码的必需品。没有配给制，也许就会有人饥寒而死；没有价格控制，物价势必飞涨；而没有工资控制，在大量东德难民涌入、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工人的收入只会大幅下降。总之，当局相信，如果没有配给制和价格工资控制，社会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骚乱和动荡。

艾哈德教授却认为解除对经济的控制才是当务之急。他认为，只有自由的市场体制才能真正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只有人们可以自由地投入交易，他们才能被激发出最大的潜能。教授决定冒险。

1947年7月7日，币制改革以后不久，利用一个星期天——星期天美军放假，艾哈德教授竭力促使了一项法令的通过，该法令废除了所有的配给制以及其他控制经济的法令。

等到占领当局知道了以后，法令已经生效。后来的德国人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往往津津乐道于当时艾哈德和一个美军军官之间的对话。

那位美军军官气恼地质问：“教授，据说您擅自改变了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答道：“不，上校，我没有改变。我彻底废除了它们。”

艾哈德努力说服了占领当局的最高长官美国人克莱。自由经济制度最终确立了下来，没有倒退。在经过多年的独裁统治和对经济的全面管理之后，德国人将面对没有集中控制的供求规律和自由企业制度。

取消配给制和对经济的控制以后，物价果然快速上涨。不过，从没有达到过黑市的水平。这很容易理解，供需关系虽然没有改变，但与黑市交易相比，公开市场的交易费用肯定要低。其间发生了柏林危机。危机延缓了市场自发调节的步伐。1948年冬季，物价的上涨似乎有引发社会危机的苗头。对于生活费用的上升，人们普遍地表示出忧虑和不安。鲁尔区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抗议物价上涨和失业增加。愤怒的示威者甚至高呼“绞死艾哈德！”同事们都劝艾哈德作出一些让步。但艾哈德坚持不动摇。他深知，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保持政策和法规的连贯性。这时，任何有关可能恢复配给制和价格控制的风声都会引起人们疯狂的抢购浪潮。市场中有限的商品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这样一来，此前所有恢复经济的努力都将毁于一旦。而政府的信用和权威也将不复存在。

艾哈德顶住了压力，坚持自由市场体制。当然，他也不是无所作为，但他的所有政策都指向一个目标——尽可能增加市场的供给。降低物价的唯一办法就是提供尽可能多的商品。为此，他再一次不顾占领当局的反对，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艾哈德没有像绝大多数人主张的那样，像照料婴儿那样对正在恢复初期的德国经济提供悉心的呵护和关爱，而是直接把德国人投入到严酷的市场竞争之中。同时，他努力为消费品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和其他生产要素。1949年底，艾哈德向德国人许诺：“物价到春天就会下降”。1950年，他的许诺变成了现实。由于生产的大幅增长，物价开始下降，并且从此稳定下来。在以后的十年中，西德的生活指数仅仅上升了16%，而同期的英国和法国分别是45%和50%。币制改革后的第一年，西德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而到了下一年，生产总值就已超过了战前最高的1938年的水平。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德国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很低。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虽然起点很低，但德国人的实际收入一直在稳步增长。西德的经济真正走上了复兴之路，并再一次成为了欧洲经济的领导者。

艾哈德教授的冒险取得了成功。

是什么使得艾哈德面对几乎是极端的局势而不动摇呢？这种冒险是不是太过鲁莽了呢？当然不是。艾哈德的大胆冒险，并不是政治上的投机或者其他的什么孤注一掷，而是以他对经济的长期研究和因此而具有的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为基础的。他的经济方案的核心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人类本性的根本原则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人只有在拥有了自由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时，才能被激发出最大的积极性。他深信，一个按自己意志去行动的人是有能力，也是有智慧去为他本人及其家人争取充分的经济保障的。假如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都这么去想，这么去做，他们的努力就将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而只有这个力量才能推动德国真正走向复兴。

纳粹德国犯下许多罪恶，但对德国人来说，其中最为严重的一项就是，这个政权剥夺了德国人的自主权和独立权，或者说，这个政权诱使德国人放弃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根本权利。纳粹致力于建设这样一种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公民只有依靠政府指导才能找到生活的道路，而政府代替公民进行思考。进而，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凌驾于所有公民之上。

艾哈德则主张一种相反的哲学。他主张，德国人必须摒弃历来靠政府指导个人生活的传统和陋习。他们必须独立思考，自力更生，把建设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他人的怜悯之上。政府不可能通过运用某些政策、法规，或者意识形态，就为公民提供永远的安居乐业。说到底，个人的命运最终要由自己负责，而不是由政府负责。而这，正是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共同信念。

其实，艾哈德教授的哲学一点也不新奇，那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领悟和智慧结晶之一。有人试图反对它，有人试图超越它，但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在将来，他们也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