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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14日 06:06 AM

危机让富人更富?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克里斯•贾尔斯 字号最大 较大 默认 较小 最小 背景                    英文 对照 评论 打印 电邮 收藏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套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与其文稿经纪人之间的对话:超级富豪与富豪截然不同。他们更有钱。

针对不平等现象的传统分析,大部分专注于那些迈向中产者和接近收入最高区间者之间的关系。但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是收入最高阶层与其它阶层之间的差距——至少在美国如此。

在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所占比例有所下滑,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一比例突然开始上升。与此同时,很多中产阶级的薪资上涨陷入停滞。

1976年至2007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据了收入总增幅的58%。不仅如此,这一趋势似乎还在加速;在上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的经济扩张时期,这一比例为45%,但在2002年至2007年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任期内,这一比例升至65%。

而在超级富豪群体中,最顶级富豪的表现甚至更为出色。1990年至2005年间,收入最高的1%的富豪所占的收入比例增长了2.3%,而其中整整两个百分点流向了收入最高的0.1%人群。

其中的原因何在,是学术界经济学家辩论的议题之一,他们试图通过模糊的数据摸索出暂时的结论。而后,在围绕公正和平等问题的政治激辩中,这些结论被当成了武器。

超级富豪之所以能到这一步,是否因为他们超级有才、超级幸运抑或只是操纵性超强?多年来,围绕这个问题的辩论一直相当激烈。

超级有才能的解释是,一些才华出众的人同时出现在了不同领域——投资银行、企业管理、法律,他们正获得与自身生产率相符的回报。

一种更为复杂的说法是:尽管人才的分布不一定不同,但全球化和其它结构性变革推动许多行业走向“赢家通吃”的模式,顶级人士能力方面的微小差距,有可能造成其回报上的巨大差异。

在本世纪最初10年末期的金融热潮中,现已破产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Dick Fuld)和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等CEO的巨额薪资之所以合理,是因为投资银行业已变得更具竞争力,同时也变得更为高产。

第二种解释催生了一个有关新的国际超级明星(一个同类相残的星球上的那些胜利者,达沃斯(Davos)精英们)俱乐部令人兴奋的故事。后者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运动领域。但或许并不适用于其它领域。

例如,富有人群的不平等模式,没有遵循某些不可改变的全球经济学法则。在多数英语国家,非常富有的人群变得更为富有,甚至是那些与美国相比,税收制度更强调再分配功能、且更致力于把平等本身作为目标的国家。但在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同期内收入最高的1%富豪所占的收入比例并未有明显波动。

经济效率的怀疑者们提出了第三种更愤世嫉俗的解释:非常富有的人群(主要是CEO和首席财务官)找到了一些方法,向自己支付过高薪酬,通常是通过在经济繁荣时期将薪酬与股市表现捆绑在一起。他们会以雷曼和花旗的命运为证,说明高薪并不合理。这方面的主要限制因素在于公众、股东和员工对此类行为的容忍度。

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研究全球化对不平等现象影响的专家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表示:“两种不同解释之间的辩论仍未达成共识:不平等是表明经济效率有所提高,还是对高管薪酬的‘愤怒克制’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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