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馆长爸爸知道了:1955年授衔时为何国军“投共”将领无缘大将军衔

1955年，解放军实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如今，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大致情形已广为人知，但是，关于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许多历史细节也许并不为人所了解。笔者在查阅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军衔制的产生及授衔中颇有趣味的内幕作一披露，并对一些书刊中对授衔仪式以讹传讹的内容作一匡正。
新中国的军衔制是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1939年和1946年，我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施。建国前夕的1948年，党内也酝酿过关于军队内部的等级和军衔制的问题。
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掀起了一场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军队也不例外。1950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可是，就在军衔制的酝酿过程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也正是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总指挥彭德怀深深感到我军实行正规化(当然包括军衔制)的必要性。一是部队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样;再是与美军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不便于平起平坐。彭德怀回国后，军队改革就由他直接来抓。

军衔等级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内容。当时世界各国的军衔等级设置不同：多数国家军官分将、校、尉3个等级。部分国家在将官之上还设有元帅。但不少国家的元帅衔一般只在战时授予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平时很少有人被授予。另有个别国家把准尉当做不同于尉官的单独一级军官军衔。士兵军衔，各国通常分为军士(士官)和兵两个等级。如此细分起来，军衔最多可分为帅、将、准将、校、尉、准尉、军士、兵8个等级。当时在东方阵营中，苏联军队规模大，编制等级多，军衔设置比较复杂，规格也很高，仅元帅就设3级：大元帅、元帅和海军元帅、军兵种元(主)帅，而军兵种元帅则与大将同级;朝鲜、波兰、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古巴等国，都设有元帅一级。而匈牙利、捷克等国，则不设元帅衔，大将为最高军衔。实际上，元帅作为最高军衔，除苏联外，其他国家一般是授予最高统帅的荣誉称号，而并非为军队将领设置的军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朝鲜的金日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等。苏联的大元帅，则是专为斯大林设的。
1952年冬，军队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着手进行军队军衔制具体实行的方案策划工作，并于当年11月26日拿出了方案，由总干部部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呈上书面报告。这份方案是，军衔设6等20级。“6等”，即：帅、将、校、尉、军士、兵。“20级”，即：元帅分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分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分3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分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分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分2级：上等兵、列兵。
这个方案是在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基本上是苏联军衔制的一个翻版，略微与苏联有所不同的是，在将级军衔中多了一个“准上将”。

对这个方案，当时，总干部部提出，在“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总干部部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我军当时的现状是，军、师干部共分6个等级，即正军、副军、准军、正师、副师、准师。在这样情况下，就会出现“将较弱的军长和副师长合并为少将一级，在这一级内存在的悬殊很大”的状况，这对于我军的现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军衔系列中设置“准将”。
但这个充分酝酿的设想，却遭到了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因为当时的苏联军队中的副师长通常就是上校。如果我军设置了准将这一军衔，副师一级的军官就可以被授予准将。也就是说，与苏军同等的我军副师长，按照这个方案就可能高于苏军的同等军官军衔。这样，在与我军的交往中，对于苏联军官是不利的，所以卡苏林坚决反对。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中方最终妥协。
1953年中央军委又不得不重新搞了另一套方案，这个新方案是在第一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草案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军衔制度，并结合当时我军的具体情况，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了一个“大校”军衔，这个方案基本上满足了几方面的需要。同时在新方案中，把在第一方案中称作“上将”、“准上将”的军衔分别改称为“大将”、“上将”。对于尉官系列也作了较大的调整，原来在第一方案中被称为“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的军衔，被改为“大尉”、“上尉”、“中尉”，同时保留原方案中的“少尉”军衔。准尉以下的军衔基本上沿用了第一方案中的叫法。这样，第二套方案即为6等21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在制定军衔方案一年内，军委领导再次把军衔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从1953年12月至1954年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55天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这次会议之后，又经过充分的准备，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并将士兵军衔定为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在此基础上，195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由毛泽东签署命令，在全国公布实施。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规定我军采用世界通用的军衔体制，设6等19级：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又与此次通过的军衔等级不完全一样。1953年第二方案为了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在原来军衔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准尉”军衔，准备过渡一两年再取消。实际上这个原本被当做临时性的军衔，成了第一次授衔时正式设置的一个军衔，使尉级军官增加到5级。因此，1955年的军衔方案就成为6等20级。这样，中国在仿照苏联军衔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军衔制。
毛泽东不要大元帅，并主张在地方工作过的领导不评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颁布后，全军上下普遍关注，因为授衔是真正涉及全军每个人利益的大事。为组织好这次授衔工作，中央决定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直接负责(1954年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调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和徐立清一起协助罗荣桓工作。)。元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中央政治局审定;将官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提名，报中央军委批准;校官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提出，报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授衔的主要依据是从资历、战功、德才和威望等方面综合考虑。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初步方案出台。毛泽东被提名为大元帅;元帅13人，除正式授衔的10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大将14人，除我们熟知的10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
当时我军军衔制度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设置而制定的，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被授予最高军衔大元帅，因此，在中国就必然想到了也要授予毛泽东为大元帅。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回忆说，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刘少奇已知道毛泽东不会接受大元帅军衔。但在大会上，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并授3个一级勋章。对此，刘少奇和彭真秘书长作了解释和说明：许多同志已转业到地方上做党政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同意他们不要军衔的意见。当然，将来在特殊情况下，譬如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仍可授予他们军衔，比方毛泽东就可出任大元帅，统领全军战斗。

尽管如此，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这次会议之后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应是元帅。你也应该评嘛!”刘少奇摇头：“我不要评了。”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恩来和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当时在场的那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谭震林(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中共中央农工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们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
这样一来，对原定方案作了修改：不设大元帅衔。设元帅衔10名，大将衔10名。在上将衔名单中，除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情况特殊者外，其他转到地方上工作的领导干部都不授军衔。本来，1954年9月，陈毅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经过反复思量，考虑陈毅的历史功绩与在第三野战军的影响，考虑他当时与以后的工作，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恩来特别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授予十元帅与十大将的背后与全军的综合平衡
接下来就是如何评衔了。人民解放军从最早的革命起义部队，到红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南方红军游击队，再到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再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地方部队……面对28年的复杂变化过程，评衔工作做到公平合理，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十元帅和十大将的产生，全军上下普遍关注，中央军委及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衡量考虑，这里除了战功、职务、资历、德才等因素外，还考虑到了在全军中的平衡问题。分析一下十元帅和十大将的履历会使我们看得更明白。
朱德，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总司令”成为朱德的代称。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1940年回延安后，主要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局;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曾多次深情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啊!”


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指挥，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佼佼者。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还由于当时十元帅中仅有朱德、彭德怀和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授衔时刘伯承没在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担任实职，但凭资历和威望他无愧排列第四。
贺龙，具有南昌暴动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他创建了红二军团，抗战时期是120师师长，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

陈毅，是南方3年游击队、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的代表。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以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而使得这3支部队的代表人物非他莫属。
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但他上过大学，是10人中学历最高的。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由于红四方面军人数众多，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
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叶剑英，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的角色，除他之外再无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而在资历方面，他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3年，他又任总参谋长。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立下大功。1927年7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而直接引发了南昌起义;1935年在茫茫无际的荒原草地上，他截获了张国焘向陈昌浩所发“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令”电报，及时报告中央。

从十大元帅的各人背景看，哪一个都动不得，从十大将中换谁上来都会引发新的不平衡。
再看看十大将的人选，职务的因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粟裕，他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林彪。但他长期是以陈毅的副手身份指挥作战，而且他的资历只能够和罗荣桓相比。陈毅代表新四军和三野的元帅地位已定，粟裕只能任大将了。
徐海东，陕北红军方面的代表，红军长征时除了3个方面军外，还有一支独立长征的部队最先到达陕北，即红25军，徐海东是这支部队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之后，徐海东任军团长。陕北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志丹阵亡，高岗自杀，徐海东理所当然成为代表人物。
黄克诚，第四野战军的代表。
陈赓，第二野战军的代表。
谭政，与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

肖劲光，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
张云逸，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大将中他的年事最高，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百色起义时他任红7军军长，在邓小平离队后他率红7军艰苦转战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副总参谋长。抗战时期，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任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陈毅任军长，他任副军长;华野成立，他又先后任过副司令兼参谋长。
罗瑞卿，华北野战军的代表。他当时的职务为公安军司令员兼公安部部长，毛泽东对他颇为赏识，是党内军内正在上升的人物，庐山会议后也正是他接任了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的重要职务。
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他的职务与陈赓相同，都是国防部副部长。
许光达，作为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人物列名最后，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这在各兵种的主官当中成了特例。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投共”将领。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
综合十元帅和十大将的每个人的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党内军内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从授衔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20个人堪称是“最佳组合”。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1955年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10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0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
荣誉面前最能考验将帅的风骨
对于授衔初步方案，绝大部分干部抱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的人不顺心。有少数干部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要军衔;更有甚者，不满意、闹情绪、哭鼻子。有一位红军老干部听说自己被初定为少将军衔时，大发脾气，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当讨论到粟裕的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很是感慨：“难得粟裕!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辞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周恩来也说：“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曾任八路军115师代师长兼政委、解放军四野第一政委、总政主任的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请求降衔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解放军兵团司令、装甲兵司令兼政委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后，寝食不安，几经考虑，写了降衔申请：“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就是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公正，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室里，举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激动地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解放军兵团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主管这次评衔工作的，他也认真考虑着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为了使评衔工作符合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做到公平合理，评出团结，鼓舞士气，便于工作，自己最好不要上将衔。于是他向罗荣桓主任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低授军衔。过了几天，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便把自己名字划去，改添到中将名单中。彭德怀、罗荣桓多次找他谈话说：“授予你上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够资格的嘛!”另外也有些老同志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陷入矛盾中。恰在这时，徐立清听到毛主席赞扬许光达让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觉得自己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态度更加坚定，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写信，要求低授中将衔。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做工作：你是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主抓这项工作的，勉强低授。然而徐立清为使评衔工作顺利进行而让衔的决心，终于感动和说服了周总理。
曾任红军军团参谋长、解放军纵队司令、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衔，顿时想到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连忙向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下来就比已死去的无数战友占了很大便宜，因此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后还是毛主席拍板，授其中将军衔。
曾任红军军团长、八路军旅长的虎将徐海东等人，也曾要求降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