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顶神功分集剧情:中国会不会遇到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的实践中，似乎摸索出一条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规则，我们姑且称之为“8%规则“：就是政府要保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满足就业扩大，人民收入增长，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合法的执政基础。这条规律，不管怎样，在过去30年时间里看来是成功的，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这样的成功看似很偶然，背后也有很多必然的东西。

　　这样一个规则的起源应该是邓小平摒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摸索中形成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执政基础是建立在所谓传统的革命夺取政权，而不是建立在现代的民主选举基础之上，所以如果经济不能高速发展，人民收入不能持续增长，这样的政权基础就会受到挑战。

　　关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百家争鸣。然而，经济增长是一个系统的改进，原因不是单方面的。那究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什么造成的？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考虑，衡量经济总量有两种方法：一种为产出法，一种为支出法。从产出法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就是资本和劳动的结合，所以增长包括两个部分：投入的增长和投入利用效率的提高。投入的增长主要是指各种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环境资源。中国是非常幸运的，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要素投入不断深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由于劳动力的产出结构改变，自然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保证了抚养率的下降，这样的人口红利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的可供给数量。社科院蔡昉教授等为代表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城市化和计划生育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45%左右，其中城市化为21%，计划生育为24%。但是笔者认为这个估计可能过高，但是保守估计也应该在30%左右。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同时中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加大，这样导致中国的资本形成也不断膨胀。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就有了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名义资本形成增加了90多倍，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也达到17倍，年均增长达到10%。这对经济的促进也是巨大的。按照复旦大学张军等人的计算，资本的产出弹性约为0.5。这样算来，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50%左右。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虽然在学界早就闻名遐迩了，但是其超出学界，名满天下，还是因为他在1994年预测了后来在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他主要观点是，东南亚国家的增长主要是靠投入支撑起来的，技术进步等实质性增长非常小。对，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技术进步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经济学中，技术进步是指投入效率的提高。包含的东西非常广泛，包括新技术的采用，技术效率的提高，制度的改变，组织的革新等。笔者等人在总结了100多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学术论文后发现，过去30年中，技术进步每年大概是2.2%，也就是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

　　小节一下，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30%左右来自城市化和人口红利，50%来自资本投入的增加，剩下20%为技术进步。

　　从经济增长的支出角度来看，过去30年的世界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为中国产出的增加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说，中国都是处在一个幸运的时代，国内外为中国高速增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和中国的挑战

　　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这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长会持续多久？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转型，直到10000美元左右，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收入在4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我们称之为中等收入国家。在这里，很多曾经的高速发展国家坠落了：典型的例子包括阿根廷，墨西哥，津巴布韦等。阿根廷在20世纪初曾经是世界上第四富有的国家；墨西哥曾经在20世界70-80年飞速发展，被称为奇迹，甚至被OECD这样的富国俱乐部吸收为成员国；津巴布韦在1980年代也是高速发展，被称为非洲的奇迹。可惜他们都坠落了。

　　他们这些国家在坠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之后共同特征包括：经济停滞不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治安恶化，政府腐败横行。

　　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达到4000美元门槛。中国会不会遇到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因。当一国经济开始起飞后，首先都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刚开始时，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所以工资非常低廉，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使得工业化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从学术上讲，即一旦过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工资开始上涨。工资上涨如果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原因造成，而不是劳动者技能的提高。这样的工资上涨是不能持续的，因为资本可以找到另外更便宜的劳动力与它结合。随着资本的离去，如果劳动者技能不思进取，整个经济就会陷入停顿。如果这时候如果国家采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经济就会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资本的离去，就业机会的丧失，失业率就会上升，这些失业工人很多会去从事犯罪活动；政府官员掌握着资源，也会趁乱混水摸鱼，腐败横行。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危险是不可小觑的。很显然，在过去的2-3年中工人工资每年的增长超过20%。从我个人在江苏农村的调查发现，建筑工人工资在过去的5年中增长超过1倍。很显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已经不再富余。很多证据显示，中国正在面临坠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的危险。

　　如何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韩国和日本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都是及时的摒弃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迅速转型。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时候，以增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变得不可行，那就需要提高投入的效率，从而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

　　如果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提高技术进步的水平。

　　（3）技术进步和后发国家的"诅咒”

　　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包含的东西非常广泛，包括新技术的采用，技术效率的提高，制度的改变，组织的革新等。笔者等在总结了过去30年中国技术进步，发现中国技术革新基本上每10年为一个周期。从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造成的，到了1989年这样的转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1990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国企改革后提高效率带来的；到了2000年之后主要是中国加入WTO,外资投入增加，中国与世界交流增加，带来的技术进步。

　　可惜现有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到2009-2010年左右，又下降到很低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偏重发展房地产经济，使得大量的资源集中到房地产。一方面房地产所要求的技术水准不高；另一方面，房价高企也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开始跨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时候，中国也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现在的高通货膨胀固然有国际方面的原因，我们滥发钞票才是一个主因。如果发生经济不景气，就用发钞票的方式来解决，然后发生通货膨胀，这不正是那些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的政策吗？

　　韩国和日本等摆脱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的政策经验表明：

　　（1） 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尤其是从技术模仿变为技术开发。过去1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失败的。教育是有其公共性的存在；教育市场化扼杀了很多聪明人的机会，这一方面使得社会流动性的缺失，使得不平等强化和固化；另一方面使得很多聪明人没有机会对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国家对科技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可惜现在中国掌握的核心技术还是非常有限，这说明了中国科研资金的效率还是非产低下。

　　（2） 限制垄断和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导入竞争，使得企业在市场中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波特的理论认为要培养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必须培育一个良好的国内市场。很难想象，在一个存在许多垄断行业的国家，企业能够建立起很强的竞争优势。垄断一方面对其他相关产业造成高成本，使得这些相关企业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垄断形成的保护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会造成不思进取，殆于革新。

　　（3） 导入民主机制，从而使得政府得到更多的监督以减少腐败，使得国民个人的发展机会更加平等。现有的研究表明，民主机制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并没有非常强烈的相关关系。不过分开来看，威权体制更有利于劳动力的移动；民主机制更有利于资本的移动。尤其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资本开始过剩时，如果没有民主机制的约束，必然是腐败横行，资本的效率降低或者外逃，从而使得中国坠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深渊。这也是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民主机制，他们能够顺利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原因。

　　这些政策，说起来非常容易，行之难啊，因为这牵涉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记得十年前，杨小凯和林毅夫有过一场著名争论：“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如果这场争论移后10年，可能更有意义。杨小凯教授已经不在，这样的争论只能成绝响了。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技术，减少开发成本，所以是“后发优势“。而杨小凯则认为，后发国家只注重模仿技术，却忽视了本国制度改革，所以模仿这样的路子不会走长远，永远不可能赶超先发国家，是一种“后发劣势“，这被称为“对后发国家的诅咒”。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可以看作是对杨小凯的一种实际支持。

　　（4）痛苦的转型

　　毛泽东说过“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惜着很多时候是不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一将成名万骨枯”之说了。中国的历史，很多时候都是由一个强人来带动的。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比如，1978年-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和向市场机制的过渡是由邓小平推动的；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国企改革和中国加入WTO是由朱镕基推动的。可惜随着强人的远去，痛苦的转型又有谁能来担当呢？

　　但愿，杨小凯十年强的预言不会上演；但愿，‘洋务运动‘的失败不会重现。

　　孰是孰非，历史曾经给出了答案，也必然会再次给出答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德国哥廷根大学助理教授 于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