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韩彬抚养妹妹照片:中国人巨大不幸的历史症——孔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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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中国历史(五十):中国人巨大不幸的历史症——孔儒症 

2011-07-12 11:16: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发明中国历史(五十):中国人巨大不幸的历史症——孔儒症

——什么是人类的巨大不幸

——个人的言说不允许自然的真——平等

——个人的行为不允许社会的善——自主

——个人的思维不允许精神的美——自由

——中国人的大不幸之源来自孔儒的意识形态,简称“孔儒症”

——个人的言说不能不“隐”、“讳”(大人的“耻”、“过”、“疾”)

——个人的行为不能不“畏惧”(大人的“权”、“言”、“忌”)

——个人的思维不能不小心“亲亲尊尊长长”的“牢笼”

——为什么中国人巨大地不幸

——因为中国人活得根本就不像“人”

——因为中国人集体患上了永远传染的“孔儒症”

——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最匮乏“人人平等”意识的民族

——中国人的文明早就被“孔儒症”完全地禁锢“死”了

黎 鸣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幸福过,中国人的历史,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大不幸的历史。

什么是人类的大不幸?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早就已经谈到过,人的一生,基本上就做三件事:言、行、思。言是动嘴说话,行是动身(手)做事,思是动脑思考。如果一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的人不能平等地“言”,不能自主地“行”,不能自由地“思”,那么即可以立即判定,该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而如果如此不幸的状态在漫长的时期里永远都只能延续下去,而且根本就丧失了改变它的希望,那么即显然可以判定,那个国家的人们的生活,绝对是“大不幸”的。

我完全可以断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即是“大不幸”的。中国人的大不幸的生活,也可以按照他们的给予世界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的多少来辅以证明。中国人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几乎始终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但是中国人对于全世界人类文明的贡献,尤其从精神的、智慧的、知识的意义上来看他们的贡献,基本上与中国人的人口是极其不相称的。如果按照人口的平均来看,中国人的对于全人类文明的贡献实际上就只能是微乎其微。中国人文明贡献的甚微,与中国人生活的大不幸,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也即:中国人的文明贡献愈是甚微,那么,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愈是不幸。而连接这二者的中介,则是对于中国人智慧能力(纯铜——比喻)的称量,很显然,中国人的智慧的能力,明显的是非常低下的。而智慧的低下,则又明显地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的卑劣。很显然,我早就已经作出判定,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传统,实质上即是一个文明程度极其卑劣的文化传统。

一般而言,人类生活不幸的原因基本上有三:一是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非常恶劣;二是他们与周边相邻国家和民族的过度竞争处于严重不利的境地;三是他们自身文化的非常不发达。前面两个不幸的原因属于外患,而第三个原因则显然属于内患。一般来说,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他们的最不幸的原因,确实在更大的程度上还应该是他们自身文化“内患”的问题。对于个人来说,是因为他们自我认识和自身决策的顽固的错误,对于民族来说,也同样是因为他们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即自己的文化的顽固的错误。

什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呢?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其实也就是该民族对于民族自身方方面面问题的自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说白了,是该民族的智慧能力的深度和广度。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实际上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与该人的智慧能力的强弱是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的。而对于一个民族的幸福与不幸来说,则实际上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与该民族的文化(智慧)能力的发达与不发达,或强或弱是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的。正是因此,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大不幸,其中最深刻的原因,确实应该是与中国人的文化(智慧)的问题是正相关的。

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不就是孔丘的儒家传统的文化吗?很显然,探讨中国历史中中国人的大不幸的问题的关键,也正就在于必须深刻地探讨中国人整体对于自身问题的自我认识的深度和广度的中国“文化”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如何来认识中国人自身的诸方面的问题的呢?儒家的“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整体“智慧”的能力,它究竟给予了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以什么样的回答呢?中国人(整体)从哪里来,最终将到哪里去,究竟应该如何去?这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的三个最最基本的问题。

孔儒对于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回答的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从哪里来?孔儒的回答是:从“天人合一”的“天命”来。“天命”是什么?是孔丘用来表达绝对有利于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当下“天命”的“归宿”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汇表达了一种人类完全不可知的非常卑贱的“宿命”。说白了,你今天是“君主”、是“贵人”,这就说明你的“天命”就是永远不变的“君主”、“贵人”的宿命。你今天是“臣民”、是“贱民”,这就说明你的“天命”就是永远不变的“臣民”、“贱民”的宿命。对于“天命”,中国人永远不可知,也永远只有自己认命,根本就不要想能够具有对它的任何改变的可能,这就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还有人重新又呼唤出来的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所表达的中国人的传统(血统的)“宿命”的观念。

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就是说,天命给予当下人们的“命运”是永远惟一不可变的,这种不可变的“天命”更是被归纳于周代的“礼乐”之中,中国人被“天命”地规定为《礼乐》之中种种完全不平等的等级,处于不同等级的中国人完全都只应该认命,而绝对不能够越过自身的等级而去从事自己作为“人”的任何活动,也就是说,你的言、行、思,全都得必须完全按照你所处的等级来进行,对于孔丘来说,这就叫做“正名”,也就是“正”你的“身份”之“名”。这种“正名”的结果,就是“天命”与你个人的身份“合一”的产物。这就是中国人一直都在盲目地崇拜的“天人合一”的本来的含义。正是这个“天人合一”,要求中国人永远都只能牢牢地记住自己的身份,而这就是“天命”给予你的永远“合一”而完全不可能改变的“宿命”的身份。中国人啦,你就自己认命吧。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要求中国人永远乖乖地认命,而根本就不要想能够具有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的任何的可能。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人到哪里去?孔儒的回答是: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位置上去,或者说,到“当官”的等级中去。当然,按照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具备“当官”的“天命”(宿命)的人才能够真正“当”得上“官”,而无“天命”当“官”的人,就应该安分守矩地做小民,甚至做小奴。显然可见,在孔儒的回答之中,全然没有中国人应有的超验精神的追求,而完全只有经验、具象、日用的“当官”,才是中国人一生之中最高的追求。换言之,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最高的其他的任何东西可以追求了。很显然,中国人在孔儒价值观的引导之下,全然没有了对于先验的真理的信仰的追求,全然没有了对于超验的自由的理想的追求。说白了,在中国,完全就只有“官”和“奴”的具体经验的分别。即使所谓的文化,也是仅仅为了这种“官”和“奴”的差别而设定的某种外在的毫无任何精神意识的工具,而完全与人类的精神意识的东西无关。我请那些崇拜孔儒的文人们告诉我,你们的精神追求是什么?你们具有真正人类的精神追求吗?孝悌忠恕是精神吗?亲亲尊尊是精神吗?很显然,中国的儒家文人们原本就是一帮完全丧失了真正的人类精神(追求)的人们,就更不要说其他的中国人了。

对于第三个问题,应该如何去?孔儒的回答是“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总之,中国人的一切均必须“尊礼而行”。什么是“礼”?具体而言,“礼”即“周礼”,说到底,就是中国人全都必须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去从事言、行、思,全都必须遵照“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规矩去“当官”或“当奴”(做老百姓),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那就是乖乖地做好自己的“奴隶”的本份,永远都不要想有任何的“非份”之言、“非份”之行和“非份”之思。

上面所述,不正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历史的现状吗?不正就是两千多年来孔儒所铸就的中国人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礼乐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体制的现状吗?不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大不幸”的真实的写照吗?

我完全可以断言,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历史的“大不幸”,整个就是孔儒一手设计、履行和铸造的恶果。正是这个恶果,造成了中国人的“言”,严重地丧失了自然真理的“真”;中国人的“行”,严重地丧失了社会自主真实的“善”;中国人的“思”,严重地丧失了精神自由真诚的“美”。而这一切,全都来自孔儒意识形态的顽固地坚守。例如,孔儒坚持对于言论的“隐”和“讳”的严格的控制,即所谓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以及所谓的“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等等等等。这种对于中国人的言论的“隐”和“讳”的严格的控制,实际上造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言论不自由”,甚至直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的言论还依然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

又例如,孔儒坚持对于行为的“礼”和“刑”的严格的控制,即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提出了具体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使得中国人的行为严重地丧失了应有的社会的“自主”,在中国,只要有孔儒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自主”,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现代人类社会的“民主”。

又例如,孔儒的价值观“亲亲尊尊长长”的长期以来的灌输,使得中国人的思维严重地丧失了自由追求的精神,而永远都只能拥有极其庸俗的“亲亲尊尊长长”的外在权势、金钱和名声的炫耀,说白了,中国人是一个极其庸俗的只会自我炫耀,即所谓“光宗耀祖”的民族。这一切实质上的“假恶丑”,实际上全都是来自所谓的中国儒家的“文化”。难道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么?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事实上早就已经被剥夺了能够让自己获得幸福的最起码的基本的条件了,什么最基本的“条件”?作为人说话的自然的自由的最基本的条件,作为人做事的社会的自主的最基本的条件,作为人的思维的精神的自由的最基本的条件。更为恶劣的是,用以限定和控制中国人的言、行、思的规则或制度,全都不是来自绝大多数中国人自愿的契约的法律的制约,而是来自仅仅由极少数人,而且是来自仅仅符合极少数既得利益者们的意愿的“礼乐”的规定或制度。

可以这么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过有关“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意识,虽然老子的《道德经》之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谈到了关于“人人平等”的观念,可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文献,就像巨大的沙漠一样,铺天盖地地遮蔽了中国人的心灵,使之永远地丧失了对于“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的追求。如下的“命题”将会是一个永远都能够获得证实的真命题:凡是丧失了“人人平等”的观念意识追求的民族的“文明”,都将是不可能获得真实“进步”的假文明,伪文明,或只能称之为“前文明”。可以认定,人类自古以来的文明,迄今为止,也只有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以及以这两个文明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明,才是真正人类的文明。也即是说,只有这三个文明是真正获得了“真理”的进步动力的人类的真文明。而除此之外的几乎其他所有一切的所谓人类的“文明”,全都只能是前文明、伪文明和假文明,或者说,是完全丧失了内在进步动力的某种文明的“假体”。所谓中国的文明,即明显是一个如此文明的“假体”。造成中国文明的“假体”的根本的内核,即是中国人的永远都认识不到其根本毒害的孔儒的所谓“文化”。我完全可以断言,孔儒的“文化”绝对就只能是一堆对于人类极其有害的“假体”的“文化”,它伤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性”,它毁灭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格”,它摧毁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品”。总之,中国人整整被孔儒败坏了两千多年。而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中的几乎绝大多数的人们,竟然至今还像一群怪物一样拥戴着这种害人的“文化”,视之为自己永远的尊贵的“传统”。中国人的这种非常奇怪的“精神病”,比之西方人的“斯德哥尔摩症”至少要厉害千万倍。至少“斯德哥尔摩症”所造成对于人们的伤害,要远为微小得多,而中国的“孔儒症”不然,中国人的“孔儒症”几乎彻底地毁灭了中国人的真文明。中国人的历史,可以说,在直到近代“五四”运动发生之前的几乎全部的历史,全都只能是人类的“前文明史”,而根本就不曾产生过真正人类的文明史。

正是上述中国人的“孔儒症”,彻底造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历史的巨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