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仁郑秀晶吻戏:揭秘皇太极由蛮族首领到帝国皇帝的辉煌之路

  

揭秘皇太极由蛮族首领到帝国皇帝的辉煌之路

 来源：《洪业——皇太极的盛京春秋》   作者：韩春艳
          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初二，皇太极正式即位，使得努尔哈赤死后的政权危机成功地软着陆，并形成了以皇太极为大汗的四大贝勒共同执掌政权的政治格局。但推举出来的新汗“若不纳谏，不遵道”，众人还有权罢免他，而“更择有德者立之”。
要武功也要文治
      “士”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为士大夫，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胶着体。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获得很好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道路是让他的后代读书、做官。在整个社会没有其他出人头地的门路的时候，这条经过多年的奋斗才能取得荣誉的道路上，挤满了如蚂蚁般勤奋而数量巨大的读书人，最终能够胜出者，却只是极少数的精英人物。

        关于“士”的理论标准，孔子给出这样的定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光有知识的人不是士，只有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才能称为士。荆轲一直被当做士的楷模，“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视为一种精神典范。
        科举制度的完善，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反过来说，封建皇权统治也需要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精英级人才，为之忠心耿耿，出谋划策，死而后已。
         努尔哈赤在世之时，八大旗主贝勒尽管互不干涉各旗内政，互不服气，但对努尔哈赤却十分恭顺，不敢违背他的旨意。皇太极初登王位，处境十分尴尬：明为天子，实不过一旗之贝勒。无论从辈分、实力、威望哪方面看，都不能与“先汗”相比。代善倚老卖老，阿敏桀骜不驯，莽古尔泰骄横日甚。
        对中原文化有着深刻体会的皇太极就将具自我牺牲精神的“士”作为他重要的选择：通过扶植以文馆诸人为代表的儒臣势力来抑制骄横跋扈的军功集团，从而削弱满洲贵族军功集团对其统治的威胁。

        于是皇太极开始笼络和重用汉官，主要表现在：将汉官从满官之家拨出；使汉官仍任旧职，重用厚养；重礼相待，耐心求贤。随着后金社会封建化的深入演变，以皇太极为首的后金统治阶级从奴隶主逐渐转变到封建主的地位，与明朝的降官败将相互依存，构成利益一致的统治集团。
         皇太极的汉族合作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分配，再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
         而此时，皇太极听从汉族谋臣的建议，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百分之三十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百分之七十。赐旗人钱物酒宴的费用，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

         皇太极的另一项举措是在政治上迅速扶植一批自己的亲信势力并委以重任：晋封三十二名固山额真、佐理国政大臣辅佐各旗旗主，处理各旗旗务。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削弱、限制旗主权力，同时充当耳目，监视各旗旗主行为。

          两年之后，皇太极以不愿三位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管理国政的制度，改由四小贝勒代理。
          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予封赏的权力，并被迫与大汗指派的官员分享各旗的权威，各大贝勒对出这些主意的汉人比以往更加厌恶。
          曾参加圈点改造老满文工作的达海不仅是文馆满人职员中的佼佼者，也是善于团结汉官的典范，因此受到皇太极的青睐。
          达海九岁开始学习汉文典籍，精通满、汉文。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与明王朝及朝鲜的往来书信都出自他手。达海同汉官们的关系相处融洽，汉官们也很佩服他的文章道德。
         女真人起初并没有自己的文字，金建国以后，政府公文曾经使用过契丹文字。12世纪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创制了女真大字。现今存世的绝大部分女真文字资料都是用女真大字所书写的。1138年（金熙宗天眷元年，南宋绍兴八年），金熙宗又颁布了经过改造后的新文字，称为“女真小字”，并将女真文字作为金国的官方文字使用。
          但在金统治中原的百余年间，女真字应用者实际上仅限于统治阶层的女真人，蒙古灭金以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汉化，大都改操汉语，依然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仍用女真文，并持续使用到明朝正统年间，以后逐渐消失。女真字由此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元明时期，蒙古与女真已有往来。元朝对居住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实行设官管辖。这时女真人学会和使用蒙古语，一度使用蒙古文。
         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讲女真语，却使用蒙古文字，语言和文字二者间这种差异，不但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成为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桎梏。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欲以蒙古字编成国书”，命令精通语言文字的官员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额尔德尼和噶盖推辞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

          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
         见二人仍然面有难色，不得要领，努尔哈赤接着又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亲）？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亲）？吾意决矣，尔等斌写，可也。”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础上，遵照努尔哈赤创制满文的基本原则，即参照蒙古字母，协合满族语音，创制了无圈点的满文，史称“老满文”。           老满文诞生后，完全借用蒙古文记录，存在诸多弊病。在蒙文字母中，a、e和o、u不分，书写形式一样，这样容易出现混淆；k、g、h和t、d区别也不清楚，如ka可以读作ka，也可以读作ga和ha；ta可以读作ta、da等等。而且蒙语中没有f音位，用b字母来代替时又容易造成b、f不分的情况。这样写一个词，有几种读法，因读法不同，词义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地名，困难更大。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令达海等将满文加以圈点，以做区别。

         达海遵旨改造满文：在一些“老满文”字母旁边添加圈点，使原先雷同的字母得以区别，做到一字一音；创制特定字母，以便于准确拼写外来借词；创制满文字母的连写切音形式，使音译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词汇的问题得以解决；规范字体，统一书写形式，消除过去一字多体的混乱现象。经过改造的满文臻于完善。通常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而新满文的推广使用，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至清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就在新满文颁布七个月后，达海因病去世。死时家无余财，连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这种清廉的作风，深深打动了归降汉官和汉族生员们。
          皇太极对于达海的英年早逝十分痛惜，不仅在经济上照顾达海留下的三个儿子，还不忘鼓励达海次子陈德勤习汉文，以继承父志。
          新满文的创制，对翻译汉文书籍大有促进。达海去世前已译成满文的汉文典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等。为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在天聪八年（1634年）录取举人的考试中，皇太极特意取中了“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
          对于翻译工作的内容，皇太极做出具体指示，主要内容是在辽、宋、金、元四史中，选择其中治国的良策、亡国的教训、用兵行师之方略等翻译成书，以备观览。
          其后，在皇太极的指示下，大量汉文典籍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为满文，并在辽东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只知崇尚武功的满洲贵族和部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和君臣之道，而且效果是很明显的。
          天聪三年（1629年）农历四月，皇太极设立文馆。关于文馆人员的入选资格，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推断，最初的标准是必须掌握满、汉、蒙三种文字中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者。其中一部分职员主要负责记录本朝政事，另一部分任职人员专门负责翻译汉文典籍。
          皇太极将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选入文馆，并予以充分的信任。

          从最初的规定看，文馆是一个职责相对简单的文化机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的功能被大大地拓展了。它先是被当做了设宴款待明方使者或者归降明人的地方：皇太极至少命人在文馆宴请过五次上述人员。其次被当做与归降明将盟誓的地方。天聪四年（1630年）农历七月十一日，皇太极与诸贝勒进入文馆，与意图归降的明皮岛守将刘氏兄弟所派使者焚香盟誓。文馆的另一个用处是封赏蒙古贵族。天聪五年（1631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蒙古科尔沁部的土谢图额驸与格格来朝，皇太极在文馆中召集诸王、贝勒、大臣，当众对夫妇二人赏赐了大量财物。
         随着文馆功能的扩展，文馆职员参政议政的机会也就增加了许多。这种参与本身就是受到重视的表现。

         遇有战事，文馆职员要奉命参加留守城池和与敌谈判的工作。没有战事之时，文馆诸人因为语言优势不断奉命出使蒙古诸部，代表皇太极处理一些具体事务。           在后金内部事务的处理上，文馆诸人也时有参与：大凌河归降汉人逃者甚多，皇太极命文馆诸臣随同额驸佟养性前往宣谕众人不要轻易叛逃；孔有德、耿仲明即将率众来降，皇太极又命文馆部分工作人员传谕诸贝勒作好准备；等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到达后，皇太极即派文馆首席职员范文程等人前往安抚。          文馆诸人还奉命召集和参加重要会议，议论后金国的家事和国事，在多铎与科尔沁部联姻问题、莽古尔泰生前图谋不轨事发的处置上，都享有发言权。
         文馆诸人作为围绕在皇太极身边的新生势力，渐渐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皇太极的信任和使用，他们逐渐呈现出与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军功集团相抗衡的态势。

          满洲因为在文化礼仪方面的落后状态和民俗民风，一直被明王朝和李氏朝鲜王朝所鄙夷。《朝鲜仁祖实录》中就曾记载了出使后金使臣的亲眼所见：“汗之容貌比诸将稍异，动止则戏嬉言笑，无异群胡。饮食及赏物，必亲手赐予。宴饮时常置酒器数十余，呼爱将于床下，亲酌而馈之。”
          通过这段描述，不难想象出，后金君臣在礼仪方面与饱受汉文化熏陶的李氏朝鲜王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

        “臣顺君、子顺父、妻顺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国家的治与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从开始就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他们最初和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此时的后金，就处于政治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阶段。

          在汉人儒臣集团的建议之下，天聪三年（1629年）农历八月，皇太极下令召集后金境内的所有儒生进行考试，并对此下诏解释说：自古以来，国家建设都是文武并用，以武功平祸乱，以文治佐太平。现在朕想振兴文化教育事业，在生员中选拔才华出众的人。诸贝勒府中及满、汉、蒙官员家中为奴的生员，都要来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           通过此次考试，在汗王府、各贝勒府以及满、蒙官员家中为奴的读书人有二百人被选拔出来。此次大规模的录取生员的举措，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了新兴政权对知识分子的需要。随后，在攻陷永平、滦州、遵化等城后，皇太极同样下令征集各处明朝生员，量才录用。

           天聪五年（1631年）农历闰十一月初一，皇太极下了一道特殊的诏令：诸贝勒、大臣家的子弟，凡是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的，都必须要读书。满洲向来崇尚武功而少有文治。此道诏令的下达无异于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之间国人议论纷纷。
          皇太极不为所动，坚持要求贝勒大臣们无条件执行这个命令。在皇太极的眼里，去年发生的阿敏尽屠关外三镇的事件，就是因为对汉人和汉文化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满洲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化之邦的基本义理。他甚至乐观地认为满洲子弟都去读书，两三年后，后金必成礼仪之邦。
          皇太极抓住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关键而有效的方法：从控制思想入手。对于一向支持汉化的汉族儒臣知识分子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意味着从此以后，学习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被纳入了后金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划之中，从而开启满洲走向汉化的历史进程。
          天聪八年（1634年）农历三月，皇太极第二次开科取士，分三个等级，一次录取生员二百二十八人，并一时兴起，赐其中十六名“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

          后金第三次开科取士是在清崇德三年（1638年），此后基本上形成了三年一考的模式。大量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正常化途径，减轻了他们对后金政权的排斥心理。

          而后金通过定期的科举考试，获取了源源不断的文化人才并充实到各级政权之中，提高了政权的整体文化素质，为其后入主中原、统治天下奠定了初步基石。
          天聪五年（1631年）农历七月，汉官宁完我上疏，请求仿效汉族中原王朝制度，建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皇太极认为此议可行，经过与诸王贝勒大臣一番讨论之后，决定正式设立六部。通过设六部，皇太极直接控制了中央行政机构。

           六部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六部统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后来所任命的监察部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议政贝勒的作用。

           皇太极对于设立六部寄予了厚望，他对六部官员发表了以下讲话：
           国家设立百官，原意在于以百官辅助皇帝更好地处理各种政事，从而使国家能够达到所谓的太平盛世局面，你们既然担任了各种官职，就应该努力做到廉洁奉公，爱护百姓，以便不负众望。但是，你们之中的一些官员为什么仍然会存在以权谋私、为非作歹的念头呢？朕正是因为相信你们，所以才任命你们担任了六部中的职务。而你们之中的一些官员却仍然如此违法乱纪，真是令朕大失所望……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能够夺得整个天下了，治理国家的重任完全要依赖你们……你们应当谨记朕的这番训谕，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如此一来，则上天必定会保佑你们，而朕也会对你们宠信不衰。

          皇太极试图借助六部的创设和运作，为其登基称帝时具备一个严肃、整齐的朝廷做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