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针菇炒肉的图片:辛亥细节：谁打响了第一枪?

谁打响了第一枪?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7月12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刘炜茗

□张耀杰
为纪念辛亥百年,本报推出“辛亥细节”系列专题,逢周二、周三刊出。“辛亥细节”将回避对辛亥革命宏观层面的叙述,而立足于辛亥这一时间节点,侧重描述辛亥的一些细节,观察描述辛亥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如私人记录、乡村生活、城市发展、教育转变、媒体传播等,从细节的层面来观察和透视辛亥巨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变化。
专题统筹:刘炜茗
1918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周年,孙中山在为上海《晨报》双十节纪念专刊所写的发刊词中表示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随后,他又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再一次强调“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在事实上,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并不是出自熊秉坤；参与武昌首义的熊秉坤,当时也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而是还没有与同盟会建立联系的共进会会员。
熊秉坤实录“武昌首义”
1912年3月2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咨请参议院设立论功行赏的稽勋局。同年5月8日,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张国淦为铨叙局长、冯自由为稽勋局长,专门征集辛亥革命有功人员的档案材料。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于6月16日正式批准成立湖北革命实录馆,任命同盟会员谢石钦为馆长。
该馆一成立就大造声势,宣传“编纂此次革命事实,意在表彰先烈,策励方来,扬希世之殊勋,演民族之进化,……以备将来中央国史馆取材之用”。除登报声明外,该馆还通知省内各军、政、商、会以及所属府、县,并派出专职、义务调查员,从事首义史实的收集整理工作。时任第三镇第五旅少将旅长的熊秉坤,就是列名于89个义务调查员中的一个。他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共有四篇文字:其一,《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其二,《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各员事略》。其三,《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其四,《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
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熊秉坤叙述说,1911年10月10日傍晚,该营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一同起事,却始终没有听到炮声信号。“将至日暮”,他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人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出现骚动,便“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
关于二排的暴动情况,熊秉坤介绍说:“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
熊秉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北新军工兵八营后队一排正目(即班长)。他的秘密身份是共进会驻工兵八营总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在他落款时间为1913年3月24日的《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中,有一则《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同样记录了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的扭打,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的情况。
在另一则《十团二营八连一排排长汤启发》中,还有这样的叙述:“本后队六棚正目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句钟陶被后队五棚兵士程正瀛枪毙。”
熊秉坤在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兵八营革军大队长”名义,向湖北革命实录馆“造送”的《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中,又有一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其中写道:“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
上述实录清楚表明,率先与清军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的,是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共进会员程正瀛在金兆龙号召下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从而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武昌首义”的张冠李戴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撰写的《武昌起义谈》中,依然明确表示,1911年10月10日夜,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然而,随着孙中山公开声明“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熊秉坤自己的说法也开始发生改变。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收录有熊秉坤30年代的一篇旧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其中干脆把“首义第一声”的桂冠,从程正瀛头上张冠李戴地转移到自己头上:“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
1913年1月23日,袁世凯论功行赏,颁发给熊秉坤勋五位证书及徽章。同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国民党方面一致认定中央政府方面的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主凶。在上海方面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指挥下,因为被剥夺军权而脱离共进会加入国民党的熊秉坤,在国民党武汉交通部的基础上秘密组织“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的“改进团”,积极筹备武装暴动。因为暴动失败而遭受通缉的熊秉坤等人,只好辗转逃亡日本东京,加入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与熊秉坤一起发动武昌首义的共进会会员孙武、金兆龙、程正瀛等人,由于没有加入国民党以及中华革命党,从而成为拥护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敌对阵营的成员。1916年,程正瀛在党派之争中,被贾正魁等人秘密处死后沉入长江。金兆龙在国民党北伐胜利后远离政治以至于抑郁而死。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台湾方面曾两度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岑伟生,在《回忆辛亥革命二三事》中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与熊秉坤住在同一房间里达四个月之久。当谈到武昌首义的开枪问题时,“熊君谓听闻外面嘈吼有枪声,就即开枪,亦顾不得谁是第一枪。谈话间从未有第一枪自认……”直到湖北同乡田桐介绍熊秉坤、岑伟生同去孙中山寓所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之后,“尚不能直接见孙先生,及至1916年广东成立大元帅府,仍是待熊冷淡”。等到孙中山从广东来到上海,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公开声明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是自己的党员熊秉坤之后,熊秉坤才开始“坦然自承而不避”。
据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介绍,熊秉坤面对当年的历史当事人及知情人的据实质疑,曾经有过“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的自我辩护。但是,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美好的主观愿望,都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正当表现。
◎张耀杰,文史学者,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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