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海上铭著预计单价:必须把文根扎在厚土上

活到这把年纪才明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必须在儿时就接受读懂文言文的训练，否则，文化的根就扎不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上。根扎不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一个文化的侏儒。

每每想到这，我就不由联想到生长在石山顶上那些“小老树”。都生长了好些个年头了，可老是那么矮小，老是那么枝叶稀疏，老是那么花果零落。天之所覆，日月所照，雨露所润，“小老树”和那些伟躯硕果之木没有什么两样，可为什么“小老树”成了“小老树”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把根扎在厚土上。

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先驱”们，都是在文化厚土上成长起来的文化巨人，他们从小都接受过读懂文言文的训练，因而把文化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上，这才使他们成了参天大树。可他们成功之后却极力主张废止读经，然而读经正是读懂文言文必不可少的一种训练。自从废止读经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就读不懂文言文了。读完小学读不懂，读完中学读不懂，甚至读完大学也有读不懂的。

凡称之为经书的，都是文言文中最好的书，都是经过文化长河数千年大浪淘沙，选出来的精品，博也，深也，厚也，久也。把文根扎在那里以后，就可以吸收到极其丰富的“营养”，根深则果茂，源远而流长，即使成不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儒，也绝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侏儒。很可惜，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读书人，都未能把文化的根扎在厚土上。为什么？只要翻开民国年到现在的语文课本，中学语文课本，就可以发现，全是些浅而又浅，薄而又薄的东西。课文几乎年年变，可变来变去，总脱离不了“浅薄”。在如此“浅薄”的文化土壤里，怎么可能成长起文化巨人来呢？难怪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其实，能做“小师”的人才也不多。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如果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就成了“国学大师”了。

我指的是人文文化。

有人一定会说西方文化先进，而且再怎么说现代文化要比古代文化先进。就科技文化而言，从16世纪起，西方确实比东方先进，现代确实比古代先进。就人文文化而言，东方不比西方落后，古人不比现代人落后。科技文化解决人类物质方面的问题，总括起来不外：穿、吃、住、行、用五个字。人欲不止，进步不止。人文文化是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总括起来也是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讲的是止，而不是进。

科技文化前人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个台阶，后人可以登上前人的台阶，去创造新的高度，后人永远在前人之上。人文文化前人留给后人的不是台阶，而是高度，很难超越的高度。孔子之后已经两千五百多年了，尽管孔子说过“后生可畏”的话，可孔子对于后人来说至今依然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因此，科技文化一定要向西方学，向现代人学，而人文文化则要向东方学，向古人学。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犹如一部车上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厚此薄彼也不可，可历史之舆总是在偏颇中行进着，这就给人类带来了不尽的祸患。对于中国人来说，不重视科技文化有外侵之患，不重视人文文化有内戕之祸，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如果科技文化没有人文文化作导航，科技就会给人类带来防不胜防的灾难。历来的造假，都是利用高科技手段造出来的，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器物更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二十世纪是全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的世纪，二十世纪也是全世界人文文化严重衰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还不知道把跑气多年的那个轮子补一补，历史之舆就快成“独轮车”了。失了控的“独轮车”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可想而知了。

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小把文根扎在厚土的文化老人相继而去，现在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1995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冰心、曹禺、张志公、夏衍、陈荒媒、吴冷西、叶至善、启功等九位风烛残年的文化老人，在他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向中国人发出了《紧急呼吁》：“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屡经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他们希望能建立“幼儿古典学校”，期待“在有生之年听到弦歌，到古典学校里走一走，看看后继有人。”现在，有根基的文化老人一个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化侏儒却一茬一茬接了上来。郭齐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建议《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进入中学生的课堂，这个建议是解决中国人文教育问题的根本措施，但至今《四书》进入不了中学生的课堂。根据我的经验，《四书》首先应进入小学生的课堂，因为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最好的年龄段。《四书》一共只有五万多字，只要进入小学生的课堂，每一个学生到小学毕业时就可以把《四书》倒背如流。果能那样，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自然而然把文化的扎在厚土上。但是《四书》一时还进入不了中小学生的课堂，于是在民间办起了不少的书院、私塾、义塾之类的学堂来。

我家的燕翼堂义塾是2001年办起的，也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办起的。义教十多年来，所教教材主要是《四书》，采用“来者欢迎，去者不撵”的原则，免费教学，免费提供教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实施教学。现在第一批学子已上了高中，第二批已上了初中，第三批，正在读《大学》、《中庸》。至于在义塾读过《四书》的孩子们能不能把文化的根扎在厚土上，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至少不害怕文言文了。和同龄人比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毕竟接受过一段文言文训练，如果学校课本上能增加更多的文言文分量，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可惜，后续教育跟不上，在义塾虽然让他们的脑子里记了一些古文的东西，可“应试教育”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时间久了，那一点点东西，很可能被挤掉的。我现在的教学只能停留在导读的水平上，我不具备办书院的条件，至今我讲不了《四书》，虽读了好多遍《四书》，也有一些感悟，但要我讲，尤其将《四书》中的东西变成我们日用的东西还有很大困难。尽管如此，为了更多的人接受这种训练，我所办的几个点，佳县燕翼堂义塾、榆林市苏州中学、佳县屈家庄小学，木头峪小学、榆林世纪广场晨读，所用的教材也都是《四书》。我希望他们在诵读的过程中，师生都受益，都有所感悟。

我们办学的水平不高，但我们秉承的道义精神是高尚的，道义精神是当今最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递。古之君知耻，“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行是最难做到的，我们的义工重在行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义工不比别人差，他们的精神常常令我十分感动。同时我也很清楚这件事非常的难做，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师出无名，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释道有名，儒无名。释有寺院，道有道观，至上而下，有政府宗教部门支持、管理。儒教上面没有人管，就自身而言，也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更没有一席之地的阵地。看看佛教，不仅把过去所有的寺院恢复如新，还在全国修了不计其数的道场。而文庙、书院被打被废之后，一直再没有恢复，也没有听说哪一座孔庙成了弘扬民族文化的阵地，也没听说什么地方新修了弘扬民族文化的场所。这一切全在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如果不能给儒教正名，现在办起来的一些民间传习组织恐怕很难长久支持下去。

其二，生存环境不佳。近一百多年以来，有两种思潮左右着这个世界，一是极端自由主义思潮，一是极端激进主义思潮。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庸。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激进主义之间尽管水火不容，可它们反对中庸主义却是异常一致。至今这两种思潮还很强劲，因此，反对弘扬传统文化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但要落到实处依然非常困难。

其三，“应试教育”已成了一个经济的链条，这个链条把所有和教育有关的人士、部门都摄了进去，在高速运转中，谁也脱离不开这个链条，谁也不愿脱离这个链条。学生、学生家长都是这根链条的“猎物”。“应试教育”的目的是钱，而不是造就德才兼备的人才。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明白，但习以为常，谁都没有办法，把学生拉出来，去接受“应试教育”以外的教育，即使是义教生源都成问题。

其四，缺乏大师，缺乏乡贤。自孔子始，各个历史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大师，大师下面各个地方都有乡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通过大师传给乡贤，乡贤又传给国人，现在没有了大师，也没有了乡贤，文化就没有了传承。传统文化的传承自古是学校的事，现代学校教育是以科技文化为主的教育，读书人不少，教师不少，但要找一个导读人文文化的老师却很难找到。

其五，没有经济的支持。历史上的书院大都是官办的，或者半官办的，有地方官员的支持。现在，政府对这一块既不反对，也不给予经济的支持。释道靠神收取布施维持生计，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谁布施给他呢?

其六，文言文和白话文相比，是更高级的书面语言，推广白话已推广了一百多年，人们已习惯了的白话文，习惯了肤浅，一下子让进入博大精深不能适应，不要说年轻人不能适应，老年人也不能适应，因此，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困难是很大的，但根扎厚土是不能动摇的。因为他是关系我们民族存亡的大事，世界兴衰的大事，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的大事，所以，我们也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有来自专家学者的支持，有来自企业家的支持，尤其北京一眈学堂总干事逄飞先生，先后几次来到义塾指导工作，他的那种道义精神令我十分感动，还有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我参加第二、第三届、第四届中华义理学术研讨会，并给榆林四个教学点每年五千元的课时费的支助。我们也得到《光明日报》国学版、陕西省电视台《我说我家》，《陕西日报》，《榆林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新闻媒体的支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这又给了我们继续办下去的力量。当然更主要的力量来源是通过诵读经典新产生的文化力量。正如台湾王财贵教授说的那样：“纵然我是一个外星人我也要弘扬中国文化，纵然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也要弘扬中国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太好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国人呢？我坚信中国的读书人一定会把文根扎在厚土上。一定会根深果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