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对质疑毛泽东入党时间是1920年的回答

核心提示：因为毛泽东把他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希望我也能参加。同时蛮有信心，他认为我决不会出卖他们，虽然我对他们并不表赞成。”这说明毛泽东在1920年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是主要成员。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作者：陈述 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原题：《对质疑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一九二○年的回答》

近年来，有人对毛泽东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毛（泽东）、何（叔衡）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本文通过查阅有关公开的史料，回答了对毛泽东1920年入党的质疑。

2009年初，笔者应《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所约，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的文章，发表于2009年3月2日《北京日报》，回答了“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登记表上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的问题。该文认定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但因为这只是回答读者的问题，不是一篇专门的学术文章，且篇幅所限，文中没有提供更多的史料依据。《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入党年月考》的文章，随后“炎黄春秋网”以《孤证不立--也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问题》（以下简称《也说》一文）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作者对毛泽东自己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提出质疑，而且作者仅仅根据对《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采访，及《李达评传》一书的内容就得出“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的结论。这一问题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历史事实，又造成较大影响，因此，笔者觉得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辩明的必要，以开展理性的讨论。

一

《也说》一文的作者说中共一大召开前，“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提供的直接史料。除直接的历史当事人毛泽东多次谈过湖南在中共一大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外，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也提供过相同的史实材料。《也说》一文的作者说：“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随后，《也说》一文的作者以《李达评传》中的说法及他采访《李达评传》作者的说法为依据，得出“长沙有无共产党小组或可存疑”的质疑。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历史当事人之一，对此没有人否认。我们先看看李达在1955年8月2日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的说法：“这个组织（共产党）发起后（1920年），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达文集》第4卷中，1949年李达谈到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时说，“首先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另外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Y。）。于是，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李达1958年在他的《七一回忆》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等7人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发起组，邀约北京的李大钊同志、武汉的董必武同志、长沙的毛泽东同志、济南的王烬（尽）美同志等，分别在各地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此外还邀约广州、东京、巴黎在当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发起了中国共产党。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8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李达文集》第4卷，第611页。这三篇文稿，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李达生前公开发表的回忆，可信度应该比《也说》一文的作者采访《李达评传》一书的作者的间接说法可靠得多。

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也回忆说中共一大前湖南或长沙有共产党组织，虽然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其他，但肯定湖南有共产党组织是一致的。如董必武回忆说：召开中共一大时，“上海、北京、济南、湖北、湖南、广州有组织”《“一大”前后》（二），第365页。1937年，陈潭秋也回忆说：“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一大”前后》（二），第289页。周佛海回忆说，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第114页。中共一大另一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94页。由于历史原因，周佛海和张国焘不会去有意奉承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也回忆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总共是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六个组织。”《“一大”前后》（二），第373页。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充分证实，在中共一大前的1920年陈独秀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湖南或长沙不但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而且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或长沙的共产党组织就成为既有其名、又有其实的组织。其他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的共产党人对此还有回忆文章等，恕不一一列举。

1996年，以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陆续在中国出版。这套资料丛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第2册，有若干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档案资料。这其中的一份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在1920年年中成立的，当时共有6个小组，其中提到了长沙。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说：中共一大前上海共产党小组在7个到8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以上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说明，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的组织，绝不是孤证。通过整理20世纪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评述说：“从‘一大’代表的回忆来看，‘一大’十三位代表（包括包惠僧）除四人（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牺牲较早外，其余九人的回忆中都认为‘一大’前湖南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材料是最可靠的依据。”金松林、田夫：《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评述》，《党史通讯》1983年第9期。这个评述有充足的依据，因而是真实的。

二

《也说》一文的作者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即毛泽东、何叔衡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是没根据的推断。由于湖南所处环境极为复杂和险恶，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来说，毛泽东又是“危险分子”。所以当时初建的共产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十分隐蔽，这也造成了知道这个历史事实的人非常少，且缺少文字史料。但说明毛泽东、何叔衡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920年就建立共产党并是共产党员，还是可以找到若干有力根据的。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仍然要比《也说》一文的作者引用《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说法有说服力。如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的萧子升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进行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他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希望我也能参加。同时蛮有信心，他认为我决不会出卖他们，虽然我对他们并不表赞成。”《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575页。这说明毛泽东在1920年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是主要成员。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忆：“武汉支部是一九二○后九--十月间在武昌宣（告）成立的，北京可能比武汉早一点，武汉、长沙，广州这三个组织的成立时间差不多。济南略为迟一点，因为济南组织是由北京支部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40页。又据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的参加者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良等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17页。早期的共产党人彭述之也回忆说：“一九二〇年九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个什么模样呢？我在长沙逗留时间太短促，未能亲自了解它。根据贺民范的叙述，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拥有五位成员，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彭述之点出贺民范、何叔衡、毛泽东等5人的名字。《共产主义小组》（下），第599页。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说明，1920年湖南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又都肯定毛泽东是发起者，这充分证明了1920年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也已经明确写明：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7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也写明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以上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和专门研究著作充分说明了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又是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所以说毛泽东1920年入党绝不是“孤证”。

三

《也说》一文的作者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没有搞清中共一大前初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与中共一大后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区别。这位作者引述毛泽东的话：“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句话是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一个从共产党小组到全国共产党的过程。《也说》一文的作者引述这段话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这句话说明作者认同毛泽东所说“由小组到建立党”，实际上就是认同中共一大前湖南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但是，《也说》一文的作者又违反逻辑地说：“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意思是说，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不仅没有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和何叔衡还不是共产党党员。这是自相矛盾的。《也说》一文的作者还引述说：“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引者注）、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实际上，《也说》一文的作者没有搞清楚，这是毛泽东从上海开完中共一大后，回湖南建立的是中共湖南的地方组织，而不是刚刚组建共产党小组。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所说：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李达的正式委托，“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4页。关于“三十节”建立地方党组织，《毛泽东传》指出：“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80页。这反映了历史事实。《也说》一文的作者，将中共一大后建立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一大前建立的初期党组织混为一谈，说明这位作者对中共建党的基本常识并不了解。

其二，《也说》一文的作者可能不清楚早期的共产党员很多人同时又是青年团员这一历史事实，有些想当然地用今天的一般情况去主观地想象当年的情况，认为毛泽东和何叔衡当时是青年团员，即“S·P”，就不能是共产党员（C。P。）；并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实际上，中共一大前的情况基本上是先有共产党的组织，然后这些党组织负责领导建立青年团的组织。而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正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施复亮（施存统）所说：“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一大”前后》（二），第73页。共产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当时环境所迫，这应该完全可以理解。施复亮在回忆青年团的建立时还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恽代英、萧楚女当时都不在上海）。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一大”前后》（二），第36页。他还说：“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二〇年的时候，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太原等地都有了共产主义的组织。”《“一大”前后》（二），第71页。再如中共一大前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罗章龙在回忆北京青年团成立时说，“共青团开会，是由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的”《“一大”前后》（二），第203页。张国焘也回忆说，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02页。罗章龙还说：“那时青年团没有年龄限制，因大学毕业一般都是二十五、六岁。李大钊和我们都是团员”。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第78页。广东、湖南、湖北的青年团也都是由党的组织领导建立的。所以，中共一大前后，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毛泽东、何叔衡、谭平山、张国焘等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青年团员。所以，仅凭毛泽东是青年团员（S。Y。）就断定毛泽东不是共产党员，这种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只能误己误人。

其三，以偏概全，犯了历史研究的大忌。历史工作者都知道收集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收集历史史料要求“先直接史料后孳生史料，先基本史料后特别史料，先主要史料后次要史料，先常见史料后罕见史料”。《也说》一文的作者得出错误结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也说》一文作者使用的主要史料根据既不是档案文献史料，又不是当事人和见证人回忆等直接（一手）史料，而是对《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采访及其《李达评传》一书的说法，这至多能算孳生史料或二手史料作依据，所以得出不真实的结论就不奇怪了。

还有，《也说》一文的作者在引用《毛泽东早期文稿》的附篇《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时，摘录了毛泽东主要做了“一是成功地推动‘驱张（敬尧）运动’；二是创办湖南文化书社；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四是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等四件大事。但是作者不引用这本文稿中紧接着的文字：“这时，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713页。这句话就在“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后面”，想必作者是不会看不到的。这种视而不见、只取个人所需的做法，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是最不可取的。

其四，不尊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难免结论出错。经过史学工作者几十年的研究，关于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毛泽东生平思想方面有价值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既有较大影响、可信度非常高的著作，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年谱（1893-1949）》等，中共党的创建史研究专家邵维正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也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上）（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等文献档案选辑；还有在湖南韶山管理局工作，研究早期青年毛泽东几十年的高菊村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等，以及若干参加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或早期共产党人的回忆。通过研究这些著作或文献档案，既可以得出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组织，还可以得出1920年毛泽东是共产党员的结论。《也说》一文作者置这些历史工作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于不顾，只认准《李达评传》一本书和对这一位作者的采访的说法，这样研究得出的结果难免出错，也是十分不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