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知识普及内容:既帮富又扶贫的茅于轼先生为何挨骂？

吴向宏
茅于轼先生最近也许有点想不通。他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自以为两头都可以讨好，不料却招来不少骂声 。所以昨天，他又作《分析网上骂人》一文，试图在他自己的世界观里，“合理解释”这一现象。
问题在于，从茅先生的新文章看，他和现实世界依旧非常脱节。他认为，“首先，说这些（粗话骂人）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这实在是茅先生的自我安慰。中国的网民不过一亿三 ，只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上网后，还能不带实用目标去看茅先生的时评文章，而不是寻找致富信息或打网络游戏，说明又是网民当中具备较高素养、有一定精神追求的群体。如果这样的人还是“文化比较低”，那么中国高文化的人还剩下多少？茅先生除了叹息“时不予我” 、“吾道也孤”之外，还能对中国、对未来抱什么希望？茅于轼连到底挨了谁的骂都没有搞清楚，自然也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被骂了。
我早就说过，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自以为两头讨好言论是必然挨骂的。因为茅先生这种言论，隐含着的正是他自以为摆脱掉了的“阶级斗争思维”。我估计，在茅先生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上除了富人，就是穷人。而两者之间，假若不能充满兄弟情谊地和谐互爱，就只能是互相敌视。如果不是这样的世界观驱使，我很难想象茅先生会写出如下话语：“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这是一种十分过时的黑白两分逻辑。
世界上并不只有穷人和富人。拿茅先生自己来说吧，你算是富人还是穷人呢？做富人恐怕是不够格，做穷人你又太有钱有势了。答案很浅显，茅于轼先生和他所鄙夷的那些“文化比较低”、“有强烈不满情绪”、“思想简单，不会用理性思考”的网民们一样，属于所谓的 “中等收入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即使你再会理性思考，再有文化，你还是属于这个阶层。茅先生只记得为富人说话穷人办事 ，却忘记了自己所处的阶层。不骂你又骂谁？骂茅于轼的，显然主要既不是富人、又不是穷人，正是茅先生同样身属、却淡忘了的中产阶层成员。
其实，茅先生自身所处的这个中产阶层，是最需要像茅先生这样有话语权的人站出来，为他们说点话、办点事的。各个阶层为自己利益发言，本来也是健康社会的常理。相反，富人和穷人，他们未必那么需要茅先生越俎代庖地去说话办事。在富人这一端，他们早就或者戴红顶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变身份手持外国护照，或者出钱邀请专家学者们为他们论证各种观点，最不济也能雇佣若干保镖，哪里用得着你茅于轼去操心替他们“说话”、去“保护”他们呢？至于穷人，我承认茅先生搞小额扶贫贷款，办富平学校，都是卓有功德的好事，但至多是杯水车薪罢了。茅先生自身不过是一中等收入者，你有多少资源能拿出来给穷人办事？比个体，你比不过某些富人一掷数千万甚至上亿在穷困地区兴医济学；比集体，你比不过中央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农业税。一介书生，中产阶层的一员，大言炎炎要给富人 说话穷人办事，说轻点是不知做事的要点，说重点，就是不自量力。
中产阶层是不是不需要人说话办事了呢？当然不是。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警惕中产阶层成为新的弱势群体》中就说过，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政策制定者当中，像茅于轼一样，固持黑白两分世界观的人，还很不少。他们或者希望结欢于富，或者希望施恩于贫，却往往忘记了本来应当成为社会最中坚力量、最大利益集团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因此就两头不靠，在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中常常遭到忽视。这些年来，中产阶层的负担日益沉重，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牺牲也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倾向。有人称之为中产阶 层的“下流化”。如此下去，中国的中产阶层很可能还没有成气候，就“下流”消失了。
前两天，《中国青年报》刊文《中等收入人群已成高房价最大受害者》，再次验证了中产阶层目前承受的压力。本次以中等收入者为主要参与者的调查显示，69.7%的人认为，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政府最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有59.8%的人认为高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同样难以承受高房价，另一方面，政府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却无法顾及到这个群体。有被访者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维护市场经济和社 会秩序稳定的中坚者。但是现在，他们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最大受害者。”
茅于轼先生有一点说对了，骂他的那些人多半“有强烈不满情绪”。事实上，从两年前我那篇文章发表后收到的读者反应就可看出，中国中产阶层承受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已经迫近了使人崩溃的临界程度。作为中产阶层中较有社会地位的一员，茅于轼先生理应利用自己的能力，多为自己这个阶层说点话，办点事。这样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贡献，要比你为富人说话大得多，比你为穷人办事也会有效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