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知乎:隋唐时期的葡萄文化

唐代以前，与葡萄、葡萄酒相关的葡萄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经西域传播的重要内容。隋唐时期，葡萄文化空前繁荣，东西传播频繁，影响深远。葡萄语言进一步丰富，葡萄纹饰范围继续扩展，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的题材显著增加，记载葡萄和葡萄酒的史志、文书档案丰富，葡萄文化的宗教、信仰色彩浓厚，葡萄文化在日常生活、典章制度中多有体现。 
                           
        人类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和创造葡萄文化的历史悠久，而我国是世界上葡萄较早栽培地之一。我国古代的栽培葡萄，是外来的物质文明，其原生地在黑海和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及中亚细亚地区。大约五六千年以前，在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已开始栽培葡萄和进行葡萄酒的酿制，后来向西传入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各国，向东传播到东亚。 
              先秦时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开始在西域①传播，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引进大宛葡萄品种，中原内地葡萄种植的范围开始扩大，葡萄酒的酿造也开始出现，葡萄、葡萄酒有关的文化逐渐发展。本文据传世文献、出土资料和文物遗迹等，在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葡萄文化(葡萄科学技术，如栽培、酿造等技术，另有专文，此不赘述)的扩展问题，试作一动态而系统的考察，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这一时期葡萄文化经西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及由中原内地向西域、东亚等传播、扩展的趋势。 
               
              一、葡萄语言的丰富 
               
              隋唐时期，葡萄语言进一步丰富，如葡萄称谓的写法基本确定。唐灭高昌，设西州。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西州葡萄名称有蒲陶、蒲桃、桃、陶，是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葡萄名称的继承和发展，又西向东渐，影响关内；唐代诗歌、史籍中，“葡萄”、“葡萄”、“葡萄”、“葡萄”互用，与吐鲁番和敦煌文书中“葡萄”、“葡萄”并用互为印证，表明“葡萄”、“蒲桃”是唐时葡萄称谓的通常写法；就唐诗所见，唐人“葡萄”、“葡萄”名称在关内的使用已占主要趋势了，这表明“葡萄”称谓在唐代内地已确定和流行使用，也标志着葡萄物质文化在有唐一代的成熟和丰富[1]。又如梵语“葡萄酒”名称自西域传人。近代学者朱起凤所编《辞通》据唐初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3，应为卷24)，认为“末陀”是“葡萄”的异体字，波兰人亚努士·赫迈莱夫斯基则指明“末陀”是梵语madhu(“葡萄酒”)借到汉语来的，玄应《一切经音义》卷24云：“末陀谓葡萄酒也。[2]”受西域语言影响的还有回鹘文字。我国维吾尔族在唐、宋、元时代广泛使用过回鹘文，如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内，“葡萄”、“葡萄园”二词是以bor、borluq这种上古后期至中古前期的突厥语“r方言”(西部方言)的语音形式出现的[3]。 
              除人名外，又有葡萄地名的使用，如《唐景龙三年(709)十二月至景龙四年(710)正月西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75TAM239：9／1(a)，9／2(a)9／3等)记有“南韩葡萄”[4]。唐时沙州敦煌绿洲灌溉渠道的支渠或子渠有称名为“蒲桃”的[3]。沙州寿昌还有葡萄城。伯五零三四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载有康艳典所筑两座蒲桃故城就在石城附近[6]。又如陈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并序》“匈奴舍葡萄之宫”(《全唐诗》卷84)，杜甫《洗兵马》“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全唐诗》卷217)的葡萄宫，崔颢《渭城少年行》“葡萄馆里花正开”的葡萄馆(《全唐诗》卷130)等。冯贽《云仙杂记》卷7载有“葡萄髻”[7]。据说，被郭沫若先生赞之为“北国明珠”的龙眼葡萄，是唐太宗命名的[8]。唐代还出现了河东的葡萄酒品牌“乾和葡萄”[9]。 
               
              二、葡萄纹饰范围的扩展 
               
              入唐，葡萄纹饰的范围继续扩展，葡萄是锦缎、壁画、铜镜等物品上使用的图样。由葡萄、牡丹、莲花、石榴等花果组合构成的卷草图案，也称“唐草”，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图案纹样之一[10]。隋唐时，更多葡萄纹饰的丝织品经丝绸之路进入了西域。1915年，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拉墓葬中发现了一批以“萨珊式”织锦所作的覆面，其中有萨珊式联珠葡萄鹿纹锦覆面，这说明中国内地在丝织品上编织葡萄图案的做法已为伊朗萨珊王朝所仿效。而这种萨珊式织锦又经西域传人中国内地，为唐人所仿效。斯坦因通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佛经经卷丝织品帙子和佛幡中的萨珊风格织锦的研究，在大型考古报告《赛林底亚(西域)》中指出，这种“萨珊”型图案“为7世纪或8世纪初中国生产的萨珊式织锦仿制品”[11]。这些萨珊式织锦仿制品当然包括萨珊式联珠葡萄鹿纹锦，联珠葡萄对鹿纹是唐代初期织锦的装饰纹样之一[12]。这种葡萄对鹿纹还见于其它物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有陕西西安大明宫三清殿遗址出土的盛唐葡萄奔鹿纹残方砖[13]。葡萄纹砖还见于沙州。1995年在敦煌佛爷庙湾发掘了30余座唐墓，墓室和甬道均铺以模印花纹砖，有缠枝葡萄、莲花、缠枝莲花、玄武、神兽等纹样[14]。其中的一块葡萄纹花砖属首次出土，砖的正面模制凸起的葡萄纹，立体感很强，制作得十分形象逼真，为国家一级文物[15]。1965年吐鲁番阿斯塔拉出土有唐时白地葡萄纹印花罗，1972年又出土有唐时褐地葡萄叶纹印花绢[16]。唐时葡萄纹样的丝织品，在时人诗里有大量反映。如盛唐岑参《胡歌》“葡萄宫锦醉缠头”(《全唐诗》卷201)，盛唐施肩吾《古曲五首第三》“朝织蒲桃绫”(《全唐诗》卷26)，中唐李端《胡腾儿(一作歌)》“葡萄长带一边垂”(《全唐诗》卷284)，中唐白居易《和梦游春一百韵并序》“带襭紫葡萄”(《全唐诗》卷437)，晚唐曹松《白角簟》“蒲桃锦是潇湘底”(《全唐诗》卷717)，等等。 
            唐时，高昌回鹘王国除有摩尼教窟寺葡萄壁画外，还出现了有关葡萄的摩尼教插图。现藏于德国柏林博物院达勒姆印度艺术博物馆的高昌回鹘摩尼教插图残片，大约作于八九世纪，其中最大的一片，反面描绘“摩尼及其弟子宴前读经，皆白衣白帽，中间贡放瓜果葡萄”；较小的一个残片，正面描绘摩尼僧人跪坐写经，其中有“花树葡萄”[17]。敦煌石窟里，唐代的装饰图案有藻井、头光、背光、花边以及人物服饰图案等，而构成这些图案的纹饰形象就包括以葡萄为主的葡萄卷草纹[18]。长安所在京兆地区，有葡萄题材的石刻线画。今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藏有唐神龙二年(706年)的身穿胡服端葡萄的侍女石刻线
            本文原文画，此画原刻于永泰公主墓石槨内部南面西间[19]。 
              艺术造型上，雕塑中也有葡萄纹饰。如敦煌莫高窟334窟，唐代初期彩塑佛弟子袍服葡萄穿枝纹样[20]。 
              唐代葡萄镜①，尤其是瑞兽葡萄镜②，种类多，流传广，影响深远。“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初期是中国铜镜发生变化的时期，即由汉以前布局拘谨、过于规范转向流畅华丽、清新优雅的风格。纹饰流行团花、瑞兽、瑞兽葡萄、瑞兽鸾鸟、雀绕花枝，动物形象也较以前丰腴而柔健”；“串枝葡萄鸟兽蜂蝶图案”是唐代较流行的三类铜镜纹饰题材之一[21]。唐代葡萄镜一般称为瑞兽葡萄镜，包括葡萄蔓枝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葡萄镜[22]。瑞兽葡萄镜出现于唐代[23]，又有“天马葡萄镜”、“海兽葡萄镜”、“海马葡萄镜”等称呼，盛行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24]。 
              唐代葡萄镜广泛流布。在关内道，岐州扶风有瑞兽葡萄镜。今陕西扶风野河大石山出土一件唐狻猊(即狮子)葡萄纹镜，现藏扶风县博物馆[25]。京兆地区瑞兽葡萄镜流行，如1952年今西安出土有初唐瑞兽鸾凤葡萄纹铜镜，现藏陕西省博物馆[26]。今西安城郊区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墓、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墓都出土有瑞兽葡萄镜[27]。1955年，西安东郊十里铺337号唐墓发掘两件海马葡萄饰纹铜镜[28]，1958年西安市东郊洪庆村南地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死、神功二年(698年)迁葬的独孤思贞墓，出土海兽葡萄镜一枚[29]。又如京兆府醴泉有瑞兽葡萄镜。1971年，今陕西礼泉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出土一面唐早期瑞兽葡萄镜[30]。安北都护府也有瑞兽葡萄镜。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顿那尔伽特的额尔登尼住庙墓出土有唐瑞兽葡萄镜[31]。 
              在河南道，河南府瑞兽葡萄镜也很流行。洛阳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墓、今温县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死、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合葬墓[32]，洛阳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墓[33]、洛阳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墓[34]都有瑞兽葡萄镜出土。1962年，今温县唐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死、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合葬的杨履庭墓出土海兽葡萄镜一枚、葡萄镜一枚[35]。 
              在河东道，太原府、潞州有瑞兽葡萄镜。1958年，今太原南郊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前后墓的第5号墓出土海马葡萄镜一面[36]。1961年，今山西长治北石槽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前后墓的第3号墓出土一枚残饰飞禽与葡萄纹铜镜[37]。 
              在淮南道，唐代铸镜中心扬州有瑞兽葡萄镜。1969年，邗江槐泗公社的一座唐墓出土的一面海兽葡萄镜，直径有22．2厘米，重达2．7千克[38]。 
              岭南藤州有海兽葡萄纹方镜(或称为“禽兽葡萄纹方镜”)。1973年广西藤县三合出土一件海兽葡萄纹方镜，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39]。 
              唐时，中原内地葡萄镜又经各种途径运至东北亚、西域。如东传今日本、朝鲜等，北传今蒙古(见上述)、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又经丝绸之路西传西域今中亚诸国、西亚伊朗等。瑞兽葡萄镜大量东传日本，今日本许多府、市、县，如京都府、大阪府、冈山市、福冈县、千叶县等等，收藏有传世的或出土的唐代瑞兽葡萄镜[40]。例如1972年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高松塚出土一枚中国唐代海兽葡萄镜[41]，其铸造年代是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或神功二年(698年)之前不久，此镜是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日本大宝二年(702年)至庆云元年(704年)间的第七次遣唐使团在长安获得并带回日本的，与上述独孤思贞墓所出海兽葡萄镜为“同范镜”[42]。唐代海兽葡萄镜传入西域今中国新疆、今西亚伊朗等地，并为其仿制。1959年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唐北庭故城出土有禽兽葡萄纹铜镜[43]。今伊朗出土了波斯时期仿制的唐海兽葡萄镜[44]。 
             
            三、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创作题材的增加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的题材显著增加。据笔者粗略统计，涉及葡萄、葡萄酒的唐诗约64首(重收的5首)，作者达37位，包括陈子昂、岑参、崔颢、王维、王绩、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一代杰出诗人，其中李白6首，岑参、李颀、杜甫、韩愈、刘禹锡等各3首。如韩愈《题张十一旅舍三咏》之《葡萄》(《全唐诗》卷343)，刘禹锡《葡萄(一作蒲桃)歌》(《全唐诗》卷354)、《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全唐诗》卷362)，唐彦谦《葡萄》(《全唐诗》卷671)、《咏葡萄》(《全唐诗》卷671)，姚合《谢汾州田大夫寄茸毡[葡](萄)萄》(《全唐诗》卷501)。而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酸醅”(《全唐诗》卷166)，《对酒》“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全唐诗》卷184)；乔知之《倡女行》“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全唐诗》卷81)；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全唐诗》卷156)；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全唐诗》卷199)；元稹《西凉伎》“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全唐诗》卷419)等诗句，千古流芳。 
              唐人的不少小说、笔记等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葡萄文化。杜宝《大业杂记》卷4载宝城内仪鸾殿南有“蒲桃架四行”[45]。《封氏闻见记校注》卷7“蜀无兔鸽”条载：“太宗朝，远方咸贡珍异草木，今有马乳葡萄，一房长二尺余，叶护国所献也。”[46]张读《宣室志》卷5载有“葡萄”条[47]。《太平御览》卷972《果部九》所引《景龙文馆记》载：“南阳令岑羲曾设茗饮、葡萄浆招待皇帝。”《酉阳杂俎》前集卷18《木篇》第774、775、796条，续集卷6《寺塔记下》第178、180条等，涉及葡萄和葡萄酒产地、葡萄种植技术等[48]。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有关于葡萄、葡萄酒的“第果实进士”、“叙酒名著者”等条[49]。冯贽《云仙杂记》卷3、卷7分别载有“食蒲桃”条、“蒲桃髻”条[50]。 
               
              四、记载葡萄和葡萄酒的史志、文书档案的增加 
              
              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图经、方志及文书档案中。如《隋书》卷83《西域传》载高昌“出赤盐如殊，白盐如玉。多葡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载白居易在南宾郡为《木莲荔枝图》，形容荔枝“朵如葡萄”。《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上》记载焉耆国“蒲陶”，同书卷39《地理志三》记有交河郡“葡萄”。伯五○三四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载有蒲桃城[51]。伯二五——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载有北都太原府物产“葡萄”[52]。唐袁滋《云南记》载云南出甘橘、蒲桃等，“多干葡萄”[53]。 
              葡萄、葡萄酒文书档案的种类增加，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吐鲁番回鹘文文书、吐蕃简牍等，均有葡萄、葡萄酒的记载。据笔者粗略统计，《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涉及葡萄的58件文书中，唐西州时期文书占28件；所涉及葡萄酒的32件文书中，唐西州时期文书也有3件。敦煌唐户籍残卷上有“蒲桃”渠道(绿洲灌溉渠道的支渠或子渠)的记载[54]。9世纪吐蕃简牍中有“杏、干葡萄各三捧”之记载[55]。唐、宋、元时代广泛使用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不少涉及葡萄种植的，如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所收文书中，涉及到葡萄园的或以葡萄园为重要内容的就有13件[56]。 
               
              五、葡萄文化的宗教信仰色彩浓厚 
               
              葡萄、葡萄酒与宗教信仰关系继续发展，葡萄文化的宗教信仰色彩浓厚。唐时，佛教文献是葡萄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大唐西域记》卷1笯赤建国“花果繁殖，多葡萄”，商弥国栽种葡萄[57]。《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载三藏法师至索叶城突厥叶护可汗“索葡萄浆奉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葡萄等。食讫，更行葡萄浆”[58]。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罽宾土地出蒲桃等[59]。 
              唐西州、庭州、伊州、沙州等有祅寺，袄教的祭祀活动“赛袄”中，有支出葡萄酒祭神[60]。沙州敦煌还出现了葡萄神。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神祗“碎化”，“社神职能被诸多新兴神祗所取代或其它传统神祗所侵夺，种植业方面有青苗神和葡萄神”，这两个新的神祗是“在吐蕃占领敦煌末期或张氏归义军早期(848 
            914年)被捧上神殿的”[61]。如s．1366《年代不明(980 
            982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①第21--22行载：“准旧，南沙园结蒲桃赛神细供伍分，胡饼五十枚。”[62]“准旧”说明这种葡萄神祭祀已形成了一种惯例。9世纪中叶，高昌回鹘王国的摩尼教寺院中，僧尼用饭有以水代葡萄酒的习俗[63]。葡萄、葡萄酒不仅广泛供应于各种赛神仪式中，亦反映在8至14世纪敦煌地区千手千眼观音信仰中。伽梵达摩《大悲心陀罗尼经》密教经轨中，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流行40大手，40大手具名中第40大手就称为葡萄[64]。如前所述，葡萄穿枝纹样有在雕塑佛弟子袍服上。 
              道教神仙中的葡萄文化也较丰富。《酉阳杂俎》前集卷18《木篇》载：“贝丘之南有葡萄谷，谷中葡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实道，世言王母葡萄也。”[65]张读《宣室志》卷5所载晋阳西童子寺之“蒲萄怪”，亦是妖道思想的反映[66]。《清异录》卷下《酒浆门》“太平君子”条载唐穆宗饮西凉州葡萄酒时说：“饮此，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67]饮用葡萄美酒的感觉真是赛如神仙。 
               
              六、葡萄文化在日常生活、典章制度的体现 
               
              葡萄文化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多有体现。有学者指出，铜镜上的鸾风葡萄、鸳鸯寓意“美满永久的爱情和幸福生活州[68]。因此，《云仙杂记》卷7“蒲桃髻”条云：“小儿发初生为小髻十数，其父母为儿女相胜之辞日，蒲桃髻十穗胜五穗。”[69]河南温县唐代杨履庭墓也发现，“棺内西侧的骨架右肩上置残墨一锭，头部有海兽葡萄镜一面”，幼儿骨架“两手附近各放有'开元通宝’一枚，腰部放小型葡萄镜一面”[70]。在敦煌，葡萄酒是婚嫁庆典上的一种珍贵的附加饮料”[71]。 
              葡萄文化还反映在唐代职官和选举制度中。《清异录》卷上《百果门》“赐紫樱桃”条载有唐温庭筠“葡萄是赐紫樱桃，黄葵是镀金木槿”之语，“赐紫，唐、宋时三品以上官公服为紫色，五品以上官公服为绯色(大红)，有时皇帝特加赐紫或赐绯以示尊宠”[72]。《全唐诗》卷2唐中宗简介中亦云：“夏宴葡萄园，赐朱樱。”《唐国史补》卷下载：“李直方尝第果实名如贡士之目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日：'寄举之首。’又问：'栗之如何?’日：'取其实事，不出八九。’始范哗以诸香品时辈，后侯朱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其升降义趣，直方多则而效之。”[73]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葡萄文化空前繁荣，东西传播广泛。葡萄语言进一步丰富。如葡萄称谓的写法基本确定，梵语“葡萄酒”名称自西域传入。除人名、地名外，还出现了葡萄酒名等。受西域语言影响的还有回鹘文bor(葡萄)、borluq(葡萄园)等词。 
              葡萄纹饰的范围继续扩展，葡萄是锦缎、壁画、铜镜等物体上使用的图样。由葡萄、牡丹、莲花、石榴等花果组合构成的卷草图案，成为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图案纹饰。中国内地在丝织品上编织葡萄图案的做法已为伊朗萨珊王朝所仿效，而这种萨珊式织锦又经西域传人中国内地，为唐人所仿效。葡萄纹丝织品还有罗、绢、绫等。长安、沙州还出现葡萄奔鹿纹方砖。唐时，高昌除有摩尼教窟寺葡萄壁画外，还有关于葡萄的摩尼教插图。敦煌石窟里，有包括以葡萄为主的葡萄卷草纹装饰图案纹饰。京兆地区，有葡萄题材的石刻线画。艺术造型上，雕塑中也有葡萄纹饰。唐代葡萄镜尤其是瑞兽葡萄镜，种类多，流传广，影响深远。瑞兽葡萄镜出现在唐代，盛行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代葡萄镜广泛流布，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淮南道、岭南道都有。唐时，中原内地葡萄镜又经各种途径运至东北亚、西域。如东传今日本、朝鲜等，北传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鲁辛斯克等，又经丝绸之路西传西域今中亚诸国、西亚伊朗等。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等创作的题材显著增加。涉及葡萄、葡萄酒的唐诗约64首，作者达37位，包括岑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一代杰出诗人。唐人的不少小说、笔记等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葡萄文化。除史传外，葡萄和葡萄酒还出现在图经、方志等及文书档案中。葡萄、葡萄酒文书档案的种类增加，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吐鲁番回鹘文文书、吐蕃简牍等，均有葡萄、葡萄酒的记载。 
              葡萄、葡萄酒与宗教关系继续发展，葡萄文化的宗教、信仰色彩浓厚。唐时，佛教文献是葡萄文化的重要载体。沙州敦煌还出现了葡萄神。高昌摩尼僧尼还形成用饭有以水代葡萄酒的习俗。葡萄、葡萄酒不仅广泛供应于各种赛神仪式中，亦反映在8至14世纪敦煌地区千手千眼观音信仰中。道教神仙中的葡萄文化也较丰富，如“王母蒲萄”、“蒲萄怪”、“太平君子”等故事引人入胜。 
              葡萄文化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多有体现，寓意“美满永久的爱情和幸福生活”，是婚嫁庆典、儿女成长等祝福之文化。葡萄文化还反映在唐代职官和选举制度中。 
               
              ①荣新江先生将此件文书定名为《归义军宴设司面油破用历》，并考证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见荣氏《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1页。
            ①葡萄镜出现的时间，有不同观点。一是归于汉镜，如《博古图录》、《西清古鉴》。二是断定为唐镜，如日本学者高桥健、冈崎敬、樋口隆康等，中国学者钱玷、孔祥星等，均持这种观点(参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47、148页)。三是认为在六朝时期，如美国学者劳弗尔指出，“汉朝未制有葡萄镜，而是六朝时期(即第四至第七世纪)出的。说成'汉’制的理由不过是根据《博古图录》的幼稚假定，此书认为葡萄是张骞带回来的，那么葡萄的艺术图饰也必然是在同时进来的”(参见劳氏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50页洼④)。日人原田淑人《关于海兽葡萄镜》一文也认为，海兽葡萄镜“流行于六朝末唐初到唐玄宗期间，玄宗前后葡萄镜的铸制极盛”(转引自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47页)。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已有出土文物证明，是可信的。 
              ②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有多种观点。笔者以为，据考古发掘，今新疆民丰出土东汉时织有精致的人兽葡萄纹彩尉及走兽葡萄纹绮，则至迟在东汉时，中国西域新疆已存在西方和中国内地两种风格的禽兽葡萄纹饰，前者偏重于西域特色，后者明显为中原特色，前者当早于后者，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结合的时间显然早于唐代。应该说，瑞兽纹样与葡萄纹样的组合出现在铜镜上的时代为唐代才是对的。因此，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笔者认为其出现的时间不迟于东汉。 
               
            ①“西域”所指的地区有狭、广两种含义。狭义指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即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广义泛指白玉门关以西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亚洲的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的东部和非洲的北部。本文所论西域，是广义范围(含今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