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莱电气有限公司:国民党档案中的共产党

　　四位要员的尘封往事

　　国民党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载岁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光辉而曲折的奋斗历程，也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

　　中共自成立起，就建立了档案文献保管制度，保存党的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部门的保管制度，已经比较健全。但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许多重要档案文献，都留存在了国民党的档案部门中。后来，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这些重要的档案流传到了台湾，收藏于国民党党史馆。

　　上世纪90年代后，国民党党史馆开始对学界开放，供研究者学习、利用。在已经开放的约22万卷、共数千万页的档案中，包括了大量中共领袖和中共革命活动的珍贵文献资料，长期不为人所知。不过，一直以来，如何把这些档案系统整理、介绍到大陆，并提供给学界充分利用，却还是一个难题。200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每年投资数十万美元，陆续将这些档案进行整理、复制，并在胡佛研究所对学术界开放，给中国史学界的众多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了便利。

　　从本期开始，本刊选取国民党档案中部分与中共有关的史料，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帮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我党当年的革命历程。

　　“两党元老”林伯渠

　　既是中共“五老”之一，又是孙中山的忘年交

　　王辉(中国国家博物馆)

　　1945年3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人专程赶到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的是给一位“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庆祝寿辰。这位老战士，就是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和谢觉哉并称为中国共产党“五老”。林伯渠早年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长征等革命活动，后来曾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全国解放之后，林伯渠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等职。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有一段时期，林伯渠的身份很特殊。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1924年—1927年)，他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且在两党党内都担任要职。那一时期，林伯渠成为国共合作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名字也因此而家喻户晓。

　　一封书信背后的隐情

　　据国民党档案记载，1923年2月10日，身在香港的林伯渠，给在上海的孙中山写了一封信(档案号：环12075)，信中写道：

　　总理尊右：

　　顷得彭素民兄继称，奉钧谕，委任祖涵(伯渠)为本党本部总务部副长。闻命之下，不胜惶悚。窃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独于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之说，衷心研究，服膺拳拳。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于强盛，确立东亚和平之基，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祖涵不敏，当有志于斯。兹承宠命俾(音同“比”)副总务，实惬夙怀。再呈者，彭君来信，因粤城江防部会议之变，始于本日展(辗)转奉到。查粤局底定已有端绪，祖涵间执奔走之役，未便中途恝(音同“夹”)然舍去，一俟桂匪肃清，约两周左右，即可返沪遵命就职也。合并奉闻，端肃，敬请。

　　崇安

　　林祖涵 谨上

　　二月十日

　　从信的内容看，无非是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任命林伯渠为总务部副部长之事，林回函致谢，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地方。但如果重读那段历史，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发生在1923年年初。这一年，既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关键年份，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由北洋时代进入国民党党国时代的转折时期。

　　从1913年开始，孙中山在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失败后，继续探索新的救国之道。1922年6月，他一手扶持的粤系军阀陈炯明发动兵变，炮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虽幸免于难，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处于极度苦闷之中。残酷的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时局：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道路在何方？他开始反省自己长期以来的革命方式，并得出结论：单靠军事武装的革命，未必能成功；必须扩展国民党的党务，加强党的组织与力量。

　　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9月4日，他召集各省在上海的国民党党员开会，商讨改进国民党事宜。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陈独秀等9人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经过一个半月的工作，起草委员会起草了国民党总章和党纲草案，呈请孙中山裁定。此后，孙中山又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对党纲、总章等进行审查和修正。1923年1月1日，他正式对外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宣布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为建国纲领。1月2日，国民党改进大会召开，通过了党纲和总章。

　　按总章规定，国民党设总理一人，“代表本党，总揽党务”，总理之下设参赞、参议若干人；国民党设本部，管理全党事务，本部下设五部：总务部、党务部、财务部、宣传部、交通部，五部之中，“总务部”排名第一。孙中山任命彭素民、林伯渠为总务部正、副部长。林伯渠致孙中山信中所言，就是此事。

　　1923年初，国共合作尚处于初始阶段，很多事宜还在酝酿、谋划之中。此时，孙中山为何任命一位共产党员出任国民党要职呢？这还得从林伯渠特殊的革命经历说起。

　　与孙中山的深厚情谊

　　1902年，16岁的林伯渠考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两年后，经选拔考试，林伯渠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弘文学校就读。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林伯渠不久即申请加入，成为同盟会的早期成员。在这里，年仅19岁的他，见到了年长自己整整20岁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两人在年龄上虽有差距，但共同的革命事业，让他们走到一起，革命友谊由此而生。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林伯渠愤慨之下，毅然回国，在长沙振楚学堂和西路公学任教。1907年，他被孙中山派往东北地区，联络当地绿林，从事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27日)失败后，他回到湖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后遭到通缉，于1913年5月被迫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为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身在日本的林伯渠当即加入。当时，对孙中山来说，革命前景并不乐观，许多革命人士对其颇感不满，不少人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然而，林伯渠不但选择加入，还立约宣誓、按指纹为证……长期的革命经历，使林伯渠对革命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而他与孙中山的革命情谊也愈加深厚。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林伯渠成为中共的早期党员。1923年，中共三大决定，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都根据这一决定加入了国民党。而林伯渠恰恰相反，他加入国民党在前，成为共产党员在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如果说国民党以“老同志”为主的话，那么，共产党则多为“新青年”。从这个角度看，林伯渠是“老同志”中的“新青年”、“新青年”中的“老同志”，既有“老同志”的稳重与淡定，又有“新青年”的激情与活力。因此，当1923年国共合作到来时，他成为两党都乐于接受的人物。

　　1923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时，林伯渠虽然已是共产党员，但孙中山多半把他看作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同志”，才会有此任命。这也说明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从某种程度讲，也是对共产党的信任。

　　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

　　林伯渠出任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后，仍是上海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这位“跨党分子”的带动下，上海、江苏、湖南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如张太雷、夏曦、刘少奇、彭湃等人，就是在林伯渠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的。而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也开始在一些省份建起党部。当时，林伯渠就曾与在长沙搞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商议，在湖南组建了国民党党部。此后，国民党在很多地方相继建立起组织，国民党原来在山东、四川等省及海外的一些支部，也重新得到了整顿。到1924年1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已基本整顿完毕。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伯渠当选候补中央执委。在随后召开的一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长。不过，在农民部长的位子上，他仅仅干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国民党决定，除了保留上海、北京执行部以外，在汉口增设执行部，由林伯渠前往主持。当年2月，他辞去农民部长之职，只身潜往军阀吴佩孚控制下的汉口。

　　当时的湖北，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均被吴佩孚剥夺，国民党也没有公开活动的权利。林伯渠到任后，立即联络国民党组织和党员，同时依靠汉口的中共党组织，首先将汉口执行部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据当年4月28日林伯渠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当时，汉口执行部的组织机构和人选主要有：常务委员覃振、张知本、林伯渠；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伯渠(兼)，秘书李实蕃等。这些人员中，既有国民党老党员，也有年轻的共产党人。因国民党老党员多未到任，或者工作不甚积极，实际主持各部工作的主要是共产党人。然而，国民党组织在武汉的发展，引起了吴佩孚的注意。5月，他派出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搜捕，汉口执行部的许多成员相继被捕，有的惨遭杀害，设在日租界的办公处也被查封。6月，林伯渠被迫返回广州。

　　回到广州后，林伯渠参加了筹建广东革命政府监察院的工作。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林伯渠跟随。第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林伯渠亲自将孙中山的灵柩护送至北京西山碧云寺。

　　称职的农民部长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在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谭平山、杨匏(音同“袍”)安等共产党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共9人)。同时，林伯渠还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处秘书和农民部长。

　　再次出任农民部长的林伯渠并不轻松，要筹划全国的农民运动。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筹设农民运动委员会，并亲自拟定组织大纲和拟聘请的委员名单。委员名单中，除林本人以农民部长身份兼任主席外，还有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肖楚女、阮啸仙、罗绮园8人，多数是中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党员。随后，在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决定，扩大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名额，将以往各届农讲所主要招收广东学员的办法，改为主要是招收广东以外各省的学员，并聘请毛泽东为农讲所所长。这一举措，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此外，为了宣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总结和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林伯渠还推动编辑、出版了许多刊物和书籍，如《中国农民》月刊、《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以及《农民运动须知》、《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与农民问题》、《农民国际》等。这些刊物和书籍，既有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又有具体做法和经验，密切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深得各地农运同志的欢迎。在林伯渠、彭湃、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一时间，各地农民运动高涨，成绩巨大。不过，问题此时也开始出现。1926年4月19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易礼容写信给林伯渠，谈及一直困扰着他们的经费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但林伯渠还来不及处理，更大的困难就已接踵而至——国民党右派分子发动了进攻。

　　早在林伯渠收到易礼容来信之前的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诡计将中山舰调出广州，随后又以该舰“阴谋暴动”为名，逮捕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清共行动。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事件”。通过这一阴谋，蒋介石掌控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5月，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该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职务。因此，林伯渠必须辞去农民部长之职。此后，林伯渠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力量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的派遣，他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此，林伯渠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争议人物向忠发

　　从工人领袖到中共总书记，再到受人唾弃的叛徒

　　茹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总书记一职，曾经是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在毛泽东于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召开)成为事实上党的最高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5任总书记。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是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相当有名气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秦邦宪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唯独第三任总书记曾是一位典型的工人。他就是向忠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工人出身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仅此一人。

　　1928年，在中共“六大”和随后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31年6月22日，这位被国民党悬赏10万元抓捕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上海法租界被捕，24日被秘密处决。据相关当事人的证言，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他由此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领导人。

　　“证据确凿的叛徒”

　　因为叛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忠发都被定位为“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不过，在近几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关于他的说法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改变。比如，“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承认他是个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关于他“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换成了“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关于他“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类，则被比较简单地概括为“追求生活安乐，跟妓女姘居”。

　　在对向忠发的描述中，人们最为关注的还是他的叛变问题。对此，历史上也有过质疑声。1979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的李华明、沈忆琴，访问时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张纪恩，对“向忠发叛变”提出了质疑。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曾受向忠发直接领导的黄介然，也在其1979年发表《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一文中，对向忠发叛变之事表示了怀疑。

　　不过，这些质疑声都得到了及时的修正。1983年9月，邓颖超约谈黄介然。1988年8月30日，她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写了《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明确指出：“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邓颖超在将材料送交中央之前，先交陈云审核。陈云加了批注：“向忠发确实叛变了，邓颖超同志讲的意见是对的。”

　　199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依据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莫斯科汉学图书馆的重要资料，发表了《向忠发是怎样一位总书记》一文，详尽分析了向忠发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原因，以及其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对向忠发最客观的描述。而从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的有关记载中，人们也多少可窥见他曾经起到的作用。

　　发公函为工人请命

　　1927年，时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向忠发，给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武汉时期临时代行党政最高职权的组织)主席徐谦，发了一封公函(档案号：汉7134)，要求就信中提及之事给予圆满答复，内容如下：

　　迳启者：

　　案据汉阳兵工厂工会呈，称敝厂工友前在直系军阀宰制之下，工资之低微与待遇之恶劣不堪言状，自革命军克服(复)武汉，各阶级民众均能根据本阶级切身利害向政府提出要求，敝会全体工友因亦于十五年十一月提出最低条件十一则，后经敝会代表胡锡泰等在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议中表示让步，口头修改。现已蒙敝厂邓厂长逐条书面答复。敝厂全体工友闻聆之下均为不满，特除敝厂邓厂长所答复之各条件中认为圆满或相当解决之数条外，重提数条于后，查此实为全厂工友最低限度之要求，贵会为全省工人最高机关，向以解除工人痛苦为职志，除将敝会重提条件分别呈请政府及邓厂长鉴核外，理合呈请贵会俯恳。即日转请政府及邓厂长将后列各条完全容纳，圆满答复俾敝厂全体工友痛苦有逐渐解除之希望，无任忻幸等情。附抄呈条件四项到会，查该工会所呈各情系属实在，相应条函抄录条件送请主席，烦为查照转饬汉阳兵工厂圆满答复，以苏工困实纫至谊。此致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主任徐

　　计抄送条件四项

　　执行委员长 向忠发

　　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从公函内容看，向忠发是要为汉阳兵工厂几千工人的待遇问题，向上请命。

　　汉阳兵工厂的前身是广东枪炮厂，曾经闻名全中国的“汉阳造”步枪，就出自该厂。武昌起义时，汉阳兵工厂就有300职员、4000工人，是国内工种较全的军事工厂。

　　而在此公函发出时，汉阳兵工厂工人们的生活已苦不堪言——收入极其微薄，劳动强度却相当大，一般工作时间都在13小时以上，厂方还经常以各种借口强迫工人加班；因病不能上班者，不仅按天扣发工资，甚至还被罚款；军火生产有极大的危险性，但工厂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起码的保障，工伤死亡事故不断发生。再加上当时湖北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工人们只能进行大罢工，反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谋求自身权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忠发向上级部门提交了这份公函。在他的努力下，最终，工人们所提的要求得到了圆满解决。

　　湖北工人运动的领袖

　　1880年，向忠发出生于上海，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童年时代。由于家境贫困，他勉强读了5年私塾，便辍学随父母回到原籍湖北汉川。

　　1894年，经人介绍，向忠发进入汉阳兵工厂(当时叫湖北枪炮厂，后又改名为湖北兵工厂)，成为该厂的第一代学徒。他和成年工人一样，受尽压迫和剥削。两年后，他因与工头顶撞而被工厂开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向忠发到当时国内最大的汉冶萍煤铁矿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当起了船员。几年后，凭借熟练的技术，他被提升为轮船大副。

　　1921年，中共成立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同年10月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为武汉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林育南、许白昊、项英等共产党人，深入到粤汉铁路、江岸车站、汉阳铁厂、航运码头等的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和组织工作。因在工人运动中积极肯干，向忠发很快就成为汉冶萍公司工人俱乐部的活动骨干。1922年，他先后被推选为汉阳铁厂工人俱乐部委员长和汉冶萍公司工人俱乐部副委员长。后来，武汉20多个工会联合成立武汉工团联合会，向忠发又被推举为联合会委员。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7月，向忠发参与组织汉阳铁厂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1923年2月，向忠发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因表现突出，得到了中共武汉区委的信任和重视。1923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武汉区委委员，6月，以武汉地区党代表身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1925年1月，他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武汉的工人运动随之高涨起来。9月上旬，当北伐军兵临武汉三镇时，在中共湖北区委的领导下，向忠发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组织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为北洋军阀吴佩孚制造武器弹药，直接配合了北伐军对武汉的进攻。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城，武汉三镇全部解放。这时，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省总工会，向忠发担任省总工会委员长。在总工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13个猛增到270个，有组织的工人达几十万，加上数千工人纠察队，湖北省总工会名声大振，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郭沫若，白色恐怖下的抉择

　　放弃蒋介石高官利诱，毅然走上反蒋之路

　　吕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27年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发了一份电报(档案号：汉3312)，全文如下：

　　公启者：

　　本月廿一日政治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着总政治部主任派郭沫若同志为上海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指导员。”特此通知。

　　此致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

　　郭沫若于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原名郭开贞，号尚武。同鲁迅一样，郭沫若青年时代赴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1923年归国后，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郭沫若参加北伐，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顶头上司就是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

　　北伐军攻占武汉和南昌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主迁都武汉，蒋介石则希望迁都南昌，以巩固其政治地位。最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从而与蒋介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确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主导地位。蒋介石虽仍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武汉国民政府掌握了大部分兵权，还得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武装的支持。

　　在左派的领导下，国民党开始学习共产党的建党方针和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本文开头的那份电报调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出的。郭沫若收到电报的当日，和蒋介石同在安徽安庆。他曾回忆说：“我们是在十九号到达安庆的，他(蒋介石)比我们迟到—天。安庆的民众在省、市(国民党左派)党部的指导之下所表示的欢迎他的热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次日，郭沫若与蒋介石见面。他后来记录下了谈话经过：“我去见了蒋介石。他带着一种栖遑(意为忙碌不安)不定的神气……先就对我说：‘听说武汉有电报叫你到上海去啦。’我说：‘是的。’我便把电报拿给他看……我也老着面皮向他讲：‘我们可不可以派点兵去保护省、市党部呢？’他说：‘你去向参谋长讲吧’……”

　　两人的谈话结束几个小时后，蒋介石便发动了“三二三”事变——右派分子指使流氓捣毁了安徽省、安庆市党部，殴伤党部干事及大会代表数名，“一位男同志和一位女同志……暴徒们把他们的外衣剥了，只剩下一件衬衫，打得半死之后，拉着他们游街，说他们在省党部白昼宣淫，这就是共产、公妻的赤化分子榜样。暴徒们沿途高呼口号，什么‘新军阀神圣万岁’啦，什么‘蒋总司令万岁’啦，什么‘打倒赤化分子’啦……”

　　1927年3月24日，蒋介石离开安徽去了上海，临行前给郭沫若留了张便条：“沫若同志，等候不及，中正先赶赴下游，兄与一民兄(朱一民，蒋派来监视郭沫若的人)同来。中正。”郭沫若没有理会蒋介石的拉拢，逃到南昌朱德家中。3月31日，他写成讨蒋宣言《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武汉《中央日报》后，出发去了上海。“我已经发表了反蒋的文章还要跑到上海去(找他)，有许多同志不能了解。有的以为我很勇敢，还想到上海去拼一条老命。其实我哪里有那样的勇气……我是‘服从命令’罢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两天后，郭沫若抵达上海。那时的上海，“白色的恐怖正是达到高潮的时候……在市面上走的人，每行一步都好像提防着要触地雷一样……重重叠叠的铁线网把重要的通道都堵塞着了，洋丘八(“丘八”即兵)在铁线网内巡逻，土丘八在铁线网外巡逻……”

　　郭沫若见状又逃离上海，参加南昌起义，后被蒋介石通缉，遂东渡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国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文化界的革命领袖。

　　茅盾，潜伏上海当主任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掌管国民党上海交通局

　　吕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26年6月6日，时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的沈雁冰(茅盾)，给身在广州、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林伯渠写了一封信，信封上标着“快信”字样，并在字旁画上圆圈，犹如插上鸡毛一般，以示紧急。信件(档案号：汉7344)全文如下：

　　伯渠先生：

　　兹由刘伯垂同志汇来交通局四五两月经费大洋贰仟元正，业已收到。前者许志行同志来信谓交通局此后经费有无着落，尚不可知，嘱有一钱用一钱，不可负债。此次刘伯垂同志亦以是为言。但交通局非比别的机关，存在一天，即须一天的钱，故如此后若竟无法，则不如将交通局取消，否则，中央应筹的款，按月拨寄，且须于每月月头寄下也。现在所有余款，极迟能维持至本月二十日，以后若无款来，万万不能维持。故此特函先生，请在常务委员会中提出，如果取消，则早日通知此间。我另外也有呈文给秘书处，请示办法。但听说秘书处改组了，恐怕新任者未明情形，以为乃不急之事，不即提出中央会议，故特函先生。此间候至本月二十日，若无复示，又无款来，则就要作收束的准备了。临颖无任迫切，专待回玉。此致党礼！

　　沈雁冰

　　六月六日

　　林伯渠收到来信后，于6月29日复公函云：

　　迳复者：

　　顷接来函，请将交通局经费按月汇寄，否则不如将交通局取消等语，当经提交本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议决。在中央特别费项下支拨等由，相应录案函复，希为查照。此致沈雁冰同志。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沈雁冰，名德鸿，1896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1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在那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为《共产党》刊物撰写稿件，同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相识。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生于1890年，湖北潜江人，中共一大代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介绍，沈雁冰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7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加入国民党。

　　1922年前后，沈雁冰以《小说月刊》编辑的身份为掩护，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联络员工作。1926年，沈雁冰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宣部)秘书，还曾一度代替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沈雁冰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回到孙传芳统治的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交通局代主任。

　　上海交通局成立于1925年11月，是国民党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在上海建立的秘密机关，办事的全是共产党人。当时，孙传芳派人驻上海邮政总局，专门查扣从广州寄来的进步书报。所以，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宣部创办的《政治周报》及其他文件，只能由往来于广州、香港、上海的各轮船海员工会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给上海交通局，再由交通局翻印后转寄至北方及长江一带的国民党党部。可以说，上海交通局充当了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援建的北方各党部之间的联络中枢，意义非凡。

　　当时，沈雁冰这个代主任实在不好当。1926年5月底，原由国民党中宣部管理的上海交通局，被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管理。之后，上海交通局经常在经费问题上断炊，这才有了本文开头沈雁冰写给林伯渠的那封信。信中的刘伯垂，又名刘芬，也是中共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信中提到的许志行，早年与毛泽东相识，从事工人运动和革命宣传工作，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交通局助理。

　　沈雁冰后来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回忆了此事的解决情况：“我乃函广州请辞去代主任，并谓照现在这种情况，交通局只好结束。结果，广州来函任命我为主任，并规定经费每月一千元，由中央特别费项下支拨……这样我仍留交通局直到本年年底。”

　　之后，沈雁冰来到新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和汉口《民国日报》主编。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茅盾撤离武汉回到上海，但遭国民党通缉。此后，他开始以茅盾为笔名，从事文学创作。

　　建在苏联的中国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党共同创建，邓小平、蒋经国、左权等都毕业于此

　　马思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世纪20年代中叶，为了实现共御外辱、共讨军阀的革命理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为革命事业积极奔走。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便是选拔和培养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

　　三份文件“牵”出中山大学

　　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选拔和培养人才方面，有一点长期为人所忽略，那就是介绍人才出国深造。在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档案中，便有3份相关文件(档案号：汉15004)。

　　第一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秘书处发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档案中谈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特别党部职员马西藩、高煊，因随军出征，“以致未能应考莫斯科孙文大学”，但因马高二同志“对于孙文大学极具热情”，所以希望政治委员会体谅特殊情况，“酌予设法派送以宏造就”。署名的是两位在国民党内任高级职务的中共骨干——中执会秘书处的谭平山和林伯渠。第二份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特别党部发给谭平山的，所陈述的内容与之大体相近。

　　第三份档案则是毛泽东给谭平山的毛笔原件，内容也是关于选拔学员一事：

　　平山兄转政治委员会：

　　考试孙文大学笔试第七场获取之干卓君，昨日口试因路远赶到稍迟，致未与试。今早到弟处请求补试。经询问结果，可列甲等。可否念其路远到迟，准予补试有效。乞酌之为荷！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晨

　　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代汪精卫行宣传部长之职。他通过补试发现，一位名叫干卓的年轻人才华出众，成绩“可列甲等”，所以向谭平山推荐，希望准许干卓的成绩有效。

　　这3份档案都提到的孙文大学，就是有着“中国革命圣地”之称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

　　革命青年纷纷报考

　　中大全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在苏俄的积极推动下建立、专门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学校。从1925年3月酝酿筹划开始，仅历经8个月，中大就建立起来了。这反映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殷切期望。

　　1925年10月7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了中大成立的消息，并建议迅速组织选拔工作，输送人才赴该校深造。很快，国民党组成了由汪精卫、谭延闿(音同“凯”)、古应芬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任选拔委员会顾问，并立即着手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选拔学生赴莫斯科学习。

　　广州地区学生的选拔工作，主要通过考试进行，考点在广东大学，考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笔试之后公布初选名单，然后再进行口试，着重考时事政治，最后公布录取名单。当时，广州总计有1030名报考者，共录取180人。选拔工作原则上唯才是举，但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选拔过程也准许补试和特殊的方式。前述的3份档案就采取了推荐学员入校的方式。此外，鲍罗廷以其个人名义，向中大特别推荐了20名国民党党政要员的子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中大招生的消息，激发了众多革命青年的热情，这份热情甚至蔓延到了黄埔军校。此前，革命青年均以入学黄埔为傲，而到了中大招生的当口，很多黄埔学生未及毕业便吵着要去报考。时任黄埔校长的蒋介石为稳定军心、储备军事人才，严禁第一、二期黄埔生报考中大。但仍有人不惜违抗禁令。黄埔一期生邓文仪，便偷偷报考并顺利入选。蒋介石经不住他软磨硬泡，最后不得不放行。另一位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左权，更没把蒋介石的纪律放在眼里，邓文仪前脚刚走，他就跟了去，甚至都没跟蒋介石打招呼。

　　华中、华北地区也通过地下党推荐的方式，向中大输送了一些学员。同时，国共两党的旅欧组织——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和中共旅欧支部，也按照国内的指示，从1925年底至1926年初，分别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分批选送数十人赴莫斯科学习。其中，著名共产党人有邓小平、傅钟、徐冰等，国民党人则有谷正纲、谷正鼎兄弟等。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中大共招收了两期学员，有600余人。

　　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

　　中大坐落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3层别墅，原为俄国贵族所有，内设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房间宽敞明亮、金碧辉煌。1925年11月，中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厅的主席台上，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列宁、孙中山的画像并列悬挂在国旗中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开学典礼，并作了精彩的演讲。这位在苏联地位仅次于列宁、在共产国际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外交家，以诙谐的语言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公民。”

　　中大的学制为两年。第一学年，俄语课的时间特别长，每天4课时，多以报纸作为读本，使课堂与当时的世界大势紧密联系。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中大的学习方法为教授先授课(用俄文讲，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教授在授法上注重启发，所以学生上课时精神都比较愉快，也都很用功。

　　中大学生、国民党人白瑜曾撰文回忆中大首任校长拉狄克讲课时的情形。拉狄克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中大最叫座的一门课。有一次，他讲到“革命”的定义时说，中国的辛亥革命，除推翻清廷外，统治阶级没有变化转移，亦无大的战火，民间财产毫无变换，因此只能算是一次“政变”，不能算是革命。在场旁听的国民政府驻俄代表邵力子，当场让人提出抗辩。拉狄克虽然不太赞同中国学生的说法，但也只是笑笑而已。由此可见，当时，中大的学术氛围是比较宽松自由的。

　　只有5年寿命

　　中大自创办之初，就与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为国共两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众多人才。上述档案中提到的几位学员，日后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干卓从中大毕业后，曾供职于中央军校政治训练班，1935年赴中国驻苏联使馆任陆军少将副武官，后代理武官。高煊回国后任西北军少将主任，后曾因发表文章揭露当政者官商合流、鱼肉百姓等而被捕，后来经共产党营救出狱。

　　中大在培养中共优秀人才方面，更是成绩斐然。1927年9月，中大首期学生毕业，伍修权、朱瑞、左权等11名学生，分别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和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而俞秀松、周达明等人，则进入列宁学院深造。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坚。

　　中大还为党龄长、革命经验丰富的中共革命干部开设了特别班，成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何叔衡、夏曦、江浩、杨之华(瞿秋白夫人)等。

　　但遗憾的是，因培养政治人才而闻名的中大，后来深深卷入了政治纷争的漩涡。国共两党在革命方针、路线等方面的差异，也体现在了两党学员身上。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制造了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后来又出台了排挤中国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这两起事件发生后，中大两党学员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不仅在革命理论上的交锋日趋激烈，在学习、生活中的分化对立也日益严重。1927年7月，国民党中执会决定取缔中大并与其断绝一切联系。1930年，中大宣布解散。至此，曾经是两党携手奋斗友好见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走完了5年的历史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