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美儿的腰围:成功上位忍字诀：蒋委员长曾向黑道跪拜

青帮大佬黄金荣

　　蒋介石当初为了参加辛亥革命，就放弃了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做逃兵回国。那时蒋介石入伍还不满一年，不允许请假。为了归国，蒋介石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了请假报告，长冈外史予以拒绝。不得已，蒋介石只好跟交情不错的联队长飞松宽吾商洽，好不容易得到了短假，这是联队长职权范围内所能核准的最大时限。一同请假的同学，有张群、陈星枢两人。正式奉准的假期，虽然只是48小时，但从此离营赴义的实情，已为袍泽和长官所知。好友曾悄悄地为之设宴惜别，祝贺其迈向人生的旅程。主持别宴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说：“日本军人在道别时，饮水干杯。这种水杯，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当时的景况，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日本军队规定，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但是怀抱着坚定的回国之心，蒋介石同学三人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蒋介石是浙江人，张群是四川人，两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之后都换了衣服，蒋介石穿和服，张群和陈星枢穿日本学生服，掩蔽身份。三人甚至买了毒药，各自贴身存放，决心在逃跑失败的时候自杀。可见他们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后来三人再乘火车前往长崎，最终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而日军当局查缉未果，给了蒋介石等人以“退队”的处分。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离开日本高田回到上海的日子，碰巧是蒋24周岁生日的前夕。此时，尚离武昌首义之后不到三个星期，革命军方面，担任总指挥的黄兴等人才到达武汉；已经光复的省区，也还只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四省。等候他的，是在家乡浙江省杭州的平生第一次作战。

    蒋介石收到召唤他回国参战的邀请书时，没有顾虑当个逃兵会遭到日本军方的通缉，也没有为不能够进一步学习和深造感到可惜，而是毅然想办法逃脱回国。可以说蒋介石的投机策略是宁愿舍掉生命，也要换回更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

    蒋介石这种向上钻营的投机策略，像围棋中的“玲珑”棋局一般。当棋面进入一个僵局时，先放弃眼前的短暂利益，再利用空出来的阵地，卷土重来。

    敢于尝鲜，无所不试

    投机者中少有保守经营，固步自封的人。投机两字就是和冒险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投机者往往要敢于人先，赌博似的在一个新项目上押上大量资本，甚至是身家性命。这种大手笔的气势有可能为他们赢得一夜之间的暴富，也可能让他们一夜之间满盘皆输。

    蒋介石尝鲜的勇气充分体现了他大投机者的本性。他可能算是中国最早的股民之一，在1920年左右，他就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并参与投资。

    辛亥革命之后，因为革命经费十分困难，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的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之后，蒋介石召集了陈果夫、朱守梅、周枕琴、赵士林等人商议。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而陈果夫当经理、朱守梅当协理的上海证券交易所54号经纪人号，宝号名称“茂新公司”也在7月开张了，主要的业务是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因为本钱不足，陈果夫还经常去“晋安钱庄”通融放款，方便快速扩大经营。

    谁晓得“茂新”号子开张第一天就折了本。因为一位上场的代理人，场账不清，让“茂新”开始就亏了1700多元。为了避免号子搁浅，“茂新”开革了一名误事的代理人。因为垫不起本钱，开始采取很保守的经营手法，不敢大肆对外拉生意。

    但蒋介石的这次投机生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逐渐，“茂新”的经营慢慢上了轨道，股本由1万元增加到1.5万元，后来又扩增到3万元，生意差的时候，一天赚取佣金30元以上，生意鼎盛的时候则有2000余元。后来，陈果夫又和朱守梅等友人，组织了一家做棉纱、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子的名称叫“鼎新”，陈果夫等人同时做棉花、棉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这时“茂新”、“鼎新”真是车水马龙。据陈果夫的讲法，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营业额总在数万万元，佣金收入约为20余万元。

    为前途拜遍码头

    “拜码头”是过去的一句黑话，说的是新人刚到陌生的环境，向本地原有的龙头老大拜见请安，以表示尊重老大的地位，希望老大多多关照。只要拜了码头，就意味着弱势者向强势者的服软示好。一般的无名小卒都会争先用这个方式找到一个靠山。而略有地位的人则会躲避这种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而蒋介石并不遵循“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他在逆境时低头，换得更多的机会。他为了200元路费，甘愿屈尊向黑道跪拜示好，熬过了暂时的难关。

    当时的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小有名气，在革命队伍中也已经颇有人缘，除了成为国民党元老人物陈其美的心腹好友外，他也成为孙中山眼中的青年才俊，寄予厚望。再加上在上海进行投机生意时，和上海各方面都有联系，三教九流中也认识了不少朋友。

    但是证券交易所倒闭之后，大量股票成了废纸，众多证券持有人纷纷找当事人逼债，蒋介石被逼得几乎走投无路。因为在上海，青帮势力庞大、羽翼广丰，所以，债主们纷纷出资雇佣青帮门徒代行收账，催促还款。蒋介石虽然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但是无奈一来缺少路费；二来青帮人马众多，难以逃过他们的眼线。所以他想到了去找青帮头子黄金荣帮忙。

    蒋介石了解到黄金荣和自己的老乡和旧交虞洽卿关系密切，就托虞洽卿替自己表达想要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愿望。黄金荣是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他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暗地里经营走私、绑票等勾当，聚敛钱财。在上海法租界里，将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

    黄金荣听了虞洽卿的话，考虑后也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一是因为想要和虞洽卿搞好关系；二是不想跟革命党人为难，免得将来出什么事断了自己的后路。于是在拜帖仪式当天，蒋介石捧着简陋的门生大红帖子，跪在垫子上“叩叩叩”磕了三个响头，就算入了帮会。

    按照青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拜师应有蜡烛、香、压帖贽敬。照当时黄金荣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还有几千元的。而黄金荣是有意结交虞洽卿才答应收蒋介石的，所以非但没计较，还考虑到蒋介石当时的困难，送给他200元大洋，并鼓励他去广州。在黄金荣的庇佑下，蒋介石抛下一屁股烂账，离开上海直赴广州，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一举动让当时沪上的许多人鄙夷，也被很多革命党人所不耻。而大投机者蒋介石却以这种善钻营的本领，在绝境中又找到了一条生路。

    古今中外欲成大事者都是城府深厚，对一时之辱能够忍而不发。而蒋介石的发迹也离不开“忍”字。蒋介石投机有术，方能忍常人不能忍之苦。正是以忍耐作为爬升之前的资本，博取他人的同情和垂青，聚集自己的力量，才能在他人的不加防备中扶摇直上。

    在弱势时忍气吞声

    两军对垒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强弱对比明显的状况。大多数情况下，哪一方力量大，人数多，装备先进，后台硬，就已经占据了胜利的优势。但蒋介石却是一个在面临不利局面时，能够忍气吞声、承受屈辱的人。他的投机策略是，在弱势时积蓄力量，到力量充足时再找机会翻身。

    蒋介石在日本高田初入伍是二等兵，处于联队最低层。按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二等兵之上是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然后是正式军官，都要层层服从和伺候，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甚至挨打。虽然上面官阶累累，压迫重重，日子苦不堪言，但是迫于无奈，他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高田是本州西北部新浑县的一个镇，冬天寒冷多雪，环境极其恶劣。但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蒋介石却坚持了下来，还学着很多日本人的样子，每天用雪擦身和洗冷水澡。

    以“粗粮”著称的日本军队的伙食也十分差。每人每餐只许吃一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菜的方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你吃饱吃不饱，都是不允许有回头饭的。

    除了寒冷和饥饿，更让蒋介石感受到清苦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蒋介石刚到联队，每天清晨起来除了迅速收拾好自己的服装被褥外，还得向长官尽“忠诚”，干些打洗脸水和擦皮鞋等低三下四的活儿，待遇极其低下。

    除此之外，他还要负责照料军马。因为当时的主要动力是马匹。炮车等这些笨重的机械全凭马匹牲畜来运输转移，所以军队对马匹的照料要求是很高的。每天两次，蒋介石要到马厩去擦马，要用手掌用力摩擦马的全身，每次都要花一小时。马擦完了之后，还要将它牵到厩外雪地里马槽去饮水和喂料。直到马喂好了，才能回营房去吃早饭或晚饭。虽然任务繁重卑微，人不如马，但蒋介石就这样咬牙坚持着。

    蒋介石在日本军营生活的一年时间，对军营的许多生活细节都格外注意。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军营的许多习惯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的秘诀所在，与中国军队内部的纪律涣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施教，凡是越细微、越容易为人忽略的事情，就越加注意。对于细微之处尚且如此，其他一切教育军事之大事，就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把从兵营生活学习来的训练方式和军事精神带到了黄埔军校的教育中。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投机者，在弱势中积累实力，得势时尽情发挥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