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素恩徐康俊:《毛泽东谈毛泽东》(附前言及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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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毛泽东》
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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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岁时家中有15亩地,一家5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7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49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才离开我家大概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
“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继续‘积聚财富’,在这个小村子里被认为是发了大财。他自己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很多别人的田地。他的资产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变本加厉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时,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账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却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13岁时,终于离开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