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 2高清完整版:刘少奇提出“剥削有功”始末

刘少奇提出“剥削有功”始末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央五大书记住在香山。一天晚上散步，毛主席来到刘少奇住处，对刘少奇说：少奇啊，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哟，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明确的，可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个面都包括了两方。这里，不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四个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为此，刘少奇偕同龚饮冰、卢绪章、张文松、王光美、吴振英等，匆匆赶往天津。 　　在天津市的干部（主要是工会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讲话”的主体部分。会上，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呼“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谈：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的威望。尽管讲话中某些言辞矫枉过正，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毛泽东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毛主席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 　　刘少奇结束天津之行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长邹大鹏看到了刘少奇的讲话，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比如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当时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干部有权越级向党中央反映存在的紧急问题。于是，邹大鹏写信给刘少奇，反映东北存在的问题。 　　刘少奇接信后作出了迅速的反应。5月31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中，把他在天津发现的“左”倾错误——“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作了介绍。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只是华北有，东北也有，批评东北局提出“消灭资本家”是“左”倾错误，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由毛泽东起草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然而，由于刘少奇批评了东北局，而自称“东北王”的高岗哪服得了刘少奇向他公开提出批评。他非但不接受批评，还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抄摘下来，抓住个别言辞不妥的“小辫子”，广为散发，企图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主题是揭露高岗反党阴谋。邓小平在会上批驳了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污蔑，他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文革”中，“天津讲话”让刘少奇罹祸，造反派给刘少奇的“定性”是“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