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物流敦化:久违了，《国际歌》

　　久违了，《国际歌》。

　　有过一段时间，据说它的歌唱令一些人犹豫，当它再次响起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信念的回归。

　　是回归，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奠定的，它的最雄浑的奏响发生在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革命的闭幕式：

　　很难想象，循着《国际歌》的歌声，自发走向“丙辰清明”的百万民众构成了怎样一种激昂的氛围;

　　很难想象，顶着暴政、冒着把牢底坐穿的风险、“要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亢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似乎总能听到那种激情的歌唱。

　　是的，要“让思想冲破牢笼!”无产者的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无产者的解放重要的是思想的解放。

　　思想的解放如同“垂天之翼”的鲲鹏一样的奔放浩荡;思想的解放如同精卫填海一样的一往无前;思想的解放如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一样的“万类霜天竞自由。”

　　走向刑场的瞿秋白神色自若，他在一处草坪上坐下，说了一句：“此地就很好”，然后唱起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

　　――据说，是瞿秋白在1923年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著名的作家蒋光慈向笔名“维它”的瞿秋白赠的新诗一首

　　——给“取经人”瞿秋白的诗：

　　维它啊!中土阴沉，我们负了取经的使命，将来东方普照的红光，能不能成为取经人的心影?

　　我们不要中辍啊!努力罢!

　　——那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应当坚信啊!勇进罢!

　　——前路有自由美丽之神。

　　维它!维它!

　　你愿这“西来意”化成意现的昙花，还是宇宙波流中的推轮?

　　是要唱《国际歌》的，我们不能不唱《国际歌》，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有权力也有能力去寻求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追求人性的解放，寻求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是天之道，也是个人、群体或任何特定的势力都无法改变的规律，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属性。关于社会的自然属性，《国际歌》是一个启示，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在阐述。

　　人类自我解放的新一个里程是这样开始的：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竖起理性的旗帜，将科学奉为理性原则的最高象征。这种科学主义信念，使得科学取代宗教上升到文化的霸主地位，并在知识领域中表现为以科学模式作为一切知识模式的范例，将科学方法作为权威方法模仿推广的运动。

　　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设想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萌生出来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则是这一片茂密的大树林中长出的丰硕的果实。

　　马克思主义是工农的主张--当所有的人都处于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全人类的主张。于是我们读《资本论》，理解最后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它的产生和消亡：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著作是《资本论》，《资本论》是工人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根本的理论根据，它的科学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为世人所认同。

　　1、《资本论》的主题是什么?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和历史发展中的产物来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中长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演变的自然产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把这一理论验证于我们的社会实践，我们知道骄横跋扈的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过程中的现象，那些把“下岗”和“欠薪”作为自己的“丰功伟绩”的人们，他们或者在人间向社会大众忏悔，或者到上帝那里接受末日的审判;事有因果，理有必然，富士通的13连跳不会是白跳，它的每一跳都撞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2、“纯经济”论是资本家及其走狗惑世的谬论：

　　恩格斯在1805年给朗格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信中批驳了“纯经济”的观念，他说：

　　“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最可耻的是它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

　　那些所谓科学的、真理的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外衣，恩格斯剥落了它们的永恒：

　　“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

　　现代中国批判所谓的经济学者茅于轼，茅于轼的经济学理论说到底是脱胎于无耻的英国经济学者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同时代的英国人，进入晚年的经济学界的泰斗李嘉图，发现了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即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

　　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马尔萨斯成名了。李嘉图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了李嘉图的日记正好记了他找到马尔萨斯的事情，马尔萨斯人品之卑下昭然于世。

　　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规律。

　　3、商品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资本论》所研究的物的关系，商品关系、生产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一卷)

　　列宁认为：

　　“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有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哲学笔记》)

　　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事实也明白了，我们这个社会贫富的差距为什么如此巨大，正是商品经济彻底改变了我们社会的关系。而《资本论》揭示了商品关系中的社会，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规律。

　　4、资本主义的消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指出：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列宁《哲学笔记》)

　　马克思是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总趋势。《资本论》开篇就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列宁在分析《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说：

　　“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哲学笔记》)

　　个别商品这种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也是社会学中的“存在”;它是社会关系的代名词。

　　当一些所谓精英歌唱资本主义--无聊的普世价值和残酷的血汗工厂，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旧世界的葬歌。

　　5、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生成是商品关系发展的必然：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详尽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资本论》，第1卷)

　　“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便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资本论》，第1卷)

　　事情本来就是如此，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亡论证了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确立的合理性。这一点在现实国际政治中也明白地出现了，一个先知的政治家看到了这一点：

　　基辛格谈到，1947年，处于没落时期的英国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美国国务卿说：“作为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现在必须在建立新秩序方面承担领导责任。”在20世纪余下的岁月里，美国进入蒸蒸日上的轨道。

　　当代中国现在相当于1947年的美国，处于下一个世界秩序建立的起点。基辛格说，尽管这种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转变可能需要30年，但是中国的作用只会扩大，因为从自身利益考虑，在改变全球体制的问题上，它责无旁贷。

　　这位令人尊敬的政治家看到，中国进入领导角色的步伐将加快，因为西方当下停滞不前。

　　6、关于发展与代价的关系：

　　当我们的经济政策出现偏差，我们知道调整是必须的，为了调整而付出代价也是合理的，但是调整并不意味着放弃根本的立场，甚至因此走到相反的道路上。

　　马克思是这样看的：

　　“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性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恩格斯则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但是他们也尖锐地批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有时候，国家工业化过程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所谓广东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些都是事实，是我们人人都可以明白的事实，尽管有一些官僚政客认为中国工人“下岗”是合理，尽管有一些经济学精英认为中国的农民工仍然必须在这种血汗工厂再呆上一百年，但是我们可以很冷静地对他们说：滚开吧，你们这些吸血虫。

　　马克思正是这样说的，马克思批评黑格尔：

　　“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的消极方面就是劳动异化，从异化角度来探讨发展与代价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结束语：

　　既然我们明白了社会不公的原因，那么，我们也就获得了寻求公平的正义性。今天我们高唱《国际歌》，看着重庆模式冉冉升起，我们知道，这是社会大众的意志，也是执政党的意志，当全国人民一条心，社会主义也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