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桔柠檬茶有什么功效:朱熹社仓法如何变为害民之法

北宋王安石推行新法中有一项为青苗法，北宋灭亡，南宋人以王安石新法为祸国殃民之法，预以废弃，青苗法随之废除不行。但宋孝宗时，大儒朱熹又倡行社仓法。同是向农民借贷，青苗法与社仓法区别何在呢？朱熹本人曾作如下说明：“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晦庵集》卷七十九《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换言之，二法差别主要有四：一是社仓贷给农民的是粮而不是钱，二是社仓地点是在乡村而不是在城镇，三是社仓管理者不是官吏而是乡人士君子，四是办社仓的宗旨是救济穷困而不是给国家创收。应该说，朱熹在推行社仓法时，确实看到了青苗法弊病的要害。贷给农民钱或粮，表面看没有什么区别，实际却不然。贷给农民钱是在春季粮价最高时，农民还贷款时却是秋收粮价最低时，这样，规定贷息是十分之二，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贷钱地点在城镇，离农民居住地远达数十里，农民为借款要跑一天路，增加了贷款成本。官吏管理难免仗势欺人，敲诈勒索，收受贿赂，防不胜防。至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增收，这是众所周知的。朱熹看到了青苗法的病根，他有针对性地作了新规定，其结果怎样呢？

经过朱熹的上奏，宋孝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向全国推广。但不久因“庆元党禁”中止。到了宋宁宗嘉定年间，随着理学的地位提高，社仓又重新被大张旗鼓地推行。然而正是在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的宋理宗时期，社仓却变成了一种坑害农民的东西，遭到广泛的批评和反对。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先看看时人的议论。时人林希逸说：

古人为惠于民，未有不自均田始者。田不可得而均，民无以自济，于是有贵贱敛散之法。然耿司农请于汉，官为敛散也。故曰常平。长孙度支请于隋，民自敛散也，故曰义仓。后人失其意，皆归之公家。于是考亭先生本其初以复之，此社仓所由作也。其虑甚远而惠甚溥矣。曾未百年，此法亦敝，非蠧于官吏，则蠧于豪家。民之无仰自若也。（《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十三《跋浙西提举司社仓规》）

他说得较为抽象，只是说社仓法遭到官吏、豪家的破坏。时人俞文豹讲得较具体，他讲当时社仓“本息之米官悉移用，荒年未尝给散，而毎年照元借名籍拘纳息米如故”。“年年白纳，永无除放之期。学职并縁苛取，乗势作威，拘催鞭挞无异正赋。”“若惠出官司，经由吏手，则利未及民，先肆其扰”。（俞文豹《吹剑録外集》）据此，一是当时将社仓粮全部移作他用，不用于出贷济贫；二是年年强暴催征，如同新增赋税。黄震号称朱熹再传弟子，他详细分析了广德军社仓的弊病。指出，朝廷规定本地社仓“计息未足县官不许批书。于是奉行者不待其愿贷，类追迫而使之贷矣。”即由于社仓成为官员考核项目，故导致官员强迫百姓必须借贷。又说“所使主仓之上户，即前日倍称取息之旧人”。即具体主管社仓者，多是原先放高利贷的人。他又说“以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愿，又压以官司之势，而塞其赴愬之门”，即讲主管者假借官方势力欺压百姓。“其贷而给谷也，十仅得七八，而敛也反倍之”。有时竟造成“社仓一年富于一年，乡民一年穷于一年”。“官司督促仓职，但欲取足本息，而不知仓职之并縁扰民。仓职阴剥小民，但期倍称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无告。甲内逃亡，邻保均陪，逃亡谷本，坐仓展息，于是小民畏贷谷，甚于畏科敷，而贫者竟贷之而流亡。上户避仓职甚于避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蠧。”“乡民羣诉”，“以为社仓不除，皆当逃避他郡”。（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十四《申明五·第六任添差通判广德军更革社仓事宜申省状》《更革社仓公移》卷八十七《抚州金溪县李氏社仓记》）社仓完全成为当地一害。

王柏也是朱熹再传弟子，他说：“昔文公朱先生创社仓之法，犹可以补王政之缺。一时则效者多，而皆不能得全其始终者，葢不知守其两言。其奏请固曰：以乡之有行义者主之，官司不得与。后人忽此语，而二病交相攻。及至于坏，哗然诋訾，无敢扶持”。（《鲁斋集》巻十三《题跋·跋里积约》）又说：“社仓、广惠有名无实、有害无利”。（《鲁斋集》巻十五《续杂著·皇极总图四》）他也分析了当时社仓的弊端，指出：此时社仓已不是如朱熹所规定的以无官乡人主管，而是“领以县官，主以案吏，各乡又非有徳望之人为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聴命，茍且逃责”。朱熹要求的贷米不贷钱也被改变：“昔之法也，先给以米，贷以米，敛亦以米。今也不然，敛以钱，科以籴，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乐输哉。价既不平，谷不时至，势必至于敷扰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产先被其害。”甚至“又不以贷而以粜”。百姓无钱买，“积之既久，则化为浮埃腐土，反不如糟糠之鲜洁，直不以人类待之矣。”有时虽用乡人主管，但“甘心任责者，率是豪霸之人，实时移易私用，空其封鐍，及至捡核，不过旋赂官吏。”出贷时“例行敷抑，或增会价，或添斛面，或责以上色之米，或有数十里担夯之费，犹云可也，有产者惴惴然恐后日之不给钱而白敷米，如和买罗绢之类”。（《鲁斋集》卷七《社仓利害书》）

显然，南宋后期，社仓之名虽存，社仓之实全无，官方仍然打着朱熹的旗号，实际全不按朱熹的设想从事。

朱熹的社仓法为什么会变质？我认为应当从朱熹社仓法本身找原因。

事实上，朱熹的社仓法要想真正发挥好作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推行社仓法离不开国家，必须保证国家不将社仓粮移作它用。宋代的常平仓、义仓原本也都是因社会保障而设的，但最终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移作它用。上述南宋后期社仓变质，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国家移作它用（当时国家困难，也不可能不移用）。二是不强迫借贷，不强迫还贷。这实际是很难办到的。因为官方办事，总是要讲政绩的。要见政绩，难免要有考核，难免要加入强制。贷者本应是穷困者，既是穷困者，到期不能还是难免的，到期不还的人多了，仓储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没有。这样，不加强制又几乎不可能。三是官必须是好官、主管的无官吏人必须是家境富裕而又品质高尚的人。这个要求也是难以达到的。如果官员有私心或者主管人有私心，如同上述是想借机盘剥百姓揩油水的人，社仓就会变味。

其实，朱熹自己早就看到了其社仓法的问题。因为宋孝宗下令全国推行后，首先是响应者寥寥无几，随后就发现已经办起的社仓中相当一部分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以致朱熹本人说了不少近乎绝望的话。

社仓法本是朱熹的得意之作，他为社仓法写了数万字，包括详细的制度文字，还包括许多热情洋溢的鼓动文字。但事情的结果与他的设想大相径庭。此事非常雄辩地证明了一点：许多文人士大夫出于某种善良动机制造出的方案，往往只是一种美好的童话，并不真的具有可操作性，不具有普遍推广的现实性。朱熹的社仓说如此，朱熹的修养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