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桔修剪视频:梁启超《王安石传》：荆公之政术

民政及财政

俗人评说王安石，大概把他当做会聚敛的大臣一样看待，这就大错了。王安石的事业，确实一大半在理财，而他理财的目的并不只是在增加国库每年的收入，实际是要解除国民的困苦而使他们富有，再从他们富有当中取得一些盈余，作为国家的行政费用。因此发展国民经济，实际上是他的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是他的第二目的。而他所设立的诸多法令，和这两者都有关系，因此不把它叫做“财政”，而叫做“民政和财政”。

第一　设立三司条例司

设置三司条例司，这是王安石所设立的财政机关。王安石说：

周代设立有泉府这一官职，以制止兼并，救济贫穷的人，变通天下的财物，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大略领会了这用意，学者不能明白先王立法的用意，反认为做君主的不能与百姓争利，现在要理财，就应当编写泉府之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于是设立该司。诏书上说：

朕认为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先富足然后才可有所作为。现在县官的费用都不够，而民财亏空严重，因此特地下诏给大臣们，在朝内置司，以改革这些弊端。事情认真地考虑，就能明白它的得失。现在将天下的财权，赋予有关部门，他们如果能认真考虑，则能够得到的效果必定好，所说的也肯定通达。财富聚集满足需要，这实在是富民的办法。如果是用苛刻的办法，剥削下面而使怨恨都指向朝廷，这是不可取的。命令三司判官各路监司和内外官，受诏后两月内，都将财物的利害报上来。

三司条例司成立后，王安石和陈升之主持。这时陈升之为宰相，王安石是参知政事。当今的各个立宪国，往往以总理大臣兼财政大臣，大概财务是各种政务的根本，王安石也深知这个道理。

王安石的目的，在于制止兼并，救济百姓的贫困，变动天下的财富，使百姓富足，使天下大治，设置三司条例司的职责就在于此。而之后所立的法，也都是按这样的思路来施行的。史书上说王安石曾经与司马光在朝廷上辩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不过是按人头征收苛刻的赋税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是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家的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产的财物百货，不在民手中就在官手中，如果设法从百姓那里夺来，这害处比增加赋税还严重。”争论不休（史书上的记载仅有这些。王安石反驳司马光的话缺少了。想必他还有高见，可惜见不到了）。司马光的话，能切中事理吗？那些财物百货，果真是天地所生产而终始不变吗？还是人生产得法就可以增殖呢？财物百货，本来就有既不在百姓手里也不在官手里的，只是被丢弃在地上的。如果增殖了，那么增殖的那部分可以属于百姓，也可以属于官。现在欧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效果明显。王安石想要整顿财政，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入手的方法，孔子所说的“百姓富足了，君王还能不富足吗”，中国自古论理财的人，见识没有能达到这一高度的。

王安石的意思，认为国民经济之所以一天天地下滑，是因为国民不能发挥力量来从事生产。国民不尽力从事生产的原因，是因为富豪的兼并。国家的富豪少而贫民多，而富豪们都习惯了奢侈浪费，不把他们的收入用来投资，而贫民一点点的小本钱，又被人兼并一天天没有了，使国家生产的投资匮乏，使百姓的生计无以为靠，于是要殚精竭虑寻求拯救的办法，最急迫的是消除和抑制兼并。而谁能抑制兼并呢？只有国家。王安石想把所有的财权都收归国家，然后由国家根据情况调度，使全国的百姓受益均衡，使他们都有从事生产的凭借。他在诗中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他的青苗、均输、市易等法令，都是根据这个主张提出的。这种主张，近数十年来在欧美两大洲很兴盛，称为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把国家作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而人民不能有私财。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那些学者，往往梦想能建立一个大同太平盛世的楷模，而有见识的人则认为这事很大，不经过多少代是不可能做成的。凭欧美今天这样都没有能做成，而王安石想在数百年前的中国来实现，怎么能办到呢？虽然说他的目的不如人家那么宏大，他的条目也不如人家的精细，施行程度也不如人家那么彻底，然而最终还是不能完全适合于王安石所处的时间和环境，这是可断言的。王安石所被蒙蔽的，只在于此。他常识的精深卓绝，规模的宏大，用心的仁慈，是千古无双的，司马光怎么能了解呢？

社会主义之所以难以施行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作为国家分管财政机关的人，是非常难选择的，这里集中的权力太多，很容易滋生弊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些倡导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施行于立宪的政治体制确立之后，还觉得难，更何况在专制的时代呢？本意是要抑制豪强，万一施行得不好，而国家会反而成为兼并最严重的，那么百姓向谁来诉求呢？而奸臣们就势肥了自己，这就更不说了。因此王安石的政策，他在财政上收到的效果很多，而对国民经济上收到的成果很少，肯定是因为这些了。

宋代财政的弊病，到宋仁宗晚年达到了极点，前面已经说过了。神宗即位，先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等人筹划裁减国家经费使用的制度，仍拿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的数目和现在支出的数目分析出来看。过了一些天，司马光说国家经费不足的原因，是用度太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人数繁多，军队不精，必须要陛下和两府大臣以及三司的官吏好好想想纠正弊端的方法，多花些时间，或许能见效，这不是我一朝一夕能裁减下来的。到制置条例司设立，才查三司的账目，对各项支出裁减的长远调整进行商讨。凡是一年的支出和郊祀费用，都要编成固定的规格，能省下的费用有十分之四（以上都是抄录《宋史?食货志》上之六的原文）。财政的弊端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即使不去兴利，能节省费用也算可以，司马光也不是不知道；而还是含糊其辞地说“多花些时间，不能马上裁减”，而只是想把这难办的事推给皇帝，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吗？况且司马光所说不能办到的，为什么王安石一下就裁掉了十分之四，而没有看到其他的变故呢？数十年相沿袭下来每年的费用，现在马上减去十分之四，这实在是天下最难办的事了，而制置条例司刚刚设立，就有了这样的功绩，那这个部门的领导者，他办事的忠实和勤劳，他才识的聪明和机敏，他魄力之坚毅宏伟，是可以想见的（当时所裁减的多数属于宫廷费，如果不是神宗贤明，王安石也是推行不下去他的政策的）。再看不负责任的司马光，他做的怎么这样不同呢？（据《宋史》，神宗命司马光讨论裁减财政支出是在王安石入相之前，这两人都是翰林学士，都应当担当此命。而司马光以敷衍的态度来回复上命，神宗不愿和这样不负责任的大臣来共商国是，不也是应当的吗？）而后人评论王安石的，对这样的功绩，隐藏不说，是什么用心呢？

史书所说的“编著定式”，就是今天立宪国所谓的“预算案”。史书上又说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城每年增加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察各州六十八万九千余缗，省下的钱用来增加官吏的俸禄，这确实是整理行政的根本。当时制置三司条例司所施行的好政策可能更多，史书上缺少因而不可考证，就是这零零碎碎的内容，也已经不是流俗之人所能达到的了。

《文献通考》二十四引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苏辙的奏章，说熙宁初（公元1068年），在三司取天下所呈报的账籍来看，甚至有到省三二十年没有开封的。大概州郡所发来的文账，随账都有贿赂，各有固定的数目。数目足的，都不开封。一旦有不足，就百般问难，至到要足才罢休。现在设立了账司来核对文账，而此前财政机关的腐败，可见一斑。

当时苏辙也曾论说道：“天下的人，做农民没有田地，做商人没有本钱，不借贷给他们，不免会死于野外。让富人借贷给他们，就会用不仁的办法，收取一大半的利息。无法偿还时，也不免将衣物住所当做抵押，百姓受了困，而官府得不到利。周代时官府的做法，是让要借贷的百姓，和官府商量具体的办法，而用赋税作为利息。现在可使郡县都放贷，而让当地人充任此事。”按苏辙的这种说法，正和王安石的青苗法相吻合，不知他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还是自己的创见？而苏辙最终因为攻击青苗法而自求罢官，难道他只是文士的那种只是说、并不是想那样做的做派吗？

王安石既然想施行这项法令，然而施行是不能没有资本的；由国库拨给资本，又是国库的力量所达不到的。正好有常平广惠仓，各路和各州县都有，而它所储存的粮食，实际上都没有什么用场。王安石于是把这些无用的粮食派上用场，用它来做资本，他用意的周详，眼光的敏锐，是很令人佩服的。而司马光却说：“常平仓是三代的好规矩，放青苗钱的害处小，废常平仓的害处大。”然而常平仓没有什么实惠能给百姓的，如条例司原来奏书中叙述的，司马光能为它辩护吗？即使能也是强词夺理而已。

青苗法一施行，整个朝廷都议论纷纷，群起攻击王安石，没完没了。这些人和他们所讲就不都叙说了，只有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这封信，抄录下来就可以看到当时议论的一斑，而王安石之所以坚定地施行这个法令的原因也就能看出来了（司马光给王安石的原信三千多字，多处引用经传和汉唐遗文，他集中有这封信）。

这封信虽然很短，然而他做事的坚定和忠贞，自信执著的样子跃然纸上，千载之后读这篇文章，好像能见到王荆公的神采，由此就可见国家会兴盛。按当时的制度，借贷青苗钱的，官取二分的利息，因此议论王安石的人把这作为他聚敛的证据，王安石有《答曾公立书》中说：

来信谈到了青苗法的事。正确的治国之道实行后对奸邪的人会不利，一旦奸邪之人提出不同的言论，大批不明事理的聋子就会起来附和他，他们的目的不在法度的合理与否。孟子说过，有利是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和利于我们自己而已。至于富贵之家的猪狗吃人吃的食物就要严加禁止，乡野里有了饿死的人，就要开仓赈济，这就是所谓国家政府的工作。政府的工作之所以包括财务管理，因为财务管理就是合于道义的事。一部《周礼》，关于理财的内容就占了一半，难道周公是为了利吗？奸邪的人，因为现象的相似，就想混淆视听，来蒙弊皇上和人民，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对待人们的愿望呢？开始的时候，以为农民不会申请青苗的贷款，而后来发现来的人多得不得了，开始以为农民不会交回贷款，可后来交回贷款的人多得很，想不收都不行。大概是因为按照老百姓的利益去使他们有利，就不会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说到贷款的利息，二分利就不如一分利好，一分利就不如不要利息贷给他们，贷给又不如送给他们。然而为什么不给了他们而要取二分利呢？是为了使这项工作以后还能继续下去，如果不能继续下去，那么这件事就只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恩惠而不是一种政策了，那么这个政策就不再是既给老百娃好处又不用多少花费的事了，因此一定要贷款给他们。而且还要支付做这件事的官吏的俸禄，再加上运输费、水旱灾害和老鼠麻雀的消耗，所以只有扩大积累才行，这样才能在他们有了饥荒的时候给予他们，这没有二分利行吗？并且二分利是很正常合适的利息，并不高，为什么还要更改呢？您再和深入了解圣人之道的人去讨论这件事就会知道，我所说的事，没有一个字不合乎法度的，而世人喋喋不休地乱说，是不必理会的。

这封信差不多可以说是解释变法用意的信。当时整个朝廷闹嚷成一片，除了与王安石共事的几个人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的青苗法进行攻击的，多次弹劾他，而王安石不为所动，宋神宗也不为所动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王安石的自信和皇帝对他的信任，实际上是当时的反对者，没有一句话能批到王安石变法的要害之处。他们只说他聚敛钱财，损害百姓以利朝廷，而王安石立法的本意，正好与他们所说相反。他立法的本意，实际上是要利民，没有一点借这些法令来帮助国库敛财的心意。条例司原来上奏的话，没有修饰，表达的是真意。而评论的人把他们说成是桑弘羊和孔仅的用心，这就是所谓的无的放矢，别说王安石不服，就是宋神宗也只是一笑置之罢了。王安石有关名称和实际的分辨，不就是说这个的吗？他说治道的兴起，奸邪的人出来反对，而持异议的人他们的用意不在于新法。唉！他这真是一语破的，同时言辞中有一种沉痛啊！过去罗马伟人格力加士为执政时，倡导限民名田的制度，全国人民欢声雷动，而议院几乎是全数反对，最后被众人殴打而死在院中。大概那时也有不利于治道兴起的人，而他们的用意也不在法。王安石初执政时，裁去冗费十分之四，那些朝廷大臣们大半是靠这些冗费来吃穿的，他们反对王安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抑制有钱大户的兼并；而朝廷中的这些大臣们，又都是有钱的大户，他们的力量都足以进行兼并，他们反对王安石，也是很自然的事。当时闹着反对王安石的，怎么能保证他们没有此私心？即使有两三个贤明的人，未必有此私心，然而他们也像聋子一样附和罢了。况且他们所谓的贤者，都是习惯了苟且偷懒的，将生出事由视为大戒，不管事情的善还是恶，有利还是有害，只要有人来添麻烦就起来对他叫嚷恐吓，他们与王安石与宋神宗格格不入也就很正常了。而数百年后的今天，社会的情形，就和王安石当时的情况一样，王安石的话，就不止为当时而说的了，悲哀啊！

青苗法立法的本意，既然它有这样的美好愿望，那么它可行吗？回答是：“它不一定可行。”好却不可行，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王安石在鄞县时行之有效，为什么还怀疑它不可行呢？回答是：“一县不是全国可比的。一个县，是王安石可以自己操作的；全国，不是王安石一人可以控制的。因此当时就有禁止强行借贷，而官府把全部借贷出去当做功劳，即使不想强行借贷也做不到。法令中有遇到灾年在第二年要补缴所借贷的钱数，而每年是丰收还是灾年是无常的，灾年的数目还很多，这样官府就可以玩弄手法，即使不想使借贷的钱累年积压也不可能。”这两个弊端，只有韩琦和欧阳修的奏议说的很详细，他们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诤臣（韩琦、欧阳修的文章很长，不抄录在此。这段举出它的大意）。

问的人说：“韩琦、欧阳修两人所说的既然切中它的弊端，而王安石不醒悟，那么即使说他执拗，怎么能说为过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当时这些人攻击新法，有弊端的自然攻击，无弊端的也要攻击，而无弊端的也攻击，正像王安石所说，他们的用意不在于法。为王安石打算，只有一件事都不做，静静地和那些人同流，这样才有可能免于被指责，而不管王安石的本意怎样，这是为什么呢？况且法既然很好，出现弊端，那么就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就如青苗法，王安石在鄞县时能行之有效，李参在陕西能行之有效，如果每个县都能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来做县令，那么每个县都会和鄞县一样；即使不能那样，如果每一路都能用如李参这样的人来做转运使，再加上用考核审计的办法来督查，那也就每一路都和陕西一样了。根据条例司所核定，全国共设置提取官四十一人，凭当时这么多的贤才，想要找如李参这样的四十一个人，估计不是什么难事，而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这些君子共事，而无奈这些君子们，一听说王安石要发表意见，就把耳朵掩起来不听，不问他所发表的是什么见解；见到一封诏书是王安石所起草，就闭目不看，根本不问他所起草的是什么诏书。要求他们去做事，不是以贤者长者的名义对抗，就是弹劾王安石之后离去。这些君子们既然不屑于帮助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能违背情理一事不办而向这些君子们赔罪，也不能靠自己把天下的事都做了，而在这些君子之外另求那些能帮助自己的人，又怎么能得到呢？何况这些君子们非但不帮助王安石，还在一旁煽动、唆使和阻挠，看到新法的弊端滋生，施行没有成效而幸灾乐祸，本来青苗法可以施行没有弊端的，而因为这些君子们的缘故，想要没有弊端，怎么能办到呢？其他的事也是这样的啊！

由此来说，我所说的青苗法虽好但不一定可行的道理，就很明显了。假如县令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就确实可行，而不是这样，就不可行。退一步说，如果提举能人，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就还可以施行，否则不可行。再退一步说，如果执政者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那么在不可行中还有可能行，如果得不到，那就不可行了。

然而青苗法的弊病，果真如那些君子们所说的吗？王安石新法的良好用意，而百姓真的一点都没有得到好处吗？回答是：“这又不是那样。”——历史写成于诽谤王安石的人手中，他们的目的是扬恶而隐善，凡是可以表彰王安石功绩的，删除唯恐不尽。即使这样，还是有些他们没有删除的。王安石《与曾公书》中说：“开始以为人们不会来借贷，而来借贷的挡都挡不住，最后以为他们会不还，而来交还的人都无法推却”，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在他的《上五事札子》中说：（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过去贫困的人，从有钱人那里借贷，现在贫困的人，从官府借贷，官府的利息少而百姓得到救济，这事执行了多年并有成效。”在他的《谢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说：“在苗头出现之前创立新法，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绩。”可以说在王安石被罢免丞相之后它的效果更加显著了。然而这还是王安石自己说的不一定可信，请容我用旁观者的话来证实。河北转运使王广廉上奏，说百姓都欢呼感激朝廷的恩德。李定到京师，李常见到他，问他：“你从南方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百姓感到方便，没有不高兴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事，你不要这样说！”李定说：“我只知道根据实情说，不知京师不让随便说话。”说明当时的舆论，有想按住人的舌头而没有达到目的的。而还有人说这是为了依附王安石而希望得到宠信才这样说的，并不可信，请容我再用反对党的话来证实。朱熹的《金华社仓记》中说：“凭我观察前辈贤人的论述，而用今天的事来说，则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来并不是不善。”程颐曾评论王安石，而不免后悔对他有些偏激，他晚年知道自己攻击青苗法是错误的，而朱熹尚且歌颂过它。苏轼《与滕达道书》中说：“我们这些人在新法施行当初，动不动就抱守偏见，以至有了同党异党的说法，虽然出于耿耿忠心，出于忧国之情，而所说的差错和谬误，很少符合道理的。当今皇上的品德日益更新，众化有了大成果，回顾当时自己所持观点，越来越觉得有疏漏。”苏轼晚年深深忏悔，而他感叹新法取得的成果，他的话和王安石所说的“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就”是相吻合的。所说的“众化”，大概是说新法，而青苗法是其中之一。以程颐、苏轼两人，是当时反对王安石的主力，而都是这样，如果不是确有成效，而能说这话吗？以此来推测，与程颐、苏轼的想法一样，而他们的言论不为后世所流传的，应当还有。不仅是这些，元祐初，新法全被废除。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废除青苗法，三月，范纯仁以财政费用不足为理由，请求恢复青苗法。八月，司马光上奏请求散青苗本钱来利民，只是应当禁止强行借贷。这些都是写在奏折中，记在正史里的。难道司马光、范纯仁不是带头攻击青苗法的人和攻击最用力的吗？为什么在十八年后，又对青苗法如此津津乐道？由此看来，可知当时的青苗法，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而百姓蒙受这种恩惠时间长了，即使强要埋没它的好处而办不到。然而当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论语上说：“不可能和小民一起考虑开始时的决策，而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果。”而这些君子们，不也成了凡人百姓了。我们这些人现在来讨论，还觉得青苗法是那样的难以施行，而王安石当年施行它，虽说它的弊端不能够避免，而它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干无人能及，而诋毁当时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话，我最终也不敢信。

再平心来讨论一下，青苗法，不过是一个银行业罢了，想要靠它来抑制兼并，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很小的。而银行作为一个行业，它的性质适于民办，而不适于官办，但如果国家为它详细制订条例，使放贷者和借贷者都能受利而不是相互祸害，而国家再设立一个国家银行，作为各私立银行的枢纽，而不必和人民直接借贷，那么这样的方法就能行得通了。王安石所做的，是代替匠人来砍削，很容易伤了自己的手。即使如此，这只是立足于现在来说的。如果在当时，人民既没有设立银行的能力，全国也没有一个金融机关，百业因此而凋敝，王安石能察觉产生这一切的原因，而创立此法来救治它，没有过人的见识而能做到吗？中国人知道金融机关是国民经济命脉的，自古至今，只有王安石一人罢了。

后来有暗地窃取青苗法的实际而明着又避开它的名称的，就是朱熹的社仓。他的方法是取息十分之二，夏天放出贷，冬天收回来，这与青苗法有什么不同？朱熹在崇安施行而奏效，而想把这施行到天下，也就像王安石在鄞县施行后而因行之有效而要施行到天下一样。朱熹平日本来是非常诋毁王安石的，说他是急于得到财利，使天下搅扰不堪，闹得人都不想活了。等他倡导社仓，有反对他的，他奋然说：“王安石就只有施行青苗法一事是对的！”（都见于《朱子语类》）王安石果然是急于求取财利吗？王安石所做正确的事，果然只有青苗法这一件事吗？也不过是他的说法罢了。

第三　均输法

均输法，是用来流通天下货物的方法，其中规定了物资买进和卖出的方法，使运输者方便，而有的和没有的人之间可以贸易，也是一种惠民的政策。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上书说：（按：此文是王安石自撰，《宋史?食货志》所录删去了其中许多主要语句，今根据《本集》全抄录在此）

我观察先王的法令，在京畿之内，赋税按照精粗，以一百里为差距，而京畿之外的各个诸侯国，各自拿出自己的出产进贡，又制订了经用通财的办法，根据贸易不断迁移。管理市场上的财物，让没有的人拥有，为害者要除去；在集市上售不出去，货物积压阻碍了百姓的使用，官吏把这些货物收集起来，等待其他时候来购买的人，像这些都不是专利。聚集天下人，不能没有财物；管理天下的财物不能不讲道义。通过道义管理天下的财物，辗转运输时的辛劳或安逸，不能不保持平均，用度的多少不能不全盘掌握，货物的有无不能不加制约，而轻重聚散的权利不能没有方法使用。如今天下的财物用度困窘急迫没有余额，主管的官员受到蹩脚法律的限制，内外不能互相了解，充盈空虚不能互相补充。各路供应的东西每年都有限定的数额，丰收的年代和方便的地区可以多进贡，又不敢不留剩余；年成不好物价变贵，难以供应完备，却又不敢不供给充足。远方运输是两倍五倍的成本，在京城只能按半价出售。三司转运使按照文书催促到期聚会而已，在中间对于货物增损不置可否。等遇到军国祭祀大事花费巨大，就派人铲除粉刷，几乎不再有多余的储备，各部门财政用度往往自我掩饰，不敢说实话以防备有急事。又担心年度预算不足，就多方拆挪变卖，从百姓手中收取，缴纳的租税甚至超过成本一倍。而朝廷所用的，往往要求进贡不出产的东西，而且不按季节索要，富有的大商人趁着公私的急难，掌握了轻重聚散的大权。我们认为发运使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但他的职责只是管理茶、盐、矾的税收，军事储备和国家用度都依赖他，应该借给他钱财货物，补充他的用度不足，使他普遍了解六路财税的有无，再调配使用。凡是购买进贡的物品都要买贱的不买贵的，用近处的不用远处的，命令在京城仓库中收藏和每年定量支出的应当供办的数额，能够在方便的时候变卖，以等待上面的命令。逐渐收回轻重聚散物资的职权，归入官家，而是制约有无以便辗转运输，省去劳务费用，去除沉重的赋税，使农民宽松，差不多国家用度充足，百姓的财力不会匮乏。所有本司都应该设立下属。允许他们举荐，等有了应该执行的事情，令他们根据条例上奏，皇上再下令命制置司参照执行。

《宋史?食货志》记载均输法施行的始末大略如下：

诏令发运司拟定实施方案上报，而命令发运使薛向负责均输平准事务，拟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缴的米为三百万石。当时议论者顾虑实行均输法会造成麻烦，多认为不妥。薛向既然主管此事，便请求设机构委任官员，神宗让他自己委任官员，薛向于是举荐刘恍、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下属官员，又请求有关部门提供六路每年应当上缴的数目、京城每年耗用物品及现存物品估计能满足供应的时间，总共应当置办的有多少等，都预先下达给有关部门。神宗同意他的请求。之后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范纯仁、谏官李常等多次上书说这法不应施行，并弹劾薛向。神宗一律不听，还下诏奖励薛向，可均输法最终也没有施行成功。

均输法，开始于汉代的桑弘羊，到唐代刘晏而更加完善，王安石实际上是学习了他们的制度，并不是自己的创造。古代货币的使用不完备，百姓用实物来交换，国家征租税，也是用实物，因为道路的远近，输送的辛劳和闲逸不均衡；因为年景的不同，供求的关系也不相同，下面的百姓大受其害，而朝廷也得不到利益，确实有条例司所上奏的情况。因而桑弘羊和刘晏施行均输法，不加赋税而国家的开支充足了，史家赞扬他们，并不是没有理由。现代交通的便利大开，货币使用也很广泛，我们读历史，只看到他们不怕烦琐，苦苦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知当时治理国家的人的苦心孤诣，是我们远远地赶不上啊（看现在的漕运，就可以知道均输的妙用。如果能把商运供应京城的米都折合成南方的粮食，那么国库与人民所收到的利益，每年不也以千万来计算吗？均输的意思也是这样。漕米也是用实物来充租税，是古代拙劣的方法到今天还蜕化完毕）。而当时轰然群起攻击新法是为什么呢？史书上说它最终不能成功，它不成的原因并没有说，难道是因为攻击它的人多才终止的吗？

第四　市易法

市易法，本是汉代的平准法，是用来平抑物价而使货物流通的，实际上是一种专卖法。这里记录它兴起的原因和内容如下：

（《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保平军节度使推官王韶首先提倡沿边界地区实行市易法的方案，请求借官钱做成本。诏令秦凤路经略司用四川交子买货物拨给他，于是任命王韶为本路帅司担当公事兼管市易事。当时想把公署迁移到古渭城，李若愚等认为聚集很多货物会诱发戎人夺抢之心，又妨碍秦州、小马、大马的民间贸易，不同意。文彦博、曾公亮、冯京、韩绛、陈升之都心存疑虑。王安石于是说：“现在蕃族人富裕的，往往储蓄现钱二三百贯，他们尚且不怕抢劫，难道朝廷威望，反而衰弱到怕人抢夺的地步？现在想联合生羌（羌，古代居住在中国西部的部族），则形势应当扩张，接应应当靠近羌族。古渭边寨，便于接应联络，商人聚集，居民越来越多，以此立为军，增驻兵马，选择将领把守，则形势就扩张了。而且蕃族能与官方贸易，边境百姓不再有欠账，足以使蕃族有归向之心，以贸易取利来补助军费，再开辟荒地，将来可以聚集军队。”

由此看来，市易法的施行，本出于王安石的殖民政策。在边境没有开发的地方，而想用人力使它发展，使它繁盛，必然要从商务下手，然而本地上不开放，商人们就不来，如果不以国力施行，就达不到目的。这就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所施行的。后来这种办法有了成效，就推广到内地。

（《宋史?食货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便诏令拨给内库钱帛，在京城设市易务。在此之前，有个叫魏继宗的，自称平民百姓，上书说：“京城百货没有固定的价格，现在的富人大姓，趁百姓有急需，取好几倍的利息，财利既聚集于少数人手中，国家经费也来源不足。请求借给榷货务钱，设常平市易司，选择精通财务的官员负责，找来好的商人经营贸易。让他们确切地掌握市场货物的价格，贱则提价购买，贵则减价出卖，从中取利，以供给公家需要。”于是中书上奏在京城设立市易务官。凡是货物可以交易以及积压于民而不能售出的，以平价收购，愿意换官方货物的准许。如果向官方购买，则根据他抵押财产数量贷给他钱，限期让他偿还，半年交利息十分之一，到一周年加倍。凡各部门购买物品，全都靠市易务供给……之后各州都设立了市易务。

我私下怀疑当时的均输法，怎么能施行的时候缓慢而废除时那么快，宋神宗和王安石，绝不是能被人所左右的人。原因是市易法的施行而使均输法被废。市易法和均输法，它们建立的用意差不多，只是均输法所涉及的，仅是定额的租税，而市易法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商务，因而它们的范围有广阔和狭窄的分别。既然已经有了市易法，则均输法就可以并到市易法之中了。考查王安石之所以要施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概有两点：一是针对经济学上所谓的分配这一方面，用来抑制豪富，保护贫民。——小农小工这些人，能够制造财物的，到市场上出售，往往被富豪们联手抑制和勒索，不给他们应有的价格，使贫民中的生产者受害；豪强商人用贱价买到，等他们转卖，又联手提高价钱，于是贫民的消费者又受害。王安石考虑救济他们的方法，所以在这法令中，遇到客人的货物，不能出卖而愿意卖给官家的，允许到相关部门出卖，行人、中间人和客人们用平价来买；出卖时也随时间而估价，不能过分要价，这都是求得分配的均等。一来是更注意经济学上所谓生产的一方面，使金融机关能得以流通，本钱的使用越来越广。——小农小工从事生产的人，他们的资本大都很有限，必须等所生产的货物卖完了，才能收回本钱再来从事生产，这中间往往中断而跟不上，生产力也就因此而萎缩。王安石思考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因此在这法令中，凡平民能有五人以上作保证的，或者以金银抵押的，官府可以贷给钱（当时以铜钱和绢布为货币，而金银不是货币，因此可以充做抵押品），而根据所借期限的长短，而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利息，这些用来增加生产的资本。

市易法的本意是这样，王安石对民事的尽心，也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然而这法可行吗？回答是：依我来看，王安石诸多新法中最不可行的，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让我说出它的原因：从后面的那种说法，则市易这个业务实际上是一个银行（青苗和市易二法都和今天银行经营的业务相近，青苗法是农业银行的性质，市易法是商业银行的性质）。凭王安石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银行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机关，他的见识可以说是千古卓绝，即使这样，银行这一存在，它的性质适宜民办而不适宜官办。即使现在的各国中央银行，还都是集股资而建成，不过是政府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罢了，而其他的大小银行，无一个不是让百姓来办的，这更不用说了。现在一一都让政府亲自来办，还任命官吏来管理，不说它是怎么的琐碎，并不是治理的机关，这些人又肯定不擅长做些事，这是欧洲各国都尝试过而受不了它的弊端的。由前面的说法，这是一种专卖制度。他立法的本意，不过是货卖不出去的，官府来收购。而最终的结果，是把天下所有的货物，都由官府来买卖。即使不是这样，也要由官府来估量它的价值，不这样他所说的平抑物价的目的就会达不到。收集天下的货物而让官吏来管理，这是近代社会主义派所主张的条理之一，只是它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内容。如果按这种说法，那么国家就成了唯一的资本家，成了唯一的企业家，更没有第二个和他竞争的，这可以施行，而它的结果怎么样，还是不敢断定的。如果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想要施行这种制度，怎么不可以？现在的经济社会，只要听从它供求之间的相互调济，而自然会达到平等，所谓的自由竞争，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现在想要把营运的职责，都让国家来承担，别说它达不到，如果能办到，而它的危险，也将越来越厉害。大概它最初的本意是抑制兼并，而它的结果，势必会使国家自己成为兼并者。兼并者对百姓是非常有害的，而一个兼并者出现，而不能禁止其他的兼并者不起来与他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逐渐达到平等。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兼并者，而没有人与它抗争，则百姓的穷困，怎么能够得到解救呢？这都是市易法不可施行的理由。况且还有一种说法：王安石想要用这一个市易法来达到前面所说的两个目的，而不知道这两个目的是不能用一个手段来达到的。银行的性质，最不适于兼营其他的商务，而普通的商业，又最忌讳用抵押典当而贷出它的资本。现在的市易法兼有这两种矛盾的营业性质，结果会两败俱伤。因而当时的新法中，只有这种是伤害百姓，国库从中得到的好处也最少，王安石的用意虽好，只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第五　募役法

募役法，是改变当时最害民的差役法制度而成为募役制，让百姓出代替劳役的税款来充当募兵的资本，这近似于一种人身税，而它的办法和当今文明国家的所得税很类似。——这是王安石救时惠民的第一好政策。我们生在当今这个时代，自本朝康熙、雍正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政府从来不再有役使百姓的事，说到役法，人们往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怎么能想到数千年来，国民宛转死于这役法上面的不知有多少人，自从大政治家王安石出现，才打开了它求生的路，今天我们仍然得到它的好处。

考证差役法，它的源头很远，经书上说有“力役之征”，说的就是先王的政策，也只说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如果这种说法可信，那么从民间征力役，即使是三代之前，也不曾避免。大概古代租税制度不完备，国家财政很可怜，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得不使用民力。就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来说，这也不能说严重；然而君主经常滥用它而没有节制，因此孟子说它影响了百姓按时耕种以至于冻饿离散，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形，是可以想见的。自秦汉以来，延续下来而没有改变，到宋时它的弊端更加严重。现在抄录当时士大夫们所记的事实和建议，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顺应了时势的要求，不能不这样了；而这项法令的完善和周密，也可以印证前面这些人的议论。

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1053年）知并州韩琦上疏说：“州县百姓的痛苦，没有比里正衙前更深重的了。有的寡母改嫁，亲族分居，有的放弃田产给别人，以避免为上等户，有的无病无祸求死，以使亲人成为单丁户，千方百计用尽心思，以求避免惨死沟壑的祸患。每乡被差役的疏密，与财力高低不公平。假如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资财有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资财有五十万；轮番休息及服役，则甲乡十五年轮一遍，乙乡五年轮一遍。富的休息有余，穷的一个接一个地败家破产，这难道是朝廷为民父母的本意？宋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说：“设置乡户衙前以来，百姓更困乏，什么都不敢经营，富有的人还不如贫民，贫穷的人不敢求富。我曾在村落中行走，见到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很少，问他们原因，都说什么都不敢做。”今天想多种一棵桑树，多买一头牛，存两年的粮食，存十匹帛，邻里已经看做是富户了，指定他到衙前，何况敢于增加田地修盖房屋的呢？我听到这事，心中很伤痛。怎么会有圣明的君主在上，四方没有战事，而设立法令使百姓不敢做长久生存的打算呢？

到神宗即位，知谏院吴充也上书说：衙前被差的日子，官吏到门前，就连杯子、舂米的木棒、羹匙和筷子，都计入资产中，定为分数，来应需求。有人家里的东西都没有了，还有拖欠的赋税没有交完；子孙都死了，而邻居和保人仍然被逮。因此民间逃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免增加丁等，骨肉不敢聚在一处而怕人多了无法生存。希望早定乡间差役的新规定，早日施行。

三司使韩绛也说：伤害农民的弊端，没有比差役更厉害的了。重的是衙前，大多都导致破产；次等的是州役，也要重重的花费。过去听说京东有父子二人，将要被征为衙前，父亲告诉儿子说：“我要自杀，使你免于冻饿之苦。”于是上吊自杀而死。又听说江南有将祖母嫁出和与母亲分开居住以逃避差役的，这是违背人伦，让人不忍听说。又有卖田产给富户，田地都到了不用服役的人家，而差役都增加给了本等户。其他迫害农民的，都数不过来。希望朝中朝外的大臣，把差役的利害罗列清，送给相关的部门去商议，考查古代制度的办法，使百姓服劳役没有偏重的祸患，那样百姓就能想办法谋生，能安居乐业。

这里所叙述，总共不到实情的十分之一，而千年之后来读，还使人浑身颤抖，鼻酸泪流不止，那么当时亲身遭此厄运的人，活得还像人一样吗？这里所说的衙前，不过是差役中最苦最累的一种，其他的名目，数不胜数。大概衙前是看管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是征收赋税的；耆长、弓手、壮丁是追捕盗贼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是供官府使唤的。从县曹司到押录，从州曹司到孔目官，下到杂职，虞侯、拣掏等，不能都记下来，都以乡户和等次定差，而命官、将、吏、僧、道，都可以复役（复役就是免役）。狡猾的人有的投靠那些人，他们做佣奴，也得以免除差役。百姓得到度牒出家可脱离苦难，度牒的价值，比地契还高，而普通的百姓贱民，服役越多生活就起穷困。看前面所抄录的奏议，则当时国民经济的困顿情况，一天到晚岌岌可危的情况可以想见。而史家还说仁宗时家给人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都相信书上写的，就不如无书”的感叹啊。而造成这种弊端的根源，没有比役法再狠的了。在此之前范仲淹说天下的县多，因而差役多而百姓贫瘠，于是首先废除了河南省的一些县，都并到了其他的州（然而已经被旧党攻击，所废除的县不久就恢复了）。韩琦想要衡量每个县的大小、差役的疏密而使它平均，而这都是弥补事情的漏洞，对从根本上救治没有什么作用。司马光说衙前应当招募百姓来充任，其它各种劳役由农民来做，这也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而募人必定要有酬劳，酬劳的费用从哪里出呢？司马光没来得及想。到神宗即位，王安石为相，才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新，提出了募役法。《文献通考》卷二记载事情的大略说：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让制置条例司筹备立役法，条例司说：综合众人的意见，都认为让百姓出钱雇使差役为好，就是先王之法中用百姓的财物来供养在官的平民的用意。希望把法令条目派人送到天下各处，尽量广泛听取意见。奏请的事被允许。于是给各路发文说：衙前这一职务，是繁重和艰难的，凡酒坊所抽的税，原来用以酬劳衙前的，让官府自己卖，用这钱和役钱分给衙前；盐铁的专卖机构，过去酬劳奖励衙前不让百姓出售的，就用过去所定的数额作为报名为衙前的人酬劳。在水陆运、驿站、盐铁、仓库等地方的衙前，过去因被搅扰而要预备的，现在当省去不再花费。承符、散从等过去苦重差役还没有偿还的，现在应当改变法令消除弊端使他们不再为难。凡是有产业物力而过去没有劳役的，现在应当出钱来助役。这都是其中的条目。过了一段时间，司农寺说：所得到实惠的，都是乡村中不能向上面传达心意的穷困百姓，所裁取利益的，是做官和有钱之家，能使人为他们说话的人，如果法令一定，那么衙司、县吏这些人，就无法施行取巧舞弊的勾当，因此新法的施行，尤其不方便。盲目听从别人的，难以取得成就。想要从司农讲明所要颁布的条令，先从一两个州开始，等他们成功后，再让各路都仿效施行。如果他们的法令果真方便百姓，应当特别奖励。上面允许这样做。于是提点府界公中赵子几把他府界所施行的条目奏上，皇上将此下达到司农寺，让判寺邓绾、曾布再商量。邓绾上奏说：京畿内的乡户按产业家资如贫富的不同分为五等，每年在夏秋，按等交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交。两县有产业的，上等各随县中等并到一县上交，分家的随所分户而升降等次。像官户、女户、寺观、没有成丁的都减半交，都用这些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根据差役的轻重决定禄数。开封县有户二万二千六百多，每年交钱一万二千九百缗，以一万零二百为差役的禄钱，余下二千七百防备凶荒欠收的年景。其他的县也模仿来施行。然而交钱是按户等的高下来区别的，而户等的判断，过去因为有人弄巧而失实，于是下诏责令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在农闭时聚集众人，核查百姓的物业，考查他们的贫富，察出他们的欺诈和伪装，将户等升降。如果故意改变等级的，以违制论处。募法是三人互相作保，衙前仍然将物产作为抵押。弓手试武艺，典史试书法和计算，三年或二年更换一次。法令编写成后，公布了一个月，百姓没有反对的，就修著为令，于是颁布天下。天下各地风俗不同，差役的轻重不一样，百姓的贫富也不等，都根据其不同而形成法令。凡应当派差役的户根据户等出钱，称为“免役钱”。坊郭等级的户，以及成丁单女户、寺观、有品级的官吏之家，过去没有差役而要出钱的，称为“助役钱”。凡要收钱，先要看州或县应该雇用多少人，而随户等均取。雇人的钱数够用后，又按这个数增加二分，以防备水旱欠缺之年，即使增加也不得超过二分，叫做“免役宽剩钱”。

唉！我看条例司和司农寺所草拟的役法条目，而感叹王安石和他的僚属们，而所谓体大思精，可以做立法家的楷模了！差役对百姓的伤害，既然已经是那样的厉害，就不能不改变。而之前的差役，固然有的烦琐苛刻而可以直接除去的，也有是国家必需的而不能除去的，现在的熙宁新法，对可以除去的都已经除去了（即条例司原议中所说的如部水陆运以下，现在当省去不再有费用所指的就是这些），那些不可以除去的，既然不能再让百姓服役，而又不能因为不可役使百姓而废了事情，就不得不由国家招募百姓愿意充当的来充任，这道理是很容易看明白的。然而既然是招募，就改变服义务的性质为合同契约的性质，没有报酬，而谁肯来呢？而国家并不像私人的私有财产，它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而这些义务，人民本来已经负担了数十年，只因为立法不善，使淳朴而贫弱的更加穷困，狡猾而豪强的得以幸免。现在根据它本来应有的义务来阐明，变征徭役的性质为赋税的性质，比之前没有增加。这就是免役钱合乎道理的原因。而在征收的时候，根据财产的多少分为等级，富有的人所征收的较多，贫穷的人所征收的越来越少，那些特别贫困的，就全部免除，这与当今各文明国收所得税的法律正相同。各国收所得税，凡是人民收入少而仅够维持生活的不交税，那些有余的就收税（日本的法律，所得在三百圆以下的不交税，以上的交税。各国所定的数额不同，大意都差不多）。而收税时，核定等级，按比例进行累加（日本的法律，所得三百圆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税，百圆以上的，交百分之十二的税，一千圆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税，如此分为十一等，至到十万圆以上的交千分之五十五的税。这是它的大概，其他国家大体也是这样）。这实际是极为均衡公平的课税方法，也是各国财政学家所称道的。王安石在数百年前，在各国还没有发明此法的时候，所定的法度和他们的暗暗相合。所谓的按产业如家资的贫富上下分等级，根据户等交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用交钱的办法，就是这样。豪族和僧侣，不用服役，而国家一切负担，全都由弱小而无力的平民负担，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弊政。而法国的大革命，和近百年来欧洲各国的革命，其动机的大半，都是因为这个。王安石痛心疾首于这些不公平的政策，不怕得罪于豪强大户，而毅然去向他们要助役钱，这是欧洲各国流亿万人的血才得到的结果。而王安石在庙堂中筹划一番，顷刻间指挥若定。他立法的完善和周备，既然是这样，还不敢自信，于是公示了一月，百姓没有反对，然后才写成命令。而施行时，也不敢急促，先在一两个州施行，等它的结果，才把它推广到其他各州。所说的谦虚恭敬的君子最终有好的结果，难道不是吗？自从此法施行，后来又多次变迁，而最终也不能废，直到今日。而人民不知道有徭役这件事，就是说出它的名字来也常常不理解，这是谁的恩赐呢？是王安石的恩赐。王安石此举，将尧舜三代以来的弊政一扫而去，在国史上、世界史上是最有名的社会革命。我们这些人生在当今，已经将这些淡忘很久了，试着看一看当时的一些人所讲述的旧社会颠沛流离的情形，再考查一番中世纪欧洲的历史，看一看封建时代的豪族僧侣剥削平民的事实，两两相印证，则对于王安石，应该对他怎样地顶礼膜拜？数百年来，，一只狗见到影子而叫，百只狗听声而叫，直到今天还说王安石迂阔、执拗、苛刻、冷酷，甚至说他营私、敛财。唉！我国国民的不善于报恩，真使人感慨。

当时立法的人说：现在所得到实惠的，都是乡村中不能向上面传达心意的穷困百姓，所裁取的，是做官和有钱之家，知道新法的执行，不利于那些人，而阻挠的人必定很多。果然当时所谓的士君子们相继起来攻击新法，而他们所持的理由，也不外乎自利。现在略举一二：

苏辙说：“差役不能不用乡户，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

苏轼说：“自古差役一定要用乡户，就像吃东西一定要吃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江河一定要用舟船，在地上行走要用牛马，虽然有时会用其他的东西充当，但终究不是天下所常行的。”又说：“士大夫放下亲人到远方做官，在出力之余，也应当得到欢乐，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像厨子那样可怜，那就如同濒临危亡的国家的风俗，恐怕不是太平盛世所应当看到的。”

宋神宗曾与近臣说起免役法的好处，文彦博说：“祖宗法制都在，不应改变从而失去人心。”皇上说：“变更法制，士大夫们确实是不高兴，然而对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文彦博说：“皇上与士大夫们共同治理天下，并不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唉！当时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肺肝如同见到一般。如二苏所说，让乡民服役，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去除的，这就陷入了阶级制度的丑陋习俗，以为天下的人民生来就有贵贱之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贵族，俄国现代的贵族，都持这样的论调来维护他们不正当的权利，想不到我国的所谓贤者也都是这样。凡在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无所谓役使别人，无所谓用乡户，难道就是不用五谷而能吃饭、不用丝麻而能得到衣服吗？苏东坡见到这种情况，他将说什么呢；况且苏东坡是痛恨免役的，只说“如厨夫般可怜，无法使在四方做官的人来取乐”这种话，如果真是那样，用这来粉饰太平盛世，就不曾想到百姓因此而孀母改嫁，新族分家，把田地送给别人以免成为上等，非正常地去死以求得能成为单丁家庭这些事吗？就不记得百姓因此而不敢于多种一棵桑树，多买一头牛，存二年的粮食，藏十匹的帛吗？就因为少数官吏取乐的原因，而使多数百姓分崩离析、冻饿、求死唯恐不及，这简直是饮人的血来取乐啊，这是豺狼的言论啊，稍有人心的怎么能忍心说出口？想不到号称贤士大夫的人，恬然说了出来，而数百年的贤士大夫们都相附和，而把矛头指向为民请命开辟新局面的一代宰相，我从这就看出中国没有公论已经很久了。至于像文彦博所说，尤其有令人深为惊骇的，他说：“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如果确实如他所说，那么把百姓的生命财产全都杀害夺取，以示是取悦于士大夫，难道不是大治的极点吗？我请正告天下后世读史的人：王安石当时所推行的新法，没有一件事不利于百姓的，也没有一件事是利于士大夫；那些士大夫们的利害和百姓的利害本来就是相冲突的。今天我们能考查到的，只是当时士大夫们所说的话；而百姓所说的，没有一点是可以考查到的。而想拿一面之词而成为确凿的材料，那其中的冤屈难道只如莫须有这样简单吗？免役只是其中的一项罢了。

当时制造言论对王安石进行诽谤的不能都记下来。据《文献通考》记载，有同判司寺曾布上奏他们辨论情况的文章，其中诽谤者虚构诬蔑和不审核实情而妄加揣测的言论，都可以看到。这里抄录它的大略：

京城地区上等户完全免除往日衙前役，所以现在所缴的钱比旧日服役时，其花费减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户过去充当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现在让上等户以及坊郭户、寺观、单丁户、官户都出钱助役，所以他们的花费减少十分之六七；下等户完全免除以前繁杂役种，而专充壮丁，而且不缴一钱，所以他们的花费减少十分之八九。大抵上等户所减的花费少，下等户所减的花费多。上言的人讲优待上等户而虐待了下等户，诽谤新役法是聚敛钱财，这是我所不明白的。提举司因为各县户等划定得与事实不符，所以首先制定衡量升降的办法，开封府、司农寺初上奏议定方案时，大约不知己曾增减旧日数额。然而旧日敕书规定每三年一次造户簿，户等曾有升降，则现在衡量升降户等也不为错；又况且立即向民户公布说明，假如有不适当的地方，都可以改正，则所讲户等升降，实际尚未曾实行。批评的人则因此讲衡量确定户等的事，大抵是想多收雇役钱，提升一些户为上等户是为了补足役钱的数目。至于祥符县等，将许多上等户都减低为下等户，却偏偏掩盖不讲，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凡州县徭役，没有不能雇募人的道理。现在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管理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役法都许雇人，实行很久了；仅有耆长、壮丁，按照今天所规定的役法是最轻的役，所以仅轮流指派乡户充当，不再雇募人。批评者则因此讲衙前雇人，就会损坏流失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以消除；又因此讲靠近边境有奸细应募，则会焚烧仓库，或者把守城门，则恐怕暗地里通外国，这些是我所不明白的。免役或者缴现钱，或者缴粮食，都听从百姓方便，制定役法到这种地步，也可算想得很周全了。批评者则讲直接让百姓缴钱，则丝帛粟麦必定跌价，如果用别的物品计价折钱，则又挑拣拒收敲诈勒索，必将危害百姓。如此说来则应当怎样施行？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过去徭役都是百姓所承担，即使是灾荒饥饿，也未尝停止服役；现在役钱必须要稍有盈余，是为了作为灾年减免的后备，其余又专门用以兴修农田水利、增加吏人俸禄。批评者则因此讲助役钱不像赋税那样有搁置不征和减免的时候，我不知道过去的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也曾搁置减免吗？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缴役钱七十万贯罢了；而京城地区内户十六万，役钱也是十六万贯。就是说两浙路百姓每户平均所缴役钱是京城地区内百姓的一半，然而京城地区内所征役钱用以雇募服役者，所余也没有多少。批评者则因此讲官吏利用新役法，多算雇募支出增收役钱，如两浙路，想用结余的钱讨好上司以求奖赏，司农寺想用结余来邀功，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看到这些就知道当时的诽谤者，都是力求扬恶而隐善，又对变法前的利弊和变法后的利弊，不曾比较而权衡轻重，他们所说的都是为私利的意气之语，而不是为公众，免役法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罢了。到宋神宗驾崩，司马光执政，首先去掉的就是募役法，恢复差役法，而之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范尧夫，则说差役的事应当仔细商量，不然，将滋生为民害了。原来把差用乡户比为丝麻五谷的苏轼，又极力说差役可雇不可差，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更改，而且说农民应差，官吏百般诛杀敲诈，比雇役苦又多十倍。同一人，而前后十余年，他的言论如此相反，难道不是开始时他害怕看到他没有见过的东西，等成效卓著，就开始不得不从心里折服吗？古语说：“不平常的措施，百姓害怕。”又说：“百姓可与他们共享成果，不能与他们去策划。”以范尧夫、苏轼的贤能，而他们的见识不过与平民百姓同等水平，那么王安石把他们一概看做是流俗，难道是“诬蔑”他们吗？然而范尧夫、苏轼，悟出原来的错误而翻然醒悟，最终不失为君子所犯的过错。只怪司马光，在王安石还没有行这法令的时候，已经极力言说差役的弊端，首先倡导募役的设想，等到他继为丞相，于是听从这个反复无常的蔡京，将原丞相的所作所为全反转过来，而且放弃了自己当初所持论点，难道他不是恨功名不是自己所建，而有把别人弄倒才感到快乐的私心吗？凭司马光的贤德，我本不敢这样来怀疑，然而除了这个以外，我又不能知道他的居心到底何在。

第六　其他关于民政财政的新法

以上青苗、均输、市易、募役四法，都是当时王安石创设的有关民政财政的法（保甲法也是民政的重要法令，因为王安石施行保甲法的用意在于整顿军政，因此放入下一章），其他就旧法而整顿改良的还有很多，今略论如下：

（甲）农田水利

王安石才执政，就分别派遣各路常平官使专门领导管理农田水利，使官吏百姓能知土地种植的方法，池塘、堤岸、圩坝、沟渠的利与弊都要亲自说明，行之有效，根据功劳的大小酬赏。之后在位之日，始终积极地在这方面尽心尽力。史书上说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至九年（公元1076年），京城所辖以及其他各路所兴修水利田共一万七百九十三处，造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王安石所开水利，不能数清，大的如疏通黄河、清汴河。王安石提到疏通黄河，说：“向北流不通，加上水到处漫流，时间长了就沉淀堵塞。去年修了两条渠，花费很少，而公私的田都露出来。原来淹没的地方，都成了肥沃的土地。”当时司马光、欧阳修两人都阻止他。欧阳修说：“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费民力，不如不开。”王安石说：“劳民以除害，就是所说的治理天下，百姓跟随。”就这两种说法，一是偷安，是一任劳，谁更有贤德就很容易看出了。有关清汴河的议论，王安石是早就倡导了，直到乞求退休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才开始施行，共用四十五日而完成。这两件事，是利是害我不能说。重要的是这足以证明王安石尽心于民事罢了。而当时苏轼上书诋毁这事，说“天下久平，百姓的物资滋生，四方的遗利已经用尽，现在想凿空寻求水利，必将生出大的烦扰”。这都是以一切不事事为主义的，当时的士风就是这样。中国直到今天，遗失的利益遍地都是，况且宋代刚处于大乱之后，而真宗、仁宗年间的凋敝，又如前面所叙述，说没有了遗利，这是欺骗谁呢？

（乙）方田均税

方田均税，是王安石整理田赋的政策，《宋史》记录它的始末如下：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诏令司农将《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布全国。以东西南北各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作为一方；每年九月，县委任令、佐分地计算丈量，随坡地平原沼泽而确定这些土地的土质，按红色淤地黑色坚硬的土地分辨土地的颜色。丈量结束，按土质和颜色参考确定肥瘠而分为五等，用以订立税收规章。到第二年三月结束，张榜告示百姓，一个季度没有引起诉讼，就写在户帖上，和庄账一起付给他们，作为土地凭证。均税的办法，每县各自以其租额税数为限，以前曾经将零数按整数征收，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绢不满十分便按一寸收之类，现在不许按这样的数额平均摊派增加，致使超过原来的数额，凡是超过定额增加数量的都禁止。如果是贫瘠盐碱不毛之地，以及百姓受益的山林、池塘、沟路、坟墓，都不定税。凡是方田的角上，堆上土堆，种植其土壤适宜种的树木来封住。有方账，有庄账，有甲帖，有户帖，凡是分家析产、典卖割让转移，官府给地契，县襄作账簿，都按现在丈量的土地为准。法令已经具备，于是令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导官，先从京东路推行，各路效法。

这是当时调查土地，整顿赋税的一项政策，虽然不是王安石所独创，然而也是理财的人所首先应当做的事。方田法大概如近世所谓的土地台账法，讲地税的人称赞这种法是最好的，但它每年要定一次，未免太烦琐，不能坚持持久。先发榜以示民，一季度没有人提出意见，才形成公文，这又是最仁德的行政了。方账、庄账、甲帖、户帖，虽说它们的内容今天不可考，而这些与现代文明国的法度，大概有很多相同之处。严禁超额增加数目，豁免贫瘠盐碱的不毛和用于公利的土地，惠民的用意很多，谁说王安石的法令损下益上呢？

（丙）漕运

历朝建都北部而靠东南方的粮食，因此漕运实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北宋时尤其是这样。这之前的漕运吏卒，上下一起盗取贸易，严重的甚至借风水沉没来灭迹，官府的货物丢失折损，每年不下二十万斛。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举荐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开始招募私人的船只和官船分运货物，互相检察，旧的弊病才得以消除。每年要运的货物足数，招募的商船运到京城的粮食，有二十六万余石而不止。这在王安石的政绩中很是微小，但他知人善任，考核官吏名实的效果，差不多是可以看出的。

以上所列，都是王安石变法中有关民政财政的大的方面，相关的条目都可考证，他的本意没有一个不是出于利民，哪里有所谓的损下益上，如俗吏聚敛财物的所作所为呢？虽然当时有施行不到位，致使有和立法者的本意相违背的，而收效也不如所期望，这也是有的。然而我已经说过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想要用干涉的政策来治理大的国家，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这也不足以成为王安石的罪过。况且当时所谓廉洁的君子，没有肯帮助他的，那么虽然用人不当，那么这责任应当是那些所谓的君子承担。我因此用上面详细的篇幅来叙述当时财政的真相，待后来的读史者审阅。

问的人说：“韩琦、欧阳修两人所说的既然切中它的弊端，而王安石不醒悟，那么即使说他执拗，怎么能说为过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当时这些人攻击新法，有弊端的自然攻击，无弊端的也要攻击，而无弊端的也攻击，正像王安石所说，他们的用意不在于法。为王安石打算，只有一件事都不做，静静地和那些人同流，这样才有可能免于被指责，而不管王安石的本意怎样，这是为什么呢？况且法既然很好，出现弊端，那么就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就如青苗法，王安石在鄞县时能行之有效，李参在陕西能行之有效，如果每个县都能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来做县令，那么每个县都会和鄞县一样；即使不能那样，如果每一路都能用如李参这样的人来做转运使，再加上用考核审计的办法来督查，那也就每一路都和陕西一样了。根据条例司所核定，全国共设置提取官四十一人，凭当时这么多的贤才，想要找如李参这样的四十一个人，估计不是什么难事，而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这些君子共事，而无奈这些君子们，一听说王安石要发表意见，就把耳朵掩起来不听，不问他所发表的是什么见解；见到一封诏书是王安石所起草，就闭目不看，根本不问他所起草的是什么诏书。要求他们去做事，不是以贤者长者的名义对抗，就是弹劾王安石之后离去。这些君子们既然不屑于帮助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能违背情理一事不办而向这些君子们赔罪，也不能靠自己把天下的事都做了，而在这些君子之外另求那些能帮助自己的人，又怎么能得到呢？何况这些君子们非但不帮助王安石，还在一旁煽动、唆使和阻挠，看到新法的弊端滋生，施行没有成效而幸灾乐祸，本来青苗法可以施行没有弊端的，而因为这些君子们的缘故，想要没有弊端，怎么能办到呢？其他的事也是这样的啊！

由此来说，我所说的青苗法虽好但不一定可行的道理，就很明显了。假如县令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就确实可行，而不是这样，就不可行。退一步说，如果提举能人，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就还可以施行，否则不可行。再退一步说，如果执政者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样，那么在不可行中还有可能行，如果得不到，那就不可行了。

然而青苗法的弊病，果真如那些君子们所说的吗？王安石新法的良好用意，而百姓真的一点都没有得到好处吗？回答是：“这又不是那样。”——历史写成于诽谤王安石的人手中，他们的目的是扬恶而隐善，凡是可以表彰王安石功绩的，删除唯恐不尽。即使这样，还是有些他们没有删除的。王安石《与曾公书》中说：“开始以为人们不会来借贷，而来借贷的挡都挡不住，最后以为他们会不还，而来交还的人都无法推却”，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在他的《上五事札子》中说：（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过去贫困的人，从有钱人那里借贷，现在贫困的人，从官府借贷，官府的利息少而百姓得到救济，这事执行了多年并有成效。”在他的《谢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说：“在苗头出现之前创立新法，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绩。”可以说在王安石被罢免丞相之后它的效果更加显著了。然而这还是王安石自己说的不一定可信，请容我用旁观者的话来证实。河北转运使王广廉上奏，说百姓都欢呼感激朝廷的恩德。李定到京师，李常见到他，问他：“你从南方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百姓感到方便，没有不高兴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事，你不要这样说！”李定说：“我只知道根据实情说，不知京师不让随便说话。”说明当时的舆论，有想按住人的舌头而没有达到目的的。而还有人说这是为了依附王安石而希望得到宠信才这样说的，并不可信，请容我再用反对党的话来证实。朱熹的《金华社仓记》中说：“凭我观察前辈贤人的论述，而用今天的事来说，则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来并不是不善。”程颐曾评论王安石，而不免后悔对他有些偏激，他晚年知道自己攻击青苗法是错误的，而朱熹尚且歌颂过它。苏轼《与滕达道书》中说：“我们这些人在新法施行当初，动不动就抱守偏见，以至有了同党异党的说法，虽然出于耿耿忠心，出于忧国之情，而所说的差错和谬误，很少符合道理的。当今皇上的品德日益更新，众化有了大成果，回顾当时自己所持观点，越来越觉得有疏漏。”苏轼晚年深深忏悔，而他感叹新法取得的成果，他的话和王安石所说的“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就”是相吻合的。所说的“众化”，大概是说新法，而青苗法是其中之一。以程颐、苏轼两人，是当时反对王安石的主力，而都是这样，如果不是确有成效，而能说这话吗？以此来推测，与程颐、苏轼的想法一样，而他们的言论不为后世所流传的，应当还有。不仅是这些，元祐初，新法全被废除。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废除青苗法，三月，范纯仁以财政费用不足为理由，请求恢复青苗法。八月，司马光上奏请求散青苗本钱来利民，只是应当禁止强行借贷。这些都是写在奏折中，记在正史里的。难道司马光、范纯仁不是带头攻击青苗法的人和攻击最用力的吗？为什么在十八年后，又对青苗法如此津津乐道？由此看来，可知当时的青苗法，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而百姓蒙受这种恩惠时间长了，即使强要埋没它的好处而办不到。然而当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论语上说：“不可能和小民一起考虑开始时的决策，而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果。”而这些君子们，不也成了凡人百姓了。我们这些人现在来讨论，还觉得青苗法是那样的难以施行，而王安石当年施行它，虽说它的弊端不能够避免，而它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干无人能及，而诋毁当时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话，我最终也不敢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