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的大公故事(下)

圖：黃永玉總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傳奇\曲正攝

 表叔沈從文曾對黃永玉説過，「大時代像個篩子，而且是篩眼很大的篩子。我們這幫青年就像沙子一樣篩來篩去。很多人從眼裡漏下去了，剩下粗大一些、耐磨的幾粒留在上面。」在那個精英輩出、「沙」以類聚的年代，黃永玉的身旁，總有那麼一些值得紀念的故交，以及值得回味的傳奇。\《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 孫志

説起與《大公報》有過淵源的名人，黃永玉如數家珍——沈從文、蕭乾、楊剛、錢其琛、方成、譚文瑞、范長江、呂德潤……「大公報來頭大了。」説這話時，黃老語氣中，難以掩飾與有榮焉的自豪。

幾多英雄故交

最為人熟知的「粗大沙子」，莫過於黃永玉口中的「小查」──金庸先生。半個多世紀前，他們曾在《大公報》同一間辦公室裡共事。兩個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傳奇人物，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對於因寫武俠小説而在華人文化中影響深遠的金庸，耿直風趣的黃永玉卻是如此評價。「那時寫影評是我先寫的，寫武俠小説也是陳文統（梁羽生原名）先寫的。那時大公報所屬《新晚報》銷路不好，為了吸引讀者，陳文統就到街上買了幾本武俠小説回來看，邊看邊寫。我們都當作笑話。」不過黃永玉十分讚賞陳文統和查良鏞後來在創作和事業上取得的成就。

關於金庸還有個趣事。「那時剛解放，他呀，就穿個花襯衫到北京，找喬冠華他們，要到外交部工作。我們知道後當做笑話講，其實他那是愛國和進步的表現。那時我們覺得他不懂事，一個黨外人士，怎麼可能當外交官呢。」當然，幸虧沒當成外交官，要不，文學界也便少了一位大家。

黃永玉眼中，蕭乾的可愛則在於他凡事執著較真。他在利源東街大公報舊館上夜班時，每到晚上9點就打開抽屜，拿出各種藥吃下去，再打開一瓶煉奶，彭彭彭喝幾口，「不是身體不好，就是特別注重保養，當時我想。」後來倒楣了，當右派了，沒什麼錢，小資派頭卻還不丟棄。「北京地攤上賣破水果，一半好一半壞的，他買回來，把壞的切掉，好的留下來，然後，鋪個餐巾，擺上刀叉，才開始吃，程序不能亂了。」

往事中也難免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對此黃永玉頗為大度。慶祝解放時，黃永玉刻了一幅木刻，毛澤東站在中間，旁邊有很多工人農民解放軍簇擁。「我認為毛澤東應該是很樸素的，自覺刻得不錯。」結果，北京的美術評論家王朝文寫了文章，説怎麼把毛主席刻成這樣了，影響形象。後來就説不發行了。「當時已經印了20多萬張了，好難過。」等打倒「四人幫」後，黃永玉受邀為毛主席紀念堂作畫時，王朝文跑來説，「真對不起你，不該寫那文章。我説，現在算不了什麼，那個時候可要了我的命了。當時確是這樣，北京講一句話，香港要翻一個跟鬥的。」

還有一個一語定「乾坤」的例子，是與黃永玉、汪曾祺經常一起玩耍的柯靈的外孫。「反右」以後，他倒大霉了，人就蒸發掉了。「就因為他説了一句話，『要是勞動可以改造思想的話，牛早就變成思想家了』。」當時的情勢就是，可能因為講幾句話，一個人的性命都丟了。

一些同事友人，時隔多年，依然在黃永玉心中，留下綿長的思念。棋迷聶紺弩，新四軍時期陪陳老總下棋，到了大公報又跟陳文統成了棋友，「我跟他的關係最好。」還有羅曼羅蘭《造物者貝多芬》的譯者陳寶，是連黃永玉都慨嘆「文學修養非常好」的一位女士。翻譯《孤筏重洋》的朱啟平，也是深得黃老推崇的「被埋沒的有頭腦的翻譯家」。

無愁浪蕩漢子

同時代的老人們越來越少了，歲月在黃永玉那裡變成一種莫名的感傷。他曾在《比我還老的老頭》一書寫道，「唉！都錯過了，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掛在樹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乾果，已經痛苦得提不起來。」

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崇尚快樂論。他認為人是以個人快樂為準則的生物，「讓我們吃喝，因為明天我們就會死亡。」這是他勸誡人們及時享樂的名言。這一點，黃永玉無疑是身體力行、不遑多讓的最佳實踐者。

正因為可紀錄的快樂事情太多，他在上海《收穫》雜誌上連載了快3年的自傳體小説──《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寫了50多萬字，才寫到9歲孩童時期。「都是寫我成長中有趣的事，像看電影一樣，我想寫到60歲為止。」

新近的快樂，來自兩個年輕人對他的稱讚。「説我88歲了還一天站畫畫10小時，這個我聽了很高興。別的什麼藝術就別説了，勞動態度還可以就是了。」黃永玉的笑聲透一股洋洋自得。

在他的畫室，一幅約為160平方尺的巨型畫作掛在牆上，名為「九荷之祝」。畫面中，九朵荷花臨風亭立，傲然展蕊，神韻盎然，顯得分外高潔清逸。「中國共産黨成立90週年，要我畫張畫。我前陣子忙了10天，畫完了。」

畫作之前，顏料畫筆堆砌如山，還有一架碩大的起重升降機，上面擺放有一張矮，可以想見這位被稱為「荷癡」的年近9旬的老人，每日筆耕不輟的辛苦。

賞他的畫，色彩放肆，潑灑自如；聽他的話，率真見性，憨淳可掬。年輕一輩的，怕是很難想像，這80多年的光陰，曾在黃永玉身上留下怎樣的傷痛痕跡。事實是，他所經歷的漫長苦難，如同一齣起伏跌宕的戲劇。由抗戰時期、內戰、「文化大革命」走到今日，又從收入微薄的陶瓷小工成為如今受人追捧、聲名顯赫的文化藝術名流，人生的起落沉浮，他都飽嘗滋味。再回首，卻顯得雲淡風輕，「人生不存在難的問題，難也要走，不難也要走」。

或許，黃永玉的通達豪氣的確有別於常人。據説「文革」時期，正值其44歲生日那天，打手們揪鬥他，先把他按倒跪在地上，再用帶銅頭的皮帶抽打他的背，他數了數，總共打了242下。一旁陪鬥的中央美院教授彥涵看他的襯衣被打得稀爛，血肉模糊一大片。換了別人慘遭毒打，也許會「哎呀」幾聲藉以緩解痛苦，他卻一聲不吭。後來人家問他為什麼，他的回答是：「我不能讓打手得到滿足。」

在給夫人張梅溪的一首詩中，黃永玉這樣寫道：我們有過悲傷，但我們蔑視悲傷，她只是偶爾輕輕飄在我們髮尖上的遊絲，不經意地又隨風飄去。我們有太多的歡笑，在我們每一顆勞動的汗珠裡，都充滿笑容。

笑説香港典故

這一切，黃永玉歸結於散發出生命最初氣息的靈魂故地──鳳凰。「恐怕跟地方有關係，我們少數民族地區，生生死死見得很多，心態比較好。八年抗戰，文化大革命，吃了那麼多苦，鍛煉出來了。自己當然也振作，要不也垮了。」

從容的眼睛，更善於發現身邊的樂趣。黃永玉至今還能隨口背出50年前香港有趣的告示牌，常人置若罔聞的告示牌，在黃永玉看來，也別有趣味。「以前香港雙層電車上經常掛有個搪瓷牌。比如説，『此車如遇打大風，或強勁之風，或肆虐之風，或速度高之風，請將窗門放下。』就這麼一件事，寫這麼多。還有，飯館卡位裡也有個牌子，『如有痰涎，以及鼻涕，如欲嘔吐，勿棄在地。』停車的地方則是，『如要停車，乃可在此。』香港法院的老檔案，宣佈犯人問吊了，『將繩環繞爾之頸部，直至氣絕為止。』滿清遺老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交匯一起，別有特色。」

明年出席報慶

在他家中，專門針對索畫者貼有「安民告示」──「當場按件論價，鐵價不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糾纏講價，即時照原價加一倍；再講價者放惡狗咬之；惡臉惡言相向，驅逐出院！」讀罷讓人忍俊不禁。

不過，至情至性的黃永玉並不總是如此「吝嗇」賜畫。姜在忠社長邀請他出席《大公報》明年110週年報慶，他欣然接受，還主動提出贈畫道賀。「我是你們大公報的小兵丁，一聲號令我就去了。明年6月，我要是不死的話，就給報館畫幅大畫。」黃永玉笑得坦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