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曾经非常先进与开放 
   现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 　

　　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第四，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1644年至1840年200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重倒退，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在英国人眼里我们已经属于类似印第安人那样的半开化民族了。 　

　　事实上，清朝与“五胡乱华”一样，都使中国文明衰退。但清朝更糟，因为“五胡”最终接受了中华文明，而且彻底汉化，而清朝却使中国“胡化”！而且更致命的是，在南北朝时代还没有西方这样一个强势文明存在，世界的联系也没有如此紧密，中华文明大有转圜的余地，也有复兴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文明本来就远离世界文明中心，我们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都比文明中心晚上一二千年。但到了清末却不一样了，清朝使我们停下脚步，慢上这一步，结果步步慢。小日本就是因为国民性比我们好，更加开放，因而先行了一步，结果从1894年以来骑在我们头上整整半个世纪。假如中国一直有明朝那样的活力，华夏文明应该在1840以前就会融到世界文明之中，哪里会遭遇鸦片战争那样的耻辱？又岂容小日本猖狂？我们应该明白，明清两代华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更应该明白清朝的统治本不是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轨迹，满人灭绝中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历代征服者，都没有象满人那么狠！他们让汉族易服，事实上是彻底打破我们的羞耻心和民族记忆。一提起华夏文化，就应该想到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这才是华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服饰的灭绝、道德的沦丧、礼仪的混沌，如此漠然、麻木甚至拍手称快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人对恢复汉服还不以为然呢？ 日本、韩国都比我们更现代，但人家却为什么还有自己的“民族”衣冠？还无比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事实上，他们的衣冠和文化传统难道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吗？过去我们的耻辱就够多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制造新的耻辱，韩国端午节申遗成功难道不是我们新的耻辱吗？  

　　固然清朝早期的几个统治者，似乎都比汉族皇帝尚武，因此把中国的版图扩大了。但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讲，中国还是停滞落后了。这绝对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落后与保守所致，加之他们是异族而对汉族刻意防范。 　

　　今天，振兴中华民族，还是有时间的。一是最强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侵略成性，人家也不是靠侵略过活，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得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根本原因。二是世界联系太紧密，除了核心技术，一般的“新生事物”都能很快学来。连朝鲜那样的国家都能进行核爆，任何开放开明的国度要想现代化岂能没有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想发展，既有机会，又有时间，就看统治者的意愿了！ 　

　　制约一个民族发展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在的，即我们必须创造出这样一种社会：人民具有高度的自信、活力与创造力。 　　

　　但凭现在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行吗？ 　　

　　我现在到希望中国还存在民族危机，也许那样，我们这个民族可以稍许振作！ 　文：第一英俊万历


朱元璋屠戮功臣始末   朱元璋的所谓洪武功臣的下场无外乎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而已。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橫死。所以，包里归堆，也只有汤和一个人罢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业和规模来论，在宋太祖之上，他之后的两位号称是一时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泽东对朱元璋的评价都不低，康熙本人尽管有借朱元璋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话，也没有必要对这位胜国太祖说出“治隆唐宋”一类标语口号式的评语，而毛泽东一向目无余子，唯独对朱元璋情有独衷，想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当于乱世，适时，群雄并起，情形并不下隋末，朱元璋没有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所以，他后来以此自骄并非虚夸。朱元璋亲手创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于影响到近现代，长达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说其人的能力出类拔萃。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帝王中也是以励精图治著称的，他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然而，很多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帐，朱元璋虽敬业劳著，可是，获得的评价实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个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上层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层面的对这位明太祖的冷嘲热讽，毛泽东死后，大骂朱元璋的作品接连上市，时至今日，朱元璋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为什么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杀功臣留给后世的阴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场对于整体了解朱元璋的为人行政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的道出了一点细节－－“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临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谈迁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的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朱元璋本人出身微寒，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比较痛恨官吏违反的事情，他执政期间处分贪污、挪用、空印、盗饷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以功乱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驸马因为乱法而被处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话下。可是，唯独像所谓的僭越龙凤这一类的事情最为模糊，类似于莫须有，比如后来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陈瑛以这样的罪名揭发耿炳文，以致于炳文自杀，可见，这种罪名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过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联系到华云龙赐死当年朱元璋颁发的《资世通训》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话语时也就不难理解廖永忠和华云龙的取死之道了。

 刘伯温的死是比较离奇的，刘伯温和杨宪都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所以，刘伯温虽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还乡了。按照朱元璋和刘伯温的次子刘璟的对话，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刘伯温死的时候，胡惟庸正是宠信正隆、如日中天，刘伯温之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说法是胡惟庸离间朱元璋造成的，但是，明史作者同时比较晦涩的指出：“帝虽不罪基（刘伯温），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刘伯温活着的时候就被夺取爵位，处分显然相当严重，刘伯温佐命朱元璋，屡出奇谋，朱元璋当然不能不考虑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刘伯温能够受之胡惟庸推荐的医生之药而不疑，自然是医生来的有背景。这点，刘伯温自己有过预见：“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所以，刘伯温的后人见到朱元璋从来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语不及朱元璋，联系到后来的徐达、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跷，得证刘伯温之死也应该不是胡惟庸这一层面人物能够下手解决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态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从朱元璋称吴王时期，李善长、徐达就是中书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开国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让李善长致仕，徐达虽然还一直兼任着中书省的丞相，但是，徐长年领兵在外，并不参与朝政，这时，朱元璋的亲信是汪广洋、杨宪这几个人，随后，杨宪被淮西集团构陷遭杀头，汪广洋成为朱元璋的实际办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张良一流的人物。此时，胡惟庸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后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远人，是淮西集团核心的籍贯，李善长也是定远人，沐英也是定远人，当时有人写诗比喻淮西集团是：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县主簿，但是，后来由于李善长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而后又代替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左丞，杨宪死后，胡惟庸逐步得宠，朱元璋问策于刘伯温关于宰相的人选时已经把胡惟庸列在其中，这还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见，胡惟庸当时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长在内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实早就不想设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让李善长罢相，贬逐汪广洋，并不是为了给胡惟庸腾出空间，而是给自己兼任宰相制造口实，这点只有聪明的汪广洋读懂了，所以，朱元璋让他回来做右丞相以钳制胡惟庸的时候，汪广洋只是喝酒，不问政务，联系到汪广洋之前的“屡献忠谋”，几乎很难令人理解，而实际上，汪广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为此，朱元璋后来才下决心整死汪广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从来都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朱元璋虽然依靠淮西集团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军事集团就成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文臣的头子，经年经营地盘，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虽然口头上说善长“功甚大，宜进封大国。”而暗中则指使汪广洋、陈宁弹劾李善长，败坏李善长的政治声誉。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把胡惟庸抬起来以制约善长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皇帝的本意不过是想把宰相变成高级秘书、帮办的宏伟战略意图，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朱元璋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恼火，不能不重视了。史称胡惟庸“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和朱元璋的骨子里的的指导思想“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皇帝不杀他已经不行了，有点时不我待的感觉。

 朱元璋的步骤很紧凑，先是杀了他一直觉得不对劲的汪广洋，然后让涂节上表告变，说是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造反，就此杀掉了一大批功臣宿旧，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至一万五千余人，而后在洪武十九年穷治胡党，竟然编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证据，就此又杀了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最后连李善长也成了胡党最后的党徒。其中，吉安侯陆仲亨十七岁开始追随朱元璋起义，朱元璋说他是“此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而后在所谓的谋反审讯过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陆仲亨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逆不道，仍然自己编造了一个借口说：“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这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了。平凉侯费聚连儿子费超的命都给朱元璋赔进去了，反过头来还要被朱元璋说是胡党，朱元璋说费聚是“聚曩使姑苏不称旨，朕尝詈责，遂欲反耶！”陈年的老帐都翻了出来，可见，费聚不死都不行。这点就是《明史》作者都看不过眼去。

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毅然废除了丞相制度，暴露出他蓄谋已久的真实想法。

 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虽然和胡惟庸有姻亲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把李善长牵连进来，只是贬斥了李存义而已，但是，李善长不知是什么缘故居然没有谢恩，这让朱元璋老大的不快活，联系到洪武初年李善长的种种骄横的做法，朱元璋准备对李善长动手了。

 对付李善长这样的功臣第一，自然不能向对付胡惟庸那样简单，偏偏李善长因为建造府邸的缘故向汤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让汤和给告发了，善长又给丁斌求情，这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严酷的刑讯逼供丁斌，得出了李存义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请李善长加入谋反同盟的所谓的证据，还有李善长不举报胡惟庸交通倭寇的旁证，总之，一个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内说的话都举到了御前。

 朱元璋这样才从容的下命令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然而，还是不杀善长，直到有司说星变，需要杀大臣消灾，于是，善长为了朱元璋做了最后一次贡献，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时被杀，李善长时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的多次称之为“赛萧何”的最大的功臣的酬劳。

 李善长冤死之后，郎中王国用上表抗言，以朱元璋的暴烈的性格也竟然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胡惟庸一案标志着淮西集团文官势力的基本铲除殆尽。下面的目标就是武将势力了。

 明初武将的首领是徐达、常遇春，洪武三年之后，经常统兵在外，剿灭北元势力的也就是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冯胜等人，洪武十八年，徐达、李文忠死后，克靖沙漠的基本就是冯胜、傅友德、蓝玉三人了。其中，蓝玉成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的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朱元璋把他比作卫青，可见，信任之专，宠遇之隆。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个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淮西集团军事首领，在朱元璋临死前的几年中，竟然掀起了一起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大的政治谋杀案。原因自然是比较复杂的。

 蓝玉本人，史称：“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特别是在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大败元军于捕鱼儿海，“杀太尉蛮子等，

 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这是明朝建国之后对北元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战，至此，北元一蹶不振，不敢再与明朝正面相较于北方。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2年）元降将月鲁帖木儿在建昌起兵反。蓝玉领兵平乱，擒月鲁帖木儿父子，送京师处斩，进封太子太傅。蓝玉早年追随沐英、傅友德、冯胜等人或定云南、或平蜀中、或征沙漠，军功显赫无比，朱元璋以大将军冯胜获罪在军中任蓝玉为大将军，恩比徐达、常遇春。但是，蓝玉本人是一个赳赳武夫，对待朱元璋的宠信显然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就此子孙万代了，所以，经常暴露出功臣素有的骄纵来，“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平北归来，就有人告发蓝玉逼奸元妃，又闯喜峰口，蓝玉以军功最大，封为太傅，本人居然说：难道我不配做太师吗？蓝玉的干儿子实在太多，这和元末的起义军的传统有关，朱元璋的干儿子据说就有数十人之多，关键是蓝玉的这些义子平素狗仗人势，四处惹是生非，御史告发他们，蓝玉一怒之下把御史给赶跑了。朱元璋曾经在颁发给蓝玉的铁券中写进了蓝玉的不法之事，在于警告蓝玉安守人臣之分，但是，蓝玉并没有重视起来，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死，皇长孙朱允炆孱弱，朱元璋开始对功臣的存在倍感不爽起来，而这时候，一贯干犯法度的蓝玉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

 早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初起时，朱元璋就开始有计划的诛杀武将了，只是还没有大规模的铺开而已，洪武二十三年先后杀了陆仲亨、费聚等人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已经相当明显，特别是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借故儿子不法杀害老朋友江夏侯周德兴一事在功臣中引起很大的波澜，在朱元璋的老乡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关系最好的就是周德兴和汤和，周德兴年长，朱元璋呼之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蛮乱，朱元璋不顾周德兴年高，仍然请周德兴出面，还给周德兴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德兴是马援和赵充国，后来，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到周德兴，说的更加恳切，“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结果，周德兴仍然不免赐死的下场，即使是这样，蓝玉也没有感觉到朱元璋的屠刀正在逼进自己。当然，朱元璋并不会因为蓝玉的浑然不觉而放弃屠杀。相反，则加快了屠杀的步伐。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受命告发蓝玉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又拘审元将纳哈出之子察罕，追讯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事。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处以磔刑，牵连到十三侯、二伯，前后诛杀二万余人，军中为之一空。和胡惟庸一案同样编造了里通外寇的所谓证据，而编造的手法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差，在明末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就公开怀疑蓝玉的谋反的真实性，谷应泰指出蓝玉之死是由于朱元璋“遂疑尾大之图”属于“傅会难明之事”，最为朱元璋隐讳的《明史》作者也不相信蓝玉的谋反，仍把蓝玉归入本传系列，而没有像胡惟庸那样列入奸臣传中。

 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结果，谈话被朱元璋侦知，王弼赐死。王弼人称“双刀王”，骁勇善战、万夫莫当，连常遇春都对他敬礼有加，女儿嫁给朱元璋的儿子楚王，以亲家的身份犹不能免于一死。王弼死后，朱元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的把最后的两员功勋赫赫的名将冯胜和傅友德也给杀了。傅友德其人能征惯战、为诸将之冠，曾经三易其主（刘福通、明玉珍、陈友谅），最后选择跟定朱元璋，史称傅友德“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先后从徐达、冯胜等人平定云南、四川，功勋卓著。儿子尚公主，女儿做了皇帝的孙子媳妇，阖门贵重，然而，傅友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蓝玉死后不久，他就被架到了肉案之上，成为朱元璋杀戮的对象。傅友德之死在明朝内部也被视作是冤假错案，后来，在明孝宗的时候，身为亲王的晋王亲自给皇帝上书要求给傅友德平反，但是，没有获准，直到南明弘光时才给予平反，而这时明朝已经接近灭亡了。

 冯胜和他的兄长冯国用一起跟随朱元璋起兵，是有名的宿将，“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仅次于徐达、常遇春。后来因为在征讨北元的过程中获罪归第，朱元璋大杀功臣时，冯胜不自安，来南京见朱元璋，朱元璋安慰他，哪知道，转过头来竟然也赐死。明初开国六位公爵，徐达、常遇春（实际是他儿子常茂）、邓愈、冯胜、李文忠、李善长，如果徐达坐实被暗杀的话，那么，这六个人除了邓愈早死之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而冯胜之死最为蹊跷，连《明史》那样回护朱元璋的都不得不说“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这样看来，冯胜既不是陷于胡蓝党狱，也不是其他的骄横不法，实在是朱元璋找茬杀人罢了。所以，谈迁在谈及冯胜之死时不无惋惜的说：“去傅友德之死才两月，开边之猛将尽矣”冯胜和傅友德一样直到南明时期才给予昭雪。其时已经几百年过去了。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号称是“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的中山王徐达的下场，徐达是被朱元璋难得在称帝之后仍然呼之为兄的功臣，徐达本人一直非常谨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达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朱元璋对他赏赐最厚，徐达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因为给朱棣通风报信死于建文帝之手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有明一代也就徐达一家。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有一种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知道以后故意赐给徐达吃蒸鹅，结果，疽发身死。虽然，这个说法不见诸于正史，但是，历来的明史专家对此都不敢轻易否定，包括吴晗在被暗示的情况下修改了自己的著作《朱元璋传》之后的再版中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说法。

 如果我们来看看刘伯温和李文忠、朱文正的死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史家一直不肯放弃这个说法的原因了，刘伯温之死我已经提到过，明太祖、明成祖两代对刘伯温的事情一直心存愧疚本身就说明刘伯温死因不是正常的，而且，皇帝本身也是知道的。刘伯温的伯爵是及身而止的，不世袭，但是，朱元璋却大发慈悲，让刘伯温子孙世袭，明成祖朱棣被刘伯温的次子刘璟指着鼻子骂作：“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可是，当有司准备籍没刘璟全家时，明成祖却不允许，这在发明瓜蔓抄的朱棣真是不可思议，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生都效法朱棣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居然把刘伯温的位置抬高到徐达同列，封为太师。

 李文忠是朱元璋顶顶亲信的人了，不仅是外甥还是义子，数总兵权、多领征伐，国初封为曹国公，死后追封郡王、配享太庙。李文忠其人“恂恂若儒者”，亲近读书人，曾经多次劝阻朱元璋“少诛戮，又谏帝征日本，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

 惹得朱元璋不高兴，洪武十六年，李文忠患病，朱元璋让淮安侯华中护理医药（华云龙的儿子），结果，才几个月的功夫李文忠病死了。朱元璋大怒“诸医并妻子皆斩”，淮安侯华中也被责罚，继而杀掉。历来史家就指出朱元璋之杀华中是杀人灭口，《明史·李文忠传》中说，“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试想一下，华中位在李文忠之下，年辈也在李文忠之下，从来没有恩怨纠缠，何以要毒死李文忠呢？这里面至少披露出一点就是李文忠不是正常死亡。只不过没有交待杀害李文忠的凶手是华中还是朱元璋，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吴晗在著作中称李文忠死于朱元璋之手，并非虚妄。而侄子朱文正，明史没有明言他的死因，但是，从记载来看也非善终，所以，史家一般都取文正死于鞭刑，类同朱亮祖。

 功臣中唯一得以保全首领的就是汤和，汤和为人直爽，但是，并不愚笨，他自认功劳远在邓愈之上，但是，酬庸却在邓愈之下，所以，借着喝酒的时候，向朱元璋发牢骚，自谓“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后来发觉朱元璋不愿同功臣始终，所以，立刻敛容谢罪，态度一直非常恭顺，特别是徐达、李文忠死后，汤和自解兵权，再加上揭发李善长立功，所以，死后封为郡王，享受李文忠一样的待遇。不过，以汤和的谨守如果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这个关键的年份上死掉，恐怕也不见得一定能死于枕上。这点从汤和的后裔自汤和死后居然四十年不得袭爵的结果就能看出来了。汤和的爵位直到孝宗时才录以世袭指挥使，嘉靖十一年也才奉还侯爵。武将中还有一人也是比较幸运的，那就是沐英，不过，都是因为西南军务紧要，离不开亲信，所以，朱元璋才放手让沐英世领云南，为明朝之屏藩。

 再有，明史中记载宋濂的死因是病故，因为得力于马皇后的担保，而谈迁在《国榷》中则记为自杀（《国榷》卷七）。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可谓定评。司马温公在《资治通鉴》中关于杨坚的评论基本取自《隋书》，因为他看不惯杨坚。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 为什么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历朝历代，能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2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9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不如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宦官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了天下。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显然不仅是赵匡胤一个人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都已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他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迈开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专权提供了条件。

    朱棣孙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二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书籍，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者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本来学书习字，传授知识是好事，但这却无意打开了葬送大明朝的潘多拉魔盒-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期，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没有对他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这才下令释放。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说不但不可北进，而且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30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搜刮到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王振坚持等候。邝野再三要求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很快，瓦剌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明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这就是“土木堡之变”，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朱见深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后门。只要汪直肯在宪宗面前美言，则此人立刻官运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便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等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在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州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武宗朱厚照15岁即位，这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大权。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称呼。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刘瑾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被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许多人当众倒下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了。

    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内政部长张彩、国防部长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作“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如果升了官，还要立即用重金“谢”刘瑾，叫作“谢礼”。送少了还不行，会被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20万公斤黄金！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武宗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权力的再现与延伸。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东西厂与锦衣卫
　　谈到明朝，可能大家记忆最深的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了，而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锦衣卫与东西厂，则更是大大的有名。但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三个机构的历史、职能等都不太清楚，在很多小说、电视剧中常常把它们当作幕后黑手、特务组织等随便地搬来搬去。其实东厂和锦衣卫是有较大区别的，而西厂更是前后只存在了不到十年。本文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三大特务机构，力求给大家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一、锦衣卫。
　　按照时间顺序，先谈谈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位“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
　　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二、东厂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 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三、西厂与内行厂。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
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  

明朝特务机构简介

         厂卫，明朝内廷侦察机构。厂，指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卫。东厂系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西厂系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于旧灰厂；大内行厂系明正德初年设立。锦衣卫原为内廷御林军，皇帝的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年)成立。厂卫是明代特务政治机构，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东、西厂或大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以皇帝亲信心腹担任，下领有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厂与卫职权基本相同，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需用奏疏，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整套侦察特务机构体系。厂卫均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致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东厂，官署名。明成祖时期为清除建文帝余党和体察民情，一方面恢复和加强锦衣卫，一方面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宦官提督但任。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宦官干政之端。

        西厂，官署名。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其权势超过东厂。汪直以西厂为据点，勾结一些朝官结党，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威势倾天下。西厂特务侦缉各地，引起朝野反对，后被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后刘瑾倒台被凌迟后又被撤销。 
 
    大内行厂，官署名。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乃设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比东厂、西厂尤为酷烈。武宗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此时，东厂首领丘聚，西厂首党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皆刘瑾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令官吏军民谈虎色变，人们视宦官如虎狼。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被撤销。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

  明朝的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除北京外在各地都驻有分支机构，譬如今天津市河北区的锦衣卫桥大街和以前的锦衣卫桥，就是当初这些特务机构的所在地……当初众多大内高手大明特工横行天津城。  
  
        提起特务，很多人都会想到从事秘密工作、刺探军事情报的神秘人物，其实，在明朝时期，特务可是个公开的人物，当时的特务人员一般都出自东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        明代的特务机关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除锦衣卫外，其余的全是由宦官主持，并且由宦官领导机关司礼监领导任免，然后由皇帝做最后的决定。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明成祖朱棣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15年将首都迁往北京，迁都前，首先派出负责皇帝防务的贴身卫队“锦衣卫”到天津卫，在原来3卫的指挥衙门前设立锦衣卫指挥衙门府，所在地就是现在的锦衣卫桥大街附近，专门负责暗地监察京津军民动态。(1404年设立天津卫后，由于天津还没有建城，天津卫指挥使的官衙就设在现在的狮子林桥望海楼附近；在建城以后，卫指挥使衙门迁入城内，原来的卫所便被空置
 
        据介绍，锦衣卫作为地名的出现是在满清入关以后，因为在锦衣卫大街附近有一条河，满清乾隆年在这条河上修建一个木桥，后来人们就习惯称为锦衣卫桥。有桥以后，人们在此聚居，后称为锦衣卫桥村，锦衣卫大街也因此出现。锦衣卫桥在1953年天津卫兴修水利时被拆除，而锦衣卫大街一直被保留到现在，现在路过此地时，还可以看到“锦衣卫大街”的路牌。满清中叶以后屡有名人在此居住，满清咸丰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在政坛失利后，退居锦衣卫桥村居住，深居简出，其后人焦菊隐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身影随处见统一穿褐色制服――天津城特工多如牛毛。 
        当时的天津城，总可以看到厂卫特务的身影。虽说是特务机构，但他们的服饰非常显眼，让人一眼就可以认出。东西厂均由一个提督负责(西厂设立过两次，但时间都不长)，由宦官担任，主持东厂的太监被厂内的人称为“督主”或者“厂公”，他的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这两个人都是从锦衣卫选拔过来的。再下面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实际在外面侦察缉访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100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所以，当身穿东厂服装或锦衣卫服装的人出现时，老百姓与当地的地方官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这些人找茬抓起来。

        明代宦官设有许多衙门，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是明代特务机关最高指挥机关。东厂特务直接受皇帝指挥，派去主持东厂的宦官都是皇帝的亲信，颁发的关防(也就是工作证)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有权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惟独东厂的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  

        东厂除侦察京师官民外，连锦衣卫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由于东厂还要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情况，临时派遣的特务最为广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监督军队，叫做监军；或去征收税赋，叫做税监；还有提督京营，监督仓场，采办货物等，遍于全国各地，全都负有侦缉的责任。
        随着岁月的流失，今天在天津的厂卫衙门能够保留下来的，也只剩下了锦衣卫的一个地名。  朱元璋的禁令为何拦不住后世宦官专权？宦官在中国出现的很早，据可考史料推测，大约早在夏商周的宫廷中可能就有了宦官的存在。东汉、唐、明三个朝代，宦官专权的现象比较严重。史料中说到宦官在明朝猖獗，是大患的为数不少。明代的宦官，虽无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那般气焰嚣张，更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也操纵在自己手中，但明代的宦官人数之多，用事最久，权力之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是罕见的。自明代永乐朝宦官逐渐得势，到明思宗缢死煤山，宦官在明代朝堂上活跃了两百多年。

但明初时，宦官是很没地位的，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对宦官立下了种种规矩，譬如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还立铁牌于宫门，铁牌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在当时，宦官连识字都不可以，是无权可专的。到后来却设立内书堂，请翰林院的学士来专门教导，其间有着天壤之别。明朝宦官的权利从哪里来？其从不得势到得势有着什么样的原因？

燕王朱棣（即明成祖）以“靖难”为名而发动的争夺皇位的战争，夺得皇位，这其中有宦官的功劳。而且，明成祖即位后，因身边反对派依然众多，不得不对身边的宦官渐渐加以重用，于是，宦官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明史·宦官传》）。但总的来说，宦官在当时还不至于后来那般猖獗。明宣宗即位后，担心他的叔父朱高煦夺位，不敢信任大臣，防范很严，只能对身边的宦官越来越信任和依赖。其中有有项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规定：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还给宦官设立了内书堂，相当于宦官学校。专门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宦官研读《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等。明朝第一个专权宦官王振便出自内书堂。

更甚者，宣宗还规定：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

明朝中期，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随着上层统治集团日渐腐朽，宦官专权形成。年少骄纵荒淫的英宗，不问政事，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公然毁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他“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传》）。后来王振挟持英宗出战瓦剌兵败后，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杀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忠君思想浓厚。因此宦官再专权，也没有发生唐朝时任意废立生杀皇帝的事出来。明朝时，是通过极端专制主义的行为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设立厂卫等特务组织等，但内阁、宦官的权利都还是归皇帝赐予的。在皇帝不太管国事很懒惰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归了太监了，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太监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却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宪宗赋予亲信宦官以军政大权。邹智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上疏：“臣又闻高皇帝制阍寺，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官禁，此岂高皇所许哉。”邹智所说的是时领西厂的宦官汪直。汪直气焰嚣张，为所欲为，一手遮天。外出都如皇帝出宫一般前呼后拥，朝中公卿大臣都要给他让道。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遇到他没有避开，被其极尽羞辱。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汪直两次外任边将，手掌兵权，指挥军队作战。权利之大，可想而知。明代宦官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朱元璋颁布“不许宦官干政”的祖训为何被背弃得如此快和彻底？究其原委，其实原因有：

其一，封建集权程度空前加强和政治需要。朱元璋朝政时，事必躬亲，为的就是要将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另据《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劈昵者提督之。”由此可知，授宦官以权柄，不过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已。

其二，主怠赖宦，继任皇帝大都昏庸懒散，不问政事，坐享其成，权柄往往被委以亲信宦官。魏宗贤权利那么强大，也就是因为熹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顽重”，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玩，可就是对朝政不感冒。

朱元璋最不愿意宦官干涉政权，立于宫门铁牌不仅没拦住宦官涉政，还让宦官得以为所欲为，被后人耻笑为“最大的太监帝国”，真是讽刺和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