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秀20151014:高教改革需要大手笔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们应当让全社会认识到，没有大众化的就业，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既想要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门槛，又想要精英式教 育下的大学分配是不现实的。

　　潘懋元（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适应社会需求与大学的内在精神品质应该是统一的。但大学适应社会的需求应该是一种主动的适应，不是被动的适应，不能把适应社会的需求简单地理解为迎合社会的需要。

　　沈红（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副院长）：若真正进行满足社会需求的改革，就不只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是要使大学全方位地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之中，归结到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之上。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11月底，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部署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同时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定下这样的基调。

　　多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然而，现实中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在提醒我们，高等教育必须在不断地改革中走向完善。

　　“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教师节前夕这段意味深长的讲话，更加催促我们认真思考，社会对高等教育、对大学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高等教育和大学又该如何应对？

社会需求多样、复杂  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待社会需求

　　记者：应对目前大环境，您认为社会对高等教育、对大学以及对大学生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及要求？

　　纪宝成：对社会需求本身我们要有全面深刻的认识。社会需求有的表现为人才市场的需求，也有的并不仅仅通过市场表现出来；有的是眼前的需求，容易看到；有的则是长远需求，一时不一定看得到。所以，绝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待社会需求，因为社会需求总是多样的。

　　潘懋元：社会需求是多样的、复杂的，具有双重性。第一，在基本要求上，社会需要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在具体要求上，社会需要高校的专业结构与社会的人才结构基本一致，大学生能充分就业。因此，高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若要满足社会需求，就不能抛开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份工作。其次，高等教育应反映社会具体的不同层次、类型的需求。

　　沈红：我个人认为，若真正进行满足社会需求的改革，就不只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是要使大学全方位地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之中，归结到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之上。

　　记者：目前的高等教育，在哪些方面不适应社会需求？

　　纪宝成：总的来说，社会需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而这两个需求，我认为有统一，有矛盾，这也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难点之一。

　　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来讲，目前主要不表现在数量上，而是结构和质量的问题。我们过去长期坚持精英教育，人才选拔模式、专业设置、培养目标，都是在精英教育的背景下设计出来的。而大众化高等教育，决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还有结构和质量的要求。所以，现在的大众化只是在规模上达到了要求，结构方面根本没有很好地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大众化并非要求我们培养多少研究型人才，其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应该体现在大规模培养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上。在这方面，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没有适应需要，从根本上及时地进行调整。

　　另一个大问题是规模和质量的关系问题。不能不说，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有些路现在看来走得不慎妥当。

　　我特别想强调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四者的统一，规模大了是发展，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提高同样是发展，而且是更重要的发展，而在当前，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是前提，提升质量是核心，这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最关键的两座山，如果上去了，效益也就提高了。

　　我认为，应当立即实施低速增长，稳定发展的方针，让相当一批学校修养生息，以缓解这几年扩招过快积累的大量矛盾。

　　沈红：大学的职能我们一般归纳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我们经常检讨大学教学中的问题：大班课的比例，教师教学状况评价的不实，教师对课堂讲课的重视程度、内容的更新、方法的调整等等。

　　我们也在经常检讨大学科研问题：由于国家的重视，大学科研得到了长足发展，大学理应为国家的科学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为什么事实并不如此？一是并不是所有高校都应该做科研，二是更不是所有教师都应该、都能够做科研。

　　为社会服务，产学研结合固然是一种社会服务形式，但并不是所有高校都可以进行这种结合。

　　我想强调的是，大学的职能与社会的需求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我不认为大学必须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

统一的评价标准下难以凸显高校个性

　　记者：许多高校求大求全、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现象的蔓延？

　　纪宝成：中国的高校长期以来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样的评价机制，让学校怎么考虑社会需求，他就考虑我能不能升“格”。不能只怪学校，因为评价机制就是这样。

　　潘懋元：高校办学同质化现象严重，政府有着相当的责任。虽然社会上重理论轻应用的思想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政府的评估制度引导了高校同质化发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校办学还缺乏自主权。同时高校自身的自主性、自觉性还不够，这一点甚至相当严重。

　　沈红：如果评价标准是统一和近乎统一的，有哪所大学愿意凸显个性呢？如果大规模可以得到大投入，有哪所学校不想“做大”？如果投入不是按校而是按学科、按特色，如果在学校评估中设置一个“特色分”，学校是不是会用心用力办好特色专业和特色学科呢？提倡和强调是软指令，评估指标和投入是硬指令。在中国大学很少体现特色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加强硬指令。

不同类型的高校要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

　　记者：在上述背景下，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应从何突破，怎样体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潘懋元：既然社会的具体需求是多样的，那么高等教育就应该分类发展，多样化发展，不同类型的高校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我认为我国的高等学校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学术型大学，也就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或所谓的“研究型”大学。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可以是多科性或单科性的院校。三、职业技术高校，也可以是多科性或单科性的院校。从数量结构上看，学术型、应用型、职业型三者应是从少到多呈金字塔型的结构。

　　纪宝成：我认为当前最有效的改革之举是将高等教育明确区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个体系，分别举行高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精英教育模式下的人才选拔方法一刀切地要求所有人。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一种大手笔的创新，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我不相信会永远这样高考下去。

　　沈红：我的看法是，首先对中国高等学校进行恰当的分层分类。至于如何做一个科学的分层分类并让学校都自愿地、不攀比地居于应该所处的层与类中，我提出四个步骤：第一是经过学术研究兼顾国际比较和中国历史状况，给中国的高校一个层与类划分并给出相应的层与类指标。第二，由高校自己选择本校所居层与类。第三，由区域（省）内其他高校给该校一个层与类位置。第四，按学校所承认的所居位置的标准给以投入和评估。这样做到首尾相顾。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

　　记者：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内外部环境需要做哪些调适？

　　潘懋元：从高校外部环境看，应建立多样化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分类评估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同时，在体制改革方面，要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给高校自主选择发展方向，自由竞争发展的空间。

　　从高校的内部改革看，高校的办学不能仅仅看结果，还要看过程。办学水平的高低体现在高校是否提高了教育质量，课程教学的质量如何，师资队伍建设如何，办学条件是否得到改善等方面。此外，除了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外，大学还有其他许多社会责任，如为社会提供服务、引领社会文化等等。就具体的人才培养过程而言，高校应该根据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构建专业。高校应重视人才培养过程的改革，教学过程的改革，包括专业设置、课程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

　　纪宝成：我曾经讲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也应当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思想的变革，我们应当让全社会认识到，没有大众化的就业，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既想要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门槛，又想要精英式教育下的大学分配是不现实的。

　　而对高等教育来讲，体制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在解决条块关系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有重要突破但是远未到位；政府与高校的关系问题，则早就破题，却进展迟缓。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主张中央的教育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教育的基本制度、规格、标准及实施教育的宏观调控等方面，至于学校的设置、招生计划等具体事务，多数应当逐步过度到“谁拿钱，谁为主”，中央政府部门只保持必要的、权威的监督权和否决权。

　　关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必须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按学术本位的要求“还权”、“放权”于高校，切实减少行政干预，大踏步地实现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80年代我们学校建一座房子，盖了200多个公章，现在同样要盖200多个公章。频繁的行政监察、行政审批、行政评估，把工程、项目思维带到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上来，动不动叫什么工程、什么项目，层层申报，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怎样实现？

　　我建议不再使用“部属”、“省属”高校的概念，代之以“国立”、“省立”的提法，保障高校的法人地位，同时探索建立不同类型、层次的大学联合会等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沈红：尽管是大学的内部环境也需要大学自身和大学外部的共同努力，要加强对学者的学术激励，而最好的激励是学术自由的氛围和学术条件。

　　在环境上，在给大学一定的层次和类型划分后，各个高校就要“各司其职”。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强校带弱校的观点，因为“带”的结果是壮大了弱校，削弱了强校。这并非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路径。

不能把适应社会需求简单地理解为迎合社会需要

　　记者：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必然会对大学进行一些更加现实的考量。那么，如何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

　　潘懋元：服务社会需求与坚守大学内在品质是表面矛盾，内在统一的。大学理念本身即是历史思想的是继承与现实需要矛盾统一的产物，历史上每一种大学理念的出现都体现着时代对大学的新需求。因此，适应社会需求与大学的内在精神品质应该是统一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学适应社会的需求应该是一种主动的适应，不是被动的适应，不能把适应社会的需求简单地理解为迎合社会的需要。

　　沈红：大学内在精神及品质要为社会的发展服务，同时，大学行为与社会需求也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说大学跟在社会需求的后面，而是大学的精神、品质、行动要超前于社会需求。当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提出新需求时，大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应对自如。

（厦门大学葛喜艳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