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

（一）祭孔大典与复兴传统文化

（二）鲁文化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地位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三）齐鲁文化与诚信传统

一、正统的山东人

山东人是一群很招人喜爱的国民，到过山东的，与山东人打过交道的，无不啧啧称赞。

山东人何以如此招人喜爱？

是山东大汉那伟岸的体貌？

不错，这确曾引起国人的青睐。

小说家写山东人，总免不了要描绘山东大汉的阳刚之美，他们笔下的秦琼、程咬金、武松……，个个虎背熊腰，端的一副豪迈神威。考古学家也曾对山东人的体质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吴金鼎，一位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龙山文化第一遗址就是他在章丘城子崖发现的。他还曾花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山东人的体质，写出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山东人也博得了外国人的极大兴趣。有名坂元宇一郎者，乃日本著名的“面相学”大家，他对中国人的面相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指出，最标准的中国人的相貌就是山东人那种类型。

近年有两本关于河南人的书，一本是张向持的《解读中原》，一本是马说的《河南人惹谁了》。这两本书都围绕一个现象：河南人被视为骗子，在民间故事、小说、网络上广为传播。他们认为河南人被丑化了，他们为之愤怒。他们又发现，人们在贬低河南人的同时，常常赞誉山东人。《河南人惹谁了》很不服气地说：“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山东人招人喜爱？《河南人惹谁了》说原因就在山东快书：

有一段山东快书，名曰"武松打虎"，开门见山头一句就是“铛力咯铛铛力咯铛，说一说山东好汉武二郎”。又有一则评书《秦琼卖马》，开篇第一句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定卖马的故事。诸位记住了，不论卖马还是打虎，不论武松还是秦琼，惊堂木一拍铜铁板一打都咚咚咚铛铛铛的立地有声，山东！山东！”这定位绝对明确。久而久之传来传去，立马给人一种感觉，天下好汉尽出山东。通过民间艺术的表达方式，推销地域的特色及优势，山东人确实是一大发明。

这种观点也只能是《河南人惹谁了》的“一大发明”而已。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山东人招人喜爱的地方不在他们的外表——至少主要不是，更非山东快书的脍炙人口所为，而在于他们的品德、性格。

山东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

如是说决无夸张。

中国号为“礼义之邦”——当然，也有个别人不承认这个称号，日本人福泽谕吉就说这是中国人的“自夸”，他说：“中国不能叫做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这位日本启蒙思想家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而礼义之邦这顶桂冠又堂而皇之地落在了山东人的头上。至少从元代于钦的《齐乘》起，“齐鲁礼义之邦”的名号就叫响了。山东若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地”，山东人若非最正统的中国人，岂能膺此称号！

张天麟，一位荣获德国土平根大学博士学位的著名教育学家，说山东人乃中华民族的“长子”：

我们知道凡是父亲的长子多数厚道而幼子则多数聪明。唯其他是长子，所以他不免失之于过于厚道。他看到他底老子创业不易，所以多俭朴而吃苦。因此，他也不免失之过于守成。然而，如果没有他的秉性忠厚，担当一切；如果没有他的吃苦耐劳，保守祖业；以及如果没有他底卓识远见（往往弟子们看他的卓识远见是迂腐）乃可任重道远，那么这个家庭早支持不住了。

于钦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张天麟乃济南人。如果说这两位山东人的话有自夸之嫌，那么就再请读者诸君看一下外地人的评论。

江苏无锡人钱穆，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以擅长考据而著称。他的高足美国著名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说，钱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他则着眼于山东：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齐鲁文化，造就了正统的山东人。

齐鲁文化的精华之一，山东人的优秀品德之一，是诚信。

二、以诚信为本的齐鲁文化

鲁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周公是周礼的制定者，他为鲁国制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周公的儿子伯禽，秉承父训，在鲁国全力推行周礼。嗣后各位君主，也不遗余力。于是，茫茫神州，数百诸侯，鲁国成为礼治的样板。外地人到了鲁国，不去观看鲁国的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鲁国地处内陆，土地比较肥沃，洙、泗等河流又足资灌溉。另一方面，农耕与礼治是相适应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往来，联结人际关系的，就只有伦理这一条纽带了。

礼治与农耕，造就了以崇尚伦理道德为特征的鲁国文化。而诚信是其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这在《论语》中有充足的反映。《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资料。《论语》对中华民族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有人将其比作基督教的《圣经》。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与弟子屡屡谈及诚信问题。如：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在孔子看来，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论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文献典籍，“行”制社会生活实践，“忠”即忠诚，“信”即诚信。在孔子教育学生的四项内容中，诚信占了两项。

孔子思想是鲁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传统造就了孔子，孔子继扬了传统。

不独孔子，鲁国其他人也以诚信为本。《庄子·盗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叫尾生的人，一日与某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大雨瓢泼，桥下涨水，却不见那女子来。尾生坚守信约，在桥下苦等。水越来越大了，他抱着桥桩，不忍离去，直至淹死。

这个尾生，据考证是鲁地人。

古人把尾生誉为诚信的楷模。

与鲁国隔泰山相望的齐国，实行了一条与鲁国不同的建国方针。

齐国滨海，那时营丘往北不远便是滩平水浅、汪洋一片的渤海，海中鱼、贝繁多。海水可以煮盐，发明煮海水为盐的夙沙氏就是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的部族。齐国开国之君姜尚因地制宜，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大海上，大力发展渔业、盐业。对脚下那片盐碱地，则大量栽种桑树。桑树的一个特点，是对土壤的适应性强，盐碱地上也可以生长。种桑是为了养蚕，发展丝织业。此外，种桑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力发展渔、盐、纺织，同列国诸侯贸易，赚取利润。齐国的经济方针，是以工商立国。在政治上，则是尊贤上功。尊贤，就是唯才是举；上功，就是崇尚功业。鲁国搞的是礼治，讲伦理，重尊卑；齐国不讲这一套，唯才是举，崇尚功业，以此来激励民人奋力进取，博得功名富贵。齐国的建国方针带有极强的功利性。
齐国的经济、政治方针造就了独特的齐文化。《汉书·地理志》记述齐地民俗云：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从“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来看，齐人不讲诚信。实际不然。秦汉时民谚云：“齐楚多辩智。”中国人向来推崇讷言力行，看不起“嘴上功夫”。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齐人能言善辩，给人以华而不实之感。实际上，齐人也特别讲诚信。

兹举一例，以为谈资。

齐国人鲍叔牙有个朋友叫管仲，是颍上（今属安徽）人。两人一块儿做些小本生意，管仲出力不多，分钱的时候却常常多要多占，鲍叔牙也不和他计较，还向人解释说，管仲不是贪财，因他家中有老母，需要赡养。管仲给鲍叔牙出生意，鲍叔牙照着去干，都失败了，他也不认为是管仲的主意不好，而是时机不到……

鲍叔牙待管仲，一片真诚。管仲后来成为齐国名臣，鲍叔牙的信任、推荐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管鲍之交”被誉为交友的楷模。而确立“管鲍之交”的，是齐人鲍叔牙。

齐人的诚信与鲁人不完全相同。鲁国以礼治国，其诚信是建立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基础上的，其诚信具有浓厚的伦理性；齐以工商立国，其诚信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其诚信具有契约性。

三、传承不衰的诚信传统

人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齐鲁文化塑造了山东人鲜明的传统性格。笔者在《山东人》那本小册子中曾总结说：“粗犷、豪放、刚烈，节俭、好客、勤劳，坦直、忠信、孝义，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其中，“坦直、忠信、孝义”，实质上就是诚信。

春季里刮春风，黑了天就点上灯，生来的老鼠会打洞，麦子能推面，芝麻能打油，脖子上面长了个头，沙锅打了一定漏。

夏季里天气长，人怕痨病地怕荒，秋后的兔子怕鸟枪，开河就流水，盖屋就垒墙，关帝庙里有周仓，胡子长在嘴巴上。

秋季里开菊花，进了门就来到了家，老鼠见猫心害怕，娶了是个媳妇，不娶是个闺女，姑表两姨是个亲戚。

冬季里下大雪，一个人穿着两只靴，四十五天个半月，人要娶妻，女人要出嫁，苦瓜熟了是甜瓜，句句都是大实话。

山东人就像他们吟唱的这首《大实话》一样质直诚实。他们胸怀坦荡，感情直露，天晴天阴，全挂在脸上。“有事你就快说吧！”他们会把你的委婉视为“絮叨”而不耐烦。他们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50多年前，吴金鼎先生就对山东人的“直”予以高度的颂扬：

山东人的直，是及纯正而不含任性、蛮横或粗野的味道。其直是发源于良心深处，公正庄严的动机。所以，这样的直是一种美德。

时至今日，山东人仍然在传承着诚信的美德。对此，外地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如辛向阳先生主编的《“说道”山东人》说：

忠诚的信念厚厚地渗透沉淀在山东人心田的原野上，随处都开着忠诚的花朵，结出累累果实。忠诚构成了山东人生生不息的本质。他们举手投足间都带有忠诚的踪影。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山东人的诚信传统将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芒，照亮“诚信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