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xbuff:1921:一大那群20来岁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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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一大那群20来岁的年轻人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绝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相当于现在的80后、90后。正是这样一群年轻人,开创了中华复兴的伟大征程。
    刘仁静:年龄最小的一大代表
    19岁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生于1902年,卒于1987年。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小组,1921年7月代表北京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时年19岁,是与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据称,刘仁静从小聪慧,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16岁考入北大物理系。后因受新思潮影响转入北大哲学系、英文系,与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颇受陈独秀、李大钊器重。
    刘仁静后来评价一大时候的自己“比较积极”,“积极性主要表现在热心钻研马克思主义上”。张国焘说他,那时候是个书呆子,逢人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据称,有一次,在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学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众人皆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封给他一个“小马克思”的称号。
    刘仁静熟读马列著作,“好争气多论辩”,是很多人眼中不争的理论家,但也给人留下了不切实际的印象。一大结束时,刘仁静与毛泽东握别,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刘仁静认为,“这当然是针对我在会上夸夸其谈不结合实际而发的”,而毛泽东的忠告,他是“经过好多年才逐渐领会它的意义。”
    一大时期的刘仁静,除了“小马克思”称号外,他狂热的爱国激情、不畏艰险投身革命洪流,甚至“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的行为,也让人们看到了“书呆子”的血性。1919年6月3日,为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北京各高校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北洋政府出动军警抓走178名学生。被激怒的刘仁静,不顾成群军警,坚持上街,被捕入狱。一个月后,在拒绝北洋政府更换北大校长的斗争中,他更是不惧坐牢以示抗议。刘仁静的儿子刘威立说,父亲以不妥协的姿态应对刑讯,招致“受虐最甚”。入监后的刘仁静,在“腥秽四塞、湿热蒸腾”的狱中,虽“一日未得一食”,仍拒绝取保。李大钊夸奖刘仁静:“小小年纪肯奋斗”。
    陈潭秋:处事慎重细致的热血青年
    25岁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生于1896年,卒于1943年。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五四运动时,曾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示威。1920年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党的一大。曾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1943年,在新疆迪化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辛亥革命时,投笔从戎的人不在少数,陈潭秋不以为然,他说:“以有用之身,应留待有用之时。此时投笔从戎,成不过许褚张辽之徒,败则为蝼蚁耳。”即使毕业后,因为形势所迫,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以至“经常以典当借贷维持生活”,陈潭秋仍“处之泰然,不以为苦”。
    包惠僧回忆,1921年春,武汉的党团工作均由陈潭秋负责,在约八个月的时间中,无经费、无计划,他仍坚持将党团工作继续发展,并吸收新人入党。在这期间,武汉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在各学校都有发展,陈潭秋还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传播新思想,在当时教职学员中颇有威信。
    1921年时,陈潭秋25岁,是一个热血青年,但是个性使然,他处事慎重细致。一大会议上,争辩激烈,陈潭秋积极参与,他同包惠僧讲:“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的争执辩论同样重要,或者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还要重要,还要深入。”由此可见他的理性。包惠僧回忆,陈潭秋“发言不多,但他的意见都渗透到大多数同志的发言中,每个重要的议程都含有他的意见。”
    或许正是这样的个性,使得陈潭秋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能够担当重任。周恩来总理曾评价,陈潭秋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
    王尽美:辞世最早的一大代表
    22岁
    王尽美,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人。生于1989年,卒于1925年。1919年参与五四运动,是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1年春,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后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5年,因积劳成疾,在青岛病逝,他是最早辞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王尽美生于佃农家庭,未出世父亲就去世,由母亲带大。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程非常曲折。因天资聪颖,王尽美成为地主儿子的陪读,后来地主儿子暴病死亡,他被视为克星逐出门。其母看儿子痴迷读书,想办法让他读了学费低廉的私塾,结果受辛亥革命影响,私塾又被废除,幸亏王尽美成绩优秀,新式初等小学的校长破例免除学费让他继续学习。初小毕业后,王尽美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全免学杂费读枳沟镇高等小学的机会,在那里他结识了传播民主思想的王新甫先生,读了很多进步书刊,萌发了民主主义思想与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8年,王尽美考取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尽美被选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带领各校学生参加反日救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因而出名。1920年王尽美代表山东学生去北大联系事宜,有幸结识李大钊,并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因此迎来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促成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秋,王尽美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积极研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接着又在济南贡院墙根街的教育会里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五十多人。1921 年初王尽美发起组织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并参加一大,这年他22岁。同年冬天,他在学校壁报栏内发表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讽刺文章,触怒校方,被开除学籍,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张国焘:一大最活跃的人物
    24岁
    张国焘,江西萍乡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9年。在中共党史上,张国焘是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各地工农运动,参与领导过红军的鄂豫皖根据地,但后来却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最终投靠国民党,成为中共历史上的“叛徒”。1979年于加拿大病故。
    刘仁静评价青年张国焘:精明能干,喜欢出风头,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一般不肯错过。在刘的印象中,张国焘是“一大最活跃的人物”。
    五四时期的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干事,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国民杂志社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能力和才华都出类拔萃。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张国焘把讲演部的人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分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在痛打卖国贼的示威游行中,他始终冲在前面,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据称,张国焘出狱的时候,北大学生都去校门口欢迎他,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列,像个凯旋的英雄。五四后,北大学生邓中夏称,张国焘是“学生要人”。
    因为在学生运动中的活跃表现,张国焘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短暂的流亡岁月。在上海时期,张国焘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共产党,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和他谈到了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从上海流亡回来后,张国焘开始常常泡在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介绍马列思想的书籍,开始了另一段生命历程。1920年,张国焘参与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书记,他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北京党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去长辛店组织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张国焘在组织长辛店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邓恩铭:一大唯一的中学生代表
    20岁
    邓恩铭,贵州省荔波县人,水族。生于1901年,卒于1931年。1921年作为山东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一大,时年20岁。在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他是唯一来自西部偏远山区、唯一的少数民族、唯一的中学生代表。
    荔波县政协文史委主任何羡坤说,“虽然邓恩铭的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于山东,但骨子里的那股劲与生他养他的故乡、与他的民族特质密不可分。”何羡坤所谓的“民族特质”,是指水族人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据说,邓恩铭10岁时候就用歌谣叹息民生之艰难:“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邓恩铭16岁时,投靠叔父到山东求学。叔叔之所以愿意接他到山东读书,是希望他学成之后能承担家族光宗耀祖的重任,没想到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全家人对他格外担心。父母希望他“迷途知返”。他却在信中反劝父亲:“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
    1921年春,邓恩铭与王尽美等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参加一大,会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支部,任支部委员。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后受到列宁接见。1925年4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领导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从1925年到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邓恩铭三次被捕,牺牲时年仅30岁。
    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并以诗抒发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人民论坛记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