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寨燕子河中学撤并:中国：“华盛顿共识”的学生

一个国家如果还没有走上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的轨道，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公民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和实现，社会上依然盛行人治，市场经济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它的经济也许可以凭借政治上的集权、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市场化而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这种发展又注定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首先，由于国家往往控制着重要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权力又是不受制约的，因此在经济发展中权力就会迅速地资本化，全面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中，从而产生出权贵资本主义。权力大规模地介入经济活动的结果，是使权贵资本迅速地聚敛起巨额的社会财富，控制了国家经济的命脉，与此同时，公民的经济自由权利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既无法拥有追求和实现财富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也无法取得追求和实现财富所需要的市场机会，虽然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也会发展起来，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压抑。事实表明，权力一旦全面介入了哪个行业，哪个行业也就离萧条不远了；权力一旦全面介入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整个国家也就离萧条不远了。其次，政府权力对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的垄断又必然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即国家必然要去大力发展那些对制度的要求低的同时却又是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产业，而那些对制度要求高的同时却又是低耗能、低污染、高效益的高科技、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等却发展不起来，从而导致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劣化。这种经济模式固然可以发展于一时，但却迟早会受到资源、环境以及内需的严重制约而难以为继。再次，这种发展模式又是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严格管制为特色的，这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人们为了进入市场，就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与权力的关系，实行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现象就会因此而层出不穷。在这种模式下，国家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会产生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制造出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整个经济社会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使社会危机爆发，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而整个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社会混乱的状态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所谓的“印度病”、“拉美陷阱”就是指这类现象。

拉美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开始走向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的轨道。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阿根廷等等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得还比较顺利。然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从总体上来说，拉美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的非常不稳定和不持续，有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则是走一步退三步。这当中出现的剧烈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损失都很明显”。原因出在哪里呢？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开始起步的时候，它的政府就应该考虑建立一些相对应的、重要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制定得好不好是政治治理素质的一个基本体现，而这些公共政策能不能落到实处又是政府治理素质的另一个根本表现。他进一步解释道，公共政策的内容很多，与可持续发展最相关的包括这几项内容：第一，反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和腐败化的公共政策。拉美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中间有些官员和有些部门包括执法部门、军队、缉私部队出现大面积的腐败和执法违法的行为，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规范他们的行为。第二，与公共福利、公共卫生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直接牵涉到一个国家的贫穷人口数量的减少是否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该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分享问题。好几个拉美国家在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这导致了在政府官员严重腐败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字和绝对数字都在增长，并且这些贫困人口不断地继续贫困化。①

当笔者在引述丁教授的观点时，怎么越来越觉得这些话也是在说我们中国自己呢？笔者以上对第二类国家的分析不也适用于我们中国自己吗？我们在这些方面也不会比别人做得更好，拉美国家存在的那些问题我们也同样存在，有的还有过之而无及。由于前三十年苏式社会主义模式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种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弦更张不可的地步了。政治高层意识到要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才有出路，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更是有着强烈的冲破传统人民公社体制的冲动。鉴定于一大二公和计划体制的弊病，我们开始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开始引入市场机制。虽然我们一开始并不是要从整体上放弃计划经济模式，并不是要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只是作为一种补充，弥补传统模式的弊端，但由于私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得到了允许和肯定，它们就必然要不断地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不断地扩大它们的存在范围，不断地发展起来，最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共十四大上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②而正是对私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允许和肯定，正是私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为我国经济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从而迅速地发展起来，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如果说这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上比印度、拉美这些国家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我想主要就在于我们在发展私有制经济和市场化的路子上比它们走得更早一些，走得更快一些。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了，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在原有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政府一方面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权力又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由于这种格局的存在，改革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权力资本化，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控制着社会资源，垄断着市场机会，攫取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又控制着改革的主导权，使改革总是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进行。“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③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越是坐大，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也就越顽强，我们被锁定在“权贵资本主义”中的风险就越大。改革就是要在经济领域实行市场化，把经济领域向社会开放，建立起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就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从而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却总是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了却也往往难以得到真正落实，甚至一些已经放开的领域又关上了，改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这其中原因就在于改革损害到了既得利益，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抵制。我们市场化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然而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许多重要行业仍然由国有企业垄断着，我们的许多重要资源仍然控制在国家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有论者认为，我们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还只走完了一半，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今社会，腐败盛行，社会严重不公，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越发不平等，所有这些现象无不根源于现有的这种政经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获得了三十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一种强调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在一段时间也甚嚣尘上。这种论调主要强调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它也肯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就在于经济上放开，即实行市场化，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三十年来，正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满足了人们进行创业、追求财富的渴望，从而极大地激发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短短的时间内就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由于我们没有在政治体制上进行相应的改革，这就使改革的主导权落入了掌权者手中，并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容易改革的部分，即可以带来帕累托改进、社会各阶层都可以从中受益的体制外的增量部分都已经改完后，当我们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即改革会损害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对体制内的存量进行改革时候，改革就会遭到他们的顽强抵制，难以再深入下去了。这种政治上的集权决定了我们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的经济上的放开，我们的经济改革仍然是个“夹生饭式”的改革，在许多领域市场化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这种“夹生饭式”的改革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使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它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才走到一半就已经使我们经济社会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可见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以在市场化改革的路上走下去，我们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十分广阔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相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主导改革的局面，建立起社会各阶层可以进行博弈的民主宪政制度。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恰恰不是因为另辟蹊径地找到一个所谓的“北京共识”的发展模式，而恰恰是中国实行了市场化、当了“华盛顿共识”的学生的结果，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还只走到一半，我们这个“华盛顿共识”的学生还没有当好，好本事没学到多少，坏主意倒学到一大堆了。“北京共识”的鼓噪如果不是对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缺乏科学的分析，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别有用心，通过提出这样的论调抵制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中国要成功地应对目前的挑战，就是继续当好“华盛顿共识”的学生，不但要在经济上进一步实行市场化，还要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够像进超市那样任凭自己的喜好选购一些商品，而应该统筹规则、配套进行，所谓的坚持“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只要市场化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极力回避必须相应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现象与晚清时期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论”何其相似。然而，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体西用论”是行不通的，大清王朝正是因为拒绝在制度上及时地做出根本性的改革而使社会危机四伏，最终失去了政权。华盛顿共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成功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总结，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历史的事实说明，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实现民富国强，就必须走上这走条人类社会发展的“高速公路”。我们接受这一共识，丝毫有损于我们的面子，更与国家的主权问题无涉。只要一种发展模式可以使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可以实现民富国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因为它是外来的而加以拒斥呢？一个国家倘若抱残守缺，自外于世界主流文明，选择所谓的“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的模式，从而深深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那才是在世界面前失尽了颜面。其实面子的事小，而使我们国家再次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遭受重大挫折，使我们经济社会陷入一个巨大的危机之，那才是大事。何去何从，实应该三思而后行！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揭出硬伤是为了引起疗救的希望。只要我们不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迷失了方向，能够及早从飘飘然中清醒过来，勇敢、理性地面对我们的问题，及时地革除身上的弊端，及时地进行制度创新，我们也许还能从泥淖中走出来。而要是我们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面前闭上眼睛自我陶醉起来，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我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也许前景将是十分不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