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流露出他的不能轻松的心情。令他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重复建设。他说，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中央政府原本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承认，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的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坚决地主张一个项目也不上。他说：“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对重复建设的痛心疾首，于实际的情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还没有把握。他只能声明自己的“一刀切”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在于商量而非指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具有年产3000万台彩电的生产能力，其中1/3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发现，的确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很快便将占有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然而他对“长虹”的总裁说：“你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

　　“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又不得不为重复建设说话。办中国的事情，无论怎么“才自清明志自高”，总是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他极少参与那些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场合，比如为英模题词、听道德报告之类，也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连连扯扯。比如有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所以不容姑息。我们细检朱镕基的言谈，就看不到类似的话。

　　这一次，他的报告中说：“有人提出，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我1991年到北京来。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有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朱镕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主动地申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能够直言不讳，是不多的。凡是读过京城流传的“万言书”的人，都会联想到，朱镕基的这一番话，有可能是在婉转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考验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即朱镕基所说“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按照朱镕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12月16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朱镕基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在1997年元旦、春节、“七一”、“十五大”跌下来很不好，晚跌不如早跌，所以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朱镕基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

　　现在朱镕基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国家的财政状况同时也是国家的安全状况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