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华市人力资源培训网:解析新十年:缩小阶梯差距渡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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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新十年:缩小阶梯差距渡过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2月27日 02:15
本期《瞭望》封面。
21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10年已过，我们基本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跨越；但在未来10年中，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战略机遇，这些战略机遇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深刻变化？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战略挑战？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弄清并妥善处理好这些要素，至关重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一大的战略机遇期可以分解为三个子机遇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期，政治改革攻坚的机遇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机遇期。
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在2020年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将延续科学发展观，共享“和平红利”、“改革红利”、“机遇红利”，用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民生，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有序，显著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可以说，中国对世界文明可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并成功地实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崛起的中国模式。
未来世界，全球战略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军事高科技化等趋势明显加强。爆发世界大战的几率进一步降低，但世界并不太平。人类发展资源的有限性，霸权主义国家炮舰政策的强制性，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荆棘。
面对下一个十年，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可能性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事先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次，取决于有哪些干扰因素，和我们排除干扰因素的能力。从国内因素来看，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能否解决腐败问题至关重要；从两岸关系来看，能否维持和平发展的趋势，不为“台独”势力所干扰至关重要；从国际因素来看，能否破解“中国威胁论”和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围堵至关重要。
简言之，最大的外部挑战，是某些强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遏制和围堵；最大的内部威胁，是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等；最大的安全隐患，是分裂主义势力。对于这些挑战和问题若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将影响到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干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利益。
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存在，抓住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就可以上一个台阶，跟上时代的潮流；失之交臂，国家的整体实力就有可能落后一代到两代，在我国历史上曾有沉痛教训。对待战略机遇期，关键是一个“抓”字。毛泽东说，“机会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就要“抓落实”、“抓创新”，如果一味守成，无所作为，战略机遇期可能稍纵即逝，最终会变成战略高危期。
“抓”战略机遇期，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抓“硬实力”建设，又要抓“软实力”建设；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既要应对外部威胁，又要应对内部挑战。但是，重中之重，还是如小平同志所言，“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发展起来，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谁也奈何我们不得。”□(文/罗援，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
《瞭望》文章：新十年中国大棋局
“我们既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又要认清挑战、应对挑战、战胜挑战，随时准备应对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境外的，来自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以及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胡锦涛
“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有可能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尽管近期对中国GDP超日的“批评”甚是激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讲出的这个“天文”数字，仍然令本刊记者猝不及防。这意味着，按目前的汇价，到2020年前后，中国GDP将相当于当期美国GDP总规模的水平，人均GDP由现在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提高到五分之一左右。
这位多次参与五年规划研究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经济学者，自信地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过去30年，中国GDP增长，最快三年半翻一番，最慢不到七年翻一番，“按照最慢速度翻番来算，2020年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是有可能的。”他解释，“这个规模扩大，主要不是单靠资源推动，而更多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多靠单位资源投入的货币价值增加，当然那时候的货币特别是美元和人民币等纸币会比现在明显贬值。”
然而，这一切要变为现实，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未来十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严重冲击和世情、国情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党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否仍然正确和继续管用？”直白地说，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还能不能继续争取到良好国际环境？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了到20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十年完成了GDP翻两番，连续超越意英法德日成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国家，几近完美地抓住了第一个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尤其是“十一五”时期，被中共中央称为“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为第二个十年可持续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无论面对“承上启下”的“十二五”，还是面对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新十年，能不能在下一个十年营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终成败。
“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最高决策层对未来十年已作出了基本结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这个战略判断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认为，实际上，未来十年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办好两件事，一是国内稳定，二是中美关系，“我觉得时间在我们一边，关键是做好内功，把‘家庭作业’做好。”
长周期再续繁荣
“按照创新和技术革命周期的变化，下一个十年，中国还处在30～50年长周期的发展阶段。”陈东琪对未来的乐观，建立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尽管‘十三五’还要看经济结构变化和工业化情况，但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加快，‘十二五’还处于长周期繁荣发展期以内。”
“前3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估计未来十年年均经济增长会在8%以上，下降两个百分点左右。”他估计，“十二五”期间，还会有9%左右的增速，即使达到9%，也比“十一五”的11.5%下降2.5个百分点，“依据经济周期看，‘十二五’应该是上升期，‘十三五’可能是调整期。也就是说，后五年的增速会下降多一些。”
他的判断基础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动力仍然存在”，而且某些领域还甚为强劲。
其一，城市化继续快速推进。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47%。按照“十二五”期间每年0.8个百分点来算，增加4个百分点，到2015年前后会过半。城市化的进程会带来巨大的投资，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城市服务体系的建设，都会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他强调，“未来的城市发展并非单一的城市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通过轨道交通、城际铁路的联系，会促进城市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会加快，农民生活水平也会逐渐提高。比如农村公路、饮水设施、能源设施、电网设施、信息设施等都会加快建设。“三农问题的快速解决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升级。”
其二，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化。陈东琪认为，工业化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传统工业的产业度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技术进步加快；另一方面是中央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PC在城市的升级和在农村的普及、城乡高速网的建设、三网合一等都会强劲驱动经济发展。
其三，民营经济壮大。未来十年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发展的速度会加快。随着创业板的推出，再加上“新36条”的出台，将持续推动规模上已经超过“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上实现新突破。
其四，金融业快速发展。“这包括银行金融和非银行金融，也包括企业的金融活动和家庭的消费性金融活动。”陈东琪认为，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后，中国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会迎来一个加速期，包括民间金融的发展和农村金融的发展。
其五，劳动力市场结构快速变化。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持元素。预计2011年-2020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毕业生6600万人以上，2020年全国高等教育人口接近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4%左右；另一方面，用工结构会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引导劳动力结构升级，高素质劳动力需求扩大，从事金融服务、中介服务、各种精神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就业人口规模会增加。
同时，“未来十年，世界经济也会进入新一轮十年周期。”陈东琪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同样开始进入了第四个十年周期，表现为美国经济从2009年的-2.4%快速转变为2010年的2.9%，世界经济也达到了3.8%，“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可能都是上升期。世界经济的真正调整应该会在新十年的后半期。”
“之所以作如此判断，一是应对金融危机投下的超强货币会带来超强的增长；二是调整政策已经为上升期积蓄了巨大能量；三是物价上涨较快是经济上升期的强烈信号；四是国际市场已发生显著变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CRB指数已大大超过危机前的高点，已经到600多，道琼斯指数距危机前最高点只差15%，美国的PMI(采购经理指数)接近60甚至伯南克也认为，美国经济复苏比预期的要好。”
他综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会在2010年的基础上持续3～5年，“将继续为我国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日本拉美覆辙难现
2004年8月，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徒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美国读完其先师莫瑞·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后，将美国1920年与当时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并预测，“中国的泡沫破灭将会在2008年～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基于我的奥运会时间点，我将崩溃确定在2009年。”
陈东琪随即公开回应，以《中国怎样在2008年前后避免经济大萧条》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以中美简单类比，表象相似，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它的政府干预力要比美、欧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强一些，而这正是避免萧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力量。”
之后，这场激烈的学术争辩以陈东琪胜出告终。他回顾说，“中国的确用强政府干预缩短了经济下滑时间，尽管这个超强干预的代价也很大，但避免了一场大萧条。”现在，类似的“崩溃论”又瞄准了新十年，比如“失去的十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等。
“至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出现‘失去的十年’，也不会出现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对这种只看表象不研究历史前提变化的“预测”，陈东琪不以为然，他提出了四条主要因素：人口大国，需求旺盛；人均收入较低，发展空间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力量很强；地方经济增长潜力大，地方政府发展欲望强。
就中国实际情况与日本和拉美国家，他比较分析说，日本人口少，生产率高，易形成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国内消费不足，只能出口，转为外汇储备；就拉美而言，也有人口瓶颈，更主要的是其产业体系比较残缺，没有中国这样齐备完整，“相对日本，中国人口多；相对拉美，中国产业体系具有优势，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再加上服务业发展存在空间，服务消费需求较大，中国内生增长性，尤其是消费的内生增长性非常强。”
在其看来，作为全球性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其人口优势和产业优势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强劲发展，创造了有史以来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竞争优势。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08年中国汽车制造产销超过900万辆，2010年就翻了一番超过1800万辆，2011年有望达到2300万辆。汽车产业不仅从生产角度以1:10的乘数效应带动经济总量增长，而且从消费角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健康均衡和可持续，是一条纵横中国制造业诸多领域的超级生产链和消费链。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住房消费领域。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目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26.65平方米，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这意味着未来十年，至少需要新增26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如果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和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将消费性住房变为房地产市场的主流，同样会爆发出持久的驱动力。
在陈东琪眼中，汽车、住房、家电、信息、旅游构成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连串“发动机”，“由于电力的供给能力提高，农村电网和‘三网合一’的建设加快，这些都促使农村家电消费和IT消费的快速增加。旅游方面，以前是市民旅游，未来是农民旅游加速，原来是省内旅游，未来会变成全国旅游、全球旅游。近年来，旅游业都是两位数增长。”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崩溃。”这位谙熟于从微观世界寻找趋势线索的宏观经济学者肯定地说，“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过多担忧和恐惧。”
如何坐稳“钓鱼台”
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讲话所言，“说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就没有挑战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多很复杂，但机遇依然大于挑战。”对这段话，郑必坚的解读颇为精彩，“从来就不存在‘一帆风顺’、‘吃现成饭’的所谓发展机遇。”因此，在其看来，中国未来十年的重大机遇期，要牢牢把握住，需要深刻理解认识三方面“变与不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判断。
其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变与不变。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的意义上说，乃是前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直接延续；而从我国将要在这一时期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这双重巨大变化的意义上，又可以说是新的更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他把这总结为一句话，“基本面不变，而又有新的重大发展。”
其二，机遇大于挑战之变与不变。郑必坚为本刊记者回溯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2001年，在世纪之交加入WTO的艰难突破，使我国从此全面进入世界市场体系，极大增强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成功应对美国遭遇的“9·11”事件，则又推动中美构建起新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2008年台海局势转危为安，把两岸关系引入和平发展新阶段；2008年到今天，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又与其他发展中大国一道，逐步进入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核心部位。
“经验表明，所谓机遇从来都是由成功应对一系列危机，实现对危机的转化而来。”他把这称作，“危机蕴涵机遇，化危机为机遇。”
其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变与不变。这位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首倡者告诉本刊记者，应充分估计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内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可以说，这一条本身就是构成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将继续获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
他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使人开窍”的现象，“现在不只是香港、澳门、台湾的众多民众在说，‘只要祖国好，大陆好，港澳台经济贸易发展前景就会好’；而且相当多的国际和地区经济体也在说，只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增大，他们同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其自身发展势头就会越来越好。这个事实生动表明，中国的国内大局如何深刻影响了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国际大局。”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不但是维护我们国内大局的基础，也是深刻影响国际大局的基础。”所以，中共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求全党“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郑必坚认为原因就在于此。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这一条作为党和国家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重要立足点。我们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也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也好，都要善于认识和把握这一条、用足和用好这一条。”在其看来，这就叫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美国因素
“是的，世界变了。”1月25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从教育、科研、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就业，四次反省美国现状。就职美国总统三年来，其国情咨文提及中国的次数逐年翻番，从2009年的轻描淡写，到2010年宣战式疾呼“我不接受美国沦为第二名”，再到2011年承认美国地位下滑的现实，折射了形势逼人下美国对华心态的微妙变化。
在张宇燕看来，未来十年，中国外部环境最大的机遇和挑战主要集中在美国，“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大局。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变数很多，但最关键的就是美国变数。”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美国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和领域；其二，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新兴大国。“对中国而言，把握好外部发展机遇，就要对美国行为有较为准确的判断。”
这位曾以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身份深入研究过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向本刊记者讲出了自己的担心，“新世纪以前的二十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虽说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情复杂，但总体上还没太把你当回事。新世纪头十年走过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形成对当今世界的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5～10年，西方世界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对中国采取行动。”
他将这些行为总结为“四化”：妖魔化中国、分化中国、西化中国和体系化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在贸易、环境、货币和投资等领域，把中国纳入它们制定的国际体系内。”为了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和面对的竞争形势，他特别提到了两篇文章，一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发表在去年11月底《华尔街日报》上题为《世界围绕中国旋转》的文章，二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11年第1期《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题为“ImperialbyDesign”的长文。
弗格森这位“G2”的发明者认为，中美在四方面面对着针锋相对的冲突：其一，工业制造。中国的崛起和苏联不一样，苏联从未在制造业上超过美国。但2009年，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工业总产值，中国都已超过美国；其二，人均收入增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均GDP最低仅为美国1/70，现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5，而且还在快速提升；其三，资源需求。仅2009年中国消耗的粗钢数量就是欧美日总和的两倍多。中国多消费就是西方国家少消费，资源问题成为零和博弈；其四，发展速度。美国为“离去的帝国(departingempire)”，中国是“到来的帝国(arrivingempire)”，一个迅速成长，一个慢慢衰落。两个国家要寻求一种稳定的关系，难度很大。
弗氏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冷战持续了四十多年，苏联从未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五百年来西方控制的终结。这一次，东方挑战者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都动真格了。北京现在可能还不是‘师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再是‘学徒’。”
“美国已经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判断更加直白。他在深刻检讨冷战后美国国家政策失误的“ImperialbyDesign”一文中，“惋惜”地哀叹：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政府曾意识到，美国未来几十年面对的最严重挑战很可能来自崛起中的中国当然，美国会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中国的崛起。然而主导全球的企图迫使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开战使得我们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如果人民共和国以过去三十年间的方式，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增长的话，它很有可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并尝试像美国领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亚洲。没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愿意接受这个结果，这意味着华盛顿会寻求遏制北京的战略，并阻止其成为地区霸主。”
“在抑制中国方面，美国必须扮演主要角色如果美国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预所弱化，它将更有能力来压制北京的野心未来的预算应当大规模向空军和海军倾斜，因为它们将是对付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
这位进攻型现实主义“鹰派”学者，以“布局帝国”的口吻提出重建针对中国的霸权优势：以离岸平衡战略，从外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中脱身，集中精力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压制潜在霸主。具体到东北亚，他说，美国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同时，尽可能让其他国家付出成本，“领导”印度、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以及越南，围堵中国。
逼出一个“利害共同体”
这份咄咄逼人的方案，至少在目前已多少超出了美国能力，甚至有损美国长远利益。张宇燕介绍说，“其实，美国自己也是一肚子苦衷。”且不说国内赤字、债务、养老、改革和移民等难题，在过去二十年纵横捭阖的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方面，美国也常常捉襟见肘。对美国能否玩得起这个大游戏，许多人已开始越来越怀疑。
做世界“老大”，美国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小布什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前官员告诉张宇燕，美国每年六七千亿美元军费，百分之七八十用于海外。“奥巴马仍然讲，美国不做老二，一方面是不想做，另一方面是做不了。”张宇燕解释说，“美国一旦成为老二，就会迅速地滑向老三、老四、老五因为一旦成为老二，那些支撑其霸主地位的关键因素，如国际分工优势，特别是美元霸权，就会一下子垮掉。这有点像苏联，一旦和美国争夺世界老大失败，想在老二位置上安稳地呆着，相当困难。”
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应该讲，美国也是顾虑重重，其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双输，同时双方都输不起。英国就是因为参与两次针对德国的世界大战，透支了国力而导致彻底衰落。对此，作为最终受益人的美国再清楚不过。“如果全力遏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自己拖垮了，暂且不论中国是否垮掉，同时其他竞争对手因此做大。这绝非美国愿看到的结局。”张宇燕说。
在货币问题上，按照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劳伦斯·萨默斯的说法，美中形成了一种确保相互摧毁的“金融恐怖平衡”。中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支持美元霸权，同时自己也从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中获得了发展。尽管最初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且是建立在双方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之上的，但这种平衡业已形成。现在，人们的担心是，随着国际格局快速变化，这种恐怖的平衡最后能持续多长时间？
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上，中美两国的互利性已成为常识，尽管竞争无所不在。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中国有限且有效的核打击力量，也是诱使或迫使中美两国把战略竞争限制在双边或多边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的原因。毕竟，中国具有核反击能力，可以有效避免核讹诈。
而在规则下博弈，最终的胜出者，还是劳动生产率相对多、社会稳定性强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已深入参与了全球经济分工，更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便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苏联最终被拖垮，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市场规模太小。
“从历史上看，美国处理主要威胁很有一套。”回顾美国一百多年来的霸权争夺，张宇燕认为美国干得的确精彩：与当年的“宿敌”英国的博弈，就是怎么处理老二的典型问题。
美国当时实力已经是第一。在“名未至，实已到”的情况下，它采用静观其变的方式，先让英国消耗于欧洲大陆的霸权竞争，后在“老大”筋疲力尽的时候，于战争后期用武力帮助英国打垮德国和日本，以“人类英雄”和“世界救星”的形象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霸主。
在随后的冷战中，美国用遏制处置苏联，即在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之上，通过经济上隔绝苏联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抑制其增长潜力，同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面竞争，最后把苏联“熬”垮。
“对今天的美国而言，如何处理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张宇燕看来，美国既不能像处理德国和日本那样斥诸武力，也难以像处理苏联那样用市场和效率拖垮对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在现实利益上的交集已经很大了。”甚至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大规模遏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压制一个强大对手所付出的人力和经济的代价可能极为高昂”。
张宇燕称自己隐隐约约感觉到，尽管不情愿，美国最终还是会不得不接纳一个崛起的中国，“按照美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想，尽管有文化隔阂，我个人觉得美国能够接受现实。这里，关键在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这个“自己的工作”，郑必坚的理解就是，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统筹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不断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益与利害共同体’。”也就是说，让不断发展和创造的现实，最终使美国认识到，中美利益多于分歧、中美合作胜于冲突。
布局中国
“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还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两件事。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些方面再想养晦也养不了了。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面临的西方国家‘四化’压力会越来越大。”不过，张宇燕认为，“也正是因为中国分量大了，许多时候西方奈何不了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小平同志讲，首先要‘稳住阵脚’。”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未来十年的外交重点，应聚焦于“离岸安全”和“全球角色”之上。“离岸安全”指的是，保护我国海外市场、大宗商品供应及国际投资安全；“全球角色”则涉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定位和功能。
按照张宇燕的设想，“中国的全球角色大致有三种：一是努力推动多极化，使中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最有分量的成员之一；二是在一个日益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组成的‘二元世界’里，通过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三是中美之间的有效协调。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十二字”策略：分散压力，边际改革，理性妥协。
他解释说，尽管许多国际规则或约束的矛头都直接指向中国，但其针对性总是涉及其他国家，“这自然为我们创造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机会，使我们受到的压力得到分解。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接受和参与，而非拒斥或全盘改造。”
“有条件接受和参与对发达国家更有利的秩序，并不意味着不去改变，而是在边际上逐步地改进。换言之，在建立新的、更公正和更合理的国际秩序过程中，我们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和‘积小胜成大胜’的耐心。”张宇燕举例说，“比如IMF的投票权，赢得3个百分点的意义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打开了制度改进的大门，拥有了继续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是事实，中国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同样是事实。”张宇燕认为，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的长远利益，为此，该让步时还得让步，“对于让步，有些人斥为投降，但明智的妥协在许多场合，是遵循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有时候，在不损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理性妥协而赢得和平发展的时间空间，和分散压力与边际改革一样，就是‘有所作为’。”
据张宇燕观察，金融危机后，尤其是看到应对危机中中国国力不降反升，西方开始重新认识和认真对待中国了，“我的基本看法是，虽然在建立互信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美两国终会发现，‘门当户对’者，唯有对方。”
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达到一种更加紧密的动态平衡。“现在，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让他想起了一句话，“要想维持现状，就必须有所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张宇燕希望期盼国家强盛并努力为之工作的国人，认真理解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中的这句话，“能不能始终牢牢抓住机遇、积极用好机遇，推动科学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瞭望》文章：释放中国活力
未来10年，中国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一个最好的制衡，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进程，获得更好的发展结果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未来10年确实面临难得的机遇，如何调整好经济发展的模式，抓住机遇实现更多的目标，这需要认真探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就中国未来10年战略机遇期的发展话题，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专访。
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黄孟复认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使中国GDP的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而且，从发展的态势来看，很可能会在比预想更短的时间内超过美国，“但经济总量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目标，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实际上是要求不仅在数量上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要实现质量的提高。”
在他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数量肯定不行，“但是量的盲目扩张和质的提高水平之慢，已经影响到后续发展。如何能够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注重效益和质量，这需要今后在抓住机遇期的时候考虑。”
在自身优势中寻找动力
《瞭望》：中央提出的20年战略机遇期已过半，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主要的优势和动力是什么？
黄孟复：抓住机遇期，首先是要渡过“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多美元，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10000美元之间时，都停滞不前，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弱，甚至至今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不过，虽然影响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借助中国自身条件，要实现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而真正实现未来发展的目标，中国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其一，继续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从很多国家的情况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当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民的要求会更高，这时就出现了政治动荡，民生的诉求超过了经济发展的诉求。当人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各种矛盾就暴露出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但是，中国找到了一条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在今后的这些年内，要继续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选举制度，这个在很多的国家都有。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
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和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明显有它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把选举和协商结合在一起。中国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道坎，这个体制需要不断巩固。可以说，模式已经很好，但在执行方面还亟待进一步强化和加强，以更好地发挥作用。随着后面改革进程的加速，在这个框架之下，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其二，缩小经济阶梯之间的差距，释放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多量大，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都存在着差异，发展相对不平衡，收入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阶梯。这些差距和阶梯，可以转化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如果地区之间都同质化了，就很难再发展了。沿着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一些小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知道怎么发展了，缺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虽然居于世界第二，但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经济总量的优势可以让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集中全国13亿多人口的力量来办大事，但是我们又有不断发展的阶梯动力来保障发展的可持续。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把阶梯作为未来的动力，就是要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而不是把差距和阶梯变成矛盾而爆发。所以，未来10年，中国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一个最好的制衡，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进程，获得更好的发展结果。
扩大发展话语权
《瞭望》：在全球政治经济变革大背景下，如何理解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带来的发展契机？
黄孟复：从国际角度来看，机遇优势非常明显。首先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现在，一谈到经济，就离不开中国；一谈到国际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这样的趋势在今后会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应该被更多人接受，中国决不会侵略别国的一寸土地。我们不像西方列强，过去西方国家强大起来就强占殖民地，一些甚至到现在都不肯放。一些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说三道四，中国在四百年前崛起的时候有到处侵略吗？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当然要考虑造航空母舰、要发展海军、要发展第四代战机，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做的事情。其实，西方在几十年前已经做了。现在，中国还没动，“中国威胁论”就出来了。这些事情要做细致的解释工作，中国国力的强大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中国不是挑衅者，中国的合法权益不主张通过武力来解决，但是必须拥有保卫自己权益的能力。
在索马里海域护航，中国海军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军舰不仅保护本国的商船，对其他国家的商船也都进行保护。而且，中国的部队参加世界维和部队作出了很多贡献，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持续稳定的，现在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的武力不是用来抢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外，中国经济进一步加速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努力缩小贸易顺差，但是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趋势的变化，不完全由中国决定，世界各国是相互配合、密切关联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实行种种限制，强求平衡，这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对东南亚贸易是赤字，对欧美是盈余。所以中国的发展，东盟国家都持赞成态度。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金融政策也对世界经济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中国有利的地方在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比较高速的发展，需要借助这一时期扩大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破解资源内需难题
《瞭望》：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分析，我们未来5～10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又如何应对？
黄孟复：在看到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未来发展的制约。中国加入WTO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了高速发展，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国家政策不断依据形势调整，获得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些对于过去是机遇，但对于未来可能成为新的困难。
现在，不仅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采取种种贸易保护来限制中国既有的发展模式。从自身来看，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会在未来10年被放大，这将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发展模式的改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出口量和质的关系将发生很大变化。将来进出口都会增加，相对来讲，进口量比出口量增加得更快。当中国经济规模的基数变大以后，世界的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加大，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世界的大宗原材料。中国并不是世界上资源量最丰富的国家，许多资源的储量有限，却是世界上输出量最大的国家，中国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会进一步加大。
以后还想继续保持出口、进口增长，那么出口增长要依赖于进口。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应该减少资源性产品的出口，进口原材料应主要满足国内发展需求，而向世界供应的东西应该是中国的特色产品。未来的出口不能是简单加工，而是把原材料变成一种高附加值的东西。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品牌产品的出口是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必须要做到的。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看，包括日本等都在国外掌握相当多的资源，而不是完全受制于人。现在，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也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资源掌握在国家或企业手里。在国际化的战略里，中国应该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保障。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没有抓住机遇。现在，既然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资源方面，中国应该有相对的控制能力，现在也有条件这么做。比如，在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上争取发言权，创造经济发展的未来条件。
二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转向内需。尽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还要继续增长，但今后的发展决不能寄希望于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继续走这样的路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扩大内需是今后发展最大的潜力，而且也是正确的、不得已的、必须的、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已经很强大了，GDP总量、财政收入等都接近强国的标准，但是从富民的角度来看，那就差距很大。所谓振兴中华，那就是民富国强。今后的发展目标取向，必须要继续做强国家，更大程度地富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扩大内需在经济中的作用面临很大的困难。内需分为两块，一块是投资，另一块是消费。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比较担忧的是投资继续高速增长，而消费仍然不能起到经济发展主动力的作用。美国仅仅3亿多人口，但美国人的消费决定世界经济的走向。而中国13亿多人口，消费水平很低，甚至对国内经济的增长拉动都不能支撑。
现在，地方政府投资的愿望非常强烈，中央想刺激消费，但是手段不行。没有13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的改善，就不可能有13亿人比较大的消费。“十二五”期间，我认为最低工资可能翻番，最低工资翻番以后，实际工资即便不翻番，也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
如果工资水平增长这么快，物价不涨是不可能的，政府如果硬用行政的手段不让它涨，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更惨重，后面可能就是恶性循环；要把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释放出来，物价上涨肯定会成为“十二五”的一个趋势。
另外，包括电、水、气等能源的价格，以前都是国家控制，居民用电部分企业实际上都是亏损的。从节能和减排的效果来看的话，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能源、资源价格上涨的大趋势老百姓应该承受，但要求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而不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既要把通胀压力释放出来，又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收入的增长就要远高于通货膨胀。这样，在通货膨胀之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而不是通货膨胀以后，相当一部分人生活质量下降。应该是高于两倍以上，通货膨胀增长了4%，收入起码要增长10%，另外通货膨胀增长4%～5%，经济的发展也要一倍于通货膨胀，所以经济发展要保持在9%～10%的速度。
释放民间力量
《瞭望》：新36条的出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未来的发展中，您认为应该如何调动民间力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支撑力？
黄孟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以前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民营经济先是被限制，后来作为补充，现在已经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所有制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是越来越好，未来还要继续维持这种所有制的变化趋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可称为老百姓的经济，政府负责收税和管理。除非是不得不办的企业和没人去办的企业，才交由政府去办。合理的费和法定的税，这是政府的目标，不管谁来办企业，政府按法收税，按规定来收费，为什么要政府办企业呢？我们要让创造性非常强的民间资本来活跃经济，政府要办的企业必须要限制在一个框框之内，这个框框不能太大，大了之后就会通过经济结构影响到经济发展。
在未来战略机遇期，应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应有正确的认识，不是说要把国有企业都拿掉，但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国有企业要跟国际上的一些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竞争，如果老是跟民营企业来抢地盘就没意思，中国人办的企业和中国政府办的企业竞争，这从道理上也讲不通。同时，民营企业不愿意做，但是社会上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国有企业就应该啃骨头，而不是哪儿有油水就往哪儿奔。
《瞭望》：您提到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保持趋势，那有没有具体的目标，达到什么样的状况？
黄孟复：依据全国工商联的分析，国有经济大概占了GDP的30%，外资经济是12%～13%，民营经济占到百分之五十多，民营经济的发展快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在GDP中的变化，民营经济比重每年增加1%～1.5%。从比例看，外资和国企要下降，这是正确的方向，要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中国的老百姓来发展，要相信13亿人的创造能力，要让中国老百姓自己来决定怎么办企业，办什么企业，政府只能从政策上引导。
前一段时间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在有些行业里，国有经济兼并民营经济，这种势头不能成为主流。主流还应该是发展民营经济，国有经济还是要从竞争性行业有序地退出。现在有些国企认为，竞争行业很好，为什么要退出？现在好并不等于几年以后还继续好。要留出更大的空间给民间，政府必须要管理的事情，千万不能留下破摊子。
现在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什么都管，什么都要参与。目前的情况，也确实是政府不管就没人管。但为什么不培育市场的中介机构呢？事情可以交给中介机构管理，政府对其进行监管。比如阜阳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工商等很多部门去查，实际上成立一个奶粉协会不就行了吗？奶粉协会里大家都知根知底，谁做了违规的事，大家都明白，自身就能相互监督。三聚氰胺也一样，如果动用协会的力量先自查，奶制品企业之间相互监督，既能保证有效性，又具有长期性。让行业协会去查，那就容易得多。要让政府去查，肯定难得多。
政府管理的模式，应该更多依靠民间的力量，这也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方向。现在，政府机构还在说人不够，要增加经费。政府就应该管它必须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交给中介机构去管。当然，中介机构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中介机构不行，那就对其进行改造和规范，提高其管理水平，这样不用太长的时间，其就能真正发挥作用了。所有事情政府从头包到底，不把管理权限下放，那政府不就越来越大吗？□
《瞭望》文章：宏观调控的未来对策
未来十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具体要做好三件事情：
其一，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管理和微观活动的所有方面。政府需要转变职能，要在尽可能管得少的情况下，提高管理效率，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经济发展既需要“看得见的手”也需要“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手”不能替代“看不见的手”，越位、错位、缺位都不行。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基本稳定、实现有效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四大目标。
其二，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既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又有利于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比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活动长期缺乏监管。中国应该吸取教训，加快金融创新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在通货膨胀方面，需要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管理。不能通胀高了，搞一个高的目标；低了，搞一个低的目标，还要有一个动态均衡的目标。可以借鉴欧洲经验，建立一个五年、3%的长期动态均衡目标。有这个目标后，央行操作货币政策就会有一个标杆，不会出现大的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
在地方融资平台方面，防止地方平台产生的债务风险，也需要建立一个机制。应该建立一个在获取公共投资信贷时，既有评估，也有约束，还应当有抵押。而且应该监测其在信贷履约期的活动。目前比较担心的是地方平台由于繁荣期，无度地扩张公共投资，然后一旦经济减速，还款到期，就可能出现严重违约率。
在价格方面，应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活动进行监测。包括供给数量变化，外商进入到种子领域等的生产活动，便于了解生产的信息，尽可能避免供求失衡。经验表明，有时供给增加了，但是由于中间商囤积，有效供给却是减少了。所以，与其在出了问题后去限价，不如在价格上升之前，通过对供给信息监测进行调整。
其三，要建立一个自动预报、自动修复的监测预警系统。包括微观和宏观的活动、热钱入境、资本“走出去”。比如，有时流动正常，有时流动非常规，就应当通过这样的预警系统把常规与非常规裁定出来。如果央行、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农业部、海关等部门都建立这种信息监测并形成信息联通，就能够自动管理，科学避险，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问题积累到严重程度才去采取严厉措施。
(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瞭望》文章：转型应对机遇期
国际金融危机会带来发展和改革的双重机遇，危机催生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机遇也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两大机遇合力将推动我国发展方式深入转型，经济结构快速调整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在科学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所得出的重大判断，对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新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明确提出分2010年、2020年、2050年三个阶段逐步达到现代化目标的新“三步走”战略。
面对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从国际上来看，虽然后危机时代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大，但是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进行，和平、发展和合作的主题依然没有改变，第四次产业革命刚刚开始，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
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十一五”规划完美收官、“十二五”规划扬帆启航的交替之年。未来10年将是我国从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迈向第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金融危机为我国带来的危机倒逼机遇，将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而危机后的产业革命机遇也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新成就积累新优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握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遇、经济全球化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机遇、信息化机遇、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机遇等，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从国内看，过去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速在10%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
从国际来看，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分析显示：在2001-2008年间，中国在20国集团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经济波动系数最低，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形成了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模式”。
应该承认，这个基础上，我国在把握战略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比如：
一是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配合，重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我国在把握战略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利用市场的价值、供求和竞争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重视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弥补市场失灵，有效推进了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二是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改革与开放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一方面，改革为开放提供了制度环境，清除了障碍，促进了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则引进了先进的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经验和模式等，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和能源，并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内的体制改革，从而有效利用了机遇。
三是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并重，把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经济发展为保障民生奠定物质条件，而改善民生则为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条件、开辟新的空间和增加内生动力。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一方面，我国重视推动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使得我国能够平稳较快发展，有效把握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四是坚持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与培育自主创新竞争优势相结合，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我国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通过积极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世界工厂”，有效推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把握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同时，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意义，通过财税、金融、产业、人才等政策措施，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显著提升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抢抓发展机遇的能力。
新变局创造新机遇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将面临以下六大机遇，支撑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
一是人口城镇化创造巨大内需，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创造需求，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将会引爆中国巨大的内需，为我国创造巨大消费市场和投资空间。
二是发展低碳化创造绿色经济产业革命新机遇。绿色经济及新能源产业将引发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未来10年我国将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为我国企业创造巨大投资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有利于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三是产业高端化会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后危机时代，国际及国内市场面临着重新洗牌的过程，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将会重新组合，将为我国企业实现价值链高端化创造难得机遇。
四是企业信息化会大大提升经营效益。信息化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扩展营销网络和提高管理效率，同时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机遇。
五是经济服务化将拓展市场发展新空间。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未来经济逐渐迈向服务化。以商贸、旅游等为代表的消费性服务业，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以教育、医疗、社保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等，将为我国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同时有利于培育中产阶层，提升居民消费，扩大内需。
六是经营国际化为企业带来“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重机遇。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既可以走出去，收购、参股国外的品牌、渠道、专利、研发力量和原材料等国际资源，也面临着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转移良机。
除了以上城镇化、信息化等创造的发展机遇外，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危机倒逼机制为我国结构调整提供了改革机遇。
新转型推动新发展
在未来10年的战略机遇期，我国需要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以创新促发展、以转型谋机遇，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转变，以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扩大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实现经济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发展模式转型，推动经济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一方面，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力度，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分配结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善消费引导机制等途径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要通过拓展民间投资发展空间、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畅通民间投资融资渠道、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措施，激活民间投资，让民间投资接力政府公共投资。
二要依靠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从“高投入、高物耗、低技术、低工资”的低成本竞争战略转向“低物耗、低排放、高效益、高附加值”的低碳高端化竞争战略，实现企业从低劳动力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企业要通过培养自主创新的习惯、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合作创新机制、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重视关键技术的应用等途径，打造技术优势型核心竞争力；要通过调整企业战略、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治理结构、创新企业文化等举措，打造管理型核心竞争力。政府要加强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业创新的财税、金融、人才和法律制度体系来扶持企业自主创新，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虽然“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然而，中国在战略机遇期也要保持忧患意识，无论是从国内来看，还是从国外来看，忧患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对立统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瞭望》文章：和平发展的机遇期战略
在各种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战略举措中，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综合国力。提高综合国力是营造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关键举措，必须有清醒认识
当时光的年轮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战略环境。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战略环境，是构建和实施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的前提，也是我国未来十年健康与快速发展的前提。
战略环境仍对我有利
目前看，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仍然对我国发展有利。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美国是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认为，在2015-2020年左右不会出现一个对其世界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基于此，美国才在世界上纵横捭阖地采取行动，编织对其有利的战略体系，先后采取了武力干涉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内政、突袭伊拉克、发动科索沃战争等军事行动。对不同的对手，美国采取了打、拉等不同策略。如对中国采取的主要是打压的办法，制造了“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不断出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事件等。
“9·11事件”后，美国将关注重点放在“反恐”上，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美国在国际上的“反恐”行动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开始大为改观，中美军事关系也大为改善。中国迎来了有利于大发展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其中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经受住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考验，并于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筑起较为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并在世界事务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不断调整其国际称霸战略，先后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等，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的工作，计划2011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与俄罗斯签署了新的核裁军条约等。
从美国发布的诸多“报告”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动作看，美国已把其全球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从这些现象中，某些人士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开始担心。事实上，目前与未来的战略环境仍然是对我国发展有利的：
其一，美国与中国发展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二，中美军事关系正在深入发展，相互沟通、交流越来越广泛，彼此信任不断提高；其三，美国不可能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像北约一样的军事集团，源于亚太地区各国没有一个彼此一致的共同安全利益；其四，中国追求的是一个和平发展方针，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其五，未来10年内中国不可能发展到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实力，中国还不是美国最为担心的对其霸权构成直接威胁的现实因素。
同样，影响我国发展的内部战略环境仍然对我国发展有利。目前，中国政局稳定。这使中国政策保持连续性有了保证。中国政府正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影响发展的内部矛盾，保证了社会稳定。这种势头在未来十年内将会保持下去。这使中国继续抓住发展机遇有了内部支撑。
未来十年，相比国内因素，我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对我国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所在。
“不确定因素”或将增加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受到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制约。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年外部因素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正确认识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因素，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
中国发展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略环境当中。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环境将面临新的风险与困难。这些“不确定因素”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也是决策层制定发展战略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首先，美国已把其全球称霸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在这一信条推动下，美国开始将其称霸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主要是因为在世界其他大陆上，没有哪一个像亚太地区一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发挥出世界性影响。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以及东盟国家集团都对国际事务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也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
其中，中国是国际影响力提高最快的国家，综合实力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称霸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必将是美国亚太战略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将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缩小中国的影响，一个是规范中国的发展走向。如何“缩小”与“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将采取何种策略和办法？是我们未来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它可能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和当时的国际环境等因素而定，但需要关注其动向。
其二，日本、印度等一些“二线”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看到中国实力的提高，正对中国采取“措施”。在这些国家中，日本表现最为突出。去年，日本积极造势，不断制造紧张空气，为其出台新军事战略做铺垫。2010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这是一份指导日本未来军事走向的纲领性文件。新大纲提出，日本将把其防卫重点从北部转向西南，从本土向周边，防卫对象由俄罗斯转向朝鲜和中国。这是日本冷战后二十年采取的一个重大政策转变。实质上，日本将其军事重点主要指向了中国。
自核爆炸后，印度大力推进其“优势与扩展”战略，一直以中国为“靶子和借口”加速发展其军事实力，并在中印争议地区部署重兵。同时，印度有时还露骨地表达不情愿看到中国的实力影响。如在亚丁湾护航问题上，印度曾经提出印度担任中国在印度洋北部航线安全的任务。
不难看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的这些“二线”国家不会放松对中国发展的“关注”，这些国家在未来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何种策略具有不确定性。
其三，周边热点将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周边热点问题正成为全球聚焦的地点。其具有数量最多、热度最热、影响最深刻、解决难度大等特点。如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印边界领土争议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这些“热点”中的某些问题被国际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使中国的发展未来受到“热点”影响的势头可能有增无减。这些问题将是影响中国发展因素中最棘手的问题。哪一个“热点”何时会温度升高，具有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及利益攸关方国内政策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这些利益“纽结”问题。这些利益“纽结”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利于建立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促进我国发展。反之，我国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
延长战略机遇期
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实力的提高，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将会受到越来越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将会有不同的历史机遇；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不同领域将会有不同的战略机遇。就中国而言，在创造机遇与把握机遇过程中，总体上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取正确的政策，解决好与相关国家的利益关系。近代历史上，强国的崛起都是使用武力来解决国家与国家利益分配的，即通过军事手段确立起对其有利的利益分配原则。这种手段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形势下国家之间利益分配原则的确立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为强国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但是，如何确立中国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分配原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探索。这种探索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以及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所以，我们既要借鉴国际上已存在的利益分配原则，也要不断创立和倡导中国特色的利益分配原则。正如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和倡导一样，我们必须以创新的思维来建立中国的国家利益分配原则。
二是大力促进“中国形象”的树立工作。中国能否有一个和平发展环境，中国能否延长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形象的确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能否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一方面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表达。
中国的发展，如企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都已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形象也需要打破这一传统思维来树立起来。目前，国际舆论仍然为西方世界把持，中国的形象时不时被歪曲甚至污蔑。加大“中国形象”的表现力度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是加大提高国民素质的力度。正如现代军事发展已使“战术问题直接产生战略影响”一样，中国的国民素质也将越来越对中国能否有一个和平发展战略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人的素质可能对一个国家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加强国民素质，不仅要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也要提高国民的法律水平、道德水平等。未来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软实力的竞争。提高国民素质是搞好国家软实力竞争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同时，提高国民素质也是营造有利的和平发展战略环境所必须的一项要求。
当然，在各种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战略举措中，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综合国力。提高综合国力是营造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关键举措。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瞭望》文章：冷观对华“两论”新变调
展望未来5至10年，“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仍将长期并存、互有消长；由中西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西方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所决定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是近年西方涉华舆论的两大基调，2010年以来这“两论”又有新嬗变，西方妄图凭借“两论”左右中国走向，“后危机时代”中西互动仍然错综复杂。
综观之，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崛起与西方不振形成反差，中西磨合异常曲折，西方涉华舆论更加复杂，“中国威胁论”明显“反弹”，“中国责任论”相对“回落”。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其一，西方指责中国改变了对外行为方式，质疑乃至诋毁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鼓噪“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声称中国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自己，因而“不再韬光养晦”，转而寻求扩大“核心利益”的范围、“改变现状”。
美国智库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史文撰写《解读过于自信的中国》一文，指中国经济越来越成功、经济实力日益扩张，特别是在全球衰退之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据此认为全球重心从西方转到东方、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也随之衰落，西方认为中国有意对抗美国、寻求取代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责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误判国际形势，抛弃了“韬光养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主张“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革命”，强调中国想要“改变游戏规则”。
其二，“中国军事威胁论”向来是“中国威胁论”的“主力军”与“急先锋”，2010年以来又有了新的“杜撰”与“演绎”，其代表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卜大年，其一贯为美对台军售摇旗呐喊，近来大肆鼓吹“中国导弹威胁论”；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其“发明”的“空海一体战”源自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空地一体战”，声称足以突破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博尔顿，是主张凭借武力干涉与“民主改造”打造美国“单极霸权”的所谓“新保守派”骨干。
五角大楼201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堪称“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集大成”，指中国在实施“世界上最积极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计划”，中国的军事理念正从过去侧重保卫国家主权，演变为维护覆盖全球的经济利益，“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对比仍在朝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
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重点是所谓“中国海权威胁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称中国正在试图构建军力，在台湾周围海域甚至更远的范围阻断进出。
美、日还大肆炒作中国研发新式武器装备。美国推出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强调海洋、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地自由”受到“崛起大国”威胁；日本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明确以中国为“假想敌”，主张强化西南诸岛军力。美、日“合唱”“中国军事威胁论”，不仅企图掣肘中国军事现代化，而且也为自身军事与安全战略转型制造口实。
其三，“中国经济威胁论”。西方基于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大规模对外投资与“走出去”、独占鳌头的外汇储备等，不断炒作中国GDP的世界排名、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制造”导致了美国乃至新兴大国的贸易逆差、中国将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杠杆”、“中国需求”加剧了能源与资源的供不应求、“中国投资”危及“东道国”的“国家安全”，等等。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勃拉曼尼亚撰文“中国超过美国”，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4.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4.6万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质问“中国能‘和平’崛起吗？”指中国不久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与延续多个世纪的西方主导地位的终结，而权力更替将会引发重大摩擦。
其四，“中国网络威胁论”。互联网已成美国世界霸权的“关键”与新“制高点”，堪称其霸权的“神经触角”，美国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网络自由”的“守护神”、企图独占道义高地，另一方面将网络作为实施对外干涉与颠覆渗透的“利器”，同时还加速推进网络军事化与实战化，极力维护其“网络安全”。鼓吹“中国网络威胁论”的主要是美国军方、美国某些互联网高科技公司的高管，以及俨然以“网络自由女神”自居的希拉里国务卿等，其主要论调包括：中国大力开发“网络战”技术、中国严格监管互联网、中国“黑客”大肆入侵西方重要网站等。
其五，“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离不开其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以发展模式为核心的中国软实力增强，西方对此更为“关注”。
马丁·沃尔夫指崛起的中国属于“非西方”，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强调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认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自信，西方应构筑一个“以制衡中国为宗旨”的联盟，其成员应至少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印度等。
西方有“好事者”将中国模式冠名为“北京共识”，认为其不仅与宣扬“市场万能”与“民主自由”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而且还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美国智库尼克松中心高级研究员斯特凡·哈尔珀出版专著——《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强调将“经济自由”与“政治限制”相结合的“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包括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方式，认为这威胁了“西方模式”。
其六，“中国威胁亚太地区论”。美国反复炒作莫须有的中国“南海核心利益说”，极力利用、插手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在亚太地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诬蔑中国“胁迫”邻国、威胁“航行自由”、挑战美国的“亚太领导地位”，为其“重返亚太”施放烟幕弹；日本对中国海军穿越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正常训练大做文章，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倒打一耙、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大肆欺骗国际舆论，极力维护区域性海洋优势与非法的岛礁权益。为防范与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日还不时唱“双簧”，彼此相互利用、加固同盟关系。
“中国威胁论”的荒诞与蛮横
2010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花样迭出，既有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也有2010年的年度性与阶段性特点，与在此期间中西方发生的诸多摩擦有关。
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荒谬，美国著名战略学者托马斯·巴尼特在“美国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一文中直白地提出了10点原因，包括：把美国自己的问题(寅吃卯粮的财政赤字、贸易不平衡等)归罪于中国(人民币汇率等)；把中国看成“假想敌”与“挑战者”、自我限制对华高科技贸易；歧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台湾因素；“美国海军和空军需要中国才能生存下去”；“新保守派的美国‘一超’狂想依然盛行”，不仅防务开支要遥遥领先，而且要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且“就在中国的家门口”进行；盲目的对华恐惧；宁愿相信关于中国的传言也不愿正视现实。
这也有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西方普遍陷入危机之中，而中国仍然加速崛起、GDP等不断赶超西方大国，致使西方对华心态格外敏感复杂，优越感下降、危机感上升、焦虑感增加、“坏心眼”增多。
需要纠正指出的是，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是假，“中国被威胁论”才是真，西方利用其话语霸权，动辄归咎与嫁祸于中国。事实上，明明是美国等在威胁中国，但西方却一再炮制“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反咬一口，妄图混淆视听。
“中国责任论”显著弱化
“中国责任论”基调有二，一是强调中国已成世界大国，西方凭此压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目前还“不负责任”或“负责不够”，西方以此为“紧箍咒”，不时“敲打”中国，企图“规范”、“引导”乃至“误导”中国。
“中国威胁论”强调的是防范与遏制中国，而“中国责任论”更多地则是主张利用与借助中国、强调对华合作。“中国责任论”主要来自相对务实的美国行政当局，包括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十足的“两面派”)、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以及前政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
希拉里关于“21世纪中美关系前景”的演讲可谓是当前“中国责任论”的代表，她明确表示不同意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威胁，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具有“深刻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观”，但“合作比冲突能使双方都得到更大的益处”。希拉里还“动听地”说，“如果中美双方都能履行大国责任，我们未来的关系就会牢不可破。”“世界在期待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位独特的领导者。承担作为21世纪大国的义务将为中国带来更多机会，这意味着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遵守并帮助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责任论”的详细“菜单”包罗万象：中国应遵守与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及秩序；中国应在全球性挑战上发挥“特殊作用”，包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在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上“担担子”；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扩大内需以实现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在稀土出口、自主创新政策、外资企业待遇、开放中国市场等问题上承担义务；在“军事透明度”与地区安全问题上与西方大国合作。
如前所述，2010年以来“中国威胁论”的基调是指责中国“抛弃了韬光养晦”，而“中国责任论”的重点则是责难中国继续“韬光养晦”、不愿“有所作为”。西方一面批中国放弃“韬光养晦”、构成“威胁”；一面又批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拒绝承担“大国责任”，其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暴露的是西方的霸道、虚伪与自私。
从容应对“两论”噪音
透视2010年以来的西方对华“两论”消长，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门道”：
一是“中国威胁论”的比重要明显多于“中国责任论”，这与2010年中国加速崛起、西方继续衰退、中西磨合不畅以及中国周边“多事之秋”的特定时期有关。
二是反映了西方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加深，即防范戒备与利用借助双管齐下。
三是“两论”紧密关联、相互转换、“一体两面”，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侧重、并不矛盾，目的都是竭力限制中国崛起的影响、维护西方的国际体系主导权。
四是“两论”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逻辑”：从不或极少反思自己，一有问题就怪罪中国。
展望未来5至10年，西方对华“两论”仍将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即便出现新的论调，也大体是“两论”的“翻版”、“升级版”抑或“杂交”，此乃中西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西方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所决定。但不管未来“两论”如何演变，中国都将以最大的定力“走自己的路”，同时也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致力于与西方乃至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瞭望 作者: 编辑: 宋晓娟
解析新十年:缩小阶梯差距渡过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2月27日 02:15
本期《瞭望》封面。
21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10年已过，我们基本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跨越；但在未来10年中，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战略机遇，这些战略机遇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深刻变化？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战略挑战？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弄清并妥善处理好这些要素，至关重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一大的战略机遇期可以分解为三个子机遇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期，政治改革攻坚的机遇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机遇期。
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在2020年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将延续科学发展观，共享“和平红利”、“改革红利”、“机遇红利”，用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民生，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有序，显著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可以说，中国对世界文明可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并成功地实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崛起的中国模式。
未来世界，全球战略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军事高科技化等趋势明显加强。爆发世界大战的几率进一步降低，但世界并不太平。人类发展资源的有限性，霸权主义国家炮舰政策的强制性，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荆棘。
面对下一个十年，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可能性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事先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次，取决于有哪些干扰因素，和我们排除干扰因素的能力。从国内因素来看，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能否解决腐败问题至关重要；从两岸关系来看，能否维持和平发展的趋势，不为“台独”势力所干扰至关重要；从国际因素来看，能否破解“中国威胁论”和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围堵至关重要。
简言之，最大的外部挑战，是某些强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遏制和围堵；最大的内部威胁，是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等；最大的安全隐患，是分裂主义势力。对于这些挑战和问题若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将影响到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干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利益。
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存在，抓住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就可以上一个台阶，跟上时代的潮流；失之交臂，国家的整体实力就有可能落后一代到两代，在我国历史上曾有沉痛教训。对待战略机遇期，关键是一个“抓”字。毛泽东说，“机会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就要“抓落实”、“抓创新”，如果一味守成，无所作为，战略机遇期可能稍纵即逝，最终会变成战略高危期。
“抓”战略机遇期，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抓“硬实力”建设，又要抓“软实力”建设；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既要应对外部威胁，又要应对内部挑战。但是，重中之重，还是如小平同志所言，“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发展起来，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谁也奈何我们不得。”□(文/罗援，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
《瞭望》文章：新十年中国大棋局
“我们既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又要认清挑战、应对挑战、战胜挑战，随时准备应对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境外的，来自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以及自然界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胡锦涛
“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有可能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尽管近期对中国GDP超日的“批评”甚是激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讲出的这个“天文”数字，仍然令本刊记者猝不及防。这意味着，按目前的汇价，到2020年前后，中国GDP将相当于当期美国GDP总规模的水平，人均GDP由现在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提高到五分之一左右。
这位多次参与五年规划研究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经济学者，自信地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过去30年，中国GDP增长，最快三年半翻一番，最慢不到七年翻一番，“按照最慢速度翻番来算，2020年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是有可能的。”他解释，“这个规模扩大，主要不是单靠资源推动，而更多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多靠单位资源投入的货币价值增加，当然那时候的货币特别是美元和人民币等纸币会比现在明显贬值。”
然而，这一切要变为现实，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未来十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严重冲击和世情、国情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党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和部署，是否仍然正确和继续管用？”直白地说，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还能不能继续争取到良好国际环境？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了到20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十年完成了GDP翻两番，连续超越意英法德日成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国家，几近完美地抓住了第一个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尤其是“十一五”时期，被中共中央称为“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为第二个十年可持续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无论面对“承上启下”的“十二五”，还是面对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新十年，能不能在下一个十年营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终成败。
“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最高决策层对未来十年已作出了基本结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这个战略判断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认为，实际上，未来十年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办好两件事，一是国内稳定，二是中美关系，“我觉得时间在我们一边，关键是做好内功，把‘家庭作业’做好。”
长周期再续繁荣
“按照创新和技术革命周期的变化，下一个十年，中国还处在30～50年长周期的发展阶段。”陈东琪对未来的乐观，建立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尽管‘十三五’还要看经济结构变化和工业化情况，但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加快，‘十二五’还处于长周期繁荣发展期以内。”
“前3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估计未来十年年均经济增长会在8%以上，下降两个百分点左右。”他估计，“十二五”期间，还会有9%左右的增速，即使达到9%，也比“十一五”的11.5%下降2.5个百分点，“依据经济周期看，‘十二五’应该是上升期，‘十三五’可能是调整期。也就是说，后五年的增速会下降多一些。”
他的判断基础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动力仍然存在”，而且某些领域还甚为强劲。
其一，城市化继续快速推进。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47%。按照“十二五”期间每年0.8个百分点来算，增加4个百分点，到2015年前后会过半。城市化的进程会带来巨大的投资，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城市服务体系的建设，都会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他强调，“未来的城市发展并非单一的城市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通过轨道交通、城际铁路的联系，会促进城市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会加快，农民生活水平也会逐渐提高。比如农村公路、饮水设施、能源设施、电网设施、信息设施等都会加快建设。“三农问题的快速解决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升级。”
其二，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化。陈东琪认为，工业化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传统工业的产业度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技术进步加快；另一方面是中央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PC在城市的升级和在农村的普及、城乡高速网的建设、三网合一等都会强劲驱动经济发展。
其三，民营经济壮大。未来十年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发展的速度会加快。随着创业板的推出，再加上“新36条”的出台，将持续推动规模上已经超过“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上实现新突破。
其四，金融业快速发展。“这包括银行金融和非银行金融，也包括企业的金融活动和家庭的消费性金融活动。”陈东琪认为，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后，中国的金融产业的发展会迎来一个加速期，包括民间金融的发展和农村金融的发展。
其五，劳动力市场结构快速变化。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持元素。预计2011年-2020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毕业生6600万人以上，2020年全国高等教育人口接近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4%左右；另一方面，用工结构会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引导劳动力结构升级，高素质劳动力需求扩大，从事金融服务、中介服务、各种精神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就业人口规模会增加。
同时，“未来十年，世界经济也会进入新一轮十年周期。”陈东琪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同样开始进入了第四个十年周期，表现为美国经济从2009年的-2.4%快速转变为2010年的2.9%，世界经济也达到了3.8%，“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可能都是上升期。世界经济的真正调整应该会在新十年的后半期。”
“之所以作如此判断，一是应对金融危机投下的超强货币会带来超强的增长；二是调整政策已经为上升期积蓄了巨大能量；三是物价上涨较快是经济上升期的强烈信号；四是国际市场已发生显著变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CRB指数已大大超过危机前的高点，已经到600多，道琼斯指数距危机前最高点只差15%，美国的PMI(采购经理指数)接近60甚至伯南克也认为，美国经济复苏比预期的要好。”
他综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会在2010年的基础上持续3～5年，“将继续为我国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日本拉美覆辙难现
2004年8月，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徒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美国读完其先师莫瑞·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后，将美国1920年与当时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并预测，“中国的泡沫破灭将会在2008年～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基于我的奥运会时间点，我将崩溃确定在2009年。”
陈东琪随即公开回应，以《中国怎样在2008年前后避免经济大萧条》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以中美简单类比，表象相似，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它的政府干预力要比美、欧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强一些，而这正是避免萧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力量。”
之后，这场激烈的学术争辩以陈东琪胜出告终。他回顾说，“中国的确用强政府干预缩短了经济下滑时间，尽管这个超强干预的代价也很大，但避免了一场大萧条。”现在，类似的“崩溃论”又瞄准了新十年，比如“失去的十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等。
“至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出现‘失去的十年’，也不会出现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对这种只看表象不研究历史前提变化的“预测”，陈东琪不以为然，他提出了四条主要因素：人口大国，需求旺盛；人均收入较低，发展空间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力量很强；地方经济增长潜力大，地方政府发展欲望强。
就中国实际情况与日本和拉美国家，他比较分析说，日本人口少，生产率高，易形成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国内消费不足，只能出口，转为外汇储备；就拉美而言，也有人口瓶颈，更主要的是其产业体系比较残缺，没有中国这样齐备完整，“相对日本，中国人口多；相对拉美，中国产业体系具有优势，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再加上服务业发展存在空间，服务消费需求较大，中国内生增长性，尤其是消费的内生增长性非常强。”
在其看来，作为全球性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其人口优势和产业优势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强劲发展，创造了有史以来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竞争优势。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08年中国汽车制造产销超过900万辆，2010年就翻了一番超过1800万辆，2011年有望达到2300万辆。汽车产业不仅从生产角度以1:10的乘数效应带动经济总量增长，而且从消费角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健康均衡和可持续，是一条纵横中国制造业诸多领域的超级生产链和消费链。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住房消费领域。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目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26.65平方米，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这意味着未来十年，至少需要新增26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如果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和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将消费性住房变为房地产市场的主流，同样会爆发出持久的驱动力。
在陈东琪眼中，汽车、住房、家电、信息、旅游构成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连串“发动机”，“由于电力的供给能力提高，农村电网和‘三网合一’的建设加快，这些都促使农村家电消费和IT消费的快速增加。旅游方面，以前是市民旅游，未来是农民旅游加速，原来是省内旅游，未来会变成全国旅游、全球旅游。近年来，旅游业都是两位数增长。”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崩溃。”这位谙熟于从微观世界寻找趋势线索的宏观经济学者肯定地说，“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过多担忧和恐惧。”
如何坐稳“钓鱼台”
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讲话所言，“说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就没有挑战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多很复杂，但机遇依然大于挑战。”对这段话，郑必坚的解读颇为精彩，“从来就不存在‘一帆风顺’、‘吃现成饭’的所谓发展机遇。”因此，在其看来，中国未来十年的重大机遇期，要牢牢把握住，需要深刻理解认识三方面“变与不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判断。
其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变与不变。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的意义上说，乃是前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直接延续；而从我国将要在这一时期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这双重巨大变化的意义上，又可以说是新的更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他把这总结为一句话，“基本面不变，而又有新的重大发展。”
其二，机遇大于挑战之变与不变。郑必坚为本刊记者回溯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2001年，在世纪之交加入WTO的艰难突破，使我国从此全面进入世界市场体系，极大增强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成功应对美国遭遇的“9·11”事件，则又推动中美构建起新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2008年台海局势转危为安，把两岸关系引入和平发展新阶段；2008年到今天，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又与其他发展中大国一道，逐步进入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核心部位。
“经验表明，所谓机遇从来都是由成功应对一系列危机，实现对危机的转化而来。”他把这称作，“危机蕴涵机遇，化危机为机遇。”
其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变与不变。这位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首倡者告诉本刊记者，应充分估计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内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可以说，这一条本身就是构成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将继续获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
他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使人开窍”的现象，“现在不只是香港、澳门、台湾的众多民众在说，‘只要祖国好，大陆好，港澳台经济贸易发展前景就会好’；而且相当多的国际和地区经济体也在说，只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增大，他们同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其自身发展势头就会越来越好。这个事实生动表明，中国的国内大局如何深刻影响了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国际大局。”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不但是维护我们国内大局的基础，也是深刻影响国际大局的基础。”所以，中共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求全党“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郑必坚认为原因就在于此。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这一条作为党和国家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重要立足点。我们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也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也好，都要善于认识和把握这一条、用足和用好这一条。”在其看来，这就叫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美国因素
“是的，世界变了。”1月25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从教育、科研、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就业，四次反省美国现状。就职美国总统三年来，其国情咨文提及中国的次数逐年翻番，从2009年的轻描淡写，到2010年宣战式疾呼“我不接受美国沦为第二名”，再到2011年承认美国地位下滑的现实，折射了形势逼人下美国对华心态的微妙变化。
在张宇燕看来，未来十年，中国外部环境最大的机遇和挑战主要集中在美国，“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大局。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变数很多，但最关键的就是美国变数。”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美国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和领域；其二，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新兴大国。“对中国而言，把握好外部发展机遇，就要对美国行为有较为准确的判断。”
这位曾以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身份深入研究过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向本刊记者讲出了自己的担心，“新世纪以前的二十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虽说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情复杂，但总体上还没太把你当回事。新世纪头十年走过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形成对当今世界的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5～10年，西方世界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对中国采取行动。”
他将这些行为总结为“四化”：妖魔化中国、分化中国、西化中国和体系化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在贸易、环境、货币和投资等领域，把中国纳入它们制定的国际体系内。”为了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和面对的竞争形势，他特别提到了两篇文章，一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发表在去年11月底《华尔街日报》上题为《世界围绕中国旋转》的文章，二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11年第1期《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题为“ImperialbyDesign”的长文。
弗格森这位“G2”的发明者认为，中美在四方面面对着针锋相对的冲突：其一，工业制造。中国的崛起和苏联不一样，苏联从未在制造业上超过美国。但2009年，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工业总产值，中国都已超过美国；其二，人均收入增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均GDP最低仅为美国1/70，现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5，而且还在快速提升；其三，资源需求。仅2009年中国消耗的粗钢数量就是欧美日总和的两倍多。中国多消费就是西方国家少消费，资源问题成为零和博弈；其四，发展速度。美国为“离去的帝国(departingempire)”，中国是“到来的帝国(arrivingempire)”，一个迅速成长，一个慢慢衰落。两个国家要寻求一种稳定的关系，难度很大。
弗氏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冷战持续了四十多年，苏联从未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五百年来西方控制的终结。这一次，东方挑战者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都动真格了。北京现在可能还不是‘师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再是‘学徒’。”
“美国已经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判断更加直白。他在深刻检讨冷战后美国国家政策失误的“ImperialbyDesign”一文中，“惋惜”地哀叹：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政府曾意识到，美国未来几十年面对的最严重挑战很可能来自崛起中的中国当然，美国会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中国的崛起。然而主导全球的企图迫使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开战使得我们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如果人民共和国以过去三十年间的方式，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增长的话，它很有可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并尝试像美国领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亚洲。没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愿意接受这个结果，这意味着华盛顿会寻求遏制北京的战略，并阻止其成为地区霸主。”
“在抑制中国方面，美国必须扮演主要角色如果美国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预所弱化，它将更有能力来压制北京的野心未来的预算应当大规模向空军和海军倾斜，因为它们将是对付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
这位进攻型现实主义“鹰派”学者，以“布局帝国”的口吻提出重建针对中国的霸权优势：以离岸平衡战略，从外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中脱身，集中精力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压制潜在霸主。具体到东北亚，他说，美国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同时，尽可能让其他国家付出成本，“领导”印度、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以及越南，围堵中国。
逼出一个“利害共同体”
这份咄咄逼人的方案，至少在目前已多少超出了美国能力，甚至有损美国长远利益。张宇燕介绍说，“其实，美国自己也是一肚子苦衷。”且不说国内赤字、债务、养老、改革和移民等难题，在过去二十年纵横捭阖的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方面，美国也常常捉襟见肘。对美国能否玩得起这个大游戏，许多人已开始越来越怀疑。
做世界“老大”，美国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小布什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前官员告诉张宇燕，美国每年六七千亿美元军费，百分之七八十用于海外。“奥巴马仍然讲，美国不做老二，一方面是不想做，另一方面是做不了。”张宇燕解释说，“美国一旦成为老二，就会迅速地滑向老三、老四、老五因为一旦成为老二，那些支撑其霸主地位的关键因素，如国际分工优势，特别是美元霸权，就会一下子垮掉。这有点像苏联，一旦和美国争夺世界老大失败，想在老二位置上安稳地呆着，相当困难。”
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应该讲，美国也是顾虑重重，其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双输，同时双方都输不起。英国就是因为参与两次针对德国的世界大战，透支了国力而导致彻底衰落。对此，作为最终受益人的美国再清楚不过。“如果全力遏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自己拖垮了，暂且不论中国是否垮掉，同时其他竞争对手因此做大。这绝非美国愿看到的结局。”张宇燕说。
在货币问题上，按照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劳伦斯·萨默斯的说法，美中形成了一种确保相互摧毁的“金融恐怖平衡”。中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支持美元霸权，同时自己也从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中获得了发展。尽管最初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且是建立在双方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之上的，但这种平衡业已形成。现在，人们的担心是，随着国际格局快速变化，这种恐怖的平衡最后能持续多长时间？
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上，中美两国的互利性已成为常识，尽管竞争无所不在。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中国有限且有效的核打击力量，也是诱使或迫使中美两国把战略竞争限制在双边或多边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的原因。毕竟，中国具有核反击能力，可以有效避免核讹诈。
而在规则下博弈，最终的胜出者，还是劳动生产率相对多、社会稳定性强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已深入参与了全球经济分工，更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便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苏联最终被拖垮，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市场规模太小。
“从历史上看，美国处理主要威胁很有一套。”回顾美国一百多年来的霸权争夺，张宇燕认为美国干得的确精彩：与当年的“宿敌”英国的博弈，就是怎么处理老二的典型问题。
美国当时实力已经是第一。在“名未至，实已到”的情况下，它采用静观其变的方式，先让英国消耗于欧洲大陆的霸权竞争，后在“老大”筋疲力尽的时候，于战争后期用武力帮助英国打垮德国和日本，以“人类英雄”和“世界救星”的形象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霸主。
在随后的冷战中，美国用遏制处置苏联，即在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之上，通过经济上隔绝苏联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抑制其增长潜力，同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面竞争，最后把苏联“熬”垮。
“对今天的美国而言，如何处理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张宇燕看来，美国既不能像处理德国和日本那样斥诸武力，也难以像处理苏联那样用市场和效率拖垮对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在现实利益上的交集已经很大了。”甚至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大规模遏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压制一个强大对手所付出的人力和经济的代价可能极为高昂”。
张宇燕称自己隐隐约约感觉到，尽管不情愿，美国最终还是会不得不接纳一个崛起的中国，“按照美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想，尽管有文化隔阂，我个人觉得美国能够接受现实。这里，关键在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这个“自己的工作”，郑必坚的理解就是，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统筹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不断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益与利害共同体’。”也就是说，让不断发展和创造的现实，最终使美国认识到，中美利益多于分歧、中美合作胜于冲突。
布局中国
“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还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两件事。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些方面再想养晦也养不了了。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面临的西方国家‘四化’压力会越来越大。”不过，张宇燕认为，“也正是因为中国分量大了，许多时候西方奈何不了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小平同志讲，首先要‘稳住阵脚’。”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未来十年的外交重点，应聚焦于“离岸安全”和“全球角色”之上。“离岸安全”指的是，保护我国海外市场、大宗商品供应及国际投资安全；“全球角色”则涉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定位和功能。
按照张宇燕的设想，“中国的全球角色大致有三种：一是努力推动多极化，使中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最有分量的成员之一；二是在一个日益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组成的‘二元世界’里，通过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三是中美之间的有效协调。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十二字”策略：分散压力，边际改革，理性妥协。
他解释说，尽管许多国际规则或约束的矛头都直接指向中国，但其针对性总是涉及其他国家，“这自然为我们创造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机会，使我们受到的压力得到分解。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接受和参与，而非拒斥或全盘改造。”
“有条件接受和参与对发达国家更有利的秩序，并不意味着不去改变，而是在边际上逐步地改进。换言之，在建立新的、更公正和更合理的国际秩序过程中，我们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和‘积小胜成大胜’的耐心。”张宇燕举例说，“比如IMF的投票权，赢得3个百分点的意义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打开了制度改进的大门，拥有了继续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是事实，中国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同样是事实。”张宇燕认为，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的长远利益，为此，该让步时还得让步，“对于让步，有些人斥为投降，但明智的妥协在许多场合，是遵循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有时候，在不损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理性妥协而赢得和平发展的时间空间，和分散压力与边际改革一样，就是‘有所作为’。”
据张宇燕观察，金融危机后，尤其是看到应对危机中中国国力不降反升，西方开始重新认识和认真对待中国了，“我的基本看法是，虽然在建立互信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美两国终会发现，‘门当户对’者，唯有对方。”
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达到一种更加紧密的动态平衡。“现在，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让他想起了一句话，“要想维持现状，就必须有所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张宇燕希望期盼国家强盛并努力为之工作的国人，认真理解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中的这句话，“能不能始终牢牢抓住机遇、积极用好机遇，推动科学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瞭望》文章：释放中国活力
未来10年，中国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一个最好的制衡，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进程，获得更好的发展结果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未来10年确实面临难得的机遇，如何调整好经济发展的模式，抓住机遇实现更多的目标，这需要认真探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就中国未来10年战略机遇期的发展话题，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专访。
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黄孟复认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使中国GDP的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而且，从发展的态势来看，很可能会在比预想更短的时间内超过美国，“但经济总量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目标，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实际上是要求不仅在数量上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要实现质量的提高。”
在他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数量肯定不行，“但是量的盲目扩张和质的提高水平之慢，已经影响到后续发展。如何能够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注重效益和质量，这需要今后在抓住机遇期的时候考虑。”
在自身优势中寻找动力
《瞭望》：中央提出的20年战略机遇期已过半，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主要的优势和动力是什么？
黄孟复：抓住机遇期，首先是要渡过“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多美元，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10000美元之间时，都停滞不前，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弱，甚至至今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不过，虽然影响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借助中国自身条件，要实现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而真正实现未来发展的目标，中国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其一，继续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从很多国家的情况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当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民的要求会更高，这时就出现了政治动荡，民生的诉求超过了经济发展的诉求。当人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各种矛盾就暴露出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但是，中国找到了一条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在今后的这些年内，要继续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选举制度，这个在很多的国家都有。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
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和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明显有它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把选举和协商结合在一起。中国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道坎，这个体制需要不断巩固。可以说，模式已经很好，但在执行方面还亟待进一步强化和加强，以更好地发挥作用。随着后面改革进程的加速，在这个框架之下，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其二，缩小经济阶梯之间的差距，释放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多量大，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都存在着差异，发展相对不平衡，收入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阶梯。这些差距和阶梯，可以转化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如果地区之间都同质化了，就很难再发展了。沿着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一些小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知道怎么发展了，缺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虽然居于世界第二，但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经济总量的优势可以让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集中全国13亿多人口的力量来办大事，但是我们又有不断发展的阶梯动力来保障发展的可持续。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把阶梯作为未来的动力，就是要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而不是把差距和阶梯变成矛盾而爆发。所以，未来10年，中国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一个最好的制衡，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和加快改革进程，获得更好的发展结果。
扩大发展话语权
《瞭望》：在全球政治经济变革大背景下，如何理解和把握战略机遇期带来的发展契机？
黄孟复：从国际角度来看，机遇优势非常明显。首先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现在，一谈到经济，就离不开中国；一谈到国际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这样的趋势在今后会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应该被更多人接受，中国决不会侵略别国的一寸土地。我们不像西方列强，过去西方国家强大起来就强占殖民地，一些甚至到现在都不肯放。一些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说三道四，中国在四百年前崛起的时候有到处侵略吗？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当然要考虑造航空母舰、要发展海军、要发展第四代战机，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做的事情。其实，西方在几十年前已经做了。现在，中国还没动，“中国威胁论”就出来了。这些事情要做细致的解释工作，中国国力的强大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中国不是挑衅者，中国的合法权益不主张通过武力来解决，但是必须拥有保卫自己权益的能力。
在索马里海域护航，中国海军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军舰不仅保护本国的商船，对其他国家的商船也都进行保护。而且，中国的部队参加世界维和部队作出了很多贡献，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持续稳定的，现在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的武力不是用来抢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外，中国经济进一步加速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努力缩小贸易顺差，但是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趋势的变化，不完全由中国决定，世界各国是相互配合、密切关联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实行种种限制，强求平衡，这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对东南亚贸易是赤字，对欧美是盈余。所以中国的发展，东盟国家都持赞成态度。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金融政策也对世界经济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中国有利的地方在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比较高速的发展，需要借助这一时期扩大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破解资源内需难题
《瞭望》：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分析，我们未来5～10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又如何应对？
黄孟复：在看到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未来发展的制约。中国加入WTO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了高速发展，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国家政策不断依据形势调整，获得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些对于过去是机遇，但对于未来可能成为新的困难。
现在，不仅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采取种种贸易保护来限制中国既有的发展模式。从自身来看，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会在未来10年被放大，这将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发展模式的改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出口量和质的关系将发生很大变化。将来进出口都会增加，相对来讲，进口量比出口量增加得更快。当中国经济规模的基数变大以后，世界的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会加大，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世界的大宗原材料。中国并不是世界上资源量最丰富的国家，许多资源的储量有限，却是世界上输出量最大的国家，中国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会进一步加大。
以后还想继续保持出口、进口增长，那么出口增长要依赖于进口。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应该减少资源性产品的出口，进口原材料应主要满足国内发展需求，而向世界供应的东西应该是中国的特色产品。未来的出口不能是简单加工，而是把原材料变成一种高附加值的东西。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品牌产品的出口是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必须要做到的。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看，包括日本等都在国外掌握相当多的资源，而不是完全受制于人。现在，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也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资源掌握在国家或企业手里。在国际化的战略里，中国应该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保障。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没有抓住机遇。现在，既然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资源方面，中国应该有相对的控制能力，现在也有条件这么做。比如，在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上争取发言权，创造经济发展的未来条件。
二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转向内需。尽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还要继续增长，但今后的发展决不能寄希望于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继续走这样的路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扩大内需是今后发展最大的潜力，而且也是正确的、不得已的、必须的、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已经很强大了，GDP总量、财政收入等都接近强国的标准，但是从富民的角度来看，那就差距很大。所谓振兴中华，那就是民富国强。今后的发展目标取向，必须要继续做强国家，更大程度地富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扩大内需在经济中的作用面临很大的困难。内需分为两块，一块是投资，另一块是消费。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比较担忧的是投资继续高速增长，而消费仍然不能起到经济发展主动力的作用。美国仅仅3亿多人口，但美国人的消费决定世界经济的走向。而中国13亿多人口，消费水平很低，甚至对国内经济的增长拉动都不能支撑。
现在，地方政府投资的愿望非常强烈，中央想刺激消费，但是手段不行。没有13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的改善，就不可能有13亿人比较大的消费。“十二五”期间，我认为最低工资可能翻番，最低工资翻番以后，实际工资即便不翻番，也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
如果工资水平增长这么快，物价不涨是不可能的，政府如果硬用行政的手段不让它涨，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更惨重，后面可能就是恶性循环；要把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释放出来，物价上涨肯定会成为“十二五”的一个趋势。
另外，包括电、水、气等能源的价格，以前都是国家控制，居民用电部分企业实际上都是亏损的。从节能和减排的效果来看的话，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能源、资源价格上涨的大趋势老百姓应该承受，但要求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而不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既要把通胀压力释放出来，又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收入的增长就要远高于通货膨胀。这样，在通货膨胀之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而不是通货膨胀以后，相当一部分人生活质量下降。应该是高于两倍以上，通货膨胀增长了4%，收入起码要增长10%，另外通货膨胀增长4%～5%，经济的发展也要一倍于通货膨胀，所以经济发展要保持在9%～10%的速度。
释放民间力量
《瞭望》：新36条的出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未来的发展中，您认为应该如何调动民间力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支撑力？
黄孟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以前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民营经济先是被限制，后来作为补充，现在已经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所有制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是越来越好，未来还要继续维持这种所有制的变化趋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可称为老百姓的经济，政府负责收税和管理。除非是不得不办的企业和没人去办的企业，才交由政府去办。合理的费和法定的税，这是政府的目标，不管谁来办企业，政府按法收税，按规定来收费，为什么要政府办企业呢？我们要让创造性非常强的民间资本来活跃经济，政府要办的企业必须要限制在一个框框之内，这个框框不能太大，大了之后就会通过经济结构影响到经济发展。
在未来战略机遇期，应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毫不动摇地发展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应有正确的认识，不是说要把国有企业都拿掉，但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国有企业要跟国际上的一些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竞争，如果老是跟民营企业来抢地盘就没意思，中国人办的企业和中国政府办的企业竞争，这从道理上也讲不通。同时，民营企业不愿意做，但是社会上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国有企业就应该啃骨头，而不是哪儿有油水就往哪儿奔。
《瞭望》：您提到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保持趋势，那有没有具体的目标，达到什么样的状况？
黄孟复：依据全国工商联的分析，国有经济大概占了GDP的30%，外资经济是12%～13%，民营经济占到百分之五十多，民营经济的发展快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在GDP中的变化，民营经济比重每年增加1%～1.5%。从比例看，外资和国企要下降，这是正确的方向，要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中国的老百姓来发展，要相信13亿人的创造能力，要让中国老百姓自己来决定怎么办企业，办什么企业，政府只能从政策上引导。
前一段时间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在有些行业里，国有经济兼并民营经济，这种势头不能成为主流。主流还应该是发展民营经济，国有经济还是要从竞争性行业有序地退出。现在有些国企认为，竞争行业很好，为什么要退出？现在好并不等于几年以后还继续好。要留出更大的空间给民间，政府必须要管理的事情，千万不能留下破摊子。
现在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什么都管，什么都要参与。目前的情况，也确实是政府不管就没人管。但为什么不培育市场的中介机构呢？事情可以交给中介机构管理，政府对其进行监管。比如阜阳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工商等很多部门去查，实际上成立一个奶粉协会不就行了吗？奶粉协会里大家都知根知底，谁做了违规的事，大家都明白，自身就能相互监督。三聚氰胺也一样，如果动用协会的力量先自查，奶制品企业之间相互监督，既能保证有效性，又具有长期性。让行业协会去查，那就容易得多。要让政府去查，肯定难得多。
政府管理的模式，应该更多依靠民间的力量，这也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方向。现在，政府机构还在说人不够，要增加经费。政府就应该管它必须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交给中介机构去管。当然，中介机构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中介机构不行，那就对其进行改造和规范，提高其管理水平，这样不用太长的时间，其就能真正发挥作用了。所有事情政府从头包到底，不把管理权限下放，那政府不就越来越大吗？□
《瞭望》文章：宏观调控的未来对策
未来十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具体要做好三件事情：
其一，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管理和微观活动的所有方面。政府需要转变职能，要在尽可能管得少的情况下，提高管理效率，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经济发展既需要“看得见的手”也需要“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手”不能替代“看不见的手”，越位、错位、缺位都不行。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基本稳定、实现有效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四大目标。
其二，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既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又有利于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比如，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活动长期缺乏监管。中国应该吸取教训，加快金融创新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在通货膨胀方面，需要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管理。不能通胀高了，搞一个高的目标；低了，搞一个低的目标，还要有一个动态均衡的目标。可以借鉴欧洲经验，建立一个五年、3%的长期动态均衡目标。有这个目标后，央行操作货币政策就会有一个标杆，不会出现大的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
在地方融资平台方面，防止地方平台产生的债务风险，也需要建立一个机制。应该建立一个在获取公共投资信贷时，既有评估，也有约束，还应当有抵押。而且应该监测其在信贷履约期的活动。目前比较担心的是地方平台由于繁荣期，无度地扩张公共投资，然后一旦经济减速，还款到期，就可能出现严重违约率。
在价格方面，应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活动进行监测。包括供给数量变化，外商进入到种子领域等的生产活动，便于了解生产的信息，尽可能避免供求失衡。经验表明，有时供给增加了，但是由于中间商囤积，有效供给却是减少了。所以，与其在出了问题后去限价，不如在价格上升之前，通过对供给信息监测进行调整。
其三，要建立一个自动预报、自动修复的监测预警系统。包括微观和宏观的活动、热钱入境、资本“走出去”。比如，有时流动正常，有时流动非常规，就应当通过这样的预警系统把常规与非常规裁定出来。如果央行、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农业部、海关等部门都建立这种信息监测并形成信息联通，就能够自动管理，科学避险，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问题积累到严重程度才去采取严厉措施。
(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瞭望》文章：转型应对机遇期
国际金融危机会带来发展和改革的双重机遇，危机催生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机遇也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两大机遇合力将推动我国发展方式深入转型，经济结构快速调整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在科学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所得出的重大判断，对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新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明确提出分2010年、2020年、2050年三个阶段逐步达到现代化目标的新“三步走”战略。
面对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从国际上来看，虽然后危机时代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大，但是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进行，和平、发展和合作的主题依然没有改变，第四次产业革命刚刚开始，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
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十一五”规划完美收官、“十二五”规划扬帆启航的交替之年。未来10年将是我国从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迈向第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金融危机为我国带来的危机倒逼机遇，将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而危机后的产业革命机遇也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新成就积累新优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握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遇、经济全球化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机遇、信息化机遇、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机遇等，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从国内看，过去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速在10%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
从国际来看，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分析显示：在2001-2008年间，中国在20国集团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经济波动系数最低，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形成了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模式”。
应该承认，这个基础上，我国在把握战略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比如：
一是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配合，重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我国在把握战略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利用市场的价值、供求和竞争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重视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弥补市场失灵，有效推进了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二是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改革与开放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一方面，改革为开放提供了制度环境，清除了障碍，促进了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则引进了先进的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经验和模式等，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和能源，并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内的体制改革，从而有效利用了机遇。
三是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并重，把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经济发展为保障民生奠定物质条件，而改善民生则为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条件、开辟新的空间和增加内生动力。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一方面，我国重视推动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使得我国能够平稳较快发展，有效把握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四是坚持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与培育自主创新竞争优势相结合，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我国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通过积极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世界工厂”，有效推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把握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同时，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意义，通过财税、金融、产业、人才等政策措施，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显著提升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抢抓发展机遇的能力。
新变局创造新机遇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将面临以下六大机遇，支撑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
一是人口城镇化创造巨大内需，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创造需求，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将会引爆中国巨大的内需，为我国创造巨大消费市场和投资空间。
二是发展低碳化创造绿色经济产业革命新机遇。绿色经济及新能源产业将引发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未来10年我国将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为我国企业创造巨大投资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有利于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三是产业高端化会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后危机时代，国际及国内市场面临着重新洗牌的过程，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将会重新组合，将为我国企业实现价值链高端化创造难得机遇。
四是企业信息化会大大提升经营效益。信息化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扩展营销网络和提高管理效率，同时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机遇。
五是经济服务化将拓展市场发展新空间。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未来经济逐渐迈向服务化。以商贸、旅游等为代表的消费性服务业，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以教育、医疗、社保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等，将为我国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同时有利于培育中产阶层，提升居民消费，扩大内需。
六是经营国际化为企业带来“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重机遇。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既可以走出去，收购、参股国外的品牌、渠道、专利、研发力量和原材料等国际资源，也面临着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转移良机。
除了以上城镇化、信息化等创造的发展机遇外，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危机倒逼机制为我国结构调整提供了改革机遇。
新转型推动新发展
在未来10年的战略机遇期，我国需要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以创新促发展、以转型谋机遇，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转变，以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扩大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实现经济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发展模式转型，推动经济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一方面，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力度，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分配结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善消费引导机制等途径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要通过拓展民间投资发展空间、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畅通民间投资融资渠道、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措施，激活民间投资，让民间投资接力政府公共投资。
二要依靠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从“高投入、高物耗、低技术、低工资”的低成本竞争战略转向“低物耗、低排放、高效益、高附加值”的低碳高端化竞争战略，实现企业从低劳动力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企业要通过培养自主创新的习惯、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合作创新机制、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重视关键技术的应用等途径，打造技术优势型核心竞争力；要通过调整企业战略、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治理结构、创新企业文化等举措，打造管理型核心竞争力。政府要加强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业创新的财税、金融、人才和法律制度体系来扶持企业自主创新，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虽然“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然而，中国在战略机遇期也要保持忧患意识，无论是从国内来看，还是从国外来看，忧患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对立统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瞭望》文章：和平发展的机遇期战略
在各种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战略举措中，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综合国力。提高综合国力是营造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关键举措，必须有清醒认识
当时光的年轮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战略环境。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战略环境，是构建和实施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的前提，也是我国未来十年健康与快速发展的前提。
战略环境仍对我有利
目前看，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仍然对我国发展有利。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美国是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认为，在2015-2020年左右不会出现一个对其世界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基于此，美国才在世界上纵横捭阖地采取行动，编织对其有利的战略体系，先后采取了武力干涉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内政、突袭伊拉克、发动科索沃战争等军事行动。对不同的对手，美国采取了打、拉等不同策略。如对中国采取的主要是打压的办法，制造了“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不断出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事件等。
“9·11事件”后，美国将关注重点放在“反恐”上，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美国在国际上的“反恐”行动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开始大为改观，中美军事关系也大为改善。中国迎来了有利于大发展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其中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经受住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考验，并于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筑起较为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并在世界事务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不断调整其国际称霸战略，先后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等，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的工作，计划2011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与俄罗斯签署了新的核裁军条约等。
从美国发布的诸多“报告”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动作看，美国已把其全球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从这些现象中，某些人士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开始担心。事实上，目前与未来的战略环境仍然是对我国发展有利的：
其一，美国与中国发展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二，中美军事关系正在深入发展，相互沟通、交流越来越广泛，彼此信任不断提高；其三，美国不可能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像北约一样的军事集团，源于亚太地区各国没有一个彼此一致的共同安全利益；其四，中国追求的是一个和平发展方针，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其五，未来10年内中国不可能发展到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实力，中国还不是美国最为担心的对其霸权构成直接威胁的现实因素。
同样，影响我国发展的内部战略环境仍然对我国发展有利。目前，中国政局稳定。这使中国政策保持连续性有了保证。中国政府正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影响发展的内部矛盾，保证了社会稳定。这种势头在未来十年内将会保持下去。这使中国继续抓住发展机遇有了内部支撑。
未来十年，相比国内因素，我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对我国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所在。
“不确定因素”或将增加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受到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制约。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年外部因素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正确认识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因素，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
中国发展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略环境当中。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环境将面临新的风险与困难。这些“不确定因素”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也是决策层制定发展战略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首先，美国已把其全球称霸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在这一信条推动下，美国开始将其称霸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主要是因为在世界其他大陆上，没有哪一个像亚太地区一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发挥出世界性影响。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以及东盟国家集团都对国际事务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也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
其中，中国是国际影响力提高最快的国家，综合实力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称霸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必将是美国亚太战略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将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缩小中国的影响，一个是规范中国的发展走向。如何“缩小”与“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将采取何种策略和办法？是我们未来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它可能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和当时的国际环境等因素而定，但需要关注其动向。
其二，日本、印度等一些“二线”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看到中国实力的提高，正对中国采取“措施”。在这些国家中，日本表现最为突出。去年，日本积极造势，不断制造紧张空气，为其出台新军事战略做铺垫。2010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这是一份指导日本未来军事走向的纲领性文件。新大纲提出，日本将把其防卫重点从北部转向西南，从本土向周边，防卫对象由俄罗斯转向朝鲜和中国。这是日本冷战后二十年采取的一个重大政策转变。实质上，日本将其军事重点主要指向了中国。
自核爆炸后，印度大力推进其“优势与扩展”战略，一直以中国为“靶子和借口”加速发展其军事实力，并在中印争议地区部署重兵。同时，印度有时还露骨地表达不情愿看到中国的实力影响。如在亚丁湾护航问题上，印度曾经提出印度担任中国在印度洋北部航线安全的任务。
不难看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的这些“二线”国家不会放松对中国发展的“关注”，这些国家在未来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何种策略具有不确定性。
其三，周边热点将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周边热点问题正成为全球聚焦的地点。其具有数量最多、热度最热、影响最深刻、解决难度大等特点。如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印边界领土争议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这些“热点”中的某些问题被国际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使中国的发展未来受到“热点”影响的势头可能有增无减。这些问题将是影响中国发展因素中最棘手的问题。哪一个“热点”何时会温度升高，具有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及利益攸关方国内政策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这些利益“纽结”问题。这些利益“纽结”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利于建立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促进我国发展。反之，我国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
延长战略机遇期
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实力的提高，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将会受到越来越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将会有不同的历史机遇；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不同领域将会有不同的战略机遇。就中国而言，在创造机遇与把握机遇过程中，总体上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取正确的政策，解决好与相关国家的利益关系。近代历史上，强国的崛起都是使用武力来解决国家与国家利益分配的，即通过军事手段确立起对其有利的利益分配原则。这种手段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形势下国家之间利益分配原则的确立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为强国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但是，如何确立中国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分配原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探索。这种探索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以及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所以，我们既要借鉴国际上已存在的利益分配原则，也要不断创立和倡导中国特色的利益分配原则。正如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和倡导一样，我们必须以创新的思维来建立中国的国家利益分配原则。
二是大力促进“中国形象”的树立工作。中国能否有一个和平发展环境，中国能否延长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形象的确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能否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一方面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表达。
中国的发展，如企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都已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形象也需要打破这一传统思维来树立起来。目前，国际舆论仍然为西方世界把持，中国的形象时不时被歪曲甚至污蔑。加大“中国形象”的表现力度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是加大提高国民素质的力度。正如现代军事发展已使“战术问题直接产生战略影响”一样，中国的国民素质也将越来越对中国能否有一个和平发展战略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人的素质可能对一个国家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加强国民素质，不仅要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也要提高国民的法律水平、道德水平等。未来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软实力的竞争。提高国民素质是搞好国家软实力竞争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同时，提高国民素质也是营造有利的和平发展战略环境所必须的一项要求。
当然，在各种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战略举措中，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综合国力。提高综合国力是营造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关键举措。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瞭望》文章：冷观对华“两论”新变调
展望未来5至10年，“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仍将长期并存、互有消长；由中西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西方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所决定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是近年西方涉华舆论的两大基调，2010年以来这“两论”又有新嬗变，西方妄图凭借“两论”左右中国走向，“后危机时代”中西互动仍然错综复杂。
综观之，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崛起与西方不振形成反差，中西磨合异常曲折，西方涉华舆论更加复杂，“中国威胁论”明显“反弹”，“中国责任论”相对“回落”。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其一，西方指责中国改变了对外行为方式，质疑乃至诋毁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鼓噪“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声称中国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自己，因而“不再韬光养晦”，转而寻求扩大“核心利益”的范围、“改变现状”。
美国智库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史文撰写《解读过于自信的中国》一文，指中国经济越来越成功、经济实力日益扩张，特别是在全球衰退之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据此认为全球重心从西方转到东方、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也随之衰落，西方认为中国有意对抗美国、寻求取代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责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误判国际形势，抛弃了“韬光养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主张“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革命”，强调中国想要“改变游戏规则”。
其二，“中国军事威胁论”向来是“中国威胁论”的“主力军”与“急先锋”，2010年以来又有了新的“杜撰”与“演绎”，其代表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卜大年，其一贯为美对台军售摇旗呐喊，近来大肆鼓吹“中国导弹威胁论”；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其“发明”的“空海一体战”源自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空地一体战”，声称足以突破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博尔顿，是主张凭借武力干涉与“民主改造”打造美国“单极霸权”的所谓“新保守派”骨干。
五角大楼201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堪称“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集大成”，指中国在实施“世界上最积极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计划”，中国的军事理念正从过去侧重保卫国家主权，演变为维护覆盖全球的经济利益，“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对比仍在朝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
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重点是所谓“中国海权威胁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称中国正在试图构建军力，在台湾周围海域甚至更远的范围阻断进出。
美、日还大肆炒作中国研发新式武器装备。美国推出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强调海洋、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地自由”受到“崛起大国”威胁；日本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明确以中国为“假想敌”，主张强化西南诸岛军力。美、日“合唱”“中国军事威胁论”，不仅企图掣肘中国军事现代化，而且也为自身军事与安全战略转型制造口实。
其三，“中国经济威胁论”。西方基于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大规模对外投资与“走出去”、独占鳌头的外汇储备等，不断炒作中国GDP的世界排名、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制造”导致了美国乃至新兴大国的贸易逆差、中国将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杠杆”、“中国需求”加剧了能源与资源的供不应求、“中国投资”危及“东道国”的“国家安全”，等等。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勃拉曼尼亚撰文“中国超过美国”，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4.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4.6万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质问“中国能‘和平’崛起吗？”指中国不久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与延续多个世纪的西方主导地位的终结，而权力更替将会引发重大摩擦。
其四，“中国网络威胁论”。互联网已成美国世界霸权的“关键”与新“制高点”，堪称其霸权的“神经触角”，美国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网络自由”的“守护神”、企图独占道义高地，另一方面将网络作为实施对外干涉与颠覆渗透的“利器”，同时还加速推进网络军事化与实战化，极力维护其“网络安全”。鼓吹“中国网络威胁论”的主要是美国军方、美国某些互联网高科技公司的高管，以及俨然以“网络自由女神”自居的希拉里国务卿等，其主要论调包括：中国大力开发“网络战”技术、中国严格监管互联网、中国“黑客”大肆入侵西方重要网站等。
其五，“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离不开其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以发展模式为核心的中国软实力增强，西方对此更为“关注”。
马丁·沃尔夫指崛起的中国属于“非西方”，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强调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认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自信，西方应构筑一个“以制衡中国为宗旨”的联盟，其成员应至少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印度等。
西方有“好事者”将中国模式冠名为“北京共识”，认为其不仅与宣扬“市场万能”与“民主自由”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而且还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美国智库尼克松中心高级研究员斯特凡·哈尔珀出版专著——《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强调将“经济自由”与“政治限制”相结合的“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包括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方式，认为这威胁了“西方模式”。
其六，“中国威胁亚太地区论”。美国反复炒作莫须有的中国“南海核心利益说”，极力利用、插手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在亚太地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诬蔑中国“胁迫”邻国、威胁“航行自由”、挑战美国的“亚太领导地位”，为其“重返亚太”施放烟幕弹；日本对中国海军穿越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正常训练大做文章，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倒打一耙、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大肆欺骗国际舆论，极力维护区域性海洋优势与非法的岛礁权益。为防范与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日还不时唱“双簧”，彼此相互利用、加固同盟关系。
“中国威胁论”的荒诞与蛮横
2010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花样迭出，既有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也有2010年的年度性与阶段性特点，与在此期间中西方发生的诸多摩擦有关。
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荒谬，美国著名战略学者托马斯·巴尼特在“美国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一文中直白地提出了10点原因，包括：把美国自己的问题(寅吃卯粮的财政赤字、贸易不平衡等)归罪于中国(人民币汇率等)；把中国看成“假想敌”与“挑战者”、自我限制对华高科技贸易；歧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台湾因素；“美国海军和空军需要中国才能生存下去”；“新保守派的美国‘一超’狂想依然盛行”，不仅防务开支要遥遥领先，而且要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且“就在中国的家门口”进行；盲目的对华恐惧；宁愿相信关于中国的传言也不愿正视现实。
这也有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西方普遍陷入危机之中，而中国仍然加速崛起、GDP等不断赶超西方大国，致使西方对华心态格外敏感复杂，优越感下降、危机感上升、焦虑感增加、“坏心眼”增多。
需要纠正指出的是，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是假，“中国被威胁论”才是真，西方利用其话语霸权，动辄归咎与嫁祸于中国。事实上，明明是美国等在威胁中国，但西方却一再炮制“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反咬一口，妄图混淆视听。
“中国责任论”显著弱化
“中国责任论”基调有二，一是强调中国已成世界大国，西方凭此压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目前还“不负责任”或“负责不够”，西方以此为“紧箍咒”，不时“敲打”中国，企图“规范”、“引导”乃至“误导”中国。
“中国威胁论”强调的是防范与遏制中国，而“中国责任论”更多地则是主张利用与借助中国、强调对华合作。“中国责任论”主要来自相对务实的美国行政当局，包括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十足的“两面派”)、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以及前政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
希拉里关于“21世纪中美关系前景”的演讲可谓是当前“中国责任论”的代表，她明确表示不同意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威胁，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具有“深刻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观”，但“合作比冲突能使双方都得到更大的益处”。希拉里还“动听地”说，“如果中美双方都能履行大国责任，我们未来的关系就会牢不可破。”“世界在期待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位独特的领导者。承担作为21世纪大国的义务将为中国带来更多机会，这意味着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遵守并帮助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责任论”的详细“菜单”包罗万象：中国应遵守与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及秩序；中国应在全球性挑战上发挥“特殊作用”，包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在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上“担担子”；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扩大内需以实现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在稀土出口、自主创新政策、外资企业待遇、开放中国市场等问题上承担义务；在“军事透明度”与地区安全问题上与西方大国合作。
如前所述，2010年以来“中国威胁论”的基调是指责中国“抛弃了韬光养晦”，而“中国责任论”的重点则是责难中国继续“韬光养晦”、不愿“有所作为”。西方一面批中国放弃“韬光养晦”、构成“威胁”；一面又批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拒绝承担“大国责任”，其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暴露的是西方的霸道、虚伪与自私。
从容应对“两论”噪音
透视2010年以来的西方对华“两论”消长，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门道”：
一是“中国威胁论”的比重要明显多于“中国责任论”，这与2010年中国加速崛起、西方继续衰退、中西磨合不畅以及中国周边“多事之秋”的特定时期有关。
二是反映了西方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加深，即防范戒备与利用借助双管齐下。
三是“两论”紧密关联、相互转换、“一体两面”，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侧重、并不矛盾，目的都是竭力限制中国崛起的影响、维护西方的国际体系主导权。
四是“两论”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逻辑”：从不或极少反思自己，一有问题就怪罪中国。
展望未来5至10年，西方对华“两论”仍将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即便出现新的论调，也大体是“两论”的“翻版”、“升级版”抑或“杂交”，此乃中西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西方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所决定。但不管未来“两论”如何演变，中国都将以最大的定力“走自己的路”，同时也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致力于与西方乃至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瞭望 作者: 编辑: 宋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