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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琏：一个献身革命的圣洁的女人的悲剧
川流不息 @ 2009-09-21 17:01
《红岩儿女》第三部Ⅲ—03
跨进革命的“门槛”以后
——陈琏，一个献身革命的圣洁的女人的悲剧
〖《红岩儿女》编者按〗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在抗日战争初期，她就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了共产党。她是多么珍视《门槛》这首散文诗呵，在加入共产党那一天把它工整地抄录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以后总是随身不离。在准备献身誓死不归的斗争的时候，还再抄一份留给她寄予希望和深情的同学姊妹们。散文诗里设想的跨进“门槛”后可能遇到的种种苦难，她几乎每一种都尝受了，不同的只是至死也没有“不再相信”当初跨进“门槛”的时候“信仰的东西”。她对她献身的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忠诚。可是，“反右派”夺去了她的美好姻缘，“文革”夺去了她的生命。
“浩劫”终于过去，冤案终于平反。胡耀邦同志提笔为纪念陈琏写下八个大字：“家庭叛逆，女中英豪。”这里说的家庭，当然是指她出生的那个专制营垒中的家庭。
我看见一所大厦。
正墙一道狭窄的门敞开着；门外，阴沉的浓雾一片迷蒙。在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一个俄罗斯姑娘。
那咫尺莫辨的浓雾里，寒流滚动；同时，随着冰冷的气流，从大厦里传来了缓慢的，喑哑的声音。
—— 呵，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是什么吗？
—— 知道，——姑娘回答说。
——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 知道。
——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吗？
——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开亲人，离开朋友吗？
—— 是的，……都可以离开他们.
——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 是的。
—— 去作无谓的牺牲吗？你将会去死，而且任何人……任何人都将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不会把你纪念！……
—— 我不需要任何感激，也不需要任何怜悯。我不需要名声。
—— 你情愿去犯罪吗？
姑娘低下了头……
—— 也准备去犯罪。
不一会，门里边的声音又重复自己的提问。
—— 你知道吗，——他终于说道，——你可能不再相信你现在信仰的东西，你可能会领悟到你是受了骗，白白的牺牲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吗？
—— 这我都知道。反正我要进去。
—— 进来吧！
姑娘跨进了门槛——随后，在她后边落下了沉重的门闸。
—— 一个傻瓜！—有人在后边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 一个圣洁的女人！从某处却传来一声回答。
这篇题为《门槛——梦》的散文诗，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写于十九世纪的一篇作品，发表在圣彼得堡民意社秘密印行的刊物上。它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一些女革命家的形象。作家决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一个名叫陈琏的中国姑娘，真正实践了俄罗斯姑娘跨进革命的门槛时所作的庄严承诺。
她跨过了这个门槛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西南联大前一段时间在学校里比较活跃的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到边远地区隐蔽，在农村开展工作。邢方群和陈琏等到了滇南宜良县的一个村子里安身。一天傍晚，他们到村外田间散步谈心。谈及陈琏的家庭和經历，邢方群问陈琏：你这样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家里的小姐，自幼生活优裕，应该感到很幸福了；却抛弃那样的环境，参加蒋介石决心要斩尽杀绝的共产党，随时都可能牺牲性命。你思想上有过激烈斗争吗？陈琏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拿出一本日记，打开扉页，交给了邢方群。 屝页上抄录的就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
1939年7月，陈琏在重庆北碚国立二中读高中的时候，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丑恶的现实日益反感。在大后方，处处是浓雾迷溕，寒流滚动，弥漫着冰冷潮湿腐烂的气息。相比之下，当时主张发动群众全民抗战的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对她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她以纯洁赤诚的心，奉献给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时候，就把这首散文诗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珍藏起来。 从此，《门槛》就成了她献身于自己信念的座右铭。这次从西南联大出走的时候，她又抄写了一份《门槛》，藏在床单下面，留给同窗好友，用以表明心迹。
父女间的特殊情缘
陈琏的父亲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策顾问”，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他们父女之间有一段特殊的情缘。陈琏刚出生十多天，她的母亲杨品仙就因产褥热去世。陈布雷和妻子的感情极深。在极度悲痛中，他把妻子之死迁怒于婴儿。冲动之下把婴儿从窗口抛到楼下。幸被藤萝架挡住，姑妈陈若希把她抢救下来，保住了小命。她被外婆带到老家慈溪去抚养，说她是一个小可怜，取名怜兒。也许出于对这个自幼丧母又几乎被自己残害的小女儿的内疚，后来陈布雷给予怜兒更多的钟爱。在她考取西南联大之后，陈布雷给她改名为陈琏。琏是一种庄重美好的祭器，以此为名，是希望她不要忘记自己的生身母亲，并且像母亲一样善良正直。
陈布雷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继母王允默对陈的前妻留下的几个孩子管束极严，经常责备训斥。陈琏对家庭的封建性约束非常不满，甚至表示反抗，性格中的叛逆性越来越明显。她从小崇拜梁红玉、秋瑾这些巾帼英雄，滋长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陈琏和姐姐陈琇初中毕业后，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认为，两个女儿能读到幼儿师范就可以了，不同意女儿考高中。陈琏却不肯听从父亲的安排，自作主张考进了非常难考的著名的杭州高级中学。父亲只好向女儿让步，让她去读杭高。这时候，陈琏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开始，陈布雷全家西迁。到重庆后，为了防备日寇空袭，把家安在重庆以北的北碚。不少国民党官员的家都安在这里。陈琏进入设在北碚的国立二中读书。二中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淪陷区，学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陈琏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这期间，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9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道路。陈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了北碚区的一大新闻。陈家这位二小姐到处搞宣传、写文章，甚至发表讲演斥责政府专制腐败。这就招来同住在北碚的官员家庭成员的闲言碎语。气得继母不断向陈布雷告状。
有一天，陈琏的一伙进步同学在她家里开会。陈布雷回家正好碰到。同学们看到跟着带枪卫士的陈布雷进来，一哄而散。陈琏一脸尴尬，急忙解释：“阿爸，我们在开读书会，讨论学术问题。”其实陈布雷早就听他的继室说过，女儿在学校涉足政治，不安分读书，到处参加活动，妨碍学业。现在一看女儿在家秘密开会，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是苦笑一下，却什么也没说。他还是原谅了这个宝贝女儿。
陈琏对父亲的政治立场越来越不满。她明白父亲是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但恨他为什么偏偏要做这个腐朽反动政府的卫道士？她对父亲感到失望，却又希望他能翻然悔悟。.父亲也不能不对女儿的越轨行为有所约束。于是，父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不断发生争论。父亲提醒女儿，政治问题很复杂，要她不要轻信共产党的宣传；告诉她抗日是政府的事情，学生不要为此荒疏学业。这自然不能说服女儿。她在父亲面前，毫不留情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军队在抗日前线的节节败退。
1939年暑假，陈琏考取了西南联大地质系。臨别时父亲欣慰地鼓励女儿专攻技术，不要搞政治。他告诉女儿，即使救国情切，也莫要搞政治。他语重心长地说：:政治太肮脏了!他说他历来反对自己的子女搞政治。他提醒女儿：你们年轻人阅历少，容易被人利用。一再劝说她，可以参加一般的爱国活动，但不要公开反对政府。陈琏针锋相对地反驳父亲：“阿爸，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抗日救亡急不可缓。政府只是嘴上喊抗日，却老是‘转移’、‘迂回’，难道要躲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当喇嘛吗？你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他们大发国难财，荒淫无耻。我絕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但也絕不能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父亲只能无奈地叹口气说：“你们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会阻挡。但是，你也要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在政府任职，你若是竖起一面反对政府的旗帜，公开同我对抗，这，人家会怎么说呢？我也是为了抗战，为了救国呀！”父亲边说边抽烟，呛得连连咳嗽。陈琏忙上前扶着父亲的肩头，轻轻为他捶背，又端来茶杯，请父亲喝口茶止咳。
陈琏并不否认父亲的另一面：他为人廉洁正派，严于律己，也严于治家治学教育子女；他忧国忧民，工作极其勤奋。在重庆时，物价飞涨，他只靠薪金生活，从不以权谋私，家庭经济相当拮据。宋美龄曾暗地派人量了他衣服的尺寸，让裁缝做好衣服送去。陈琏敬重父亲的私德，但和父亲争论起政治问题来，总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日常生活中，却又不自禁地流露出父女间的一片深情。
陈琏的八叔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负责人。他看不惯陈琏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曾经为此严厉地训斥侄女。侄女不听, 他又向陈布雷告状。
陈布雷给女儿写信，却只和女儿亲切地谈家常，询问她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嘱咐她学业要循序渐进，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远方女儿的骨肉亲情，一字不提女儿参加什么活动的事。
不久，她又收到几封家信，继母写的，姑妈写的，姐姐写的，都是告诉她，阿爸为她最近的行为深感憂虑和苦恼，批评她不该让父亲为她操那么多心，劝她安心学业，千万不要再有越轨行为。陈琏明白了，阿爸在对她使用迂回战术。
她理解阿爸的苦心，却不能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也用迂回战术回答父亲的劝告。她给继母、姑妈、姐姐一一回信，信中说，父亲精神上的痛苦，其实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太活跃，而是抗战中许多矛盾的社会现象所造成。父亲是爱国的，许多事情却违背了他的意愿，有些势力在顽固地阻碍抗战。为坚持抗战而要求团结、进步，要求发动民众，难道就那么可怕，就会引起父亲为我担忧吗？
她曾决心抛开父亲和亲人
皖南事变后冷风袭来的时候，陈琏不能不离开大学到边远偏僻的地区去。当时地下党的部署是作长期打算，逐步发动农民，开辟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她像屠格涅夫说的那个俄罗斯姑娘一样，为了自己的信念，义无反顾地与自己的亲人和家庭诀别，下决心一去不复返。她给姐姐陈琇写了一封诀别的信：信里的第一句话是：“我在给你写最后一封信”，接着是，“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很想声辩几句，我很想得到你的谅解，然而在信里你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只有期待于将来，将来我是会被辩护被理解的。这里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了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任何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为我而伤害了任何人。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多多保重自己。我，我自己也会留心，你放心。相信你的琏妹不会随便给自己选择道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就在陈琏和邢方群在田间谈话之后不久，他们看到云南报纸上登出了陈布雷寻找女儿的启事：“怜儿：见字盼即返家。父示”。
陈布雷从女儿陈琇手里拿到了陈琏的那封不同一般的告别信。他身躯颤抖，头疼恍惚，深深地陷入害怕失去这个小女儿的恐惧中。他的外甥翁泽永在郭沫若身边工作，他让外甥请郭沫若转请周恩来设法寻找陈琏。周恩来听到陈布雷为女儿失踪痛苦不安的情况，答应一定帮助查找陈琏的下落。1942年初，陈琏听从党组织的意见回到重庆，来到父亲身边。陈布雷大喜过望。后来，周恩来在郭沫若那里见到翁泽永，对他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四万万人民服务。”翁泽永转达后，陈布雷沉默良久，然后轻声慨叹：“对恩来先生，我也衷心敬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陈布雷托翁永泽在上海为他买一支自来水笔，翁办妥之后写了一封短信把笔奉送给他，信中复述了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嘱咐转告的那几句话。陈布雷复信说：“信中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达我所欲言。”（他早年投身报界，曾以犀利之笔抨击军阀政治，公众争读。）末尾感叹：“笔呵！笔呵！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表露出来内心的矛盾、苦闷和悲哀。
陈琏留在重庆，转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暂不参加组织活动。这是服从组织决定，但她仍然不甘心埋头在功课里。她耐心地对同寝室的外文系学生陶琴薰（陶希圣的女儿）做思想工作，把她拉到自己一边。（陶琴薰后来与沈钧儒的小堂弟沈苏儒结婚，1949年陶希圣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时，两人坚决留在大陆。但由于陶的“出身问题”长期受歧视。）在家里，由于政见不同，她又几次和父亲争论得面红耳赤。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琏在红岩设法挤上了一辆到延安去的汽车。邓颖超过来为大家送行，发现了陈琏也在车上，不顾陈琏的恳求，硬是把她拉下车来，带她到了周恩来的面前。周恩来耐心而又严肃地劝导陈琏：现在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你去了延安，陈布雷来向我们要人，你说我们是给好，还是不给好？他劝陈琏以国家利益为重，留在重庆完成学业，并利用机会影响父亲，让他多接触一些进步思想，为人民为抗战做些有益的事情.。陈琏被说服了，安心地留下来。她毕业后在中大历史系当助教，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
星期日回家，她对父亲尽量少争执，多体贴.。看到父亲哪里不舒服了，她就轻声细语：身体不好，不如辞了官儿，轻轻松松做点你自己爱做的事，教书，做记者，都好。父亲只是长叹一声，自言自语：若能重返报界那该多好！可是他，他肯放我吗？
有一天，陈琏佯装无意把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遗落在陈布雷卧室的案头。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父女一起闲谈。陈布雷拿出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交给陈琏，叹了口气说：“怜儿，你前次忘了一本书在我房里。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会阿爸的苦心，不要从事政治活动，静心读书，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陈琏还想辩解，父亲说：“不要说了，家里面不谈政治！”
经受牢狱之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陈琏和她的恋人，原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袁永熙，先后来到北平。袁永熙是南方局系统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陈琏在贝满女中教书，是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成员。他们参与和领导了北平市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9月26日，在交道口以南的棉花胡同自己家里，他俩新婚不到两个月，陈琏初有身孕，两人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历了严峻的狱中斗争考验。他们坚守原则，保持气节，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受了几个月牢狱之灾以后，蒋介石为了笼络陈布雷，让陈布雷把女儿领到身边管教。陈琏回到家里，对父亲诉说冤枉，大骂政府腐败黑暗。她到老家浙江慈溪休养，因受尽折磨，分娩时婴儿窒息而死。袁永熙被囚禁八个月之后，经姐夫叶公超（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等斡旋，被保释出狱。1948年5 月末，被送到陈布雷寓所。不久，到慈溪与陈琏相依相伴。他俩先后在南京找到职业，但仍受特务监视，不能自由行事。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半夜里悄悄聆听XNCR（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在他们周围，渐渐地悄悄地又聚集起来一些中央大学的进步同学。
1948年11月13日凌晨，忠于蒋介石而最后彻底失望、极度抑郁的陈布雷服了大量的巴比妥自尽。陈琏为之悲哀也为之痛惜。她看着父亲写了许多遗书之后放在书桌上的毛笔，惋惜这支笔终于未能摆脱专制魔王，未能离开他一再告诫儿女不要接触的“肮脏政治”。
就在祭悼陈布雷的活动中，比陈琏小8 岁的表妹翁郁文（就是当初从藤萝架上救下陈琏的小命的姑妈的女儿，当时是在上海作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悄悄地告诉陈琏，有办法“到那边去”。原来，前些时她偶然得知表姐想去解放区，就向她的领导人、地下全国学联党团书记钱李仁报告了，钱李仁又向上级请示。那时候，中共上海局也在了解陈琏和袁永熙的情况，设法帮助他们。党组织决定尽快把他们送到解放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翁郁文。陈琏在悲痛中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们利用护送陈布雷灵柩去杭州安葬的时机，摆脱了特务的监视。翁郁文接受任务，护送他们。三人乔装打扮，通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仆仆风尘，1949年2月初到了石家庄，与中央青委的同志们会合，十几天后进入他们一年前被押送离开的北平城。
值得留恋的几年
在充满欢腾和激动的1949年春天，他俩都被分配在刚刚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袁永熙在学校工作部，以后调到清华大学。陈琏在少年儿童部。她的工作是顺利的，先任少儿部的秘书主任，不久被提为副部长，部长；还当选为青年团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央委员，常委。
陈琏深爱少年儿童工作，又正值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初创时期，既要继承老根据地的革命传统，又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她深感任务艰巨。几年间，她总是满怀激情辛勤工作，经常和同志们一起背着铺盖卷深入农村作调查，夜以继日地研究问题，总结经验，起草文件。她经常提醒大家，少先队的工作要适应孩子们的特点，不要把孩子当作成人来要求，要多启发诱导，不消极限制，更不能用训斥、斗争那一套蛮横的做法对待孩子。当时在少儿部工作的同志们，都很留恋陈琏主持工作那些年代。
1956年，陈琏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这前后，还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并且是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1956年2月，陈琏在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上发言，她针对当时有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为自己出身感到苦恼和悲观，便现身說法，帮助这些青年卸掉思想包袱。她说：“也许在座的有些同志是知道的，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在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程的。”她的发言受到周恩来的称赞，《人民日报》刊登出来，不少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青年为之感动，决心按照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宽松的一年。显然，陈琏那时候是很愉快的，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都没有成为她的沉重思想负担。
又一次经历抛开亲人的痛苦
没有想到，只隔了几个月，风和日丽就一变而为狂风暴雨，“反右派”运动一来，陈琏遭遇了从未经历过的“憎恨、嘲笑、蔑视、侮辱”，而且又一次面对不得不抛开亲人的痛苦。
这时候，袁永熙是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反右派”突如其来，陈璉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她怎么也想不到，远动开始不久，袁永熙就被加以“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的罪名而遭到批斗，而且登到了《人民日报》上。她和“小袁”（当时西南联大的同学们都这样称呼袁永熙）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相识。十八年来，在昆明，在云南偏僻的农村，在北平，以至在专制政府的的监狱里，他们并肩战斗，共同经历了种种严峻的的考验。她深知小袁对共产党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的忠诚，他怎么可能站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边呢？她认为，这大概是一场误会，报上的话不能作为定案，相信党不会冤屈好人，运动后期就会澄清。
1958年初春，当组织上把清华大学党委对袁永熙的处分决定通知她的时候，她才明白，小袁竟然真的被确定为“右派分子”！按照毛主席说的，右派就是反动派，也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这个晴天霹雳把她打懵了。她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失声痛哭起来.。晚上，团中央少儿部的汪志馨来到陈琏家里，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这一夜她向自己的同事好友敞开了胸怀，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她和父亲的关系；详尽地叙述了她和袁永熙十八年相识相知，共同经历斗争和考验的过程，叙述了她此生的命运，此时此刻的心境。她无限感慨地说：“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间会被当作敌人！”她痛椘地说：“我成了右派的妻子，子女成了右派的孩子，现在自己的家里出现了敌人，以后我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样做少先队工作？”汪志馨后来谈起当时的情况说，眼看着陈琏被这一连串的痛苦和矛盾折磨着，在那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年代，政治高压笼罩着中国大地，谁能帮助她解脱心中的痛楚呢！ 陈琏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陶琴薰，这时候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几年来工作认真，小心翼翼，也被定为“右派”。本来，国际部负责人认为她不该划为“右派”，但是上级领导人说：“陶希圣的女儿，单凭这一条也够了。”对于陈琏1956年在政协会上关于出身不能选择、道路能够选择的讲话，又该如何解释呢？
那些日子里，一想到和提起自己眼前的大难题，她就泪流满面，实在无法自解。这时候，一位陈琏所尊敬的原先做青年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当时的清华大学领导人，袁永熙的顶头上司，正襟危坐地“开导”陈琏：“袁永熙的堕落不是偶然的，他长期和党貌合神离，一旦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恶性发作，终于背叛革命，跌入反革命的深渊。”陈琏沉默着，一边沉思，一边耐心地继续听下去。“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是老党员了，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相当多的同志至今对党内右派恨不起来。他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其实，斯大林早就说过，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正是这样，党内右派最容易迷惑人，危害也就更大。”陈琏终于开口说出自己的疑虑：“孩子们已经懂事了，今后，我该如何教育子女？家里又该怎样共同生活？……”这位领导人冷若冰霜地帮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你明白。感情都是带有阶级性的。陈琏同志，你是坚强的。过去，你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看这一点困难难不倒你。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困扰，党相信你会作出正确的抉择！” 陈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不语。
这些谁也不能反驳的大道理压在陈璉头上，她该怎么办？她 能怎么办？
她仍然在沉思，把那位他崇敬的领导人的话记在心里，反复琢磨。
不久，儿子在幼儿园里受到小朋友的欺侮，他们说，你是“大右派、大坏蛋的儿子”。儿子回到家里问妈妈：爸爸是右派吗？右派和地主、特务一样坏吗？陈琏一下把孩子紧紧抱起，让他伏在自己的肩上，看不见妈妈脸上止不住的泪水。
又是多少天寝食不安的剧烈思想斗争。陈琏和袁永熙彻夜深谈，为了陈琏的工作，为了孩子们健康的成长和他们的前途，除了离婚，他俩别无选擇。
陈琏流着泪说：”让我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再做一次牺牲吧！ 原谅我，小袁……”事后，袁永熙告诉他的姐姐袁永懿（辅仁大学毕业）和姐夫孙国华（原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抗战时期他在四川江津白沙国立编译馆工作的时候，袁永熙到白沙从事地下工作，就在他们家落脚）：不要怪陈琏，这是他俩想了很久谈了很久才决定的。
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这一场疾风暴雨没有把陈琏摧垮。她把伤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依然腰背挺拔步履轻捷，紧张有序地工作学习，希望在繁忙劳累中忘掉小袁，忘掉自己，忘掉烦恼。
为了摆脱悲伤，毅然离开北京
几年后，陈琏决定离开北京。她对袁永熙的甥女孙士询说：“在北京，我走到哪里都回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而心酸，无法专心工作。”从1958年那痛苦的日子开始，她就萌生了这个念头。思量了几年，到1962年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对北京不无留恋，她人生旅程中许多许多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她和小袁在这里战斗，在这里结婚，在这里被捕，在这里共享新中国诞生后的欢欣。 这里有她的至亲好友，她深爱这个古老的新生的都城。可是，和袁永熙分手以后，心灵创伤难以愈合，在北京到处都有引发她思念往事的陈迹旧地，使她无法摆脱过去的一切。为了使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她决心抛弃一切自己所熟悉和喜爱的，去开拓新生活。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华东局，急需一批干部。陈琏要求组织把她调去。
在一次会议上，她遇见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说陈琏要求到外地去，便劝她：“你还是留在北京好，中央更了解你。”周总理的关心使她感动，但她却不肯改变主意。
临行前，陈琏请袁永熙的姐姐袁永懿的女儿孙士询帮助安排，让三个孩子在临行前去看看爸爸。这时候的袁永熙，已经在昌平县长城脚下过了几年“苏武牧羊”式的劳改生活，孤身一人放羊喂猪，终于熬到了摘掉帽子，成为“摘帽右派”。但是他既不能再到高校教书，也不能留在北京工作，已经通知他到河北省南宫县去.继续“改造”。没有想到，临行前竟能看到已经五年没有见面的三个孩子。他太高兴了，不停地亲他们，抱他们，带他们去公园，给他们买礼物，欢欢喜喜地玩了一天。晚上，士询要送孩子们回去了，袁永熙还很兴奋，向甥女说想去看看陈琏。士询告诉他，陈姨关照过不要把她的地址告诉舅舅。袁永熙理解陈琏的苦衷，没有再提这件事。只是嘱咐甥女：你告诉陈姨，我感激她，三个孩子很好，只是苦了她。士询带孩子回陈琏那里，和陈琏、小弟挤着躺在一张床上，一夜无语无眠流泪到天明。
陈琏和袁永熙通过信，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他俩的合影，却害怕见到他。
陈琏和袁永熙结婚时，就住在士询的家里。那时候士询刚十岁，特别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舅妈.。她不喊舅妈，喊“陈姨”，一天跟在陈琏后边转，被戏称为舅妈的“小尾巴”。这时候，士询已经大学毕业，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在陈琏眼里，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天夜晚，她留下陪伴陈姨。孩子们入睡后，陈琏先问了一句：“你舅舅身体还好吧？”“舅舅身体还好，陈姨，舅舅说他很感谢你，他快要到南宫去了。他说，他会好好改造，争取……”。
“我知道，他给我来过信。这些年，他也不容易，以后，请你妈妈多照顾照顾他。你也告诉他，叫他多保重身体。孩子，我能管起来，他不用牵挂……”话没说完，陈琏已是泪流满面。这时，她忽然一把抱住士询，伏在她肩头，痛哭起来。而后，打开感情的闸门，宣泄了被久久压抑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吞噬了她的生命
陈琏带着三个孩子到了上海。她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的教育处处长在这里渡过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
一如既往，她工作勤奋。政治风标向左再向左，她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她协助当时的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起草的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条例，提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要经常化制度化，要为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服务。
1964年秋季，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陈璉和处里的同志一起到安徽全椒县蹲点参加运动。尽管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很左的，陈璉处理问题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她蹲点的生产队，有人揭发会计盗窃粮食七八千斤，说得活龙活现。起初她也将信将疑。经过挨家挨户访问，逐块田地估产，她最后否定了这个疑案。另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在压力下被迫做了假交代，承认盗窃粮食九千多斤。驻队的同志信以为真，在工作组内做了介绍，并向社员大会宣布。定案时，陈璉派人核实，认为缺乏证据。她同原来驻队的同志交换意见后，也给否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同志开刀。他几次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亲自督战。多次揭发批判夏征农的大会，不管多么气势汹汹，陈璉总是阴沉着脸，坐在一个角落一言不发。会前会后，她也不贴大字报。处里的同志问她对批夏有什么看法，她说：“我觉得夏征农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很放手，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么搞！”
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情她不理解，对于发生在全国的一片混乱和灾难，她更感不安。但这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期间她曾经有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她熟悉的团中央所在地。这里也变了，大院里同样是一片混乱。原先整洁的墙上这时候糊满了大字报。胡耀邦、胡克实等等她所敬重的领导人，脖子上挂着黑牌子，被红卫兵抓着脊背上的衣服，从窗户里提出来，强按下头示众。她曾在这儿生活了十年，可是，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了。她闭上眼睛不愿多看，含着眼泪，带着更多的困扰和忧烦，扭头匆匆离开这里，也离开同样乱哄哄的北京。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到全国。各地立刻刮起“揪叛徒”的狂风。4月，华东局便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派人四处调查取证。陈琏的姐姐担心地问她：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我没有事！”陈琏说的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做出的正式结论：“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无法无天的文革当权者根本不管这些。他们不惜歪曲事实，以至用向证人逼供的办法获取所谓罪证。只因为，多挖出一个所谓“敌人”，他们就多了一份战功。
1967 年11月17日，华东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陈琏交代“历史问题”。陈琏第一次成为大会的批斗对象。一切污言秽语劈头盖脸向她泼来：
“你说，你是如何叛变出狱，又怎样混进解放区的？”
“老实交待，你向反动老子作过什么保证？”
“交代清楚，你怎样向反动老子屈膝投降，变节自首的？”
“说清楚，你反动老子自杀后，人民公敌蒋介石接见了你，他给了你什么指示？为什么你一个多月后就混进了解放区？”
“陈琏必须低头认罪！”
“陈琏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会后，她被押送回家。到家后，押送者就开始抄家。他们“勒令”她交出所有有关“历史问题”的材料，同时，翻箱倒柜，从箱底翻出陈琏珍藏的她和小袁的合影。
“好大的胆子，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 ”
陈琏紧闭嘴唇，沉默不语。难道对丈夫保留这么一点怀念也是犯罪吗?!
造反派临走时交代陈琏家的保姆，要她监视陈琏的行动，随时向他们报告。他们走后，面对狼藉不堪的居室，陈琏放声痛哭，声音凄惨。
第二天，她按时来到办公室，像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和她说话，人们远远的躲开她，悄悄地议论着，有人向她射来冷漠的目光……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用“革命”姿态来包装自己。陈琏被孤立了起来。这一天，她在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孤独中度过了。
19日是星期天。陈琏似乎镇定下来。起床以后，就忙于收拾房间，整理抽屉，清点孩子们的衣物。午睡后，她洗澡换衣，还把脏衣服自己洗净晾好。家里静悄悄的，只有保姆和小儿子两人。她问保姆，星期天大儿子为什么没有回来。她大概是想儿子了，忘记了是自己让儿子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晚饭后，她问保姆还有多少布票，要她给女儿和小儿子添置衣服，又把两张银行存折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儿子睡后，陈琏走进自己的卧室。
深夜，陈琏所居住的泰兴路华东局宿舍大楼传达室的工友沈文界在清扫楼门前的地面。突然一声巨响，从楼上坠下一个人来，落在沈师傅几步远的地方。他一边通知急救站和派出所，一边上楼按方位敲门，在十一层找到了陈琏的家里。进入陈琏的卧室，看到床铺空空，到处找不见人，桌子上放着一封信——陈琏的绝笔信。信里写着：
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终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她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对于陈琏的死，人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她的大儿子陈必大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论述了陈琏的理想主义和她的死的关系。他说：
妈妈是很理想主义的，她相信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是可以被纠正，被改造的。关键在于人.。所以她把个人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感看得很重，且严于律已，一切都从我做起，锲而不舍，以求有助于社会的改造。
妈妈嫉恶如仇，追求人生的完善很固执，很认真。她的内心充满激情。上帝赋于她应激性很高的内心世界，因此她总是比别人经历和感受更多的痛苦与矛盾。如果不仅仅看她在“文革”中没受到太严酷的迫害，而且也看到她一贯的心理倾向，她的死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她来到这个世界，追寻自己的理想，奉献出了她的一切，然后带着矛盾痛苦的感情、愤然离去。妈妈在投身革命之初就已感到时代要在她与家庭之间演出一场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因为站在敌对政治营垒中的父女，在道德情感上是相通的。妈妈景仰外公的私德，她尽量不在我们面前提到外公，因为她很难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外公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员，却并不是小孩子心目中想象的“坏人”。外公的死（陈布雷在1948年冬国民党行将覆灭时自杀身亡——编者）证明，她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她更可以义无反顾，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是另一方面在感情上总觉得若有所失：外公这样一位正直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可惜走错了路而成为旧制度的殉葬品。但这还不是悲剧的终结。第二道深深的裂痕是她与我父亲的离异。解放后，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外部的敌人被打倒后，内部的整肃越来越扩大化，我的父亲也被卷入。妈妈虽然难以设想爸爸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她至死也没有意识到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偏差。她只能从道德品质上去归纳，认为是父亲的骄傲自大、个人主义使他“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为了使我们将来不受他的影响，坚定地跟党走，妈妈与父亲分手了。父亲后来被整得很惨，特别是在“文革”中，妈妈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感到痛苦，甚至是良心上的自责。为此我们有时也责怪妈妈,可常常忘记并不是妈妈把父亲打成右派的，这件事对妈妈也是非常痛苦，压力沉重的。直到近几年我才注意到，妈妈当时虽然给我们改了姓，但却保留了我们按父亲的家谱起的名字。
人们也许会觉得妈妈过于理想主义，甚至会说她有些左。确实，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完全不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我妈妈也并不例外。但是，三十多年来为害最烈的是那种整人害人折腾人的左。这和妈妈不同，这种人毫无实事求是之心，毫无把事情办好之意，一心想的就是炫耀权力，要别人服从自己，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就他们的本意说，恐怕未必就是真的想办什么“超越阶段”的事。这是一种虚假的左，应该打上引号的左，带有封建意识的左。然而，像妈妈那样严于律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真诚的想使我们这个社会早日跨入理想之境，因此有时他们也会被那些整人害人者所利用。这在出身于异已阶 级的知识分子党员中尤为常见。他们参加革命并非是为饥寒所迫，欺压所逼，而是出于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对腐败社会的痛恨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可惜，在左的思想统治下，多少像妈妈这样的党员为自己的阶级烙印而苦恼，为自己是抱着理想主义的信念而不是拖着讨 饭棍加入革命队伍而羞惭。他们生怕自己的家庭出身会使他们沾染上党的事业所不需要，所不欢迎的思想习惯和心理倾向。他们愿意服从组织，愿意进行思想改造，愿意到任何艰苦的环境中去刻苦修炼。他们对自己往往很苛求，可是在政治上他们并不真正赞成左，甚至在内心里出于本能地欢迎阶级斗争的缓和。1960年妈妈调离团中央，组织上原来安排她到一所林学院去当党委书记，可是妈妈不愿意：父亲的前车之鉴足以说明在当时形势下，学校工作的复杂性。妈妈是决不肯将已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她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有什么优越，有什么高明，更不认为自己有权去决定别人的命运。曾经真诚地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共产党人在转变为统治者的时候，大概都需要克服这样一种心理障碍吧。后来妈妈到林业部工作，我们进了北京育才学校住读。有一次我惹恼了老师，她竟然命令我把一篇课文抄50遍。为此我和一位最要好的同学星期天没有回家。到中午时每人都已抄了十几遍。妈妈终于找来了，老师非常不安：她没想到我们竟然真的会留在学校里抄书。妈妈尽管自己焦急了半天，可是她却没有对惶恐不安的老师说一句责备的话。而是征得老师的允许后才把我们领回家。妈妈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11级的干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平等待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忠于自己理想和严于律已的人与那种专门整人治人的极左派泾渭分明。可惜，现在的人往往会忘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把超过自己现在思想境界的所有行为和观念都斥之为“左”，我想这至少是不公平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对压迫的抗争，却极少富于成效的改革，流了许许多多血，社会进步得却很缓慢，像是围绕着一个封闭的环路在盘旋。一次次农民战争胜利，一次次理想主义的改革之花凋残，新贵们得到了他们原先所反对的特权，不合理的事物却依然如旧----统治者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传统观念中的宿命论合上拍后一切又都滑入老槽。后代人也许会觉得为了这么一点进步，是否值得无数英雄为之抛头洒血？！从这个意义上说，落后的中国需要健全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向丑恶事物妥协的精神，以不懈的努力和最有效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
陈必大在他纪念妈妈的文章里，详细地记述了陈琏在教育子女方面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
父母分手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生活了十年。可是生活的重担并没有把她压倒。妈妈始终是仪表端庄，沉稳开朗，腰背挺直，步履轻快，毫无半点落寞孤寂的神态和懒散马虎的倦意。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工作学习都要有条不紊，处处体现出她对生活的认真态度。
妈妈很爱我们，但从不迁就我们的任性。她认为那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将来只想自己。在她看来理解力与同情心是成正比的，一个狭隘自私的孩子就说不上是聪明。只要有可能,妈妈就要送我们去住校，让我们在集体中独立思考，独立生活和与人交往。即便这样她仍担心当时我就读的上海中学里干部子女太集中， 别成了“贵族学校”。家里虽然有保姆，可是妈妈仍要我们自己洗衣服，放假回来还要洗自己的被子，即使阿姨后来还得返工，妈妈也坚持要我们这样做。那时我不会用搓板，只能把被子放在浴缸里用脚踩，冬天的滋味可想而知。妈妈最见不得我们懒散邋遢的样子.她后来干脆禁止我们在家里穿拖鞋和坐沙发。我小学五年级时看小说入了迷，结果妈妈把家里所有的小说都锁了起来，她认为我没有任何生活经历，看小说就是看个情节，这样容易使思想变懒、变肤浅。有一次妈妈检查我的作文，发现我竟然吹嘘自己能“飞针走线”，妈妈逼我把这篇题为《我的双手》的命题作文（天晓得老师想让我们写什么）实事求是地重写一遍。我当时心里可不服气了：作文也不让吹牛？这是写给老师看的呀。从这里妈妈又看到了我们与工人农民孩子的差距—君子动口不动手。后来非让我去参加学校的航模小组不可。甚至就连姐姐不敢划火柴，我不肯到隔壁人家去借东西这样的小事，她也要一一纠正：萎靡苟且，羞怯畏缩、自大无能的孩子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妈妈总是批评我对弟弟“恃强凌弱”，为什么不肯让弟弟当一次“好人”，“胜利”一次呢？只顾自己痛快，不管别人的习惯最要不得。在我们那个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家中，妈妈就是无上权威，她用深沉的感情和高贵的人格引导着我们。没有疾言厉色，没有浅薄的亲昵，妈妈深邃的目光中所包含的每一种含义，都会直接渗到我们的心底，引起奇妙的心理感应，其效力之大，其无可躲避，很难用语言形容。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之紧张比南方城市更甚，妈妈生活很清苦，已经出现浮肿，可她仍然把仅有的一点油和肉留到我们星期天回家才吃。妈妈是全国政协委员，可她从不到政协礼堂里去买照顾供应的紧缺商品和副食品。妈妈严肃地说：“那些东西是照顾民主人士的，我们应该和党同心同德，共度难关。”
妈妈很爱带着我们出去散步，只要天气晴朗，我们就可以走得很远，谈学校里的事，谈读过的书，谈社会上的见闻，背唐诗，背古文，念儿歌、绕口令，兴致盎然。妈妈并不刻意想教我们些什么，她总觉每个孩子天分已经生就,知识的增长无需强求，倒是我们的品格与为人需要细细地琢磨。妈妈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培育我们的心灵,就像科学家培育自然界的幼苗。孩子们将来能不能理解她一生的坎坷，特别是和父亲的离异，妈妈对此是很在意的。所以尽管我们还不懂这些，但看到我们在她的影响下成长，就使她感到极大的欣慰
1964年暑假，阿姨回乡了，姐姐和弟弟去了杭州舅舅家，家里只有妈妈和我。早晨妈妈带我去上班，把我放在宣传部资料室里看书，晚上一起散步回家。一切收拾停当，我们就搬着藤椅到阳台上乘凉。妈妈有几分惊讶又不无几分骄傲地发现，我已经读了不少书、懂了不少事、自信心也强些了，成了一个已有几分陌生的大孩子了。就在这个暑假我考进了上海中学。这一个月的生活，如同一个温馨的梦境，既朦胧又清明，既充满活力又幸福宁静。清晨从我们那十一楼朝东的房间望出去，整个上海都笼罩在金色的雾霭中，当时的景象、当时的生活、当时的感受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妈妈的生命之河早已汇入大海，可是那首昂扬的理想之歌仍在天际回荡。我们在这播种了痛苦与希望的大地上徜徉。如同是恣情任性又不知所终的潺潺小溪，循着妈妈留下的踪迹去发现新的人生与新的世界。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人的生命真是既坚强又脆弱。难道命运竟是如此宽厚而又如此残酷地对待人的生命？陈琏刚刚出生十几天的时候，父亲曾为爱妻因产褥热而死亡的悲痛一时激动，把这个小生命从楼上扔下。她托福于藤萝架和姑妈，竟然安好地活了下来，长大成为“一个圣洁的女人”。最后，却是自己从十一层高楼上跳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人间少有的的悲剧，已经远远超出了屠格涅夫当年的想象。《门槛》的副题是《梦》，而中国曾经出现的现实比梦更要离奇。难道是死难者自愿如此？
幸存者和后来人，更多反思和深思吧！
陈琏在重庆北碚入党前后的思想和活动，在《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3章《从东海之滨到嘉陵江畔》中有所记述。
五柳村2002年4月发出陈必大的《 跨过生命的门槛---纪念我的妈妈陈琏》和《 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袁永熙》可供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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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琏：一个献身革命的圣洁的女人的悲剧
川流不息 @ 2009-09-21 17:01
《红岩儿女》第三部Ⅲ—03
跨进革命的“门槛”以后
——陈琏，一个献身革命的圣洁的女人的悲剧
〖《红岩儿女》编者按〗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在抗日战争初期，她就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了共产党。她是多么珍视《门槛》这首散文诗呵，在加入共产党那一天把它工整地抄录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以后总是随身不离。在准备献身誓死不归的斗争的时候，还再抄一份留给她寄予希望和深情的同学姊妹们。散文诗里设想的跨进“门槛”后可能遇到的种种苦难，她几乎每一种都尝受了，不同的只是至死也没有“不再相信”当初跨进“门槛”的时候“信仰的东西”。她对她献身的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忠诚。可是，“反右派”夺去了她的美好姻缘，“文革”夺去了她的生命。
“浩劫”终于过去，冤案终于平反。胡耀邦同志提笔为纪念陈琏写下八个大字：“家庭叛逆，女中英豪。”这里说的家庭，当然是指她出生的那个专制营垒中的家庭。
我看见一所大厦。
正墙一道狭窄的门敞开着；门外，阴沉的浓雾一片迷蒙。在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一个俄罗斯姑娘。
那咫尺莫辨的浓雾里，寒流滚动；同时，随着冰冷的气流，从大厦里传来了缓慢的，喑哑的声音。
—— 呵，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是什么吗？
—— 知道，——姑娘回答说。
——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 知道。
——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吗？
——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开亲人，离开朋友吗？
—— 是的，……都可以离开他们.
——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 是的。
—— 去作无谓的牺牲吗？你将会去死，而且任何人……任何人都将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不会把你纪念！……
—— 我不需要任何感激，也不需要任何怜悯。我不需要名声。
—— 你情愿去犯罪吗？
姑娘低下了头……
—— 也准备去犯罪。
不一会，门里边的声音又重复自己的提问。
—— 你知道吗，——他终于说道，——你可能不再相信你现在信仰的东西，你可能会领悟到你是受了骗，白白的牺牲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吗？
—— 这我都知道。反正我要进去。
—— 进来吧！
姑娘跨进了门槛——随后，在她后边落下了沉重的门闸。
—— 一个傻瓜！—有人在后边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 一个圣洁的女人！从某处却传来一声回答。
这篇题为《门槛——梦》的散文诗，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写于十九世纪的一篇作品，发表在圣彼得堡民意社秘密印行的刊物上。它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一些女革命家的形象。作家决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一个名叫陈琏的中国姑娘，真正实践了俄罗斯姑娘跨进革命的门槛时所作的庄严承诺。
她跨过了这个门槛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西南联大前一段时间在学校里比较活跃的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到边远地区隐蔽，在农村开展工作。邢方群和陈琏等到了滇南宜良县的一个村子里安身。一天傍晚，他们到村外田间散步谈心。谈及陈琏的家庭和經历，邢方群问陈琏：你这样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家里的小姐，自幼生活优裕，应该感到很幸福了；却抛弃那样的环境，参加蒋介石决心要斩尽杀绝的共产党，随时都可能牺牲性命。你思想上有过激烈斗争吗？陈琏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拿出一本日记，打开扉页，交给了邢方群。 屝页上抄录的就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
1939年7月，陈琏在重庆北碚国立二中读高中的时候，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丑恶的现实日益反感。在大后方，处处是浓雾迷溕，寒流滚动，弥漫着冰冷潮湿腐烂的气息。相比之下，当时主张发动群众全民抗战的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对她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她以纯洁赤诚的心，奉献给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时候，就把这首散文诗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珍藏起来。 从此，《门槛》就成了她献身于自己信念的座右铭。这次从西南联大出走的时候，她又抄写了一份《门槛》，藏在床单下面，留给同窗好友，用以表明心迹。
父女间的特殊情缘
陈琏的父亲陈布雷在国民党上层大名鼎鼎，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策顾问”，侍从室二处主任，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他们父女之间有一段特殊的情缘。陈琏刚出生十多天，她的母亲杨品仙就因产褥热去世。陈布雷和妻子的感情极深。在极度悲痛中，他把妻子之死迁怒于婴儿。冲动之下把婴儿从窗口抛到楼下。幸被藤萝架挡住，姑妈陈若希把她抢救下来，保住了小命。她被外婆带到老家慈溪去抚养，说她是一个小可怜，取名怜兒。也许出于对这个自幼丧母又几乎被自己残害的小女儿的内疚，后来陈布雷给予怜兒更多的钟爱。在她考取西南联大之后，陈布雷给她改名为陈琏。琏是一种庄重美好的祭器，以此为名，是希望她不要忘记自己的生身母亲，并且像母亲一样善良正直。
陈布雷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继母王允默对陈的前妻留下的几个孩子管束极严，经常责备训斥。陈琏对家庭的封建性约束非常不满，甚至表示反抗，性格中的叛逆性越来越明显。她从小崇拜梁红玉、秋瑾这些巾帼英雄，滋长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陈琏和姐姐陈琇初中毕业后，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认为，两个女儿能读到幼儿师范就可以了，不同意女儿考高中。陈琏却不肯听从父亲的安排，自作主张考进了非常难考的著名的杭州高级中学。父亲只好向女儿让步，让她去读杭高。这时候，陈琏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开始，陈布雷全家西迁。到重庆后，为了防备日寇空袭，把家安在重庆以北的北碚。不少国民党官员的家都安在这里。陈琏进入设在北碚的国立二中读书。二中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淪陷区，学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陈琏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这期间，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9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道路。陈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成了北碚区的一大新闻。陈家这位二小姐到处搞宣传、写文章，甚至发表讲演斥责政府专制腐败。这就招来同住在北碚的官员家庭成员的闲言碎语。气得继母不断向陈布雷告状。
有一天，陈琏的一伙进步同学在她家里开会。陈布雷回家正好碰到。同学们看到跟着带枪卫士的陈布雷进来，一哄而散。陈琏一脸尴尬，急忙解释：“阿爸，我们在开读书会，讨论学术问题。”其实陈布雷早就听他的继室说过，女儿在学校涉足政治，不安分读书，到处参加活动，妨碍学业。现在一看女儿在家秘密开会，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是苦笑一下，却什么也没说。他还是原谅了这个宝贝女儿。
陈琏对父亲的政治立场越来越不满。她明白父亲是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但恨他为什么偏偏要做这个腐朽反动政府的卫道士？她对父亲感到失望，却又希望他能翻然悔悟。.父亲也不能不对女儿的越轨行为有所约束。于是，父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不断发生争论。父亲提醒女儿，政治问题很复杂，要她不要轻信共产党的宣传；告诉她抗日是政府的事情，学生不要为此荒疏学业。这自然不能说服女儿。她在父亲面前，毫不留情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军队在抗日前线的节节败退。
1939年暑假，陈琏考取了西南联大地质系。臨别时父亲欣慰地鼓励女儿专攻技术，不要搞政治。他告诉女儿，即使救国情切，也莫要搞政治。他语重心长地说：:政治太肮脏了!他说他历来反对自己的子女搞政治。他提醒女儿：你们年轻人阅历少，容易被人利用。一再劝说她，可以参加一般的爱国活动，但不要公开反对政府。陈琏针锋相对地反驳父亲：“阿爸，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抗日救亡急不可缓。政府只是嘴上喊抗日，却老是‘转移’、‘迂回’，难道要躲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当喇嘛吗？你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他们大发国难财，荒淫无耻。我絕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但也絕不能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父亲只能无奈地叹口气说：“你们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会阻挡。但是，你也要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在政府任职，你若是竖起一面反对政府的旗帜，公开同我对抗，这，人家会怎么说呢？我也是为了抗战，为了救国呀！”父亲边说边抽烟，呛得连连咳嗽。陈琏忙上前扶着父亲的肩头，轻轻为他捶背，又端来茶杯，请父亲喝口茶止咳。
陈琏并不否认父亲的另一面：他为人廉洁正派，严于律己，也严于治家治学教育子女；他忧国忧民，工作极其勤奋。在重庆时，物价飞涨，他只靠薪金生活，从不以权谋私，家庭经济相当拮据。宋美龄曾暗地派人量了他衣服的尺寸，让裁缝做好衣服送去。陈琏敬重父亲的私德，但和父亲争论起政治问题来，总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日常生活中，却又不自禁地流露出父女间的一片深情。
陈琏的八叔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负责人。他看不惯陈琏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曾经为此严厉地训斥侄女。侄女不听, 他又向陈布雷告状。
陈布雷给女儿写信，却只和女儿亲切地谈家常，询问她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嘱咐她学业要循序渐进，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远方女儿的骨肉亲情，一字不提女儿参加什么活动的事。
不久，她又收到几封家信，继母写的，姑妈写的，姐姐写的，都是告诉她，阿爸为她最近的行为深感憂虑和苦恼，批评她不该让父亲为她操那么多心，劝她安心学业，千万不要再有越轨行为。陈琏明白了，阿爸在对她使用迂回战术。
她理解阿爸的苦心，却不能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也用迂回战术回答父亲的劝告。她给继母、姑妈、姐姐一一回信，信中说，父亲精神上的痛苦，其实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太活跃，而是抗战中许多矛盾的社会现象所造成。父亲是爱国的，许多事情却违背了他的意愿，有些势力在顽固地阻碍抗战。为坚持抗战而要求团结、进步，要求发动民众，难道就那么可怕，就会引起父亲为我担忧吗？
她曾决心抛开父亲和亲人
皖南事变后冷风袭来的时候，陈琏不能不离开大学到边远偏僻的地区去。当时地下党的部署是作长期打算，逐步发动农民，开辟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她像屠格涅夫说的那个俄罗斯姑娘一样，为了自己的信念，义无反顾地与自己的亲人和家庭诀别，下决心一去不复返。她给姐姐陈琇写了一封诀别的信：信里的第一句话是：“我在给你写最后一封信”，接着是，“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很想声辩几句，我很想得到你的谅解，然而在信里你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只有期待于将来，将来我是会被辩护被理解的。这里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了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任何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为我而伤害了任何人。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多多保重自己。我，我自己也会留心，你放心。相信你的琏妹不会随便给自己选择道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就在陈琏和邢方群在田间谈话之后不久，他们看到云南报纸上登出了陈布雷寻找女儿的启事：“怜儿：见字盼即返家。父示”。
陈布雷从女儿陈琇手里拿到了陈琏的那封不同一般的告别信。他身躯颤抖，头疼恍惚，深深地陷入害怕失去这个小女儿的恐惧中。他的外甥翁泽永在郭沫若身边工作，他让外甥请郭沫若转请周恩来设法寻找陈琏。周恩来听到陈布雷为女儿失踪痛苦不安的情况，答应一定帮助查找陈琏的下落。1942年初，陈琏听从党组织的意见回到重庆，来到父亲身边。陈布雷大喜过望。后来，周恩来在郭沫若那里见到翁泽永，对他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四万万人民服务。”翁泽永转达后，陈布雷沉默良久，然后轻声慨叹：“对恩来先生，我也衷心敬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陈布雷托翁永泽在上海为他买一支自来水笔，翁办妥之后写了一封短信把笔奉送给他，信中复述了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嘱咐转告的那几句话。陈布雷复信说：“信中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达我所欲言。”（他早年投身报界，曾以犀利之笔抨击军阀政治，公众争读。）末尾感叹：“笔呵！笔呵！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表露出来内心的矛盾、苦闷和悲哀。
陈琏留在重庆，转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暂不参加组织活动。这是服从组织决定，但她仍然不甘心埋头在功课里。她耐心地对同寝室的外文系学生陶琴薰（陶希圣的女儿）做思想工作，把她拉到自己一边。（陶琴薰后来与沈钧儒的小堂弟沈苏儒结婚，1949年陶希圣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时，两人坚决留在大陆。但由于陶的“出身问题”长期受歧视。）在家里，由于政见不同，她又几次和父亲争论得面红耳赤。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琏在红岩设法挤上了一辆到延安去的汽车。邓颖超过来为大家送行，发现了陈琏也在车上，不顾陈琏的恳求，硬是把她拉下车来，带她到了周恩来的面前。周恩来耐心而又严肃地劝导陈琏：现在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你去了延安，陈布雷来向我们要人，你说我们是给好，还是不给好？他劝陈琏以国家利益为重，留在重庆完成学业，并利用机会影响父亲，让他多接触一些进步思想，为人民为抗战做些有益的事情.。陈琏被说服了，安心地留下来。她毕业后在中大历史系当助教，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
星期日回家，她对父亲尽量少争执，多体贴.。看到父亲哪里不舒服了，她就轻声细语：身体不好，不如辞了官儿，轻轻松松做点你自己爱做的事，教书，做记者，都好。父亲只是长叹一声，自言自语：若能重返报界那该多好！可是他，他肯放我吗？
有一天，陈琏佯装无意把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遗落在陈布雷卧室的案头。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父女一起闲谈。陈布雷拿出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交给陈琏，叹了口气说：“怜儿，你前次忘了一本书在我房里。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会阿爸的苦心，不要从事政治活动，静心读书，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陈琏还想辩解，父亲说：“不要说了，家里面不谈政治！”
经受牢狱之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陈琏和她的恋人，原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袁永熙，先后来到北平。袁永熙是南方局系统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陈琏在贝满女中教书，是地下党职业青年支部成员。他们参与和领导了北平市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9月26日，在交道口以南的棉花胡同自己家里，他俩新婚不到两个月，陈琏初有身孕，两人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历了严峻的狱中斗争考验。他们坚守原则，保持气节，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受了几个月牢狱之灾以后，蒋介石为了笼络陈布雷，让陈布雷把女儿领到身边管教。陈琏回到家里，对父亲诉说冤枉，大骂政府腐败黑暗。她到老家浙江慈溪休养，因受尽折磨，分娩时婴儿窒息而死。袁永熙被囚禁八个月之后，经姐夫叶公超（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等斡旋，被保释出狱。1948年5 月末，被送到陈布雷寓所。不久，到慈溪与陈琏相依相伴。他俩先后在南京找到职业，但仍受特务监视，不能自由行事。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半夜里悄悄聆听XNCR（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在他们周围，渐渐地悄悄地又聚集起来一些中央大学的进步同学。
1948年11月13日凌晨，忠于蒋介石而最后彻底失望、极度抑郁的陈布雷服了大量的巴比妥自尽。陈琏为之悲哀也为之痛惜。她看着父亲写了许多遗书之后放在书桌上的毛笔，惋惜这支笔终于未能摆脱专制魔王，未能离开他一再告诫儿女不要接触的“肮脏政治”。
就在祭悼陈布雷的活动中，比陈琏小8 岁的表妹翁郁文（就是当初从藤萝架上救下陈琏的小命的姑妈的女儿，当时是在上海作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悄悄地告诉陈琏，有办法“到那边去”。原来，前些时她偶然得知表姐想去解放区，就向她的领导人、地下全国学联党团书记钱李仁报告了，钱李仁又向上级请示。那时候，中共上海局也在了解陈琏和袁永熙的情况，设法帮助他们。党组织决定尽快把他们送到解放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翁郁文。陈琏在悲痛中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们利用护送陈布雷灵柩去杭州安葬的时机，摆脱了特务的监视。翁郁文接受任务，护送他们。三人乔装打扮，通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仆仆风尘，1949年2月初到了石家庄，与中央青委的同志们会合，十几天后进入他们一年前被押送离开的北平城。
值得留恋的几年
在充满欢腾和激动的1949年春天，他俩都被分配在刚刚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袁永熙在学校工作部，以后调到清华大学。陈琏在少年儿童部。她的工作是顺利的，先任少儿部的秘书主任，不久被提为副部长，部长；还当选为青年团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央委员，常委。
陈琏深爱少年儿童工作，又正值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初创时期，既要继承老根据地的革命传统，又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她深感任务艰巨。几年间，她总是满怀激情辛勤工作，经常和同志们一起背着铺盖卷深入农村作调查，夜以继日地研究问题，总结经验，起草文件。她经常提醒大家，少先队的工作要适应孩子们的特点，不要把孩子当作成人来要求，要多启发诱导，不消极限制，更不能用训斥、斗争那一套蛮横的做法对待孩子。当时在少儿部工作的同志们，都很留恋陈琏主持工作那些年代。
1956年，陈琏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这前后，还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并且是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1956年2月，陈琏在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上发言，她针对当时有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为自己出身感到苦恼和悲观，便现身說法，帮助这些青年卸掉思想包袱。她说：“也许在座的有些同志是知道的，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在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程的。”她的发言受到周恩来的称赞，《人民日报》刊登出来，不少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青年为之感动，决心按照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宽松的一年。显然，陈琏那时候是很愉快的，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都没有成为她的沉重思想负担。
又一次经历抛开亲人的痛苦
没有想到，只隔了几个月，风和日丽就一变而为狂风暴雨，“反右派”运动一来，陈琏遭遇了从未经历过的“憎恨、嘲笑、蔑视、侮辱”，而且又一次面对不得不抛开亲人的痛苦。
这时候，袁永熙是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反右派”突如其来，陈璉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她怎么也想不到，远动开始不久，袁永熙就被加以“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的罪名而遭到批斗，而且登到了《人民日报》上。她和“小袁”（当时西南联大的同学们都这样称呼袁永熙）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相识。十八年来，在昆明，在云南偏僻的农村，在北平，以至在专制政府的的监狱里，他们并肩战斗，共同经历了种种严峻的的考验。她深知小袁对共产党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的忠诚，他怎么可能站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边呢？她认为，这大概是一场误会，报上的话不能作为定案，相信党不会冤屈好人，运动后期就会澄清。
1958年初春，当组织上把清华大学党委对袁永熙的处分决定通知她的时候，她才明白，小袁竟然真的被确定为“右派分子”！按照毛主席说的，右派就是反动派，也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这个晴天霹雳把她打懵了。她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失声痛哭起来.。晚上，团中央少儿部的汪志馨来到陈琏家里，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这一夜她向自己的同事好友敞开了胸怀，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她和父亲的关系；详尽地叙述了她和袁永熙十八年相识相知，共同经历斗争和考验的过程，叙述了她此生的命运，此时此刻的心境。她无限感慨地说：“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间会被当作敌人！”她痛椘地说：“我成了右派的妻子，子女成了右派的孩子，现在自己的家里出现了敌人，以后我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样做少先队工作？”汪志馨后来谈起当时的情况说，眼看着陈琏被这一连串的痛苦和矛盾折磨着，在那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年代，政治高压笼罩着中国大地，谁能帮助她解脱心中的痛楚呢！ 陈琏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陶琴薰，这时候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几年来工作认真，小心翼翼，也被定为“右派”。本来，国际部负责人认为她不该划为“右派”，但是上级领导人说：“陶希圣的女儿，单凭这一条也够了。”对于陈琏1956年在政协会上关于出身不能选择、道路能够选择的讲话，又该如何解释呢？
那些日子里，一想到和提起自己眼前的大难题，她就泪流满面，实在无法自解。这时候，一位陈琏所尊敬的原先做青年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当时的清华大学领导人，袁永熙的顶头上司，正襟危坐地“开导”陈琏：“袁永熙的堕落不是偶然的，他长期和党貌合神离，一旦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恶性发作，终于背叛革命，跌入反革命的深渊。”陈琏沉默着，一边沉思，一边耐心地继续听下去。“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是老党员了，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相当多的同志至今对党内右派恨不起来。他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其实，斯大林早就说过，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正是这样，党内右派最容易迷惑人，危害也就更大。”陈琏终于开口说出自己的疑虑：“孩子们已经懂事了，今后，我该如何教育子女？家里又该怎样共同生活？……”这位领导人冷若冰霜地帮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你明白。感情都是带有阶级性的。陈琏同志，你是坚强的。过去，你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看这一点困难难不倒你。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困扰，党相信你会作出正确的抉择！” 陈琏无言以对，只能默默不语。
这些谁也不能反驳的大道理压在陈璉头上，她该怎么办？她 能怎么办？
她仍然在沉思，把那位他崇敬的领导人的话记在心里，反复琢磨。
不久，儿子在幼儿园里受到小朋友的欺侮，他们说，你是“大右派、大坏蛋的儿子”。儿子回到家里问妈妈：爸爸是右派吗？右派和地主、特务一样坏吗？陈琏一下把孩子紧紧抱起，让他伏在自己的肩上，看不见妈妈脸上止不住的泪水。
又是多少天寝食不安的剧烈思想斗争。陈琏和袁永熙彻夜深谈，为了陈琏的工作，为了孩子们健康的成长和他们的前途，除了离婚，他俩别无选擇。
陈琏流着泪说：”让我为了我们的神圣事业，再做一次牺牲吧！ 原谅我，小袁……”事后，袁永熙告诉他的姐姐袁永懿（辅仁大学毕业）和姐夫孙国华（原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抗战时期他在四川江津白沙国立编译馆工作的时候，袁永熙到白沙从事地下工作，就在他们家落脚）：不要怪陈琏，这是他俩想了很久谈了很久才决定的。
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这一场疾风暴雨没有把陈琏摧垮。她把伤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依然腰背挺拔步履轻捷，紧张有序地工作学习，希望在繁忙劳累中忘掉小袁，忘掉自己，忘掉烦恼。
为了摆脱悲伤，毅然离开北京
几年后，陈琏决定离开北京。她对袁永熙的甥女孙士询说：“在北京，我走到哪里都回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而心酸，无法专心工作。”从1958年那痛苦的日子开始，她就萌生了这个念头。思量了几年，到1962年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对北京不无留恋，她人生旅程中许多许多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她和小袁在这里战斗，在这里结婚，在这里被捕，在这里共享新中国诞生后的欢欣。 这里有她的至亲好友，她深爱这个古老的新生的都城。可是，和袁永熙分手以后，心灵创伤难以愈合，在北京到处都有引发她思念往事的陈迹旧地，使她无法摆脱过去的一切。为了使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她决心抛弃一切自己所熟悉和喜爱的，去开拓新生活。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华东局，急需一批干部。陈琏要求组织把她调去。
在一次会议上，她遇见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听说陈琏要求到外地去，便劝她：“你还是留在北京好，中央更了解你。”周总理的关心使她感动，但她却不肯改变主意。
临行前，陈琏请袁永熙的姐姐袁永懿的女儿孙士询帮助安排，让三个孩子在临行前去看看爸爸。这时候的袁永熙，已经在昌平县长城脚下过了几年“苏武牧羊”式的劳改生活，孤身一人放羊喂猪，终于熬到了摘掉帽子，成为“摘帽右派”。但是他既不能再到高校教书，也不能留在北京工作，已经通知他到河北省南宫县去.继续“改造”。没有想到，临行前竟能看到已经五年没有见面的三个孩子。他太高兴了，不停地亲他们，抱他们，带他们去公园，给他们买礼物，欢欢喜喜地玩了一天。晚上，士询要送孩子们回去了，袁永熙还很兴奋，向甥女说想去看看陈琏。士询告诉他，陈姨关照过不要把她的地址告诉舅舅。袁永熙理解陈琏的苦衷，没有再提这件事。只是嘱咐甥女：你告诉陈姨，我感激她，三个孩子很好，只是苦了她。士询带孩子回陈琏那里，和陈琏、小弟挤着躺在一张床上，一夜无语无眠流泪到天明。
陈琏和袁永熙通过信，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他俩的合影，却害怕见到他。
陈琏和袁永熙结婚时，就住在士询的家里。那时候士询刚十岁，特别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舅妈.。她不喊舅妈，喊“陈姨”，一天跟在陈琏后边转，被戏称为舅妈的“小尾巴”。这时候，士询已经大学毕业，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在陈琏眼里，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天夜晚，她留下陪伴陈姨。孩子们入睡后，陈琏先问了一句：“你舅舅身体还好吧？”“舅舅身体还好，陈姨，舅舅说他很感谢你，他快要到南宫去了。他说，他会好好改造，争取……”。
“我知道，他给我来过信。这些年，他也不容易，以后，请你妈妈多照顾照顾他。你也告诉他，叫他多保重身体。孩子，我能管起来，他不用牵挂……”话没说完，陈琏已是泪流满面。这时，她忽然一把抱住士询，伏在她肩头，痛哭起来。而后，打开感情的闸门，宣泄了被久久压抑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吞噬了她的生命
陈琏带着三个孩子到了上海。她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的教育处处长在这里渡过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
一如既往，她工作勤奋。政治风标向左再向左，她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她协助当时的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起草的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条例，提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要经常化制度化，要为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服务。
1964年秋季，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陈璉和处里的同志一起到安徽全椒县蹲点参加运动。尽管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很左的，陈璉处理问题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她蹲点的生产队，有人揭发会计盗窃粮食七八千斤，说得活龙活现。起初她也将信将疑。经过挨家挨户访问，逐块田地估产，她最后否定了这个疑案。另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在压力下被迫做了假交代，承认盗窃粮食九千多斤。驻队的同志信以为真，在工作组内做了介绍，并向社员大会宣布。定案时，陈璉派人核实，认为缺乏证据。她同原来驻队的同志交换意见后，也给否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华东局机关首先拿夏征农同志开刀。他几次到华东局宣传部煽风点火，亲自督战。多次揭发批判夏征农的大会，不管多么气势汹汹，陈璉总是阴沉着脸，坐在一个角落一言不发。会前会后，她也不贴大字报。处里的同志问她对批夏有什么看法，她说：“我觉得夏征农这个人不错，很民主，很放手，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要这么搞！”
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情她不理解，对于发生在全国的一片混乱和灾难，她更感不安。但这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进行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期间她曾经有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她熟悉的团中央所在地。这里也变了，大院里同样是一片混乱。原先整洁的墙上这时候糊满了大字报。胡耀邦、胡克实等等她所敬重的领导人，脖子上挂着黑牌子，被红卫兵抓着脊背上的衣服，从窗户里提出来，强按下头示众。她曾在这儿生活了十年，可是，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了。她闭上眼睛不愿多看，含着眼泪，带着更多的困扰和忧烦，扭头匆匆离开这里，也离开同样乱哄哄的北京。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到全国。各地立刻刮起“揪叛徒”的狂风。4月，华东局便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派人四处调查取证。陈琏的姐姐担心地问她：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我没有事！”陈琏说的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做出的正式结论：“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无法无天的文革当权者根本不管这些。他们不惜歪曲事实，以至用向证人逼供的办法获取所谓罪证。只因为，多挖出一个所谓“敌人”，他们就多了一份战功。
1967 年11月17日，华东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陈琏交代“历史问题”。陈琏第一次成为大会的批斗对象。一切污言秽语劈头盖脸向她泼来：
“你说，你是如何叛变出狱，又怎样混进解放区的？”
“老实交待，你向反动老子作过什么保证？”
“交代清楚，你怎样向反动老子屈膝投降，变节自首的？”
“说清楚，你反动老子自杀后，人民公敌蒋介石接见了你，他给了你什么指示？为什么你一个多月后就混进了解放区？”
“陈琏必须低头认罪！”
“陈琏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会后，她被押送回家。到家后，押送者就开始抄家。他们“勒令”她交出所有有关“历史问题”的材料，同时，翻箱倒柜，从箱底翻出陈琏珍藏的她和小袁的合影。
“好大的胆子，竟敢保存和右派老公的合影！ ”
陈琏紧闭嘴唇，沉默不语。难道对丈夫保留这么一点怀念也是犯罪吗?!
造反派临走时交代陈琏家的保姆，要她监视陈琏的行动，随时向他们报告。他们走后，面对狼藉不堪的居室，陈琏放声痛哭，声音凄惨。
第二天，她按时来到办公室，像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和她说话，人们远远的躲开她，悄悄地议论着，有人向她射来冷漠的目光……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用“革命”姿态来包装自己。陈琏被孤立了起来。这一天，她在令人窒息的压力和孤独中度过了。
19日是星期天。陈琏似乎镇定下来。起床以后，就忙于收拾房间，整理抽屉，清点孩子们的衣物。午睡后，她洗澡换衣，还把脏衣服自己洗净晾好。家里静悄悄的，只有保姆和小儿子两人。她问保姆，星期天大儿子为什么没有回来。她大概是想儿子了，忘记了是自己让儿子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晚饭后，她问保姆还有多少布票，要她给女儿和小儿子添置衣服，又把两张银行存折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和小儿子睡后，陈琏走进自己的卧室。
深夜，陈琏所居住的泰兴路华东局宿舍大楼传达室的工友沈文界在清扫楼门前的地面。突然一声巨响，从楼上坠下一个人来，落在沈师傅几步远的地方。他一边通知急救站和派出所，一边上楼按方位敲门，在十一层找到了陈琏的家里。进入陈琏的卧室，看到床铺空空，到处找不见人，桌子上放着一封信——陈琏的绝笔信。信里写着：
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终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她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对于陈琏的死，人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她的大儿子陈必大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论述了陈琏的理想主义和她的死的关系。他说：
妈妈是很理想主义的，她相信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是可以被纠正，被改造的。关键在于人.。所以她把个人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感看得很重，且严于律已，一切都从我做起，锲而不舍，以求有助于社会的改造。
妈妈嫉恶如仇，追求人生的完善很固执，很认真。她的内心充满激情。上帝赋于她应激性很高的内心世界，因此她总是比别人经历和感受更多的痛苦与矛盾。如果不仅仅看她在“文革”中没受到太严酷的迫害，而且也看到她一贯的心理倾向，她的死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她来到这个世界，追寻自己的理想，奉献出了她的一切，然后带着矛盾痛苦的感情、愤然离去。妈妈在投身革命之初就已感到时代要在她与家庭之间演出一场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因为站在敌对政治营垒中的父女，在道德情感上是相通的。妈妈景仰外公的私德，她尽量不在我们面前提到外公，因为她很难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外公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员，却并不是小孩子心目中想象的“坏人”。外公的死（陈布雷在1948年冬国民党行将覆灭时自杀身亡——编者）证明，她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她更可以义无反顾，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是另一方面在感情上总觉得若有所失：外公这样一位正直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可惜走错了路而成为旧制度的殉葬品。但这还不是悲剧的终结。第二道深深的裂痕是她与我父亲的离异。解放后，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外部的敌人被打倒后，内部的整肃越来越扩大化，我的父亲也被卷入。妈妈虽然难以设想爸爸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她至死也没有意识到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偏差。她只能从道德品质上去归纳，认为是父亲的骄傲自大、个人主义使他“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为了使我们将来不受他的影响，坚定地跟党走，妈妈与父亲分手了。父亲后来被整得很惨，特别是在“文革”中，妈妈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感到痛苦，甚至是良心上的自责。为此我们有时也责怪妈妈,可常常忘记并不是妈妈把父亲打成右派的，这件事对妈妈也是非常痛苦，压力沉重的。直到近几年我才注意到，妈妈当时虽然给我们改了姓，但却保留了我们按父亲的家谱起的名字。
人们也许会觉得妈妈过于理想主义，甚至会说她有些左。确实，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完全不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我妈妈也并不例外。但是，三十多年来为害最烈的是那种整人害人折腾人的左。这和妈妈不同，这种人毫无实事求是之心，毫无把事情办好之意，一心想的就是炫耀权力，要别人服从自己，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就他们的本意说，恐怕未必就是真的想办什么“超越阶段”的事。这是一种虚假的左，应该打上引号的左，带有封建意识的左。然而，像妈妈那样严于律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真诚的想使我们这个社会早日跨入理想之境，因此有时他们也会被那些整人害人者所利用。这在出身于异已阶 级的知识分子党员中尤为常见。他们参加革命并非是为饥寒所迫，欺压所逼，而是出于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对腐败社会的痛恨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可惜，在左的思想统治下，多少像妈妈这样的党员为自己的阶级烙印而苦恼，为自己是抱着理想主义的信念而不是拖着讨 饭棍加入革命队伍而羞惭。他们生怕自己的家庭出身会使他们沾染上党的事业所不需要，所不欢迎的思想习惯和心理倾向。他们愿意服从组织，愿意进行思想改造，愿意到任何艰苦的环境中去刻苦修炼。他们对自己往往很苛求，可是在政治上他们并不真正赞成左，甚至在内心里出于本能地欢迎阶级斗争的缓和。1960年妈妈调离团中央，组织上原来安排她到一所林学院去当党委书记，可是妈妈不愿意：父亲的前车之鉴足以说明在当时形势下，学校工作的复杂性。妈妈是决不肯将已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她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有什么优越，有什么高明，更不认为自己有权去决定别人的命运。曾经真诚地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共产党人在转变为统治者的时候，大概都需要克服这样一种心理障碍吧。后来妈妈到林业部工作，我们进了北京育才学校住读。有一次我惹恼了老师，她竟然命令我把一篇课文抄50遍。为此我和一位最要好的同学星期天没有回家。到中午时每人都已抄了十几遍。妈妈终于找来了，老师非常不安：她没想到我们竟然真的会留在学校里抄书。妈妈尽管自己焦急了半天，可是她却没有对惶恐不安的老师说一句责备的话。而是征得老师的允许后才把我们领回家。妈妈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11级的干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平等待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忠于自己理想和严于律已的人与那种专门整人治人的极左派泾渭分明。可惜，现在的人往往会忘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把超过自己现在思想境界的所有行为和观念都斥之为“左”，我想这至少是不公平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对压迫的抗争，却极少富于成效的改革，流了许许多多血，社会进步得却很缓慢，像是围绕着一个封闭的环路在盘旋。一次次农民战争胜利，一次次理想主义的改革之花凋残，新贵们得到了他们原先所反对的特权，不合理的事物却依然如旧----统治者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传统观念中的宿命论合上拍后一切又都滑入老槽。后代人也许会觉得为了这么一点进步，是否值得无数英雄为之抛头洒血？！从这个意义上说，落后的中国需要健全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向丑恶事物妥协的精神，以不懈的努力和最有效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
陈必大在他纪念妈妈的文章里，详细地记述了陈琏在教育子女方面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
父母分手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生活了十年。可是生活的重担并没有把她压倒。妈妈始终是仪表端庄，沉稳开朗，腰背挺直，步履轻快，毫无半点落寞孤寂的神态和懒散马虎的倦意。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工作学习都要有条不紊，处处体现出她对生活的认真态度。
妈妈很爱我们，但从不迁就我们的任性。她认为那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将来只想自己。在她看来理解力与同情心是成正比的，一个狭隘自私的孩子就说不上是聪明。只要有可能,妈妈就要送我们去住校，让我们在集体中独立思考，独立生活和与人交往。即便这样她仍担心当时我就读的上海中学里干部子女太集中， 别成了“贵族学校”。家里虽然有保姆，可是妈妈仍要我们自己洗衣服，放假回来还要洗自己的被子，即使阿姨后来还得返工，妈妈也坚持要我们这样做。那时我不会用搓板，只能把被子放在浴缸里用脚踩，冬天的滋味可想而知。妈妈最见不得我们懒散邋遢的样子.她后来干脆禁止我们在家里穿拖鞋和坐沙发。我小学五年级时看小说入了迷，结果妈妈把家里所有的小说都锁了起来，她认为我没有任何生活经历，看小说就是看个情节，这样容易使思想变懒、变肤浅。有一次妈妈检查我的作文，发现我竟然吹嘘自己能“飞针走线”，妈妈逼我把这篇题为《我的双手》的命题作文（天晓得老师想让我们写什么）实事求是地重写一遍。我当时心里可不服气了：作文也不让吹牛？这是写给老师看的呀。从这里妈妈又看到了我们与工人农民孩子的差距—君子动口不动手。后来非让我去参加学校的航模小组不可。甚至就连姐姐不敢划火柴，我不肯到隔壁人家去借东西这样的小事，她也要一一纠正：萎靡苟且，羞怯畏缩、自大无能的孩子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妈妈总是批评我对弟弟“恃强凌弱”，为什么不肯让弟弟当一次“好人”，“胜利”一次呢？只顾自己痛快，不管别人的习惯最要不得。在我们那个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家中，妈妈就是无上权威，她用深沉的感情和高贵的人格引导着我们。没有疾言厉色，没有浅薄的亲昵，妈妈深邃的目光中所包含的每一种含义，都会直接渗到我们的心底，引起奇妙的心理感应，其效力之大，其无可躲避，很难用语言形容。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之紧张比南方城市更甚，妈妈生活很清苦，已经出现浮肿，可她仍然把仅有的一点油和肉留到我们星期天回家才吃。妈妈是全国政协委员，可她从不到政协礼堂里去买照顾供应的紧缺商品和副食品。妈妈严肃地说：“那些东西是照顾民主人士的，我们应该和党同心同德，共度难关。”
妈妈很爱带着我们出去散步，只要天气晴朗，我们就可以走得很远，谈学校里的事，谈读过的书，谈社会上的见闻，背唐诗，背古文，念儿歌、绕口令，兴致盎然。妈妈并不刻意想教我们些什么，她总觉每个孩子天分已经生就,知识的增长无需强求，倒是我们的品格与为人需要细细地琢磨。妈妈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培育我们的心灵,就像科学家培育自然界的幼苗。孩子们将来能不能理解她一生的坎坷，特别是和父亲的离异，妈妈对此是很在意的。所以尽管我们还不懂这些，但看到我们在她的影响下成长，就使她感到极大的欣慰
1964年暑假，阿姨回乡了，姐姐和弟弟去了杭州舅舅家，家里只有妈妈和我。早晨妈妈带我去上班，把我放在宣传部资料室里看书，晚上一起散步回家。一切收拾停当，我们就搬着藤椅到阳台上乘凉。妈妈有几分惊讶又不无几分骄傲地发现，我已经读了不少书、懂了不少事、自信心也强些了，成了一个已有几分陌生的大孩子了。就在这个暑假我考进了上海中学。这一个月的生活，如同一个温馨的梦境，既朦胧又清明，既充满活力又幸福宁静。清晨从我们那十一楼朝东的房间望出去，整个上海都笼罩在金色的雾霭中，当时的景象、当时的生活、当时的感受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妈妈的生命之河早已汇入大海，可是那首昂扬的理想之歌仍在天际回荡。我们在这播种了痛苦与希望的大地上徜徉。如同是恣情任性又不知所终的潺潺小溪，循着妈妈留下的踪迹去发现新的人生与新的世界。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人的生命真是既坚强又脆弱。难道命运竟是如此宽厚而又如此残酷地对待人的生命？陈琏刚刚出生十几天的时候，父亲曾为爱妻因产褥热而死亡的悲痛一时激动，把这个小生命从楼上扔下。她托福于藤萝架和姑妈，竟然安好地活了下来，长大成为“一个圣洁的女人”。最后，却是自己从十一层高楼上跳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人间少有的的悲剧，已经远远超出了屠格涅夫当年的想象。《门槛》的副题是《梦》，而中国曾经出现的现实比梦更要离奇。难道是死难者自愿如此？
幸存者和后来人，更多反思和深思吧！
陈琏在重庆北碚入党前后的思想和活动，在《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3章《从东海之滨到嘉陵江畔》中有所记述。
五柳村2002年4月发出陈必大的《 跨过生命的门槛---纪念我的妈妈陈琏》和《 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袁永熙》可供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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