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典老歌:我的三伯父李达：被迫害时要赴京向毛主席告状

我的三伯父李达：被迫害时要赴京向毛主席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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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0 
文汇报

　李定宣

　　李达是党的“一大”代表，是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校长，也是我的三伯父。他一生笃志嗜学，勤奋著书，对我的影响很大。

　　1 我六岁进入李达创办并兼任校长的辅仁小学读书，这所学校与一般私塾不同，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设有国文、算术(还教珠算)、美术等课程，学校边还有篮球场、单双杠和跳远场地等。李达在五兄弟中排行第三，我们晚辈都习惯叫他三伯父，不称校长。他对我们的教育既亲切又严格。孩提时不懂事，很顽皮，认为这所学校既是三伯父办的，就有家族优越感。有一次，我和两个堂兄欺负邻村的同学，拦在路上要他们“进贡”。三伯父知道后，把我们叫去训了一顿：“怎么好欺侮人家？同学间要团结友爱！做人不仅要学习好，品德也要好。有德有才的人，才能为国家做好事。”我一直铭记着三伯父的这番教导。

　　大学毕业时，我写信告诉三伯父，第一年要到工厂劳动，因为时间长，觉得有点浪费人才。他立即来信教育我：“你现在工厂劳动，这很好。你学的是工科，到车间劳动可以得到锻炼，一则可以实现学用一致，一则可逐步克服小资者意识，逐步取得工人阶级意识，为入党创造条件。”1965年我告诉三伯父，我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三伯父来信祝贺说：“为之感到欣慰”。在以后的多次来信中，三伯父都要我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这和他以前教育我做有德有才的人，是同一含义。不久还送我他盖章收藏的1952年的《毛泽东选集》，要我“多研究，可得帮助”。

　　我八岁时就失去父亲，三伯父在物质生活上也给我以父亲般的关爱照顾。1962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作为班干部的我带头将自己的助学金从甲等减为丙等。三伯父知道后，一方面赞许我的积极性，一方面汇钱资助我，使我免受生活窘迫，解决“靠家里维持膳费不足”之困。几十年来，我遵照三伯父的教导，老实做人，努力工作，在工作和专业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差可告慰三伯父。

　　2 1961年我回湖南零陵度寒假，在家十几天时间，乡亲向我反映，我亦亲眼目睹，农村中出现了“共产风”和“浮夸风”，还有一些农村干部作风腐败，这给乡亲造成了巨大伤害，我心情也难以平静。我提前返校，中途在武昌下车，带着母亲为我准备的送给三伯父的鲜鸡蛋、芝麻糖(是一种用山芋熬成汁，加红糖、花生、芝麻压制、切片而成的土特产)，直奔三伯父珞珈山的寓所，我要向他汇报我知道的情况。见面后，我谈到农民在公社大食堂吃不饱，很多人出现浮肿，回家偷偷煮点南瓜汤充饥，被干部发现后，被迫倒掉，他们还给农民扣上了反对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帽子；一位姓唐的书记私下偷分公共库存的粮食，农民吃不饱，他不仅吃得肥头大耳，还用粮食喂成群的鸡鸭。三伯父听了十分气愤，他说：“这些人蠢得像猪一样！”第二天，在我老家当干部的两位本家堂兄突然出现在三伯父的寓所，这让我十分惊讶，我没想到三伯父对我反映的情况如此重视。他是听了我的话后，立即叫秘书发电邀他们来武汉面谈的。他严肃地说：“你们简直蠢得和猪一样，吃不饱是事实嘛，浮肿也是事实嘛，他们农民自己搞点吃的，管你们什么事？当干部的要为群众办好事，不要办坏事。”他还讲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各种“左”倾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要求他们回去好好组织乡亲们发展农业生产，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样才算得上是好干部。为此，三伯父还特地花钱，从华中农学院购买了双季稻、棉花、西瓜等良种，给他们带回去试种，扩大生产，增加收成。两位堂兄从湖南零陵来武汉的来回路费，也是三伯父出的。

　　上世纪60年代初，理论界、学术界开始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当时大学的政治课本，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对照书本，对“合二而一”的理解模糊不清。一次在北京看望正在休养的三伯父，我好奇地问他：“现在怎么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了？”他说：“你年轻还不懂，这涉及对立统一法则，对立统一就是对立同一、合一的意思，矛盾双方互为依存，互为转化，处在一个共同体中，这并不排斥矛盾双方的斗争性，而且斗争性也是寓于同一性中的。列宁、毛主席也是这么说的。”他特别强调说：“对于学术界争论的理论问题，不能随风倒，要坚持真理，站稳立场。不能说‘合二而一’就是阶级调和论，就是反对阶级斗争。”那时有个身居高位的“理论家”想利用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权威，通过各种手段请他写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文章；当时的苏联电台也煽风点火，说李达在这场斗争中沉默了。面对各种压力，李达就是不做风吹两边倒的假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参与批判“合二而一”。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中，他也指示编书助手不提“合二而一”，不同意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

　　3 1964年8月，正在颐和园休养的三伯父约我去京相见(本来，1965年他说要来上海暂住，后因病去北京治疗，期盼的再次相聚就没能实现)。这次昆明湖畔相聚，除谈些家常外，三伯父特别教导我说：“你学的核物理电子学是高端科学，你要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他还谈到：“这几年，身体越来越不好，写字手发颤，已是风烛残年了。毛主席交给我的编书任务，已经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没完成……”听到他说这些话，我心酸，也心痛极了，低着头只是听他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他，泪水在眼中滚动，差点掉下来。其实，早在几年前，医生就劝告他停止写作，不能太累。但他却不以为然，几次住院治疗，出院后仍坚持写作。他想把毛泽东交给他的编书任务早日完成。

　　八月底，三伯父说要在开学前回武大。他去武汉那天，我们分坐两辆小车离开颐和园。到北京车站时，所经通道的门卫不让小车开进月台，此时离开车时间大约还有二十多分钟，大家都很急。三伯父叫秘书询问怎么回事，原来车站负责领导忘记事先通知门卫，门卫不知道是李达的车。对此三伯父并没有生气，也没有责怪秘书办事不周。门卫放行时，鞠躬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三伯父说：“没关系，你也是坚守岗位嘛。”当我扶三伯父上车到软卧室坐下时，他突然问我：“回天津的车票，秘书给你了没有？”我说：“给了，谢谢伯父。”因我还要回天津大学办理离校赴上海工作的手续，所以没有与他同行武汉。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三伯父对我的关爱入微而真切。火车徐徐启动，我眼含泪花挥手目送。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永诀。

　　1965年12月5日，我收到伯父最后一封信，他说：“组织上因我年老多病，主张摆脱武大校长之职，专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因此，全家已迁来北京。”然而因惦记在庐山休养时毛泽东亲自交给的编书任务，他于1966年2月又回武大暂住，指导助手编书。这次回去是一大灾难，三伯父终在随即而来的那场腥风血雨的“文革”中含冤去世。

　　三伯父同毛泽东有四十余年的友情。在惨遭迫害时，他还对三伯母石曼华说：“等我病好了，我们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他根本不明白这场“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一切心愿都化为云烟，随风飘散而去。这位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领导者之一，像红烛一样燃尽了自己。

　　我常常回忆同三伯父相聚的日子，珍藏着他的留影和信件，也不时回味着他对我的人生教导。我永远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