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若包子养成记乐文:永远向毛主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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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04 07:37:58)
标签:杂谈   分类:李阳随想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
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
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
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
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
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
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121六、走向农民运动①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
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
我没有去。”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
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
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
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
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
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
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
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
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
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
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
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①。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
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
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
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
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①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
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
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
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
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
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
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
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
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
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
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
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①。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
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
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
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
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
“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
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
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
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
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
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
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
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
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
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
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
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
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
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
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
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
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
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
“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
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
(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
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
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
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
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
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
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
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
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
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
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
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
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
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
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
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
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
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
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
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①。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
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
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
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
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
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
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①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
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
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
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
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
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
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②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
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
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
“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
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821毛泽东传(1893-1949)    ①    ②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版,第172页。    144    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
“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
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
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
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
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
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
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
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
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
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
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
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
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
《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
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
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
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①。此前已有五届毕业
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
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
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
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
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
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
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
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
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
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
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
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
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
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
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
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
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
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
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
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
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
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
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
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①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
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
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
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
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
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
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
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
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
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
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
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
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
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
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
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
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
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
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
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
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
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
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
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
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
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
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
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
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
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
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
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
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
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
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
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
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①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
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