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集团黄祥年:史啸虎：我对朱镕基功过的看法 ———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史啸虎：我对朱镕基功过的看法
● 史啸虎 （进入专栏）
Abcde网友就王霄网友《朱镕基功过之一瞥》一文中部分观点谈论的意见我很赞成。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的确应该是改革现有的党国体制而非所谓官僚制度。因为官僚制度从来就不是一个专制国家的主要政治改革方向。不仅如此，abcde网友还谈论了他对朱镕基先生的评价意见。对他的这一观点我也比较同意。
平心而论，朱镕基先生任上的最主要的政绩的确就是这两点：一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二是力主加入世贸组织并彻底废除和改革了原有的那些落后而错误的经贸制度，是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所以我认为，朱的确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最有建树的一位领导人。
很多人评价一个人喜欢从具体小事情上看，这也对，但对于国家领导人而言，仅仅停留在一些诸如他说过什么话，批评过什么人，甚至发火摔过什么物件等街谈巷议的小故事上来分析者个人及其历史政绩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既然你是说一个政府首脑的政绩，那就得用涉及国计民生以及相关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上做得如何来加以评价吧？所以，我就大致分析了一些相关问题并择其大者说一说吧。
我认为，朱镕基先生的主要功绩就在上面那两条中，具体数据我就不说了，大家应该都清楚。其他功绩（应该说政绩更妥些）虽然也有一些，但都是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尽管如此，朱先生的这两个功绩也算得上中共建政以来最突出的了。我说他算得上是前无古人，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差不到哪里去吧？谁都知道，现任这个班子直到现在还在因循守旧，大吃朱的老本哩！他们不仅在制度改革上一无新的建树，而且各种制度性的潜伏着巨大危机的问题也都已经堆积如山了。
但是，是人都会有错失，何况一个大国的政府首脑？为了让网友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朱镕基，这里我只想专门评说他的政绩败笔。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嘛。性格属于粗线条的朱的政绩败笔肯定不少，小问题更是很多，但如果归总起来，我认为主要也有两个：一是农村改革几无进展，甚至倒退，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二是放任本属福利性和公益性的教育医卫事业市场化，社会保障投入太少，严重损害了国民的利益。国企改革和下岗忽视工人利益也属于后者。
朱镕基从199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经济（第二年为政治局常委兼第一副总理，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直至2003年从总理位置上退下来，在位12年时间。在这期间，中国的农业出现了极度衰退的危机状况。
根据当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1年发布的《“九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实证分析》报告披露的数字，1995—2000年间，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种植业、林业、工业和运输业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分别由1990-1995年间的18.03%、13.73％、25.31%和21.70%下降到-6.21%、 -1.08% 、-3.11% 和-2.6%。在每年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都在迅速上涨的情况下，我国种田农民的本来就微薄的收入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每年竟然能下降6.21%，这是多么让人感到震惊不已的数据啊！
情况还远不止这么糟糕。在朱镕基当任副总理期间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农村“三乱”（乱收费，乱提留，乱摊派）也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政府公开收取的收费项目已经多到连征收人即基层政府自己也数不清的地步。除了国家规定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耕地占用费、提留、统筹等以外，还有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出台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生产性收费、服务性收费，以及各种集资款、摊派款、“搭车”收费款等，而且征收的部门多、标准多、依据多，农民既数不清、也道不明，不胜其烦。陈桂棣和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问题调查》一书主要就是披露这段黑暗的中国农村历史。（奇怪的是，现在的朱镕基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当年的政治错误所在！）为了摊派，上房揭瓦，下地拔苗，进圈牵畜，基层政府的干部什么不敢干呀！那时的农民生活艰难，苦不堪言，真的如陈桂棣书中所言，只缺一个陈胜吴广就揭竿而起了啊！
可是，朱镕基先生却始终未能认清中国“三农”问题的日益恶化的根子就在于我国的那些有关“三农”的制度都是错误的，如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行政化的村民自治制度以及不准农民组建自己的合作社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反还容忍和鼓励农村供销社之类的假合作经济组织伙同所谓龙头企业一起去继续盘剥农民的利益。那时，他所亲自主导的一个所谓粮食顺价销售运动，实践证明，简直就是一场计划经济在农村复辟的闹剧。他自己也曾经被某些地方基层政府骗得气得几乎吐血。可农民的利益呢？一如既往地因其推行的错误的政策而遭到剥夺和伤害。
还有，也就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农村改革政策上的上述失误之外，政府在农业的投入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在农村“三乱”开始形成和横行之际，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却一反常态开始逐年减少。比如，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五五”时间10％，下降到“七五”时期3.6％，“八五”时期又进一步下降到2.8％。到了1995年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仅占到国家总投资的2.2％。1999年国家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中直接用于农业的竟然为零。这一切使得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这种竭泽而渔、从已经贫困破败如斯的农村抽血去贴补城市的做法无疑更加深了农民的疾苦。可以说，后任前些年的所谓对农村反哺和支援等措施，其实都是对朱错误农村政策的一种补救而已。因为这种轻徭简赋之类的措施局限性很大，只能缓解农民的痛苦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这些灾难的制度上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能将所有这些“三农”问题的恶化都归因于朱，因为这是一个决策集团的所为。但朱作为当时的最有经济决策权力的人，为何却在减轻农民负担和发展农村经济问题上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呢？甚至连一项成功而正确的制度改革也没有呢？由此我们可以说，“三农”问题历来是朱施政上的短板。不承认不行的。朱不懂农村、农业，也不愿意去懂农民。（可是，现在的领导人在巨大的土地利益面前不也是这样的吗？）我希望他今后能正视自己也能正视到这个根本的立场问题。
除了“三农”问题之外，朱的另一个大施政败绩就是推卸政府责任，听任涉及亿万国民根本利益上的教育医卫事业市场化，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太少。朱为人豪爽，对自己僚属也不错。在其任内曾一再给国家干部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加工资和增加福利，但是对于不属于那个统治阶层的其他社会阶层民众来说，朱的所作所为相对而言就显得没那么慈祥和大方了。
比如，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本来涉及全体国民（我国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的话，社会福利就必须将农民也包括进来）的利益，但是在朱镕基先生的十多年任期内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投入的资金却一直少得可怜。
据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经以联合名义发文说，国务院两次召开常务会议，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讨论并同意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应达到4%，并还以赞扬的口吻说，在当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大家研究并一致批准了上述目标。
可令国人绝对没有想到也让朱大丢颜面的是，这两个中国最具权威的权力机构所公开承诺和计划的本来就低得可怜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实现。（后来说，要到2005年兑现，但又失言了。最近又说要明年，即2012年一定兑现！）
在朱任内这个数据究竟如何呢？我查了一下，1995年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46%，反而比1980年代下半期还要低很多。而到1998年12月教育部公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再次强调要按期实现这一标准时，这一财政投入指标仍然只有GDP的2.64%，仍低于八十年代末期水平。到2000年，此时朱已经坐稳总理位置三年了，但到这一年底这一数值不仅没有达到4%的承诺，反而还依然低于1986和1990年他上任前的水准。对此，朱镕基先生怎么自我评价？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责任吗？不过话说回来，这肯定不是朱一个人的事儿，而是整个执政集团的责任问题。可是到如今，不仅是朱先生，就是中央任一领导人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就此政府一再公然背诺和失言的事件而向国人道过哪怕一次歉意！
相反，在我国，什么都说的很好听。比如，我国推出义务教育制度，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理论，叫做“人民教育人民办”，对外宣传时官员们似乎都很骄傲，也很自豪，但在这个光鲜的口号下面却是国家背诺，政府不承担义务教育费用，义务教育成为了国民自己的责任。说的不好听，这叫可耻。医疗卫生投入也是非常至少，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痼疾也就是从那些年中逐渐形成的。具体数据就不再说了。
除了教育和医卫，我国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总支出也是低得可怜，仅占我国各级政府同期总支出的2-3%左右。这与朱所领导的政府长期忽视公共财政政策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1-1995年的韩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的中央政府对各自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支出已经分别占到各自国家当年总支出的10%、29.9%、30.5%、37.5%、42.9%和45.3%。对比之后，我们的政府官员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吗？
由于教育经费的极度缺乏，这里面出现了多少让教育界人士痛苦和悲伤的事例啊！别的不说，就说拖欠教师工资，特别是拖欠农村教师工资一项，整个九十年代就没有消停过。损害了数百万原本收入就很低的穷教师的利益。到了2000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拖欠总额已经高达135.6亿元，覆盖了北京、上海和浙江、西藏之外的27个省区。这简直就是国耻！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朱镕基先生身上（另有人分管教育），但朱作为当时的主要政府首脑，他是绝对要担负起他所应该负起的领导责任来的。对此，公正的历史自会书写。
总之，朱镕基是一个既有巨大政绩也有过很多很大施政错误的领导人。他的局限性有他个性和个人修为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他身在其中并为之服务的那个政治制度存在问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不是民主的，也不属宪政的，而且是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这样的政治制度不改革，领导人只会凭其道德和自律水准向国民负责，国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以及经济权利等，都会很容易地遭受到错误政策的伤害和侵犯，而且还不容易得到及时地纠正。
尽管如此，我认为朱镕基先生依然是一个可以在青史留名的领导人。但从他至今还对揭露和批判他在“三农”问题上施政失误的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耿耿于怀来看，朱也依然是一个不能正确对待民意的政治强人。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
史啸虎:朱镕基功过之补充
● 史啸虎 （进入专栏）
在《我对朱镕基先生功过的看法》一文发表后，我感得这篇文章存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在论述朱镕基的政绩（功）上显得薄弱，相对多谈了朱先生的失误（过）。比如，我文中关于朱的第一条政绩，只是用一句话说他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并没有展开之。（说实话，事后我对此很感遗憾，因为本来是想展开写的，但由于最初此文只是一个帖子，只想谈一下主要想谈的事情就可以了。后来改写，又因过于匆忙而忽略了）。现我觉得，还是应该将自己曾因疏忽而漏写的内容予以补上为好。这样，朱先生的历史功过将会更为立体和可信。
我在《我对朱镕基先生功过的看法》中说，朱镕基的第一个政绩是挽救了当时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这句话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从结果上看朱的功绩确是如此；二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深刻的制度改革而不是像时下政府遏制房价那样只管治标不管治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得国内政治上的改革遭到扼杀，经济改革也归于失败，而在经济和贸易上则遭到了几乎整个世界的制裁和封锁。
二十年前的中国，通货膨胀指数飙升至两位数且始终居高不下。人民币对美元从3.6：1一再地贬值并最终猛贬至8.5：1，民间黑市则早已过9甚至10。飞升的物价使得国民手里的人民币的贬值速度如同自由落体。银行储蓄利率五年期存款甚至曾高达到了16%！进出口贸易也出现了极度萎缩（全年只有300亿美元），这又转而导致国家的外汇储备快速减少。1991年初，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只有区区的80亿美元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就已有10亿人口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邓小平1992年的所谓南巡功劳极大，所以许多地方还谱成歌曲到处传唱。其实，邓的那次出巡确实是无奈的选择。因为与当时执政集团内其他那些反对政改的人不同，邓清楚地知道危机已经来临，执政集团如再不从制度上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他们很快就会因尽失民心而崩溃了。那场风波后身心交瘁的他只好孤寂地一个人离开政治上愈益保守和倒退的北京，到国内其他地方去寻求安慰并继续鼓吹其政治和经济改革了。特立独行、满腹经纶的朱镕基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被启用的。
朱上任后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刀阔斧地打破旧税制改而推行央地政府分灶吃饭的新税制。这个税制的要害是能将绝大部分资金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并让其掌握绝对的资金分配大权而不再受制于各地方政府。（上年纪的读者可能还听说过不少有关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经常到各地去向各富裕省市的诸侯们化缘要钱的故事吧？在这些故事中可能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1988年邓在广东化缘碰壁后来到上海，江泽民先生一口就答应上缴中央财政120亿人民币！）朱的这一措施让中国政府可以最大程度地集中有限的财力以最终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并让其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期。
当然，分税制改革有其优点也有其弊端。其优点是有利于中央集权（财权），好办大事（但如决策失误办不好了，也会酿成大灾），也符合眼下的这种政治上也是集权的体制在经济和金融上的需求。其弊端就是，当在一个权力不受任何法律与制度监督和约束的政治体制下时，这个新税制规定的中央财政向地方政府转移的条文往往得不到兑现。
地方财政，特别是大多数非沿海地区地方基层政府，钱财匮乏成为常态。而穷极了的地方政府的一些不良官员，也因为其权力在地方上也不受任何制度约束，结果他们就把掠夺枪口对准了最贫弱可欺的农民阶层。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给农民带去无数苦难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三乱风”（乱收费，乱摊派、乱提留）之所以能够刮起来，虽然从根本上说是落后的政治制度所致，但朱所建立起来的分灶吃饭的财税制度在与政治制度契合起来后，客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我期望能引起相关方面和当事人的重视。因为在我国多年来始终居高不下的房价、越演越烈的野蛮拆迁和暴力截访等后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两种制度共同作用的影子。说白了，时下剥夺城市中产阶层的高房价、野蛮拆迁和暴力截访等其实是当年农村所刮的旨在剥夺农民的“三乱风”在目前城乡中的一次重演而已。
朱镕基先生在第一个政绩上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颁行并修订《公司法》。1994年7月正式颁行实施的《公司法》的确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也曾在自己过去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中多次高度评价这个《公司法》。我认为，与第一产业领域只能通过颁行和发展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制度一样，公司制也是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必由之路。公司制改革使得我国的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成为具有各自独立的债权债务并对自己的所有市场行为承担有限或无限责任的企业法人，也消除了我国原本诞生于计划经济下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非法状态。这也为我国于2001年底最后加入WTO并全盘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不过，虽然国企改革的意义很重大，但是国企改革到2005年就已经造成了约7000万国企职工在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就被下岗或被买断工龄，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有2000多万人，属于所谓的4050人群（当时年满40岁和50岁的下岗职工的一种代称）。这些人中又约有上千万人因得不到妥善安置，又始终找不到工作，也得不到较好的社会保障，结果最终被抛入了最贫困无助的社会底层——城市贫民阶层中去了。到200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城市贫民（指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的所谓“三无”城市居民，也叫城市低保人口，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低保户平均每户每月100-200元低保金）总数自国企改革以来的几年工夫就很快猛增到1998万人！
显然，这场忽视了下岗职工基本权益的国企改革曾给数以千万计的原国企员工及其家属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伤害，其痛楚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现在我们在说当年朱在亏损国企改革方面的政绩时，也应该同时指出其改革中的政策疏漏所给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带来的痛苦。只说其功劳而不说其失误，这种为尊者讳的做法是很不正确的。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将我的上一篇文章中未谈或少谈的有关朱的历史功绩再说出来，以供读者参考。由于已成历史，我的前一篇题为《我对朱镕基先生功过的看法》文章就不再改写了，就用这篇短文作为其一个必要的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