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亚科技处罚公告:斯文汉：穿越武斗年代拾忆

　　“文革”波及川南地区以后，约自1967年开始爆发大规模武斗活动，并断续残存几年，而我曾备尝其中苦楚，一些往事仍宛如昨日。

　　守备连营区枪械遭“抢”

　　在距我家不足两公里的某火车站地区，常驻着省军区守备部队的大概一个连级单位。在那里，隔三差五举办露天电影晚会，他们有时还会派出部分兵力在附近地方助民劳动，官兵向来待人和气，队伍纪律严明，也就与地方人士关系融洽，但似乎突如其来的一次抢枪事件，却让附近老百姓有所不解，甚至为之咋舌。

　　出事当天，据说是守备连循例的实弹射击训练日程，当整队外出以后，驻地就只留下在营区的炊事班和一名营门哨兵，上午一个时刻，外地的一批造反派份子分乘几辆载重车径直赶到该连营门纷纷下车，仗着人多势众一窝蜂涌将入营，很快收走里面的所有枪械，然后从容登车扬长而起。

　　我获悉“守备连遭抢了枪械”的消息已是中午，因此专门邀约伙伴跑往该连驻地探看究竟，果然时有路闻有关议论，抵近就一目了然到无枪站岗的场景，但见哨兵身背一具制式红宝书袋（制式）、左手恭敬持一本红宝书（毛语录）在营门端立，而往昔钢枪、雪亮刺刀的英武形象已荡然无存，当即让我与伙伴横生莫名的失落情绪。

　　“没有了枪，站岗就没有了威武！”“这兵当的，不提劲（缺乏精神）嘛！”除了这些议论，我们儿童还不免疑惑：“部队枪械怎么就便便宜宜落入到造反派手中？”

　　当然，地方社会为此引起惊诧与疑窦的轩然大波，其中有一种逻辑看法，说是此举系军方故意创造让枪条件，以方便给某一派组织方便拥有武装所为，而根据是，该连在地方派别组织之间已兴起相互械斗的形势下，为什么除携走少量射击用枪，却仍旧将其余大部分枪械陈放在营区宿舍的原来位置？

　　斯时，成都发生省军区领导班子被夺权事件，传言也实时经成渝铁路弥漫开来，自然加重了局外人士的有关猜测。

　　不管抢枪的真相如何，在我们儿童眼中的事实是，稍经一阵，该连重新配发了一批制式枪械，哨兵站岗恢复用枪的面貌也相应得以重现。

　　江青的“文攻武卫”讲话

　　当时肇发的武斗在四川已为此起彼伏态势，不少成年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原因，而我因阅读资料的方便，则略为了解“文革”运动的一鳞半爪内幕，就是通过若干官方文件或复制品，得悉已经走红政坛的江青，曾在一次参与接见赴京的四川造反派领袖的讲话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

　　虽然知道江青就是培育了样板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旗手”和中央文革的显赫首长，但目睹这位主席夫人公然鼓惑既“文攻”又“武卫”的说法，不免有所困惑，当然也不敢吐出藏在心里的疑窦，难道巴蜀大地横生腥风血雨就是伟大领袖的政治初衷或必要手段？

　　五个造反派份子的殒命

　　武斗风潮开始严重威胁成渝铁路这条大动脉的安全和秩序，很快招致有一支排级规模的解放军分队进驻某火车站。他们的到来及其执勤，对稳定铁路运输秩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却妨碍有的造反派控制这个川南铁路要津的欲望。

　　大概是1968年的一天，我听到几百米之遥的某火车站广场骤然响起连串枪声，不久就有人从那里跑到我家附近宣称，说有一股自外地涌来的造反派份子，不顾车站人员和该群值勤军人的一再劝阻，结队强行冲击车站调度中心，企图占领客运系统而为其垄断所用，于是就有几位领头的率先攀爬进出月台的栅栏，终于招引了那些呼啸出膛的子弹……

　　事发两小时以后，我设法赶到水泄不通的现场，但见人山人海的，根本就挤不进连结月台的进站口，转而聆听身边人们的义务介绍，如说开枪之后，一共打死了5个亡命之徒，其余都作鸟兽散了，现在统由车站方面料理敛尸诸事，而那支军人小分队则搭上过路的货运列车悄然悉数撤离了。

　　学姐夭亡于枪林弹雨

　　川南重镇泸州，先是爆发了本地两派对立群众组织的荷枪实弹武斗，继而诱发宜宾军分区王、郭俩军政首长亲自指挥本区18县、市武装民兵增援其中一方的“9，5支泸”的军事行动，提升了这场大规模武斗的级别，以后经中央着力遏制并在京举办专门学习班（王司令员过后在北京学习班驻地自杀，被专门文件定为畏罪反党……）解决才基本平息。可是，武斗犹如瘟疫一般，还是传染到了距泸州几十公里的我家乡。

　　约在1969年仲春，有对立两派武装份子胶着在本县城的南郊地域持续激战，本来闹得我家所在一带也为之人心严重不安，更是忽然就有近邻人家的一位初中女生在彼阵亡的噩耗传来，闻者无不因此叹惜。

　　该女生时年约15岁余，系我小学校已毕业学姐（我上中学以后，她又为学姐，其无碑坟茔就安卧校园）。她人长得特别清秀，生性乐观，从小能歌善舞，不失为讨乡亲们怜爱的出众人物。因她两个胞弟都是我好友，所以我原来就对她较为面熟，也曾隐隐约约听说她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派组织，是其一名活跃的文娱宣传骨干。

　　该学姐在武斗中的夭亡，不仅为她家永远无补的损失，也是不少乡亲挥之不去的哀痛，甚至在近年，我如与当地健在的年长者追思她时，仍不免引起举座唏嘘。

　　我犹难忘，在该学姐丧身武斗以后，她双亲几乎失却了日常的欢声笑语，家居环境多年都有的悲戚气息萦绕……

　　我连夜背井离乡

　　1969年3月25日下午，在县城灯光球场隆重举行的县革委成立大会，是在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南郊（距武斗现场约3公里）持续进行激烈枪战条件下召集的，而在北郊地域可以听到的那些“噼哩叭啦”、“咚”、“轰……”，却连成年人都不容易分辨清楚，究竟是欢庆的烟花爆竹作响，还是武斗枪炮的积极发言？

　　城郊民心怎不为此牵涉？老弱妇孺甚至不乏惊惶惶的……尤为严重的是，当夜就发生了源自县城的一场官民大逃难。

　　我在家宅酣眠，半夜忽然就被母亲叫醒。她紧急交待我，立即跟随舅父去他岳家避难，并称县城即将落入反对县革委的一派武装但组织之手，父亲托人转告要我回避可能的不测……

　　就在几无星月的当夜，我就由舅父引导，踏上了从县城北郊通往龙市镇（辛亥元老黄复生故乡）的石板大道（古时铺就），一路不断遭遇潮水般的同向人群，而偶而可闻县城方向传来越响越密的枪炮声。

　　什么是离乡背井？我亲自逃避武斗乱局，从此可能算得有比成语词典释义更深刻的个体解读……

　　举家避难盐都

　　龙市镇，距本县城10余公里，在它镇郊，我先有一周就寄宿在舅父岳家，并由他一妻弟陪伴，后有一周改为借宿在另外距5公里远的一座水库管理人员王伯（父亲好友）住地，如此过了半月。

　　一个天晴日子，在此水库坝上，我会合了母亲和小弟等一群本县某局职工家属子女，再一路概由王伯领头并护送，我为协从，辗转于水旱两路几十华里，风尘扑扑赶到了成渝线上一个五等车站（10余年后，八一厂故事影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处外景地）。

　　大家挥别了仍需坚守水库的王伯，又经站上值班人士相助，全部登上了一列运煤敞蓬火车，安抵内江市号志口车站。当夜，又换乘了购票上车的成都至自贡的直通旅客列车，在次日下午来到著名的盐都，并夜宿在位于市区沙湾的一家专门接待本县武斗难民的市革委招待所。

　　在自贡，我从此就与陆续从本县或川内其他逃避武斗的人们当起了货真价实的难民。但我的家人却分成三处，母亲领我和小弟在这里，我俩妹妹却滞留在家乡一户亲友处寄养，父亲则与多数同事坚守在他们负责管护的某地而不得擅离。

　　在以后的岁月，我每当有暇吟咏古人离乱诗篇，总由然想起这段逃难到自贡的经历。

　　当时，幸亏本县官方尚有一些照应，自贡当局更不以嫌弃，我们异乡的武斗难民算不上在当地自行流浪。仅在沙湾过了一周衣食保障的日子，本县某局避难的职工家属子女统一迁往该市大安区境内的市园艺场暂居，孰料在此一呆就有10个月光阴。

　　到自贡市园艺场约有两月，我俩妹妹经在乡长辈鼎力送来，遂与母亲、我和小弟骨肉团聚，但父亲却只有临时探亲来过两次。当他每次返回武斗未息的家乡，作为长子的我就顿生揪心牵挂……

　　该市园艺场繁多的花木果林固然满足了儿童少年们的活泼与好奇，却无法为我们准备就读课堂的条件，失学就成为我们一批未成年武斗难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它的刻骨铭心，远甚于周围原住居民群体同龄人偶而的幼稚歧视：“你们难民娃儿，跑来我们这里躲藏……”毕竟不过一时口角而已，同龄人的友谊与一起玩乐，才是两地少年儿童的日常写照，当地成年人无不施以我们和睦相处的以礼相待。

　　滞留在该市园艺场期间，我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消费现象，就是自贡城乡的零售食用盐根本不需要什么票证就可以自由购买，并因此纳闷，它尽管为名实相符的盐都，可距本县的公路也不过80公里，两地就居然迥异如此的市场条件。我成年后才知道，除了武斗与否因素，还有计划经济体制局限，本县（宜宾地区所辖）与自贡市不属于同一个地市范围的供给与贸易关系。

　　我们避难异乡，生活倒有供给，但乡愁是共同的……很不容易熬到1970年初春，我全家人才与本县难民陆续返回了基本平息武斗的温馨家园。

　　亲民好官马叔叔的殉职

　　回到阔别的家园，觉得什么都很亲切，就连泥土气息也别有芬芳。迎接我的，自有一批久违伙伴、入目无不醉心的景物，以及那些蓊郁竹木，熟稔村舍、池塘和个人自由进出的居室，包括我家厨房顶上遭受两派武装有次对打之余而被击断的三匹烟囱的砖……

　　最如我意者，是立即就可以跨进的复课教室。以此为标志，一个少年的其他正常生活也重新启动。

　　此时的我家乡，武斗虽表面有所停歇，但派性组织还是如影随形存在，散佚或未搜尽的枪械也仍在他们中间保有，所以可闻偶而的零星枪声，或者诸如何处有人饮弹身亡的传说。

　　约在1971年春，又一件噩耗传进了我耳海，就是那位经常深入基层的县委常委、郊区党委马书记的猝然因公遇难……

　　“马叔叔不幸殉职？”他在我心里是颇有地位的，此君时年才40左右，长有一副苗条身材，常年都是脚穿草鞋又好戴草帽的装束，曾几次来我家串门或约我父亲商谈公事，但从来都是对老幼一律不摆什么官架子的态度。

　　“好官怎么命不长？”在马叔叔殉职以后，我曾专门请当时同行的父亲详细讲述马叔叔与他们在田野突然路遇枪击的经过暨马叔叔的后事处理，也多次听到别人主动回忆他生前的各种轶事……

　　我没齿难忘马叔叔的遇难情况：时值川南春耕大忙时节，他邀约了我父亲在内的一行有关管理人员，连续昼夜奔忙在郊区社队从事督导、调节秧苗、大豆之类庄稼的栽插活动，以确保当年水稻等农作物的秋后保产或丰产。有日，他们行走在某片田野，忽然就飞来了一颗步枪子弹，立即将排在中间位置的他击倒在地，当场血流如注，已不堪任何生命的抢救……

　　经本县公安方面的倾力于现场勘察，判定那颗瞬间就夺走马叔叔盛年生命的罪恶子弹，就是附近的某企业混杂的某一持枪派性组织份子所为，然而，在动乱年代，却一直无法查出凶手的姓甚名谁。

　　毕竟人心就是一杆秤。若干年流逝了，我已5次亲赴马叔叔墓前凭吊，聊以缅怀他这位亲民好官的诸般生前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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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说彼时巴蜀生灵有所涂炭，那么我就算得一个活证了。并且，经历过四川武斗，我对“十年浩劫”的理解就费不了什么力气，因为它确实曾肆虐过“天府之国”，并与其他运动方式交互作祟，长期弄得我们抗战大后方的同胞相当的民不聊生，包括夺取了一部分无辜的、不幸的，甚至误入歧途的鲜活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