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量子加密通信原理: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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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视角的蒙古史--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作者：[美]杰克•威泽弗德------------------------------------
消逝的征服者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华盛顿邮报》，1989年
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theblackShankhMountains）下月亮河畔的佛教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护卫并尊崇了它好几个世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在一系列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的运动中，处死了大约三万蒙古人。军队掠夺一座又一座庙宇，枪杀僧侣，侵犯尼姑，毁坏宗教物品，洗劫藏书室，焚毁经卷，并捣毁庙宇。据称，有人曾秘密地从尚赫寺抢救出成吉思汗的灵魂化身——精神之旗，并将其带到首都乌兰巴托保护，但它最终就消失在那里。 数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在绿草繁茂的中亚大草原上，勇士式的牧人多会带一面精神之旗，蒙古语称之为“苏勒德”（sulde），它是用几绺最好的种马鬃，将其扎在一柄长矛刀刃之下的轴上制成的。无论何时，当他要安营扎寨时，这位勇士都要将那面精神之旗安置在帐篷入口之外，以显示其身份，并将其当作永恒的护卫者。精神之旗总是飘扬在蒙古人所尊崇的开阔的“长生天”之下。当绺绺马鬃在被草原上徐徐的微风吹拂和摇曳时，它们就接获了风、上苍和太阳的力量，旗帜可以把来自大自然的这些力量转移到勇士身上。吹拂马鬃的风激发起勇士的梦想，鼓舞着他去追寻自己的理想。风中飘扬的马鬃召唤着主人不断前行，吸引着他离开此地去寻找彼地，发现新牧场，探求新的机遇与事业，创造这个世界上属于他自己的命运。当勇士死后，他与他的精神之旗结合得如此紧密，据说勇士的精神永远留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勇士活着的时候，马鬃旗带给他幸运之神；在他死后，马鬃旗变成他的灵魂。肉体很快被遗弃入大自然，但灵魂却永远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鼓舞着后代。 成吉思汗有一面在和平时使用的由白马鬃制成的旗帜，还有一面在战时做指引用的由黑马鬃制成的旗帜。白色旗在早期历史中就已消失，但黑色旗则作为他灵魂信物被保存下来。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中，蒙古人民仍尊崇那留驻有成吉思汗灵魂的黑色旗。十六世纪，他的一位后裔，扎纳巴扎尔（Zanabazar）喇嘛，带着为继续飘扬并保护这面旗帜的特殊使命，建造了一座寺院。经过风霜雪雨，入侵与内战，超过千计的藏传佛教黄帽派僧侣护卫着这面伟大的旗帜，但最终证明，他们是无法抗衡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僧侣被屠杀，精神之旗消失。 成吉思汗并未俯首于命运的控制，他成就了自己。原来，从他拥有的马匹身上，连制造一面精神之旗的马鬃都凑不满，至于说他后来还要追随着这面旗帜横扫世界，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这位日后将成为成吉思汗的男孩，是在一个包括谋杀、绑架和奴役的充满部族暴力的世界中成长的。作为被同部落人遗弃在草原上、任其自生自灭的被驱逐家族的子孙，大概在他整个孩童时期，他遇到的人不过几百，而且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从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他所深刻感受过的全部人类情感，就是欲望、野心和残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敌对部族俘虏而遭奴役，后来又成功地从捕获者手中逃走。 在如此恐怖的条件下，这个男孩显示出一种求生与自我保存的本能，但很少表露出他有一天将取得成功的苗头。作为一个孩子，他害怕狗并且易哭。他的弟弟比他更强壮，并且是个比他更好的射手和摔跤手；他的异母哥哥将他呼来唤去，找他麻烦。然而从这种饥饿、羞辱、绑架和奴役的可鄙环境中，他开始了漫长的夺权之路。在青春期前，他已经建立好了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亲缘关系。他与一位稍稍年长的兄弟盟誓，缔结永恒的友谊，并且互相忠诚；这位稍长的兄弟是他青年时期最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却变成了他成年时期最需要专注对付的敌人。他找到了他将永远爱恋的女孩，后来立她为皇后。在成吉思汗青年时期炼就的对友谊和仇恨的双重能力，持续他整个一生，并且确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在共享的毛毡下或在家庭炉边摇曳的火光中，引发出了有关爱情以及父亲血缘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苦恼，后来又折射到了世界历史更为广阔的大舞台上。他的个人目标、期望与忧虑吞没了整个世界。 年复一年，他逐渐击败每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直到他征服蒙古草原上的每个部落为止。大多数伟大的征服者在年界五十的时候，就已经将征战的日子抛诸身后，而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却召唤他远离故土，去对抗文明民族的军队。数个世纪以来，这些民族曾屡次侵扰并奴役游牧部落。在晚年，他追随着那面精神之旗不断胜利：穿越戈壁、黄河而进入中华帝国，纵横突厥与波斯所属的中亚陆地，并跨越阿富汗山脉深入到印度河。 在不断的征服中，蒙古军队将战争转变为一种内陆战事，在跨越数千英里的多个前线作战。成吉思汗的革新战术使中世纪欧洲的重甲骑士变得陈旧，取而代之的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他们是以协调一致的军事单元运动的。他不太依靠防御工事，也不太熟于围城战；在战场上，他总是出色地利用速度奇袭敌人。就上述意义而言，他终结了围墙城市的时代。成吉思汗教导他的民众不仅要远距离作战，而且教导他们要维持数年、数十年的作战，而最终，持续的战争超过了三代。 二十五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四百年时间征服的还多。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起，征服了十三世纪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无论从被击败的人口总数、被纳入依附体系的国家总数，还是从被占领的地域总幅度来衡量，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成果都要多出两倍以上。从太平洋到地中海沿岸，蒙古勇士的铁蹄溅起每条江河和每个湖泊的水花。在其全盛时期，蒙古帝国所覆盖的连绵不绝的地域在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两百万平方英里之间，这个面积大约是非洲大陆的面积，同时比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岛等北美面积的总和还要大。它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延伸到印度的酷热平原，从越南的水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今天大多数人民所生活的这些国家都曾被蒙古人征服；在现代地图上，成吉思汗的征服包括了三十个国家和超过三十亿的人口。这一成就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其所控制的整个蒙古部落人数仅有一百万人，比某些现代大公司的员工数目还少。他从这一百万人口中征兵，其军队仅由不足十万的勇士组成——这支军队刚刚够舒适坐满一座较大的现代体育馆而已。 以美国人的观点，成吉思汗的成就可以这样来理解：犹如美利坚合众国，不是由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或富有的种植园主所缔造，而是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奴隶所建立，他全凭自己的性格特征、个人魅力以及果敢坚定的绝对力量，把美国从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团结民众，创立文字，起草宪章，建立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创造一种新的战争体系，从加拿大远征巴西，并开放自由贸易区内的商路，而这些商路是跨越诸大陆的。从每个层面上来看，或从任何视角来衡量，成吉思汗成就的规模和范围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同时也加重了对学术资源解释的重负。 成吉思汗骑兵的纵横突进与整个十三世纪相始终，他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疆域。他的业迹不是铭刻于石碑之上，而是体现于他所建立的诸多国家之中。他不满众多的小国，于是将很多小国合并成几个大国。在东欧，蒙古人将十二个斯拉夫公国和城邦合并成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国家。在东亚，在超过连续三代的经营之后，南部的残宋王朝与满洲境内的女真金国、西部的吐蕃（西藏）、毗邻戈壁的西夏王朝和东突厥斯坦的回鹘王国组合起来，建立了中国。由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他们建立了诸如韩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存留至今，它们的国界与现代的国界线十分接近。 成吉思汗帝国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在他出生的1162年，旧世界由一系列的区域文明所组成，几乎每一文明都声称，除最为近邻的文明之外，对其他文明一无所知。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并且，就目前已知，那时没人在这两者之间作过旅行。到他去世的1227年，他已经以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将各区域文明连接了起来，这种联系延续至今。 在打破强调出身和贵族特权的封建体系的同时，他建立了以个人价值、忠诚与功绩为基础的新型独特的体制。他取得丝绸之路沿线散乱且衰败的商贸城镇，并将其组织进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中。他降低遍及所有人的税收，完全免除医生、教师、僧侣的税收，并废除教育制度。他建立定期的人口普查制度，创建最早的国际邮政体系。他的国家不是一个储藏珍宝财富的帝国；相反，他广泛地分散战时所获取的财产，使财产返回到商业流通中。他制定了一部世界性的法律，并确认来自“长生天”的最高法则对所有人都有效。当时大多数统治者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成吉思汗则坚持认为，统治者与最底层的牧民一样，对法律负有同等的责任。在他的帝国内，尽管他要求被征服的所有宗教臣民都要完全忠诚于他，但他仍承认信仰的自由。他坚持法律的规定，废止严刑拷打，但他发动的主要战役都要搜捕并处决抢匪和刺客。他反对扣押人质，与此正相反，他创立了给予所有使臣以外交豁免权的全新惯例，这一惯例对那些来自正跟他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家的使臣也完全有效。 成吉思汗留下一个有着如此坚实基业的帝国，这一基业还持续发展了一百五十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继之而来的是帝国的崩溃。他的后代继续统治了各式的大小帝国，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到中国和波斯。他们保留有一种折衷的头衔，包括汗、皇帝、算端（即苏丹）、国王、沙赫（伊朗国王称号）、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或王公）以及达赖喇嘛。残存的成吉思汗帝国在他的后代手中统治了七个世纪。如莫卧儿王朝，他们在印度的统治直到1857年，那时，英国人驱逐了巴哈都儿二世，并砍掉了他两个子孙的头颅。成吉思汗最后一位统治者后裔是阿里可汗，即布哈拉埃米尔，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权，直到1920年他才被高涨的苏维埃革命浪潮所罢黜。 历史已经宣告了大多数征服者最终的可悲结局。亚历山大大帝三十三岁死于巴比伦神秘的环境之下，当时他的部下将其家族灭门，并瓜分他的领土。朱利叶斯•恺撒的同伴贵族和以前的盟友在罗马元老院背叛他，并在会议厅里将其杀害。在经受所有的征服成果被摧毁与被颠覆之后，孤独而又痛苦的拿破仑，作为一个寡居独处的囚犯，被关押在地球上遥远而又闭绝的无人孤岛上，独自面对死亡。然而，年近七十的成吉思汗却是在他营帐内的床上去世的，亲属、忠实的朋友以及随时为他赴汤蹈火的忠诚士兵都围绕在他身边。1227年夏，在一次进攻黄河上游沿岸西夏王朝的战役中，成吉思汗死了——或者，由于蒙古人憎恶言及死亡或疾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升入了天上”。在他死后多年，有关成吉思汗死因的秘密引起了猜测，而后来那些在时间装饰之下的种种传说，却被视为历史事实。第一个出使蒙古的欧洲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写道，成吉思汗死于雷击。曾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时期广泛游历蒙古帝国的马可•波罗介绍说，成吉思汗死于膝盖箭伤。有人声称他是被不明身份的敌人毒死的。另一种解释则断言，他死于正与其作战的西夏国王的魔咒。他的诋毁者们散布的一个故事则声称，被俘的西夏皇后在她的阴道内放置一种装置，因此，当成吉思汗与其交媾时，它撕破了他的性器官，成吉思汗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 与很多有关他的死亡故事相反，他在游牧帐篷中去世，实质上与他出生在游牧帐篷中的情形类似，说明他在保存其本民族传统生活方面非常成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保持他们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人类社会。成吉思汗的士兵护卫死去可汗的遗体返回他的蒙古故乡，并将他秘密安葬。他在故土被匿名安葬，没有一座陵墓，没有一座寺庙，没有一座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小墓碑。按照蒙古人的信仰，遗体应该在静穆中离去，并不需要一块纪念碑，因为灵魂已不在那里；灵魂继续活在精神之旗中。在埋葬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悄悄地消失了，回到了他所来自的辽阔的蒙古山水间。最终的埋葬地点至今已不得而知，但在缺乏可靠的信息时，人们随意地虚构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加入了许多戏剧性的成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记载坚称，送葬行列的士兵在四十天的行程中，杀死了他们遇到的所有人畜。在秘密安葬之后，八百名骑兵在那块空地反复地驰马奔踏，以遮掩墓穴的方位。根据这些充满想象的叙述，为了使他们无法泄露出那一地点的方位，这八百骑兵随后就被另一批士兵杀死；再接下来，后者又被另一批勇士杀戮殆尽。 在故土秘密安葬之后，士兵们封闭了好几百平方英里的区域。除了成吉思汗的家族成员，以及驻扎在那里准备随时消灭任何闯入者的、经专门训练过的一个部落之外，没人能进入该地。在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这一区域——霍洛——“大塔布”（禁忌之意），处于亚洲腹地深处——始终封闭。成吉思汗帝国的所有秘密似乎都被纠结进他神秘的故土内。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很长时间以来，其他异族军队侵入蒙古各部，但蒙古人仍能阻止想进入他们祖先圣地的任何人。尽管蒙古人最终皈依佛教，然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却不允许僧人建立可标示成吉思汗墓地的神龛、寺庙或纪念碑。 二十世纪，为确保成吉思汗出生与安葬的那一区域不至变成为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号召点，苏联统治者牢牢地防备着该地。通过官方的指定，苏联称那一区域为“高度限制区”，而不称之为“大塔布”，或使用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可能起暗示作用的历史地名。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他们把它与周边省份分开，并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而中央政府反过来又被莫斯科牢牢控制。在一万平方公里“高度限制区”之外，苏联人又以一个大小相当的限制区来包围它，将该地进一步封锁起来。为限制在这一区域内旅行，在共产主义时代，苏联政府没有在其内修路建桥。在限制区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间，苏联保持有一个高度加强的米格空军基地，而且很可能还维持有一个核武库。一个大型的坦克基地阻挡着进入禁区的入口，苏联军方将这一区域用于炮兵训练和坦克演习。 蒙古人没有取得科技突破，没有建立新的宗教，很少有著作或剧作问世，也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农作物或农业方法。他们自己的工匠不能织布、冶炼、制陶，甚至不会烘烤面包。他们不会制瓷做陶，不会绘画，也不会盖房子。然而，当他们的军队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之后，他们收集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将它们传递于各文明间。 成吉思汗建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筑仅仅是桥梁。尽管他摒弃城堡建筑、堡垒、城市以及围墙，但当他横山跨水前进的时候，他可能修建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者都要多的桥梁。为使军队与货物的运动更加快速，他建筑的桥梁，跨越了数百条江河。不仅在货物方面，而且也在思想与知识方面，蒙古人有意地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贸开放之门。蒙古人给中国带去了德国矿工，并将中国医生带到波斯。交流范围所及，大小不一。他们将地毯的使用推广到其所至之处，并将柠檬与胡萝卜从波斯移植到中国，同样，中国的面条、纸牌和茶叶也传播到西方。他们从巴黎带回去一位工匠，在干旱的蒙古大草原上打井，征募英国贵族在他们的军队里做翻译，并将中国的指画经验带到了波斯。他们资助在中国建基督教堂，在波斯建佛教寺庙和佛塔，在俄罗斯建穆斯林学校。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 成吉思汗帝国的继承者们，实行坚定的步骤，使产品货物畅通，蒙古人将它们综合汇聚起来，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当来自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娴熟技师们将中国火药、穆斯林喷火器和实用的欧洲铸钟技术融于一体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了大炮。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革新，它催生出从手枪到导弹的巨大的现代武器库。每个发明都有一定的意义，当蒙古人将各种技术揉杂一起，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混合体时，更大的影响也就随之出现。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努力中，蒙古人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不仅试图征服世界，而且还试图制定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建立单一的世界性法律，并创立一种可用于书写所有语言的通用字母。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可汗，发行了能通用于各地都的纸币，并且他还试图为所有孩子建立普及基础教育的小学，使人人都能读书识字。蒙古人改进并融合多种历法，制定优于以前的更精确的万年历，并主持汇编最大范围的地图。蒙古人鼓励商人通过陆路来其帝国，同时，他们还派遣探险家跨越陆地与海洋，远及非洲各地，扩大其商业和外交范围。 几乎所有被蒙古人蹂躏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的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拓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出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在欧洲，蒙古人彻底摧毁了大陆的贵族骑士精神，不过，他们对该地区感到失望，因为相较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来说，该地区普遍贫穷。他们转身离开该地区，没有去侵扰它，更没有攻城略地、洗劫国家或将它们并入到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之内。最终，通过诸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那样的商人，和在蒙古可汗同教皇以及欧洲国王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使节，欧洲受到最小的损失，却获得了交往上的所有好处。新技术、知识与商业财富催生出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欧洲重新发掘出他们以前拥有的、优秀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和算盘的技术。正如十三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所观察到的那样，蒙古人所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源自其军事上的优越；更确切地讲，“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成功”。尽管蒙古人“热衷于战争”，但他们如此快的进步，是因为他们“将闲暇时间致力于哲学原理”。 看起来，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除新的战争方式、新机器和新食物发生改变外，甚至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得到改变，例如，欧洲人转而改穿蒙古织物，穿短裤和短上衣，而不是束腰外衣和长袍，用草原式的琴弓去演奏他们的乐器，而不用手指去弹拨，并使用新风格进行绘画。欧洲人甚至捡拾起蒙古人的惊叹词“呼累”（hurray），当成一种虚张声势和互相鼓励的热情喊叫。 正因为蒙古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毫不惊讶最初的英语写作家杰弗里•乔叟，会把《坎特伯雷传说》中最长的故事献给亚洲征服者——蒙古的成吉思汗。乔叟用一种毫无掩饰的崇敬之情，描绘成吉思汗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然而，事实上，令我们惊讶的倒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居然对蒙古人做出这样的评论，而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们至今仍视他们为纯粹嗜血的野蛮人。乔叟或培根留下的对蒙古人的描绘，与我们从后来书本或电影中所认识到的形象完全不同，后来的书本或电影将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描绘成追逐黄金、女人和嗜血的野蛮游牧民。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制作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图像或图片，然而我们没有制作于他有生之年的肖像。不像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征服者，成吉思汗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画像，雕刻他的形象，或将他的名字和外表之类的东西铭刻在硬币上。而来自同时代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提供了信息，倒不如说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用一首有关成吉思汗的现代蒙古语歌曲的话来说，“我们想象尊容，却又满脑空白”。 因为没有成吉思汗的肖像或任何蒙古人的记录，所以也只能让世人随其所愿去想象他。直到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仍没人敢画他，而后，每一文化都在突出自己关于他的独特形象。中国人将他描绘成一位叔伯似的长者，有一小撮胡子和空洞无神的眼睛，像一位充满忧思的中国哲人，而不像是个凶猛的蒙古勇士。波斯的微型画作者将他描绘成一位坐于王位上的土耳其苏丹。欧洲人则将他画成纯粹的野蛮人，凶神恶煞，非常丑陋。 蒙古人的秘密，给那些想写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任务。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基于事实的记述所知甚少。他们知道城市征服或军队溃败的年代；然而却很少知道有关他的身世、性格、动机或私生活方面的可靠信息，因为它们所剩无几。几个世纪以来，无确实根据的谣传坚称，在他去世后不久，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所有各方面的信息，都由他的某位近臣记录在一份机密文件中。中国和波斯的学者曾提及过那份秘密文件的存在，甚至有学者声称在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曾见到过它。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的近一个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将该文件形容为是用“蒙古人的惯用语和字母”书写的“真实的编年史”。但他同时提醒道，该文件被保存在宝库中，那里是“对外人保密的”。他强调，“理解或洞悉”该蒙古原文的人，“没有可能获得接近的机会”。蒙古统治崩溃之后，有关该秘密文件的大多数线索似乎都已消失了。很多杰出学者一度相信，这样的文件并不存在，它仅仅是有关成吉思汗诸多传说的一种而已。 就象富于想象力的各国画家们把他描绘成不同的形象，学者们的作法差不多也一样。从朝鲜到亚美尼亚，人们都编著过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和奇异故事。由于缺乏可靠信息，他们将自己的恐惧与憎恶折射到这些描述上。几个世纪之后，学者们通过诸如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人所犯的暴行和侵略，来衡量他们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特殊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他们的功绩却被遗忘了，而用于对他们进行指控的罪行和野蛮行径又被夸大。成吉思汗变成为野蛮人、嗜杀的野人，以及为自己利益而尽情破坏的无情征服者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和他的游牧部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泛化为一般亚洲人，普遍地被描绘成一维的漫画人物形象，成为处在所有文明之外的人的象征。 到十八世纪末启蒙运动的时候，这种威胁的形象出现在伏尔泰的《赵氏孤儿》当中，这是一出关于成吉思汗征服中国的戏剧，里面写到：“他被称为是万王之王，凶残的成吉思汗，他把亚洲肥沃的土地变成废墟”。与乔叟对成吉思汗的赞扬相反，伏尔泰将他描写成是“这个破坏的暴君…他骄傲地…踩在诸王的脖子上”，但“他还比不上一个以武为生、在流血交易中摸爬滚打的野蛮的斯基泰战士”（第一幕，第一场）。伏尔泰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对周边文明的优点充满愤恨的人，一个由野蛮人本质所驱使的人，这种人想强夺文明社会的女子，并摧毁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的部落得到各种不同的名称——塔塔儿人、鞑靼人、蒙兀儿、莫卧儿人、摩尔人、以及蒙古人——但这些名称总带有一种可憎的咒骂意味。当十九世纪科学家想证明亚洲人群与美洲印第安人群的劣等时，他们都被划分为蒙古人种。当医生想说明为什么高等白人母亲会生出智障儿时，会认为孩子的面部特征表现得“显而易见”，那就是孩子的某位祖先曾经被蒙古武士强暴过。这种苦难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白种人，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当最富有的资本家们炫耀他们的财富，并显示出反民主或反平等的价值观时，他们便被讥讽为莫卧儿人，即波斯语对蒙古人的称呼。 在许多场合，蒙古人还变成为其他国家失败与缺陷的替罪羊。俄国不能赶上西方科技或日本帝国的军力，那是因为成吉思汗把可怕的“塔塔儿人枷锁”套在俄国身上。波斯落后于它的近邻，那是因为蒙古人摧毁了他们的灌溉系统。中国落后于日本与欧洲，那是因为蒙古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印度不能抵抗英国殖民地化，那是因为莫卧儿人统治的贪婪。二十世纪，阿拉伯政治家甚至确信，要是蒙古人没有烧毁阿拉伯宏伟的图书馆，并夷平他们的城市，穆斯林就能比美国人更早发明原子弹。当2002年美国人在阿富汗用炸弹和导弹将塔利班赶下台时，塔利班士兵把美国人的入侵等同于蒙古人的入侵，因此，作为愤怒的报复，塔利班屠杀了数千哈泽德人，他们是已生活在阿富汗达八个世纪之久的蒙古军队的后裔。第二年，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被入侵的美国人赶下台之前，在对伊拉克人民的最后演讲中，对蒙古人做了类似的指控。 在如此多的政治辞令、伪科学和学者式的想象之中，有关成吉思汗的真相仍持续地被隐藏着，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失载。他的故乡和他崛起的地区被二十世纪的超级大国所关闭，正像此前数个世纪中的草原骑士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将其严加封锁。原始的蒙古语文件，即所谓的《蒙古秘史》，不仅“秘密”而已，并且已经消失了，消逝于历史的深处，甚至比成吉思汗的陵寝更加神秘。 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为解释有关成吉思汗的神秘生涯并修正部分记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第一项进展是对历史原稿的破译。该原稿包涵了已遗佚的、很多有关成吉思汗的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尽管对蒙古人存有偏见和无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曾不断提及偶尔见到过的那本传说中的有关成吉思汗生平的蒙古原稿。就如一些稀有动物或珍稀鸟类被认为已经灭绝，传言中的见阅更多激起的是怀疑，而不是学术研究。最后，在十九世纪，用汉字书写的蒙古原稿副本在北京被发现。学者们很容易认读这些字，但那些语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用某种编码来记录的，以汉字来代表十三世纪的蒙古语发音。学者们只能读懂附在各章节之后的一小段汉语概要；这些汉语概要提供了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暗示，但除此之外，该原稿仍然难以理解。由于该原稿神秘色彩浓重，因此学者们称其为《蒙古秘史》（下文均称为《秘史》），此名沿用至今。 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蒙古，对《秘史》的解密仍然被认为非常危险。当局不让普通民众和学者接触到该书，因为担心他们受到书中陈旧的、非科学的和非社会主义观点的不当影响。但是一个地下性质的围绕《秘史》的学术运动形成了。在整个草原的游牧帐篷内，新发现的历史故事被秘密地谈论着，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并在帐篷间传播开来。最终，他们有了一段历史，那段历史是从蒙古人的视角来述说的。蒙古人远不止是屡次侵扰周边较高文明的野蛮人。对于蒙古游牧民来说，《秘史》的新发现似乎来自成吉思汗本人，他回到了他的人民中，带给他们以希望和激情。超过七个世纪的沉默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再次听到他的言语了。 尽管受到官方的压制，但蒙古人民似乎决定他们再不愿失去这些言语。在短时期内，即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的政治生活自由化，以及1961年蒙古被接纳进联合国之后，蒙古人民得到鼓舞，他们感到可以自由地重新探索他们的历史。1962年，蒙古准备了一小套邮票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政府二号人物铁木耳•奥其尔（Tomor-ochir），批准在斡难河边树立一个具体的纪念碑来纪念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还资助一场学术会议来评价历史上蒙古帝国是非功过的各个方面。邮票和纪念碑上简朴的线条描画，勾勒出成吉思汗那消失的“苏勒德”——那面他用于征服世界以及安息其灵魂的马鬃神旗。 近八个世纪之后，“苏勒德”给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带来了这样一种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罗斯人将仅仅显示在邮票上的“苏勒德”，也当成是一种民族主义复兴和潜在侵略倾向的行为。苏联对此的反应无比愤怒，他们担心其附属国将走上独立之路，甚或更糟，会站在苏联往昔的同盟国、后来的敌人，即蒙古的邻国——中国一边。在蒙古，当局禁止发行此邮票，并镇压学者。铁木耳•奥其尔由于表现出不忠罪行，被党的官员戴上了“企图将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当局将他赶下台，送到内地流放，并最终用斧头将其处死。在党内清洗之后，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学者的工作上来，他们被党诬陷为反党分子、中国间谍、蓄意破坏者和害人虫。在接下来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考古学家珀理（Perlee）强行下狱，并让他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之下，原因只是因为他曾当过铁木耳•奥其尔的老师，并曾秘密研究过蒙古帝国的历史。任何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如果他们的专业工作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局秘密地处决过部分人。其他的学者们失去工作，在蒙古恶劣的气候中，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家门。他们还被剥夺了医疗保健的权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内部的流放地，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广袤的地旷人稀的不同地区。 在这一整肃运动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并且可能是被苏联当作对蒙古人的惩罚，而将其销毁了。然而，面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或许也正因为镇压，无数的蒙古学者开始独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处险境，也要寻求对他们那段被诋毁以及被歪曲的历史的真正理解。 蒙古之外，很多国家的学者，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读该原稿，并将其译成现代语言。由于无法使用蒙古内部的资源，他们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古蒙古语学者罗依果（IgordeRachewiltz）的指导下，用蒙古语和英语书写的《秘史》被逐章逐节地发表出来。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WoodmanCleaves）独立地译出一个单行本，1982年，翻译的单行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破译符号和翻译原稿。即便是对已翻译过来的文本，人们仍难于理解，因为很明显，它本是为极少数的蒙古皇室内部人员撰写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读者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要是缺乏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详细实地的考察，原稿中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传记史的意义，就难以理解。 第二项重要进展出人意料地出现在1990年，即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及其对蒙古占领的终结。苏军撤离，战机飞离，并且坦克也撤走。终于，内陆亚洲的蒙古领域向外界开放了。渐渐地，少数人进入那个保护区域探险。蒙古猎人潜入这个充满猎物的山谷偷猎，牧民沿着这一区域的边沿放牧，偶尔会有冒险者非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几支装备精良的外国考察队来到那里，寻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寝；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未能实现。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连接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世界商业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学者沿着从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的路线，游历了沿途的考古遗址、图书馆，并参加专家会议。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理亚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这路线与他们向外扩散的路线一样，从他们在蒙古的老家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 广泛的游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但并未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有助于理解。尽管有不足，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当1998年抵达蒙古时，通过对成吉思汗幼年时期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背景资料进行了解，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可以最终完成该研究项目。但那“旅程”却变成了另一个五年的研究，远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广泛深入得多。我发现，蒙古人对从挣脱数个世纪外国统治而得来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并且，这种兴奋又集中到对他们的国父——成吉思汗——无上荣耀的回忆中。尽管象出于对他表达敬意的歌曲的出现一样，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块和香烟上被迅速商业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是消失了。不仅他的精神之旗从寺庙里消失了，就连他的真实面目也从他们的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一样。他是谁呢？ 在突然间似乎有可能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由于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够的判断力，于是我来到了蒙古。近八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以及最后埋葬的禁区，首次向外开放；与此同时，又正值《秘史》的行文被最终被破译。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单独地完成考察任务，但如果与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小组共同合作的话，我们就能开始寻找到答案。 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我跟考古学家鲁赫瓦苏伦（Kh.Lkhagvasuren）博士密切合作。他接触过非常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他的导师、蒙古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珀理博士收集的。逐渐地，通过鲁赫瓦苏伦，我认识了其他的研究者，他们花了多年的时间秘密工作，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独自进行研究，他们既不能写下也不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奥•普列夫（O.Purev）教授，是一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党史的官方研究人员，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来研究蒙古萨满巫师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为线索来指导解读《秘史》中的隐含含义。蒙古军方的萨格达（Kh.Shagdar）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驻扎的身份，将《秘史》中所描绘的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和军事胜利，跟俄罗斯军事档案文件中的记载进行比较。蒙古政治学者勃得•额尔登尼（D.Bold-Erdene），分析了成吉思汗在获取权力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技巧。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细致的，要数地理学家苏赫巴托尔（O.Sukhbaatar）的工作了，他为寻找成吉思汗的历史，穿越整个蒙古地区，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 我们的小组开始合作。我们将来自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我们展开地图，讨论不同文献和早期分析的准确含义。毫不令人惊讶，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差异和无数的矛盾，使得它们难以一致。很快，我发现苏赫巴托是一位拘泥字义的人，一位极端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秘史》中的每个说法都是真实的，并且他还一直力图通过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普列夫认为《秘史》中的历史都不能从字面含义去认识。按照他的观点，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萨满教士，该文献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记载他所达到那种地位的若干神话的原稿。如果它被破译，那将再次提供一幅萨满教士征服并控制世界的蓝图。 从我们的合作一开始，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没能找到事件发生的地点，我们就无法理清相互对立的各种观点和解释。每份文献的最终检验，就是要将它放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书本可以撒谎，但地点从不会骗人。有关主要地点的快速而又详尽的观点，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我们认识到，不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熟知那里发生的大事。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在那年的不同季节中，我们不断地往返于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点散布在横跨数千平方英里的山水之间，但对我们研究来说，最具意义的地点却分布在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地区，那一地区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一直都被封闭着。由于成吉思汗的游牧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种逍遥学派式的课题项目，一种移动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考古学。 卫星照片显示出一张没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图，然而却有数千条小道纵横交错，穿越戈壁，横跨山脉，似乎通向草原的每个方向；然而，它们都终止在限制区——霍洛——的边缘地带。进入成吉思汗的家乡需要穿越一块缓冲区，那一地区曾被苏联占领并设防，不让任何人靠近。当他们撤离蒙古的时候，苏联人在那里留下一幅四处散布着军用品的超现实主义风景图：坦克的金属残骸、损毁的卡车、被拆卸的飞机、失效的炮弹和未爆炸的哑弹。怪异的水气和奇特的雾，缥缈其间。扭曲的金属雕塑品耸立在那里，有几层楼高，陌生的建筑遗迹不知曾是做什么用的。坍塌的建筑，曾安装着秘密的电子设备；现在蹲在渗透着油渍的沙丘中间，已空无一物。陈旧武器序列的装备遗弃在满目疮痍的整个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学药品，在阳光下可怕地晃动着。不知来源的发黑残骸，漂浮在污浊的液体里，而动物遗骸、干尸、各种皮毛的样本以及成块的羽毛皮则弃置在池塘四周。跨过二十世纪展现的这一恐怖墓地——在最强烈的对比中——就出现了未受惊扰而又封闭的成吉思汗家乡：几百平方英里的原始森林、山脉、河谷及草原。 进入到“高度限制区”不只是返回到那个时代；这是近乎准确地发现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世界的一个机会。这个地区保存下来，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岛屿，被二十世纪最糟糕的科技恐怖包围着，然而也被其保护着。倒下的树木、浓密的草丛、巨大的石头阻塞道路，许多地方仍不能穿越。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只能目睹着偶尔穿过的巡逻士兵。这个限制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天然纪念碑；当我们穿行在这一区域时，似乎感觉到随时他都可能到来，疾驰过那条河，并翻越那山脊，去他那喜爱的地方再次扎营，射杀那正奔命的小羚羊，在斡难河的冰面上砸个钓鱼的小洞，或者向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鞠躬、祈祷，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去世之后，这座圣山仍旧继续在护佑着他。 我们的研究小组走近霍洛，就像侦探们在调查一个新的犯罪现场。用《秘史》作为主要向导，我们横跨平原，并从许多小山和丘陵地带去勘察原始地形。在远离有明显界碑的山脉、河流和湖泊的开阔草原上，我们非常依赖牧民，他们惯于跨涉草原，就像水手惯于横渡大海一样。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总是在陪伴着我们，他们之间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问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从未想到过的。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他们也能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或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地鉴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扎营，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合冬季宿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声的回声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骑马越过冻结的江面需要多厚的冰，何时可步行穿过，何时可破冰涉水而过。 有些描述性质的蒙古地名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恢复成蒙古语，或运用到我们周边的地形上。文件中叙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为部落首领是在克鲁伦（KharaJirugen）山下的克霍克（Khokhhu）湖，它的意思是指“黑心形状”山下的“蓝色湖泊”。那个地方的特征保存了好几个世纪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另外有些地名与成吉思汗的出生有关，比如乌得尔山（UdderHill）和斯普林湖（SpleenLake）。这些名称是适用于描述那个地方的外形特征，还是适用于描述事件曾在那里发生过呢？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这些名称显得更具争论性。而且，因为这一地区经历八个多世纪的风蚀和干旱，山或湖的外形也会发生改变。 渐渐地，根据已有的证据，我们尽力将故事接续起来。寻找到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并追寻成吉思汗的成长之路，有关他生平的一些误解就能够立即得到修正。尽管我们对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的准确特征存有争议，例如，非常明显，那条有着很多沼泽而又长着繁茂树木的流流，与宽阔空旷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草原是大多数游牧民所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的成吉思汗的成长地。这种区别使得他与其他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我们随即就可明白，为什么《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经常提及的是狩猎而非放牧。地理条件本身将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与西伯利亚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秘史》所言蒙古人即发源于这种文化；而不是与空旷平原的突厥部族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信息大大地影响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在变化异常的条件和处境下，五年间，我们的小组不断外出。2001年1月，在合剌主鲁格（Khorkhonag）草原，那里的气温变化幅度超过一百五十度——从没有遮蔽的广阔地面的一百多度高温，到零下五十一度的低温。在这样的地区，我们经历着旅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灾厄与幸运。我们的交通工具被围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滞在春季的泥淖里，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发的山洪所冲走。很多次，我们的帐篷被风雪破坏，有时也被烂醉的狂欢所毁坏。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个夏季，我们尽情地享受无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纪的头一年里，我们也经历了动物饥荒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年份，这个动物饥荒称为“阻德”，那时我们周围的马和牦牛全部倒毙，夜间所有的大小动物都直挺挺地被冻死。 然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从没有一刻的怀疑或危险。与永久地生活在那些地区的牧民和猎户日常生活中的艰难相比较，我们的困难是不值一提的。总有意外的插曲，开始只是一种麻烦，最后却总能教我很多有关所在地区及其人民的新知识。从一天在马上行进近五十英里这点上，我明白了用十五英尺的丝带紧紧地束住下腹部，实际上可以固定住内脏并防止呕吐。我还明白，在如此漫长的艰苦跋涉中，当没有时间停下来生火做饭时，口袋里常备的干奶酪有多么重要；骑在木马鞍上时，我认识到身穿称为“迪尔”的厚蒙古长袍的实用性。有一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圣山附近遭遇到一匹狼，在我的同伴看来，那次遭遇是福而非祸。无数次迷路或失控的事情，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教训，比如在确认方位或行进路线，以及等待有人出现的耐心等方面的经验。许多次，我体会到蒙古人是多么密切地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我始终并完全地相信他们机敏的判断、健壮的体魄和慷慨的帮助。 本书所呈现的，是我们发现的一些要点，没有更多地叙述我们所遭遇到的有关天气、食物、寄生物及疾病等方面的细节，也没有过多地叙述研究者个人的特殊倾向和沿途遇到的人们。本书所关注的始终是我们工作的使命：去理解成吉思汗和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本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有关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兴起的故事，并讲述了从他的生年1162年，到他统一所有部落并建立蒙古部落联盟的1206年之间，影响他人生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外力因素。第二部分追溯了蒙古人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持续五十年（从1211年至1261年）的蒙古世界战争完成的，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之间相互开战时为止。第三部分考察了接下来的和平世纪与全球的觉醒，这一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的基础。
一块凝血 国民！国民是什么？鞑靼人！匈奴人！汉人！ 正如昆虫云集，历史学家致力于记住他们，但这是徒劳的。 正是由于缺乏那样一位代表众人的人物为标志， 他们差异殊甚，难以辨识。 ——亨利?戴维?梭罗 1851年5月1日之旅 他双眼闪烁，容光焕发。 --《蒙古秘史》 蒙古人征服过数以千计的城市，然而成吉思汗屈尊进入的城市，历史上仅仅提到一座。通常，当胜利得以确保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朝臣侍从撤回到远方更舒适的营地，而由他的勇士去完成剩余的任务。1220年（即龙儿年）3月的某一天，这位蒙古征服者打破他独特的传统，带领骑兵进入到新征服的布哈拉城中心。该城是花剌子模算端（今译“苏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布哈拉城既非首都，也非主要的商业城市，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它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高贵布哈拉”。因具有“为所有伊斯兰教徒带来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该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由于成吉思汗非常清楚，通过征服并进入该城市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因此他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城门，经过一片遍布着木房与小贩货摊的拥挤区域，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巨大砖石建筑群之中。 在或许是军事史上最大胆创新的成功突袭之后，成吉思汗进入到布哈拉。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蒙古出发，沿着直线正面攻击算端的边境城市；而他自己则与辎重同行，率领另一支部队长距离远征，这一距离比任何其他军队行进的路线都要长——需要穿越两千英里的沙漠、山川及草原。最后，他们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敌方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即便是商业旅行队也会绕道数百英里，避开克孜勒库姆沙漠，即传说中的“红沙漠”；不过这正好是成吉思汗选择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原因。通过与那个地区的游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沿着至今仍未能确知的路线，穿越那片沙漠地带。 他的目标布哈拉城，矗立在阿姆河一条支流两岸的肥沃绿洲中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或波斯人，但却被新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的突厥部落所统治，花剌子模帝国是那个时代众多短命帝国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算端所犯的一个严重的致命错误，就是他劫掠了蒙古商队，并把派去进行和平商业谈判的蒙古大使毁容，这一行径激怒了成吉思汗。虽已年近六十，但听到自己的人受到攻击时，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那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再次跨上战马，兴师问罪。 几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重要军队，蒙古军队是轻便上阵，没有补给供应的。即便等到最冷的月份横跨沙漠，人和马畜也仅需少量的水。因为这样的季节有露水，可以刺激部分草的生长，这些草可供牧马，并可吸引到猎物，那是以狩猎为生的人所需的。蒙古人不是动作缓慢地运送攻城武器和重型装备，相反，他们带有快速机动的工兵部队，能当场使用可获得的材料，建造任何他们所需的东西。在跨越广阔的沙漠之后，蒙古人遇到第一片林子，他们就将其伐倒，制作攻城的梯子、武器及其他攻击器械。 当先头部队走出沙漠，发现有第一个小部落时，快速行动的特遣部队立即会改变速度，慢慢运行，动作迟缓，仿佛他们是来贸易的商人，而非快速攻击的勇士。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是谁，并在听到警报之前，蒙古军队正若无其事地漫步在城镇的门口。 出人意料地从沙漠中出现之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即行进，并趁势攻击布哈拉。他知道，没有援军能离开正被他的部队所进攻的边境城市，因此，他可从容地运用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左右布哈拉民众的忧虑和希望。这种策略的目标很简单而又往往是相同的：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起先通过夺取邻近的几个小城镇，成吉思汗的部队释放了很多当地的平民逃往布哈拉，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人在敌军防线背后的侵袭，立即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正如波斯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看到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乡下居民时，他们“被骑兵和骑兵带来的暗如黑夜的灰尘窒息住了，惊吓和恐慌压倒了他们，而且担忧和恐惧盛行。”成吉思汗从给予民众两种选择开始，着手准备对一座城市展开心理攻势。他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若他们接受条款就可加入到伟大仁慈的蒙古人之中，用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无论谁屈从于他们都可获得安全和自由，并远离严酷的恐怖与耻辱。”对那些拒绝接受苛刻条款的俘虏，蒙古人就会在下一次进攻中，将他们置于军前，充当战争的炮灰。 这种策略使布哈拉的突厥守军感到恐慌。仅有五百名士兵留下来支持布哈拉城堡的长官，其余的两万名士兵则赶在蒙古主力军队到达前，四处逃散。他们丢城弃甲，如鸟兽散，这正好掉进了成吉思汗的陷阱，蒙古勇士早已停驻在外等候逃兵，从容地将他们处死。 布哈拉的平民投降了，并且打开城门，但仍有小股负隅顽抗的士兵留在内城的城堡之内，他们寄希望于厚实的城墙可以帮助他们阻止任何围攻。在仔细评估了整个形势后，成吉思汗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进入该城！他的第一项举动就是来到布哈拉城中心，接受所有人的投降，并号召降民给他们的战马提供草料。供养蒙古军队和马匹，被认为是对征服者表示降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粮草，成吉思汗将降服者视作自己的部属，授予他们蒙古人的保护，同时，也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开始，我们就有了关于六十岁左右的成吉思汗的少数几种书面描写。波斯编年史家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他对蒙古人的描写远不及志费尼那么温和，他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身形高大、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人，头发稀疏发白，有一双猫儿眼，有着专注的活力、洞察力和天赋及理解力、令人生畏的攻击力，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仇敌的颠覆者，无畏、血腥并且残忍。”由于成吉思汗具有摧毁城市和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离奇能力，术兹扎尼还断言成吉思汗“熟悉巫术并且诡计多端，以魔鬼为友。” 据目击者称，成吉思汗抵达布哈拉城中心时，骑马来到大清真寺，并问及这座城内的最大建筑是不是算端的官邸。当被告之那是上帝的居所而非算端的官邸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蒙古人来说，唯一的上帝就是“长生天”，她延伸四方，无边无际。上帝主宰整个地球；成吉思汗不能像个囚犯或供人观赏的动物一样，被禁锢在石室之内，也不能如城市居民所声称的那样，他的言语会被记录和限定在书内。在自身的体验中，成吉思汗常常在家乡广阔天空之下的山岳间，感知到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听到上帝直接跟他说话的声音。追随着这些上帝的言语，他成了无数名城旺邦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下马，步行进入大清真寺，只有这样一些为他所知的建筑，他才曾进去过。一进入，他便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把他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并由他保护，他要将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员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他把城内两百八十名最富有的人召集到清真寺来。尽管在城内的经历有限，但成吉思汗还是能深切地理解人类情感的活动。在清真寺聚集的人群前，他拾级而上，来到讲道坛，然后转身面对布哈拉的精英。通过翻译人员，他严厉地训斥了算端和精英们的过失和罪行。他不是把失败归咎于平民大众，而是相反，“这是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随即，他逐个把富人分赐给他的蒙古勇士，供他们任意差遣，这些蒙古勇士跟着富人去搜集财宝。他劝告富人囚犯们要将财富悉数交出，不要玩猫腻；即便没有协助，蒙古人也能找出所有的财宝。他只要求富人们把蒙古人带到他们的藏宝地。 在对该城完成了有计划的劫掠之后，成吉思汗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围困在布哈拉的内城堡之中而仍在负隅顽抗的突厥勇士身上。尽管对蒙古人特别不熟悉，但对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中亚绿洲城市内的定居民来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目睹过许多野蛮军队的来来往往。以前的部落军队无论怎样勇敢或纪律严明，也从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只要城市守军能找到食物和水，他们就能躲在内堡厚实的围墙之后，进行长期地抵抗。蒙古人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对付在布哈拉所遭遇到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尽管蒙古人通常都有一流的弓矢，但每个人都得自备武器给养，因此制造技艺的质量也就千差万别。同样，蒙古军队是由部落的全体男性成员所构成的，他们靠粗野的放牧方式进行训练；虽然他们耐劳、纪律严明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但他们还是缺乏像布哈拉守军那样的专业挑选和训练。堡垒厚实的石墙，有利于守军躲藏其后，最重要的是，没有部落军队曾掌握过围城作战的复杂技术。但是成吉思汗有办法来对付他们。 进攻被设计成一次势不可挡的兵力展示，观众不是布哈拉已被征服的民众，而是远方的军队和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众。蒙古入侵者展示了他们新造的围攻武器——弩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作为武器，已被围攻部队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不仅能投掷出石头和火焰，还能射出燃烧的液体、爆炸装置和燃烧物质。他们调来了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弩炮，而大队大队的人马则带着可伸缩云梯攻上塔楼，从塔楼那里，他们能够击中内城中的守军。从城市上空进行攻击的同时，坑道工兵们开始在墙底挖地道。在展示空中、地面和地下令人生畏的技术威力的同时，某些情况下，成吉思汗还逼迫已被俘的内堡守军的同伴去攻城，有些囚犯冲锋在前，尸积城壕，有些则推着武器活着冲入到城堡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成吉思汗加剧了守军的心理紧张。 蒙古人从曾经接触过的不同文化中吸收经验，发明和使用各式武器；而且通过这种知识的积累，他们还创立了全球性的武器库，能够适应所遭遇到的任何形势。蒙古人试验成功了会喷火或爆炸的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变成为迫击炮和加农炮。在志费尼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准确讲述他们周围发生过什么的证据感到困惑。他将蒙古人的进攻描写成“就像炽热的火炉吸收了坚硬的木头，火势更盛，从炉腰将火花射向空中。”成吉思汗军队将草原勇士所具有的凶猛与速度，和中华文明的最高科技智慧结合在一起。成吉思汗使用快速机动并训练有素的骑兵去对付地面上的敌军步兵，而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力轰击技术和空前的破坏器械，则减弱了内堡城墙的防护威力，使蒙古军队得以突破要塞，从而胁迫城堡守军。随着炮火和死神纷纷降落到城堡内的守军身上，用志费尼的话来说，算端的勇士很快便“淹没在完全毁灭的汪洋大海中。” 成吉思汗认识到，战争不是一场身体的比赛，或仅仅是对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人反对另一种人的总体事业。胜利不会倾向于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它垂青于制造规则并将规则强加给敌手的人。胜利不可能是局部的。它是完全的、全部的，而且也是无可否认的——或者什么都不是。战争时期，这意味着对恐怖和突袭的肆意使用；和平时期，它则意味着对一些基本要素以及不可动摇原则的坚定遵守，这种原则可以在平民大众中间建立忠诚。抵抗将面临死亡，而忠诚者则得以安全。 成吉思汗对布哈拉的进攻，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那个城市的民众投降了，而且还因为当蒙古人攻击的消息传到首都撒马尔罕时，军队也投降了。算端弃国而逃，蒙古人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带领主力部队，翻越阿富汗山脉到达印度西北部的河流区域，而另一支分遣部队则绕过里海，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到俄罗斯平原。从1220年开始的那天起，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维埃主义兴起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布哈拉城的可汗和埃米尔，统治了该城正好七百年的时间，这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家族王朝。 成吉思汗操控民众的才能和他的作战技术，是超过四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果。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哪一次重要关头是因为突然拥有天才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有能力激起部众的忠诚，或者说他有全球规模的空前组织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得自顿悟的启发，或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受到独特的自我控制精神和专注意志的驱使，这些能力来自于持续不懈、周而复始的实际学习，经验性的适应，以及对此的不断修正。他的戎马生涯始于很早以前，要早于大多数在布哈拉出生的蒙古勇士，而且他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学到某些新的东西。在每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他都能获得更多的部众，学到其他更多的作战方法。在每一次斗争中，他都能将全新的思维与一整套随时变换的军事战术、策略和武器结合起来。他从不打重复的战役。 这位注定要成为世界最伟大征服者的男孩的历史，始于蒙古人征服布哈拉之前的六十年。故事发生在广阔的内陆欧亚最遥远的地方之一，靠近现代蒙古与西伯利亚的接壤处。根据传说，蒙古人起源于山林之间，那时，苍狼与白鹿在一个大湖泊的岸边交配。因为蒙古人对外人永久地封闭这一故地，所以当成吉思汗去世时，我们没有关于该地区的历史描述。那里的河流和山川名称，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是未知的，甚至现代地图对该地区的特征，提供的也是相互矛盾的名称，使用多种多样的拼写形式。 这个蒙古部落的活动范围，只占现在蒙古国家东北部的一小部分。现在该国的大部分区域横跨中亚北部高原，不在太平洋湿润季风范围内，这种季风产生的水灌溉了繁华的亚洲农业文明所分布的滨海平原。相比较而言，到达蒙古高原的湿润季风，大部分来自西北部的北极地区。这种季风释放了带到北部山脉的少量水分，而给蒙古南部留下的则是干燥，这一干燥地带称为govi，或被外地人称为戈壁。荒芜的戈壁与中度湿润山脉之间的北部地区，横亘着一大片广阔的草原，若夏季雨量充沛，草原就会变绿。夏季，牧民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带迁移，寻找草场。 尽管海拔高度仅约一万英尺，但蒙古的肯特山脉包括了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高山。与仅通过使用登山工具就能攀登的、连绵起伏而又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不同；古老的肯特山脉曾被百万年的侵蚀所削平，因之，在夏季，仅以中等难度，一人一骑就可登上几乎所有的山峰。沼泽地遍布其侧；在漫长的冬季，这些沼泽冻成一块。冬季，山脊上深深的沟壑汇集了凝结的雪水，看上去就如冰河一样；但在短暂的夏季，它们又变成了美丽的钴蓝之湖。春季消融的冰雪充溢湖间，而从山上奔流而下的雪水则汇成条条江河，泛溢草原。夏季气候好的时候，翠绿的草场熠熠生辉；但在夏季气候糟糕的时候，则会连续好几年呈现干燥赭褐。 源出肯特山脉的江河都比较小，并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冰冻状态——即便是在五月份，厚冰通常也足可支撑一支负有装备的马队，有时甚至可以支撑一辆载重的吉普车。广袤的草原沿着江河延伸，被当作是蒙古通往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通道。这一草原的边缘西达东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东则到达中国东北，如果不是被一段切断朝鲜半岛的狭长沿海山脉所隔绝的话，它将东及太平洋。在戈壁的南端，草原再次会合并，连接起亚洲大陆的腹地，将粗放耕作的黄河平原连接起来。 尽管这一地带起伏平坦，但气候恶劣，而且变化无常。这是一片非常困苦的地带，那里的人畜都得面对来自气候的不断挑战。蒙古人常说，在肯特地区，你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四季的变化。甚至在五月份，马都有可能深陷雪坡，以至无法昂首飞奔。 注定要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就出生在这片斡难河沿岸的土地上。与该地的天然美景不同，在人类历史中，该地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斗争不断、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春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远眺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那位现在声称要娶其为妻的男人，不是那位先已跟她结过婚的男人。 在很短时间之前，她的命运就已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小推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小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小推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小推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去找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普遍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推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他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呆在原地并向抢夺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 《秘史》叙述到，为说服丈夫配合她的计划，她对赤列都说：“如果你活着，每个方向、每个推车里都有少女等着你。你能找到另一位女人做你的新娘，你可以将再娶的妇人称为诃额仑来代替我。”诃额仑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衫儿，并敦促她新婚的丈夫“快速逃离”。她将衫儿抛到他脸上作为分别的表示，并说：“随身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你都可以闻到我的气味。” 气味在草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游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吸气。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通过将衫儿抛到丈夫身上的方式，诃额仑将她饱含深情的所余之爱献给了赤列都。 自那天之后，等待诃额仑的将是历经波折的漫漫人生之路，而且她已注定不能再见到她的初恋丈夫。在抽身逃离绑架者的时候，赤列都抓起脸上的衫儿，亦步亦趋，无数次回首张望诃额仑。他的黑色长辫像是鞭子一样，来回地抽打在他的双肩与胸膛之间。眼看着丈夫跨过关口，永远地消失在她眼前时，诃额仑发泄了积郁在心底的所有感情。根据《秘史》记载，她仰天撕吼，以至于“搅动了斡难河水”，而且“震动了林间山谷”。 抢夺她的人——这位注定要成为她新丈夫的男人，就是也速该，他属于一个弱小而且不重要的群体，这一群体后来就是以蒙古而闻名的。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而此时的孛儿只斤氏族依附于势力强大的泰亦赤兀惕部落。令诃额仑头痛的不是也速该的地位，而是他已有一妻妾，名叫莎歇娇（Sochigel），并已育一子。诃额仑将不得不在家族内为争夺她的地位而努力。有穹顶帐篷的住宅是用毛毡环绕，扎在格式框架上构成的，如果幸运的话，两位妇人大概会生活在各自的帐篷内，但即使不在同一个帐篷内，她们仍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诃额仑是在广阔的草原上长大的，那里一望无垠。夏季，成群的马匹、奶牛、绵羊和山羊在那里吃草并且长膘。她习惯于草原生活提供的丰盛肉食和奶制品。与此不同的是，她新丈夫所属的小部落却生活在游牧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带，在那里，草原迫近森林地带，没有足够的草场可供喂养畜群。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粗糙的猎户食物：旱獭、老鼠、鸟、鱼，或偶尔吃上鹿肉或羚羊肉。蒙古人声称，草原部落中没有古老光辉的历史。他们被当作是食腐动物，与狼一起竞争，去抓捕小动物，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草原牧民那里偷盗动物和劫掠妇女。诃额仑仅仅被当作稍优于被捕获的奴婢来对待。 根据一项常被反复提及的记述，诃额仑的第一个孩子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右手手指里紧紧地握着某种神秘而又富有某种征兆的东西。年轻的母亲轻轻地但是焦虑地逐个地扳开他的手指，发现了一块大的、与指关节骨一般大小的黑色凝血。在他母亲温暖的子宫内，这个孩子就已紧握着一块凝血，并且带着它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涉事不深、没有文化的而且又非常孤独的年轻姑娘，她怎能理解儿子手上这个奇怪的标记呢？八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在设法回答的，正是她当日所要问的那些问题。这块凝血象征一种预言或是一个咒语？它预示着好运还是不幸？她该引以为豪还是该惊慌失措？该满怀希望还是该心忧如焚？ 在十二世纪，许多具有游牧民特征的部落和氏族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游移不定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的草原部落中，与蒙古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东部的塔塔儿人、契丹人和更东的满人，以及西部的中亚突厥部落。这三个民族与西伯利亚的某些部落，共有一种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位于塔塔儿和突厥部落之间的蒙古人常常被外人混淆，他们有时被称为蓝突厥，有时被称为黑塔塔儿。作为说阿尔泰语的人，则因阿尔泰山脉位于蒙古西部而得名，他们的语言和朝鲜语、日本语相比，具有较远的相似性，但与汉语或亚洲的其他有关语言，则毫不相关。 尽管突厥部落和塔塔儿联合成了几个部落联盟，但蒙古人却被分成很多小的、各自由一位领袖或可汗领导的群体，并且松散地建立在血族纽带上。蒙古人自称，他们与突厥和塔塔儿群体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其直系祖先是匈人，三世纪时，他们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四至五世纪时，匈从蒙古高原向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从印度直到罗马。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在掠得诃额仑之后不久，也速该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战争，并杀死塔塔儿的一个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首领。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返回营地，并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取名“铁木真”也许强调了蒙古人和塔塔儿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仇恨，但很多学术的和虚构的讨论，都围绕着“铁木真”之名的准确含义，以及他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取名赋予儿子什么而展开争论。最好的暗示来自于也速该给他其他几个孩子取名的实际，这些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铁木真之后，在诃额仑随后相继出生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名为帖木格，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取名为帖木仑。这三个名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根源“帖木勒（temul）”——该词根出现在几个蒙古语词汇中，意指向前冲、被鼓舞、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指带有幻想的飞跃。正如一个蒙古学者向我解释的，该词最好的解释便是“正在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虽然蒙古人的世界孤立隔绝，但生活在那里的蒙古部落并未完全与世界时事切断联系。成吉思汗出生前的数个世纪，汉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已渗透进蒙古本土；然而，这些文化很少被证明能适应高原草原的恶劣环境。游牧部落与中国和中亚境内不断变化且疆界各异的国家，有着并不密切但却复杂的商业、宗教和军事联系。生活在如此偏北的地方，蒙古人基本上处在商贸路线的范围之外，这条路线即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该路线穿越戈壁南端，它很脆弱，但却又时断时续地将汉文化和穆斯林社会连接在一起。然而，由于如此多的货物向北方扩散，这使蒙古人意识到：南方遍地黄金。 对游牧民来说，与近邻的贸易及征战，构成了每年生活有规律变化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就如春季照管雏畜、夏季寻找牧场和秋季烘烤肉类与奶制品一样，如此地平常，如此地按部就班。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皮革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当作药用的风干的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鸟。 游牧民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在帐篷与帐篷之间交换森林产品，甚至还往南方去交换森林产品，同时，如铁和纺织品一样的制成品，则从戈壁南端的贸易中心慢慢地传往北方。蒙古人生存在地球的最北边缘，正好处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他们在森林中狩猎为生与他们在草原上放牧为生是不一样的，体现了两群人完全不同的特性。他们紧紧抱住脆弱的贸易线，将北部的冻土地带和草原，与南方的农业耕地和手工作坊连接起来。流入遥远的北方的货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蒙古人中间，据说有一双铁马镫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的贵族。 某些年份猎物匮乏，人们在刚一入冬的时候就将面临饥谨，没有森林产品用于贸易。在那些年份，蒙古人仍旧要组织狩猎聚会。只是他们并非向北方前进，去森林里猎取动物，而是越出草原去抄掠人类。如果蒙古人没有物品拿来贸易，他们就袭击草原上或绝谷中所能找到的牧民。蒙古攻击者用与对待动物一样的策略，来对付“猎物”，他们先发出攻击信号，此时“猎物”通常就会四处逃窜，留下大部分的牲畜、家中财物及攻击者所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攻击的目标就是为获取货物，所以蒙古攻击者通常只是抢劫帐篷并围捕牲畜，而不是去追击逃亡之人。蒙古袭击者想要的只是货物，因此在这类争斗中，死伤比较少。年轻的妇女被劫掠为妻妾，男孩则被掳掠为奴。年老的妇女和最幼小的孩童通常可免受伤害。适于打仗年龄的青壮年男子通常骑着健壮的马迅速逃离，因为他们最可能被杀，而且整个群体的未来生计得完全依赖他们。 如果逃脱的男人们能尽快设法召集到同盟者，他们就可沿着攻击者的足迹去追击他们，而且还可找回自己的货物。如果不能如此，失利的部落男子就会像他们的许多牲畜一样被围捕，他们得设法躲避捕捉者。然而，他们也有适时进行反击以便重新组织新生活的计划。 于蒙古人而言，发动这样的战斗只是一种抢劫的循环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战争，或由长期的部落世仇所致。报仇常被当作抢劫的借口，却很少作为真正的动机。战斗中的成功给胜利者带来威望，这是因为他带回了货物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战斗并不是以战场上抽象的荣誉为中心。使获胜的勇士引以为傲的是，杀死敌人而又记住他们，但不是炫耀收集了多少首级，也不是刻上痕迹或标志来表示他们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关键只是货物，而不是杀人。 狩猎与贸易、放牧和战争，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活动网。从学会骑马之日起，每个男性成员就要开始学习追捕的技术；而且，没有一个家庭仅靠一项活动就能生存下去。抢劫遵循的是源自北部的地理模式。南部的各部落，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城镇的附近，他们总是比遥远的北部部落有更多的货物。南部人拥有最好的武器，北部人要取得胜利的话，就要具有迅捷的行动、精明的思维，并且作战要更勇猛。这种贸易和抢劫交替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缓慢但稳定的交流方式，铁制品和丝织品渐渐往北部移动，那里气候恶劣、牧草稀少，而人又非常粗犷并且崇尚暴力。 有关铁木真幼童时代的细节描写，仅有很少的部分残存下来，然而即便是这些残存下来的少量描写，也并未表明他的父亲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当他们向另一个营地迁移时，他的父亲曾意外地将他弄丢。泰亦赤兀惕氏族发现了他，他们的首领塔儿忽台，即肥（Fat）可汗，将他带回到自己的家里，并且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当铁木真势力变得强大的时候，塔儿忽台吹嘘道，他曾细心地关怀铁木真，并用仁慈的戒律来训练他，就如训练牛犊一样，这是牧人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大清楚其中的具体细节和故事怎样开场、又如何收尾。但最终，该男孩和家人团聚了，或许是因为Fat可汗归还了这个男孩，或许是铁木真一家加入了Fat可汗的阵营。 铁木真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按蒙古计岁法刚满九岁，而按西方计岁法仅有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寻找妻子。也速该和铁木真父子俩到位于东部的诃额仑家族去找寻，也许这是因为诃额仑希望她的儿子能娶她自己部落的女人为妻，或者至少是要他娶个了解她家族的女子为妻。然而，与诃额仑的初衷不同，也速该似乎想摆脱掉铁木真。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意识到，将来会在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和别克帖儿之间爆发争斗。别克帖儿是他稍长的儿子，由他的第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在这么小年纪的时候就将铁木真带走，父亲也许是想试图阻止竞争的完全爆发，因为这一竞争将会使他的小家族陷于困境。 仅仅带有一匹额外的、用于赠送给未来新娘父母的马，也速该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铁木真为劳力而为他们干几年活的家庭，并以此作为他们将女儿许配给他儿子的报答。对铁木真来说，这次旅行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冒险沿斡难河离开故乡。在不熟悉的地盘上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旅行者得面对来自野生动物、恶劣天气、特别是其他部族人三方面的危险。正如事情所揭示的那样，父亲并没有将铁木真直接带到诃额仑的家族。沿着那条路前行，他们停留在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有个女儿，名孛儿帖，仅比铁木真稍大一点。两个孩子明显地相互喜欢对方，而且双方的父亲也同意他们订婚。在学徒期，或者说在“家内役”期间，他的父亲期望铁木真能在亲家的监护下生活与劳动。渐渐地，这对已订婚的夫妇变得更加亲密。因为女孩通常比男孩大一点，就如孛儿帖与铁木真那样，她将给他传授适于他们两人的适时而又适度的性行为知识。 在也速该离开铁木真之后的归途中，他正好遇到一群塔塔儿人在一个营地进餐。《秘史》说到，他想加入其中去共同进餐，然而他同时也明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塔塔儿人的敌人，早在八年前的战斗中，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同族帖木真兀格。虽然他试图隐瞒，但据说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并对他秘密下毒。尽管毒性非常厉害，也速该还是设法逃离了塔塔儿人，并返回到他的家族所在的营地。随即，他立刻派人去把铁木真接回来。铁木真丢下孛儿帖，迅速回到他临终父亲的床边。 等他返回家族营地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和七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个时候，铁木真一家仍寄居在斡难河沿岸泰亦赤兀惕氏族的屋檐之下。泰亦赤兀惕氏族已经支配了也速该最近三代的孛儿只斤氏家族。没有了也速该帮助他们打仗与狩猎，泰亦赤兀惕氏族认定这两个寡妇和她们的七个孩子已毫无用处。在斡难河边残酷的环境中，泰亦赤兀惕氏族不可能给九个多余的人提供食物。 按照草原传统，协助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一个兄弟应该收继诃额仑。在蒙古的婚姻体系中，甚至在也速该与另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的儿子之中，如果年龄足够大并且能赡养家庭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诃额仑合适的丈夫。蒙古妇女常常和已故丈夫家族内的更年轻的男人结婚，因为这给年轻人提供了拥有一位有经验妻子的机会，而不用给她的家庭提供一批精致的聘礼，或要求数年艰辛的“家内役”。虽然还是个年轻妇女，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但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诃额仑已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抚养。作为一个远离故乡被掳掠而来的妻子，她既不能给未来丈夫提供家庭财富，也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家庭关系网络。 随着丈夫的去世，而且又没有别的男人愿意收留她，诃额仑现在被抛弃在泰亦赤兀惕家族之外，没人有任何义务去帮助她。她得到消息说，她已不再是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了。蒙古人通常是通过食物分配的方式来象征亲戚关系的。这是在一个春季，当时，前可汗（俺巴孩）的两个寡妇老太婆，组织了一个祭祀祖先的年度典礼，他们没有通知诃额仑，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她获得自身那份食物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她在家族内的成员资格。从此，她和她的家庭只有自食其力，自我保护了。当泰亦赤兀惕氏族沿着斡难河向夏季牧场迁移的时候，他们打算留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根据《秘史》记载，当这群人收拾营盘出发时，他们抛弃了这两位妇女和七个孩子，这群人中仅有一位出身低微家庭的老人站出来大声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小事件显然给铁木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泰亦赤兀惕人怒吼着走到老人身旁，斥责他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并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将老人刺死。不到十岁的铁木真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据说他曾冲上前去，试图救助这位快要死的老人；但他无能为力，只是带着悲痛和愤怒，含泪作别。 诃额仑早在十年前被绑架期间就表现得如此地镇定自若，面对这次新的危机，她表现得同样坚强有力。她做了一次激烈而又带有挑衅性的最后努力，希图使泰亦赤兀惕人因羞愧而带她们一起离开。当泰亦赤兀惕氏族弃营地而走时，诃额仑骑马持鬃，挥舞着她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去追赶那群抛弃他们的人。高举过头顶的精神之旗在空中迎风飘扬，她骑马环绕着这群正要离去的民众。诃额仑在泰亦赤兀惕部落前挥舞着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这不仅仅只是在挥动着丈夫的象征，而更是在展示其丈夫的真实灵魂。在他的灵魂面前，他们确实感到羞愧，而且还担忧可能遭到神的报应，因此他们暂时返回营地。但是，在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带着家族的牲畜，逐个地偷偷溜走了。在这样的冬季，这样做几乎是将两位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 然而，这个家族并没有消亡。经过她巨大的努力，诃额仑拯救了整个家族。就如《秘史》里所叙述的那样，为养活五个孩子，她盖住头，卷起衣裙的下摆，没日没夜地沿河奔波，寻找食物。她采拾小果类，并用一根杜松树枝来挖掘生长于河边的植物草根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他还将母亲缝纫用的针弄弯，制作成鱼钩钓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所获取的猎物也越来越大。在距离此段时期五十年之后，曾拜访过蒙古人、并且撰写过最早一部有关铁木真生涯著作的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在他的这部书里写道，这个家族“穿着用狗和老鼠皮制成的衣服，而且他们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的肉，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不管准确与否，这种描写还是表现出了那些处在饥饿边缘、被社会所遗弃之人绝望而无助的挣扎。就像他们周遭的其他部落一样，他们过着几乎与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带，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上最低的生活水准还低。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事，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力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 第一个强大的联盟，是跟一位比他稍长的名叫札木合的人联合而成的。札木合的家族多次扎营在斡难河岸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地方，而作为札只剌惕氏族的成员，他们又与铁木真父亲的氏族具有远亲关系。在蒙古文化的观念中，血族关系临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之上。任何处于血族关系网络之外的人，自然地就是敌人，血缘越近，关系就越近。铁木真跟札木合是远亲，但他们希望更亲近，于是就结拜成了兄弟。在他们的孩提时代，铁木真和札木合曾两度盟誓保持永久的手足情谊，按照蒙古传统，他们成为血亲般的兄弟。这一命中注定的友谊事迹，以及铁木真人生早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揭示出很多的细节。它们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的非凡能力和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他极其需要那些资源，以便能最终平息主导着当日草原的部落战争。 铁木真和札木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打猎、钓鱼，一起操练能提高他们日常技能的各种游戏。蒙古小孩，无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要随父母或兄弟姐妹学习骑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要努力自己握住缰绳，并且独自骑马。通常，到四岁的时候，小孩就已掌握了不用马鞍的骑术，也最终掌握了如何站立在马背上的技能。他们时常站立在马背上互相进行枪术比试，看谁能把对方击倒。当他们的腿长得够长，可以够得着马镫的时候，他们还要训练在马背上射箭和用套索捕捉牲口。皮革囊制成的靶子被悬挂在竿子上，迎风吹拂摇摆，年青人以不同的距离和速度从马背上练习击中靶子。这样的马术技能，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价值。 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玩跖骨的游戏，一种用羊的踝关节制成的骰子。每个男孩都随身带着一套四个跖骨，它们可以用于占卜未来、解决争执，或者只是简单地当作有趣的游戏玩。此外，札木合与铁木真还在结冰的河上玩一种比较活泼的游戏，有点像苏格兰冰上掷石游戏。虽然《秘史》并没有提及他们使用的冰鞋，但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曾去过那里访问的一位欧洲人写到道，这个地区的猎人经常将兽骨绑到脚上，他们能在结冰的湖面或江面上飞奔，进行体育活动或追赶动物。 这些技能将在日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敌人，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欧洲人所依凭的能抵御入侵的结冰河流，如伏尔加河和多瑙河，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通途，使他们能直达城下，而在这样的季节，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铁木真用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维持家族生存。铁木真和札木合在斡难河上所玩的游戏，在所有有关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征服者的男孩一生的记载里——是唯一提及，并且众所周知的轻松娱乐。铁木真与札木合第一次誓言彼此忠诚时，他才十一岁。两个孩子交换小物品作为誓言的象征。札木合给铁木真的是一个雄獐的指关节骨，而铁木真给札木合的是一块镶嵌有小片铜块的、来自远方的珍宝。第二年，他们交换了成年人之间歃血为盟的礼物——箭头。札木合将两块洞穿的小牛角当作口哨用的箭头送给铁木真，同样，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柏木精心制作成的雅致箭头。正如一代代猎人们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能发出哨响的箭头，进行秘密交流。这种通过声音交流的方式，其他人容易忽视，完全不能辨认。 作为第二次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男孩们通常要歃血为盟，以此达到心灵相通。《秘史》引用札木合的话来说明铁木真和札木合之间的情形，两人彼此誓言永不相忘，并且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无法得知那到底是什么。伴着这誓约，两人成为“安答”（andas），这一联合被认为比血族兄弟间的关系还要牢固，因为“安答”是可以自由选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札木合是铁木真人生中仅有的一位“安答”。 在随后的那个冬季，札木合的氏族并没有返回到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彼此也毫无音信。然而，这一童年时期铸就的联盟，将是铁木真后来问鼎草原的路途上最主要的财富，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不同于和札木合共处时的亲密无间，在家里，铁木真时常为异母兄长别克帖儿的强压而愤恼，随着两人渐渐地长大，兄弟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剧烈。通常，严格的等级划分支配着蒙古牧民的家庭生活，现今仍是如此。面对家常便饭般的来自猛兽与恶劣气候的威胁，蒙古人形成了一种孩子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制度。父亲要是不在，无论为期仅几个小时或几个月，他的角色便由长兄担当。兄长有权力支配各项行动，分派任何任务，处置任何他所喜欢的东西。兄长行使完全的权力。 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父亲被毒死之后，他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从《秘史》里仅有的叙述可以了解到，铁木真的愤恨，是在一件起初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爆发出来的。别克帖儿抢夺了铁木真打中的一只云雀。别克帖儿本无须其他理由就可得到它，而不必以家长的姿态强行这样做；要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此事，而不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欺负铁木真。在那之后不久，铁木真和他的亲兄弟哈撒儿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坐在斡难河边钓鱼。铁木真钓到一尾小鱼，但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愤怒与失望交织，铁木真和哈撒儿跑回到母亲诃额仑身边，向她申诉。然而，诃额仑不是站在自己的儿子一边，而是站在别克帖儿一边，她告诫他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曾经抛弃他们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而不是与兄弟失和。 诃额仑一直支持别克帖儿，这使铁木真难以忍受。作为最年长的儿子，别克帖儿不仅对弟弟们颐指气使，而且还扩大特权，包括除生身母亲之外，对父亲其他遗孀在性方面的使用权。作为寡妇，诃额仑没有被已逝丈夫的兄弟所收纳，她的最可能的伴侣将是别克帖儿，因为他出自诃额仑丈夫其他的妻子之身。 在这个家庭关系极度紧张并暗藏分裂危机的时刻，诃额仑愤怒地向自己的儿子讲起阿兰豁阿的美丽传说。阿兰豁阿是蒙古人的女祖先，她在丈夫去世后还生了几个儿子，而且和一个养子生活在一起。故事的含义似乎很清楚；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因别克帖儿问题而与母亲出现感情冲突之后，铁木真用一种在蒙古文化中深具强烈冒犯性的手势，甩开帐幕门户的毡子，愤怒地夺门而出，弟弟哈撒儿也接踵离去。 两兄弟发现别克帖儿静静地坐在一座小山上，眺望草原，他们就穿过草地小心地接近他。铁木真授意家中最好的射手哈撒儿从小山前面直接挺进，而他本人则爬到小山的背后一边。他们蹑手蹑脚地悄悄接近别克帖儿，就像是打猎时潜近正在休憩中的小鹿或正在吃草的瞪羚。当他们接近到易于攻击的范围内时，就悄悄地搭箭上弓，随即，带着抽出的箭，猛然从草地中冒出。别克帖儿并没有逃跑或试图自卫，在弟弟们面前，他不愿屈尊就范，露出怯意。他用铁木真母亲一样的话劝告他们，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泰亦赤兀惕氏族，据说他曾这样说道：“我不是你们的眼中钉、哽中刺，没有我，你们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他盘腿而坐，等待着他们的慢慢靠近。别克帖儿清楚地意识到前头的命运会如何，但他仍未反抗。相反，他向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请求他们饶恕他的亲弟弟——别勒古台。 他们与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铁木真从背后攻击，哈撒儿从正面进攻，他们将箭直接射向别克帖儿。他们没有动手处理他，担心沾染到遍地流淌的血，就转身弃别克帖儿而去，让他一人孤独地死去。《秘史》的作者并未叙述他是立刻死去，还是鲜血流尽而慢慢死去。按照蒙古传统，提及鲜血和死亡是触犯禁忌（taboo）的，但是这次谋杀被认为对铁木真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记载甚详。 铁木真和哈撒儿一回到家里，据说诃额仑马上就从他们的表情中猜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她冲着铁木真厉声大叫：“破坏者！破坏者！你一出生，手中就握着一块凝血。”并转身责备哈撒儿：“你就像是一条咬着自己胞衣的野狗。”她冲着铁木真喷发的歇斯底里般的愤怒，在《秘史》里是用全篇最长的几段独白之一表达出来的，诃额仑不断地辱骂，并将她的儿子比作野兽——“像攻击的豹子，像失控的狮子，像吞噬被捕食动物的怪兽。”最后，她筋疲力尽，不断地反复述说着别克帖儿早前的警告，好像是咒语一般：“现在，你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了。” 如此年纪轻轻，铁木真就已经以命相搏，这不仅仅是为了荣誉或威望，而是为了赢得胜利。他潜身靠近自己的兄长，就像在捕猎一只动物，正如后来他所显示的天才一样，他将狩猎的技能转变为战争的策略。将更好的射手哈撒儿置于前面，而将自己置于断后的位置，这同样也显示出他的战略才智。就像一匹必须在任何竞赛中都处于领头位置的马，铁木真决心要做个领导者，而不仅是追随者。为了获得首要的地位，他要证明自我：打破传统，反抗母亲，并且要除掉任何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 虽然谋杀别克帖儿使铁木真从他异母兄弟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但他触犯禁忌的行为，将家族推到了巨大的危险处境。他们不得不立即逃离该地。按照蒙古传统，他们将别克帖儿的尸体抛于旷野，任其腐烂消亡，只要那里仍可能留有任何别克帖儿的痕迹，就会避免再回到那个地方。正如别克帖儿和诃额仑曾经训诫过的那样，铁木真现在才发现，除了自己，已没有了保护者或盟友，而且自己不久也会被捕捉。他是一家之长，但也是作为一名陷于险境的背叛者。 直到这个时候，诃额仑的家族还是一群被驱逐的群体，只不过不是作为犯罪者。谋杀事件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并且使任何人都有借口对他们穷追猛打。泰亦赤兀惕人自认为是斡难河上的贵族世系，因为铁木真在他们的领地杀了人，他们就派一部分勇士去严惩铁木真，并阻止他下一步的所作所为。由于在空旷的草原上无处藏身，铁木真逃向安全的山区，但追捕者还是逮住了他。泰亦赤兀惕人将他带回大本营，想在那里设法摧垮他的意志。他们用一种像牛套一样的枷将他锁起来，那样就使他只可步行，但双手不能动弹，使得他无法靠自己进食甚至喝水。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庭来承担看护他的职责。 泰亦赤兀惕群体中有几户从属的家系，也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作为奴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铁木真作为囚犯就是被移交给这些奴仆家族看守的。与篾视他的泰亦赤兀惕人不同，他在这些家族中得到同情和安慰，晚上的时候他们将他带到帐篷内。这些人在泰亦赤兀惕首领看不见的情形下，保护着铁木真，他们不仅分与他食物，而且《秘史》里还强调了一段情节，一位老妇人细心地护理他的伤口——那是被枷嵌入颈脖所致。这个家族的孩子们也劝说他们的父亲抗令行事，夜间移开枷锁，让铁木真休息得更舒适。 有关铁木真从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里逃脱出来的故事，进一步展现出他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将深刻地影响着他今后的崛起。有一天，趁着泰亦赤兀惕人都烂醉如泥，而铁木真又恰巧被一位呆头呆脑、而又身体孱弱的年轻人看守，他突然急转身，猛烈地摇动枷锁，朝看守者的头部打去，将其击倒。戴着枷锁徒步穿越草原是必死无疑的，他没有那样做，而是躲到了河边附近的草丛中。不久搜索马上就开始了，很快他便被曾善意相待过他的那家主人所发现。老人并没有鸣响警报，相反却提醒他趁夜幕降临的时候逃走。天黑之后，铁木真离开那条河，但并没有急于逃走。他慢慢地朝老人的帐篷前行，并走了进去，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是极为惊骇和危险的。冒着全家人生命的危险，不太情愿的主人还是给他卸下了枷铐并烧毁了它。第二天，他们将铁木真藏在一堆羊毛里，泰亦赤兀惕人那时正在继续追捕他。那天夜里，他们将铁木真送走，尽管贫穷，他们还是给他煮了羊肉来款待他，并送给他一匹马。骑着那匹马，铁木真设法躲过追捕者，长途跋涉逃回到他母亲那遥远而又孤立的营地。 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能冒险相助一个陌生人并送给他如此贵重的东西，说明铁木真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能力。同时，这个地位卑贱的家庭必定也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与他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曾经抛弃过铁木真的家族，听任其自生自灭，现在又急切地想除掉他。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家庭，却甘愿冒死以相助。这一事件灌输给铁木真的不仅是对位居更高阶层者的不信任，而且还有对某些人——即便是那些自己氏族之外的人——的信任，他们的确值得信赖，甚似家人。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判断别人主要是通过他们怎样以实际行动来对待自己，而不再根据自己与他们的血缘关系。这是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 蒙古的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认为，铁木真一生仅有这样一段短暂的被俘和被奴役的时期，但当代中国编年史家的著述却认为，铁木真在被奴役中度过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多次被奴役，或者说这一事件持续的时间，也许比《秘史》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更长。有学者认为，如此长的奴役时间，正好解释了有关他童年时期明显缺乏详细资料的原因。多年以后，这段被奴役的时期，对成吉思汗来说是耻辱的；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对于曾经奴役过他的那些家族的后代来说，提及此事将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每个与奴役事件有关的人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对这一事件要保持缄默；而且，尽量缩短铁木真的这段被奴役的时间，将会更符合蒙古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求只可稍涉负面的东西，与此相反，要强调铁木真英勇的逃逸。 1178年，铁木真已十六岁。自他父亲七年前去世以来，他已很久没见到未婚妻孛儿帖了，但他在这件事情上自信十足，认为完全可以再次找到她。他带着异母弟别勒古台，沿着客鲁涟河而下，去寻找她的家族。当他们找到属于孛儿帖父亲德薛禅的营帐时，铁木真高兴地发现孛儿帖仍在等着他，甚至尽管她已十七或十八岁，早已过了适婚的年龄。德薛禅知道铁木真与泰亦赤兀惕氏族交恶，但仍然履行前约，将女儿许配给他。 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带着孛儿帖返回。按照风俗，当新娘要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她就要带上一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她丈夫的父母。对于游牧民而言，赠送大的礼物是不实用的，但质地优良的衣服则意味着很高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发挥有价值的实用功能。孛儿帖带了一件草原上最珍贵的毛皮外套——黑貂皮外套。在正常情况下，铁木真要送一件同样的礼物给父亲，但父亲早亡，他想到了一个处理外套的更好方法。他决定用这件黑貂皮外套来重新恢复他父亲的一份以前的友谊，以便缔结同盟，给他和他逐渐兴盛的家族提供某些安全保障。 这个人就是脱斡邻勒，后来更常被称为汪罕（OngKhan），属客列亦惕部落。该部落生活在蒙古中部最肥沃的草原上，位于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沿岸丛林密布的“黑森林”之间。与蒙古人世系和氏族的分散不同，客列亦惕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包含一大群部落，并处于一个可汗的统一之下。此时，戈壁荒原北部的广阔草原分别为三个主要部落所控制。中部地区由汪罕和他的客列亦惕部落控制，支配西部地区的是处于太阳可汗统治下的乃蛮部落，而由阿勒坛汗统治的塔塔儿人，则作为北部中国金朝的附庸，占据了东部地区。三个大部落的统治者，沿着他们的边界纵横捭阖，对弱小的部落或盟或战，并不断设法从这些弱小部落中征募军队，以便发动对更重要敌人的征战。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尽管与客列亦惕人没有血缘关系，却曾一度与汪罕结成“安答”，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仅作为保护人或仆从间的那种关系，要牢固得多，因为当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也速该就助汪罕夺得客列亦惕人的汗位，推翻了汪罕的叔叔——菊儿可汗，即最高的统治者。此外，他们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并在铁木真出生的时候结成联盟，而那时，也速该也正在与塔塔儿人作战。 按照草原文化，男性血族关系操控所有事务。如果人们要结盟，就必定要同属一个家族，因此，如果没有亲缘血统关系，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亦即虚拟血缘关系，来建立联盟。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与立志成为客列亦惕领导人的汪罕两人，是作为“安答”的结拜兄弟，铁木真现今就是要试图成为这位年长者的儿子。通过赠送结婚礼物给汪罕的方式，铁木真认他为父；要是汪罕接受的话，他就可作为铁木真的父亲，并向他提供保护。对大多数草原上的人来说，这种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可作为真正血缘关系的附属，但对铁木真而言，他的选择表明，这种虚构血缘关系比真正的亲缘关系要有用得多。 客列亦惕部，以及乃蛮以西地区，不只意味着几个很大的政治联合体，而且还代表更发达的文化。早在几个世纪前，通过东部亚述教派传教士，该地区因为皈基督教，曾经一度整合到中亚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中。游牧民中没有教堂或修道院，部族的基督教分支声称他们是托马斯使徒的后代，而且要靠游方僧来传教。他们在位于帐篷内的圣堂里做弥撒，他们不重视宗教信仰的制度和信仰的严格性，喜欢各种各样的、与一般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基督教经文读物。耶稣对游牧民发挥着强大的魅力，因为他能救死扶伤。因为只有此人可战胜死神，耶稣被当作一位有强大威慑力的萨满教士，而十字架则被圣化为天地四方的象征。作为游牧人，草原部落觉得放牧习俗和《圣经》里提及的古代希伯来部落的信仰，非常适合他们。或许最重要的是，与吃素的佛教徒不同，基督徒可以吃肉；与节制的穆斯林不同，基督徒不仅可以纵情狂饮，他们甚至将此规定为一种强制性的礼拜仪式。 铁木真将新娘孛儿帖和母亲留在营帐内，他与弟弟哈撒儿、异母弟别勒古台，带着那件外套去见基督徒汪罕，他热心地接受了礼物，因此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过继儿子。汪罕在传统体制内，安排铁木真做一个处于其他年轻勇士之上的地方领导者，但很明显，后者对此没有兴趣，于是就拒绝了。他似乎只是想为家族争取到汪罕的保护，在得到保证之后，他和弟弟们就返回客鲁涟河边的营地。在那里，年轻的新郎可以与新娘和家族在一起，度过辛苦而充实的时光。 铁木真早年的诸多危机似乎都已被抛诸身后，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已长大，在某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除他的弟弟外，铁木真家族吸收了两个年轻人。铁木真在追寻一些失踪马匹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博尔术，之后他加入到那个家族；者勒篾显然是被他父亲交给铁木真的，尽管《秘史》对此并未加以解释。加上这两个外来者，该营地由七个十来岁的孩子所组成，他们一起狩猎，并守护着这个群体的安全。除了他的新娘孛儿帖，铁木真家族还包括他的妹妹和三个年长的妇女：他的母亲诃额仑，是位女家长；莎歇娇也是女家长，她是铁木真异母弟别勒古台的母亲；另一位被收容的来历不详的老妇人，也和他们呆在一起。 按照《秘史》的记述，铁木真更倾向于只作为这个亲密无间部落的领导者，但是，在周遭部落互相攻伐、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允许存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时间的车轮拉回到数百年前，人们很容易发现连续好几代，草原部落一直在进行着相互间无情的劫掠。往昔的犯罪记忆仍然存留着。部落内部任何家族所受的伤害，都可当作是一种报应，而且，即便是很多年以后，也可当成是对报复袭击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混乱频仍的世界中，不管人们生活的地方多么偏僻，也没办法摆脱大家的注意，铁木真这一群人也不例外。 尽管他的家族已经遭受磨难，但十八年之后，当年曾被人从自己手里夺走了诃额仑的篾儿乞惕部落，对于这件耻辱之事仍耿耿于怀，他们现在决定设法复仇。篾儿乞惕人并不要求归还寡妇诃额仑，她已经为拉扯五个孩子而变得苍老不堪。他们觊觎的是铁木真的年轻新娘孛儿帖，掳掠孛儿帖可以当作对铁木真父辈劫夺诃额仑的一
一块凝血 国民！国民是什么？鞑靼人！匈奴人！汉人！ 正如昆虫云集，历史学家致力于记住他们，但这是徒劳的。 正是由于缺乏那样一位代表众人的人物为标志， 他们差异殊甚，难以辨识。 ——亨利?戴维?梭罗 1851年5月1日之旅 他双眼闪烁，容光焕发。 --《蒙古秘史》 蒙古人征服过数以千计的城市，然而成吉思汗屈尊进入的城市，历史上仅仅提到一座。通常，当胜利得以确保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朝臣侍从撤回到远方更舒适的营地，而由他的勇士去完成剩余的任务。1220年（即龙儿年）3月的某一天，这位蒙古征服者打破他独特的传统，带领骑兵进入到新征服的布哈拉城中心。该城是花剌子模算端（今译“苏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布哈拉城既非首都，也非主要的商业城市，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它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高贵布哈拉”。因具有“为所有伊斯兰教徒带来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该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由于成吉思汗非常清楚，通过征服并进入该城市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因此他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城门，经过一片遍布着木房与小贩货摊的拥挤区域，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巨大砖石建筑群之中。 在或许是军事史上最大胆创新的成功突袭之后，成吉思汗进入到布哈拉。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蒙古出发，沿着直线正面攻击算端的边境城市；而他自己则与辎重同行，率领另一支部队长距离远征，这一距离比任何其他军队行进的路线都要长——需要穿越两千英里的沙漠、山川及草原。最后，他们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敌方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即便是商业旅行队也会绕道数百英里，避开克孜勒库姆沙漠，即传说中的“红沙漠”；不过这正好是成吉思汗选择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原因。通过与那个地区的游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沿着至今仍未能确知的路线，穿越那片沙漠地带。 他的目标布哈拉城，矗立在阿姆河一条支流两岸的肥沃绿洲中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或波斯人，但却被新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的突厥部落所统治，花剌子模帝国是那个时代众多短命帝国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算端所犯的一个严重的致命错误，就是他劫掠了蒙古商队，并把派去进行和平商业谈判的蒙古大使毁容，这一行径激怒了成吉思汗。虽已年近六十，但听到自己的人受到攻击时，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那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再次跨上战马，兴师问罪。 几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重要军队，蒙古军队是轻便上阵，没有补给供应的。即便等到最冷的月份横跨沙漠，人和马畜也仅需少量的水。因为这样的季节有露水，可以刺激部分草的生长，这些草可供牧马，并可吸引到猎物，那是以狩猎为生的人所需的。蒙古人不是动作缓慢地运送攻城武器和重型装备，相反，他们带有快速机动的工兵部队，能当场使用可获得的材料，建造任何他们所需的东西。在跨越广阔的沙漠之后，蒙古人遇到第一片林子，他们就将其伐倒，制作攻城的梯子、武器及其他攻击器械。 当先头部队走出沙漠，发现有第一个小部落时，快速行动的特遣部队立即会改变速度，慢慢运行，动作迟缓，仿佛他们是来贸易的商人，而非快速攻击的勇士。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是谁，并在听到警报之前，蒙古军队正若无其事地漫步在城镇的门口。 出人意料地从沙漠中出现之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即行进，并趁势攻击布哈拉。他知道，没有援军能离开正被他的部队所进攻的边境城市，因此，他可从容地运用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左右布哈拉民众的忧虑和希望。这种策略的目标很简单而又往往是相同的：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起先通过夺取邻近的几个小城镇，成吉思汗的部队释放了很多当地的平民逃往布哈拉，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人在敌军防线背后的侵袭，立即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正如波斯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看到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乡下居民时，他们“被骑兵和骑兵带来的暗如黑夜的灰尘窒息住了，惊吓和恐慌压倒了他们，而且担忧和恐惧盛行。”成吉思汗从给予民众两种选择开始，着手准备对一座城市展开心理攻势。他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若他们接受条款就可加入到伟大仁慈的蒙古人之中，用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无论谁屈从于他们都可获得安全和自由，并远离严酷的恐怖与耻辱。”对那些拒绝接受苛刻条款的俘虏，蒙古人就会在下一次进攻中，将他们置于军前，充当战争的炮灰。 这种策略使布哈拉的突厥守军感到恐慌。仅有五百名士兵留下来支持布哈拉城堡的长官，其余的两万名士兵则赶在蒙古主力军队到达前，四处逃散。他们丢城弃甲，如鸟兽散，这正好掉进了成吉思汗的陷阱，蒙古勇士早已停驻在外等候逃兵，从容地将他们处死。 布哈拉的平民投降了，并且打开城门，但仍有小股负隅顽抗的士兵留在内城的城堡之内，他们寄希望于厚实的城墙可以帮助他们阻止任何围攻。在仔细评估了整个形势后，成吉思汗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进入该城！他的第一项举动就是来到布哈拉城中心，接受所有人的投降，并号召降民给他们的战马提供草料。供养蒙古军队和马匹，被认为是对征服者表示降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粮草，成吉思汗将降服者视作自己的部属，授予他们蒙古人的保护，同时，也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开始，我们就有了关于六十岁左右的成吉思汗的少数几种书面描写。波斯编年史家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他对蒙古人的描写远不及志费尼那么温和，他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身形高大、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人，头发稀疏发白，有一双猫儿眼，有着专注的活力、洞察力和天赋及理解力、令人生畏的攻击力，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仇敌的颠覆者，无畏、血腥并且残忍。”由于成吉思汗具有摧毁城市和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离奇能力，术兹扎尼还断言成吉思汗“熟悉巫术并且诡计多端，以魔鬼为友。” 据目击者称，成吉思汗抵达布哈拉城中心时，骑马来到大清真寺，并问及这座城内的最大建筑是不是算端的官邸。当被告之那是上帝的居所而非算端的官邸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蒙古人来说，唯一的上帝就是“长生天”，她延伸四方，无边无际。上帝主宰整个地球；成吉思汗不能像个囚犯或供人观赏的动物一样，被禁锢在石室之内，也不能如城市居民所声称的那样，他的言语会被记录和限定在书内。在自身的体验中，成吉思汗常常在家乡广阔天空之下的山岳间，感知到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听到上帝直接跟他说话的声音。追随着这些上帝的言语，他成了无数名城旺邦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下马，步行进入大清真寺，只有这样一些为他所知的建筑，他才曾进去过。一进入，他便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把他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并由他保护，他要将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员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他把城内两百八十名最富有的人召集到清真寺来。尽管在城内的经历有限，但成吉思汗还是能深切地理解人类情感的活动。在清真寺聚集的人群前，他拾级而上，来到讲道坛，然后转身面对布哈拉的精英。通过翻译人员，他严厉地训斥了算端和精英们的过失和罪行。他不是把失败归咎于平民大众，而是相反，“这是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随即，他逐个把富人分赐给他的蒙古勇士，供他们任意差遣，这些蒙古勇士跟着富人去搜集财宝。他劝告富人囚犯们要将财富悉数交出，不要玩猫腻；即便没有协助，蒙古人也能找出所有的财宝。他只要求富人们把蒙古人带到他们的藏宝地。 在对该城完成了有计划的劫掠之后，成吉思汗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围困在布哈拉的内城堡之中而仍在负隅顽抗的突厥勇士身上。尽管对蒙古人特别不熟悉，但对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中亚绿洲城市内的定居民来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目睹过许多野蛮军队的来来往往。以前的部落军队无论怎样勇敢或纪律严明，也从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只要城市守军能找到食物和水，他们就能躲在内堡厚实的围墙之后，进行长期地抵抗。蒙古人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对付在布哈拉所遭遇到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尽管蒙古人通常都有一流的弓矢，但每个人都得自备武器给养，因此制造技艺的质量也就千差万别。同样，蒙古军队是由部落的全体男性成员所构成的，他们靠粗野的放牧方式进行训练；虽然他们耐劳、纪律严明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但他们还是缺乏像布哈拉守军那样的专业挑选和训练。堡垒厚实的石墙，有利于守军躲藏其后，最重要的是，没有部落军队曾掌握过围城作战的复杂技术。但是成吉思汗有办法来对付他们。 进攻被设计成一次势不可挡的兵力展示，观众不是布哈拉已被征服的民众，而是远方的军队和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众。蒙古入侵者展示了他们新造的围攻武器——弩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作为武器，已被围攻部队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不仅能投掷出石头和火焰，还能射出燃烧的液体、爆炸装置和燃烧物质。他们调来了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弩炮，而大队大队的人马则带着可伸缩云梯攻上塔楼，从塔楼那里，他们能够击中内城中的守军。从城市上空进行攻击的同时，坑道工兵们开始在墙底挖地道。在展示空中、地面和地下令人生畏的技术威力的同时，某些情况下，成吉思汗还逼迫已被俘的内堡守军的同伴去攻城，有些囚犯冲锋在前，尸积城壕，有些则推着武器活着冲入到城堡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成吉思汗加剧了守军的心理紧张。 蒙古人从曾经接触过的不同文化中吸收经验，发明和使用各式武器；而且通过这种知识的积累，他们还创立了全球性的武器库，能够适应所遭遇到的任何形势。蒙古人试验成功了会喷火或爆炸的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变成为迫击炮和加农炮。在志费尼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准确讲述他们周围发生过什么的证据感到困惑。他将蒙古人的进攻描写成“就像炽热的火炉吸收了坚硬的木头，火势更盛，从炉腰将火花射向空中。”成吉思汗军队将草原勇士所具有的凶猛与速度，和中华文明的最高科技智慧结合在一起。成吉思汗使用快速机动并训练有素的骑兵去对付地面上的敌军步兵，而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力轰击技术和空前的破坏器械，则减弱了内堡城墙的防护威力，使蒙古军队得以突破要塞，从而胁迫城堡守军。随着炮火和死神纷纷降落到城堡内的守军身上，用志费尼的话来说，算端的勇士很快便“淹没在完全毁灭的汪洋大海中。” 成吉思汗认识到，战争不是一场身体的比赛，或仅仅是对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人反对另一种人的总体事业。胜利不会倾向于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它垂青于制造规则并将规则强加给敌手的人。胜利不可能是局部的。它是完全的、全部的，而且也是无可否认的——或者什么都不是。战争时期，这意味着对恐怖和突袭的肆意使用；和平时期，它则意味着对一些基本要素以及不可动摇原则的坚定遵守，这种原则可以在平民大众中间建立忠诚。抵抗将面临死亡，而忠诚者则得以安全。 成吉思汗对布哈拉的进攻，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那个城市的民众投降了，而且还因为当蒙古人攻击的消息传到首都撒马尔罕时，军队也投降了。算端弃国而逃，蒙古人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带领主力部队，翻越阿富汗山脉到达印度西北部的河流区域，而另一支分遣部队则绕过里海，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到俄罗斯平原。从1220年开始的那天起，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维埃主义兴起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布哈拉城的可汗和埃米尔，统治了该城正好七百年的时间，这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家族王朝。 成吉思汗操控民众的才能和他的作战技术，是超过四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果。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哪一次重要关头是因为突然拥有天才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有能力激起部众的忠诚，或者说他有全球规模的空前组织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得自顿悟的启发，或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受到独特的自我控制精神和专注意志的驱使，这些能力来自于持续不懈、周而复始的实际学习，经验性的适应，以及对此的不断修正。他的戎马生涯始于很早以前，要早于大多数在布哈拉出生的蒙古勇士，而且他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学到某些新的东西。在每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他都能获得更多的部众，学到其他更多的作战方法。在每一次斗争中，他都能将全新的思维与一整套随时变换的军事战术、策略和武器结合起来。他从不打重复的战役。 这位注定要成为世界最伟大征服者的男孩的历史，始于蒙古人征服布哈拉之前的六十年。故事发生在广阔的内陆欧亚最遥远的地方之一，靠近现代蒙古与西伯利亚的接壤处。根据传说，蒙古人起源于山林之间，那时，苍狼与白鹿在一个大湖泊的岸边交配。因为蒙古人对外人永久地封闭这一故地，所以当成吉思汗去世时，我们没有关于该地区的历史描述。那里的河流和山川名称，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是未知的，甚至现代地图对该地区的特征，提供的也是相互矛盾的名称，使用多种多样的拼写形式。 这个蒙古部落的活动范围，只占现在蒙古国家东北部的一小部分。现在该国的大部分区域横跨中亚北部高原，不在太平洋湿润季风范围内，这种季风产生的水灌溉了繁华的亚洲农业文明所分布的滨海平原。相比较而言，到达蒙古高原的湿润季风，大部分来自西北部的北极地区。这种季风释放了带到北部山脉的少量水分，而给蒙古南部留下的则是干燥，这一干燥地带称为govi，或被外地人称为戈壁。荒芜的戈壁与中度湿润山脉之间的北部地区，横亘着一大片广阔的草原，若夏季雨量充沛，草原就会变绿。夏季，牧民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带迁移，寻找草场。 尽管海拔高度仅约一万英尺，但蒙古的肯特山脉包括了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高山。与仅通过使用登山工具就能攀登的、连绵起伏而又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不同；古老的肯特山脉曾被百万年的侵蚀所削平，因之，在夏季，仅以中等难度，一人一骑就可登上几乎所有的山峰。沼泽地遍布其侧；在漫长的冬季，这些沼泽冻成一块。冬季，山脊上深深的沟壑汇集了凝结的雪水，看上去就如冰河一样；但在短暂的夏季，它们又变成了美丽的钴蓝之湖。春季消融的冰雪充溢湖间，而从山上奔流而下的雪水则汇成条条江河，泛溢草原。夏季气候好的时候，翠绿的草场熠熠生辉；但在夏季气候糟糕的时候，则会连续好几年呈现干燥赭褐。 源出肯特山脉的江河都比较小，并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冰冻状态——即便是在五月份，厚冰通常也足可支撑一支负有装备的马队，有时甚至可以支撑一辆载重的吉普车。广袤的草原沿着江河延伸，被当作是蒙古通往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通道。这一草原的边缘西达东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东则到达中国东北，如果不是被一段切断朝鲜半岛的狭长沿海山脉所隔绝的话，它将东及太平洋。在戈壁的南端，草原再次会合并，连接起亚洲大陆的腹地，将粗放耕作的黄河平原连接起来。 尽管这一地带起伏平坦，但气候恶劣，而且变化无常。这是一片非常困苦的地带，那里的人畜都得面对来自气候的不断挑战。蒙古人常说，在肯特地区，你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四季的变化。甚至在五月份，马都有可能深陷雪坡，以至无法昂首飞奔。 注定要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就出生在这片斡难河沿岸的土地上。与该地的天然美景不同，在人类历史中，该地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斗争不断、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春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远眺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那位现在声称要娶其为妻的男人，不是那位先已跟她结过婚的男人。 在很短时间之前，她的命运就已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小推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小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小推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小推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去找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普遍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推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他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呆在原地并向抢夺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 《秘史》叙述到，为说服丈夫配合她的计划，她对赤列都说：“如果你活着，每个方向、每个推车里都有少女等着你。你能找到另一位女人做你的新娘，你可以将再娶的妇人称为诃额仑来代替我。”诃额仑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衫儿，并敦促她新婚的丈夫“快速逃离”。她将衫儿抛到他脸上作为分别的表示，并说：“随身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你都可以闻到我的气味。” 气味在草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游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吸气。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通过将衫儿抛到丈夫身上的方式，诃额仑将她饱含深情的所余之爱献给了赤列都。 自那天之后，等待诃额仑的将是历经波折的漫漫人生之路，而且她已注定不能再见到她的初恋丈夫。在抽身逃离绑架者的时候，赤列都抓起脸上的衫儿，亦步亦趋，无数次回首张望诃额仑。他的黑色长辫像是鞭子一样，来回地抽打在他的双肩与胸膛之间。眼看着丈夫跨过关口，永远地消失在她眼前时，诃额仑发泄了积郁在心底的所有感情。根据《秘史》记载，她仰天撕吼，以至于“搅动了斡难河水”，而且“震动了林间山谷”。 抢夺她的人——这位注定要成为她新丈夫的男人，就是也速该，他属于一个弱小而且不重要的群体，这一群体后来就是以蒙古而闻名的。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而此时的孛儿只斤氏族依附于势力强大的泰亦赤兀惕部落。令诃额仑头痛的不是也速该的地位，而是他已有一妻妾，名叫莎歇娇（Sochigel），并已育一子。诃额仑将不得不在家族内为争夺她的地位而努力。有穹顶帐篷的住宅是用毛毡环绕，扎在格式框架上构成的，如果幸运的话，两位妇人大概会生活在各自的帐篷内，但即使不在同一个帐篷内，她们仍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诃额仑是在广阔的草原上长大的，那里一望无垠。夏季，成群的马匹、奶牛、绵羊和山羊在那里吃草并且长膘。她习惯于草原生活提供的丰盛肉食和奶制品。与此不同的是，她新丈夫所属的小部落却生活在游牧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带，在那里，草原迫近森林地带，没有足够的草场可供喂养畜群。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粗糙的猎户食物：旱獭、老鼠、鸟、鱼，或偶尔吃上鹿肉或羚羊肉。蒙古人声称，草原部落中没有古老光辉的历史。他们被当作是食腐动物，与狼一起竞争，去抓捕小动物，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草原牧民那里偷盗动物和劫掠妇女。诃额仑仅仅被当作稍优于被捕获的奴婢来对待。 根据一项常被反复提及的记述，诃额仑的第一个孩子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右手手指里紧紧地握着某种神秘而又富有某种征兆的东西。年轻的母亲轻轻地但是焦虑地逐个地扳开他的手指，发现了一块大的、与指关节骨一般大小的黑色凝血。在他母亲温暖的子宫内，这个孩子就已紧握着一块凝血，并且带着它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涉事不深、没有文化的而且又非常孤独的年轻姑娘，她怎能理解儿子手上这个奇怪的标记呢？八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在设法回答的，正是她当日所要问的那些问题。这块凝血象征一种预言或是一个咒语？它预示着好运还是不幸？她该引以为豪还是该惊慌失措？该满怀希望还是该心忧如焚？ 在十二世纪，许多具有游牧民特征的部落和氏族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游移不定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的草原部落中，与蒙古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东部的塔塔儿人、契丹人和更东的满人，以及西部的中亚突厥部落。这三个民族与西伯利亚的某些部落，共有一种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位于塔塔儿和突厥部落之间的蒙古人常常被外人混淆，他们有时被称为蓝突厥，有时被称为黑塔塔儿。作为说阿尔泰语的人，则因阿尔泰山脉位于蒙古西部而得名，他们的语言和朝鲜语、日本语相比，具有较远的相似性，但与汉语或亚洲的其他有关语言，则毫不相关。 尽管突厥部落和塔塔儿联合成了几个部落联盟，但蒙古人却被分成很多小的、各自由一位领袖或可汗领导的群体，并且松散地建立在血族纽带上。蒙古人自称，他们与突厥和塔塔儿群体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其直系祖先是匈人，三世纪时，他们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四至五世纪时，匈从蒙古高原向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从印度直到罗马。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在掠得诃额仑之后不久，也速该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战争，并杀死塔塔儿的一个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首领。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返回营地，并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取名“铁木真”也许强调了蒙古人和塔塔儿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仇恨，但很多学术的和虚构的讨论，都围绕着“铁木真”之名的准确含义，以及他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取名赋予儿子什么而展开争论。最好的暗示来自于也速该给他其他几个孩子取名的实际，这些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铁木真之后，在诃额仑随后相继出生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名为帖木格，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取名为帖木仑。这三个名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根源“帖木勒（temul）”——该词根出现在几个蒙古语词汇中，意指向前冲、被鼓舞、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指带有幻想的飞跃。正如一个蒙古学者向我解释的，该词最好的解释便是“正在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虽然蒙古人的世界孤立隔绝，但生活在那里的蒙古部落并未完全与世界时事切断联系。成吉思汗出生前的数个世纪，汉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已渗透进蒙古本土；然而，这些文化很少被证明能适应高原草原的恶劣环境。游牧部落与中国和中亚境内不断变化且疆界各异的国家，有着并不密切但却复杂的商业、宗教和军事联系。生活在如此偏北的地方，蒙古人基本上处在商贸路线的范围之外，这条路线即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该路线穿越戈壁南端，它很脆弱，但却又时断时续地将汉文化和穆斯林社会连接在一起。然而，由于如此多的货物向北方扩散，这使蒙古人意识到：南方遍地黄金。 对游牧民来说，与近邻的贸易及征战，构成了每年生活有规律变化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就如春季照管雏畜、夏季寻找牧场和秋季烘烤肉类与奶制品一样，如此地平常，如此地按部就班。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皮革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当作药用的风干的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鸟。 游牧民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在帐篷与帐篷之间交换森林产品，甚至还往南方去交换森林产品，同时，如铁和纺织品一样的制成品，则从戈壁南端的贸易中心慢慢地传往北方。蒙古人生存在地球的最北边缘，正好处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他们在森林中狩猎为生与他们在草原上放牧为生是不一样的，体现了两群人完全不同的特性。他们紧紧抱住脆弱的贸易线，将北部的冻土地带和草原，与南方的农业耕地和手工作坊连接起来。流入遥远的北方的货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蒙古人中间，据说有一双铁马镫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的贵族。 某些年份猎物匮乏，人们在刚一入冬的时候就将面临饥谨，没有森林产品用于贸易。在那些年份，蒙古人仍旧要组织狩猎聚会。只是他们并非向北方前进，去森林里猎取动物，而是越出草原去抄掠人类。如果蒙古人没有物品拿来贸易，他们就袭击草原上或绝谷中所能找到的牧民。蒙古攻击者用与对待动物一样的策略，来对付“猎物”，他们先发出攻击信号，此时“猎物”通常就会四处逃窜，留下大部分的牲畜、家中财物及攻击者所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攻击的目标就是为获取货物，所以蒙古攻击者通常只是抢劫帐篷并围捕牲畜，而不是去追击逃亡之人。蒙古袭击者想要的只是货物，因此在这类争斗中，死伤比较少。年轻的妇女被劫掠为妻妾，男孩则被掳掠为奴。年老的妇女和最幼小的孩童通常可免受伤害。适于打仗年龄的青壮年男子通常骑着健壮的马迅速逃离，因为他们最可能被杀，而且整个群体的未来生计得完全依赖他们。 如果逃脱的男人们能尽快设法召集到同盟者，他们就可沿着攻击者的足迹去追击他们，而且还可找回自己的货物。如果不能如此，失利的部落男子就会像他们的许多牲畜一样被围捕，他们得设法躲避捕捉者。然而，他们也有适时进行反击以便重新组织新生活的计划。 于蒙古人而言，发动这样的战斗只是一种抢劫的循环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战争，或由长期的部落世仇所致。报仇常被当作抢劫的借口，却很少作为真正的动机。战斗中的成功给胜利者带来威望，这是因为他带回了货物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战斗并不是以战场上抽象的荣誉为中心。使获胜的勇士引以为傲的是，杀死敌人而又记住他们，但不是炫耀收集了多少首级，也不是刻上痕迹或标志来表示他们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关键只是货物，而不是杀人。 狩猎与贸易、放牧和战争，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活动网。从学会骑马之日起，每个男性成员就要开始学习追捕的技术；而且，没有一个家庭仅靠一项活动就能生存下去。抢劫遵循的是源自北部的地理模式。南部的各部落，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城镇的附近，他们总是比遥远的北部部落有更多的货物。南部人拥有最好的武器，北部人要取得胜利的话，就要具有迅捷的行动、精明的思维，并且作战要更勇猛。这种贸易和抢劫交替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缓慢但稳定的交流方式，铁制品和丝织品渐渐往北部移动，那里气候恶劣、牧草稀少，而人又非常粗犷并且崇尚暴力。 有关铁木真幼童时代的细节描写，仅有很少的部分残存下来，然而即便是这些残存下来的少量描写，也并未表明他的父亲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当他们向另一个营地迁移时，他的父亲曾意外地将他弄丢。泰亦赤兀惕氏族发现了他，他们的首领塔儿忽台，即肥（Fat）可汗，将他带回到自己的家里，并且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当铁木真势力变得强大的时候，塔儿忽台吹嘘道，他曾细心地关怀铁木真，并用仁慈的戒律来训练他，就如训练牛犊一样，这是牧人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大清楚其中的具体细节和故事怎样开场、又如何收尾。但最终，该男孩和家人团聚了，或许是因为Fat可汗归还了这个男孩，或许是铁木真一家加入了Fat可汗的阵营。 铁木真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按蒙古计岁法刚满九岁，而按西方计岁法仅有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寻找妻子。也速该和铁木真父子俩到位于东部的诃额仑家族去找寻，也许这是因为诃额仑希望她的儿子能娶她自己部落的女人为妻，或者至少是要他娶个了解她家族的女子为妻。然而，与诃额仑的初衷不同，也速该似乎想摆脱掉铁木真。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意识到，将来会在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和别克帖儿之间爆发争斗。别克帖儿是他稍长的儿子，由他的第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在这么小年纪的时候就将铁木真带走，父亲也许是想试图阻止竞争的完全爆发，因为这一竞争将会使他的小家族陷于困境。 仅仅带有一匹额外的、用于赠送给未来新娘父母的马，也速该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铁木真为劳力而为他们干几年活的家庭，并以此作为他们将女儿许配给他儿子的报答。对铁木真来说，这次旅行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冒险沿斡难河离开故乡。在不熟悉的地盘上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旅行者得面对来自野生动物、恶劣天气、特别是其他部族人三方面的危险。正如事情所揭示的那样，父亲并没有将铁木真直接带到诃额仑的家族。沿着那条路前行，他们停留在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有个女儿，名孛儿帖，仅比铁木真稍大一点。两个孩子明显地相互喜欢对方，而且双方的父亲也同意他们订婚。在学徒期，或者说在“家内役”期间，他的父亲期望铁木真能在亲家的监护下生活与劳动。渐渐地，这对已订婚的夫妇变得更加亲密。因为女孩通常比男孩大一点，就如孛儿帖与铁木真那样，她将给他传授适于他们两人的适时而又适度的性行为知识。 在也速该离开铁木真之后的归途中，他正好遇到一群塔塔儿人在一个营地进餐。《秘史》说到，他想加入其中去共同进餐，然而他同时也明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塔塔儿人的敌人，早在八年前的战斗中，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同族帖木真兀格。虽然他试图隐瞒，但据说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并对他秘密下毒。尽管毒性非常厉害，也速该还是设法逃离了塔塔儿人，并返回到他的家族所在的营地。随即，他立刻派人去把铁木真接回来。铁木真丢下孛儿帖，迅速回到他临终父亲的床边。 等他返回家族营地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和七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个时候，铁木真一家仍寄居在斡难河沿岸泰亦赤兀惕氏族的屋檐之下。泰亦赤兀惕氏族已经支配了也速该最近三代的孛儿只斤氏家族。没有了也速该帮助他们打仗与狩猎，泰亦赤兀惕氏族认定这两个寡妇和她们的七个孩子已毫无用处。在斡难河边残酷的环境中，泰亦赤兀惕氏族不可能给九个多余的人提供食物。 按照草原传统，协助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一个兄弟应该收继诃额仑。在蒙古的婚姻体系中，甚至在也速该与另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的儿子之中，如果年龄足够大并且能赡养家庭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诃额仑合适的丈夫。蒙古妇女常常和已故丈夫家族内的更年轻的男人结婚，因为这给年轻人提供了拥有一位有经验妻子的机会，而不用给她的家庭提供一批精致的聘礼，或要求数年艰辛的“家内役”。虽然还是个年轻妇女，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但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诃额仑已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抚养。作为一个远离故乡被掳掠而来的妻子，她既不能给未来丈夫提供家庭财富，也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家庭关系网络。 随着丈夫的去世，而且又没有别的男人愿意收留她，诃额仑现在被抛弃在泰亦赤兀惕家族之外，没人有任何义务去帮助她。她得到消息说，她已不再是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了。蒙古人通常是通过食物分配的方式来象征亲戚关系的。这是在一个春季，当时，前可汗（俺巴孩）的两个寡妇老太婆，组织了一个祭祀祖先的年度典礼，他们没有通知诃额仑，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她获得自身那份食物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她在家族内的成员资格。从此，她和她的家庭只有自食其力，自我保护了。当泰亦赤兀惕氏族沿着斡难河向夏季牧场迁移的时候，他们打算留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根据《秘史》记载，当这群人收拾营盘出发时，他们抛弃了这两位妇女和七个孩子，这群人中仅有一位出身低微家庭的老人站出来大声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小事件显然给铁木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泰亦赤兀惕人怒吼着走到老人身旁，斥责他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并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将老人刺死。不到十岁的铁木真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据说他曾冲上前去，试图救助这位快要死的老人；但他无能为力，只是带着悲痛和愤怒，含泪作别。 诃额仑早在十年前被绑架期间就表现得如此地镇定自若，面对这次新的危机，她表现得同样坚强有力。她做了一次激烈而又带有挑衅性的最后努力，希图使泰亦赤兀惕人因羞愧而带她们一起离开。当泰亦赤兀惕氏族弃营地而走时，诃额仑骑马持鬃，挥舞着她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去追赶那群抛弃他们的人。高举过头顶的精神之旗在空中迎风飘扬，她骑马环绕着这群正要离去的民众。诃额仑在泰亦赤兀惕部落前挥舞着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这不仅仅只是在挥动着丈夫的象征，而更是在展示其丈夫的真实灵魂。在他的灵魂面前，他们确实感到羞愧，而且还担忧可能遭到神的报应，因此他们暂时返回营地。但是，在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带着家族的牲畜，逐个地偷偷溜走了。在这样的冬季，这样做几乎是将两位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 然而，这个家族并没有消亡。经过她巨大的努力，诃额仑拯救了整个家族。就如《秘史》里所叙述的那样，为养活五个孩子，她盖住头，卷起衣裙的下摆，没日没夜地沿河奔波，寻找食物。她采拾小果类，并用一根杜松树枝来挖掘生长于河边的植物草根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他还将母亲缝纫用的针弄弯，制作成鱼钩钓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所获取的猎物也越来越大。在距离此段时期五十年之后，曾拜访过蒙古人、并且撰写过最早一部有关铁木真生涯著作的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在他的这部书里写道，这个家族“穿着用狗和老鼠皮制成的衣服，而且他们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的肉，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不管准确与否，这种描写还是表现出了那些处在饥饿边缘、被社会所遗弃之人绝望而无助的挣扎。就像他们周遭的其他部落一样，他们过着几乎与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带，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上最低的生活水准还低。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事，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力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 第一个强大的联盟，是跟一位比他稍长的名叫札木合的人联合而成的。札木合的家族多次扎营在斡难河岸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地方，而作为札只剌惕氏族的成员，他们又与铁木真父亲的氏族具有远亲关系。在蒙古文化的观念中，血族关系临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之上。任何处于血族关系网络之外的人，自然地就是敌人，血缘越近，关系就越近。铁木真跟札木合是远亲，但他们希望更亲近，于是就结拜成了兄弟。在他们的孩提时代，铁木真和札木合曾两度盟誓保持永久的手足情谊，按照蒙古传统，他们成为血亲般的兄弟。这一命中注定的友谊事迹，以及铁木真人生早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揭示出很多的细节。它们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的非凡能力和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他极其需要那些资源，以便能最终平息主导着当日草原的部落战争。 铁木真和札木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打猎、钓鱼，一起操练能提高他们日常技能的各种游戏。蒙古小孩，无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要随父母或兄弟姐妹学习骑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要努力自己握住缰绳，并且独自骑马。通常，到四岁的时候，小孩就已掌握了不用马鞍的骑术，也最终掌握了如何站立在马背上的技能。他们时常站立在马背上互相进行枪术比试，看谁能把对方击倒。当他们的腿长得够长，可以够得着马镫的时候，他们还要训练在马背上射箭和用套索捕捉牲口。皮革囊制成的靶子被悬挂在竿子上，迎风吹拂摇摆，年青人以不同的距离和速度从马背上练习击中靶子。这样的马术技能，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价值。 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玩跖骨的游戏，一种用羊的踝关节制成的骰子。每个男孩都随身带着一套四个跖骨，它们可以用于占卜未来、解决争执，或者只是简单地当作有趣的游戏玩。此外，札木合与铁木真还在结冰的河上玩一种比较活泼的游戏，有点像苏格兰冰上掷石游戏。虽然《秘史》并没有提及他们使用的冰鞋，但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曾去过那里访问的一位欧洲人写到道，这个地区的猎人经常将兽骨绑到脚上，他们能在结冰的湖面或江面上飞奔，进行体育活动或追赶动物。 这些技能将在日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敌人，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欧洲人所依凭的能抵御入侵的结冰河流，如伏尔加河和多瑙河，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通途，使他们能直达城下，而在这样的季节，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铁木真用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维持家族生存。铁木真和札木合在斡难河上所玩的游戏，在所有有关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征服者的男孩一生的记载里——是唯一提及，并且众所周知的轻松娱乐。铁木真与札木合第一次誓言彼此忠诚时，他才十一岁。两个孩子交换小物品作为誓言的象征。札木合给铁木真的是一个雄獐的指关节骨，而铁木真给札木合的是一块镶嵌有小片铜块的、来自远方的珍宝。第二年，他们交换了成年人之间歃血为盟的礼物——箭头。札木合将两块洞穿的小牛角当作口哨用的箭头送给铁木真，同样，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柏木精心制作成的雅致箭头。正如一代代猎人们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能发出哨响的箭头，进行秘密交流。这种通过声音交流的方式，其他人容易忽视，完全不能辨认。 作为第二次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男孩们通常要歃血为盟，以此达到心灵相通。《秘史》引用札木合的话来说明铁木真和札木合之间的情形，两人彼此誓言永不相忘，并且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无法得知那到底是什么。伴着这誓约，两人成为“安答”（andas），这一联合被认为比血族兄弟间的关系还要牢固，因为“安答”是可以自由选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札木合是铁木真人生中仅有的一位“安答”。 在随后的那个冬季，札木合的氏族并没有返回到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彼此也毫无音信。然而，这一童年时期铸就的联盟，将是铁木真后来问鼎草原的路途上最主要的财富，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不同于和札木合共处时的亲密无间，在家里，铁木真时常为异母兄长别克帖儿的强压而愤恼，随着两人渐渐地长大，兄弟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剧烈。通常，严格的等级划分支配着蒙古牧民的家庭生活，现今仍是如此。面对家常便饭般的来自猛兽与恶劣气候的威胁，蒙古人形成了一种孩子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制度。父亲要是不在，无论为期仅几个小时或几个月，他的角色便由长兄担当。兄长有权力支配各项行动，分派任何任务，处置任何他所喜欢的东西。兄长行使完全的权力。 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父亲被毒死之后，他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从《秘史》里仅有的叙述可以了解到，铁木真的愤恨，是在一件起初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爆发出来的。别克帖儿抢夺了铁木真打中的一只云雀。别克帖儿本无须其他理由就可得到它，而不必以家长的姿态强行这样做；要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此事，而不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欺负铁木真。在那之后不久，铁木真和他的亲兄弟哈撒儿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坐在斡难河边钓鱼。铁木真钓到一尾小鱼，但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愤怒与失望交织，铁木真和哈撒儿跑回到母亲诃额仑身边，向她申诉。然而，诃额仑不是站在自己的儿子一边，而是站在别克帖儿一边，她告诫他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曾经抛弃他们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而不是与兄弟失和。 诃额仑一直支持别克帖儿，这使铁木真难以忍受。作为最年长的儿子，别克帖儿不仅对弟弟们颐指气使，而且还扩大特权，包括除生身母亲之外，对父亲其他遗孀在性方面的使用权。作为寡妇，诃额仑没有被已逝丈夫的兄弟所收纳，她的最可能的伴侣将是别克帖儿，因为他出自诃额仑丈夫其他的妻子之身。 在这个家庭关系极度紧张并暗藏分裂危机的时刻，诃额仑愤怒地向自己的儿子讲起阿兰豁阿的美丽传说。阿兰豁阿是蒙古人的女祖先，她在丈夫去世后还生了几个儿子，而且和一个养子生活在一起。故事的含义似乎很清楚；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因别克帖儿问题而与母亲出现感情冲突之后，铁木真用一种在蒙古文化中深具强烈冒犯性的手势，甩开帐幕门户的毡子，愤怒地夺门而出，弟弟哈撒儿也接踵离去。 两兄弟发现别克帖儿静静地坐在一座小山上，眺望草原，他们就穿过草地小心地接近他。铁木真授意家中最好的射手哈撒儿从小山前面直接挺进，而他本人则爬到小山的背后一边。他们蹑手蹑脚地悄悄接近别克帖儿，就像是打猎时潜近正在休憩中的小鹿或正在吃草的瞪羚。当他们接近到易于攻击的范围内时，就悄悄地搭箭上弓，随即，带着抽出的箭，猛然从草地中冒出。别克帖儿并没有逃跑或试图自卫，在弟弟们面前，他不愿屈尊就范，露出怯意。他用铁木真母亲一样的话劝告他们，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泰亦赤兀惕氏族，据说他曾这样说道：“我不是你们的眼中钉、哽中刺，没有我，你们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他盘腿而坐，等待着他们的慢慢靠近。别克帖儿清楚地意识到前头的命运会如何，但他仍未反抗。相反，他向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请求他们饶恕他的亲弟弟——别勒古台。 他们与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铁木真从背后攻击，哈撒儿从正面进攻，他们将箭直接射向别克帖儿。他们没有动手处理他，担心沾染到遍地流淌的血，就转身弃别克帖儿而去，让他一人孤独地死去。《秘史》的作者并未叙述他是立刻死去，还是鲜血流尽而慢慢死去。按照蒙古传统，提及鲜血和死亡是触犯禁忌（taboo）的，但是这次谋杀被认为对铁木真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记载甚详。 铁木真和哈撒儿一回到家里，据说诃额仑马上就从他们的表情中猜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她冲着铁木真厉声大叫：“破坏者！破坏者！你一出生，手中就握着一块凝血。”并转身责备哈撒儿：“你就像是一条咬着自己胞衣的野狗。”她冲着铁木真喷发的歇斯底里般的愤怒，在《秘史》里是用全篇最长的几段独白之一表达出来的，诃额仑不断地辱骂，并将她的儿子比作野兽——“像攻击的豹子，像失控的狮子，像吞噬被捕食动物的怪兽。”最后，她筋疲力尽，不断地反复述说着别克帖儿早前的警告，好像是咒语一般：“现在，你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了。” 如此年纪轻轻，铁木真就已经以命相搏，这不仅仅是为了荣誉或威望，而是为了赢得胜利。他潜身靠近自己的兄长，就像在捕猎一只动物，正如后来他所显示的天才一样，他将狩猎的技能转变为战争的策略。将更好的射手哈撒儿置于前面，而将自己置于断后的位置，这同样也显示出他的战略才智。就像一匹必须在任何竞赛中都处于领头位置的马，铁木真决心要做个领导者，而不仅是追随者。为了获得首要的地位，他要证明自我：打破传统，反抗母亲，并且要除掉任何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 虽然谋杀别克帖儿使铁木真从他异母兄弟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但他触犯禁忌的行为，将家族推到了巨大的危险处境。他们不得不立即逃离该地。按照蒙古传统，他们将别克帖儿的尸体抛于旷野，任其腐烂消亡，只要那里仍可能留有任何别克帖儿的痕迹，就会避免再回到那个地方。正如别克帖儿和诃额仑曾经训诫过的那样，铁木真现在才发现，除了自己，已没有了保护者或盟友，而且自己不久也会被捕捉。他是一家之长，但也是作为一名陷于险境的背叛者。 直到这个时候，诃额仑的家族还是一群被驱逐的群体，只不过不是作为犯罪者。谋杀事件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并且使任何人都有借口对他们穷追猛打。泰亦赤兀惕人自认为是斡难河上的贵族世系，因为铁木真在他们的领地杀了人，他们就派一部分勇士去严惩铁木真，并阻止他下一步的所作所为。由于在空旷的草原上无处藏身，铁木真逃向安全的山区，但追捕者还是逮住了他。泰亦赤兀惕人将他带回大本营，想在那里设法摧垮他的意志。他们用一种像牛套一样的枷将他锁起来，那样就使他只可步行，但双手不能动弹，使得他无法靠自己进食甚至喝水。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庭来承担看护他的职责。 泰亦赤兀惕群体中有几户从属的家系，也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作为奴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铁木真作为囚犯就是被移交给这些奴仆家族看守的。与篾视他的泰亦赤兀惕人不同，他在这些家族中得到同情和安慰，晚上的时候他们将他带到帐篷内。这些人在泰亦赤兀惕首领看不见的情形下，保护着铁木真，他们不仅分与他食物，而且《秘史》里还强调了一段情节，一位老妇人细心地护理他的伤口——那是被枷嵌入颈脖所致。这个家族的孩子们也劝说他们的父亲抗令行事，夜间移开枷锁，让铁木真休息得更舒适。 有关铁木真从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里逃脱出来的故事，进一步展现出他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将深刻地影响着他今后的崛起。有一天，趁着泰亦赤兀惕人都烂醉如泥，而铁木真又恰巧被一位呆头呆脑、而又身体孱弱的年轻人看守，他突然急转身，猛烈地摇动枷锁，朝看守者的头部打去，将其击倒。戴着枷锁徒步穿越草原是必死无疑的，他没有那样做，而是躲到了河边附近的草丛中。不久搜索马上就开始了，很快他便被曾善意相待过他的那家主人所发现。老人并没有鸣响警报，相反却提醒他趁夜幕降临的时候逃走。天黑之后，铁木真离开那条河，但并没有急于逃走。他慢慢地朝老人的帐篷前行，并走了进去，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是极为惊骇和危险的。冒着全家人生命的危险，不太情愿的主人还是给他卸下了枷铐并烧毁了它。第二天，他们将铁木真藏在一堆羊毛里，泰亦赤兀惕人那时正在继续追捕他。那天夜里，他们将铁木真送走，尽管贫穷，他们还是给他煮了羊肉来款待他，并送给他一匹马。骑着那匹马，铁木真设法躲过追捕者，长途跋涉逃回到他母亲那遥远而又孤立的营地。 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能冒险相助一个陌生人并送给他如此贵重的东西，说明铁木真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能力。同时，这个地位卑贱的家庭必定也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与他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曾经抛弃过铁木真的家族，听任其自生自灭，现在又急切地想除掉他。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家庭，却甘愿冒死以相助。这一事件灌输给铁木真的不仅是对位居更高阶层者的不信任，而且还有对某些人——即便是那些自己氏族之外的人——的信任，他们的确值得信赖，甚似家人。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判断别人主要是通过他们怎样以实际行动来对待自己，而不再根据自己与他们的血缘关系。这是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 蒙古的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认为，铁木真一生仅有这样一段短暂的被俘和被奴役的时期，但当代中国编年史家的著述却认为，铁木真在被奴役中度过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多次被奴役，或者说这一事件持续的时间，也许比《秘史》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更长。有学者认为，如此长的奴役时间，正好解释了有关他童年时期明显缺乏详细资料的原因。多年以后，这段被奴役的时期，对成吉思汗来说是耻辱的；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对于曾经奴役过他的那些家族的后代来说，提及此事将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每个与奴役事件有关的人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对这一事件要保持缄默；而且，尽量缩短铁木真的这段被奴役的时间，将会更符合蒙古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求只可稍涉负面的东西，与此相反，要强调铁木真英勇的逃逸。 1178年，铁木真已十六岁。自他父亲七年前去世以来，他已很久没见到未婚妻孛儿帖了，但他在这件事情上自信十足，认为完全可以再次找到她。他带着异母弟别勒古台，沿着客鲁涟河而下，去寻找她的家族。当他们找到属于孛儿帖父亲德薛禅的营帐时，铁木真高兴地发现孛儿帖仍在等着他，甚至尽管她已十七或十八岁，早已过了适婚的年龄。德薛禅知道铁木真与泰亦赤兀惕氏族交恶，但仍然履行前约，将女儿许配给他。 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带着孛儿帖返回。按照风俗，当新娘要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她就要带上一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她丈夫的父母。对于游牧民而言，赠送大的礼物是不实用的，但质地优良的衣服则意味着很高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发挥有价值的实用功能。孛儿帖带了一件草原上最珍贵的毛皮外套——黑貂皮外套。在正常情况下，铁木真要送一件同样的礼物给父亲，但父亲早亡，他想到了一个处理外套的更好方法。他决定用这件黑貂皮外套来重新恢复他父亲的一份以前的友谊，以便缔结同盟，给他和他逐渐兴盛的家族提供某些安全保障。 这个人就是脱斡邻勒，后来更常被称为汪罕（OngKhan），属客列亦惕部落。该部落生活在蒙古中部最肥沃的草原上，位于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沿岸丛林密布的“黑森林”之间。与蒙古人世系和氏族的分散不同，客列亦惕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包含一大群部落，并处于一个可汗的统一之下。此时，戈壁荒原北部的广阔草原分别为三个主要部落所控制。中部地区由汪罕和他的客列亦惕部落控制，支配西部地区的是处于太阳可汗统治下的乃蛮部落，而由阿勒坛汗统治的塔塔儿人，则作为北部中国金朝的附庸，占据了东部地区。三个大部落的统治者，沿着他们的边界纵横捭阖，对弱小的部落或盟或战，并不断设法从这些弱小部落中征募军队，以便发动对更重要敌人的征战。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尽管与客列亦惕人没有血缘关系，却曾一度与汪罕结成“安答”，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仅作为保护人或仆从间的那种关系，要牢固得多，因为当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也速该就助汪罕夺得客列亦惕人的汗位，推翻了汪罕的叔叔——菊儿可汗，即最高的统治者。此外，他们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并在铁木真出生的时候结成联盟，而那时，也速该也正在与塔塔儿人作战。 按照草原文化，男性血族关系操控所有事务。如果人们要结盟，就必定要同属一个家族，因此，如果没有亲缘血统关系，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亦即虚拟血缘关系，来建立联盟。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与立志成为客列亦惕领导人的汪罕两人，是作为“安答”的结拜兄弟，铁木真现今就是要试图成为这位年长者的儿子。通过赠送结婚礼物给汪罕的方式，铁木真认他为父；要是汪罕接受的话，他就可作为铁木真的父亲，并向他提供保护。对大多数草原上的人来说，这种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可作为真正血缘关系的附属，但对铁木真而言，他的选择表明，这种虚构血缘关系比真正的亲缘关系要有用得多。 客列亦惕部，以及乃蛮以西地区，不只意味着几个很大的政治联合体，而且还代表更发达的文化。早在几个世纪前，通过东部亚述教派传教士，该地区因为皈基督教，曾经一度整合到中亚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中。游牧民中没有教堂或修道院，部族的基督教分支声称他们是托马斯使徒的后代，而且要靠游方僧来传教。他们在位于帐篷内的圣堂里做弥撒，他们不重视宗教信仰的制度和信仰的严格性，喜欢各种各样的、与一般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基督教经文读物。耶稣对游牧民发挥着强大的魅力，因为他能救死扶伤。因为只有此人可战胜死神，耶稣被当作一位有强大威慑力的萨满教士，而十字架则被圣化为天地四方的象征。作为游牧人，草原部落觉得放牧习俗和《圣经》里提及的古代希伯来部落的信仰，非常适合他们。或许最重要的是，与吃素的佛教徒不同，基督徒可以吃肉；与节制的穆斯林不同，基督徒不仅可以纵情狂饮，他们甚至将此规定为一种强制性的礼拜仪式。 铁木真将新娘孛儿帖和母亲留在营帐内，他与弟弟哈撒儿、异母弟别勒古台，带着那件外套去见基督徒汪罕，他热心地接受了礼物，因此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过继儿子。汪罕在传统体制内，安排铁木真做一个处于其他年轻勇士之上的地方领导者，但很明显，后者对此没有兴趣，于是就拒绝了。他似乎只是想为家族争取到汪罕的保护，在得到保证之后，他和弟弟们就返回客鲁涟河边的营地。在那里，年轻的新郎可以与新娘和家族在一起，度过辛苦而充实的时光。 铁木真早年的诸多危机似乎都已被抛诸身后，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已长大，在某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除他的弟弟外，铁木真家族吸收了两个年轻人。铁木真在追寻一些失踪马匹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博尔术，之后他加入到那个家族；者勒篾显然是被他父亲交给铁木真的，尽管《秘史》对此并未加以解释。加上这两个外来者，该营地由七个十来岁的孩子所组成，他们一起狩猎，并守护着这个群体的安全。除了他的新娘孛儿帖，铁木真家族还包括他的妹妹和三个年长的妇女：他的母亲诃额仑，是位女家长；莎歇娇也是女家长，她是铁木真异母弟别勒古台的母亲；另一位被收容的来历不详的老妇人，也和他们呆在一起。 按照《秘史》的记述，铁木真更倾向于只作为这个亲密无间部落的领导者，但是，在周遭部落互相攻伐、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允许存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时间的车轮拉回到数百年前，人们很容易发现连续好几代，草原部落一直在进行着相互间无情的劫掠。往昔的犯罪记忆仍然存留着。部落内部任何家族所受的伤害，都可当作是一种报应，而且，即便是很多年以后，也可当成是对报复袭击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混乱频仍的世界中，不管人们生活的地方多么偏僻，也没办法摆脱大家的注意，铁木真这一群人也不例外。 尽管他的家族已经遭受磨难，但十八年之后，当年曾被人从自己手里夺走了诃额仑的篾儿乞惕部落，对于这件耻辱之事仍耿耿于怀，他们现在决定设法复仇。篾儿乞惕人并不要求归还寡妇诃额仑，她已经为拉扯五个孩子而变得苍老不堪。他们觊觎的是铁木真的年轻新娘孛儿帖，掳掠孛儿帖可以当作对铁木真父辈劫夺诃额仑的一种报复。铁木真如此狡谲地与汪罕建立的联盟，在他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显示出了决定性的意义；而篾儿乞惕人的挑战也将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争夺。这一争夺将铁木真推上了成就伟大之路。
可汗之战 所有的部落都是一种颜色 并且都听从他的指挥 ——阿塔篾力克?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所有人都意识到汪罕的时代即将结束，但没有人知道谁将取而代之。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之后，铁木真掌控了大部分的蒙古人，但他仍然尚未战胜他的对手札木合。尽管汪罕通常是支持铁木真的，但他依旧在两位次级可汗之间挑拨离间。1203年，猪儿年，也就是在对塔塔儿人取得胜利之后的次年，铁木真决定通过求婚（请求汪罕将女儿许配给他的长子术赤）的方式，将他们之间的问题公开，并试图解决它。倘若汪罕接受这一求婚，就是在承认铁木真为高于札木合的心腹。 由于亲生儿子桑昆（此人毫无才干而自身又没有部属）的反对，汪罕傲慢地拒绝了这桩婚事。尽管铁木真将自己的部众视为“毡墙之民”，并且拒绝承认诸部落间的差别，但在贵族客列亦惕王室家族眼中，无论铁木真对他们如何有用，他也只是个普通的暴发户而已。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马可•波罗认为铁木真是在为自己求婚，按照蒙古人后来对汪罕描述的语气，他是这样来回答铁木真的：“成吉思汗向我女儿求婚不会觉得羞耻吗？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是我的部属和奴隶吗？回去告诉他，我宁愿把我的女儿推入火坑，也不会给他做妻子。” 可是，这位上了年纪的可汗很快便对自己的贸然相拒感到懊悔，而且也渐渐担忧铁木真将作会出怎样的反应。毫无疑问，铁木真现在已被视为草原上最优秀的军事统帅，而且汪罕也明白自己在战争中并不能对铁木真形成威胁。于是，他想通过欺骗的方式，企图设计除去铁木真给自己带来的潜在威胁，就如塔塔儿人曾经害死铁木真父亲那样。汪罕派人送信给铁木真，告诉他说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并且乐意接受两个家族间的联姻。他定好日子，邀请铁木真带家人来为儿女们举行婚礼。显然，铁木真是信任他这位二十多年来的义父的，他留下军队，带上少数随从，前往指定的聚会地点参加许婚筵席。要能顺利结成这桩婚事，把已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全体民众和汪罕控制下的客列亦惕人合并起来，他就可达到人生的顶峰，而且这桩婚姻还将使他在继承汪罕、作为中部草原统治者的争夺中，处于最强有力的位置上。 在距离汪罕帐庭仅一天骑马行程的地方，铁木真获悉许婚筵席只是个陷害他的密谋而已。汪罕已经秘密地调集好军队，企图加害铁木真并且扫灭他的家族。就在铁木真盘算着胜利的时刻，他才发现不仅合并不会发生，而且还将危及到他自身的性命以及家族的生存。由于仅带有一小部分随从，并且又远离自己的主力部队，铁木真不能冒险一战。于是，铁木真采取草原民众在面对寡不敌众情形下所常采行的措施：命令这一小群人迅速向四方散开，而他本人则赶在汪罕军队开始追捕之前，带着几个心腹，快速向东部逃奔。 铁木真此次面临的危机将是对他才能的最大考验。这次在汪罕勇士们面前的逃跑，很像他在二十年前，篾儿乞惕人劫掠孛儿帖时的逃亡。循环的草原袭击看来永无止境。尽管他一生所做甚多，但他能真正改变的却很少，他要再次从那些社会地位远比他高、而政治势力又远比他强大的人那里，逃亡奔命。 由于根基未稳的首领正在逃亡，铁木真新近合并的部落“毡墙之民”，初次面对着巨大的威胁。这一合并能继续下去吗？如此众多来自不同部落和家族的民众，现今还会效忠并且信任无论逃往何方的铁木真吗？他们会逃回自己的故乡，或者草率地准备寻求汪罕或札木合的保护吗？作为铁木真人生中最大的考验，同时也作为他最大的胜利，接下来的逃亡事件，在蒙古人中间成为传奇性的故事。 经过数日疲惫而又缺乏给养的不断逃亡之后，铁木真来到了遥远泥泞的巴泐渚纳湖岸。他察看身边幸存下来的逃亡者人数，清点下来只剩十九人，而今在这个遥远的逃亡之地，他们将要面对饥饿。正当他们在巴泐渚纳湖岸旁停歇下来稍事休整，并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突然从北方出现一匹野马，铁木真的弟弟哈撒儿赶上前去追捕它。哈撒儿把马击倒，大家很快便剥了它的皮。没有柴火烤肉，也没有锅来煮，他们只有依靠古老的烹饪技巧。剥了马皮之后，他们切碎马肉，并用马皮制成装肉和装水用的大皮囊。他们收集干畜粪便生火，然而又不能将大皮囊直接放到火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把石头丢到火中加热，等到石头炽热的时候，随即便把滚烫的石头丢到肉和水的混合物中去。石头把水加热，而水却可以防止石头烧穿皮囊。数小时后，饥饿难耐的人便可大享煮熟的马肉。 除哈撒儿外，和铁木真聚集在一块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非亲戚。有些家族成员暂时在草原上失去了联系，而其他亲戚则抛弃铁木真，加入到汪罕或札木合的部族中去了。尤其是他的叔父，曾帮助也速该从篾儿乞惕人手中抢夺铁木真的母亲的两个兄弟之一，已经加入到汪罕的麾下，来反对自己的侄子。 精疲力竭的人们没有安慰自己或对未来抱以希望，他们将野马现身当成是神的恩赐，而不仅仅只是视为裹腹的食物。作为蒙古人社会中最重要和最受尊敬的动物——马，它可以用于隆重的庆祝场合，也可作为神的介入和支持的象征。马，象征铁木真的命运之神，而作为任何主要战争之前或忽里台会议上的祭品，它不仅作为食物提供给人们，而且更进一步说，是在赋予铁木真的精神之旗以权威。在马肉会餐的最后，只有巴泐渚纳浑水可饮，铁木真可汗一只手高高举起，另一只手则用敬酒的方式，举着装有巴泐渚纳浑水的杯子。他对部下的忠诚表示感谢，并且誓言永不忘却。大家同饮浑水，并且发誓永远忠诚于他。在复述这段情节的口传历史中，它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巴泐渚纳誓约”，作为铁木真可汗军事生涯的最低潮，而且，作为产生蒙古帝国特性和形态的关键性事件，它还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光环。 这一事件对各种各样的蒙古人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蒙古人是建立在互相承诺和互相忠诚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承诺和忠诚是超越血缘关系、种族区分及宗教信仰的。这十九人和铁木真可汗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大概只有铁木真和他的弟弟哈撒儿是来自蒙古部族。其他人则包括有篾儿乞惕人、契丹人及客列亦惕人。尽管铁木真是个崇拜“长生天”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的虔敬的萨满教徒，但在这十九人中却包括有几个基督徒、三个穆斯林和几个佛教徒。他们团结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誓言忠诚于铁木真，并且也宣誓忠诚于彼此。巴泐渚纳的宣誓建立了一种手足情谊，并且超越了血缘关系、种族区分及宗教信仰，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互相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处于支配地位。 在巴泐渚纳躲藏之后，铁木真制定了反击计划。当汪罕仍然沉浸在自信中（他自己所参与的，自信地以为已永久地除去了铁木真的威胁）的时候，铁木真知道自己必须迅速行动。铁木真向草原上被驱散的部众们发出反攻计划的消息，并且还公布了包含有神奇野马现身传闻的所有细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从一定程度上说，连铁木真自己大概都未曾预料到，他那不久前以十或百为单元而组织起来的军队，又在整个草原上重新集聚起来了。当铁木真从巴泐渚纳向西进军，朝汪罕的领地返回时，他的部众也从四面八方重新聚集到他的麾下。此外，通过他母亲或通过他的妻子孛儿帖，有些曾是汪罕忠诚追随者的铁木真的亲戚，现在也抛弃他们客列亦惕领导人，前来投奔铁木真。 在此期间，为庆祝战胜铁木真，汪罕仍毫无疑虑地在宫殿似的金帐内——无论到哪都伴随着他的——筵宴。由于过分自信于自己对本部众的控制能力，而且也没有察觉到草原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汪罕错误地认为铁木真的部众已被驱散，而且还认为铁木真本人也仍在遥远的东部。 铁木真的军队朝宴会地点迅速行进。忠诚的部众已跑到他们的前头驻扎，去预备马匹，以便更换疲惫的战马。由于这些新马的补充，他的军队迅速行进，毫不停顿，昼夜兼行，铁木真称之为“打火前进”。铁木真并不是穿越草原直接向客列亦惕人的宫廷逼近（此为便捷之途），而是带着他的部众跨越遥远而又艰难的险境，因为他知道那里也许毫无防备。 本以为远在好几天骑马行程之外的铁木真，突然猛扑向饮酒狂欢的人群；他的部众已经包围了整个营地。经过接下来的三天鏖战，客列亦惕人在铁木真士气高昂的军队前弃阵而逃。许多汪罕的追随者丢弃铁木真之旗，并且，就如他那著名的政策，只要他们除抛弃汪罕而加入铁木真的队伍之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叛逆的事或伤害过他们的前首领，铁木真就会接纳他们。 汪罕的军队与其说是被铁木真的军队所击败，不如说是被铁木真的军队所吞没。客列亦惕的朝臣们四处逃窜，各自顾命。汪罕的儿子向南逃奔，随后便被其仆从所抛弃，渴死于沙漠之中。而札木合则与他那衰落的部众，向西逃往乃蛮的领地，乃蛮是尚未被铁木真所击败的三大草原部落中的最后一个。汪罕也设法单独前往乃蛮部落避难。 由于没有抓获敌人的首领，也没有抓住那位上了年纪的可汗的儿子，蒙古人不得不将此视为一种失败，而且还消解了它的重要性。铁木真的支持者们散布传言诋毁汪罕的声名，并且向各方面的民众保证说他已经死去，而且再也不是个威胁了。据蒙古人流传的记述，当汪罕安全地来到乃蛮边界后，遇到一位边境守卫者，守卫者并不相信这位孤独的老人就是著名的勇士——客列亦惕之汗，把他杀死了。据说为杀害汪罕而赎罪，乃蛮王后取来汪罕的头颅，放置在帐篷后部——那里可以奉献牺牲和做祷告——尊位上的一块白色神毡上，头颅的正面对着帐篷门口。于蒙古人的情感而言，没有什么比将血淋淋的头颅放置在家中更具冒犯性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留驻有汪罕灵魂的头颅更危险的了。然而，根据传言，乃蛮王后命令一位乐师奏马头琴，而她的儿媳妇们则为头颅载歌载舞，她本人也用酒致祭，仿佛汪罕仍然活着，并且是她帐篷内的贵宾。当乃蛮的统治者塔阳可汗走进来看到断头的时候，这个头冲着他微笑，塔阳可汗恐慌万状，愤怒惊叫。随即，他就把头颅从白色神毡上踢下，用脚踏碎。 这些传言宣称那位老可汗确实是死了，同时，他们大肆地羞辱和指责铁木真的下一个征战目标——乃蛮宫廷。宣传和左右公众舆论正迅速成为铁木真的主要选择武器。蒙古人在他们的支持者中间散布谎言，谴责上了岁数的塔阳可汗已蜕变为蠢蛋和懦怯者，他的妻儿也在公开的场合轻视并且羞辱他。为在部众中间激起对敌人的愤恨，蒙古领导人散布谎言说乃蛮王后蔑视蒙古人，把蒙古人视为肮脏发臭的野蛮人。蒙古人用流言蜚语当作树立部众自信和削弱敌人决心的方式，他们传言说塔阳可汗的儿子嘲笑塔阳是“泼妇塔阳”，而且还说塔阳顶多像个怀孕的妇女，只敢出门小解，而不再敢于冒险远离他的帐篷半步。 在散布这些有关乃蛮宫廷的奇怪谎言的同时，蒙古人还用谎言来编织乃蛮人有多么害怕他们的故事，以此来鼓舞自己的士气。自札木合加入乃蛮部以来，有关他如何用描绘铁木真勇士的方式来恐吓乃蛮人的谎言，就已散布开来了。《秘史》得意地细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蒙古人的形象：“他们有錾鼻锥舌，饮露而活，御风而奔。”他们把铁木真比作一只饿鹰，而且还说“他浑身穿着铜衣铁甲，紧密地牢扣在一起，利锥不入。” 与这一描述不同的是，乃蛮人俘获了第一位蒙古军队的前锋，他骑着羸弱的马，蹬着粗糙简单的马鞍。乃蛮捕捉者将马和鞍送到各营地传看，嘲笑他们的对手蒙古人已经变得如此可怜。铁木真对被俘骑兵事件是以另一种诡计来回应的。由于他的兵马人数要远远劣于乃蛮人，铁木真命令部下，各自在自己军队扎营的山头，每晚各点五处营火。从远处看，小小军队变得更大，看起来他们“夜间点的火比空中的繁星还多。” 1204年，鼠儿年，这是控制蒙古的决战年，决战大约发生在不儿罕•合勒敦以西三百英里远的地方。在战争前的那段日子里，铁木真检验了以十进制为基础的新军事组织。他不是把部队投入到全方位的战斗中，那样的话就会因为兵员数少而易败，而是用出人意料、打而就跑的小遭遇战来对付乃蛮人。在开始阶段，铁木真命令部队在黎明破晓前以一种被称为“移动灌木”或“风滚草编队”的方式向前行进。他们不是以大部队迅速行进的方式发动攻击，各自分散独立的十人小分队悄悄地从不同方向前进，去攻击敌人，同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猫着身体潜行。这样就使得敌人看不清那里有多少人，也使敌人难以准备应对来自一个方向的进攻。攻击之后，小分队则散向四方，敌军被击伤却又不能在攻击者消失前加以回击。 铁木真先以“湖泊阵形”攻击，其次再实行“移动灌木”式的零星攻击，“湖泊阵形”的攻击是由前面一长排士兵放箭，随即又由下一排士兵取而代之。他们如波浪般击打敌人，快速出现，随即又快速消失，返回后方之后又组成另一波攻击，每波轮流上阵。“湖泊阵形”的使用，使得乃蛮人拉长了战线，他们以漫长而又薄弱的战线来与进击者的漫长战线进行交战。而一旦乃蛮人分展开来，铁木真就会随即转到他的第三战术上去。他把小分队一个挨一个地重新编制，组成一个“凿子阵形”的战术编队，尖头分队跨越前线并且深入到敌人的纵深处，使进攻者得以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一点上，攻击此刻势单力薄的乃蛮战线，撕开他们的防线。 部分地看来，这些战术至少似乎是融合了较老的作战技巧和狩猎策略；然而，茫然不知所措的敌人始终无法对这一战争形式作出有效的反应，这表明铁木真倡导的全新改革，使得这些策略为其所独有。铁木真创建了一支新型的草原军队，该军队建立在各种各样的战术基础之上，而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彼此密切协作和完全服从指挥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再是一群攻击的个体；他们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兵团。铁木真采用的一套战术策略，每人都必须明白，并且要毫不犹豫地准确执行。蒙古人有句谚语：“他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谚语反映的不仅是理想，也是新的蒙古战争的现实，新的蒙古战争很快就消灭了乃蛮人。 蒙古人正在取得优势，但铁木真并没有急于求胜。天色已晚，人人期望的都是决战，但铁木真却命令部下好好地睡上一觉。在敌方，混乱、迷惑及战线联络中断交织在一起，乃蛮人开始趁夜逃走。然而，铁木真制止了士兵前去追击。那天夜色漆黑，没有月光，仅有的一条逃亡之路就在陡峭的山脊上。由于看不清路途，逃亡的人和马纷纷跌落山谷。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如“朽木”般，尸积崖底。 第二天早晨，蒙古军队轻易地击败了少数残存的乃蛮人，并且“消灭了塔阳可汗”。在成功逃亡的勇士中间，塔阳可汗的儿子古出鲁克逃到了遥远的哈剌契丹所属的天山山脉，而札木合则消失于森林之中。札木合所找到的避难之所，是一处没有什么人生活的地方，他的末日将伴随着低声的呜咽哀诉，而不是伴随着一场高潮迭起的决斗而来。几帮残余的篾儿乞惕人被势力渐长的蒙古民族所迅速吞没，而年约四十岁的札木合则与一小群追随者，以狩猎为生，过着被驱逐的强盗般的生活。在不定的命运逆转中，曾经高贵的札木合，已经降到了与幼年铁木真丧父时所面对的相同的生存状态。1205年，牛儿年，即战胜乃蛮人的次年，几个绝望而又甘于失败的札木合部下，把札木合捆缚起来，交给了铁木真。尽管两人之间有仇恨，但铁木真仍视忠诚高于一切。铁木真并没有奖赏把札木合抓来给他的那些人，而是当着他们所背叛的首领的面，将其全部处决。 互相争斗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最后会面构成了《秘史》中情感的最高点。铁木真并没有伺机向札木合报仇，而是对他摆出了威胁的姿态，提议两人再次结盟：“让我们做同伴。如今我们再次相合，我们应该彼此记起我们所忘记的事情。睡着时共唤醒。即便你要离我而去，你依然是我有福有吉的安答。想必在那些杀伐的日子里，你的胸口定为我而痛。想必在那些厮杀的日子里，你的心绪也为我而痛。” 札木合似乎为这一恳求和往昔年少同伴的感情所感动，铁木真曾是札木合的下级同伴，而今却统治了他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他好像一度陷入了铁木真对他们青年时代手足情谊感伤的怀旧之情当中。札木合回答说：“我们同食不可消化的食物，我们彼此共言不可忘却的言语”，并且“共被而眠”。札木合接着将他们的分离归咎于是受到另一位未指名的人的影响：“我们遭人挑拨。我们为人所唆使。” 《秘史》提供了札木合所作的一份冗长的忏悔，然而，该记录的夸张言辞和详情叙述，都可引起我们对其准确性的怀疑。“现在，世界是你的，”原文引用札木合的话说，“我做你的同伴对你有什么用呢？相反，我的安答呀，我会使你夜间睡不安稳，日间心不安。我将会是你衣领上的虱子，你门板上的刺。” 札木合反省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就像是一位现代律师在基于心理问题和情感缺陷来恳求宽恕，寻找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受铁木真所吸引，而且又为什么会背叛他。札木合简洁地解释说，他从小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或值得信任的同伴，而且还娶了个泼妇为妻。但札木合最终并没有请求宽恕，而是只求一死，仅有一个请求——要求他们以高贵的方式来处死他，不要使他的血流到地面上，或暴露在太阳和天空之下。 尽管札木合活着的时候辜负了铁木真，但他死时却要作铁木真的好朋友。他誓言，要是铁木真把他的尸体置于高处安葬，他将护佑铁木真和他的所有后代：“杀了我，把我的骨头埋在高地上。我将永远保护你的子孙，成为他们的护佑者。”传说铁木真用金带来厚葬札木合，那条金带是他们誓言结成“安答”的时候，由铁木真送给札木合的。 札木合曾是铁木真的第一个对手，而今作为反对他的最后一个蒙古贵族，被铁木真处死了。在寻求对蒙古部族控制的漫长征程上，铁木真击败了草原上的每一个部落，而且通过消灭他们的男性成员，并且娶他们的妇女为妻的方式，去除了所有贵族氏族的威胁。他对地位高于他的任何人的权威都感到恼怒。他杀死别克帖儿得以支配整个家族。他消灭篾儿乞惕人，因为他们夺走他的妻子。他消灭曾害死他父亲、并且蔑视蒙古人如草原鼠般的塔塔儿人。他打倒了蒙古民众的贵族，并且逐个消灭了像泰亦赤兀惕和主儿勤这样的最高等蒙古部族。当他自身的盟友和长辈拒绝与他联姻时，他就消灭了汪罕及其部落。当乃蛮王后将蒙古人视如自己的下级一样加以藐视的时候，他就攻击乃蛮部落，杀了她的丈夫，而且还把她赐给他的部下做老婆。最后，他杀死了生命中最热爱的人之一——札木合，因而，也就消灭了贵族氏族札只剌惕部。 铁木真现在作为辽阔土地上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控制了从南部戈壁到北极冻土地带、从东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到西部阿尔泰山山脉的所有一切。他的帝国领土是草原，其所拥有的动物要远远多于人类。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单独地赋予统治的合法性，直到忽里台上得到境内所有代表的公开承认时，它才具有合法性。要是有群体不派人参加忽里台，那他们就是不接受被称为可汗的人的统治。可汗不能声称统治了他们，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要求得到可汗的保护。 在召开忽里台会议、举行就职典礼之前，铁木真考虑在来年要恢复和平，修复各种关系。1206年，虎儿年，铁木真返回圣山不儿罕•合勒敦附近的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这或许是草原历史上曾经召开过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会议。附近放牧的好几万头牲畜，为盛宴提供牛奶和肉食。数列营帐从铁木真营地的四周向外延伸出好几英里远，营帐的中央竖立起马鬃旗——“苏勒德”，这面精神之旗把铁木真引领到这一大事件上来。数天隆重而又庄严的大典礼与数天的庆典、运动比赛及吹拉弹唱，轮流登场。白天由包括帖卜•腾格里在内的宫廷萨满巫师敲鼓吟唱，而傍晚则由乐师来担当这一角色。夜空中充斥着令人迷惑的嗡嗡声，这是种独特的由蒙古人的喉咙所发出的歌声，或谓泛音歌声，这种声音由男人的腹腔发出，可以同时带出两种和声。就如每次重大的政治活动一样，年轻人都要进行摔跤、赛马及射箭比赛，蒙古的传统游戏被称为“那达慕”（naadam）。 铁木真控制的广阔领土几乎与现代欧洲的大小相当，但在他的统治下，仅有大约一百万来自不同游牧部落的人口，和大概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头的牲畜。他不仅作为塔塔儿人、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的可汗，统治着他们，也是所有“毡墙之民”的统治者，对于这个新帝国而言，他还从源于自己部落的名称中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头衔。他称其民众为“大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统一了所有民众之后，在所有的世系、氏族和部落中，铁木真废除了世袭贵族的权利。所有官职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并且他的民众要按新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分配。对铁木真本人来说，他不接受如“古儿汗”或“塔阳汗”这样的古老部落头衔，而是选择了自己部众可能已经称呼过他的头衔——ChinggisKhan，这个后来在西方世界闻名的名字，通过波斯语拼写成GenghisKhan。蒙古语chin的意思是强壮、坚硬、不可动摇及无畏，并且它还接近于蒙古语中的“狼”，即chino，也就是他们所声称的祖先。这一头衔对新可汗来说，是简朴而合适的。 与大多数成功的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知道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所具有的政治潜在力。然而，不一样的是，大多数统治者把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限制在宫殿或庙宇之类的建筑物之中，而成吉思汗的就职典礼是在开阔空旷的大草原上举行的，那里可容纳无数的民众来参加典礼。 蒙古人的公开典礼，给详细叙述他们的来访者和编年史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存至今的、可以利用的最完整的记述，来自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克鲁瓦，他使用了现今已佚的那个时代的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根据克鲁瓦的记述，成吉思汗的部下“把他置于一块铺在地面上的黑毡毯上；有人受命发布‘人民的心声’，向他大声宣布‘人民的意志’。”说话者训诫成吉思汗：“授予他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如果他能充分公正地管理民众，上帝将保佑他的蓝图得以成功；若非如此，如果他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 这一典礼提供了部众明确支持的信号，他们将他高举到过头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王位宝座，这一行为公开地表明了他们的臣服。然后，他们“在新皇帝面前九次下跪叩头，显示他们服从对他的承诺。”正如每一氏族的出席就表明他们支持成吉思汗一样，每个萨满巫师的到场，则表明他的灵魂与梦想指示他要支持成吉思汗。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信仰，萨满巫师给这一重大事件赋予了神的祝福，使得这次典礼不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场合。由于他们的存在，这一事件成为铁木真承受“长生天”之命的一种宗教宣告。 萨满巫师敲着鼓，颂扬大自然之魂，并将马奶洒入空中和地上。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呼累、呼累、呼累”来结束祈祷，并把祈祷送向天空，就如基督徒用“阿门”来结束所有的祈祷一样。这种宗教行为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选举的一部分，而且不只是在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领导人之间，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一种宗教圣约的烙印。 大多数领导人，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是从某类国家的内部制度中崛起的。他们的成就通常包括对那些制度和庇护他们的国家的改变或复兴。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和建立所有必需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对于这样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生存而言，并且对于以军队起家夺权的成吉思汗来说，他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他必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加地中央集权化。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骆驼的人都被提升为将军，驰骋在由成千上万勇士所组成的军队的最前方。每位年龄在十七到七十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都是军队的活跃成员。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基于他们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最大的两个儿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尤其是对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和察合台。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的监视是必需的。他提醒谏言者们要“从早到晚都要呆在他身旁提出忠告。” 为了在这个巨大而又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而又人种各异的部落之内维护和平，他迅速地公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方面来加以强化；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掉它们。只要不与“大札撒”——对所有人发挥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产生冲突，他还允许一些群体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内实行传统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的一种反应。由此种劫夺而引发冲突的持久性潜在力，仍然困扰着成吉思汗。在他自己的家族内，长子的亲生父亲是他，还是孛儿帖的劫夺者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困扰着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成吉思汗渐渐老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用法律来结束劫夺的同时，他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从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获和奴役的经验中，他尝过被诱拐和被当作奴隶而强迫劳动所带来的个人身体的痛苦，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地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地强烈。 成吉思汗试图在他的各级部众中祛除内部纠纷的所有根源。基于自身的经验，即对围绕孩子正统性问题而产生的分裂，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由妻所生还是由妾所生，都具有正统性。由于对妻子价值（似乎她们是只骆驼一样）的争论，会在他的部众中间激起不断的纠纷，他禁止将妇女的贩卖带入到婚姻之中。因为同样的理由，他宣布通奸行为是不合法的，蒙古人对这一行为的界定不同于大多数人。通奸行为并不包括妇女与她丈夫近亲之间的性关系，也不包括丈夫与女仆或与家族内其他人的妻子发生关系的行为。与成吉思汗的法律声明相一致的是，毡帐内的事情应在毡帐内解决，而草原上的事情则应在草原上解决，通奸行为适用于不同家族已婚人之间的性关系。只要它不会在家族间引起公众的冲突，就并不会被视为犯罪。 偷窃牲畜的行为通常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这一行为在草原的抢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视为是仇恨与不和的缘由。大概是记得八头牲畜被盗而给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成吉思汗对偷盗牲口的行为处以死刑。此外，他要求任何人发现丢失的牲口，都要将其还回原主。为此，他设立了大规模的失物招领制度，并且随着帝国的扩展而不断完善。任何人要是捡到丢失的货物、金钱或牲口，而不把它们交给有关的上级管理者的话，就会被当作是盗贼；按偷窃行为论处。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论外，草原民众也经常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发生争论。成吉思汗禁止在三月到十月间——动物的繁殖期——打猎，并将这一想法编成法律条文。成吉思汗不仅在夏季保护动物，而且还给它们提供安全的过冬环境，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猎杀所需食物的行为加以节制，有的甚至不再打猎。法律具体规定了打猎的数量，也详细说明了滥杀的行为，以便不会出现浪费现象。 除认识到性、财产及食物的重要性外，成吉思汗也认识到相互竞争的宗教所具有的破坏性的潜在力。事实上，从佛教到基督教，或从摩尼教到伊斯兰教，每一种宗教都在草原民众中拥有自己的信众，并且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在此类（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宗教的）法律中，成吉思汗宣告，人人都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尽管他仍然信仰家乡的神灵，但他并不允许将那些神灵用作为国家的崇拜对象。 为支持各种宗教，成吉思汗对宗教首领及其财产实行免税，并且免除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为支持各相关职业，他后来还扩大免税范围，对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给予同样的免税待遇，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殡仪事务承办人、医生、律师、教师及学者。 成吉思汗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以防止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按照法律，可汗无一例外地必须得到忽里台的推举。任何家族成员未经推举而攫取汗位，都要处以死刑。为防止竞争的候选人互相残杀，他规定只有通过全体家族成员都参加的忽里台，才可对家族成员判处死刑，而不是通过任何个别的成员。这样做，他是在宣布自己最初夺权的手段——杀害自己的异母兄长——是不合法的。 成吉思汗所汇编的蒙古法律，规定了群体的责任和群体的罪行。单独的个人若处在家族之外或不属于大群体，他就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家族对保证其成员的正确行为负有责任。一人犯罪会导致众人受罚。同样地，一个部落或一个小分队的士兵对彼此的行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整个国家，不仅军政或民政，都要对维护和执行法律负责。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蒙古人，他必须生活在正当的社会中。 法律的执行和责任的承担始于最高层，即可汗本人。照此，成吉思汗公布了对任何个人，甚至是最高统治者都有效的至高无上的法规。通过使统治者服从法律的方式，他取得了其他文明尚未实现的某些东西。不同于很多文明——最独特的是西欧，在那里，君主被上帝的意志所支配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成吉思汗解释他的“大札撒”既严格适用于统治者，也严格适用于任何其他人。然而，他的子孙后代仅在他去世之后的大概五十年的时间里，能遵守这一规则。 为在总体上管理整个帝国，而且最为明确地是为了记录法律和管理现今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广阔国土，成吉思汗下令采用一种书写系统。尽管文字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由穆斯林商人和巡回传教士引入草原，但很少有本地的民众学会，即便是最高度发展的部落，如在塔塔儿、乃蛮及客列亦惕部落中，也没有人学会；就目前所知，没有蒙古人学会过书写。在1204年征服乃蛮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现塔阳可汗有一位记录其声明，并将这些声明浮雕在官方印玺上的书记官。这个书记官出身于畏兀儿，畏兀儿人起源于蒙古草原，但在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移居到现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绿洲之中。畏兀儿语与蒙古语密切相关，并且相对地比较容易改写为蒙古语。这一书写源自于古叙利亚语字母，这些字母是由给草原部落带来基督教的传教僧侣所使用的。书写由字母而非文字所构成，但它如同中文一样，垂直纵排下来，书写在纸上。 为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成吉思汗任命由他母亲所收养的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最高法官的职务，失吉忽秃忽是成吉思汗征服塔塔儿时发现的小男孩——当时戴着金耳环和环形鼻饰，成吉思汗将他交给母亲抚养长大。成吉思汗要他负责“惩罚盗贼和纠正诈伪事件”，同时要将他的各种判决写在“青册”书的白纸上，“青册”的颜色正是“长生天”的神圣颜色。在成吉思汗的行政管理中，书写和记录法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大概解释了蒙古人为什么用nom这个词来解释书的意思，nom来源于希腊语的nomos，意为“法律”。在十三世纪的蒙古人社会中，法律和书写的词完全是一回事的。 为在巨大的国家机构中保持忠诚和凝聚力，成吉思汗改革了古代扣留人质的政治惯例。他要求每个千户长和万户长都要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们的伙伴送到他那里来，以组成他本人的万人部队。要是他们的亲人行为不轨，成吉思汗不是以处死他们来相威胁，而是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成吉思汗把那些将要成为人质的人培养成行政官，并且将他们当作储备人才，以备随时取代任何无能或不忠的官员。比起亲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这种被取代的潜在威胁很可能更能确保忠诚。因此成吉思汗改变了人质的身份，将他们转变成政府的主干力量，这几乎使每个家族都与皇帝宫廷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成吉思汗将这个精英部队分成日班护卫和夜班护卫。正如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要永久地保护成吉思汗和他的营地，但他们并不只担当护卫的角色。他们管理在宫廷内工作的男男女女，并且还要把放牧不同牲畜的牧人组织起来。他们监视营地的活动，看管国家的所有武器和部队装备：旗帜、枪矛和鼓。他们还要管理餐具和负责宰杀牲畜，并要确保肉食和奶制品的恰当分配。卫队要帮助裁决合法的审讯，实施处罚，并且通常还要执法。由于他们控制了皇室营帐的出入口，因此，他们也就构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 成吉思汗自己军团的所有成员，把持了对其他九支万人军队的“长兄”地位，因此，这些成员可以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不同于其他军队里面每个人都占有一种地位，在蒙古军队里，整个部队只有一种地位。成吉思汗万户中最低级别的人的地位，也要高于其他万户中级别最高的人。反过来，在每个万户内部，千人部队指挥官的每个成员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其他九支千人部队中的所有人。 成吉思汗依靠被称为“飞箭信息”的快速乘驿系统，便利了消息的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即时接获命令。军队提供骑乘，而当地的民众则供给驿站。对蒙古人来说，邮驿事业与军事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个别蒙古人还被允许在邮驿系统里任职，以代替正式的兵役。取决于当地的地形，每大约二十英里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需要大约二十五户家庭来维持和管理它。尽管驿站向公众开放使用，但个别驿站中的许多信息，以及任何特定时间里的驿站总数都要严格保密，因此相关的准确信息并不存在。然而，我们仍可以得到十八世纪存留下来的邮驿系统的印象，那时从西部阿尔泰山山脉到东部穿越长城进入到中国的入口处，跨越整个蒙古的这个邮驿系统，仍然在运行着，并且需要大约六十四个驿站。 对于较短的距离，成吉思汗则采用了多种古老的通信方法，例如使用火把、响箭、狼烟、闪光信号或旗帜，因此在演习、狩猎或军事调遣期间，信息传送更加迅捷。牧民们很早就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军事信号系统，这种信号在超越听力范围之外仍能使用，而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这些信号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精细、迅捷而又有效的通信系统，用于战斗或军事演习中。 和平与繁荣本身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新的问题。六年的和平，允许或者可能鼓励了阴谋诡计和卑鄙的对抗，这些现象威胁到成吉思汗苦心经营的部落统一。他越有权力，在追随者当中就越会激起争执——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家族内，家族成员觉得自己应该比家族之外的人分享到更多的财产，获得更大的权力。为成吉思汗宫廷所信任的谏言者，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亲属。他把母亲送到最小的弟弟帖木格那里生活，帖木格按照草原的传统被称为“家庭太子”斡赤斤，他负有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 虽有忠诚不二的军队，并且没有哪个家族或旧贵族作为对手，但新问题却从意想不到的缘由中产生：帖卜•腾格里——成吉思汗的萨满巫师。他曾反复地宣称，“长生天”支持成吉思汗并将使他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解析梦境，并解释有利于成吉思汗成功的各种各样的征兆，而且他还把这些梦境和征兆解释为是成吉思汗伟大重要性的暗示。成吉思汗不仅充分利用帖卜•腾格里有助于宫廷的神秘价值，而且还充分利用他的实际价值——任命他负责监督管理诃额仑和帖木格•斡赤斤的财产。帖卜•腾格里利用自己的地位，使自己和六个兄弟获得好处，形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而且由于他具有神的权力，在新建立的蒙古部落联盟中，其权力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本人。 曾经有一次，帖卜•腾格里七兄弟联合起来反对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而且还打他。后来，哈撒儿跑到成吉思汗的营帐，跪下来请求兄长给他做主。成吉思汗从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家族，他严厉叱责自己的弟弟并且嘲笑地问到，曾被誉为部落中最强壮的人，现在怎么会被这些人打呢？根据《秘史》记载，跪在兄长前面，哈撒儿羞愧难挡，暗自垂泪。哈撒儿带着愤怒、恐惧和羞辱走出营帐，三天没和成吉思汗说话。 显然，这次对哈撒儿的小小胜利给帖卜•腾格里壮了胆，其后不久，他就向成吉思汗告发说，他曾梦见到成吉思汗将统治这个国家，但在另一个梦里却梦到哈撒儿将统治这个国家。他力劝成吉思汗迅速有力地打击哈撒儿，以防止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成吉思汗立即下令捉拿哈撒儿，并且剥夺了他的几个随身侍从。 成吉思汗的母亲与她最小的儿子居住在离他的宫廷大约一天路程之外的地方，但她很快就得知这一纠纷。她早就对帖卜•腾格里作为她财产的一个管理者的权力感到不满，而今又听到帖卜•腾格里在她的儿子中间挑起冲突，她更是愤怒不已。尽管时间很晚了，但诃额仑还是用白驼驾着她的黑色车，连夜起行，在日出的时候赶到了儿子的皇家营地。 根据《秘史》记载，当母亲突然冲进成吉思汗营帐的时候，他惊恐地愣住了。她解开哈撒儿，将冠带放回到哈撒儿头上，并帮他系好腰带。诃额仑对长子感到极度的愤怒，她盘腿而坐，扯开上衣，露出已经干瘪起褶、曾经喂养过五个孩子的双乳，按照《秘史》的叙述，就在那个时候，她手托双乳，将其置于膝上。 “你看见了么？”她双手托住干瘪的双乳，愤怒地质问成吉思汗，“这是你曾经吮吸过的胸脯！”随即对儿子展开了长篇激烈的质问。诃额仑使用曾经在铁木真杀死自己的异母兄长别克帖儿时所用的大致相同的言辞，指责他的行为就如畜生一样，自噬脐带，并且咬着自己的胞衣。为平息母亲的怒气和安抚她，成吉思汗答应恢复哈撒儿的自由，并且让他重新掌管他的部分部众。 诃额仑大概年近六十，在与她儿子争论之后不久便去世了。按传统，她的财产应该传给她最小的儿子——帖木格•斡赤斤，他应该获得这些遗产；并让他控制一万数目的民众，而这一民众数目是要多于任何其他家族成员所控制的民众数目的。大概是得到成吉思汗的默许，萨满巫师帖卜•腾格里和他的六个兄弟将帖木格•斡赤斤晾到一边，抢走了诃额仑的财产和她的部众。当帖木格试图取回自己部众的时候，帖卜•腾格里及其兄弟们就让他在帖卜•腾格里背后下跪，认罪求饶，公然地羞辱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 尽管亲人多次大声疾呼，但成吉思汗依旧与帖卜•腾格里、而非与自己的家族结成联盟。在家族成员之中，成吉思汗似乎只愿听从他的妻子孛儿帖。她比丈夫更清楚地明白七个势力强大的兄弟所形成的危胁，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而今在蒙古部落联盟之内又有自己的部众。在得知最近所发生的幼弟被羞辱的事件之后，孛儿帖愤怒地向成吉思汗解释说，要是听任帖卜•腾格里坐大，自己的儿子就将要遭殃。正如她力劝铁木真与札木合绝交一样，那时铁木真与札木合已经合并了他们的部众，而今她又要求成吉思汗与帖卜•腾格里以及他的家族绝交。她质问自己的丈夫，可汗活着的时候帖卜•腾格里就可对大汗的弟弟们做这样的事情，要是可汗死了之后，帖卜•腾格里又将会对他的儿子和寡妻做些什么呢？ 随后，帖卜•腾格里和他的六个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蒙力克，一起来到宫廷，而帖木格•斡赤斤则与成吉思汗一起正在营帐内等着他们。帖卜•腾格里刚一落座，帖木格就朝他走去，揪住了他的衣领。成吉思汗伪称两人只不过是要摔跤，并命令他们俩到营帐外进行比赛。可是，帖木格并不想与帖卜•腾格里进行摔跤比赛；他正要试图伺机惩罚帖卜•腾格里。帖木格通过营帐门口一把就将帖卜•腾格里揪到外面，三个守侯在外的力士立即迎上前去揪住了他，并猛地折断了他的脊骨。成吉思汗下令在垂死者的上方立起一个小帐篷，随后所有的人便起营离开了那个地方。 帖卜•腾格里是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对手。他曾摧毁过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一切。他压制自己亲人的权力，消灭贵族氏族和所有敌对的可汗，废除旧部落，重新分配民众，并且还最终消灭了草原上最强大的萨满巫师。 成吉思汗新任命了一位萨满巫师来取代帖卜•腾格里，他是一位年长的老人，没有野心而且更易于驾驭。成吉思汗的追随者们也接受了教训。他们将成吉思汗的胜利解释成是有预兆的，那就是成吉思汗不仅仅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他所具有的神的权力，也要远远大于最强大的萨满巫师。在许多追随者看来，成吉思汗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势强力大的萨满巫师，也展现了一种时至今日很多蒙古人仍然保持着的信念。 随着所有游牧部落的统一，成吉思汗可高枕无忧地安坐于统治者的位置之上，看来谁也无法确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多年来，他都纠缠在与札木合和汪罕的一系列事件之中，要是没有他们，巨大的部落就似乎失去了目标或方向。要是没有敌人，他们就失去了结合在一起的理由。成吉思汗看来得寻找新的敌人，但他却发现并没有值得吸收的部落。由于没有其他潜在的目标，1207年，为确保降服森林中的部落和驯鹿的牧民，他派遣二十八岁的长子术赤，带领他的万户，出征被蒙古人称为西伯尔（Sibir）的那个地区，Sibir就是西伯利亚现代名称的由来。术赤大获而归，带回数千的蒙古军队新成员，以及跟成吉思汗达成许多联姻的部落首领，这一联姻中包括了术赤的一个女儿。除民众之外，术赤还带回贵重的礼物，包括珍贵的毛皮如黑貂皮、猎鸟及其他森林产品。 北方的扩张除了提供兽禽毛皮以外，并无多大吸引力。引起成吉思汗最大注意力的其实是南方，它有种类繁多的制造品——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新奇的物品。他得到的第一件输入品是来自畏兀儿人的。畏兀儿人耕种于大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之中，附近地区位于现在中国新疆自治区之内。成吉思汗接受了他们的归顺，而且只是通过结盟的方式，试图将他们吸收进他的家族之中。他把一个女儿许配给畏兀儿人的可汗，使其成为他的女婿。 成吉思汗在将亲属关系扩大到西伯利亚部落和畏兀儿人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在他的家族和上述部落内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之间建立起联盟，他是将整个部落和国家当作家族成员一样，接收进他的帝国内，因为，在部落的政治惯例中，对可汗授予亲属关系，就是等同于承认其家族与整个国家是一体的。这样，亲属关系的事务就扩大为一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成吉思汗继续利用并扩大这种草原部落的政治惯例，它不是依靠共同的宗教（就像在基督徒或穆斯林信徒之中）或共同的血缘（在传统的草原文化中）来建立这种普遍的公民权，它只是建立在忠诚、信任和效忠的基础之上。最终，蒙古帝国内所有的非蒙古王国都被称为哈里（Khari），哈里来自于“黑”（black）这个词，并且暗含有姻亲的意思。因此，最受蒙古人欢迎的国家，如畏兀儿人或朝鲜人，以及一些特别的突厥群体，都将以作为蒙古人的姻亲而荣，反之，“黑血缘关系”之外的异族联姻是不被允许的。 畏兀儿可汗前来蒙古宫廷提亲的时间大约是在1209年，他带着一支骆驼商队，载满了丰富的礼品，抵达宫廷，这些礼品包括有金、银和许多形状、大小及颜色各异的珠宝。因为没有织造工艺，蒙古人只能使用皮革、毛皮和毛毡压制而成的毛织品，因此最重要的礼品——机织织物——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这些织物包括丝绸、织锦及绸缎等等。畏兀儿人的到访，突显出农业文明的富足与草原部落的穷困之间的巨大差异。成吉思汗统率着一支伟大的军队，但管理着的却是大部分的穷困民众，然而在越过戈壁的南方，沿着丝绸之路，却涌现出一条时断时续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物流线。他在等待机会以调整这一货物流通的不均衡，也在寻找机会来检验他的军队，以对抗其他军队，但这一努力意味着要冒巨大的危险。成吉思汗渴望冒这个险，而且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这仿佛是在回应他的祈祷。 然而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位骤然崛起的统治者，以及他新近所宣布的蒙古国家。那个时候，在亚洲高原的内陆草原之外，很少有人注意某位野蛮首领的杀戮或一位新来者的加冕，他们也并未将某个野蛮部落的毁灭和其对手的崛起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小部落的战争是为争夺马匹、女人和几卷布匹而已，缺乏真正文明中更加重大的争斗所具有的那种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这一切正在起变化。
唾弃黄金可汗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武力震撼了整个世界： 苏丹被推翻、哈里发在没落， 而恺撒则在王位上惶惶不可终日。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 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耶律楚材，1237年 1210年，马儿年，是成吉思汗人生的第四十八个年头，也是他的新国家建立的第四个年头，一个代表团来到蒙古人的营地，他们宣布，金国的新可汗已经即位，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必须臣服于新君，因为蒙古是金的附属国。金朝（女真人建立的王朝）的首府中都，兴建于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125年，那里是现代北京的兴起之地，金王朝控制着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现今内蒙古的大部以及华北地区。由于自身源自于满洲森林的部落民，他们声称对所有的草原部落都具有统治权。汪罕过去曾效忠于他们，而今女真人看来又渴望重申自己对成吉思汗的优越感，因为作为草原游牧民中最有权威的人物，成吉思汗已经取代了汪罕。 女真人对草原的权威不是取决于其军事威力，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流入畜牧民众中的货物的牢牢掌控力，这些货物来自于整个中原的作坊和城市。草原可汗的地位，取决于他赢得战争以及确保稳定的商品供给能力。通常两者是相一致的，战场上的胜利，可提供劫掠战利品的机会。成吉思汗击败并统一所有部落的史无前例的成功，无意之中带来了结束劫掠的结果，但也因此窒息了货物的流通。由于所有的制造品都源于南方，成吉思汗要取得这些制造品的话，要么就作为仆从勇士，效忠于南方的某个统治者以获取货物；要么就去攻击他们，抢夺货物。 成吉思汗并不信任女真人。蒙古人与契丹人在种族和语言上有着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而今女真人已经击败了契丹人，并且统治着他们。由于意识到新蒙古统治者的权威，很多契丹人逃离女真人的领地，前去投奔成吉思汗，寻求庇护。1208年，四位女真朝廷高级官员投奔蒙古人，他们极力要求蒙古人攻击女真人，但由于担心这是一个圈套或是其他什么邪恶的阴谋，成吉思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210年，女真黄金可汗突然去世，其子不久即位，这给女真朝廷提供了一次弄清成吉思汗底细的机会，他们派出使团，向成吉思汗宣布君王的变更，并要求成吉思汗坚定地臣服新君。一位蒙古官员任职仪式的整个过程，保存在1878年《顺天府志》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是由一位满人——女真人的后代——的宫廷使臣所记录下来的，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臣服仪式的某种印象。年轻的蒙古人“谦恭地跪于地上”，“深表谢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低能的蒙古奴隶，完全无力报答以前数代家族所接受的皇帝恩惠，他郑重表明自己要克尽职守，竭尽绵薄之力。”接着，他“转身朝宫殿伏地叩首……感谢皇恩。” 成吉思汗十分清楚该如何叩头——他曾一次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上，向“长生天”表示敬意——然而在年届五十的今天，他不想再对任何人下跪叩头，也不再是任何蒙古人的奴隶。据说，成吉思汗刚一接到要其表明降服的命令，就转身朝南而唾，对黄金可汗（即女真人的新可汗）进行了一通报复性的辱骂，随后翻身上马，向北绝尘而去，留下瞠目结舌的使节，呆立在飞扬的尘土之中。成吉思汗对黄金可汗使臣的公然蔑视，无异于是蒙古人在向女真人宣战。成吉思汗对商品货物的需求早就给他提供了向女真人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今黄金可汗对成吉思汗提出的臣服要求，又给他提供了发动进攻的籍口。 在短暂会见女真使臣之后，成吉思汗返回到建立在客鲁涟河岸的营帐中，并于1211年（羊儿年）的那个春天，召开忽里台。人人都清楚会议有重要议题要表决，因此人们可通过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来行使否决权；要是参加忽里台的人数太少，成吉思汗就将无法继续下去。通过组织一个长期公开性的讨论，共同体中的每成员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尽管士兵们在战场上应该要绝对服从命令，但即便是最低级的士兵也是被当成下级伙伴的，他们不仅要理解作战的目的，而且还具有自己的发言权。高级成员在大型的公开会议上聚集起来讨论问题，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与低级勇士们一起讨论。为使每位勇士都负起完全的责任，无论职务高低，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并且必须明白，他们正处在作战计划的什么位置上。 会议通过邀请包括来自结盟的畏兀儿国和西夏国的代表，成吉思汗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他发动侵略的时候，就无后顾之忧了。在本国，他也要鼓起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勇气，获得他们的理解。为达到这两个目标，成吉思汗利用部众的荣誉感，迎合了他们对女真人过去的错误行为实施复仇的要求，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机会，即从女真人城市的巨大财富中获取无限的财物。据《秘史》记载，一旦成吉思汗确认民众和盟友会坚定地支持他，他就会公开地从忽里台集聚的代表中退出，私下前往附近的山上祈祷。他除下小帽和腰带，在“长生天”之前跪下，并向神的守护者述说自己的情形。他依次数说了几代民众对女真人的不满，而且还详述了祖先被女真人杀害的痛苦。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想反对黄金可汗，也不是想引发争论。 在成吉思汗离开的时候，为了斋戒和祈祷，蒙古人分成男人、妇女和孩子三个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的蒙古民众不戴帽冠，忍饥挨饿，等待三个焦虑不安的日日夜夜，等待着“长生天”的决定和成吉思汗的命令。他们对着“长生天”，不分昼夜地喃喃低念着古老的蒙古祈祷语“呼累、呼累、呼累”。 第四天黎明时分，成吉思汗带着决定出现了：“‘长生天’已经允诺了我们胜利和复仇。” 蒙古军队启程南伐，兵锋直指南方壮丽城市的时候，极度自信的女真军队正在等待着他们，并且还在嘲笑蒙古军队的进军。一位中原文人记录了女真可汗针对成吉思汗所说的话，“我们的帝国如大海；而你们的帝国则是一盘散沙而已，”他这样问到：“我们怎么会怕你呢？” 女真可汗将很快得到答案。 十三世纪，现今由中国控制的蒙古以南地区包含有很多独立的王国，而这些王国可能占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女真王国有大约五千万人口，以占据的领土大小而论，在现代中国之内的为数众多的王国中，女真王国仅居第二位。最大和最重要的领土处于南宋政府的控制之下，南宋立都于杭州，统治了南部中国大约六千万的人口，是数世纪中国文明的继承者。一连串的游牧缓冲国家将蒙古高原与宋隔开，每个缓冲国都包含有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的地区，这些地区被以前的游牧部落所统治，而这些部落为了更加有效地剥削该地区的民众，曾经一度征服该地，并且定居于此。从草原上冒出的新部落常常取代旧部落，因为旧部落已经逐渐衰弱，而且他们几代人都耽乐沉溺于舒适的城市生活之中。在长期形成的周期循环中，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军队，突袭并且征服南部的农民和城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而几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个劫掠的部落所征服。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统治部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规律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女真人的西面是西夏王国，再往西是畏兀儿，最西面则是处于天山山脉的哈剌契丹。畏兀儿已经对成吉思汗负有承诺，而他最近征战西夏，看来只是场战争预演。对西夏的征战发生在1207年至1209年之间，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袭击来进行的。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场彻头彻尾地针对更强大的女真人的战争预演，这其中包括跨越戈壁。西夏是由一位藏人在现代中国甘肃省境内的黄河上游区域所建立的一个农牧帝国，它占据了沙漠腹地内绿洲沿线的各脆弱环节，而这一沙漠地区却控制了从西部穆斯林世界到东部中原汉地的商品流通。这一通道就像是一条细薄、脆弱的带子一样，穿越沙漠腹地，虽脆弱不堪，但却在东西方伟大文明之间提供了唯一的联系纽带。对西夏的袭击促使成吉思汗掌握了一种针对围墙城市、城壕和堡垒的新战争方式。西夏不仅城池坚固，而且还有大约十五万人的军队，这几乎是成吉思汗所带领的出征军队人数的两倍。与在城市中长大和使用悠久围城战术的将领们不同，成吉思汗创造了自己的攻城战法。他很快地就掌握了简单的战术，例如切断敌人周边的后勤补给；并且不久他又试行了非常不合常理的战争方式，例如在进攻城池坚固的西夏国都时，引黄河之水灌城。由于在工程技术上缺乏经验，蒙古人虽引水成功，但水却冲垮了自己的营盘，而不是西夏的国都。不过，蒙古人经受住了危险的失误。成吉思汗从中吸取教训，继续攻城略池。往后，蒙古人还将再度使用这种方式，但他们每次都更加熟练于此道，并且也使用得一次比一次成功。 1211年，带着跨越戈壁以及侵袭女真的决定，成吉思汗从事的不止是另一场中国边界的战争：他点燃的将是最终焚毁整个世界的熊熊烈火。没人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不知道。他没有显示出任何企图征服全球的野心，因为他每次都只进行一场战争，而对他来说，这次只是将要与女真人作战。然而，从这次女真战役一开始，训练有素而又组织严密的蒙古军队就将要冲出高原故乡，侵占从印度河到多瑙河、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所有一切。转瞬间，仅仅三十年时间，蒙古勇士就将击败他们所碰到的每支军队、夺取所有的要塞以及攻陷所有的城池。基督徒、穆斯林信徒、佛教徒以及印度教徒，很快就将拜服在野蛮蒙古骑兵那沾满灰尘的靴子之下。 跨越广阔的戈壁，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军队出发前，小分队士兵要先行出去查探水源，以及报告草场和天气情况。有位中国目击者叙述了主力部队到达之前，先头部队是如何去侦察每个山头和所有地点的。他们想知道那一地区的所有民众和资源的情况，而且他们还往往要去寻找以备撤退的退路。 蒙古人非常适合长距离远行；每个人都精确地携带着他们所需的东西，其他的一点不带。他们除穿着直到脚踝的传统羊毛长袍——“迪尔”之外，还穿着裤子、戴着有耳扇的毛皮帽，并且蹬着厚鞋底的长靴。除带着在恶劣天气中起保护作用的衣服外，每位勇士还随身携带着生火用的打火石、一个装水和牛奶的革囊、磨利箭头的锉刀、一根用于围捕动物或捆缚战俘的套索、缝补衣服的缝衣针、一把用于砍削的小刀和短柄斧，以及一个可装所有东西的大皮袋。每个十人小班还带有一顶小帐篷。 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和阵形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使得他们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传统文明的军队。第一个因素是，蒙古军队完全由骑兵所组成，都是武装骑兵，没有一个步兵。与此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其他军队的主力都是步兵。在这次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大约六万五千名蒙古骑兵，要面对一支人数相当的骑兵部队，加上另外的八万五千名步兵，女真人具有两倍的绝对优势，但他们却没有蒙古军队的那种机动性。 蒙古军队的第二个独特特征就是，不同于那常伴士兵左右的巨大的马匹储备量，他们远距离行军，却没有一个军粮库或笨重的后勤补给线。前进途中，他们挤动物奶解渴，并且宰杀它们作为食物，或通过打猎及抢劫以自给。据马可•波罗称，蒙古勇士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顿下来生火做饭，他们渴饮马血，每人都随身带着十磅重的干奶团，每天将一磅奶团放入一个保温皮革袋子的水中，作为一天的食物。勇士们随身带着数片干肉和干凝乳，可一边行军一边慢嚼以食；有鲜肉可又没时间煮的时候，他们就将生肉置于马鞍之下，这样很快就能使肉变软可食。 令中原汉人极为诧异和憎恶的是，蒙古勇士可在长时间中行进，而且仅需少许食物和水就可生存下来；据某人的记载，因为他们无需生火做饭，整个军队扎营住宿，毫无烟火。相较于女真士兵，蒙古人显得更加健康和强壮。蒙古人有规律地食用肉、奶、酸奶酪及其他的奶制品，而与他们作战的敌人，则以各种谷物制成的稀粥为主食。农民战士食用的谷物，阻碍他们的骨头发育，腐蚀他们的牙齿，并且使他们变得虚弱而又易于生病。相反，最为穷困的蒙古士兵所食用的大部分是蛋白质，因此使得他们牙坚齿利，筋骨强健。不同于大量依赖含糖类食品为主食的女真士兵，蒙古人不需任何食物就能轻易地行军一两天。 传统的军队是以长纵队方式向前行进的，带着大量食物的人，则以相同的路线行军，紧随军队之后。相比较而言，蒙古军队则是遍布在一个辽阔的区域上，这给牲畜提供了充足的牧场，也给士兵增加了打猎的机会。成吉思汗居中前行，右翼军掩护西侧，而左翼军则掩护东侧。一支小部队担任军队前卫，而另一支则护卫后方，因为后方有蒙古人的后备牲畜。成吉思汗军队的十进制组织，使其军队变化多端，极为机动。每支万人部队就像是成吉思汗主营的缩小样板一样，发挥着作用。万户长居于其千户部队的中央前行，并且他还按其所需，配置有其他九支部队环绕四周。成吉思汗不是在建立一种军队等级制度，而是在将他的士兵组织进一组同心圆之中。 尽管蒙古人频繁地迁移军事营帐，但每支部队的中央主营却以一种精确的固定模式来加以布置，以便使新来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清楚，该到哪里去报告，以及如何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每支蒙古千人部队都有自己的医护部队，这些医护部队通常是由汉人医生所构成，他们负责看护病号和伤员。帐篷以特殊的形式被整齐地排列着，每一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名称及用意，甚至帐篷内部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精确地加以布置。经过一天的行军、作战或打猎之后，部队扎营露宿时，将领处在中央营地，四周由卫队和其他士兵守卫。夜间，马匹保持战备状态，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在营地的边缘，还设有环形的防御带。 与结构完整而又布置巧妙的中央营地比较起来，夜里，大多数普通的勇士被分成一个个小群体，遍布在乡间，安营露宿。他们会选择黄昏的时候燃起小火，那时天色不昏不暗，近处看不清燃起的火光，而远处又无法看清冒出的烟幕。就着火，他们快速地准备一天唯一的一顿热食。饭后，他们并不闲逛或在火边睡觉；而是分散成更小的群体，三五人一群，睡在遍布整个地区的隐蔽凹穴中。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开始仔细侦察前后左右。 成吉思汗的士兵遍布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区域之中，通信变得非常重要，又十分困难。传统的军队以大型纵队的方式来行军和扎营，指挥官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可彼此轻易地进行沟通。对蒙古人来说，部队太分散，而且连军官也都是文盲。各级所有的通信都不得不通过口头而非书面来加以传达。命令是通过士兵口头传达的。口头传达系统的问题在于消息的准确性；消息不得不被人一次次地加以准确地复述，然后又要准确地记住和表达。为确保准确的记忆，军官们用韵律来发布自己的命令，这种韵律利用的是一种每个士兵都熟悉的标准系统。蒙古勇士利用一套固定的悦耳音调和诗歌式样，按照消息的含义，可临时编造出不同的词语。对士兵来说，听消息就如同是在学习一首已知歌曲的新诗篇。 士兵们常常在他们的小群体中边走边唱，就如草原上一群群牧民那样，直到今天仍在边走边唱。蒙古勇士除歌唱他们经常所歌颂的有关家乡、女人和战斗内容的歌曲外，他们还歌唱已被编成乐曲的法律和行为规则，以便人人都能熟悉它们。通过记住法律和经常练习“消息—歌曲”形式的方式，所有人都可通过一种便于复述的新诗歌形式，来随时掌握新的消息，并且可把它带到所指定的地方。 尽管在异地作战，与敌军相比，在部队兵员上又处于劣势，但成吉思汗却有从一生征战中吸取教训的优势，而且他又非常熟悉自己的部队和将领。他与这些将领中的很多人一起征战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还有少数将领，如博尔术和者勒篾，与他一起征战将近四十年。在远离成吉思汗视线的漫长征程中，他确信自己可以信任他们。成吉思汗同时也熟悉每个将领的强项和弱点。哲别，他的将领之一，作战迅猛，能在战争中抓住时机，并激发起部下毅然决然的勇气；而另一位将领木华黎，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则能承担长久而又艰巨的任务。 不管蒙古人的训练如何有素，纪律如何严明，或意志如何坚决，他们也不能通过传统的战争来征服设防的城市。面对女真人，成吉思汗使用早年在草原战争中所用过的基本策略，在第一批箭射向战场对面之前就设法赢得战争，先通过引起混乱，并随即灌注恐惧摧垮敌人意志的方式，来击败敌人。由于蒙古人最初是缺乏摧垮厚重城墙的武器或知识的，因此他们就在城市周边的乡村中引发灾难，并迅即消失，在城市看来是安全的当口，他们又出其不意地再度出现。 成吉思汗利用敌人内部社会的混乱，或他所能确认的社会裂痕，试图进一步削弱敌人。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他最初的努力是将契丹人从他们的女真统治者那里分化出来，同时，浇灭南宋民众认为女真人能击败蒙古人的信念。在巧妙的宣传战中，蒙古人进入女真人的领地，他们宣称自己是作为致力于恢复古老的契丹皇室的一支解放力量。在女真人推翻他们的一个世纪之前，契丹皇室曾统治着契丹。在战争开始之前，许多契丹人就逃奔蒙古人，他们被看作是操相同语言的亲戚。在最初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哲别随同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一起，统率一支蒙古军队，沿辽河直扑契丹旧都。蒙古军队得到契丹人的热情支持，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前契丹皇室耶律家族的后裔。次年，即1212年，作为蒙古帝国内的一个附属国，成吉思汗正式恢复契丹君主国。诚然，蒙古人并没有征服全部的女真领土，但通过建立附属国的方式，他进一步分化了女真人，并且吸引了更多的逃亡者到蒙古一方。 在整个战役中，成吉思汗发现很多旧契丹贵族成员渴望帮助他，了解其所侵占的土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来自契丹皇室，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引起蒙古人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占星术方面的修养，以及对深厚肩胛骨的辩识技能，这种技能是通过认读祭祀用的羊肩胛骨烘烧出来的裂纹，来占卜未来的。由于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契丹人，又会讲契丹语，因此他能轻松地与蒙古人交流，而且他还通晓汉文化。因为他们懂蒙古语和汉语，而且又熟悉书写和律法以及定居民的传统，契丹士人在蒙古帝国的行政管理中显得非常有用，因此成吉思汗更加注意吸引和俘获各种各样的士人，尽力采用他们对帝国有益的知识。从那以后，每到一处，他都要询问带到他那里去的此类人员，以了解他们有何技能，以及他们的技能可应用到帝国的什么地方。 蒙古人的战法是传统草原体制的结晶，这种体制已在蒙古发展了数千年之久。优良的武器，最终并不能解释蒙古人成功的原因。武器技术并不能长时间保密，而且仅经几场战役之后，一方所有的武器产品都很容易被敌方所用。蒙古人的成功源自于他们的凝聚力和纪律，凝聚力和纪律是游牧民数千年来在较小的群体中所形成的，此外，成功还源自于他们对首领坚定的忠诚。 几乎所有地方的士兵都被教导要为他们的首领而死，然而，成吉思汗却从不要求他的士兵为他而死。最为重要的是，他是怀着保存蒙古人生命的战略目的，来发动战争的。与历史上其他将军或皇帝轻易地要求无数战士慷慨赴死不同，成吉思汗从来不愿牺牲一个士兵。他为军队制定的最重要规则就是要关注士兵的伤亡。在战场上下，蒙古士兵禁谈死亡、受伤或失败。他们只是会考虑到，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即便提及已死战友或其他已死战士的名字，也会构成一种严重的禁忌。每个蒙古士兵都不得不像个勇士一样生活着，带着自己可以不朽的信念生活着：没人能击败他或伤害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毁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一切已归于失败而又希望不再的时候，蒙古勇士定会抬头仰望，大声呼唤“长生天”的名字，作为自己最后的尘世之词，召唤自己的命运。在草原的战斗中，游牧民会在战场上留下已死士兵的尸体和他们的物品，让动物吃掉或被自然腐化。 在远离故土的农耕土地上，蒙古人担心尸体无法被自然腐化，而且还担心当地民众可能会亵渎尸体。在对女真人的战役中，草原战斗的正常模式在发生另一种转变，蒙古人开始将死亡士兵的遗体送回草原故乡安葬。战俘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运送死尸，大概要将尸体缝装在皮革袋子里，然后放到骆驼上或用牛拉的小车中。如果上述做法无法实行，蒙古人就将尸体带到草地附近，与他的所有物品一起秘密安葬。随后，他们又将牲畜驱赶到坟墓上方来加以遮掩，以防农民找到它，并且掘走墓中的物品。 蒙古人并不是在战争中获得荣誉；而是在胜利中赢得荣誉。他们在每次战役中都只有一个目标——完全的胜利。为达此目的，使用什么手段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或如何避免挨打，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通过狡猾的诡计或残忍的手段而获得的胜利，也是一种胜利，并不会给战士的英勇带来污点，因为战场上有许多其他展现勇敢的机会。对蒙古士兵来说，要是战斗失败，就没有个人荣誉之类的东西。据说，成吉思汗这样讲到，除非完成任务，否则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蒙古人处处显示出其聪明才智，而在将女真人的最大资产（即大量的人口）转变成他们最大债务的能力方面，蒙古人明显地更富有创造性。在进攻一个城市之前，蒙古人就会清除四周所有的乡村。他们会通过扩大十进制军事组织的方式，强有力地征募当地的劳力。每个蒙古士兵都必须驱集到当地十个劳力，供其驱使；要是他们中有人死了，就必须找到代替的劳力，以便总有十个人供他差遣。作为军队的扩大部分，这些俘虏的日常工作就是要找到供给牲畜和士兵的食物和水，还要搜集用于填满即将围攻城市的护城河所需的物资，如石头和泥土。这些被征募的人还要操作各种围城武器，用木制的或石制的投掷武器来捣毁城墙，另外，还要去推移用于突破城墙的移动塔楼。 对蒙古人来说，农民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女真人的领土上满是民众，然而牲畜却如此之少；这与蒙古迥异，在蒙古，通常每个人都有五到十头左右的牲畜。于蒙古人而言，农田就是草地，就是花园，农民就像是放牧着的动物，而不是食肉的真正人类。蒙古人用指称牛羊的相同词汇，来指称这些吃草的民众。众多的农民就如同是许多的牧群，而当士兵去把他们围捕起来或赶走他们的时候，士兵们也会使用围捕牦牛一样的词汇与情感，来围捕农民。 这个时代的传统军队，将村庄视作为掠夺的资源，而将农民视作是被抢夺、被杀戮或可用任意手段来加以摆布的讨厌鬼。相比之下，在人数上少于他们所侵入地区的蒙古人，却对大量民众大加利用。蒙古士兵修改传统的草原策略，即利用围捕敌人牧群，并将它们驱赶到敌人战线或家园的策略，在士兵们迅速进攻之前，制造大混乱。在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蒙古人采用了这种针对成群小农的策略。蒙古军队分成小部队，去攻击未设防的村庄，纵火焚烧，驱赶居民。受惊的农民四处奔命。他们阻塞要道，给女真人的军需物资运送造成困难。在这场战役中，超过百万的难民绝望地逃离乡村，涌入城镇；他们消耗了大量的食物储备，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造成大混乱。 对此时代的军队来说，难民潮紧随军队之后并不具有典型性。难民是被置于蒙古人之前的，而且蒙古人还通过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将农民当成防护盾牌，并将他们当成活生生的冲击撞锤来撞击城门。只要能保住蒙古人的性命，他们是根本不在乎敌军伤亡的。战斗中死去的俘虏，其尸体被用来填充护城河，形成跨越敌军防御工事的通道。女真人和他们的民众被困城内，粮草断绝；在很多城市，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满情绪渐渐滋长，而且反对女真官员的城市兵变和农民起义也在爆发，他们无力保护、供养和控制大批的难民。在最严重的一次起义中，女真军队杀戮了大约三万自己的农民。 与行动缓慢而又沿着特定前线前进，或在特定战场作战的大规模步兵部队不同，蒙古人是跨越整个领土作战的，相继发生的骚动和混乱，使得蒙古人可以施加各种阴谋诡计。有一段小插曲，蒙古人俘获了一支前去大定城解围的护送队和一名高级官员。一位蒙古人穿上这名女真高级使臣的衣服，带着官方文书，乔装进入敌军城市。当他到达的时候，按照预先安排，蒙古军队就解除包围并且撤走。一到城内，这个蒙古冒充者就哄骗当地官员们相信，他们刚刚打败蒙古人。蒙古冒充者随后检查辛苦拆除的城市防御设施，并且监督城内军队的撤离。在解除武装几周之后，他就通知了蒙古人，他们如闪电般杀回，轻易地就夺取该城。 蒙古人不仅利用这样的诡计，而且还无情地使用宣传手段，在敌军中散布谣言，引发焦虑和恐惧。蒙古人散布虚假的信息，在敌军中造成忧虑，要是女真守军愿提供给他们大量的猫和鸟作为战利品的话，他们就会答应从被围城市撤军。据载，饥饿的居民急切地搜集了这些动物，并把它们交给蒙古人。在得到所有这些动物之后，蒙古人就在它们尾巴上系上点着的火把和旗帜，随后便放了它们，于是，受惊的动物又迅速窜回到城里，焚烧城市。这则轶事提供了一份戏剧性的战争宣传。 所有的侦察、组织和宣传活动结束之后，在进攻最终来临的时候，蒙古军队会设法给敌人制造尽可能多的混乱和大破坏。最普遍的一种进攻形式是“乌鸦群集”或“流星”式攻击，类似于“灌木阵形”。用鼓作信号，或在夜间燃火，骑兵们就会立即从四面八方飞驰而至。用那个时代中国目击者的话来说，“他们从天而降，而又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敌军被突袭和迅即消逝的行动所扰，身心俱疲，伴随一波呼啸而来的嘈杂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片死寂。在敌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蒙古人早已远去，留给敌军的是流血和困惑。 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已经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从远处使用大量的石头来捣毁城市。汉人已经研制出许多那样的装置：对准城墙投掷石头、燃烧液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弹射器，以及抛石机，它们是通过沉重平衡物的下落而产生能量的一种石弩，它们抛出物体的速度，要比转矩的弹射器还快。弩炮（即古代投石器）是一种发射大量箭的机械装置，所发出的箭能破坏处于其射程范围之内的各种建筑设施，以及消灭所有的人畜。尽管围城战史非常古老，但这些武器对蒙古人来说是全新的，而且它们很快就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的永久组成部分，他很重视武器性能以及武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成吉思汗不仅仅要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还获得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工程学知识。蒙古人奖励那些投诚的工匠，每次战斗之后，他们就仔细地从俘虏中挑选工匠，强征他们到蒙古军队中服役。成吉思汗使工程部队成为蒙古军队永久的组成部分，而且通过每一次新的战役和征服，作战器械在复杂性和效能方面，均会得到发展。 于蒙古人而言，围城器械发挥出了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们可使攻击者安逸地呆在城外，远离他们所厌恶的直接短兵接触的危险。在某个时候，蒙古人遇到使用火枪的女真人，火枪是一种塞满黑色火药的竹管，当它点着的时候，就会缓慢地燃烧，从枪管尾部喷出火花、火焰以及烟幕，就像是喷火器一样。这种武器是从爆竹发展出来的，过去常用于点火或作为迷惑敌人和敌军战马的一种装置；后来经过改进，蒙古人将其加以改装，更多地用在军事用途上。 当成吉思汗无法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时，他就试图施以计谋，例如佯装撤退，诱使敌人从他们的要塞里出来，就如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哲别围攻辽阳那样。在称为“狗斗”策略的运动中，他佯装撤退，命令部队留下大批的装备和军需品，好像他们是在非常匆忙地溃逃一样。守城官员见状，就派兵出去搜集战利品，但由于他们的疏忽，使用大车和牲畜运送全部物资，结果阻塞住了大开的城门。就在士兵们处于旷野，而城门又大开的时候，蒙古人发起了进攻，迅速穿过洞开的城门，占领整座城市。 作为终生的游牧民，蒙古人早就学会在运动中作战。对于半兵半农的人而言，逃跑意味着失败，追赶则意味着胜利。定居民的士兵要把攻击者从他们的领地中赶走。游牧民要消灭敌人，无论在进攻或撤退的时候，都该消灭他们。对蒙古人来说，两种趋向都象征着战斗，逃亡后撤的征服与驻军占领的征服是一样的。一旦蒙古人将对手诱出围墙城市，他们就会使用自己已掌握的、操控大群牲畜运动的手段。最为平常的是，他们或拉长追击者的战线，因为战线越长防备就越弱，只要蒙古人一将敌人诱进圈套，就易于攻击；或者逃亡的蒙古人会分成小分队，这样就把追击者也分成了更加容易对付的小群体了。 即便是在被死敌所击溃或追击时，蒙古人仍会使用更多的保存自我的计谋。要是他们在巡逻中被突袭或被追赶上，他们通常会随身携带一些贵重物品撒在地面，以便逃亡。敌人总是会解散队伍，取回物品，而且他们自己之间还经常争斗，抢夺物品，这就使蒙古人得以逃脱。在其他时候，为遮掩他们的行动或使追击者认为蒙古人比实际的人数还要多，他们会将泥沙抛向风中，或在他们的马尾系上树枝，扬起灰尘。 在对女真战役的第一年之后，很明显，对蒙古人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战斗，而是来自气候的不适。纬度较低以及靠近大河和海洋，使得空气湿润，夏季的炎热和潮湿对蒙古人和他们毛发浓密的马匹来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在农耕区和城区，他们屡次汇报了各种可怕疾病的滋生。在夏季，战事几乎完全停止，大批蒙古人以及大量的马群，就近撤回到纬度较高以及较为凉爽的内蒙古草原。 1214年，成吉思汗最终包围了位于中都（今北京）的黄金汗宫廷。宫廷已发生过政变，新黄金可汗经受了如此多的内部斗争，再也不愿面对长期的围攻，他同意与蒙古人和解，以换取他们的撤军。他献给蒙古人大量的绸缎、金银以及三千匹马和五百童男、童女。为确定这一协议，黄金汗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的附庸，并将一位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做妻子。 作为回应，成吉思汗解除中都之围，并开始长途跋涉，朝戈壁北端的外蒙古方向返回。契丹人收回了大部分领土，皇室也得到了恢复；女真人允许他们保持一个自己的小王国。成吉思汗表明了自己并无统治这些地区或设立一个蒙古政府的意图——只要他能得到自己所想的货物。正如他让畏兀儿人和西夏人掌管他们自己的领土一样，只要女真人和契丹人继续臣服于蒙古人并且纳贡，他就乐意让他们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王国。 由于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承认成吉思汗是他们所有人的最高君主，他没有其他理由继续呆在他们的领土上。夏季刚刚开始，但炎热和干燥就已使他的军队无法跨越戈壁，返回家乡。于是，他们就在位于戈壁南端一个叫多伦泊（七湖）的地方驻夏。等到秋日凉爽的时节，部队就可纵情狂欢、宴饮，欣赏他们已俘获而又正要带回家乡的乐师和歌伎们的精彩演技。 然而，蒙古人刚从新近征服的领土上撤走，女真朝廷就开始违反协议。由于怀疑自己的民众秘密支持蒙古入侵者，保留了王位的黄金可汗撤出首都中都，整个朝廷南逃开封，他们认为那里会很安全，蒙古军队无力突破。对成吉思汗来说，黄金可汗的出逃是一种背叛新盟约的行为，成吉思汗认为这是叛乱。尽管成吉思汗已经离开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之间的家乡三年多，但他还是准备返回女真领土，再度征战。他组编了用于第四个年头作战的军队，从内蒙古挥师而下，返回到仅数个月之前他和他的军队曾经突袭过的首都。 黄金可汗留下部分士兵守卫旧都，但士兵和百姓们知道他们被抛弃了。成吉思汗前一年的胜利，在敌人内部各阶层，尤其是在那些被黄金可汗所抛弃的人之中，激起了一阵支持的浪潮。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战争的胜利属于那些上天所青睐的人——他的成就在日益增加，对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而言，成吉思汗明显拥有天命，如果反对他，那就是在冒犯上天本身。黄金可汗的很多女真和其他部落战士，也认识到成吉思汗是一位真正的草原勇士，就像占领以及定居在城市之前的他们自己的祖先那样。比起这些腐化堕落而又不顾他们死活的统治者，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与成吉思汗有更多的共同点。女真将领们带领整个军团，一起投奔蒙古军队。 成吉思汗与新近并入的盟友一起，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中都。然而这一次，他不会再给败北的女真人以纳贡的机会；这座城市将遭毁灭和劫掠。蒙古人将获得所有的一切。一旦该城即将攻陷的形势变得明朗，成吉思汗就将最后的攻击任务交给部下去完成。由于忍受不了夏季炎热，并且又讨厌定居生活的污秽，成吉思汗离开中都，返回纬度更高、天气更干燥而土地又更加空旷的内蒙古。他委派契丹将领哈台（Khada）和他的军队劫掠该城，因为他们习惯于管理城市，而且还非常熟悉如何榨取财富。蒙古官员们呆在一定距离的城外，等待着带给他们的并又登记在册的掠夺物。成吉思汗期望使用蒙古人常用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洗劫，因为他曾用这一方式击败过塔塔儿人。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士兵们将搜集起来的掠夺物，视作为他们在群猎中的猎物收获一样，在全体蒙古人中间，按照他们的等级进行分配。直至最后一粒黄铜扣或最后一粒银，所有的一切都得按照精确的方案进行分配——从可汗得百分之十的份额，到孤儿寡妇的特定份额。 然而，蒙古的新盟友或是不了解这一分配制度，或是简单地拒绝遵守这一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契丹人和汉人，曾受到压制，并且又对女真人深感不满，他们渴望复仇和摧毁敌人。他们认为每位士兵都有权保有他所夺取的东西。他们从宫墙上拆走黄金制品，撬开镶嵌的宝石，抢夺装满金银的箱柜。他们把贵金属装载到牛车上，将一捆一捆的绸缎绑到他们的骆驼背上。 成吉思汗将抢劫视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务，因此，他派遣蒙古人的首席法官失吉忽秃忽前往中都，指导有条不紊的掠夺和编造详细的财产清册。然而，失吉忽秃忽看到的却是混乱状况，而非有序的过程。蒙古官员，包括掌管皇室膳食的高级官员都处于城外，他们收受了作为贿赂品的用金丝镶边的绸缎，使盟军士兵得以持续地进行无序掠夺；而当失吉忽秃忽抵达该城时，也有人给他提供一份私人礼物。他严词拒绝，并返回成吉思汗那里，向他报告了这一不当的行为。成吉思汗非常气愤，严厉谴责契丹人并且没收了他们的物品，但是处罚的具体记录并没有保存下来。 当蒙古士兵撤离这座女真人的城市时，他们还要给这片土地施以最后一项惩罚：他们驱离了那里的居民，并且焚毁村庄。万一他的军队需要返回，成吉思汗想留下一片广阔空旷的地带作为大牧场。农田、石墙以及深壑，延缓了蒙古铁蹄的进军速度，阻碍了他们在这一地带纵横驰骋的能力。同样，这也阻碍了蒙古人喜欢猎杀的羚羊群、驴群及其他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当蒙古人结束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时，他们用马蹄来踩踏农田，翻起身后的土地，打算将该地退还成空旷的牧场。他们想确保农民不再回到他们的村庄和田地。这样，内蒙古保留了放牧地带，蒙古人在游牧部落地带和定居农民的田地之间，建立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和森林缓冲区。草场茂盛的大草原作为马匹的牧草储备地，使他们在未来的袭击和战役中更便于使用，而退耕的草原也提供了以野生牧群为主的肉类储备，这些野生牧群一旦在农民与村民们被赶走后，就会返回到这些退耕的草原上。 整个1215年（猪儿年）的前半年，蒙古人带着成队的民众、牲畜及货物，慢慢地开始从焚毁的中都前往干旱的内蒙古高原。他们再次聚集在多伦泊，成吉思汗一年之前就曾在那里停驻，徒劳地等待返回家乡。他们得等到夏季过后，才能冒险跨越戈壁。成吉思汗已多次显示出他在战争中取胜的能力，而今在草原可汗的历史上，他又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他将大批物资带回给家乡人民的空前能力。 一条辉煌的丝绸巨流逸出了中国。这仿佛是成吉思汗变更了“丝绸之路”所有不同的翘曲路线，将它们汇成一条巨流，并且还改变其流向，使其向北散出，横跨蒙古草原。一队队骆驼和牛车商队运载了大量的贵重织物，蒙古人用丝绸来捆扎他们的货物，或将丝绸用作包装的材料。他们丢弃生牛皮绳索，改用丝绸的双绞软线。他们包起一捆捆的长袍，这些长袍是用金银丝线来镶边的，上面饰有盛开的牡丹花、展翅高飞的鹤、汹涌的波涛以及神兽等各种图案，并且装满缝制有小珍珠的丝绸拖鞋。蒙古人的马车上装满了绸制的地毯、墙帷、枕头、软垫及毛毯，还有绸制的肩带、编织物、饰穗及丝带。他们搬运成卷的生丝、丝线以及衣料，这些衣料可制成所有可想象得到的各式衣服或装饰品；而在衣料的用色方面，蒙古人无却法用他们的语言来加以区分。 除丝绸、缎子、织锦及薄纱之外，包裹里还装有蒙古人所喜欢的以及所能搬动的所有物品，包括漆具、纸扇、瓷碗、金属盔甲、青铜刀、木偶、铁罐、铜壶、棋盘游戏以及雕刻的马鞍。蒙古人带走一壶壶的香水和由赭土、黄铅、靛青、花精、香蜡、香液及麝香所制成的化妆品。他们得到了由贵重金属、象牙或龟甲等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头发饰物和珠宝饰品，它们上面点缀着绿宝石、珍珠、红玉髓、珊瑚、天青石、翡翠以及钻石。货车上装载着一皮囊一皮囊的酒、一桶桶的蜂蜜和一块块的红茶，其间夹杂着熏香味、药味、壮阳药味以及许多特制桶装着的朱砂味、樟脑味和檀香味。 一长列一长列的办事人员不辞辛劳地编目，并且反复核对每个骆驼和牛车商队的货物。商队前进的时候，乐师们就在边弹边唱，以取悦于捕获他们的人。商队每次停顿下来的时候，走钢丝的演员、柔软杂技演员及魔术师就要表演，而年轻的女仆们则要收集干粪生火、挤奶、做饭，以及提供其他可能的任何要求。男仆要照看牲畜和抬起重物。牲畜之后跟着的是连绵不绝的行进中的俘虏——成千上万，他们之中有王子和牧师、裁缝和药剂师、译员和书记员、占星术者和宝石商、画家和占卜者以及魔术师和金匠。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连同那些仅仅是吸引了某位蒙古人（无论这个蒙古人出于什么动机或爱好）注意力的人，都被集拢到了一起。 在抢劫和贸易的全部岁月里，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货物数量，是没有哪位首领能比得上的。然而，数量虽如此巨大，但民众的欲望却无法得到满足。当他离开这场战争返回家乡的时候，他的所有商队都载满了贵重货物，但每支商队的装载物又激起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每个蒙古人都可坐在自己帐篷内用丝绸盖着的漆具上；每位少女都可喷撒香水、涂脂抹粉以及穿金戴银。每匹骑乘的马都可装上金属装备，而每个勇士也都可配备青铜和铁制武器。为生产他们的手工制品，数千新工匠需要更多的原料——从木材、粘土和布料，到青铜、黄金和白银等所有的一切。为供养这些工匠，源源不断的大麦、小麦以及其他食品，不得不跨越阻隔放牧草场和南部农田的辽阔荒漠，进行拖运；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俘虏越多，他所必须获得的供应给他们的食物和必需品也就越多。新奇的物品成为必需品，而每个商队运载的货物则又激起了更多的欲望。他征服得越多，就越需去征服。 草原不再被隔绝。成吉思汗不得不建立供给线，维持生产，以及规模空前地协调货物和民众的流动。开始于对戈壁南部城市的丝绸和新奇小物品的快速抄掠，已变成为世界历史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最为广泛的战争。成吉思汗将倾注他人生的下一个十五年来横扫整个亚洲，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这场战争遗留给子孙后代，为把战争扩大到新的国家并且针对新的民众，这场战争要持续两代人之久。 在女真战役之后，大汗直接返回到位于桑沽儿河（Tsenker）与客鲁涟河之间的阔答阿岛（KhodoeAral）草原上。与他以前所行一致，成吉思汗很快就开始把累积的战利品分配给他的将领和官员们，他们又转而在自己的部下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然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拥有太多的战利品和物资，以至于无法分配，因而他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管理和贮藏到要用它们时为止。为解决这个大量富余的问题，成吉思汗允许修建一些建筑物。他把建筑物修建在曲雕阿兰小溪（AvargaStream）的附近，稍微靠近草原边缘，那里有条泉水喷涌出地面。据传说，孛儿帖就是用这条泉里的水，来给她的小儿子窝阔台治病的。全部建筑物都被命名为“黄宫”，它们主要当作从战争中带回来的货物的仓库用。由于两面有河，中部又有一小群小山，因此这个地区易于保护，而要发动突然袭击，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长期外出之后，成吉思汗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不仅在他自己的民众之间有问题，而且在与北方的西伯利亚部落和南方的畏兀儿农场主之间，也存有问题。其中有些是西伯利亚部落——1207年术赤入侵期间，他们曾初次臣服于蒙古人统治。利用成吉思汗长期在外与女真人作战的机会，他们停止向蒙古人供奉毛皮、森林产品以及年轻女子。然而，当一位蒙古使臣前去查问时，他发现他们现在有一位女性首领，唤名孛脱灰塔儿浑，这一名字的大致意思就是“大”而“残忍”。她非但没有向蒙古人上交三十名少女，而且还俘虏了蒙古人。当使者迟迟不见返回时，成吉思汗最后派出了另一位交涉者，但也一样被她俘虏。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派遣一位亲信将军，带着一支精兵特遣部队前去查探虚实。蒙古人习惯于在开阔的草原和农田作战，但在浓密的森林里却缺乏作战和行进的经验。通常，蒙古人是通过在一条广阔线上加以展开和前进的方式来跨越草原的。可是在森林中，他们不得不按照狭长纵队的方式前进。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很早以前就听说他们要来，当他们到达她的领土时，就像任何有经验的森林猎人那样，她设下了圈套来对付他们。她派出一支小分队把纵队后面的人包围起来，以防他们逃走，而她则在前方进行伏击。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大获全胜——而且在战斗中，她的士兵还杀死了那位蒙古将军。 这样的损失是非常罕见的，它激怒了成吉思汗。起初，他扬言要领兵亲征，向得胜的女王报复，但他的谋士们很快就说服他不要那样做。他们计划进行一次大远征，而这一次蒙古人决意要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赢得这场战争。一小分队的蒙古士兵作为诱饵开始行动，他们佯装守卫蒙古人与女王领土之间的边境小道和关隘。与此同时，蒙古军队的主力则从另外一个方向，秘密地开辟了一条穿越森林的新路。蒙古人使用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斧子、扁斧、锯子、凿子以及其他所有的工具和武器，不辞辛劳地清理出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沿着“红牛”——或许是大红鹿或麋鹿——所走过的路来开辟的。在完成这条秘密通道之后，蒙古士兵就迅猛扑向女王的指挥中枢，其速度之快，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通过帐篷的烟孔顶部”突然而降的。 得胜的蒙古人解救了他们的使臣，并把这个部落的人囚禁起来，将他们分为蒙古人的奴仆和妻妾。成吉思汗将孛脱灰塔儿浑女王赏赐给第二位使臣为妻——她可能早就将这位使臣当作丈夫对待了，因为她一直把他囚禁起来而并没有处死他。 相较于沙漠绿洲中畏兀儿人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来说，森林部落给成吉思汗造成的仅仅是一次注意力的短暂转移。沙漠绿洲中的畏兀儿人在他的臣民中间是最忠实的。他们如此强烈地支持成吉思汗，以致远居天山山麓西部——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所——的其他穆斯林畏兀儿人，也希望推翻他们的佛教统治者，转而支持成吉思汗。来自喀什噶尔（今天中国西部新疆的一个边贸城市）的、穆斯林民众的一些使节来到了蒙古国。十三世纪初，这些民众被另一个源出中国东北的契丹集团所统治；但他们被女真人逐出东部，移居到天山山脉。为了与原来居住在东部的契丹人相区分，蒙古人把他们称为“哈剌契丹”或“黑契丹”，因为“黑”表示他们的血缘关系疏远，而尤其是因为这种颜色象征西部。 然而，虽已有许多畏兀儿人自愿地加入到蒙古人之中，但仍有其他的畏兀儿人尚处于黑契丹的控制之下，黑契丹现在为屈出律所统治，他是成吉思汗往昔的敌人，即乃蛮塔阳可汗的儿子。在失去自己的民众之后，屈出律逃到南方，在那里，他娶黑契丹统治者的女儿为妻，随后篡夺了权位。尽管屈出律起初是个基督徒，而黑契丹人信仰的是佛教，但他们都不信任穆斯林畏兀儿民众。作为新近获得国王地位的统治者，屈出律通过限制穆斯林民众宗教活动的方式，开始迫害穆斯林。他禁止集众祈祷，而且还禁止公共礼拜和宗教研习。当屈出律离开国都八剌撒浑出征的时候，他的民众随即关闭了他身后的大门，试图阻止他返回。为了报复，他包围都城并占领它，随后又将其夷为平地。 没有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愿意给他们提供保护，八剌撒浑的穆斯林转而求助成吉思汗来推翻他们暴虐的国王。尽管蒙古军队驻扎在两千五百英里远的地方，但成吉思汗还是命令哲别——这位恢复契丹君主国的将军——统率两万蒙古士兵横跨亚洲，前去保护穆斯林。成吉思汗不愿御驾亲征，表明他先前所占的这些地区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不重要。他的世界是在蒙古，他想与家人一起呆在客鲁涟河沿岸的曲雕阿兰营地，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遥远的沙漠绿洲城市和山脉，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此次特别的入侵，顶多只是给他提供了一次最终处置旧敌屈出律的契机。 由于蒙古人是应畏兀儿穆斯林的请求而组织这场战役的，因此他们并不允许抢劫、毁坏财产，或者危及平民的生命。相反，哲别的军队击败了屈出律的军队，对他的罪行施以适当的惩处，并在现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交界的边境附近的平原上，将其枭首示众。处决屈出律之后，蒙古人派了一位使者到喀什噶尔，宣布停止宗教迫害，以及在所有群体中恢复宗教信仰的自由。用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喀什噶尔的民众颂扬蒙古人是“仁慈之主和神的恩赐。” 尽管波斯以及其他穆斯林的编年史家极为详尽地记录了这一事件，但《秘史》却仅用一句简单的话，扼要地描述整个战役。“哲别追击乃蛮可汗屈出律，在黄崖将其抓获，处死了他，然后回到家乡。”在蒙古人看来，那大概就是事情的全部。哲别完成了任务：他消灭了敌人，胜利还乡。这场战役检验并且证明了蒙古军队跨越数千英里成功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这次行动远离大本营，并且又没有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 这场战役不仅使成吉思汗获得新的臣民，而且作为受压制宗教的保护者，还博得了不少的声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胜黑契丹，使他完全控制了中原汉地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丝绸之路。如今，他在西夏、畏兀儿、黑契丹以及北部的女真土地上已有附属国；尽管他既未控制主要生产区的南宋，也未控制中东主要的采购地区，但他控制了链环的中间部分。由于控制了大量的中原货物，他意识到，与中亚以及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1219年，伴随着许多军事与商业成就的取得，成吉思汗已年近六十。正如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他带来了完全的和平、安全与宁静，他实现了极度的繁荣与安宁；道路安全，骚乱减少。”他似乎满足于在安宁中度过余生，享受家庭与骑马的乐趣，沉浸于给民众带来新繁荣的快意之中。 他现在拥有远远超过他可能使用或分配给民众的货物，他打算利用这一大量的新资源来刺激贸易。除亚洲生产区的传统货物源源不断地供给之外，来自西方中东国家的其他更遥远而又更奇异的商品也不时流入。处在世界另一部分的穆斯林民众，他们能制造出各种最好的金属制品，华丽的、闪着微光的钢制品。他们拥有棉织品和其他优良的纺织品，而且他们还熟悉玻璃制造过程，这是不可思议的。从现今阿富汗山脉到黑海的这个广大地区，处于突厥算端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之下，他的帝国被称为花剌子模。成吉思汗需要这些异域商品，为此目的，他寻求与遥远的算端建立起贸易伙伴关系。 法国历史学家克鲁瓦这样阐释当时成吉思汗的地位：“……这位君王不再担心亚洲东部和西部，也不再担心亚洲北部，他致力于与花剌子模国王发展真诚的友谊。因此，他在1217年年底，向后者派出三位带着赠品的使者……去问……他们的民众是否愿意一起进行安全贸易，通过一种彼此理想的同盟关系，获得休养生息和繁荣富裕，这对任何王国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算端派去一位特使，由特使传话给算端：“我极为渴望与你和平共处。我愿把你当自己的儿子那样看待。对于你那边，你并不知道我已征服中国的北部，并且已控制了北方所有的部落。你知道我的国家兵如蝼蚁之众，财富如银矿之丰，我无须觊觎他人领土。在彼此臣民间促进贸易，我们就有共同的利益。” 带着些许的怀疑和勉强，算端同意了协议。由于蒙古人自身不善经商，成吉思汗转而求助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商人——他们已经在他新近获得的畏兀儿领土上经商；成吉思汗从他们中间召集了四百五十名商人和扈从，派他们带着一支装满白驼布、中国丝绸、银锭及白玉等奢侈物品的商队，从蒙古出发前往花剌子模。他派出一个代表团，以一位印度教徒为特别代表，向算端传达另一种友谊的讯息，欢迎与他们进行贸易，以便“从今往后，通过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协议，祛除我们之间的邪念之瘤，并且除去阴谋和反叛之毒。” 商队进入到位于现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境内，即讹答剌省西北部的花剌子模时，傲慢而又贪婪的守将抢夺了货物，并杀死商人和他们的扈从。守将完全未曾想到这将会带来如何剧烈的反应。正如波斯史家志费尼所解释的那样，这位守将的攻击所消灭的不仅是一支商队，它还将“夷平整个世界。” 听到这一事件，成吉思汗派遣使臣前去交涉，要求算端惩处发动袭击的当地官员；然而，算端却反而用他所知道的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他处死部分使臣，并毁伤其他人的面部，将他们送回到成吉思汗那里。指责之语仅在几周之后便飞越草原，传到蒙古朝廷，在那里，按照志费尼的说法，“暴怒的龙卷风将尘埃吹进了容忍而又仁慈的眼内，而怒火则突然发出驱走眼泪的火焰，只有通过流淌的鲜血才能将其扑灭。”在愤怒、蒙羞和挫折中，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顶，在那里，他“脱去帽子，脸朝大地，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道：‘我不是这一纠纷的制造者；请赐予我严正的复仇力量。’”随即，他从山上下来，筹划行动，准备战争。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于游牧民而言，战争就是一种生产。 对士兵们来说，战争则意味着成功与富有。 札奇斯钦， 《蒙古研究论文集》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开始朝花剌子模方向西征，并在次年龙儿年的春天，穿越沙漠抵达那里，突然出现在布哈拉守军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在这年结束之前，蒙古人已经占领了花剌子模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而算端则被抛弃，在里海的一个小孤岛上作垂死挣扎，他试图在那里寻求庇护，以躲避成吉思汗士兵的穷追猛打。 蒙古人越来越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在四年的征战中，他们就像拍打苍蝇那样，横扫中亚各城市。在十多种语言中，这些城市的名字是用一种毫无章法的音节组合到一起的：布哈拉、撒马尔罕、讹答剌、玉龙杰赤、巴里黑、费纳喀忒、忽毡、梅尔夫、你沙不儿、铁尔梅兹、也里、八米俺、哥疾宁、白沙瓦、可疾云、哈马丹、阿儿迭比尔、马剌合、大不里士、第比利斯、打耳班、阿斯特拉罕。从喜马拉雅山脉到高加索山脉，从印度河到伏尔加河，成吉思汗的军队压服了他们在任何地方所遭遇到的所有军队。每座被征服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故事，只是事件的经过略微不同而已，但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城市能抵抗冲击。没有城堡可幸免于不被占领。祈祷无以解救民众的生命。没有官员能买通或说服他们免于降服。没有人能减缓蒙古主宰者前进的脚步，更不要说停止了。 成吉思汗的铁蹄横扫花剌子模，他侵袭的是一个比蒙古帝国更早建立仅仅十二年的新王国，但他攻击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帝国，而是整个古代文明社会。十三世纪的穆斯林国家，包括有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文明，它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从天文学与数学，到农艺学与语言学，在几乎所有的知识方面，它们都是最高度发达的；在全体人口中，它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识字比例。相较于欧洲与印度，那里只有教士能阅读，在中国则仅有政府官员能阅读，而在穆斯林世界，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至少有一些人能读《古兰经》，还能解释穆斯林法律。当欧洲、中国和印度仅达到一种地区性文明水平的时候，穆斯林因为有更为高度发展的商业、技术以及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所以他们是最靠近拥有一种世界级文明的，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要高出很多，他们受到的损害也是最大的。蒙古入侵在此地造成的损害，比他们铁蹄所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正如在北部中国那样，在那里，原来的游牧契丹、女真和西夏部落统治着农业人口；横跨中东的地带则有以前的游牧突厥部落，例如塞尔柱人与土库曼人，征服和统治了各种各样以农业居民为主的王国。一连串突厥国家控制的政治版图，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领土，横跨波斯，进入地中海沿岸现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文明以古代波斯文化为基础，它受到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来自从罗马到印度之间的早期古典文明的巨大影响。在中东的文化组合图上，包括有相当少数人口的犹太人、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和语言群体。然而，大体说来，学者、法官以及宗教领袖都说阿拉伯语，引用《古兰经》的话。士兵们讲其本部落的突厥方言。农民则用很多波斯语方言来讲话和歌唱。 尽管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个地区很富裕，但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还是使许多王国处于分裂状态：政治对抗、宗教紧张以及文化敌对。作为一位骤然显赫的突厥人，花剌子模算端几乎无法在他的穆斯林部众间找到任何同盟者，大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他视为与野蛮的征服者无异。花剌子模算端和巴格达阿拉伯哈里发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据好几位编年史家说，哈里发大概给成吉思汗送去过秘信，请求成吉思汗进攻算端，秘信是纹在一个人的头上的，此人顺利穿越花剌子模领土，来到蒙古人那里。尽管不足凭信，但纹身密信的故事在穆斯林世界广泛流传，并且赋予成吉思汗攻打算端的战争以一定的合法性，因为那些穆斯林民众是在寻找一种支持不信教者、反对穆斯林算端的宗教理由。根据一个可能真实的叙述，哈里发送给成吉思汗一份礼物，即送去大量在“圣地”（今巴勒斯坦）俘获的十字军战士，进一步援助蒙古人的进攻。由于成吉思汗并不需要步兵，就释放了他们，而他们中的部分人则带着有关蒙古征服者——他们以前并不知道——的最初谣言，最终回到了欧洲。 除与穆斯林邻邦关系紧张之外，花剌子模算端还在自己的国家和家族内面临无数的分歧。算端经常与他的母亲争吵，她事实上与他拥有一样的权力，而蒙古入侵的威胁，则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不和，这些不和包括从如何管理国家，到怎样准备战争的所有方方面面。正是她的兄弟，抢夺了第一个蒙古商队而促使战争突然爆发，但她不许儿子惩罚她的兄弟以避免战争，算端母亲加剧了与蒙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是统治家族的压迫不足以威胁到大量的波斯和塔吉克民众的话，他们与统治者之间就会毫无情感认同，更不用说与那些驻扎在城内的突厥士兵了，突厥士兵不是在保护民众，而是在利用民众。反过来，突厥士兵在保护他们所驻扎的领土方面，没有多少既得利益，而且士兵们也毫无热情冒险去解救他们所轻视的民众。 成吉思汗突然降临花剌子模城市的时候，他指挥着一支人数约在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之间的蒙古骑兵部队，并由总数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的畏兀儿和其他突厥盟友、一群汉人医生以及工兵作为补充。相比而言，花剌子模统治者在他的整个帝国内，有大约四十万武装起来的士兵，而且他们又具有本土作战的优势。 蒙古人答应公平对待那些投降的人，但对那些抵抗的人，蒙古人则誓言要摧毁他们。如果民众通过提供食物的方式来表达愿意作为血族亲戚的话，蒙古人就会将他们当作家族成员一样对待，并给他们提供保护和某种基本的家族权利；但要是拒绝的话，他们就将会被视作敌人。成吉思汗对围城所提出的条件，既简单又使人觉得恐怖，正如他向你沙不儿的市民送去这一信息时所言：“指挥官、德高望重者以及平民都知道，上帝已赐予我从东到西的世界帝国，无论谁降服都将得到宽恕，但对敢于反抗的那些人，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孩子以及依附者都将会遭殃。”同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文献中都能表现出来，有一种亚美尼亚编年史，它最为清楚地引证过成吉思汗的话：“那是上帝的意志要我们占领世界以及维持秩序”，来强制实行蒙古人的法律，征收赋税，而对于那些拒绝其要求的人，蒙古人则有责任去“杀死他们并且摧毁他们的处所，以使其他的听闻者感到恐惧，而不再覆辙重蹈。” 有些城市不战而降，有些城市则仅需几天或几周就被攻破，而只有少数最为顽强的抵抗城市，才能拖延好几个月。成吉思汗从攻打女真城市的战役中学到很多：他不仅知道该如何完全夺取设防城市，还知道其后该如何对付他们，他尤其明白的是该如何最有效地去抢劫他们。成吉思汗不想再重蹈抢劫中都时混乱无序的覆辙。在花剌子模，他采用了一种新的而又更加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在开始抢劫之前，先清空城里的所有民众和牲畜，这样，当他们抢劫的时候，其部下的危险就可减至最低。 在抢劫开始之前，蒙古士兵会对每个敌方城里的居民采用一种相似的步骤。首先，他们要杀掉士兵。依赖骑兵的蒙古人，他们完全不使用训练有素的步兵来防守要塞城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想在他们和蒙古家乡之间，留下大批阻碍通道的昔日敌军。他们总是希望有一条畅通无阻的、开阔的回家之路。处决士兵之后，蒙古官员会派书记员去按职业划分平民。专门职业的人包括任何能用各种语言阅读和书写的人——书记员、医生、天文学家、法官、占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师、阿訇、犹太传教士和牧师。蒙古人尤其需要商人、骆驼夫以及会说多种语言的人，还有工匠。这些为蒙古人所用的工匠，他们只要从事自己的行业，而不要参战、放牧或狩猎。日渐发展壮大的帝国几乎在一切可能的服务领域，都需要熟练的工匠，包括铁匠、陶工、木匠、家具制造者、织工、皮革工匠、染工、矿工、造纸工、吹玻璃工人、裁缝、宝石匠、乐师、理发师、歌唱者、娱乐表演者、药师以及厨师。 无业人员则被聚集起来，在下一次攻城战中帮助搬运辎重、挖掘防御工事、作为人体盾牌、当作填塞物被推入城壕，或在蒙古人的征战中献出生命。对那些并不适合这些任务的人，蒙古士兵就加以屠杀，或把他们留下。 在成吉思汗的中亚征服战中，有一群被俘者遭受了最为悲惨的命运。蒙古占领者屠杀富人和有权力的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与中东实行的是武士风度的战争规则，敌对的贵族非常肤浅而又自负，他们之间彼此尊敬，然而却又随意屠杀普通士兵。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处死其贵族敌人，而是更倾向于将俘获的贵族敌人，当作赎回家族成员或国土的人质。蒙古人并没有采行这个惯例。相反，他们试图尽可能快速地处死所有的贵族，以防止贵族们在以后的战争中反对他们，而且成吉思汗从未接受敌方贵族进入他的军队，并且他也很少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接纳贵族们为蒙古人服务。 成吉思汗并不是一直都贯彻这一政策的。在最初针对女真人、西夏人以及黑契丹人城市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常常保护富人，甚至在击败一些统治者之后，还允许他们当权。但女真人和西夏人在他的军队刚一撤退的时候，就立即背叛他。成吉思汗抵达中亚穆斯林国家的时候，他已经吸取了有关忠诚、信任以及利用富人和有权势者方面的教训。在极为关注公众态度和观点的过程中，他还认识到，普通民众很少关心庸懒富人们的事情。 通过处决贵族，蒙古人基本上斩断了敌人社会体制上的“头颅”，并将未来的反抗减到最少。有些城市在战场上损失了贵族之后，或由于它们的统治家族被灭绝，那些城市就无法充分恢复，得到重建。成吉思汗想让那些忠诚于蒙古人、并且对蒙古人感恩戴德的官员们，独占权力和威望；出于这个理由，他只认可自己所授予的头衔。即便是一位想要保留旧头衔的诸侯或国王，也必须经由蒙古当局重新授予。在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于1245年至1247年游历蒙古的报告中，他常常抱怨蒙古人对上层贵族民众缺乏尊重。最低等的蒙古人也可走在来访国王和女王的前头，并且可以粗言对待他们。 算端的母亲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妇女，她的命运就显示出蒙古人对贵族妇女的态度。他们俘获了她，并且处死了她宫廷里的大部分成员和大约二十位家族成员。随后，他们把她押解到蒙古，让她在屈辱的奴役中度过十年的余生，她就是在那里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样一位妇女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身而获得尊重和敬佩；就像是一位被俘者，她的价值只取决于她的技术、工作和服务。 蒙古人每经过一座城市，他们身后就很少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好不容易从蒙古人手中逃出的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在一封写于刚经入侵之后的信中，他热情地描写了美丽而又奢华的宫殿，蒙古人“清除掉这些宫殿，就像是从纸上抹去一行行的笔迹那样，那些住所成为猫头鹰和大乌鸦的住处；叫枭在那些地方应答彼此的呜咽，而在那些大堂里，则是厉风呼啸。” 在穆斯林的眼中，成吉思汗成为冷酷无情的代表。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采用了成吉思汗一种极不可信的陈述：“一个人能体验的最大快乐，就是征服敌人，并且驱赶他们。骑走他们的马，夺走他们的财产。看着他们最亲的人泪流满面，并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揉在怀里。”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描写是种贬损，而且他似乎还鼓励这些编年史家。由于成吉思汗喜欢利用他所遇到的一切，因此他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利用这些高识字比率的穆斯林民众，并使这些敌人成为一种左右公众舆论的有效武器。他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在报纸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信函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他们在代表成吉思汗的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蒙古人操纵宣传的机器，他们常常夸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宣传之语传到哪里，哪里就传播着恐惧。 到1221年8月，进入战争仅仅一年，蒙古官员就向高丽民众索要十万张优质纸。纸张数量显示出蒙古人保存的记录越来越多，就如同帝国规模日渐发展的速度那样快；但索要纸张的命令，也象征着蒙古人重视书写他们的历史。渐渐地，纸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中最有效的武器。他在记录其成就和歌颂其能力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允许民众自由地传播有关他或蒙古人的最坏的和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传闻。 蒙古人从每个被征服的城市中派出代表团到其他城市，向未征服城市的民众讲述，成吉思汗勇士们近乎超自然的能力所造成的空前恐怖。在目击者的记述中，那些传言的力量仍能感觉得到，这些记述由编年史家所记录，例如历史学家伊本•阿昔儿，他在位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度过了这个征服时代，那时蒙古人的战争差一点就要打到那里。他在其著作《全史》（英文名称为《完美史》或《完全史》）里，记载了难民的叙述。起初，伊本•阿昔儿似乎不太相信这些叙述：“关于塔塔儿人的恐怖，这些传闻对于听者的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他很快又对那个复述热心起来：“据说只要一个蒙古人进入一个村庄，或进入一个有很多人居住的地区，他就能持续不断一个接一个地屠杀他们，而且没人敢反抗这位蒙古骑兵。”从另一则报导中，他听到，“一位蒙古人抓到一个俘虏，但他随身没有携带处死这个俘虏的任何武器；于是他对俘虏说，‘把你的头置于地上，不许乱动，’俘虏按照命令那样做了，塔塔儿人走开，取剑回来，立刻就把那俘虏杀了。” 每一次的胜利都会纷纷释放出新的宣传，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言论开始传播。虽然传闻很不可信，但那个时候他们对整个中亚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本•阿昔儿悲叹蒙古人的征服，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致命打击的宣告。”他略带戏剧性地补充说，“哎呀，我宁愿我的母亲没生我，或者我已经死去，我宁愿这件事情被遗忘。”他同意写出这些血腥的细节，仅仅是因为“许多朋友劝我把它记录下来。”他将蒙古人的入侵称为是“自全能的上帝创造亚当以来，全人类最大和最可怕的灾难，尤其是对穆斯林来说……”相比较而言，他指出，在蒙古人对穆斯林屠杀之前的历史中，最大的屠杀是针对犹太人的，然而蒙古人对穆斯林的屠杀更为骇人，因为“仅在一个城市中被屠杀的穆斯林总数，就超过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伊本•阿昔儿唯恐读者怀疑，他誓言对蒙古人行为的细节描写是准确的，“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使所有听说过的人都感到恐怖，你们该请上帝来阐明全部详情，让你们懂得它们之间的真正联系。”然而，慷慨激昂的华丽文辞，似乎是在努力唤醒穆斯林同胞，而非准确地记载蒙古人的征服。 尽管蒙古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并几乎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死亡当作是制造恐怖的一种思考方式，但他们却以一种影响重大而又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惯例。蒙古人并不实施严刑拷打、毁伤肢体或使人残废。在那个时代，战争通常是以一种恐怖的形态来进行的，而且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通过公开拷打或骇人听闻的断肢毁体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蛮的策略，向民众灌输恐怖和惊悸。在1228年与算端之子札兰丁的一次战争中，四百蒙古战俘落入敌手，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将必死无疑。得胜者将蒙古士兵带到伊斯法罕附近，把他们捆在马后，拖着他们在城里游街示众，以取悦城市居民。所有的蒙古战俘在公开的娱乐消遣中被处死，随后又被喂狗。因为这一公开的严刑折磨，蒙古人永远不会原谅那个城市的文明居民，而且，城市终将付出代价。另一个事例，蒙古军队在战争中失利，波斯胜利者用钉子钉入蒙古战俘的头颅，将他们处死，按照蒙古人的信仰，头颅是灵魂的中心。这一事件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305年又再度重演，当时，德里算端把处死蒙古战俘当成是公众娱乐，用象来踩踏他们。随后，他又用战争中被杀或被俘蒙古人的头颅，堆成一个塔。 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都依凭这些骇人听闻的手段，通过恐怖来统治自己的民众，通过惊骇来打击敌人的信心。当拜占庭教皇巴塞尔在1014年击败保加利亚人的时候，他弄瞎了一万五千名保加利亚战俘的眼睛。他在每一百人中，只给一个人留下一只眼睛，以便这个人能引导其他九十九个人回家，由此而散布恐怖。当东侵的十字军在1098年占领安提俄克、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问男女老幼，大肆屠杀犹太人和穆斯林，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作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他是西方使用恐怖手段的最好代表。当他在1160年试图征服位于今意大利北部克里莫那的伦巴底城时，他拉开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恐怖暴力行为的序幕。他的部下砍掉战俘的头颅，在城外玩弄这些头颅，将其当球来踢。克里莫那的守军随后将德国战俘带到城墙上，当着他们战友的面，把德国战俘肢解。德国人则聚集起更多的战俘，将他们全部绞死。而克里莫那城的官员，则又通过把其他德国战俘绞死在城头的方式，加以回应。两支军队不是直接交战，而是在使恐怖升级。德国人随后又聚集起被俘的小孩，把他们栓到通常用于猛击城墙和突破城门的弩炮中。伴着这些巨大围城武器的威力，德国人将活生生的小孩猛掷出去。 与同时代文明军队的恐怖行为相比较，蒙古人并不是通过凶猛而又残忍的行为来引起恐怖的，而是由于他们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轻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生命而引起恐怖。蒙古人向东进军的时候，释放出恐怖，但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比起其本身的血腥或残忍来说，更该重视的是，他们在战争中对强大敌军和表面上固若金汤的城市所取得的空前的军事胜利。 与传播的恐怖传闻相比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宽大而又仁慈的对待，于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怀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后，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顺地服从，而一旦蒙古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就马上反叛。由于蒙古人仅留下少数几位官员进行管理，而且又没有驻扎小部队留守城市，居民们误以为蒙古人的撤退是虚弱的表现，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蒙古主力部队将再也不会原路返回。对于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们迅速返回叛乱的地方，并彻底地摧毁它们。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最大的屠杀之一是对奥马•海亚姆的故乡——你沙不儿市民的发泄。当地居民反抗蒙古人，在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居民从城墙上射杀了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作为对反叛的报复和对其他城市的训诫，成吉思汗任由他那正怀孕的守寡女儿，来对这座已占领的城市实施报复。据说她判决所有的人死刑，1221年4月，士兵们执行了她的命令。根据广泛流传而又未经证实的传闻，她命令士兵们将已死市民的头颅堆进三个不同的金字塔内——分别为男人、妇女和孩童。随后，据说她又下令处死城内的猫、狗以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动物，这样，就没有有生命的动物可存活下来害她的丈夫了。 对成吉思汗个人而言，最痛苦的事情是发生在阿富汗境内美丽的八米俺山谷的一场战斗中，八米俺是佛教胜地和世界最大雕像的所在地。古代信众在山腰上雕刻了巨大的佛像，人们禁不住会想，这些巨大的佛像在蒙古人眼中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在那场战斗中，成吉思汗的爱孙，年轻的木秃坚被箭射死。成吉思汗要早于孩子的父亲——察合台——收到死亡的消息。成吉思汗把儿子召来，在告诉察合台实情之前，命令他不要哭泣和哀痛。 成吉思汗一生中或至少在被激怒的时候，曾当众哭过许多次。他曾因为恐惧、愤怒或悲伤而哭过，然而，面对他最喜爱之人的死去，成吉思汗并不允许自己和儿子们，以眼泪或哀悼来露出悲痛或哀伤。无论何时，面对巨大的困难或个人痛苦，成吉思汗都会把它集中到战斗中去。去杀戮，而非哀悼。他将痛苦的悲伤转化为一种狂怒，把所有的愤怒倾泄到山谷民众们的头上。没有人——富贵或贫穷、美丽或丑陋、好或坏——能幸免于难。这个山谷最终由哈扎拉人所重建，哈扎拉人这个名字在波斯语中意为“一万”，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一个军团的后裔。 然而，很多城市是被完全摧毁的，过去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不仅是夸大的或想象的——而且它们还十分荒谬。波斯编年史叙述，在你沙不儿战役中，蒙古人屠杀的准确数字是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这一数字超过了也里城被杀的一百六十万。术兹札尼，一位可敬却又激烈地反对蒙古人的历史学家，则更为不合情理地声称，也里城的死亡总数达到两百四十万。后来，更多谨慎的学者们估计，成吉思汗入侵中亚的五年中，死亡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然而，即便是这个比较适中的总数，也要求每个蒙古人要杀死一百多人；其他城市夸大的记录，则要求每位蒙古士兵要屠杀三百五十人。要是那个时代有如此多的人生活在中亚城市，他们就能够轻易地击败蒙古人的入侵。 尽管一代代人都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不断地加以复述，但这个数字还是缺乏现实依据。从体力上来说，即便屠杀那么多会顺从地等待、挨个被杀的牲畜，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据推测，大致说来那些被屠杀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蒙古人，他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五十比一。这些人能够潜逃，而蒙古人根本无力阻止他们。对蒙古人所征服城市的毁灭情况进行校验之后显示，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在这些地区干燥的荒漠土中，保存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尸骨，然而，并没有发现据说被蒙古人所屠杀的数百万人的任何痕迹。 成吉思汗更准确地是被描述成一位城市的毁灭者，而非屠杀者，因为除基于报复或引起恐怖外，他还常常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在巨大而又极为成功的努力中，成吉思汗重新打开了横跨欧亚的、川流不息的贸易新局面，他摧毁了不太重要的或难以接近的路线上的城市，而更多地将商业贸易集中到其军队更易于监管和控制的路线上来。为阻止一个地区的贸易，他会将城市彻底毁坏，直至拔除其地基。 除有组织地摧毁一些城市之外，他还费力地通过摧毁灌溉系统的方式，来缩减富裕地区的人口。要没是有了灌溉，村民和农民就会离去，田地就回复为牧场。这就使得大片地区留给了伴随军队的牧民，并为将来的战争保留储备。就如他在翻起农田并从华北返回到蒙古时那样，成吉思汗总希望有一块便于撤退或前进的空旷地带，在那里，他的军队就可获得马匹和其他牲畜所需的充足牧草，这些马匹和牲畜可是他们获胜的保障。 在中亚地区的四年征战之后，成吉思汗已六十多岁了。他正处于权力顶峰，既没有来自部落内部的挑战，也没有来自外部的任何威胁。然而，相较于前线战场上势如破竹的胜利来说，他的家族内部却正弄得一团糟，即便在他临死之前也是那样。成吉思汗离开蒙古故地时，叫他最幼的弟弟帖木格•斡赤斤留守蒙古，他带着四个儿子一起征战中亚，他希望儿子们在那里不仅要学会做优秀的勇士，还希望他们学会怎样生存以及如何并肩作战。不像其他征服者那样逐渐认为自己是上帝，成吉思汗清楚地知道他只是个凡人，他试图为帝国作过渡的准备。在草原传统中，游牧家族中的每个儿子，都可得到家族所拥有的部分各类牲畜，也可使用部分牧场。同样地，成吉思汗打算给每个儿子以一个小型的帝国，以反映其实际的地位，分掌整个帝国。每个儿子都将是草原上众多民众和牧民们的可汗，也将是大部分领土的拥有者，包括定居地区中的城市、工场以及农田。然而，位于其他三位儿子之上，有一位儿子将成为大汗，他要管理中央政府，提供终极的上诉法院，并向其他的兄弟提供建议，负责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发动战争方面。这一体制取决于在大汗的领导下，兄弟们并肩作战和齐心协力的能力与自愿。 甚至在他出征花剌子模之前，这一继位计划就遇到了阻力，尽管当时忌讳讨论死亡或准备后事，但他还是召集家族忽里台，以明确地处理那个问题。这次会议化解了过去所有的敌对矛盾，同时也给其帝国终将分崩离析投下了阴影，成为蒙古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之一。 除他的儿子之外，成吉思汗还有几位极受信任的人物，也成为参与讨论的成员，因为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对于保证他死后继承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会议刚开始，两个大儿子术赤和察合台就似乎僵持不下，如捕兽铗一样准备猛咬住对方。要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露出本性的话，他可能已经喝了点酒，并已微有些醉意了，但要在其父亲面前喝得烂醉似乎是不可能的。最小的儿子拖雷则保持缄默，好像消失进了帐篷的褶皱中一样，当时他的哥哥们在舞台中央是占据支配地位的。 成吉思汗召开家族忽里台，对挑选继承者的事情进行了解释。他引谚语为证，“要是我所有的儿子都想成为可汗或统治者，拒绝服从彼此，这不就正如独头蛇和多头蛇的寓言么？”在传统寓言中，冬天来临的时候，多头蛇的头儿们之间互相争吵，在寻找哪个洞更适宜它们躲避寒冷风雪的问题上，互相争执不下。一个头喜欢一个洞，就往那个方向拖，而其他头也在往不同的方向拖。另一条蛇——有很多尾巴，但仅有一个头——立即就进入到一个洞内，并且呆在温暖的洞内，度过了整个寒冬。而多头蛇却被冻死了。 在说明了这个严肃而又重要的问题之后，成吉思汗首先要他的长子术赤谈谈继承的问题。就坐、步行、讲话、喝酒以及就餐的次序，在蒙古人中间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甚至直至今天仍是如此。通过规定这一讲话次序，可汗是在当众强调术赤处于长子地位，而且这是在把术赤树立为可能的继承者。要是小儿子们接受这种讲话的次序，这将无异于是在承认术赤具有高于他们的合法性和优先性。 二儿子察合台拒绝接受这一未经阐明而又未加检验的假设性安排。察合台抢在术赤回答父亲之前，大声疾呼。他粗暴地对父亲说：“你叫术赤先讲，是不是要让他继承？”随后，他脱口反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术赤生父可疑的问题，无论成吉思汗如何反对这个问题，术赤四十年前已出生，但那是在孛儿帖从篾儿乞惕绑架者手中被营救出来后的很短时间内出生的。察合台向父亲和兄弟们问到：“我们怎能让自己被这个篾儿乞惕人的杂种统治呢？” 术赤对自己被弟弟称为杂种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申斥。他愤怒地厉声叫喊，并揪住察合台的衣领。两人开始互殴起来。或许是成吉思汗本人痛苦地用充满情感的话，提醒察合台说，他的父亲是多么地爱他并且尊重他。但为尽力保存可汗的尊严，《秘史》认为这是一位谏言者所说的话。父亲用明显痛苦的语调，恳求儿子们理解过去岁月的艰难，在孩子们出生前，那时草原上恐怖盛行，互相攻劫，人不安生。她被掳走时发生的什么事情，不是她的过错：“她无法从家里逃走……她并没有爱上别的男人。她是被前来杀我们的人所掠走的。” 成吉思汗近乎温顺地恳求儿子们铭记，尽管他们的出生环境不同，但他们全都来自“一个温暖的母腹，”“要是你侮辱了给予你生命的母亲，要是你使得她对你的爱变得冷漠起来，即便过后向她道歉，但伤害已经造成。”那位谏言者提醒孩子们记住，父母辛苦地创立了他们的崭新国家，并列举了父母为给儿子们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做出的种种牺牲。 在经过漫长而又充满情感的争吵之后，成吉思汗明白，他无力将一种选择强加到他们头上，等到他一死，强加的选择就会被抛诸脑后。他必须商议一项让所有儿子都愿意接受的折中协议。他行使有限的父权，再次强调他本人认可术赤的长子地位，命令其他儿子接受这一事实，并且下令不得再次怀疑术赤的生父问题。 察合台服从父亲的这一命令，但他清楚地表示，即便他遵守命令，但事实却无法否认。察合台咧嘴而笑地说“咬死的猎物不能用马驮，被言语说死的猎物不能剥皮。”表面上，只要父亲在世，儿子们都承认术赤的正统地位；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绝不承认的。不过，承认术赤作为长子的正统地位，并非承诺术赤是可汗职位的继承人，因为如此重要的职位，必须要基于个人能力以及他人的支持，而非基于年龄。 察合台惹得父亲如此动怒，他知道父亲是不会同意由他继承汗位的，但他仍想阻止术赤获得汗位。于是，察合台向家族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这一种方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设想出来的，也或许是已得到两位弟弟的同意。他说自己与术赤都不该做可汗；因此，继承权应该赋予第三个儿子，即老成持重、性情温，却又嗜酒如命的窝阔台。 由于除了战争已没有其他选择，术赤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并且认可窝阔台作为继承人。成吉思汗随即把个人的土地和牧群分配给诸子，按照父母通常对失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他把术赤和察合台分开。“天下地面尽阔，江湖河流众多，把你们的营地分开，每人各守封国。我会留意你们的分离的。”接着，他警告儿子们不要举止失当，致使人们嘲笑或辱骂他们。 服务于蒙古宫廷的穆斯林学者证实了这个令人痛苦的窘境，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男人的尊严依赖于他对周围妇女性事方面的掌控。像成吉思汗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都可能有一个儿子非其亲生，以至这样的事情遭到自己儿子的非难，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同于蒙古人所写的《秘史》，也不同于第一位波斯编年史家对家族争斗的全面记述，志费尼对于这个冲突完全失载，将家族忽里台描绘成一次毫无风波而又全体一致的会议。在他对这一事件记载的版本里，成吉思汗发表了完美的演说，盛赞窝阔台的才能，而且所有的儿子都一致同意。儿子们忠顺地“下跪表示忠诚和服从，并以服从的口吻回答说，‘谁敢丢弃权力来反对成吉思汗的话呢？而谁又有能力拒绝呢？’……窝阔台的所有兄弟都听从他的命令，并以书面形式作了申明。” 与该事件稍微有点时间间隔，拉施特•哀丁提供了一份些微真实的记述，但他的原稿在关键的地方留有空白，那些关键之处有损于成吉思汗和他妻子的尊严。他写到“由于＿＿，他们俩人之间的统一道路受到了损害，”而忠心的家族成员“是决不会说出辱骂的话，而将他的＿＿信以为真。”无论由拉施特•哀丁往空白处加入真实的事迹，还是由后来的抄录人员复写上去，它们都显示出，数代以来，有关术赤生父问题的象征性和政治性的重要意义。 在成吉思汗与儿子们之间遭遇到家族情感紧张的末尾，值得怀疑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将会明白这次会议所具的深远影响。在这次家族忽里台中，胜利者通过某种方式瓜分了世界，这种瓜分世界的方式，是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以及二战同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的会议的预兆。 尽管在家族会议上被多次提及，而且她大概当时仍然在世，但孛儿帖并没有露面。不清楚她是否听到儿子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关于她的可靠信息。在这段时间中，口头传说认为，她仍然生活在客鲁涟河边曲雕阿兰的美丽草原上，距离她与丈夫初婚时最早生活过的地方仅几天的骑马行程。她很可能是在那里去世的，或者就在附近，时间大约在1219年至1224年之间。 令人不快的事件给成吉思汗的余生投下了阴影，尤其是在中亚征战的那些日子。儿子们之间的争斗使他敏锐地意识到，他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在他去世之后仍可保存他的帝国。他的儿子们无法跟上帝国发展的要求。当他不断努力寻求统一草原部落以及消除周遭威胁的时候，他从未留心过该怎样对待孩子们，而今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却又尚未经历考验。自青少年时期以来，他就不信任自己的家人，他终身信赖的是他的同伴与朋友，他没有在儿子们中间建立起一种并肩作战的关系，也没有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 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成吉思汗试图指派术赤和察合台联合进攻玉龙杰赤城（咸海南部算端原来的都城），以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成功。在围城期间，两兄弟间剑弩拔张的紧张关系，几乎要爆发成一场自相残杀。两兄弟都知道这座城市将作为术赤封地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攻城策略上无法达成一致。由于玉龙杰赤城将归术赤，他怀疑弟弟会设法完全摧毁这座城市。反过来，察合台怀疑术赤的贪婪，使得他想保护城市建筑物，而甘愿冒着牺牲更多蒙古士兵的危险。 大多数城市只用几天或几周时间就可攻陷，然而蒙古人征服玉龙杰赤却需要前所未有的六个月时间。城市守军猛烈地还击。甚至在蒙古人攻破城墙之后，守军仍继续进行巷战。蒙古人无法适应在几乎毁坏的、封闭的城市范围内作战，他们就放火焚毁城市。然而，守军仍在烧焦的废墟上继续作战。最后，蒙古人筑起大坝，引河水灌城，由是消灭了残军，并且近乎完全地摧毁了城里的一切。玉龙杰赤没有再度崛起，尽管分配给了术赤，但没有给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对两个儿子间的争吵极为愤怒，他把他们召来却又拒之于宫廷之外，暂时不理睬他们，但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们，他一边对他们严厉申斥、责骂，一边又向他们极力恳求。成吉思汗在这个阶段的谈话和引用语，保存下来的是最多的，它们不仅显示出一种对管理家族的渐渐关切之情，而且还显示出他逐渐减轻了对家族的控制权。在长期忽视对他们的教育之后，他立即设法从各方面来教导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尽力清楚地说明白自己曾吸取的教训，以及他所具有的却又无法用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想法。他习惯于下达命令，而非进行解说。 他教导儿子们，首要的领导能力是自我控制力，尤其是对骄傲自满的控制，他解释说，这要比驯服一头野狮子还更不容易；还有就是对发怒的控制，这要比击败最伟大的摔跤手还更困难。成吉思汗提醒他们，“要是你们不能抑制骄傲自满，你们就不能领导他人。”他告诫儿子们不要自视本人最为强大和最为聪明。他提醒说，即便是最高的山也有动物踩踏。动物攀上山颠的时候，它们就比山还高。 与简洁明了的蒙古传统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不要话多，当言则言。一位领导人应该通过他的行动来展示他的思想和观点，而非通过他的言语：“只有民众安居乐业，他才会快乐。”成吉思汗向儿子们强调远见、目标以及计划的重要性。他提醒儿子们说：“要是目标缺乏远见，人就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支配他人的生活。” 有些想法似乎同他人的想法是相矛盾的。成吉思汗同样强调了夺取领导权力衣钵的重要性，表面上，他试图传授谨慎的保守主义，因为“远见不该远离长辈的教导。”正如他解释的那样，“旧的束腰外衣或迪尔，更合身而且总是觉着更舒服；衬套中留存了生活的艰辛，而新的或未磨损的迪尔则会很快被撕破。”与他本人朴素的生活习惯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他们不要追逐物质享受和奢侈愉悦的“多彩”生活。他解释说，“一旦你拥有锦衣玉食、千里良驹和漂亮女人，就很容易忘记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几乎等于是个奴隶，并且你必将失去所有。” 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他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战胜一支军队不同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可使用优势的战术策略和兵力来战胜一支军队，但你仅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一个国家。听起来像理想主义一样，他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即使蒙古帝国应该成为一体，但民众却不该被整齐划一：“不同湖边所征服的民众，应该在不同的湖边来加以统治。”与他的很多教诲一样，成吉思汗的这条教训也被他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所忽视。 1222年夏，马儿年，蒙古人征服的脚步停留在木尔坦城（今巴基斯坦中东部城市）。一年前从阿富汗山脉顺势而下来到印度河平原之后，成吉思汗曾考虑占领整个印度北部，包围喜马拉雅山脉南部，再向北进发，跨越中国境内的南宋领地。这样一项计划正好符合蒙古人的情感，即一个人不该准确地按照与来时一样的路线，返回故乡。然而，地理环境与气候阻止了他。蒙古人一离开干燥而又寒冷的山脉地区，就会出现人马俱疲、不适水土的状况。更令人担忧的是，非常适应于草原家乡酷寒和燥热的蒙古弓箭，在潮湿的气候中变弱，并且似乎失去了强大的命中精度，使得蒙古士兵就如一位死气沉沉的射手一样。面对这些障碍，成吉思汗在二月份返回山区，而且，尽管清理积雪通道的战俘的损失巨大，他还是带领部队回到了更加舒适而又更为寒冷的地带。成吉思汗留下两个万户，大约二万人，继续在印度征战，但由于夏季疾疫和酷热耗尽了如此多的兵员，残余的部队蹒跚地撤回到阿富汗气候温和而又舒适的环境中。 尽管入侵印度中途夭折，但此次征战还是实现了征服花剌子模帝国的主要目标，并将中亚与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在离开新近的征服地之前，成吉思汗进行了以狩猎为重要特征的庆祝活动，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狩猎活动。在1222年至1223年冬季之交的几个月的准备期间，他的士兵们封锁住一片巨大的区域，在地面上竖起标杆，并在标杆之间扎上一段段长长的马鬃线。他们在马鬃线上悬挂一条条毛毡，毛毡随风飘摇，野兽受到惊吓，就会离开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跑去。在约定的时间，不同的狩猎部队就开始从不同的方向朝那个区域汇聚。有好几万士兵参与这种接踵进行的狩猎活动，它要持续数月之久。他们猎获了从野兔、鸟类到大群的瞪羚、羚羊以及野驴等各种各样的动物。 狩猎是庆祝的一部分，但成吉思汗也似乎是利用狩猎和娱乐的愉悦，来努力融洽儿子们之间的关系，缓和战场上鲁莽冲动的怒气，并且消除征战中合作的芥蒂。由于弟弟们给他造成的伤害深深地刺痛了他，而且明显也是受到父亲的疏远，成吉思汗最深爱的儿子术赤，就在得到成吉思汗直接命令召唤的时候，称病拒绝参加。当成吉思汗听到假装生病的术赤，已在自己的部众中，组织了不相上下的狩猎庆祝活动的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几乎就要酿成一场军事冲突。 成吉思汗与术赤再也没有见面。术赤没有返回蒙古，而是呆在新近征服的领地上。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他的去世与他的出生一样，留下了许多的迷团。他去世了，然而他的父亲却仍然活着，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引起了谣言，认为成吉思汗为了确保儿子们之间的政治和平，以及为了整个蒙古帝国，他可能害死了术赤；但作为蒙古历史的众多组成部分，反正也只有传闻存留，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尽管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关系紧张，但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军队的胜利返回就标志着一种高水平生活的到来。群猎的狂欢情绪持续贯穿于返回蒙古的漫长跋涉中，蒙古人一路凯旋高歌，自豪与胜利的情绪转化到庆祝或“那达慕”中来。被俘获的长长商队行进在成吉思汗主力部队的前面。近五年的时间里，稳定而又川流不息的骆驼商队，运送着一包包掠夺而来的货物，缓慢地走出穆斯林地带，去往蒙古，那里的民众在急切地等待着每一车外国的奢侈品。曾在挤羊奶或挤牛奶中度日的蒙古姑娘们，在部队出征不久，她们就可穿金戴银，而新近获得的奴仆则代替她们来挤牲畜奶。孩童时期很少见过金属制品的老人们，则用大马士革钢铁铸成的餐刀来切肉，餐刀上的把手是由雕刻的象牙制成的，他们还用银制的碗来喝马奶，而乐师们则为他们表演。 尽管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他所深爱的土地上，但在出发准备另一场征战之前，他几乎不可能停顿下来休息。或许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并没有时间停顿下来休息；也或许是他意识到，他的帝国得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征服。要是他暂时停歇下来的话，自己家族内的派系倾轧就会威胁到帝国的分崩。或许更迫切的是，他的部众已逐渐地仰赖于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商品货物。他们不愿再使用孩童时期就已熟知的那些简单的商品货物。为满足这一贪婪的欲望，他必须继续新的征服。 在漫长的人生中，成吉思汗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战役是针对西夏，西夏是他在创建蒙古帝国的次年，即1207年所侵略的第一批外部敌人。尽管他们首先投降，但成吉思汗一直怨恨西夏国王，因为他拒绝派兵协助征伐花剌子模。西夏国王傲慢地说，要是成吉思汗不能独自击败花剌子模，他就不该发动战争。尽管成吉思汗被激怒，但他在那个时候正集中精力征战花剌子模；而一旦完成这一征战，他就回过头来对付西夏。当他再度挥兵南下的时候，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他已在计划另一场更主要的战役，西夏战役仅仅是前进中的一个开端而已。他大概打算在西夏王国境内取得一个可靠的基地，然后向南挺进，兵锋直指最后一个目标——南宋王朝。当成吉思汗征伐花剌子模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支军队在华北地区作战。 1226年至1227年之交的冬季，在跨越戈壁向西夏进兵的途中，成吉思汗中止猎杀野马。因为在狩猎野马的时候，他所骑着的一匹棕灰色马受到野马冲击的惊吓，受惊的马将大汗翻坠于地。尽管受到内伤，又突发高烧，并且也考虑到妻子也遂的建议，但他还是拒绝返家，相反，决心继续征战西夏。尽管坠马后他的健康尚未恢复，但他仍然继续讨伐西夏国王。出奇巧合的是，西夏国王的名字叫“不儿罕”，其意为“上帝”，与圣山不儿罕•合勒敦的名字一样。对成吉思汗而言，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神圣，一旦攻下西夏，他就下令西夏国王在被处死前改名。 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对西夏取得最后胜利的仅仅几天时间之前，成吉思汗去世了。《秘史》明确地叙述他死于那年夏末，虽然原文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他所骑过的每一匹马，但有关他去世的详情却猝然沉默。其他史料认为，在临终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塔塔儿妻子也遂，按照成吉思汗生前所习惯的简单方式来准备安葬他。侍者们给他弄干净身体，并且用普通的白色长袍、毡制的靴子和帽子为他殓衣。接着用塞满檀香（檀香是一种贵重而又芳香的木材，它可驱除昆虫）的白色毡毯把他包裹起来；并用一种适宜的香水来浸渍他的遗体。他们用三条金带来绑缚毡制的棺材。 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一支队伍用一辆简朴的大车，装载着大汗的遗体向蒙古进发。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引领着送葬者，其后跟着一位萨蛮女巫，而女巫身后则跟着一匹缰绳松弛而又没有加装成吉思汗鞍座的骏马。 很难想象成吉思汗会认为自己将给世界留下何种形象。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仅有一条微不足道的线索，可在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的编年史中找到，他称成吉思汗是被诅咒的，并称成吉思汗死后将入地狱。然而，术兹扎尼记录了一位伊斯兰阿訇所声称的，曾与这位著名征服者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位阿訇曾服务于成吉思汗宫廷，而根据他的自我吹嘘看来，他至少还是一位蒙古可汗特别宠信的人物。在某日的一次谈话中，成吉思汗大致说道：“在我死后，一个强有力的名字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传。” 犹豫片刻之后，这位阿訇对成吉思汗说到，他屠杀了如此多的民众，任何躲过劫难的人都不可能会记住他的名字。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不以为然，并且提醒他，“很明显，你并没有完全理解，而且你理解的只是很小的部分。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国王，”他对这位博学的阿訇解释道。关于他将来的声名，成吉思汗补充说，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更多的民众、更多的君主以及更多的国家。成吉思汗自信地宣称，“他们将会讲述我的故事。” 我们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而又更具信息价值的模糊感觉，可触及到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心境以及他对自我的想象，这一信息保存在成吉思汗写给一位中原道士的信件中，这位老道士的部分弟子抄录了该信件。与主要记录事件和口头言论的《秘史》不同，这封信记录了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剖析。尽管我们所利用的信件是由一位书记官用古汉语的形式写就的，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书记官是一位服务于蒙古朝廷的契丹人，在此信件中，成吉思汗自己的情感与观念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表达简单明了，并且广泛深入人心。他将敌人的失败归结于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非他高人一筹的巨大威力：“我自身并没有卓越的才能。”他说，因为他们的“傲慢和极度奢侈”，“长生天”已经谴责过他周遭的文明。尽管他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但他仍旧倡导一种简单的生活：“我的衣着饮食与牧民们一般无异。我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他简单地提出了自己对有关财产的看法：“我痛恨奢侈，”而且“我使用适度。”他尽力视民如子，而对待有才能的人，则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都视如兄弟。他将自己与官员们的关系形容为是亲密无间的，并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总是在原则上一致，而且我们总是团结一致，互相影响。” 虽然他是在入侵穆斯林的前夜寄出此信的，而且还是用汉文写就的，但很明显的是，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当作为众多王国的继承者，或任何一个地区文化传统的承继者。他只承认一个以前的、他个人曾从中得到过启示的帝国──他的祖先，匈奴人。显然，他并不希望用穆斯林的或中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他想找到一种适合于草原帝国（这个帝国承自匈奴人）的自我统治方式。 他声称自己的胜利只有籍由“长生天”的帮助才有可能，“但由于我的要求很高，因此我身上负有的职责也就很重。”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和平中与在战争中一样，已经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我担心我的统治不合格。”他说，好的官员之于国家，就如同好的方向舵之于船一样重要。虽然他成功地找到良材为将，但很不幸的是，他承认自己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来管理国家。 最重要的是，这封信显示出成吉思汗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在承认不足之后，成吉思汗还在这封信中表露出一种日渐上升的自我感觉，以及他对于整个世界的使命。他首先针对女真的战役──第一次超出草原的主要战役──是作为一系列劫掠性袭击的开始，但在此役之末，他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相较仅限于袭击以及控制贸易网络来说，他的言辞显露出一个更加深远而又更加广泛的计划。他承认自己要南下，去完成历史上尚未有其他人完成过的事业。他正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因为他试图“将整个世界统一到一个帝国中”。他不再是一位部落的首领，而今他试图成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民众和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或许，对成吉思汗去世最恰当的描述，是由爱德华•吉本在十八世纪作出的，他是一位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英国史学家，还是一位研究帝国史以及征服史的伟大学者。他简单地述及成吉思汗“死于盛年之期和荣耀之中，临终时，他劝勉并且指示儿子们要去完成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为实现成吉思汗的愿望和执行他的命令，他的儿子们仍有许多任务尚待完成。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陌生部落才会来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 在庆祝自己即位为大汗时，窝阔台喝得酩酊大醉，显示出慷慨大方的品质，他将父亲的金库公布于众，把那里贮藏的所有财富全部分发。他取出成箱的珍珠赐予众人，这可是蒙古人最羡慕的宝物；一匹匹丝布在人群中散发；马匹和骆驼披戴上华丽的饰品；所有的蒙古人都得到了刺着金色花纹的丝质新长袍“迪尔”。五彩十色的服装非常之多，因此，在一天中，所有侍者都穿上同样颜色的服饰，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换上已经指定的另一种颜色的衣服。1229年的夏天，人们在曲雕阿兰尽情地宴饮，举行各种活动。那里建有许多仓库，它们其实都是国库，里面储藏着为数惊人的战利品，这些东西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争中获得的。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庆祝自己，因此，蓝、绿、白、黄等各种色调的丝绸都滚在一起、卷成一体。为了使这一盛事变得更加荣耀光彩，于是酒不停地在人们杯中流淌；男人和女人们开怀畅饮直至不省人事，如果从熟睡片刻后朦醒过来，他们便继续豪饮。 大概就在此时，这个家族被赋予“黄金家族”或“黄金世系”的称号。对草原人民来说，黄金象征着王权，也可能代表着巨额财富，它们为这个家族所拥有并开始迅速耗尽。没有了成吉思汗对庆典活动的节制，如今统治帝国的继承者们，用并非由他们赚取的财富换来了他们衷爱的美酒。窝阔台即位大典上的醉酒狂欢，为他的统治树立了标准和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也主导着帝国的精神面貌，正如阿塔篾力克•志费尼在不久以后写道，窝阔台“曾铺开地毯寻欢作乐，脚踩着长长的御道经常去品尝好酒和欣赏成群的美女”。 在成吉思汗逝世后的一段间歇期内，蒙古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窝阔台的即位庆典上，因此，一些新近被征服的臣服者重新反叛并停止向蒙古人进贡。为了重申蒙古的统治地位，窝阔台不得不把大批军队调回北中国和中亚。1230年，他刚坐稳大汗之位就派出一支由三个万户组成的军队（近三万人），以增强蒙古人对中亚的控制，可是那里的大部分财富已被他人攫夺。他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占领军——士兵们携家带口同行，可见它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这样一来，贡物又开始从北中国和中亚送往蒙古，然而，与在各地发生的劫掠活动中被抢夺的财富相比，这些贡物的价值不是很大。 窝阔台没有与他的军队相伴而行，征战不是他所优先考虑的问题。部分是出于治理国家的乐趣，窝阔台觉得他应该像所有伟大的君主那样，拥有一个永久性的都城，它不是由一个个“毡帐”组成，而是一大片真正的建筑群，拥有墙壁、屋顶和门窗。与他父亲的想法相反，窝阔台坚信，在马背上征战得来的土地不能在马背上进行治理，虽然在当时，马背上征战形成的统治方式和流动的权力中心在事实上是蒙古人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最初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窝阔台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旧政策，转而努力为整个帝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和行政管理系统。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蒙古故地此时已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封地，因此窝阔台决定将都城建在更西面的自己的份地中。他选定了位于斡耳寒河流域蒙古领土中心的一片区域，那里曾属于汪罕的客列亦惕部，更是早期突厥人诸王国的统治中心。他是按照游牧部落对上等驻营地的规格要求来选择这个地点的。那里是一片宽阔的草原，和风将蚊子赶跑，充足而未被城市居民污染的水用之不竭，附近的山脉在寒冬季节就是畜群的避难所。众所周知，正因为有这些良好的条件，哈剌和林的位置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有永久性居民的城市比一个临时性的好营地会产生更多不同的需求。人们需要在一年四季中都有持续不断的食物供应，如果没有办法保证生产，城市就要经常依靠那些从数百英里外的戈壁以南地区运来的、代价高昂的货品。在宽阔的大草原上，城市无法为人们提供自然庇护物以躲避冬天的刺骨寒风；不像那些可以退入群山并倚之为御寒屏障的畜群，城市不可能轻易地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迁移。这些问题最终注定会困扰蒙古国的首都。 窝阔台可能是以典型的蒙古风格开始建造宫殿的，他向草原射出一支箭，然后根据箭的方向建筑了宫殿的第一翼，为了使其空间大小符合蒙古的规格，边翼的长度延展至一支箭的标准射距。窝阔台用同样的方式建起了另一翼，并在中间安置一座巍峨的殿堂把两翼连接起来。他筑了一堵坚固的墙壁围住所有的宫殿，正是由于这些墙的缘故，这个地方获得了“哈剌和林”的名称，其意为“黑色砾石”或“黑色城墙”。拉施特•哀丁形容窝阔台的新宫殿“建有高大的柱子，结构非常雄伟，与一位君主的宏图十分相称。在工匠们描以彩绘和图画后，宫殿的建造才告完成”。 蒙古人继续生活在毡帐中，它们围绕着哈剌和林分布在宽广的草原上。汗庭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它们距离都城往往有几天或一周的路程。中国的建筑师和工匠们设计营造了哈剌和林城中的各种建筑，但是窝阔台为自己家庭建造的私人宫殿却是穆斯林式的，它在迦坚茶寒，距离哈剌和林一天的行程。其他国家的都城是用来显示统治家族的权力、伟大和威望的，但哈剌和林不是这样，它最初主要是作为一个大仓库和大工场而存在，其作用长期被包括窝阔台在内的多数蒙古人所忽视。他们把它当作存放货物和工具的基地，蒙古人的货物和工具包括了为他们劳动的工匠。都城本身几乎不生产什么，但它却聚集了从帝国各个地方呈献上来的贡物。都城划出三分之一的地方，作为新近征召而来的官吏们的住处，他们必须负责管理这个国家，这些人包括众多的抄写员和翻译人员，他们来自帝国中的各个民族，所以他们能处理各相应地区的事务。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座城市最古老的记述来自于志费尼，他描述出一个封闭式花园的情景，它的布局复杂，在每个主要的方向上都有一扇大门直面而立。在花园内，中国工匠建造了“一座城堡，城门就像花园的门那样；在它里面有一座分三层的御殿，一层单供［窝阔台］之用，一层供他的后妃之用，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之用”。在宫殿的前面，窝阔台开凿了一系列的水池，“那里经常聚有很多水禽”。他在那里观看或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这个男人对酒格外喜爱，宽敞宫殿的中心摆放着一只只金银制的酒缸，它们都又大又重，因此，据说窝阔台总是准备着骆驼和大象，“在举行公众节筵时，它们可以搬运各种饮料”。 除了为自己和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修建宫殿外，窝阔台还为佛教徒、穆斯林、道士和基督教信徒分别盖起了朝拜之所。当然，基督徒似乎在蒙古国的朝廷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因为窝阔台，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在征服客列亦惕部和乃蛮部时都迎娶了信仰基督教的妻子，而且窝阔台的子孙中也有基督徒，尤其是他宠爱的孙子失烈门（《圣经》中“所罗门”的蒙古译名）。蒙古人信奉基督教，部分地是由于“耶酥”（Jesus）的名字，其发音类似于他们心中的神圣数字“九”的蒙古语读音，也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整个王朝的奠基人——的名字发音相近。尽管基督徒地位尊显，但就宗教信仰来说，哈剌和林这座不大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宽容的城市，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们互相尊敬，平等和睦地相处，这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鼓励从事贸易的商队来到新都，窝阔台以极高的价格将所有种类的货物全部买下，不管自己是否需要它们，也不管它们的质量是好是坏。拉施特•哀丁写道，窝阔台“每天一吃完饭就坐在汗庭门口的椅子上，那里成堆地放置着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每一样商品货物。他常常把陶器分发给各个阶层的蒙古人和穆斯林，他还经常命令体格健壮的人任意将它们取走，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除了动物和各种日用货物之外，商人们还带着成箱成批的纺织品、象牙、珍珠、猎鹰、金制的酒杯、饰有宝石的飘带、柳木制的鞭柄、印度豹、弓弩和箭头、衣服、帽子、奇异的动物头角等，来到蒙古的都城。各地的人们也来到这里竞显艺技，他们有来自中国的表演者和音乐家，有来自波斯的摔跤手，还有来自拜占庭的演滑稽戏的小丑。 窝阔台汗经常付出两倍于定价的钱购买输入的货物，以此显示他对设法来此的商人所作努力的奖赏，并以之促使其他商人效仿他们。窝阔台还下令，无论商人们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的方式付款，即给他们外加百分之十的利润。蒙古人还在这些商队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在为促进贸易做了一番努力之后，窝阔台开始采用一套标准化的度量衡体系，以取代各地和各城市使用的各种标准不一的制度。由于金银和铸币运送时数量巨大，蒙古人就创造出纸币的流通制度，这使得交易更方便、更安全。 窝阔台的军队已设法使蒙古在中亚的统治重新稳定，而且，在老将速不台的正确指挥下，蒙古军联合南宋王朝共同分割了金朝残存的财富和土地。窝阔台的父亲在战时将军队驻扎于农地，他把战利品运送回国，以此保证货物供应的稳定；然而，窝阔台却越来越注重利用军队的力量来保护商人们的行商安全，使他们带来更多的货物。他派卫戍军长期驻扎下来以保护道路和商人，他废除各地混乱复杂的税收制度，禁止各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因为它们增加了贸易的困难和代价。蒙古人沿路种植树木，它们在炎炎夏日为行人遮荫，在冬季雪天标志道路。在那些树木无法生长的地区，人们立起石柱标明路向。志费尼认为，蒙古国的道路旨在提供这样一种方便，即“只要可以赚取利润或利益，哪怕是远在西方之极和东方之鄙，商人们也定会专心赶路而去”。 窝阔台不再上马征战而是住进了哈剌和林城，并兴建了他父亲所厌恶的石墙建筑物，他朝着偏离成吉思汗政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一个嬗变的过程开始了：伴随着各种较高文化和文明——它们与成吉思汗的遗产背道而驰——的诱惑，蒙古人将从一个尚武好战的马背民族转变为一个定居民族。 到了1235年，窝阔台挥霍了他父亲大部分的财富。建造和管理都城的花费甚巨，而且窝阔台习惯于用钱无度。贡物仍然从帝国各地不断输入，但其数量已经无法与他父亲在位时相比。无论窝阔台是兴建都城还是改革行政体制，蒙古帝国最终还得依赖于征服。窝阔台拼命地需要增加财富，以继续维持他和蒙古人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蒙古人不种庄稼、不制造加工产品，他们也不愿意卖掉豢养的大量马匹。如果蒙古帝国要生存下去，那么窝阔台就不得不将蒙古人投入战争，去攻击还未曾掠夺过的新目标，但新目标究竟是哪一个？在哪儿？ 为了决定接下来征服的目标，在新都城哈剌和林附近的草原上，窝阔台召集举行忽里台大会，与会者们似乎支持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一些人想让军队向南挺进到辽阔的南亚次大陆，由于那里酷热难耐，因此当时成吉思汗放弃了入侵那里的念头，他只能在北方群山上向次大陆投去一瞥。另一些人倡议长途奔袭进入波斯，然后攻占寓言中提到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还有一些人则主张全面进攻南宋——不久前蒙古与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盟。 可是，有个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他就是刚刚战胜金朝而赶回来的速不台将军。他是成吉思汗手下最杰出的将领，精通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会使用大型的攻击型器械，在蒙古军的每一场重大战役中他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今速不台年逾六旬，一只眼可能已失明，据说他因身体过于肥胖而不再骑马，只能坐一辆由士兵牵引的铁车以为代步之用。尽管有身体上的缺陷，但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并渴望重返战场。速不台不想回头与被他打败过多次的穆斯林或中国军队作战，他决心组织一次针对西方、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役，以使成吉思汗的策略有重大突破，而西方或欧洲是速不台最近偶然发现的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世界。他坚持认为，像中国、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一样，欧洲也掌握着巨大的财富。速不台已经与欧洲军队交过锋，他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知道如何轻易地将他们击败。 对于大多数参加忽里台大会的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巨大的谜。速不台是到过那里的唯一一位还在世的统兵将领，当初他只是率领小股部队对欧洲国家进行试探。他发现欧洲，是在此十多年前的1221年，正值成吉思汗入侵中亚期间，当时速不台和哲别正沿着里海追赶花剌子模算端。在算端死后，他们要求并允许继续向北，以探明那里的形势，他们发现了基督教小王国格鲁吉亚，当时是吉奥尔吉三世（也称布里安特）在位。 哲别对格鲁吉亚的防御力量进行了试探。经过几个世纪与周围穆斯林国家的战争之后，格鲁吉亚人以拥有一支作战技能娴熟的职业军队而自豪，为了保卫家园，他们出兵迎击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就像从前许多次与突厥和穆斯林军队作战时一样。哲别的蒙古军先是猛扑向格鲁吉亚人，万箭齐发，随后突然掉头逃跑，让对方认为自己是仓皇溃散；当然，这只不过是佯装败退的“狗斗”策略。格鲁吉亚士兵过于自信了，他们冲破原有的阵列，竞相追逐蒙古人，而蒙古人只是设法使自己始终位于追击者的前面。格鲁吉亚人的战马逐渐不堪重负，长途追击也使它们过于疲劳；马力较弱的战骑远远落在后面，因此格鲁吉亚人的队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 就在格鲁吉亚军队全面分散并初显疲劳时，撤退中的哲别军士兵却将格鲁吉亚人直接引入了速不台军的埋伏圈内。速不台军截击格鲁吉亚人，哲别的士兵换乘新马后冲锋陷阵，重新加入战斗。数小时后，蒙古军彻底打败了格鲁吉亚军，并推翻了这个小国的贵族统治。速不台使这个国家成为蒙古人在欧洲的第一个附庸，成为此前产生的众多支持和忠于蒙古的附庸之一。 随着这次试探性战斗的成功，速不台和哲别沿着群山进军，去探知东欧平原，看看在战场上还能遇见其他什么样的陌生民族。蒙古人系统而持久地探查了这个地方。由于平时注重侦察并汇总各类信息，因此蒙古人已确定那里的人口数量和城市位置，了解到政治上的分裂和各国的敌对状况。蒙古人找到了一些叫做“钦察人”的突厥部落，他们分布于里海和黑海北岸的平原上，过着与蒙古人相近的游牧生活。双方的人民同样居住在毡布搭起的帐篷内，各自说着相互有某种联系的语言，蒙古人从钦察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诱使一些钦察人与之结盟。速不台真正关注的目标在于更北和更西的农耕地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城市，虽然人们都信仰东正教、说俄罗斯语，但是他们却被互相敌视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主们分割而治。速不台率领军队朝这些城市行进，以观察领主们如何应对，1223年4月底，他到达了黑海以北的第聂伯河。 为了能有足够的力量将野蛮的异教徒侵略军驱逐出去，平原上的基督教城市联合了起来了。各处的部队迅速被召集，它们来自于这个地区所有各公国和城邦——斯摩棱斯克、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基辅、沃里尼亚、库尔斯克、苏兹达尔，还有部分钦察人。从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和基辅来的三支军队是在各自国王的指挥下，他们的名字都叫“密赤思老”。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基辅王密赤思老——最大、最富有城市的国王，他率领的军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还包括他的两个女婿。正当俄罗斯各军缓慢行进时，蒙古军派出了由十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去商议有关劝对方投降或联合的事宜。俄罗斯人傲慢地处死了所有的蒙古使者，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蒙古人的外交礼节，很快地，所有俄罗斯王公就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一开始遭遇到一场小冲突后，蒙古人随即向东撤退，好像他们害怕与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一样。俄罗斯军队及部分钦察盟军得意地尾随其后，但是一天天过去了，蒙古军仍然跑在追逐他们的俄罗斯人前面。当时有些俄罗斯部队还未到达前线，因此来不及加入追击蒙古人的行列，追击中行动缓慢的部队逐渐落在后面，只有行动快速的部队还紧紧地跟着撤退的蒙古军不放。俄罗斯人担心蒙古人可能逃脱，这样他们就掳获不到蒙古人此前横扫波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时所获的大量马匹和其他战利品。为了争相获得荣誉，也为了抢先进行掠夺，俄罗斯的王公诸侯们都命令自己的士兵快速向前冲锋，以便取得战败蒙古的首功；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如何组织部队有序后退、重整队形或安全撤离的计划。在将近两周的追击后，俄罗斯军的先锋终于在迦勒迦河（流入亚速海）赶上了蒙古军，在那里，他们要最终将迫使入侵者一战，而哲别和速不台已经选好了对蒙古军最有利的地形。为了不让敌人在长途急行军后有片刻的喘息，同时也是担心蒙古军可能再一次逃跑，信心百倍的俄罗斯王公们整顿了战斗队列，准备攻击敌人。 后来的许多编年史在记载俄罗斯参战士兵的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俄罗斯方面基本上在四万到八万人之间；其参战人数至少是蒙古军士兵的两倍。然而俄罗斯士兵大部分从谷场和乡下小村招募而来，他们都是农夫，在身体健康、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他们在偶尔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表现顽强、富有经验，但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看成是职业军队，特别是在冬季之末缺乏足够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时。与其说善于使用武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更擅长挥舞镰刀割草，或是扬起鞭子驱策公牛。贵族军官们仍确信很容易就会取得胜利，农夫们忠实地在盾牌后面列好队形，除了手中的农具——权且当作一把剑、一支矛、一个重锤或一根棍棒——以外，每个人还拿着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弓箭手站在附近，高级军官骄傲地坐在战马上，矗立在步兵的后面。 俄罗斯士兵肩并着肩，稳固地站在一起，互相依靠着，他们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攻击，他们只有下定决心保持战斗队形不被打乱。可是攻击似乎并未来临，蒙古人没有进攻，他们开始击鼓歌唱，突然，蒙古人的队伍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完全没有了声响。因为那是一个清新的春日，空气中没有太多的尘土，所以蒙古人采取了“静攻”，通过摇动旗帜来控制协调各支部队的行动，他们挥旗示意骑在马上的弓弩手，悄悄地向俄罗斯步兵阵列疾进。马蹄踏地的重击声发出阵阵回响，穿梭于俄罗斯军队的阵列中，传递到了正在待命冲锋而神情紧张的俄罗斯士兵的腿上。但对方却没有发起冲击，蒙古骑兵在斯拉夫人武器的射程之外停了下来，在那里向俄罗斯步兵阵列万箭并发。俄罗斯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他们没有人能够有效反击蒙古兵。俄罗斯士兵没有人能用剑当面与蒙古兵搏斗，没有人能将长矛投向他们，或拿着棍棒追逐他们。所有的蒙古兵都拥有大捆的箭，蒙古人在设计箭时是处心积虑的，他们的箭根本无法搭在敌人的弓弦上射出。出于受挫后的愤怒，俄罗斯士兵把散落在地上的箭折断，他们确信这样一来，蒙古人就不能得到它们再次使用了。 随着步兵被冲垮，俄罗斯的弓箭手瞄准蒙古人开始射箭反击，但是弹力不足的欧洲弓射程很短，几乎无法射中目标。蒙古人嘲笑着捡起了俄罗斯人射过来的箭；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对方的箭折断，而是将这些箭搭在自己的弓上射向了它们原来的主人，因为这些箭的槽口与蒙古的弓弦非常相配。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惊慌失措中迅速败退，俄罗斯士兵像是一群逃跑的羚羊或惊恐的小鹿，而蒙古军则追在后面，将他们一一捕杀。溃退中的俄罗斯军队与即将抵达战场的一队队士兵撞在一起、乱作一团，他们开始互相践踏，这样就堵塞了后退的道路，增加了混乱和伤亡。 俄罗斯的王公们手持耀眼的标枪，腰挂发亮的宝剑，举着各色的旗帜，身穿引以为豪的战袍，跨坐在高大结实的军马上。这些欧洲军马被豢养得体形魁伟、富有力量，成为一种展示品——在阅兵场上它们可以承载起贵族骑士盔甲的重量，但人们饲养它们却不是为了使它们在战场上快速敏捷地行动。因为有厚重的金属盔甲保护着，所以俄罗斯王公在与其他欧洲贵族鏖战沙场时常常毫无畏惧，但随着周围的步兵全线撤退，王公们也不得不逃跑。他们的军马虽然漂亮，却无法负重长途奔驰，蒙古人追上了全副武装的骑士，将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俄罗斯城邦的王公诸侯们一个个杀死。一路上，蒙古人继续追逐和屠戮退往黑海的俄罗斯人，在那里，战斗开始了，引用《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条目中的话来说，派出去与蒙古军作战的大量士兵，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家”。自从约一千年前匈奴人攻击欧洲以来，这是亚洲武力第一次入侵欧洲，并彻底歼灭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 在这场战斗之后，速不台和哲别带领士兵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天，他们连续好几天举行大规模的酒宴来庆祝胜利。战败的国王密赤思老和他的两个女婿成为宴会“荣幸的客人”，但是他们的遭遇却显示出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蒙古人用毡制的毛毯将三人裹住，以符合三人的高级贵族身份，把他们塞进帐中的地板之下，然后蒙古人整夜在地板上喝酒唱歌，慢慢地、残酷地将他们压死。让俄罗斯人知道这是对他们杀死蒙古使节的严厉惩罚，这对蒙古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地，向自己的士兵重申，应该自觉地对杀害蒙古人的不公道行为进行相应的报复，这对蒙古将领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古俄罗斯贸易城市的编年史家记录了蒙古人的出现，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些人离开后又去至何处，他们把自己国家败于陌生民族的原因归结为来自于上帝的惩罚。由于蒙古人不是留下来占领土地，而是长途跋涉返回蒙古国，所以欧洲人很快忘却了蒙古人的胜利，又重新陷入了他们自己的争斗之中。基督徒解释说，因为蒙古人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严惩罪人，所以上帝又送他们回家了。《诺伏哥罗德编年史》阐述道，“鞑靼人从第伯聂河往回走，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也不清楚他们在何处把自己隐藏；我们犯下了罪行，上帝知道从哪里将他们招来惩罚我们。” 在速不台首次战胜俄罗斯人十二年后，忽里台大会的与会者回顾了蒙古人这段早期的胜利经历。窝阔台首先关心的是从对欧洲的战争中获得财富，而不是战争策略问题。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与对中国和穆斯林的战争比较起来，远征欧洲几乎没有得到战利品。因为速不台的军队没有时间或多余的兵力去组织攻打那些墙壁高筑的城市，所以蒙古军只带回很少的战利品，但速不台的初步探索向人们揭示出，那里存在着许多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克里米亚休战养马期间，蒙古人发现这里乃是被热那亚商人所操纵的贸易中心地带，它们中有些地方已被蒙古人掠袭过。 窝阔台看上去不喜欢、更可能是不信任速不台，而速不台在很大程度上对窝阔台也如此。速不台的地位有术赤家族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居于较远的西部草原，并且继承了速不台在伏尔加河一带征服的土地。术赤死后，速不台依靠术赤之子拔都，成功进入术赤系后王的汗庭任职。拔都汗在成吉思汗诸孙中排行第二，而且是他们之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他的地位使他最有可能在窝阔台死后被选为大汗，而征战欧州将会极大地增加他的财富、威望，从根本上加强他的候选资格。 拔都提出了众多相类似的出征理由，而窝阔台却拒绝了他，窝阔台更加坚定地想从对南宋的战争中使自己获利。窝阔台的位置在蒙古帝国的中心，两个兄长家族的份地将他和欧洲隔开，只有幼弟拖雷的封地位于他和南宋之间。就在三年前——那是一个秋天，正当大多数发酵的马奶可以为人们所用之时——有天早上，四十岁的拖雷在醉酒狂欢后踉跄地走出窝阔台的帐篷，突然倒地而毙。这对窝阔台是十分有利的，他立即行动，企图通过促成他儿子贵由和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已故的客列亦惕部汪罕的侄女——的婚姻，来吞并亡弟的财产，包括祖宗故地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然而，唆鲁禾帖尼拒绝了，理由是四个年幼的儿子需要她一心一意地抚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但此时此刻，她那未经考验的儿子们尚无力与他们的伯父——大汗——抗衡。 通过南征宋朝，窝阔台在唆鲁禾帖尼面前会更具威望和影响力，同时可以将她所持的财产纳入自己的腰包，他以侵宋为借口对那些曾经效忠于她丈夫的战士发号施令。这样的话，一场侵宋战争能给窝阔台带来双重的利益：一方面，他可以从中国夺取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也有机会从亡弟的遗孀那里吞并亡弟的土地和军队。 在黄金家族内部，分成了主张入侵欧洲和主张进攻南宋的两派，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前所未有的决议：蒙古军队全线出击；同时进军攻打南宋和欧洲。蒙古军将进行一系列的战斗，这会使蒙古军长途奔袭五千英里以上，超过一百个纬度单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创造过得以与之相匹配的如是壮举，直到二战中美国及其盟国同时在欧亚发动攻势为止。窝阔台汗派出三支军队——主要都是在他宠爱的几个儿子的统率下——从不同方向进攻南宋。欧洲之战会在拔都汗的指挥下进行，他以速不台为向导；但是有个措施可能是用来限制拔都汗权力的，即来自四个世系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们，都被派去负责指挥不同方向的战斗。窝阔台则派出了他最不喜欢、最令他头痛的儿子——贵由。 虽然作出这个决议是很有勇气的，但它可能是蒙古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议。尽管对宋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蒙古人还是未能占领南宋的主要地区，而在此次战争中，窝阔台痛失一个爱子，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儿子在战争中存在分歧和缺少速不台指导的缘故。由于侵宋半途而止，因此宋帝国在最终投降蒙古之前又在风雨飘摇中存在了四十年。相比之下，欧洲之战尽管因不同支系诸王之间的争吵而被拖延，但在军事上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与以前成吉思汗征服城市时获得的财富比起来，这次征战所得到的财富价值仍然不值一提。 对欧洲用兵的准备工作需要两年，信使四处传达决议和布置任务。1235年的忽里台大会决定恢复和扩展成吉思汗时建立的驿站体系；战争的前线是如此遥远，因而迅速且可靠的通讯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在采取正式的入侵行动之前，蒙古人派出一些小分队去刺探敌人的守备情况，并为蒙古人的牲畜探寻合适的牧场和水源。他们找到那些最适合喂养绵羊、山羊，以及放牧牛马的河流、草原。有些地方看上去草地不够，蒙古人就分遣小股部队去焚烧他们日后要经过的村庄和田地，以便把农田开发为牧场，这些土地未经农夫的耕耘和种植，它们在蒙古军到来之前就被还原为草地。长达五年的欧洲战争标志着蒙古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差不多一切事情都依战场计划而进行。远征欧洲的军队由五万蒙古人和其他十万同盟军组成。作为一个老练的草原猎人，作为一个紧随成吉思汗四出征战的英勇武士，速不台表现出他经过长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如何思考，知道怎样打仗，此外，蒙哥和拔都，这两个最富智慧和最具才能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努力地协助他指挥作战。直至战争开始时，蒙古军队已经吸收了中国和穆斯林最好的技术与军事知识，这使它成为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武装力量，可能远胜于由成吉思汗亲自统率的军队。 速不台把不里阿耳人占据的伏尔加河作为征服的首要目标。1236年（猴儿年），蒙古军主力出发了，在主力部队之前以两百人的侦察兵为开路先锋，之后又以两百人的战士为断后卫队，他们一旦到达伏尔加河，真正的入侵就开始了。此战，蒙古军实施了不同寻常、但对他们来说又是屡试不爽的策略——分兵合击、至少两线作战，如此一来，敌人就无法判断到底哪个城市或王公将是蒙古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任何一个王公，如果将军队调离自己的城市而去增援其他人，那么别处的蒙古军就会进攻这个不设防的城市。由于自己的大本营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因此每个王公都把军队用来固守自己的领土，没有人去支援其他人。 速不台带领军队北上，直指不里阿耳人的故地，而蒙哥——已故的拖雷的长子，率领另一支军队南下逼近钦察突厥人。一些钦察人逃跑了，但另外的都同意加入蒙古军去攻击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人快速撤退后，蒙古人把他们的领地作为大本营，存留的百万牲畜在这里放养，向东绵延达数百英里。不少已经生活在东欧平原的游牧部落与蒙古人合作，还有一些部落不断逃离，把恐怖和惊慌散布到面临入侵的前沿地区。 从伏尔加河出发，蒙古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横扫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经过多次探查，蒙古人发现这些城邦和公国仍然处于分裂和互相敌对的状态之中，正如大约二十年他们入侵时一样。蒙古人每次都采取相同的外交程序。每到一地，他们就开始活动：派出正式的使节要求首府城市投降，加入蒙古大家庭，成为大汗的附庸仆从。如果他们愿意投降，使节就向新附庸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侵犯，允许他们的家族保持统治地位，准许他们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受保护的回报，这些人必须拿出所有财富和物资的十分之一，当作贡物献给蒙古，但几乎没有城市能付得起这笔费用。 蒙古人将梁赞城作为第一个目标，《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38年条目说“鞑靼人来时，数也数不尽，就像蝗虫一样多”。首先，小股蒙古部队分散开来去蹂躏周围的农村。每个士兵都抓来一定数量的平民、驱使他们去干杂活，如挖工事、砍树、运送补给。然后士兵们焚烧村子，让剩下的农夫向城市的木制城墙爬去，寻找安全之处。当蒙古军最后到达城市外围时，里面已聚集了众多惊慌和恐惧的平民。蒙古人派了一个女使者去递送书信并命令投降，守城的官员担心她是一个女巫，所以拒绝与她进行任何谈判，于是蒙古人准备攻城。 蒙古人不断进攻，他们令俄罗斯人感到十分可怕。一个目击者写道：“他们长着强壮有力的胸膛，消瘦苍白的脸，坚硬高耸的肩膀，短小歪扭的鼻子；下颚尖而突出，上颌深陷，牙齿长而稀少，眉毛从头发延伸到鼻子，眼睛乌黑、不停转动，整张脸长而严酷，四肢瘦而强健，膝盖下的大腿粗厚而短小。”进攻时，蒙古武士穿着一件轻巧的皮甲，它前厚后薄，所以“他们不可能试图转身逃跑”；搏斗中，“他们用长矛、棍棒、战斧和刀剑等英勇作战、绝不屈服，但最突出的是使用弓弩”；如果被俘，“他们从不乞求怜悯，绝不把自己活着交给战胜者”，这些精神，表现出他们“迫使全世界都归其统治的目的和坚定信念”。 蒙古人没有攻打梁赞的城墙，他们驱使大量强征而来的壮丁建造一项工程，这样做更能让城中居民感到迷惑和恐慌。壮丁们把树砍倒，将它们拖到城墙前方蒙古军的阵前，然后开始沿着梁赞城快速地建起一堵墙。这堵墙形成了一排坚固的栅栏，完全包围了城市，封锁了各处城门，防止城中的守军派兵突袭蒙古人或破坏蒙古军的攻城器械。这墙是木制的，以传统的“捏儿格”（nerge）形式构成，它是过去蒙古人在群体狩猎活动中围猎动物时形成的猎圈。蒙古人的墙切断了城外援军的行进路线，他们无法前来支援或是运来粮饷供给。这堵墙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最大恐惧可能是，居民们被封锁在城中，没有任何逃走的希望。蒙古兵藏在墙后面，就处于城中敌军弓箭的射程之外，而他们却可以在城中守军根本看不到的情况下，架起攻城的器械，或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 蒙古兵藏在新建木墙后面的甬道内很安全，如今他们紧紧盯住梁赞城，就像世世代代的蒙古猎人把挂着毛毯的绳索系在树上拉直、从后面俯视着被他们牢牢围住的猎物。城市居民已经熟悉蒙古人经常使用抛石机和破城锤的情形，但他们没有体验过变化后新的炮击方式，蒙古人发展出一种崭新的作战形式。他们的抛石机大量地抛出巨石、大块的木头、整罐燃烧的石脑油、火药和其他不知名的东西。蒙古兵就像使用燃烧弹和烟幕弹一样四处播撒火种，释放出难闻的气味，这在当时的欧洲被认为是邪恶魔法的施展和疾病的来源。除了射出火苗之外，这些装置还能将小型燃烧火箭或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掷向敌方的城墙。这些神秘武器造成了极大的恐怖，以致于受害者们后来传说，蒙古人不仅骑着战马而且还驾着被驯服的暴龙行进。 在城市遭受轰击的过程中，隐蔽的入侵者投射出大量不知名的东西，其所产生的炮火、烟尘造成了城内的混乱，也使城内士气严重受挫，这就等于摧毁了城市的防御。经过五天恐怖而极具破坏力的炮击后，蒙古军从木墙后面出现了，他们随即带上云梯和破城锤攻打已被损坏的城墙，仅一天的功夫就拿下此城。居民纷纷避难于教堂，在那里，很多人死于蒙古人点燃的熊熊烈火之中，胜利者将城中贵族抓捕在一起全部处死，一位当时的俄罗斯编年史家记载这场大屠杀说，在蒙古军经过的地方，“没有人能睁开眼睛为死者哭喊”。蒙古人挑选一些俘虏作为随军苦力，并迫使大量的人逃往下一个城市。难民不仅给下一个城市的居民带去了血腥的战斗情节，而且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在蒙古军到来进攻之前，他们再度使那个城市的生活空间变得十分狭小。 当新战俘拆除栅栏、开始将木料运往下一个目标城市时，一位随军的蒙古户口调查官记录下了掠夺而来的人口、牲畜和货物的数量。他们根据所有蒙古人——从孤儿寡妇到黄金家族的成员——应得份额的规定，把货物和俘虏分成多份，然后派上千战俘将货物运回哈剌和林。 难民传播着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情况，这些情况也可以从马修•帕里斯——英格兰赫特福德郡圣艾版斯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写的编年史中看到。1240年，他记录了已知最早的关于蒙古人在西欧的活动，他说蒙古人是“一个巨大的游牧部落，属于可恶的撒旦后裔”，“就像从塔尔塔罗斯释放出来的魔鬼一样”，他还错误地写道，“他们叫鞑靼人，来自于一条叫鞑靼的河，它穿过他们居住的山脉”。“塔尔塔罗斯”是地狱的希腊语名称，是冥府最底下的深渊，提坦就是因为在众神之间挑起战争而遭审判并被囚禁于此。 帕里斯记述蒙古人“毁灭性地蹂躏了东部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接着他又通过具体的细节来描述这些残忍的入侵者，他们“把城市夷为平地，焚烧森林，摧毁城堡，砍倒葡萄树，破坏花园，集体屠杀市民和农夫；如果他们偶尔宽恕了一些求饶的人，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下贱的奴隶一样，强迫那些人在前面与亲人撕杀。假如这些人佯装搏斗，或是通知他们的同胞逃跑，那么紧随其后的鞑靼人就会把他们宰杀；即使这些人英勇战斗并获胜，也得不到任何奖赏作为回报，野蛮人就是这样把俘虏当作牛马一般来虐待的”。 从激烈的警告上升到歇斯底里的怨恨，马修•帕里斯继续咒骂蒙古入侵者：“他们毫无人性、如同禽兽，与其说是人还不如称其为妖魔，他们饮血止渴，把狗肉和人肉撕裂后吞吃。”在使用很多侮辱性的刻薄话来添油加醋之后，他说出了一些重要而准确的信息：“他们披着牛皮，用铁制长矛武装自己；身材粗短，体格结实而富有力量；他们战无不胜、劳而不倦；他们没有用盔甲掩护后背，而是用它来保护前胸；他们喝牛羊的鲜血，把它当作美味佳肴；他们有强壮的战马，这些马以树叶甚至是树杆本身为食；由于他们腿脚短，所以上马时要靠三层的台阶而不是马蹬。”帕里斯书中其他部分的要点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掺杂了少数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人间法律，不知怜悯，比狮子或熊更残忍；他们有用牛皮制成的小船，十或十二人拥有一条；他们擅长航行或游泳，因此可以及时地、毫不困难地横渡水面最宽阔、水流最湍急的大河；当牛羊的鲜血喝完时，他们就喝混浊不清的水，甚至喝泥浆水。” 就在1240年马修•帕里斯记录下这些所见所闻的同时，蒙古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俄罗斯大多数的地区性城市，他们正准备攻占斯拉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宗教中心——基辅。1240年（鼠儿年）11月，蒙古特使利用早到的冰季，跨过许多河流，来到基辅城下，不出意料之外，基辅当局把他们全部杀死，并傲慢地将尸体挂在城头示众。 在蒙哥率领下，蒙古军在初冬时节屯兵基辅城周围，俄罗斯牧师形容它为“鞑靼之云”。据说蒙古军行动时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连城内的人们彼此都无法听见彼此之间的说话。当蒙古士兵攻占各处城门时，居民们躲进了宏伟华丽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避难，直至教堂内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任何人时，人们关上了大门。外面惊恐万分的难民仍然希望在教堂圣地附近找到安全之地，很多人爬上教堂的围墙，到屋顶上去寻找避难所，由于他们的人数太多，以致于整个建筑物因不堪重负而倒塌，压死了许多拥挤在教堂里面的人。 1240年12月6日，蒙古军打下了基辅城，洗劫并焚毁了该城。基辅守将德米特尔，在被贵族统治者抛弃之后，仍然顽强奋战，拔都非常赞赏他的军事才能和坚韧毅力，赦免其不死。蒙古对俄罗斯战争的阶段胜利结束。在一年多后的1242年条目中，《诺伏哥罗德编年史》开始提到这一地区新的统治者，书中不仅称之为“蒙古的拔都汗”，而且还冠以“沙皇拔都”的称号，其意义就是“恺撒拔都”，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统一的权威政治的建立，这种权威凌驾于众多互相敌对的俄罗斯王公家族之上。正如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所说：“我向您鞠躬，沙皇陛下，因为上帝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随着基辅的陷落，蒙古完成了对欧洲东部的征服。蒙古人把大量难民赶往西方，难民散布着有关蒙古人的传说，这样，在蒙古人到达之前，中欧地区已人心惶惶。难民几乎没有机会逃脱，1241年2月，速不台派出了新的侦察小分队，当时河流仍旧结冰，蒙古骑兵更能轻而易举地挺进到匈牙利平原。欧洲战场上的战争，还涉及到对未来蒙古帝国和世界的支配权的争夺，当然这不取决于战争本身——打胜仗对蒙古人来说相对容易，它取决于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在幕后的政治角逐。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被选为大汗，这其实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没有解决汗位继承问题；而只是推迟到了下一代，现在，这下一代人正指挥蒙古军横扫欧洲，并已经开始了对最高领导权的竞争。 速不台与那些人相伴而行，他们分别代表着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各自的家族。在窝阔台的爱子去世后，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将成为下一位大汗，但究竟是哪一个呢？根据蒙古法律，这个人将在忽里台大会上选举产生，欧洲战争是他们的试验场，是他们竞选汗位的战争。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各自谋求在将来等级层次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先地位，这就与他们的军事才能紧密相关。在蒙古的许多政治事件中，人们往往以角斗这种最高表现形式来决定谁拥有优先权。在一次庆功宴上，拔都站了起来，公开为大家祝酒，他首先把酒喝下，以此表明自己在所有孙子中处于最长者和最崇高者的地位，这就等于公开宣布他期望成为下一任大汗。贵由表示强烈反对，声称自己应该排在拔都前面，因为他的父亲是现任大汗。还有一个人，叫不里，“性情固执而鲁莽”，而且“喝醉时言语狂烈”，他气愤地抨击拔都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成员，因为拔都之父是篾儿乞惕人的私生子，这就把一段曾让整个家族充满痛楚的陈年往事再次摊上了桌面。 根据后来的一篇文献——其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三位王子互相之间长时间地大声叫骂。不里向拔都吼道：“你只不过是个长胡子的老女人！”贵由重复说：“拔都就是一个拿着箭囊的老女人！”他俩的态度引起了家族中其他人的不满，于是贵由和不里气冲冲地离开宴会，骑上马诅咒谩骂而去。这件事传到了窝阔台汗的耳朵里，他顿时脸色发青，立即传唤几个年轻人到汗庭。窝阔台起初拒绝接见他们并威胁说要将儿子贵由处死，提起桀骜不驯的儿子时，窝阔台说：“他可能会像鸡蛋一样腐烂掉！” 窝阔台逐渐平静下来，最后终于准许贵由入帐，他严厉地申斥贵由挑起家族内部争斗、虐待士兵的行径。他指责道：“你挫伤了自己部队中每个人的士气。”窝阔台富有洞察力地向贵由提出治军方略，随后他问儿子：“你以为俄罗斯人是因为你如此对待自己部下而投降的吗？你以为他们是因为惧怕你而投降的吗？”他又嘲笑道：“就因为俘虏了一两个士兵，你就觉得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你连一只小山羊都不能捕获。” 窝阔台继续措词激烈地教训儿子：“这是你第一次从大汗的的帐里走出来，所以你应该尽力炫耀你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你应该摆出一副得到了一切东西的样子，你应该把人们当成动物一样、对他们大声呼叫。”最后，窝阔台对他兄弟的儿子们平心静气地抚慰了几句，并援引了成吉思汗的讲话——关于在草原上处理军务的必要性，然后他让孩子们回去，继续从事征服欧洲的事业。 此前欧洲所听说过的成吉思汗征战亚洲的少许情况，只有事关他摧毁花剌子模帝国的非常模糊的一点点信息，但随着基辅的沦陷，大批难民和许多传说突然之间从东欧涌现和传布开来。在欧洲的右后方出现了可怕的蒙古骑兵，他们好像来自于四面八方。马修•帕里斯写道，蒙古人对西欧的入侵，“伴随着极端的暴力行为，他们闪电式地进入基督徒的领地，所到之处废墟一片，不断进行大屠杀，难以形容的恐怖和惊慌沁入每个人的心中”。关于“闪电式”的战争模式可能是第一次被提及，后来它获得了德文名称“闪电战”（Blitzkrieg）。 速不台将五万人马兵分三路，兵锋直指南部的匈牙利，另外派两万人穿过波兰指向北部的德国，以作为牵制。从蒙古本部、经东欧平原、进入波兰和匈牙利，蒙古军横扫四千英里，直至维也纳城下，与条顿骑士团控制的德国城市以及结成汉萨同盟的德国城市相对。在北部，蒙古军犹如石子蹦过冰池一般横跃波兰，他们闯入这个国家，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地陷落。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结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包括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骑士；他仓促地征召了所有能战斗的士兵，甚至选拔组建了一支由金矿工人组成的小分队去袭击敌人。1241年4月9日，双方在位于现代德国靠近波兰边境的里格尼志城遭遇，蒙古人在离此城约六英里处选定一块开阔的空地准备战斗，战场就是后来德文中的“瓦勒斯塔忒”（Wahlstatt）——上帝选择的地方。 大公亨利命令骑兵向蒙古军的阵列冲锋。蒙古人击退了敌人第一轮的进攻，但他们似乎顶不住第二轮的攻击、突然掉头逃跑。欧洲骑士为胜利而欢呼，他们打破了原有的阵形，开始追逐蒙古人，蒙古兵在前面慢慢撤退，与欧洲弓箭的射程只保持很短的距离。正当欧洲战马在骑士盔甲的重压下开始变得疲劳时，雷鸣般的爆炸声在它们周围响起，滚滚浓烟将它们笼罩，欧洲人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编年史家简•德鲁考兹说，蒙古人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装置，它像一个“巨大的头颅，里面忽然喷射出一股气味难闻的浓烟，将波兰人团团围住，使他们几乎都要晕倒过去，因此他们已经无力再战了”。浓烟和爆炸声把骑士与远在他们后面的弓箭手、步兵隔断了，蒙古人又一次先使敌人过于自信，后把他们诱入致命的陷阱。欧洲军队四处散开，混乱不堪，士兵们摸不着头脑，顿感疲劳，骑士及其马匹很容易就成了蒙古人的目标，他们纷纷掉头将敌人射杀于马下。 蒙古军也击垮了德国人。欧洲的记录证实，大公亨利的三万军队中有二万五千人阵亡，蒙古人还抓了很多俘虏，特别是其中的矿工，他们对这一职业知之甚少但却十分赏识，他们挑选出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和有才能的人。胜利者把成千的矿工押送往东方，到蒙古帝国西部的准噶尔去开采丰富的矿藏资源，那里属于窝阔台的私人财产。 从基辅到德国的全部战斗，只是蒙古的战略牵制，目的就是阻止欧洲人出兵支援蒙古人真正要攻取的目标：匈牙利草原。在成功地消灭北方诸国大部分的军队、重创其他各国并迫使其中立之后，蒙古从波兰和德国的城市撤军；与此同时，当地的人们坚信他们实际上已经获胜，赶走了侵略者。战死的大公亨利二世成了殉教者，被称为“虔诚的亨利”，同时，一座附有祭坛的本笃会修道院也建立起来，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亨利的母亲圣徒海德薇格，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亨利的无头裸尸，她是从尸体左脚的六个脚趾头上认出自己儿子的。到了更晚的十九世纪，普鲁士政府将修道院改建成一所军事学校，他们特别强调曾在该地发生过的那些战争的策略和战术，以此来培养未来的德国军官。 几天后，在匈牙利的广阔战场上，蒙古人重新多次施展了上次击败屠戮德国骑士的战术，造成对方更多的伤亡。速不台的五万军队对匈牙利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随后开始撤退，此时匈牙利国王别剌率军尾追而来。速不台一连撤退了好几天，直至他到达莫希平原时为止，那里的地形对蒙古军非常有利。匈牙利军队集中在一起，安扎下密密麻麻的营寨，并用马车和沉重的铁链构成一个外围圈以加强防御，国王将他的士兵关在圈内数天。对于拔都来说，他习惯于让士兵们分散开、组成小队睡觉，而匈牙利人决定用铁链将自己围起来，以便集中成一支紧密的战斗编队，这就等于用一根绳索和一张毛毯将自己捆住，而蒙古人正是用这两样东西来大规模地捕获猎物的，他们放下抛石器，开始投射各种石脑油、火药、滚烫的热油和其他东西。 匈牙利人无法忍受浓烟和烈火，纷纷走出营寨，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蒙古兵包围，但蒙古人似乎忘了在另一地区内驻守骑兵，这对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人来说近乎奇迹，那块不设防的空隙地刚好位于他们的都城——佩斯的方向，而逃回佩斯需要三天的路程。于是匈牙利人向家里跑去，惊慌之情油然而生，有的人徒步急行，有的人伏在马背上奔驰，军队阵形大乱，士兵向各处逃散，为了更快地逃走，他们扔下了武器装备。当然，蒙古人并不是偶然让这块空地不设防的；他们已布下骑兵等待着正在逃亡的、心惊胆战的匈牙利人。蒙古兵把许多人赶入沼泽和湿地，将他们溺死。编年史家、斯巴拉多城（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执事长托马斯，形容蒙古人为“鞑靼瘟疫”，他最逼真地描述了他们对匈牙利人的大屠杀：“死者纷纷倒在路的左右；这些可怜人的尸体就像冬日落叶一样撒满一地；鲜血如同骤雨一般奔流着。” 骑士未能在战场上打败蒙古人，现在神职人员企图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压服蒙古人。基督教的牧师可能了解到有很多蒙古人是基督徒，但有一点他们不是很清楚，蒙古人对于暴露在外的死人遗体是怎样地厌恶和憎恨。面对步步进逼的敌人，牧师将逝者的遗骸和其他遗物陈列展示出来，试图以此拒敌于佩斯城外。一具具暴露的尸体极大地激怒了蒙古人，因为如此行为是在仪式上亵渎他们，憎恶他们，愤怒的蒙古人令人可怕，他们不仅杀死了牧师，而且还焚烧了那些遗物和教堂，以去除污染、净化自身。这场遭遇战对欧洲而言，不但是军事上的失利，而且也是宗教上的重挫，除了士兵和国王被杀之外，匈牙利人还失去了一名主教、两名大主教，以及许多虔诚的圣殿骑士。 蒙古人动摇了骑士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也把国王别剌四世向南驱赶到亚得里亚海岸边。不少文章描述了蒙古入侵所带来的巨大心理、情感创伤，包括洛哲儿写的《鞑靼入侵时匈牙利国破灭记》，或《鞑靼奏响匈牙利毁灭的哀歌》。自从在匈牙利和波兰遭受了损失近十万军队的沉重打击后，欧洲骑士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人们进行哀悼，称这些军队是骑士和贵族中的“精英”。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和身披笨重盔甲的骑士消失了，1241年的复活节浸没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1241年下半年，在蒙古人取胜后仅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星期天——10月6日，当日蚀遮盖太阳时，警报变成了恐慌。往来于欧洲各地的人们认为，日蚀发生在神圣的日子里，无疑是表明，在蒙古人统治下，欧洲还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对入侵者身份的无知，使恐慌不断增长。在广为流传的信函中，充满了错误的信息，一名牧师向波尔多的大主教报告说，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食人族，在一场战斗过后他们就开始吃死尸，最后只剩下了骨头，这些东西甚至连秃鹰也不屑啄食”。根据这些细节性的、故意带煽动性描写，蒙古人喜欢吃老妇人，他们群奸信奉基督教的处女直至她们精疲力竭而死，以此来庆祝战场上的胜利，然后，“她们的乳房被割下作为食物献给长官，尸体则在欢庆的宴会上供给野蛮人吃”。 蒙古人先后连续取得了对不里阿耳、俄罗斯、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胜利，导致了附近地区警报频传和恐慌弥漫。这些人是谁？他们想做什么？正如马修•帕里斯悲叹道，没有一个欧洲人懂他们的语言：“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另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 缺乏有用信息的其他来源，于是基督教的牧师们翻阅《圣经》寻找解答。“鞑靼”(Tartar)的名称听起来像“塔希施”（Tarshish），他们的君主“将拥有从海洋此岸到彼岸、从河流到大陆尽头的统治权”，圣诗也陈述道：“居住在荒野的人民将在他面前鞠躬；敌人要为他掸去身上的灰尘。塔希施和岛上的众王将给人们带来礼物。” 对牧师而言，“带来礼物”的说法把塔希施君王和带给幼年基督礼物的“东方三王”联系了起来，他们忽然间看见的一段说明，又把这些情节与蒙古人联系起来。1164年，在外作战的德国十字军士兵带着一些尸骨返回家乡，他们声称这些骨头是三王的；1181年，德国人制作了一个涂有金釉的精美圣骨匣，装上这些遗骨并存放在科隆城里宏伟崭新的大教堂内。结果，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偷窃神圣遗物的行为，所以基督徒害怕，鞑靼人入侵欧洲是为了索回他们祖先的遗骨，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了到达目的地科隆，蒙古人就很有可能直插欧洲的心脏地带。 蒙古人从匈牙利转向南面至巴尔干，这样他们就无法骑马到科隆了，此时，牧师们推断，假如蒙古人不是在搜寻三王的遗骨，那么入侵者可能就是被驱逐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无法从“巴比伦之囚”中返回家园，他们被监禁着，一条穿越波斯的河流将他们与世隔绝。基督教的编年史家们说，西元1241年相当于犹太历法的五千年，在这一年，许多犹太人正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或是大卫国王的再次现身。 马修•帕里斯起初好像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蒙古人不说希伯来语，也没有法律，这与《圣经》中关于上帝将法律赐予摩西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然而不久，帕里斯找到的线索，证实了蒙古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也证实了摩西时代和帕里斯自己时代的关联。这些陌生人可能是失踪的希伯来部落，因为“在摩西统治时期，他们叛逆的心灵堕落了，走上了邪恶思想的道路，所以他们追随陌生的神，遵循不为人知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他们身处更高文明的环境中，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了解，他们心灵迷惑、语言混乱，就像凶残的、毫无理性的野兽一样生活着”。 由于“犹太人十分地邪恶”，基督徒控诉他们引来愤怒的蒙古人加罪于无辜的基督徒。根据帕里斯很不可靠的记述说，欧洲的犹太族领导人“在秘密的地点召集了一次全体大会”，“他们中最英明、最有影响力的人”讲话了，说“从前被囚禁的以色列部落的同胞们，已经起来斗争，要使整个世界服从我们；我们先辈的遭遇越是悲惨、越是长久，我们身上的荣誉就越是伟大”。大概讲话人想让其他犹太人“带着珍贵的礼物去问候蒙古人，以最崇高的敬意去接待蒙古人：他们需要稻谷、美酒和武器”，因而，犹太人搜集了“他们在各处所能找到的所有待售的宝剑、匕首和盔甲，将它们安全地装进桶中，以掩盖其反叛行为”。没有现成的更好解释了，基督徒们就相信了这个故事，把它作为“犹太人隐藏反叛行为和特大阴谋”的证据，因此，犹太人要么马上被移交给刽子手，要么被判为终身监禁，或被迫用自己的剑自尽。 不论这些细节是如何地荒谬，也不论其证据是如何地不足，这个故事在全欧洲导致了可怕的事件和灾难性的后果。欧洲人无法打败蒙古人——这个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边境的敌人，但他们能打败犹太人——这个想象中的内部敌人。从约克到罗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愤怒的基督教群众不断袭击犹太人区。基督徒们听说过蒙古人在战斗中所用的手段，他们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犹太人，他们烧毁犹太人的家，集体屠杀犹太居民。设法离开城市的犹太人四处逃亡，寻求避难，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区域，他们都遭到了更多的迫害。为了清楚地查明那些犹太人的避难所，并阻止他们进入新的基督教区域，教会命令犹太人必须穿特别的衣服，佩戴徽章，这就等于给他们做上记号，以便他人识别。 随着匈牙利军队的溃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敞开了，数周之后，惊恐不安的当地人看见蒙古侦察部队在城市的边缘区巡游。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英吉利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此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这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 与无名英格兰人被俘的同时，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战争也结束了。他们沿着大草原横扫中亚、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哪里没有了牧场，蒙古人就在哪里止步。每个战士配有五匹马，他们需要牧场来休养战马。他们最突出的地方是速度优势、令人吃惊的灵活机动性，但当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森林、河流，通过有庄稼和沟渠、有篱笆和木栅栏的耕地时，这些优势就丧失了。农田中松软的犁沟使蒙古战马难以平稳地踏足前行；那些有耕地的地方，也开始从干燥的草地变为沿海地带的湿土，湿气使蒙古人的弓弩丧失了弹力和准确度。 尽管蒙古人的探路队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从物质方面来看，他们在全面入侵西欧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1241年11月11日，窝阔台去世，据说他是在酒醉昏迷中亡故的，在四到六个星期之后，消息从四千英里外的哈剌和林传到了欧洲的蒙古军中；大约在同时，察合台也离开了人世，于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仅仅十四年，他的四个儿子已全都逝世。现在，这些诸王——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为了角逐下一任大汗，要返回蒙古，在相互之间继续展开斗争。几个家族接下去的斗争将延续十年之久——至少在这十年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将不会有蒙古侵略的危险。 1242年（虎儿年）最初的几个月，从西欧撤兵的蒙古人回到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据点。欧洲的城市几乎没剩下多少可以掠夺的东西了，所以蒙古人在行军路上很少得到补给。他们所带之物中最有价值的，是原来匈牙利国王营地的帐篷及其中的用品，拔都将它们据为己有，摆放在伏尔加河旁自己的营地中。尽管缺乏货物，但蒙古人得到了各类工匠（如萨克森的矿工）、抄写员和翻译人员（在贝尔格莱德和巴尔干被捕获）、一队法国战俘（至少包括一名巴黎金匠）。 蒙古人在入侵时获得的物质回报令人失望，而他们又渴望炫耀财富，于是军官们与停留在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进行交易。为了在交易中换得大量的商品货物，蒙古人允许意大利人带走许多欧洲俘虏，尤其是年轻人，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地中海沿岸贩卖。这样就在蒙古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利益纽带，这些商人在黑海建立贸易点、开辟新市场。蒙古人赋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市场贩卖斯拉夫人的权利，作为报答，他们为蒙古人提供加工的货物。 贩卖青壮年人口的协议，将会给蒙古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把奴隶卖给埃及算端，算端将奴隶编成军队，二十年后，蒙古人注定与这支多数由斯拉夫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相遇，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与蒙古人作战的大量经验，被贩卖之前，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中学会了蒙古语言。这场未来的遭遇战，发生在位于现代以色列的加利利海沿岸，与双方初次在俄罗斯平原上的较量相比，其结果将完全不同。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全球的觉醒（1262－1962年）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 鞑靼人已君临天下四方。 ——托马斯•曼恩：《魔山》 无论是从臣民的数量、领土的面积还是财富的多寡来说，这位大汗都是最强势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认识：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期间，“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仗摒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中国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中国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致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刺在前额。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蒙古当局不是把将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致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穆斯林，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税收”，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旧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学者型官僚，许多人需要这些官僚提供帮助或盖印批准，于是官僚们就靠榨取这些人的钱财为生，蒙古人雇佣职员来处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付给他们薪俸。蒙古人统一了境内的薪俸标准，而在这之前，因生活费用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地区差异。 成立自愿参与的公务会和雇佣带薪的公务员等制度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它们在蒙元王朝实行的时间不长。明朝统治一建立就马上回复到了传统的官僚体制，放弃了上述有助于统治的公务会。这种共享行政管理权的经验再也没有在中国尝试过，直至二十世纪，共和政体的奠基人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进地方政务会、讨论会、带薪公务员和公民参政等做法。 为进一步促进帝国境内商业的快速安全发展，忽必烈竭力推广纸币的使用。至马可•波罗来到时，这一制度正在全面起作用。他描述，纸币是用桑蚕丝、以我们熟知的纸的形式制成的，而这种东西对欧洲来说仍是个巨大的谜。纸币被裁成各种尺寸的长方形，在它的上面标明价值，并盖上朱红色的印花图章。与笨重的铸币相比，纸币主要的优点在于使用时更便于携带和运输。马可•波罗写道，纸币在整个帝国被广泛接受：“拒绝使用将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非常乐意接受纸币形式的付款，因为他们能用它买到任何东西，包括珍珠、宝石、金子和银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试图建立纸币制度，但却失败了，因为纸币观念不为当地商人所容，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对此的不满情绪已使他们接近起而造反，而当时蒙古人还不能确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镇压，当局不愿意继续冒失败蒙羞的危险，最终取消了纸币。 哪儿有纸币流通，哪儿就更有可能发生信贷和金融危机。在一项试图适应市场、包括扩大信贷范围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规定可以宣布破产，但为防止利用它来逃避债务，不允许商人或消费者超过两次宣布破产，在第三次宣布破产时，他们就可能面临死刑。 当蒙古人坚决抵制部分中国文化如儒家学说和缠足时，精简的货币制度显示出他们十分欣赏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忽必烈是愿意在中国历史中探根寻源、汲取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制度的。为发扬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忽必烈建造学校，恢复中国的翰林院，它由这个国家中最富智慧的学者组成。1269年，他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1271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他增设新机构、任命学者去记录当代事件，编写和再版老课本，整理档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言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言的，还有的抄写员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当然他们在使用各种语言时，还是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蒙古人发现，仅仅使用蒙古－畏兀儿字母表，难以记录他们所需的、来自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们都不得不拼写各种各样的名词，如中国的城镇、俄罗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脉、印度的圣人、越南的将军、穆斯林的传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称。因为蒙古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进行革新实践，这在知识史和行政史上是个创举。他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但并不强迫每个人都使用，他允许汉人和其他臣民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书写方法，当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号能凭本身的优点来最终取代以前的旧文字。汉族学者极为喜爱自己古老的语言文字，绝对不允许它们被剥夺，而去使用一种明显是属于野蛮人的新书法；一到蒙古统治衰落时，大多数的被统治人民也都最终放弃了蒙古的这一书写方式。 农民们照例还是拜倒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脚下，后者支配着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面。蒙古人颠覆了旧的基层行政划分，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五十家为一个单位，叫做“社”。这些基层单位对农民的生活负有广泛职责，具有足够权威。他们督劝农事，负责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然资源，提供粮食储备应对饥荒。总之，他们以基层政府的形式发挥作用，将成吉思汗时的十进制组织因素和中国农民传统结合了起来。 社也有责任为农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体文化水平作为改善个人生活的途径。忽必烈汗设立公共学校，让所有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农民的孩子。在这之前，只有富人才有时间和金钱去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对文盲的农民阶级的统治。蒙古人知道，农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时间学习，教师不是教他们古典汉语，而是用通俗语言为他们讲授更实用的课程。档案记录显示，在忽必烈汗在位时期，蒙元王朝共建了两万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学校，尽管官方为提高记录而有可能夸大了这个数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瞩目，因为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个世纪以后，作家才用通俗语言写作，将近五百多年以后，政府才担负起为普通大众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责任。 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文学艺术只关注于具体的某一类作品，因为它要在国家考试制度中用到，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往往落于官僚制度及其相关方面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许创作各种类型的作品，他们鼓励作家要用大众通俗的语言，而不要用仅为学者型官僚衷爱的古典语言写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于普通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他们融合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创造出新的、更振奋人心的娱乐形式。 从1206年庆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开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场面壮观的礼仪性戏剧表演，一连持续好几周。1275年，他们通过一出由军队表演的礼仪性戏剧，展现了蒙古人的战争历程，该剧共六幕，象征着从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国创建时的重要阶段。 戏剧演员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塑造一个备受欢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热情地支持戏剧——这种被传统中国文化极为忽视的艺术。他时常叫人在皇家场院中演戏，蒙古臣僚们酷爱戏剧，里面充满了杂耍的动作、动人的音乐、鲜艳的化妆和华丽的服装。很像欧洲的威廉•莎士比亚，蒙元时代的剧作家创作出娱乐性作品，同时也寻求现实问题的素材，如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据说——但可能无法证实——在忽必烈统治时，任何戏剧都不需经过审查。结果，戏剧变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时期也成为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代上演的新剧本总数估计在五百个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约有一百六十个。 在传统中国，演员和歌唱家等表演艺术家，与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级职业一样，不被尊重、受人歧视。蒙古统治者提升了他们作为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并划出了专门的剧场区，使戏剧表演不再局限于市场、妓院和客栈。中国戏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乐曲互相结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自己和大众尽情娱乐，蒙古人青睐通俗文化，同时他们仍然厌恶流血文化。虽然他们喜爱摔跤和剑术，但他们不举行角斗和当众杀人等为罗马人所痴迷的游戏，也不举行欧洲传统的以兽斗兽或以兽斗人活动，前者如纵犬斗熊和以狗斗狗，后者如斗牛。蒙古人严禁将处死罪犯变成一种公共的娱乐活动——如欧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斩首和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烧活人为公众的娱乐活动，而这在西欧却经常发生，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这么做。 忽必烈不是以权宜之计去赢得人们一时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统地贯彻着一个近二十年的长期政策，以赢得整个大陆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上天助其统一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领导层的衰败离析，他们沉迷于颓废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其对军事能力的重视。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存在差异，但汉地民众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员和农民离开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帮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乡。更多的商人愿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学者发现，投奔蒙古人可以获得保护和更大的自由，最后，南宋的将领和整团整团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阵营之中。南宋的崩溃不是突然的沦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蚀直至瓦解。 通过这些活动，蒙古人保持着对南宋的军事压力。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增强了这样的观念：上天已把未来委付于蒙古人，他抛弃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与公众联系的活动上，而不是军事上，他把军事托付给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其中一位名叫伯颜，他非常擅长与宋军作战，这种情形与当年速不台横扫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的欧洲军队一样。1276年，蒙古大军终于攻占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接下来没几年，他们就消灭了地方上的小规模武装抵抗力量。通过耐心的宣传和正确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单凭武力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为保持自己作为中国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顾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后，准许大多数宋皇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那里摆放着他们惯用的各种奢侈品。为了防止宋朝废帝将来成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学习，1296年，他在那里出家为僧。 对于汉族的学者和文人来说，战败的宋朝成了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诗人谢翱在一首名为《过杭州故宫》的诗中寄托自己的怀旧思愁： 禾黍何人为守阍， 落花台殿暗销魂。 朝元阁下归来燕， 不见前头鹦鹉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获大量官员后，他得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人才。他们代表着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这些人才在改革和发展宋帝国时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写的那样，“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蒙古人不仅统一了所有说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而且他们还将毗连的西藏、满洲、畏兀儿及许多小王国、部落民族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约是所有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 忽必烈的统治几乎已延伸到陆地上的所有地区，于是他不得不面向大海去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征服。通商使团驾着帆船，从远方带来了详细信息，是关于那些盛产香料的岛屿的，如爪哇、锡兰（斯里兰卡）和更北面的日本诸岛。忽必烈想把它们并入不断扩大的蒙古帝国。1268年，他遣使去日本，要求其投降，但日本人拒绝了。那时忽必烈正忙于对南宋的最后一战，无法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因此他只能继续派更多的代表去说服日本归降。 忽必烈把战败的南宋水师编入自己的队伍，他获得了所需的人员和技术，以便攻打这个目中无人的岛国。他复兴和扩充了原南宋水师，设法使它从仅用于守卫沿海沿江地区的水军转变为一支真正的海洋舰队，能在公海从事商业和军事活动。他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造船工场和海军基地，企图从那里出发去征服日本。虽然这些舰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大的，但造船的速度却影响船只的质量。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造船的捷径，不是切割成单块石头，而是将两块巨石绑在一起做成一个锚，这样的锚比原来的更加稳固。蒙古人在船上装载了食物、盔甲和弹药，包括大量西瓜大小、填满火药的陶制手榴弹和用来轰击日本守军的榴霰弹。 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使节去劝说这个岛国接受蒙古的统治，但是日本幕府当局每次都拒绝了。到了1274年，忽必烈聚集了一支由九百只战船组成的舰队，用来运送由二万三千人的高丽、中国步兵和数量不明的蒙古骑兵组成的军队。11月，他们启航出发进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它有一百一十英里宽，将朝鲜半岛和日本分隔开。蒙古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横卧于海峡中间的对马岛，然后进占靠近九州的壹岐岛，舰队驶入博多湾，部队陆续登陆。 日本武士想单打独斗，他们不断冲击蒙古军，但蒙古人保持了队形；与以往一样，蒙古人以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单独作战。蒙古人没有出去决斗，而是用炸弹轰击日本武士，他们用箭将炸弹倾泻在敌人军中。蒙古人屠杀有名的日本武士，剩余的日本人从内陆沿海退入要塞。蒙古军没有深入腹地追击败逃的日本人，因为他们缺乏关于那些地区的可靠情报。于是他们离开了得胜后一片狼藉的战场，重新把士兵、战马和粮饷装上船。蒙古人的计划仍然是个谜：他们打算过几天再来追击日本人吗？在赢了这场战斗后，他们是想沿海岸远行去攻打另一个地方吗？他们只是被派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和策略的吗？他们是因为在战斗中元气大伤而撤退吗？ 到了夜晚，当入侵者全部在船上时，一场恐怖的秋季风暴突然刮来。这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风暴，在海面上卷起汹涌的波涛，把许多仓促建成的船只砸向岩石和海岸。在努力逃生的过程中，有一万三千入侵者死亡——大部分是溺死的，致命的海峡使他们无法到达朝鲜半岛的安全海港。历史上最大的舰队遭遇最惨烈——但很大程度上没有流血——的海上集体大毁灭。 统治者有时会编造一些最终连他们自己都会相信的借口，在这些虚构的辩解中，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们仍然坚持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蒙古人在短暂的登陆战中就击败了日本军队；至于后来的大量伤亡和近乎整个舰队的全军覆没，似乎并不重要。因此，到了第二年，忽必烈再次遣使去日本，要求天皇立刻亲自来蒙古首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投降之意，然后忽必烈将重新授权他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尽管在陆战中失利，但日本人同样也认为自己已最终获胜，所以他们拒绝了蒙古的要求。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也认为众神保佑着他们，所以日本人还是决定与蒙古人对抗到底。他们处决了蒙古使者，将其头颅砍下，使其鲜血流尽，然后再把面目全非的头颅示众，供人们嘲讽。 忽必烈准备再次远征。日本人开始建立一支小型舰队，用来与入侵者进行水战，他们还沿着海岸修筑了一堵石墙，以阻止蒙古士兵和战马登陆。1279年，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到日本，日本人将他们全部处死，于是双方都着手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回蒙古人将带着一支高丽舰队——其规模与上次相差无几，从两个方向出发进攻日本。主力舰队将紧随其后从中国赶来，它由三千五百艘船组成，配备了六万名水手，要运送十万名士兵；这次他们将在夏天出发，而不是在秋天航行。 1281年5月底，高丽舰队启航，尽管遭遇日本人的强烈抵抗，但在几天以后，他们再次占领了海峡中的岛屿。然而，蒙古人在海上的计划不如在陆上那样精确和容易执行，中国舰船遇到了许多困难，被迫耽搁。高丽舰队驶入博多湾，期待南方的中国伙伴前来支援，但是他们未曾到来。日本人修筑的石墙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登陆，入侵者只能簇拥在船上，而六月的酷暑又不断袭来，于是不知名的疫病爆发，很多人变得虚弱不堪。晚上，日本人在夜色的掩护下，驾着小艇去偷袭敌人的大船，对方现在已经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没有意识到即将遭受致命的军事失败。高丽舰队既不能登陆，又不断受到夜袭的骚扰，他们于6月30日退至鹰岛，等待南方舰队，而后者在两周后终于到达。这时候整个舰队一片混乱，疾病流行，而且在海上呆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了预期时日，食物供应不足，元军在8月中再次驶向日本。但一股风暴又一次席卷海面，将元军船只倾覆、砸碎，可能有十万多人丧命。根据有关此次灾难的故事，几乎没有船只幸免。 忽必烈对日本的进攻失败了，但它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日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军人政府的建立。与此同时，蒙古人放弃了日本，假装失败从未发生过，转而从别处去寻找他们希望中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蒙古人陆上的征服战争还在继续。尽管遇到了热带高温和地形不熟的极端困难，蒙古军还是在缅甸、越南北部的安南、老挝取得了胜利。一些东南亚王国，包括越南南部的占城和印度沿海的马八儿，都主动地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投降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蒙古缺乏人力去管理它们。然而，这些新臣民却开始向蒙古朝廷上贡物品，包括大象、犀牛和据说是佛祖本人的牙齿。双方互相交换贡物和礼品，表面上是一种礼节仪式，而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其数量和价值也逐步增长。 蒙古人不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国家；同时他们对周边的小国也施加了同样的影响。早些时候，蒙古人努力使有着共同文化、但却经常争斗的朝鲜半岛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样，在蒙古直接管理之外的东南亚，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新的民族，他们为越南和泰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之前，在今天的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地区，其文化完全是印度化的，遵循的是印度式的建筑风格和宗教信仰，流传的是印度教的神话故事，蒙古人带着中国移民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他们就是后来有名的“印度支那人”。 蒙古人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没有取得多少胜利。1289年，忽必烈遣使去爪哇，还是要求附近的王国归附蒙古，但是爪哇国王担心，蒙古人可能是要夺取爪哇在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权，因为其获利颇为丰厚。爪哇国王挑衅性地在使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把他送还给忽必烈，于是，正如在日本发生类似事件后所发生的那样，忽必烈下令准备一支舰队去占领爪哇，并向其国王报复。1292年，由一千艘船艇组成的新舰队，载着两万名士兵和一年的食物储备开航了。舰队于1293年到达目的地，蒙古人势如破竹，不久便杀死了那个桀骜不驯的爪哇国王，并轻松地占领了该岛。但是随后他们却落入圈套。蒙古将领以为爪哇人在新国王的带领下准备举行投降仪式，于是他们被诱入了伏击圈，许多将领被杀死，剩余的部队狼狈地撤出岛屿。 忽必烈未能把成功的蒙古战略很好地运用于海上。马上猎手的古老技术被他祖父用来作为陆战的基础，但这些技术却没能转化为海战的基础。从前，罗马和雅典的海上霸权仅局限于地中海的狭小范围，相比之下，蒙古人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海洋权，从这点上讲，蒙古人预告了一种新型帝国权力的来临，它是基于海军舰队实力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掌握了这种权力。 然而，忽必烈在日本和爪哇的一时失利却划出了蒙古帝国的东面界线，此后帝国再未跨过这片水域，甚至也没有到达附近的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1260年，蒙古人败于埃及玛木鲁克人，由此确定了帝国的西南边界，同样地，再往前二十年，蒙古主动放弃了波兰和匈牙利，从而确立了帝国的西北边界。这样，在1242年至1293年间，蒙古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爪哇和日本。处于这四个极点之内的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征服战争，经历了剧烈的调整之后，适应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统治方式，但是，随着商业、技术和知识的大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他们将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平世纪。 每年春天，群群仙鹤掠过北中国，不断向北飞行，它们是要到蒙古的河湖浅滩上繁殖，此时，忽必烈汗正在乡间等着它们，在四头大象——它们是从缅甸带来的战利品——的背上，安装着一间美丽的镶金亭子，忽必烈就仰躺在亭内一只覆盖着虎皮的丝椅上。他因身体太过肥胖而无法骑马，并为痛风病所困扰，象背上的亭子是专门为他精心设计的，他就坐在这个舒适的地方打猎的。当准备打猎时，忽必烈就将亭顶后翻，只见灰白的仙鹤在头顶密集地飞翔，它们像片片白云紧贴在清新的蓝天之上。忽必烈一发信号，数百养鹰人就在大象两旁列队，并掀去他们猎鹰头上的皮头罩，于是矛隼、游隼和老鹰都飞窜出去。它们在仙鹤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将仙鹤叼走，把它们送到主人手中。 虽然忽必烈的祖父把蒙古人只在冬季打猎而从不在春季打猎的偏好编入了法典，但是忽必烈不喜欢在寒冷的冬天打猎，所以就改变了法令。即使穿上白鼬皮外套，盖上黑貂皮毛毯，并在周围的地面和墙头铺上虎皮地毯，忽必烈还是觉得温度不适、寒风刺骨；因此，他把打猎季节推迟到天气更宜人的早春时节。 在打猎的队伍中，士兵们骑在马上。骆驼驮着各种货物，还有大象装载着小型的私人帐亭备用，万一大汗在追逐猎物时需要经过一些狭窄的地方，而四头大象上的行宫不能适应时，他就到这些备用帐亭中去。车队紧随着忽必烈的御旗而行，它们挂饰着用鲜艳的彩绸扎成的花彩。整个车队包括捕猎用的老虎——蹲在由壮牛牵引的笼子里，还包括伏在马后背上的豹子和山猫——它们或是独自趴在马背上，或是坐在驯兽师的后面。当猎物出现时，忽必烈就放出这些自己驯养的食肉兽，将猎物杀死。狗是用来捕食熊和较小动物的，豹子是用来捕食鹿的，老虎是用来捕食大型野驴或野牛的。如果猎物逃脱了食肉兽的捕食，那么列成密集方阵的射手们就会射杀他们的主人忽必烈所需要的任何猎物。 穿行乡间的忽必烈的打猎队伍中，包括许多占星家、占卜者、蒙古萨满巫师、西藏喇嘛僧，我们从成吉思汗在战斗前使用萨满巫师的隐约记载可以推知，这些人的职责是消除乌云、雨水和其他妨碍大规模打猎活动的恶劣天气。动物们感觉到了这支庞大车队发出的声音和气味，有了足够的警惕，并乘机逃跑。由于动物很难被出其不意地抓获，因此忽必烈的车队就必须像传统的蒙古军队那样继续前行，以围捕它们。皇帝及御前人员和兽群在车队的中央，他让一支万户军（名义上有一万人，但这里可能要少些）在左前方行进，另一支在右前方行进。为了显示他们作为两翼的角色，一边穿成鲜红色，另一边穿成深蓝色。根据马可•波罗所说，两翼的士兵分别朝两个方向围猎，直到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为止。忽必烈的家臣带着猛犬和猎鹰，在后面将猎物赶往两翼的中间，当大象驮着行宫中的忽必烈到来时，这些猎物已经完全被困在里面了。 打猎的随行人员在象背上劳累奔波了一天，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先遣的仆人事先为他们建立了营地，就像一个临时的城市。那里最大的亭子可容纳一千宾客，他们是来参加喧闹的蒙古庆典的。毗邻的帐篷是供就寝的地方。一个剧团跟随打猎队伍前来演出，有歌手、杂技演员、变戏法者和柔体表演者登台亮相，他们让整个行宫享受着各种乐趣。 在每晚的庆祝会上，每个人穿着同一式样的迪尔，而且天天都要换一种颜色；但是为了避免人人平等，就用一定数量和价值的宝石、珍珠镶嵌在服饰上，以象征等级和权力的层次。他们披着金腰带，靴子上镶着银器。在所有庆祝会上，驯养的老虎步入亭内，从宾客中慢慢地走到大汗面前，向他鞠躬，然后整晚坐在这位君王的身旁。膳食盛在金碟和银碟中。每个仆人戴着一块镶金的餐布，作为口罩覆盖鼻子和嘴巴，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呼吸时污染食物。忽必烈汗进膳的菜谱至今还保存着，上面包括各类食物，但仍保留着蒙古人一贯的主食即肉类和乳制品。蒙古宫廷人员吃着许多美味佳肴，例如，将一条条肥壮的羊尾巴涂上面粉、撒上韭葱烘烤后再吃；公牛的睾丸在沸油中煎炸，再涂上干藏红花粉，撒上香菜；羊肉与豆蔻、桂皮放在水里一起煮，拌着稻米和鹰嘴豆一起吃；幼嫩的茄子中塞满羊肉块、肥肉、酸乳酪、桔皮和小矮糠。 就像真正的蒙古人那样，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发酵马奶饮料，他们往往禁不住滥饮，不过这种马奶却来自于专门豢养在皇宫中的纯种白母马，它们在与纯种白牡马交配后怀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奶，仅限于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享用。到了夜晚回室就寝的时候，大汗就与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美女共眠，她们都被检查过，确定不打呼噜，呼吸时没有难闻的气味，不会释放出任何恶心的体臭。第二天早晨，为了让大汗从过度的喝酒、饮食和纵欲中恢复体力，他的贴身医生和药剂师向他奉上一种茶，由桔皮、野葛花、人参、檀香和豆蔻制成，空腹饮用这种茶，可以保证消除醉酒后的不适之感，使大汗有力气在新的一天里继续打猎、饮食和喝酒。 就在几代人之前，忽必烈的祖先们将打猎作为获取食物的基本手段。他的曾祖父也速该带着他的矛隼外出打猎，就在那时他看见了新娘诃额仑，他把她抢来做自己的妻子。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父亲死后通过打猎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克帖儿在猎获云雀和鱼的问题上发生口角，随后，在一次公开的争吵中，他杀死了别克帖儿。后来，成吉思汗在速不台和其他优秀猎手的协助下，将打猎时的大量策略、技术和武器移用于战争，把敌人看作被跟踪和被诱捕的猎物，由此他得到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打猎，把忽必烈喜欢的娱乐消遣活动和帝国所需的盛大典礼、挥霍场面结合在一起。忽必烈仍然参加一些具有传统特色的蒙古打猎活动，享受其生活方式：注重箭术，驯养猛禽，品尝马奶，寝息帐幕，组织左右翼军队。但是他把这些活动转变为一种颓废奢侈的消遣，它为蒙古精英和忽必烈自己提供了代价昂贵却索然无味的娱乐形式。忽必烈那声势浩大的打猎队伍，更多的是表面的炫耀，而不是实力的体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形成的这种大型的公共场面，以及它在臣民和外国来访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如同蒙古草原上的营地在经常性的迁移时那样，忽必烈的车队紧跟着一个在前面引路的骑手，他手中举着忽必烈的“精神之旗”。但这面“精神之旗”却将忽必烈引入了娱乐活动的怪圈之中，这些娱乐活动毫无意义，又永无休止。蒙古帝国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在建立后刚经过三代人，帝国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任何人都清楚，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已不再引领他的子孙和人民，尽管他们声称是他的追随者。
目 录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从另一种角度看蒙古史：汉译本代序 蒙古帝国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广袤的地域、太漫长的时间段、太多语种的文献资料，而漠北草原深处的游牧政治与文化所留下的详实记载又太过稀少，这就迫使绝大多数学者只好根据自身的兴趣与擅长，而把各自的学术探索聚焦于被进一步分割开来的诸多狭小而专门的分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读者想要通过直接阅读一大堆过分专精深奥、过分细部化的专业性著述，从而求得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深入通贯的理解，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大手笔的蒙古史名家；他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不但赢得了大量非专业的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课题的专业工作者必须备置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十三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收采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穆斯林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藉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穿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涵意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被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本书作者对此解释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十分贴切的说明。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直接提到过者勒篾为什么要那样做。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经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最大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 “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作者被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当时叫做铁木真）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了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帖克儿“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却不能算是成功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别克帖儿并不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 我们不知道别克帖儿的准确年龄。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别勒古台一直活到1251年之后； 即使后者是死于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该留下的遗腹子，那时他也已经八十岁开外了。这就是说，既然别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至太晚于1171年，则比他略年长的哥哥别克帖儿本人的生年，也不大会早过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极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证据可以让本书作者宣称说：“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 更加重要还不是两人年龄孰大孰小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别克帖儿的母亲属于也速该的长房之妻。《蒙古秘史》没有提起过别帖克儿母亲的名字。清代的蒙古史书《蒙古源流》称她为“特克什哈屯”，意谓特克什夫人。但所谓“特克什”其实也不是一个专门的人名，它是tagha这个蒙古语词的派生词。蒙语tagha译言“依从、随、从”；所以所谓特克什夫人，就是“从夫人”，或者汉语中“如夫人”的意思。本书没有采纳《蒙古源流》关于别克帖儿之母名为特克什哈屯的说法，而是根据另一部蒙古史诗，即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把她叫做“索济格勒”。但《黄金史》的记载同样不能证明那位“索济格勒”具有长妻的身份。我们甚至可以说，别克帖儿的母亲也可能名叫“特克什哈屯索济格勒”，也就是“如夫人索济格勒”的意思。 当然，即使别克帖儿不是长房长子，本书作者所构想的那种导致家庭冲突的深刻原因似乎也未必就不存在；但它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有趣的猜想而已。问题并不出在作者所采取的人类学视角，而在于他对历史资料的阅读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到位。 倘若不揣冒昧，这里或许应当补充说，本书叙述中欠于精确的地方，看来还远远不止是个别的。朝鲜半岛在成吉思汗建国前早就建立了统一的王氏高丽王朝；但作者却把它的建立归因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在蒙古帝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尤其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确长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沟通；可是由此便断定“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就又显得有点鲁莽了。蒙古人称驿道系统或驿道中转设施为jam。事实上，汉语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来音译蒙语的jam一词之后，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转运地点”这样的含义的。本书把驿站称为“牙木”(yam)，指的是突厥人对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不错的。但它同时又说，驿站亦名为ortoo。蒙古语里恐怕没有这个词语；作者所指，或即ortoq一词，元代汉语将它音译为“斡脱”。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权利替蒙古贵族贸易生息的“官捣”，其中以中亚和西亚的外来移民居多。他们做生意时，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利用驿站系统，但是“斡脱”一词从未变成过驿站本身的别名。 再举两个略微复杂一点的例子。一是成吉思汗活着时是否称过“合汗”(又译为“可汗”)的问题。我们知道，“汗”与“合汗”的称号最早见于说原蒙古语的鲜卑人和柔然人的历史资料中，后来传入突厥语。但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合汗”的称号，他们只把部落的首领叫做“汗”。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早就发现，现存的证据表明，成吉思汗生时仅拥有“汗”的称号。“合汗”一语重新进入蒙古语，大概经过了以下的过程。在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时代，它被用作窝阔台个人称号的一部份；不过在这时的蒙古语中，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普通名词，用指游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至少到了蒙哥汗的时候，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的蒙古帝国西半部，人们已经普遍地移用突厥语对国家最高首领的称呼“可汗”来指称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了。当时冲制的格鲁吉亚钱币上，就把蒙哥汗写作“蒙哥合汗”；但帝国东半部的蒙古人则仍把他称作“汗”。这个词最终进入中古蒙古语，大约是在1260年代前后。在这之后，人们才用“合汗”来追称成吉思汗。因此，本书所说“铁木真决心争夺可汗，即蒙古人首领的称号”，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其二，书里说到：“蒙古官员发现欧洲和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于是他们采用阿拉伯、印度数学中的许多实用的新方法”；它又说：“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阿拉伯和印度数学之被引入当日中国，既不出于“蒙古官员发现”云云，也不是因为“中国的数学太简单、不实用”，只不过是从穆斯林世界大批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知识人很自然地将他们早已熟悉的一种技术随身带到了中国而已。事实上，这些数学知识基本上也只在他们中间流行和应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遗址中发现过一块铁板铸造的“方阵图”。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别在其中刻铸从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数目字；每个直行或横行的六个数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这是包含零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但它并不能证明上述方阵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因为在南宋末年钱塘人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一书里，已经出现了比安西王所藏更复杂的方阵图；它横竖各十格，内中填有一至一百共一百个数字，每横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为五百零五。倒是类似现代算术里用竖式计算多位数与多位数乘积的方法，明代称为“铺地锦”或“格子算”，则很可能是在元代经由中亚细亚穆斯林世界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技术。除了像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在元代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目字、阿拉伯与印度数学，包括经由阿拉伯中转的欧洲数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接纳到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这些缺憾足以提醒读者，哪怕是对一本写得十分精彩的书，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其中所讲的一切内容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这又使我想到，在本书再版的时候，能不能在书中增加一些附注，既用来表彰该书所独有的精当新颖之处，也对那些叙事还不够精审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证或说明。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猜想，这本书注定会在中国成为读者面极其广泛的畅销读物。层出不穷的“戏说”作品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人想进一步追问：“真的”历史，也就是演绎出诸多“戏说”故事的这段或那段真实历史，究竟是如何在过去的岁月中现实地展开的？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兴趣及阅读能力的“论文专著”。所以在今日中国，由貌似高深的大部头“专著”所装点的“学术繁荣”已甚有过度之势，惟图书市场又最缺少“企鹅丛书”或“岩波新书”、“中公书库”一类具有极高专业水准的普及本读物。 其实，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学术准确性，或者以辜负读者的高智商作为代价。正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学术品格形成某种挑战。因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想把一本书写得让人读不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专门化的问题表述得使缺乏专业基础的人也能理解、并且还要使他阅读得饶有兴趣，那就十分困难了。在如何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一般人们的最大程度的共识方面，本书作者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对所谓“普及性”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说某书具有普及读物的性格，决不意味着它就不值得被专业工作者阅读。专业工作者不但需要广泛接触其所从事领域之外的许多“普及性”读物，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同一领域的优秀普及读物中获得某些专业上的启发。除了对新近解除禁闭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区的有关信息，本书所提到的绝大部份历史事实是我原来就已经了解的。但是很诚实地说，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在某种新鲜感的推动下，几乎一口气看完了这部著作。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而流畅的议论，经常会以崭新的观念化的形式将旧有的实证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触发一系列新的细部考察，并由此在很多方面推进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雅俗共赏”一类的表达可能不太准确，但本书确实是一部值得由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群共享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但就旧大陆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维持了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全面研究过这个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本书力图追寻的，则是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作者用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笔调写道：“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仍有不寒而栗之感。在把对各地的军事占领转变为持久统治的过程中，蒙古人也施行过不少暴政，做过许多愚蠢和不识时务的事情。本书说他们“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又说南宋军民“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要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更多”。这显然已属于太过离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超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别一种样子了！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它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 本书简略描绘出，包括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而“对蒙古人的诅咒”，则成为批判“亚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说之一。此种欧洲中心论的幽魂后来又奇怪地与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贴附在一起。就这个意义来说，作者的有关阐述似乎还是有所针对的。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说来，他们对历史上的游牧人与定居农耕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较多的是集中在沿“长城南北”这一轴线而伸延的那个层面上。因此，本书按内陆欧亚草原带的东西轴线来铺展的宏伟画卷，也一定会在体察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联系方面，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启发。 最后，我要从个人专业的角度说一点题外的感想。这本由人类学家撰写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学研究固然应当充分发挥其人文取向的原有传统优势，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同各种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保持全方位的沟通和相互渗透。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大都在19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教学，在对于如何吸纳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识。就如同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的：“我们都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事件都没有”。诸如“大部头”、“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种名目的量化指标，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一代专业工作者逼得根本没有再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给下一代树立了很坏的榜样，造成写书人比读书人还多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本书作者叙述一个计划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变作“另一个五年的研究”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的感动！这不是一本毫无缺点的书。但是凭着作者在当年心甘情愿地开始“另一个五年的研究”的精神，我就知道，这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去读的书。 2005年12月写于东京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
一块凝血
三河传说
可汗之战
唾弃黄金可汗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消逝的征服者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华盛顿邮报》，1989年
1937年，成吉思汗的灵魂遗物--精神之旗——从蒙古中部黑尚赫山（theblackShankhMountains）下月亮河畔的佛教寺庙中消失了，在那里，虔诚的喇嘛们曾护卫并尊崇了它好几个世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在一系列遏制蒙古文化与宗教的运动中，处死了大约三万蒙古人。军队掠夺一座又一座庙宇，枪杀僧侣，侵犯尼姑，毁坏宗教物品，洗劫藏书室，焚毁经卷，并捣毁庙宇。据称，有人曾秘密地从尚赫寺抢救出成吉思汗的灵魂化身——精神之旗，并将其带到首都乌兰巴托保护，但它最终就消失在那里。 数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在绿草繁茂的中亚大草原上，勇士式的牧人多会带一面精神之旗，蒙古语称之为“苏勒德”（sulde），它是用几绺最好的种马鬃，将其扎在一柄长矛刀刃之下的轴上制成的。无论何时，当他要安营扎寨时，这位勇士都要将那面精神之旗安置在帐篷入口之外，以显示其身份，并将其当作永恒的护卫者。精神之旗总是飘扬在蒙古人所尊崇的开阔的“长生天”之下。当绺绺马鬃在被草原上徐徐的微风吹拂和摇曳时，它们就接获了风、上苍和太阳的力量，旗帜可以把来自大自然的这些力量转移到勇士身上。吹拂马鬃的风激发起勇士的梦想，鼓舞着他去追寻自己的理想。风中飘扬的马鬃召唤着主人不断前行，吸引着他离开此地去寻找彼地，发现新牧场，探求新的机遇与事业，创造这个世界上属于他自己的命运。当勇士死后，他与他的精神之旗结合得如此紧密，据说勇士的精神永远留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勇士活着的时候，马鬃旗带给他幸运之神；在他死后，马鬃旗变成他的灵魂。肉体很快被遗弃入大自然，但灵魂却永远活在那绺绺马鬃之中，鼓舞着后代。 成吉思汗有一面在和平时使用的由白马鬃制成的旗帜，还有一面在战时做指引用的由黑马鬃制成的旗帜。白色旗在早期历史中就已消失，但黑色旗则作为他灵魂信物被保存下来。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中，蒙古人民仍尊崇那留驻有成吉思汗灵魂的黑色旗。十六世纪，他的一位后裔，扎纳巴扎尔（Zanabazar）喇嘛，带着为继续飘扬并保护这面旗帜的特殊使命，建造了一座寺院。经过风霜雪雨，入侵与内战，超过千计的藏传佛教黄帽派僧侣护卫着这面伟大的旗帜，但最终证明，他们是无法抗衡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的。僧侣被屠杀，精神之旗消失。 成吉思汗并未俯首于命运的控制，他成就了自己。原来，从他拥有的马匹身上，连制造一面精神之旗的马鬃都凑不满，至于说他后来还要追随着这面旗帜横扫世界，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这位日后将成为成吉思汗的男孩，是在一个包括谋杀、绑架和奴役的充满部族暴力的世界中成长的。作为被同部落人遗弃在草原上、任其自生自灭的被驱逐家族的子孙，大概在他整个孩童时期，他遇到的人不过几百，而且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从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他所深刻感受过的全部人类情感，就是欲望、野心和残忍。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敌对部族俘虏而遭奴役，后来又成功地从捕获者手中逃走。 在如此恐怖的条件下，这个男孩显示出一种求生与自我保存的本能，但很少表露出他有一天将取得成功的苗头。作为一个孩子，他害怕狗并且易哭。他的弟弟比他更强壮，并且是个比他更好的射手和摔跤手；他的异母哥哥将他呼来唤去，找他麻烦。然而从这种饥饿、羞辱、绑架和奴役的可鄙环境中，他开始了漫长的夺权之路。在青春期前，他已经建立好了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亲缘关系。他与一位稍稍年长的兄弟盟誓，缔结永恒的友谊，并且互相忠诚；这位稍长的兄弟是他青年时期最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却变成了他成年时期最需要专注对付的敌人。他找到了他将永远爱恋的女孩，后来立她为皇后。在成吉思汗青年时期炼就的对友谊和仇恨的双重能力，持续他整个一生，并且确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在共享的毛毡下或在家庭炉边摇曳的火光中，引发出了有关爱情以及父亲血缘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苦恼，后来又折射到了世界历史更为广阔的大舞台上。他的个人目标、期望与忧虑吞没了整个世界。 年复一年，他逐渐击败每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直到他征服蒙古草原上的每个部落为止。大多数伟大的征服者在年界五十的时候，就已经将征战的日子抛诸身后，而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却召唤他远离故土，去对抗文明民族的军队。数个世纪以来，这些民族曾屡次侵扰并奴役游牧部落。在晚年，他追随着那面精神之旗不断胜利：穿越戈壁、黄河而进入中华帝国，纵横突厥与波斯所属的中亚陆地，并跨越阿富汗山脉深入到印度河。 在不断的征服中，蒙古军队将战争转变为一种内陆战事，在跨越数千英里的多个前线作战。成吉思汗的革新战术使中世纪欧洲的重甲骑士变得陈旧，取而代之的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他们是以协调一致的军事单元运动的。他不太依靠防御工事，也不太熟于围城战；在战场上，他总是出色地利用速度奇袭敌人。就上述意义而言，他终结了围墙城市的时代。成吉思汗教导他的民众不仅要远距离作战，而且教导他们要维持数年、数十年的作战，而最终，持续的战争超过了三代。 二十五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四百年时间征服的还多。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起，征服了十三世纪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无论从被击败的人口总数、被纳入依附体系的国家总数，还是从被占领的地域总幅度来衡量，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成果都要多出两倍以上。从太平洋到地中海沿岸，蒙古勇士的铁蹄溅起每条江河和每个湖泊的水花。在其全盛时期，蒙古帝国所覆盖的连绵不绝的地域在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两百万平方英里之间，这个面积大约是非洲大陆的面积，同时比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岛等北美面积的总和还要大。它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延伸到印度的酷热平原，从越南的水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今天大多数人民所生活的这些国家都曾被蒙古人征服；在现代地图上，成吉思汗的征服包括了三十个国家和超过三十亿的人口。这一成就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其所控制的整个蒙古部落人数仅有一百万人，比某些现代大公司的员工数目还少。他从这一百万人口中征兵，其军队仅由不足十万的勇士组成——这支军队刚刚够舒适坐满一座较大的现代体育馆而已。 以美国人的观点，成吉思汗的成就可以这样来理解：犹如美利坚合众国，不是由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或富有的种植园主所缔造，而是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奴隶所建立，他全凭自己的性格特征、个人魅力以及果敢坚定的绝对力量，把美国从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团结民众，创立文字，起草宪章，建立普遍的宗教信仰自由，创造一种新的战争体系，从加拿大远征巴西，并开放自由贸易区内的商路，而这些商路是跨越诸大陆的。从每个层面上来看，或从任何视角来衡量，成吉思汗成就的规模和范围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同时也加重了对学术资源解释的重负。 成吉思汗骑兵的纵横突进与整个十三世纪相始终，他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疆域。他的业迹不是铭刻于石碑之上，而是体现于他所建立的诸多国家之中。他不满众多的小国，于是将很多小国合并成几个大国。在东欧，蒙古人将十二个斯拉夫公国和城邦合并成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国家。在东亚，在超过连续三代的经营之后，南部的残宋王朝与满洲境内的女真金国、西部的吐蕃（西藏）、毗邻戈壁的西夏王朝和东突厥斯坦的回鹘王国组合起来，建立了中国。由于蒙古人统治的扩张，他们建立了诸如韩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存留至今，它们的国界与现代的国界线十分接近。 成吉思汗帝国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在他出生的1162年，旧世界由一系列的区域文明所组成，几乎每一文明都声称，除最为近邻的文明之外，对其他文明一无所知。在中国没人听说过欧洲，而在欧洲则没人听闻过中国，并且，就目前已知，那时没人在这两者之间作过旅行。到他去世的1227年，他已经以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将各区域文明连接了起来，这种联系延续至今。 在打破强调出身和贵族特权的封建体系的同时，他建立了以个人价值、忠诚与功绩为基础的新型独特的体制。他取得丝绸之路沿线散乱且衰败的商贸城镇，并将其组织进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中。他降低遍及所有人的税收，完全免除医生、教师、僧侣的税收，并废除教育制度。他建立定期的人口普查制度，创建最早的国际邮政体系。他的国家不是一个储藏珍宝财富的帝国；相反，他广泛地分散战时所获取的财产，使财产返回到商业流通中。他制定了一部世界性的法律，并确认来自“长生天”的最高法则对所有人都有效。当时大多数统治者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成吉思汗则坚持认为，统治者与最底层的牧民一样，对法律负有同等的责任。在他的帝国内，尽管他要求被征服的所有宗教臣民都要完全忠诚于他，但他仍承认信仰的自由。他坚持法律的规定，废止严刑拷打，但他发动的主要战役都要搜捕并处决抢匪和刺客。他反对扣押人质，与此正相反，他创立了给予所有使臣以外交豁免权的全新惯例，这一惯例对那些来自正跟他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家的使臣也完全有效。 成吉思汗留下一个有着如此坚实基业的帝国，这一基业还持续发展了一百五十年。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继之而来的是帝国的崩溃。他的后代继续统治了各式的大小帝国，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到中国和波斯。他们保留有一种折衷的头衔，包括汗、皇帝、算端（即苏丹）、国王、沙赫（伊朗国王称号）、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或王公）以及达赖喇嘛。残存的成吉思汗帝国在他的后代手中统治了七个世纪。如莫卧儿王朝，他们在印度的统治直到1857年，那时，英国人驱逐了巴哈都儿二世，并砍掉了他两个子孙的头颅。成吉思汗最后一位统治者后裔是阿里可汗，即布哈拉埃米尔，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权，直到1920年他才被高涨的苏维埃革命浪潮所罢黜。 历史已经宣告了大多数征服者最终的可悲结局。亚历山大大帝三十三岁死于巴比伦神秘的环境之下，当时他的部下将其家族灭门，并瓜分他的领土。朱利叶斯•恺撒的同伴贵族和以前的盟友在罗马元老院背叛他，并在会议厅里将其杀害。在经受所有的征服成果被摧毁与被颠覆之后，孤独而又痛苦的拿破仑，作为一个寡居独处的囚犯，被关押在地球上遥远而又闭绝的无人孤岛上，独自面对死亡。然而，年近七十的成吉思汗却是在他营帐内的床上去世的，亲属、忠实的朋友以及随时为他赴汤蹈火的忠诚士兵都围绕在他身边。1227年夏，在一次进攻黄河上游沿岸西夏王朝的战役中，成吉思汗死了——或者，由于蒙古人憎恶言及死亡或疾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升入了天上”。在他死后多年，有关成吉思汗死因的秘密引起了猜测，而后来那些在时间装饰之下的种种传说，却被视为历史事实。第一个出使蒙古的欧洲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写道，成吉思汗死于雷击。曾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时期广泛游历蒙古帝国的马可•波罗介绍说，成吉思汗死于膝盖箭伤。有人声称他是被不明身份的敌人毒死的。另一种解释则断言，他死于正与其作战的西夏国王的魔咒。他的诋毁者们散布的一个故事则声称，被俘的西夏皇后在她的阴道内放置一种装置，因此，当成吉思汗与其交媾时，它撕破了他的性器官，成吉思汗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 与很多有关他的死亡故事相反，他在游牧帐篷中去世，实质上与他出生在游牧帐篷中的情形类似，说明他在保存其本民族传统生活方面非常成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保持他们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却改变了人类社会。成吉思汗的士兵护卫死去可汗的遗体返回他的蒙古故乡，并将他秘密安葬。他在故土被匿名安葬，没有一座陵墓，没有一座寺庙，没有一座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小墓碑。按照蒙古人的信仰，遗体应该在静穆中离去，并不需要一块纪念碑，因为灵魂已不在那里；灵魂继续活在精神之旗中。在埋葬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悄悄地消失了，回到了他所来自的辽阔的蒙古山水间。最终的埋葬地点至今已不得而知，但在缺乏可靠的信息时，人们随意地虚构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加入了许多戏剧性的成分。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记载坚称，送葬行列的士兵在四十天的行程中，杀死了他们遇到的所有人畜。在秘密安葬之后，八百名骑兵在那块空地反复地驰马奔踏，以遮掩墓穴的方位。根据这些充满想象的叙述，为了使他们无法泄露出那一地点的方位，这八百骑兵随后就被另一批士兵杀死；再接下来，后者又被另一批勇士杀戮殆尽。 在故土秘密安葬之后，士兵们封闭了好几百平方英里的区域。除了成吉思汗的家族成员，以及驻扎在那里准备随时消灭任何闯入者的、经专门训练过的一个部落之外，没人能进入该地。在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这一区域——霍洛——“大塔布”（禁忌之意），处于亚洲腹地深处——始终封闭。成吉思汗帝国的所有秘密似乎都被纠结进他神秘的故土内。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很长时间以来，其他异族军队侵入蒙古各部，但蒙古人仍能阻止想进入他们祖先圣地的任何人。尽管蒙古人最终皈依佛教，然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却不允许僧人建立可标示成吉思汗墓地的神龛、寺庙或纪念碑。 二十世纪，为确保成吉思汗出生与安葬的那一区域不至变成为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号召点，苏联统治者牢牢地防备着该地。通过官方的指定，苏联称那一区域为“高度限制区”，而不称之为“大塔布”，或使用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可能起暗示作用的历史地名。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他们把它与周边省份分开，并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而中央政府反过来又被莫斯科牢牢控制。在一万平方公里“高度限制区”之外，苏联人又以一个大小相当的限制区来包围它，将该地进一步封锁起来。为限制在这一区域内旅行，在共产主义时代，苏联政府没有在其内修路建桥。在限制区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间，苏联保持有一个高度加强的米格空军基地，而且很可能还维持有一个核武库。一个大型的坦克基地阻挡着进入禁区的入口，苏联军方将这一区域用于炮兵训练和坦克演习。 蒙古人没有取得科技突破，没有建立新的宗教，很少有著作或剧作问世，也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农作物或农业方法。他们自己的工匠不能织布、冶炼、制陶，甚至不会烘烤面包。他们不会制瓷做陶，不会绘画，也不会盖房子。然而，当他们的军队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之后，他们收集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将它们传递于各文明间。 成吉思汗建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建筑仅仅是桥梁。尽管他摒弃城堡建筑、堡垒、城市以及围墙，但当他横山跨水前进的时候，他可能修建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者都要多的桥梁。为使军队与货物的运动更加快速，他建筑的桥梁，跨越了数百条江河。不仅在货物方面，而且也在思想与知识方面，蒙古人有意地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贸开放之门。蒙古人给中国带去了德国矿工，并将中国医生带到波斯。交流范围所及，大小不一。他们将地毯的使用推广到其所至之处，并将柠檬与胡萝卜从波斯移植到中国，同样，中国的面条、纸牌和茶叶也传播到西方。他们从巴黎带回去一位工匠，在干旱的蒙古大草原上打井，征募英国贵族在他们的军队里做翻译，并将中国的指画经验带到了波斯。他们资助在中国建基督教堂，在波斯建佛教寺庙和佛塔，在俄罗斯建穆斯林学校。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 成吉思汗帝国的继承者们，实行坚定的步骤，使产品货物畅通，蒙古人将它们综合汇聚起来，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当来自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娴熟技师们将中国火药、穆斯林喷火器和实用的欧洲铸钟技术融于一体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了大炮。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革新，它催生出从手枪到导弹的巨大的现代武器库。每个发明都有一定的意义，当蒙古人将各种技术揉杂一起，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混合体时，更大的影响也就随之出现。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努力中，蒙古人对国际主义不断地显示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不仅试图征服世界，而且还试图制定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建立单一的世界性法律，并创立一种可用于书写所有语言的通用字母。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可汗，发行了能通用于各地都的纸币，并且他还试图为所有孩子建立普及基础教育的小学，使人人都能读书识字。蒙古人改进并融合多种历法，制定优于以前的更精确的万年历，并主持汇编最大范围的地图。蒙古人鼓励商人通过陆路来其帝国，同时，他们还派遣探险家跨越陆地与海洋，远及非洲各地，扩大其商业和外交范围。 几乎所有被蒙古人蹂躏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的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拓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出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在欧洲，蒙古人彻底摧毁了大陆的贵族骑士精神，不过，他们对该地区感到失望，因为相较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来说，该地区普遍贫穷。他们转身离开该地区，没有去侵扰它，更没有攻城略地、洗劫国家或将它们并入到正在扩张中的帝国之内。最终，通过诸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家族那样的商人，和在蒙古可汗同教皇以及欧洲国王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使节，欧洲受到最小的损失，却获得了交往上的所有好处。新技术、知识与商业财富催生出文艺复兴，在这一时期，欧洲重新发掘出他们以前拥有的、优秀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和算盘的技术。正如十三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所观察到的那样，蒙古人所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源自其军事上的优越；更确切地讲，“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成功”。尽管蒙古人“热衷于战争”，但他们如此快的进步，是因为他们“将闲暇时间致力于哲学原理”。 看起来，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除新的战争方式、新机器和新食物发生改变外，甚至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得到改变，例如，欧洲人转而改穿蒙古织物，穿短裤和短上衣，而不是束腰外衣和长袍，用草原式的琴弓去演奏他们的乐器，而不用手指去弹拨，并使用新风格进行绘画。欧洲人甚至捡拾起蒙古人的惊叹词“呼累”（hurray），当成一种虚张声势和互相鼓励的热情喊叫。 正因为蒙古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所以我们毫不惊讶最初的英语写作家杰弗里•乔叟，会把《坎特伯雷传说》中最长的故事献给亚洲征服者——蒙古的成吉思汗。乔叟用一种毫无掩饰的崇敬之情，描绘成吉思汗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然而，事实上，令我们惊讶的倒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居然对蒙古人做出这样的评论，而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们至今仍视他们为纯粹嗜血的野蛮人。乔叟或培根留下的对蒙古人的描绘，与我们从后来书本或电影中所认识到的形象完全不同，后来的书本或电影将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描绘成追逐黄金、女人和嗜血的野蛮游牧民。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制作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图像或图片，然而我们没有制作于他有生之年的肖像。不像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征服者，成吉思汗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画像，雕刻他的形象，或将他的名字和外表之类的东西铭刻在硬币上。而来自同时代人的描述，与其说是提供了信息，倒不如说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用一首有关成吉思汗的现代蒙古语歌曲的话来说，“我们想象尊容，却又满脑空白”。 因为没有成吉思汗的肖像或任何蒙古人的记录，所以也只能让世人随其所愿去想象他。直到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仍没人敢画他，而后，每一文化都在突出自己关于他的独特形象。中国人将他描绘成一位叔伯似的长者，有一小撮胡子和空洞无神的眼睛，像一位充满忧思的中国哲人，而不像是个凶猛的蒙古勇士。波斯的微型画作者将他描绘成一位坐于王位上的土耳其苏丹。欧洲人则将他画成纯粹的野蛮人，凶神恶煞，非常丑陋。 蒙古人的秘密，给那些想写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任务。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基于事实的记述所知甚少。他们知道城市征服或军队溃败的年代；然而却很少知道有关他的身世、性格、动机或私生活方面的可靠信息，因为它们所剩无几。几个世纪以来，无确实根据的谣传坚称，在他去世后不久，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所有各方面的信息，都由他的某位近臣记录在一份机密文件中。中国和波斯的学者曾提及过那份秘密文件的存在，甚至有学者声称在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曾见到过它。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的近一个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将该文件形容为是用“蒙古人的惯用语和字母”书写的“真实的编年史”。但他同时提醒道，该文件被保存在宝库中，那里是“对外人保密的”。他强调，“理解或洞悉”该蒙古原文的人，“没有可能获得接近的机会”。蒙古统治崩溃之后，有关该秘密文件的大多数线索似乎都已消失了。很多杰出学者一度相信，这样的文件并不存在，它仅仅是有关成吉思汗诸多传说的一种而已。 就象富于想象力的各国画家们把他描绘成不同的形象，学者们的作法差不多也一样。从朝鲜到亚美尼亚，人们都编著过有关成吉思汗一生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和奇异故事。由于缺乏可靠信息，他们将自己的恐惧与憎恶折射到这些描述上。几个世纪之后，学者们通过诸如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这样的人所犯的暴行和侵略，来衡量他们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及其特殊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他们的功绩却被遗忘了，而用于对他们进行指控的罪行和野蛮行径又被夸大。成吉思汗变成为野蛮人、嗜杀的野人，以及为自己利益而尽情破坏的无情征服者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和他的游牧部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泛化为一般亚洲人，普遍地被描绘成一维的漫画人物形象，成为处在所有文明之外的人的象征。 到十八世纪末启蒙运动的时候，这种威胁的形象出现在伏尔泰的《赵氏孤儿》当中，这是一出关于成吉思汗征服中国的戏剧，里面写到：“他被称为是万王之王，凶残的成吉思汗，他把亚洲肥沃的土地变成废墟”。与乔叟对成吉思汗的赞扬相反，伏尔泰将他描写成是“这个破坏的暴君…他骄傲地…踩在诸王的脖子上”，但“他还比不上一个以武为生、在流血交易中摸爬滚打的野蛮的斯基泰战士”（第一幕，第一场）。伏尔泰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对周边文明的优点充满愤恨的人，一个由野蛮人本质所驱使的人，这种人想强夺文明社会的女子，并摧毁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的部落得到各种不同的名称——塔塔儿人、鞑靼人、蒙兀儿、莫卧儿人、摩尔人、以及蒙古人——但这些名称总带有一种可憎的咒骂意味。当十九世纪科学家想证明亚洲人群与美洲印第安人群的劣等时，他们都被划分为蒙古人种。当医生想说明为什么高等白人母亲会生出智障儿时，会认为孩子的面部特征表现得“显而易见”，那就是孩子的某位祖先曾经被蒙古武士强暴过。这种苦难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白种人，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当最富有的资本家们炫耀他们的财富，并显示出反民主或反平等的价值观时，他们便被讥讽为莫卧儿人，即波斯语对蒙古人的称呼。 在许多场合，蒙古人还变成为其他国家失败与缺陷的替罪羊。俄国不能赶上西方科技或日本帝国的军力，那是因为成吉思汗把可怕的“塔塔儿人枷锁”套在俄国身上。波斯落后于它的近邻，那是因为蒙古人摧毁了他们的灌溉系统。中国落后于日本与欧洲，那是因为蒙古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印度不能抵抗英国殖民地化，那是因为莫卧儿人统治的贪婪。二十世纪，阿拉伯政治家甚至确信，要是蒙古人没有烧毁阿拉伯宏伟的图书馆，并夷平他们的城市，穆斯林就能比美国人更早发明原子弹。当2002年美国人在阿富汗用炸弹和导弹将塔利班赶下台时，塔利班士兵把美国人的入侵等同于蒙古人的入侵，因此，作为愤怒的报复，塔利班屠杀了数千哈泽德人，他们是已生活在阿富汗达八个世纪之久的蒙古军队的后裔。第二年，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被入侵的美国人赶下台之前，在对伊拉克人民的最后演讲中，对蒙古人做了类似的指控。 在如此多的政治辞令、伪科学和学者式的想象之中，有关成吉思汗的真相仍持续地被隐藏着，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失载。他的故乡和他崛起的地区被二十世纪的超级大国所关闭，正像此前数个世纪中的草原骑士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将其严加封锁。原始的蒙古语文件，即所谓的《蒙古秘史》，不仅“秘密”而已，并且已经消失了，消逝于历史的深处，甚至比成吉思汗的陵寝更加神秘。 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为解释有关成吉思汗的神秘生涯并修正部分记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第一项进展是对历史原稿的破译。该原稿包涵了已遗佚的、很多有关成吉思汗的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尽管对蒙古人存有偏见和无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曾不断提及偶尔见到过的那本传说中的有关成吉思汗生平的蒙古原稿。就如一些稀有动物或珍稀鸟类被认为已经灭绝，传言中的见阅更多激起的是怀疑，而不是学术研究。最后，在十九世纪，用汉字书写的蒙古原稿副本在北京被发现。学者们很容易认读这些字，但那些语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用某种编码来记录的，以汉字来代表十三世纪的蒙古语发音。学者们只能读懂附在各章节之后的一小段汉语概要；这些汉语概要提供了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暗示，但除此之外，该原稿仍然难以理解。由于该原稿神秘色彩浓重，因此学者们称其为《蒙古秘史》（下文均称为《秘史》），此名沿用至今。 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蒙古，对《秘史》的解密仍然被认为非常危险。当局不让普通民众和学者接触到该书，因为担心他们受到书中陈旧的、非科学的和非社会主义观点的不当影响。但是一个地下性质的围绕《秘史》的学术运动形成了。在整个草原的游牧帐篷内，新发现的历史故事被秘密地谈论着，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并在帐篷间传播开来。最终，他们有了一段历史，那段历史是从蒙古人的视角来述说的。蒙古人远不止是屡次侵扰周边较高文明的野蛮人。对于蒙古游牧民来说，《秘史》的新发现似乎来自成吉思汗本人，他回到了他的人民中，带给他们以希望和激情。超过七个世纪的沉默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再次听到他的言语了。 尽管受到官方的压制，但蒙古人民似乎决定他们再不愿失去这些言语。在短时期内，即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的政治生活自由化，以及1961年蒙古被接纳进联合国之后，蒙古人民得到鼓舞，他们感到可以自由地重新探索他们的历史。1962年，蒙古准备了一小套邮票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八百周年。政府二号人物铁木耳•奥其尔（Tomor-ochir），批准在斡难河边树立一个具体的纪念碑来纪念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还资助一场学术会议来评价历史上蒙古帝国是非功过的各个方面。邮票和纪念碑上简朴的线条描画，勾勒出成吉思汗那消失的“苏勒德”——那面他用于征服世界以及安息其灵魂的马鬃神旗。 近八个世纪之后，“苏勒德”给蒙古人和一部分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带来了这样一种深深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罗斯人将仅仅显示在邮票上的“苏勒德”，也当成是一种民族主义复兴和潜在侵略倾向的行为。苏联对此的反应无比愤怒，他们担心其附属国将走上独立之路，甚或更糟，会站在苏联往昔的同盟国、后来的敌人，即蒙古的邻国——中国一边。在蒙古，当局禁止发行此邮票，并镇压学者。铁木耳•奥其尔由于表现出不忠罪行，被党的官员戴上了“企图将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当局将他赶下台，送到内地流放，并最终用斧头将其处死。在党内清洗之后，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学者的工作上来，他们被党诬陷为反党分子、中国间谍、蓄意破坏者和害人虫。在接下来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考古学家珀理（Perlee）强行下狱，并让他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之下，原因只是因为他曾当过铁木耳•奥其尔的老师，并曾秘密研究过蒙古帝国的历史。任何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如果他们的专业工作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局秘密地处决过部分人。其他的学者们失去工作，在蒙古恶劣的气候中，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家门。他们还被剥夺了医疗保健的权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内部的流放地，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广袤的地旷人稀的不同地区。 在这一整肃运动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并且可能是被苏联当作对蒙古人的惩罚，而将其销毁了。然而，面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或许也正因为镇压，无数的蒙古学者开始独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处险境，也要寻求对他们那段被诋毁以及被歪曲的历史的真正理解。 蒙古之外，很多国家的学者，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读该原稿，并将其译成现代语言。由于无法使用蒙古内部的资源，他们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古蒙古语学者罗依果（IgordeRachewiltz）的指导下，用蒙古语和英语书写的《秘史》被逐章逐节地发表出来。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WoodmanCleaves）独立地译出一个单行本，1982年，翻译的单行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破译符号和翻译原稿。即便是对已翻译过来的文本，人们仍难于理解，因为很明显，它本是为极少数的蒙古皇室内部人员撰写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读者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要是缺乏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详细实地的考察，原稿中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传记史的意义，就难以理解。 第二项重要进展出人意料地出现在1990年，即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及其对蒙古占领的终结。苏军撤离，战机飞离，并且坦克也撤走。终于，内陆亚洲的蒙古领域向外界开放了。渐渐地，少数人进入那个保护区域探险。蒙古猎人潜入这个充满猎物的山谷偷猎，牧民沿着这一区域的边沿放牧，偶尔会有冒险者非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几支装备精良的外国考察队来到那里，寻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寝；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未能实现。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连接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世界商业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学者沿着从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的路线，游历了沿途的考古遗址、图书馆，并参加专家会议。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理亚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这路线与他们向外扩散的路线一样，从他们在蒙古的老家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 广泛的游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但并未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有助于理解。尽管有不足，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当1998年抵达蒙古时，通过对成吉思汗幼年时期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背景资料进行了解，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可以最终完成该研究项目。但那“旅程”却变成了另一个五年的研究，远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广泛深入得多。我发现，蒙古人对从挣脱数个世纪外国统治而得来的自由，感到欣喜若狂，并且，这种兴奋又集中到对他们的国父——成吉思汗——无上荣耀的回忆中。尽管象出于对他表达敬意的歌曲的出现一样，他的名字在伏特加酒瓶、巧克力块和香烟上被迅速商业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是消失了。不仅他的精神之旗从寺庙里消失了，就连他的真实面目也从他们的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同从我们的历史中消失了一样。他是谁呢？ 在突然间似乎有可能回答那些问题的时候，由于我本人缺乏自信和足够的判断力，于是我来到了蒙古。近八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以及最后埋葬的禁区，首次向外开放；与此同时，又正值《秘史》的行文被最终被破译。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单独地完成考察任务，但如果与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小组共同合作的话，我们就能开始寻找到答案。 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者，我跟考古学家鲁赫瓦苏伦（Kh.Lkhagvasuren）博士密切合作。他接触过非常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他的导师、蒙古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珀理博士收集的。逐渐地，通过鲁赫瓦苏伦，我认识了其他的研究者，他们花了多年的时间秘密工作，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独自进行研究，他们既不能写下也不能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奥•普列夫（O.Purev）教授，是一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党史的官方研究人员，他曾利用自己的身份来研究蒙古萨满巫师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为线索来指导解读《秘史》中的隐含含义。蒙古军方的萨格达（Kh.Shagdar）上校，利用他在莫斯科驻扎的身份，将《秘史》中所描绘的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和军事胜利，跟俄罗斯军事档案文件中的记载进行比较。蒙古政治学者勃得•额尔登尼（D.Bold-Erdene），分析了成吉思汗在获取权力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技巧。所有研究成果中最充分细致的，要数地理学家苏赫巴托尔（O.Sukhbaatar）的工作了，他为寻找成吉思汗的历史，穿越整个蒙古地区，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 我们的小组开始合作。我们将来自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我们展开地图，讨论不同文献和早期分析的准确含义。毫不令人惊讶，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差异和无数的矛盾，使得它们难以一致。很快，我发现苏赫巴托是一位拘泥字义的人，一位极端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秘史》中的每个说法都是真实的，并且他还一直力图通过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普列夫认为《秘史》中的历史都不能从字面含义去认识。按照他的观点，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萨满教士，该文献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记载他所达到那种地位的若干神话的原稿。如果它被破译，那将再次提供一幅萨满教士征服并控制世界的蓝图。 从我们的合作一开始，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没能找到事件发生的地点，我们就无法理清相互对立的各种观点和解释。每份文献的最终检验，就是要将它放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书本可以撒谎，但地点从不会骗人。有关主要地点的快速而又详尽的观点，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更多的疑问。我们认识到，不仅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熟知那里发生的大事。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在那年的不同季节中，我们不断地往返于那些相同的地方。那些地点散布在横跨数千平方英里的山水之间，但对我们研究来说，最具意义的地点却分布在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地区，那一地区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一直都被封闭着。由于成吉思汗的游牧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成了一种逍遥学派式的课题项目，一种移动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考古学。 卫星照片显示出一张没有大型道路的蒙古地形图，然而却有数千条小道纵横交错，穿越戈壁，横跨山脉，似乎通向草原的每个方向；然而，它们都终止在限制区——霍洛——的边缘地带。进入成吉思汗的家乡需要穿越一块缓冲区，那一地区曾被苏联占领并设防，不让任何人靠近。当他们撤离蒙古的时候，苏联人在那里留下一幅四处散布着军用品的超现实主义风景图：坦克的金属残骸、损毁的卡车、被拆卸的飞机、失效的炮弹和未爆炸的哑弹。怪异的水气和奇特的雾，缥缈其间。扭曲的金属雕塑品耸立在那里，有几层楼高，陌生的建筑遗迹不知曾是做什么用的。坍塌的建筑，曾安装着秘密的电子设备；现在蹲在渗透着油渍的沙丘中间，已空无一物。陈旧武器序列的装备遗弃在满目疮痍的整个草原上。一池池黑暗神秘的不明化学药品，在阳光下可怕地晃动着。不知来源的发黑残骸，漂浮在污浊的液体里，而动物遗骸、干尸、各种皮毛的样本以及成块的羽毛皮则弃置在池塘四周。跨过二十世纪展现的这一恐怖墓地——在最强烈的对比中——就出现了未受惊扰而又封闭的成吉思汗家乡：几百平方英里的原始森林、山脉、河谷及草原。 进入到“高度限制区”不只是返回到那个时代；这是近乎准确地发现成吉思汗所留下的世界的一个机会。这个地区保存下来，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岛屿，被二十世纪最糟糕的科技恐怖包围着，然而也被其保护着。倒下的树木、浓密的草丛、巨大的石头阻塞道路，许多地方仍不能穿越。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在过去的八个世纪里，只能目睹着偶尔穿过的巡逻士兵。这个限制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天然纪念碑；当我们穿行在这一区域时，似乎感觉到随时他都可能到来，疾驰过那条河，并翻越那山脊，去他那喜爱的地方再次扎营，射杀那正奔命的小羚羊，在斡难河的冰面上砸个钓鱼的小洞，或者向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鞠躬、祈祷，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去世之后，这座圣山仍旧继续在护佑着他。 我们的研究小组走近霍洛，就像侦探们在调查一个新的犯罪现场。用《秘史》作为主要向导，我们横跨平原，并从许多小山和丘陵地带去勘察原始地形。在远离有明显界碑的山脉、河流和湖泊的开阔草原上，我们非常依赖牧民，他们惯于跨涉草原，就像水手惯于横渡大海一样。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总是在陪伴着我们，他们之间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问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从未想到过的。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他们也能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或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地鉴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扎营，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合冬季宿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声的回声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骑马越过冻结的江面需要多厚的冰，何时可步行穿过，何时可破冰涉水而过。 有些描述性质的蒙古地名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恢复成蒙古语，或运用到我们周边的地形上。文件中叙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为部落首领是在克鲁伦（KharaJirugen）山下的克霍克（Khokhhu）湖，它的意思是指“黑心形状”山下的“蓝色湖泊”。那个地方的特征保存了好几个世纪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另外有些地名与成吉思汗的出生有关，比如乌得尔山（UdderHill）和斯普林湖（SpleenLake）。这些名称是适用于描述那个地方的外形特征，还是适用于描述事件曾在那里发生过呢？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这些名称显得更具争论性。而且，因为这一地区经历八个多世纪的风蚀和干旱，山或湖的外形也会发生改变。 渐渐地，根据已有的证据，我们尽力将故事接续起来。寻找到成吉思汗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并追寻成吉思汗的成长之路，有关他生平的一些误解就能够立即得到修正。尽管我们对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的准确特征存有争议，例如，非常明显，那条有着很多沼泽而又长着繁茂树木的流流，与宽阔空旷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草原是大多数游牧民所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的成吉思汗的成长地。这种区别使得他与其他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我们随即就可明白，为什么《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经常提及的是狩猎而非放牧。地理条件本身将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与西伯利亚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秘史》所言蒙古人即发源于这种文化；而不是与空旷平原的突厥部族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信息大大地影响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在变化异常的条件和处境下，五年间，我们的小组不断外出。2001年1月，在合剌主鲁格（Khorkhonag）草原，那里的气温变化幅度超过一百五十度——从没有遮蔽的广阔地面的一百多度高温，到零下五十一度的低温。在这样的地区，我们经历着旅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灾厄与幸运。我们的交通工具被围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滞在春季的泥淖里，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发的山洪所冲走。很多次，我们的帐篷被风雪破坏，有时也被烂醉的狂欢所毁坏。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个夏季，我们尽情地享受无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纪的头一年里，我们也经历了动物饥荒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年份，这个动物饥荒称为“阻德”，那时我们周围的马和牦牛全部倒毙，夜间所有的大小动物都直挺挺地被冻死。 然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从没有一刻的怀疑或危险。与永久地生活在那些地区的牧民和猎户日常生活中的艰难相比较，我们的困难是不值一提的。总有意外的插曲，开始只是一种麻烦，最后却总能教我很多有关所在地区及其人民的新知识。从一天在马上行进近五十英里这点上，我明白了用十五英尺的丝带紧紧地束住下腹部，实际上可以固定住内脏并防止呕吐。我还明白，在如此漫长的艰苦跋涉中，当没有时间停下来生火做饭时，口袋里常备的干奶酪有多么重要；骑在木马鞍上时，我认识到身穿称为“迪尔”的厚蒙古长袍的实用性。有一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圣山附近遭遇到一匹狼，在我的同伴看来，那次遭遇是福而非祸。无数次迷路或失控的事情，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教训，比如在确认方位或行进路线，以及等待有人出现的耐心等方面的经验。许多次，我体会到蒙古人是多么密切地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我始终并完全地相信他们机敏的判断、健壮的体魄和慷慨的帮助。 本书所呈现的，是我们发现的一些要点，没有更多地叙述我们所遭遇到的有关天气、食物、寄生物及疾病等方面的细节，也没有过多地叙述研究者个人的特殊倾向和沿途遇到的人们。本书所关注的始终是我们工作的使命：去理解成吉思汗和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本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有关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兴起的故事，并讲述了从他的生年1162年，到他统一所有部落并建立蒙古部落联盟的1206年之间，影响他人生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外力因素。第二部分追溯了蒙古人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持续五十年（从1211年至1261年）的蒙古世界战争完成的，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之间相互开战时为止。第三部分考察了接下来的和平世纪与全球的觉醒，这一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的基础。
一块凝血 国民！国民是什么？鞑靼人！匈奴人！汉人！ 正如昆虫云集，历史学家致力于记住他们，但这是徒劳的。 正是由于缺乏那样一位代表众人的人物为标志， 他们差异殊甚，难以辨识。 ——亨利?戴维?梭罗 1851年5月1日之旅 他双眼闪烁，容光焕发。 --《蒙古秘史》 蒙古人征服过数以千计的城市，然而成吉思汗屈尊进入的城市，历史上仅仅提到一座。通常，当胜利得以确保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朝臣侍从撤回到远方更舒适的营地，而由他的勇士去完成剩余的任务。1220年（即龙儿年）3月的某一天，这位蒙古征服者打破他独特的传统，带领骑兵进入到新征服的布哈拉城中心。该城是花剌子模算端（今译“苏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布哈拉城既非首都，也非主要的商业城市，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它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高贵布哈拉”。因具有“为所有伊斯兰教徒带来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该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由于成吉思汗非常清楚，通过征服并进入该城市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因此他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城门，经过一片遍布着木房与小贩货摊的拥挤区域，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巨大砖石建筑群之中。 在或许是军事史上最大胆创新的成功突袭之后，成吉思汗进入到布哈拉。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蒙古出发，沿着直线正面攻击算端的边境城市；而他自己则与辎重同行，率领另一支部队长距离远征，这一距离比任何其他军队行进的路线都要长——需要穿越两千英里的沙漠、山川及草原。最后，他们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敌方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即便是商业旅行队也会绕道数百英里，避开克孜勒库姆沙漠，即传说中的“红沙漠”；不过这正好是成吉思汗选择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原因。通过与那个地区的游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沿着至今仍未能确知的路线，穿越那片沙漠地带。 他的目标布哈拉城，矗立在阿姆河一条支流两岸的肥沃绿洲中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或波斯人，但却被新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的突厥部落所统治，花剌子模帝国是那个时代众多短命帝国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算端所犯的一个严重的致命错误，就是他劫掠了蒙古商队，并把派去进行和平商业谈判的蒙古大使毁容，这一行径激怒了成吉思汗。虽已年近六十，但听到自己的人受到攻击时，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那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再次跨上战马，兴师问罪。 几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重要军队，蒙古军队是轻便上阵，没有补给供应的。即便等到最冷的月份横跨沙漠，人和马畜也仅需少量的水。因为这样的季节有露水，可以刺激部分草的生长，这些草可供牧马，并可吸引到猎物，那是以狩猎为生的人所需的。蒙古人不是动作缓慢地运送攻城武器和重型装备，相反，他们带有快速机动的工兵部队，能当场使用可获得的材料，建造任何他们所需的东西。在跨越广阔的沙漠之后，蒙古人遇到第一片林子，他们就将其伐倒，制作攻城的梯子、武器及其他攻击器械。 当先头部队走出沙漠，发现有第一个小部落时，快速行动的特遣部队立即会改变速度，慢慢运行，动作迟缓，仿佛他们是来贸易的商人，而非快速攻击的勇士。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是谁，并在听到警报之前，蒙古军队正若无其事地漫步在城镇的门口。 出人意料地从沙漠中出现之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即行进，并趁势攻击布哈拉。他知道，没有援军能离开正被他的部队所进攻的边境城市，因此，他可从容地运用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左右布哈拉民众的忧虑和希望。这种策略的目标很简单而又往往是相同的：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起先通过夺取邻近的几个小城镇，成吉思汗的部队释放了很多当地的平民逃往布哈拉，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人在敌军防线背后的侵袭，立即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正如波斯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看到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乡下居民时，他们“被骑兵和骑兵带来的暗如黑夜的灰尘窒息住了，惊吓和恐慌压倒了他们，而且担忧和恐惧盛行。”成吉思汗从给予民众两种选择开始，着手准备对一座城市展开心理攻势。他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若他们接受条款就可加入到伟大仁慈的蒙古人之中，用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无论谁屈从于他们都可获得安全和自由，并远离严酷的恐怖与耻辱。”对那些拒绝接受苛刻条款的俘虏，蒙古人就会在下一次进攻中，将他们置于军前，充当战争的炮灰。 这种策略使布哈拉的突厥守军感到恐慌。仅有五百名士兵留下来支持布哈拉城堡的长官，其余的两万名士兵则赶在蒙古主力军队到达前，四处逃散。他们丢城弃甲，如鸟兽散，这正好掉进了成吉思汗的陷阱，蒙古勇士早已停驻在外等候逃兵，从容地将他们处死。 布哈拉的平民投降了，并且打开城门，但仍有小股负隅顽抗的士兵留在内城的城堡之内，他们寄希望于厚实的城墙可以帮助他们阻止任何围攻。在仔细评估了整个形势后，成吉思汗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进入该城！他的第一项举动就是来到布哈拉城中心，接受所有人的投降，并号召降民给他们的战马提供草料。供养蒙古军队和马匹，被认为是对征服者表示降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粮草，成吉思汗将降服者视作自己的部属，授予他们蒙古人的保护，同时，也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开始，我们就有了关于六十岁左右的成吉思汗的少数几种书面描写。波斯编年史家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他对蒙古人的描写远不及志费尼那么温和，他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身形高大、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人，头发稀疏发白，有一双猫儿眼，有着专注的活力、洞察力和天赋及理解力、令人生畏的攻击力，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仇敌的颠覆者，无畏、血腥并且残忍。”由于成吉思汗具有摧毁城市和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离奇能力，术兹扎尼还断言成吉思汗“熟悉巫术并且诡计多端，以魔鬼为友。” 据目击者称，成吉思汗抵达布哈拉城中心时，骑马来到大清真寺，并问及这座城内的最大建筑是不是算端的官邸。当被告之那是上帝的居所而非算端的官邸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蒙古人来说，唯一的上帝就是“长生天”，她延伸四方，无边无际。上帝主宰整个地球；成吉思汗不能像个囚犯或供人观赏的动物一样，被禁锢在石室之内，也不能如城市居民所声称的那样，他的言语会被记录和限定在书内。在自身的体验中，成吉思汗常常在家乡广阔天空之下的山岳间，感知到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听到上帝直接跟他说话的声音。追随着这些上帝的言语，他成了无数名城旺邦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下马，步行进入大清真寺，只有这样一些为他所知的建筑，他才曾进去过。一进入，他便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把他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并由他保护，他要将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员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他把城内两百八十名最富有的人召集到清真寺来。尽管在城内的经历有限，但成吉思汗还是能深切地理解人类情感的活动。在清真寺聚集的人群前，他拾级而上，来到讲道坛，然后转身面对布哈拉的精英。通过翻译人员，他严厉地训斥了算端和精英们的过失和罪行。他不是把失败归咎于平民大众，而是相反，“这是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随即，他逐个把富人分赐给他的蒙古勇士，供他们任意差遣，这些蒙古勇士跟着富人去搜集财宝。他劝告富人囚犯们要将财富悉数交出，不要玩猫腻；即便没有协助，蒙古人也能找出所有的财宝。他只要求富人们把蒙古人带到他们的藏宝地。 在对该城完成了有计划的劫掠之后，成吉思汗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围困在布哈拉的内城堡之中而仍在负隅顽抗的突厥勇士身上。尽管对蒙古人特别不熟悉，但对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中亚绿洲城市内的定居民来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目睹过许多野蛮军队的来来往往。以前的部落军队无论怎样勇敢或纪律严明，也从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只要城市守军能找到食物和水，他们就能躲在内堡厚实的围墙之后，进行长期地抵抗。蒙古人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对付在布哈拉所遭遇到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尽管蒙古人通常都有一流的弓矢，但每个人都得自备武器给养，因此制造技艺的质量也就千差万别。同样，蒙古军队是由部落的全体男性成员所构成的，他们靠粗野的放牧方式进行训练；虽然他们耐劳、纪律严明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但他们还是缺乏像布哈拉守军那样的专业挑选和训练。堡垒厚实的石墙，有利于守军躲藏其后，最重要的是，没有部落军队曾掌握过围城作战的复杂技术。但是成吉思汗有办法来对付他们。 进攻被设计成一次势不可挡的兵力展示，观众不是布哈拉已被征服的民众，而是远方的军队和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众。蒙古入侵者展示了他们新造的围攻武器——弩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作为武器，已被围攻部队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不仅能投掷出石头和火焰，还能射出燃烧的液体、爆炸装置和燃烧物质。他们调来了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弩炮，而大队大队的人马则带着可伸缩云梯攻上塔楼，从塔楼那里，他们能够击中内城中的守军。从城市上空进行攻击的同时，坑道工兵们开始在墙底挖地道。在展示空中、地面和地下令人生畏的技术威力的同时，某些情况下，成吉思汗还逼迫已被俘的内堡守军的同伴去攻城，有些囚犯冲锋在前，尸积城壕，有些则推着武器活着冲入到城堡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成吉思汗加剧了守军的心理紧张。 蒙古人从曾经接触过的不同文化中吸收经验，发明和使用各式武器；而且通过这种知识的积累，他们还创立了全球性的武器库，能够适应所遭遇到的任何形势。蒙古人试验成功了会喷火或爆炸的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变成为迫击炮和加农炮。在志费尼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准确讲述他们周围发生过什么的证据感到困惑。他将蒙古人的进攻描写成“就像炽热的火炉吸收了坚硬的木头，火势更盛，从炉腰将火花射向空中。”成吉思汗军队将草原勇士所具有的凶猛与速度，和中华文明的最高科技智慧结合在一起。成吉思汗使用快速机动并训练有素的骑兵去对付地面上的敌军步兵，而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力轰击技术和空前的破坏器械，则减弱了内堡城墙的防护威力，使蒙古军队得以突破要塞，从而胁迫城堡守军。随着炮火和死神纷纷降落到城堡内的守军身上，用志费尼的话来说，算端的勇士很快便“淹没在完全毁灭的汪洋大海中。” 成吉思汗认识到，战争不是一场身体的比赛，或仅仅是对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人反对另一种人的总体事业。胜利不会倾向于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它垂青于制造规则并将规则强加给敌手的人。胜利不可能是局部的。它是完全的、全部的，而且也是无可否认的——或者什么都不是。战争时期，这意味着对恐怖和突袭的肆意使用；和平时期，它则意味着对一些基本要素以及不可动摇原则的坚定遵守，这种原则可以在平民大众中间建立忠诚。抵抗将面临死亡，而忠诚者则得以安全。 成吉思汗对布哈拉的进攻，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那个城市的民众投降了，而且还因为当蒙古人攻击的消息传到首都撒马尔罕时，军队也投降了。算端弃国而逃，蒙古人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带领主力部队，翻越阿富汗山脉到达印度西北部的河流区域，而另一支分遣部队则绕过里海，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到俄罗斯平原。从1220年开始的那天起，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维埃主义兴起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布哈拉城的可汗和埃米尔，统治了该城正好七百年的时间，这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家族王朝。 成吉思汗操控民众的才能和他的作战技术，是超过四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果。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哪一次重要关头是因为突然拥有天才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有能力激起部众的忠诚，或者说他有全球规模的空前组织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得自顿悟的启发，或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受到独特的自我控制精神和专注意志的驱使，这些能力来自于持续不懈、周而复始的实际学习，经验性的适应，以及对此的不断修正。他的戎马生涯始于很早以前，要早于大多数在布哈拉出生的蒙古勇士，而且他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学到某些新的东西。在每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他都能获得更多的部众，学到其他更多的作战方法。在每一次斗争中，他都能将全新的思维与一整套随时变换的军事战术、策略和武器结合起来。他从不打重复的战役。 这位注定要成为世界最伟大征服者的男孩的历史，始于蒙古人征服布哈拉之前的六十年。故事发生在广阔的内陆欧亚最遥远的地方之一，靠近现代蒙古与西伯利亚的接壤处。根据传说，蒙古人起源于山林之间，那时，苍狼与白鹿在一个大湖泊的岸边交配。因为蒙古人对外人永久地封闭这一故地，所以当成吉思汗去世时，我们没有关于该地区的历史描述。那里的河流和山川名称，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是未知的，甚至现代地图对该地区的特征，提供的也是相互矛盾的名称，使用多种多样的拼写形式。 这个蒙古部落的活动范围，只占现在蒙古国家东北部的一小部分。现在该国的大部分区域横跨中亚北部高原，不在太平洋湿润季风范围内，这种季风产生的水灌溉了繁华的亚洲农业文明所分布的滨海平原。相比较而言，到达蒙古高原的湿润季风，大部分来自西北部的北极地区。这种季风释放了带到北部山脉的少量水分，而给蒙古南部留下的则是干燥，这一干燥地带称为govi，或被外地人称为戈壁。荒芜的戈壁与中度湿润山脉之间的北部地区，横亘着一大片广阔的草原，若夏季雨量充沛，草原就会变绿。夏季，牧民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带迁移，寻找草场。 尽管海拔高度仅约一万英尺，但蒙古的肯特山脉包括了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高山。与仅通过使用登山工具就能攀登的、连绵起伏而又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不同；古老的肯特山脉曾被百万年的侵蚀所削平，因之，在夏季，仅以中等难度，一人一骑就可登上几乎所有的山峰。沼泽地遍布其侧；在漫长的冬季，这些沼泽冻成一块。冬季，山脊上深深的沟壑汇集了凝结的雪水，看上去就如冰河一样；但在短暂的夏季，它们又变成了美丽的钴蓝之湖。春季消融的冰雪充溢湖间，而从山上奔流而下的雪水则汇成条条江河，泛溢草原。夏季气候好的时候，翠绿的草场熠熠生辉；但在夏季气候糟糕的时候，则会连续好几年呈现干燥赭褐。 源出肯特山脉的江河都比较小，并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冰冻状态——即便是在五月份，厚冰通常也足可支撑一支负有装备的马队，有时甚至可以支撑一辆载重的吉普车。广袤的草原沿着江河延伸，被当作是蒙古通往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通道。这一草原的边缘西达东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东则到达中国东北，如果不是被一段切断朝鲜半岛的狭长沿海山脉所隔绝的话，它将东及太平洋。在戈壁的南端，草原再次会合并，连接起亚洲大陆的腹地，将粗放耕作的黄河平原连接起来。 尽管这一地带起伏平坦，但气候恶劣，而且变化无常。这是一片非常困苦的地带，那里的人畜都得面对来自气候的不断挑战。蒙古人常说，在肯特地区，你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四季的变化。甚至在五月份，马都有可能深陷雪坡，以至无法昂首飞奔。 注定要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就出生在这片斡难河沿岸的土地上。与该地的天然美景不同，在人类历史中，该地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斗争不断、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春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远眺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那位现在声称要娶其为妻的男人，不是那位先已跟她结过婚的男人。 在很短时间之前，她的命运就已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小推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小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小推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小推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去找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普遍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推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他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呆在原地并向抢夺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 《秘史》叙述到，为说服丈夫配合她的计划，她对赤列都说：“如果你活着，每个方向、每个推车里都有少女等着你。你能找到另一位女人做你的新娘，你可以将再娶的妇人称为诃额仑来代替我。”诃额仑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衫儿，并敦促她新婚的丈夫“快速逃离”。她将衫儿抛到他脸上作为分别的表示，并说：“随身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你都可以闻到我的气味。” 气味在草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游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吸气。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通过将衫儿抛到丈夫身上的方式，诃额仑将她饱含深情的所余之爱献给了赤列都。 自那天之后，等待诃额仑的将是历经波折的漫漫人生之路，而且她已注定不能再见到她的初恋丈夫。在抽身逃离绑架者的时候，赤列都抓起脸上的衫儿，亦步亦趋，无数次回首张望诃额仑。他的黑色长辫像是鞭子一样，来回地抽打在他的双肩与胸膛之间。眼看着丈夫跨过关口，永远地消失在她眼前时，诃额仑发泄了积郁在心底的所有感情。根据《秘史》记载，她仰天撕吼，以至于“搅动了斡难河水”，而且“震动了林间山谷”。 抢夺她的人——这位注定要成为她新丈夫的男人，就是也速该，他属于一个弱小而且不重要的群体，这一群体后来就是以蒙古而闻名的。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而此时的孛儿只斤氏族依附于势力强大的泰亦赤兀惕部落。令诃额仑头痛的不是也速该的地位，而是他已有一妻妾，名叫莎歇娇（Sochigel），并已育一子。诃额仑将不得不在家族内为争夺她的地位而努力。有穹顶帐篷的住宅是用毛毡环绕，扎在格式框架上构成的，如果幸运的话，两位妇人大概会生活在各自的帐篷内，但即使不在同一个帐篷内，她们仍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诃额仑是在广阔的草原上长大的，那里一望无垠。夏季，成群的马匹、奶牛、绵羊和山羊在那里吃草并且长膘。她习惯于草原生活提供的丰盛肉食和奶制品。与此不同的是，她新丈夫所属的小部落却生活在游牧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带，在那里，草原迫近森林地带，没有足够的草场可供喂养畜群。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粗糙的猎户食物：旱獭、老鼠、鸟、鱼，或偶尔吃上鹿肉或羚羊肉。蒙古人声称，草原部落中没有古老光辉的历史。他们被当作是食腐动物，与狼一起竞争，去抓捕小动物，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草原牧民那里偷盗动物和劫掠妇女。诃额仑仅仅被当作稍优于被捕获的奴婢来对待。 根据一项常被反复提及的记述，诃额仑的第一个孩子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右手手指里紧紧地握着某种神秘而又富有某种征兆的东西。年轻的母亲轻轻地但是焦虑地逐个地扳开他的手指，发现了一块大的、与指关节骨一般大小的黑色凝血。在他母亲温暖的子宫内，这个孩子就已紧握着一块凝血，并且带着它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涉事不深、没有文化的而且又非常孤独的年轻姑娘，她怎能理解儿子手上这个奇怪的标记呢？八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在设法回答的，正是她当日所要问的那些问题。这块凝血象征一种预言或是一个咒语？它预示着好运还是不幸？她该引以为豪还是该惊慌失措？该满怀希望还是该心忧如焚？ 在十二世纪，许多具有游牧民特征的部落和氏族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游移不定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的草原部落中，与蒙古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东部的塔塔儿人、契丹人和更东的满人，以及西部的中亚突厥部落。这三个民族与西伯利亚的某些部落，共有一种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位于塔塔儿和突厥部落之间的蒙古人常常被外人混淆，他们有时被称为蓝突厥，有时被称为黑塔塔儿。作为说阿尔泰语的人，则因阿尔泰山脉位于蒙古西部而得名，他们的语言和朝鲜语、日本语相比，具有较远的相似性，但与汉语或亚洲的其他有关语言，则毫不相关。 尽管突厥部落和塔塔儿联合成了几个部落联盟，但蒙古人却被分成很多小的、各自由一位领袖或可汗领导的群体，并且松散地建立在血族纽带上。蒙古人自称，他们与突厥和塔塔儿群体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其直系祖先是匈人，三世纪时，他们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四至五世纪时，匈从蒙古高原向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从印度直到罗马。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在掠得诃额仑之后不久，也速该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战争，并杀死塔塔儿的一个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首领。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返回营地，并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取名“铁木真”也许强调了蒙古人和塔塔儿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仇恨，但很多学术的和虚构的讨论，都围绕着“铁木真”之名的准确含义，以及他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取名赋予儿子什么而展开争论。最好的暗示来自于也速该给他其他几个孩子取名的实际，这些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铁木真之后，在诃额仑随后相继出生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名为帖木格，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取名为帖木仑。这三个名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根源“帖木勒（temul）”——该词根出现在几个蒙古语词汇中，意指向前冲、被鼓舞、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指带有幻想的飞跃。正如一个蒙古学者向我解释的，该词最好的解释便是“正在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虽然蒙古人的世界孤立隔绝，但生活在那里的蒙古部落并未完全与世界时事切断联系。成吉思汗出生前的数个世纪，汉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已渗透进蒙古本土；然而，这些文化很少被证明能适应高原草原的恶劣环境。游牧部落与中国和中亚境内不断变化且疆界各异的国家，有着并不密切但却复杂的商业、宗教和军事联系。生活在如此偏北的地方，蒙古人基本上处在商贸路线的范围之外，这条路线即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该路线穿越戈壁南端，它很脆弱，但却又时断时续地将汉文化和穆斯林社会连接在一起。然而，由于如此多的货物向北方扩散，这使蒙古人意识到：南方遍地黄金。 对游牧民来说，与近邻的贸易及征战，构成了每年生活有规律变化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就如春季照管雏畜、夏季寻找牧场和秋季烘烤肉类与奶制品一样，如此地平常，如此地按部就班。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皮革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当作药用的风干的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鸟。 游牧民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在帐篷与帐篷之间交换森林产品，甚至还往南方去交换森林产品，同时，如铁和纺织品一样的制成品，则从戈壁南端的贸易中心慢慢地传往北方。蒙古人生存在地球的最北边缘，正好处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他们在森林中狩猎为生与他们在草原上放牧为生是不一样的，体现了两群人完全不同的特性。他们紧紧抱住脆弱的贸易线，将北部的冻土地带和草原，与南方的农业耕地和手工作坊连接起来。流入遥远的北方的货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蒙古人中间，据说有一双铁马镫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的贵族。 某些年份猎物匮乏，人们在刚一入冬的时候就将面临饥谨，没有森林产品用于贸易。在那些年份，蒙古人仍旧要组织狩猎聚会。只是他们并非向北方前进，去森林里猎取动物，而是越出草原去抄掠人类。如果蒙古人没有物品拿来贸易，他们就袭击草原上或绝谷中所能找到的牧民。蒙古攻击者用与对待动物一样的策略，来对付“猎物”，他们先发出攻击信号，此时“猎物”通常就会四处逃窜，留下大部分的牲畜、家中财物及攻击者所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攻击的目标就是为获取货物，所以蒙古攻击者通常只是抢劫帐篷并围捕牲畜，而不是去追击逃亡之人。蒙古袭击者想要的只是货物，因此在这类争斗中，死伤比较少。年轻的妇女被劫掠为妻妾，男孩则被掳掠为奴。年老的妇女和最幼小的孩童通常可免受伤害。适于打仗年龄的青壮年男子通常骑着健壮的马迅速逃离，因为他们最可能被杀，而且整个群体的未来生计得完全依赖他们。 如果逃脱的男人们能尽快设法召集到同盟者，他们就可沿着攻击者的足迹去追击他们，而且还可找回自己的货物。如果不能如此，失利的部落男子就会像他们的许多牲畜一样被围捕，他们得设法躲避捕捉者。然而，他们也有适时进行反击以便重新组织新生活的计划。 于蒙古人而言，发动这样的战斗只是一种抢劫的循环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战争，或由长期的部落世仇所致。报仇常被当作抢劫的借口，却很少作为真正的动机。战斗中的成功给胜利者带来威望，这是因为他带回了货物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战斗并不是以战场上抽象的荣誉为中心。使获胜的勇士引以为傲的是，杀死敌人而又记住他们，但不是炫耀收集了多少首级，也不是刻上痕迹或标志来表示他们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关键只是货物，而不是杀人。 狩猎与贸易、放牧和战争，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活动网。从学会骑马之日起，每个男性成员就要开始学习追捕的技术；而且，没有一个家庭仅靠一项活动就能生存下去。抢劫遵循的是源自北部的地理模式。南部的各部落，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城镇的附近，他们总是比遥远的北部部落有更多的货物。南部人拥有最好的武器，北部人要取得胜利的话，就要具有迅捷的行动、精明的思维，并且作战要更勇猛。这种贸易和抢劫交替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缓慢但稳定的交流方式，铁制品和丝织品渐渐往北部移动，那里气候恶劣、牧草稀少，而人又非常粗犷并且崇尚暴力。 有关铁木真幼童时代的细节描写，仅有很少的部分残存下来，然而即便是这些残存下来的少量描写，也并未表明他的父亲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当他们向另一个营地迁移时，他的父亲曾意外地将他弄丢。泰亦赤兀惕氏族发现了他，他们的首领塔儿忽台，即肥（Fat）可汗，将他带回到自己的家里，并且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当铁木真势力变得强大的时候，塔儿忽台吹嘘道，他曾细心地关怀铁木真，并用仁慈的戒律来训练他，就如训练牛犊一样，这是牧人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大清楚其中的具体细节和故事怎样开场、又如何收尾。但最终，该男孩和家人团聚了，或许是因为Fat可汗归还了这个男孩，或许是铁木真一家加入了Fat可汗的阵营。 铁木真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按蒙古计岁法刚满九岁，而按西方计岁法仅有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寻找妻子。也速该和铁木真父子俩到位于东部的诃额仑家族去找寻，也许这是因为诃额仑希望她的儿子能娶她自己部落的女人为妻，或者至少是要他娶个了解她家族的女子为妻。然而，与诃额仑的初衷不同，也速该似乎想摆脱掉铁木真。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意识到，将来会在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和别克帖儿之间爆发争斗。别克帖儿是他稍长的儿子，由他的第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在这么小年纪的时候就将铁木真带走，父亲也许是想试图阻止竞争的完全爆发，因为这一竞争将会使他的小家族陷于困境。 仅仅带有一匹额外的、用于赠送给未来新娘父母的马，也速该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铁木真为劳力而为他们干几年活的家庭，并以此作为他们将女儿许配给他儿子的报答。对铁木真来说，这次旅行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冒险沿斡难河离开故乡。在不熟悉的地盘上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旅行者得面对来自野生动物、恶劣天气、特别是其他部族人三方面的危险。正如事情所揭示的那样，父亲并没有将铁木真直接带到诃额仑的家族。沿着那条路前行，他们停留在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有个女儿，名孛儿帖，仅比铁木真稍大一点。两个孩子明显地相互喜欢对方，而且双方的父亲也同意他们订婚。在学徒期，或者说在“家内役”期间，他的父亲期望铁木真能在亲家的监护下生活与劳动。渐渐地，这对已订婚的夫妇变得更加亲密。因为女孩通常比男孩大一点，就如孛儿帖与铁木真那样，她将给他传授适于他们两人的适时而又适度的性行为知识。 在也速该离开铁木真之后的归途中，他正好遇到一群塔塔儿人在一个营地进餐。《秘史》说到，他想加入其中去共同进餐，然而他同时也明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塔塔儿人的敌人，早在八年前的战斗中，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同族帖木真兀格。虽然他试图隐瞒，但据说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并对他秘密下毒。尽管毒性非常厉害，也速该还是设法逃离了塔塔儿人，并返回到他的家族所在的营地。随即，他立刻派人去把铁木真接回来。铁木真丢下孛儿帖，迅速回到他临终父亲的床边。 等他返回家族营地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和七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个时候，铁木真一家仍寄居在斡难河沿岸泰亦赤兀惕氏族的屋檐之下。泰亦赤兀惕氏族已经支配了也速该最近三代的孛儿只斤氏家族。没有了也速该帮助他们打仗与狩猎，泰亦赤兀惕氏族认定这两个寡妇和她们的七个孩子已毫无用处。在斡难河边残酷的环境中，泰亦赤兀惕氏族不可能给九个多余的人提供食物。 按照草原传统，协助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一个兄弟应该收继诃额仑。在蒙古的婚姻体系中，甚至在也速该与另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的儿子之中，如果年龄足够大并且能赡养家庭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诃额仑合适的丈夫。蒙古妇女常常和已故丈夫家族内的更年轻的男人结婚，因为这给年轻人提供了拥有一位有经验妻子的机会，而不用给她的家庭提供一批精致的聘礼，或要求数年艰辛的“家内役”。虽然还是个年轻妇女，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但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诃额仑已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抚养。作为一个远离故乡被掳掠而来的妻子，她既不能给未来丈夫提供家庭财富，也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家庭关系网络。 随着丈夫的去世，而且又没有别的男人愿意收留她，诃额仑现在被抛弃在泰亦赤兀惕家族之外，没人有任何义务去帮助她。她得到消息说，她已不再是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了。蒙古人通常是通过食物分配的方式来象征亲戚关系的。这是在一个春季，当时，前可汗（俺巴孩）的两个寡妇老太婆，组织了一个祭祀祖先的年度典礼，他们没有通知诃额仑，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她获得自身那份食物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她在家族内的成员资格。从此，她和她的家庭只有自食其力，自我保护了。当泰亦赤兀惕氏族沿着斡难河向夏季牧场迁移的时候，他们打算留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根据《秘史》记载，当这群人收拾营盘出发时，他们抛弃了这两位妇女和七个孩子，这群人中仅有一位出身低微家庭的老人站出来大声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小事件显然给铁木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泰亦赤兀惕人怒吼着走到老人身旁，斥责他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并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将老人刺死。不到十岁的铁木真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据说他曾冲上前去，试图救助这位快要死的老人；但他无能为力，只是带着悲痛和愤怒，含泪作别。 诃额仑早在十年前被绑架期间就表现得如此地镇定自若，面对这次新的危机，她表现得同样坚强有力。她做了一次激烈而又带有挑衅性的最后努力，希图使泰亦赤兀惕人因羞愧而带她们一起离开。当泰亦赤兀惕氏族弃营地而走时，诃额仑骑马持鬃，挥舞着她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去追赶那群抛弃他们的人。高举过头顶的精神之旗在空中迎风飘扬，她骑马环绕着这群正要离去的民众。诃额仑在泰亦赤兀惕部落前挥舞着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这不仅仅只是在挥动着丈夫的象征，而更是在展示其丈夫的真实灵魂。在他的灵魂面前，他们确实感到羞愧，而且还担忧可能遭到神的报应，因此他们暂时返回营地。但是，在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带着家族的牲畜，逐个地偷偷溜走了。在这样的冬季，这样做几乎是将两位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 然而，这个家族并没有消亡。经过她巨大的努力，诃额仑拯救了整个家族。就如《秘史》里所叙述的那样，为养活五个孩子，她盖住头，卷起衣裙的下摆，没日没夜地沿河奔波，寻找食物。她采拾小果类，并用一根杜松树枝来挖掘生长于河边的植物草根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他还将母亲缝纫用的针弄弯，制作成鱼钩钓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所获取的猎物也越来越大。在距离此段时期五十年之后，曾拜访过蒙古人、并且撰写过最早一部有关铁木真生涯著作的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在他的这部书里写道，这个家族“穿着用狗和老鼠皮制成的衣服，而且他们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的肉，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不管准确与否，这种描写还是表现出了那些处在饥饿边缘、被社会所遗弃之人绝望而无助的挣扎。就像他们周遭的其他部落一样，他们过着几乎与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带，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上最低的生活水准还低。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事，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力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 第一个强大的联盟，是跟一位比他稍长的名叫札木合的人联合而成的。札木合的家族多次扎营在斡难河岸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地方，而作为札只剌惕氏族的成员，他们又与铁木真父亲的氏族具有远亲关系。在蒙古文化的观念中，血族关系临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之上。任何处于血族关系网络之外的人，自然地就是敌人，血缘越近，关系就越近。铁木真跟札木合是远亲，但他们希望更亲近，于是就结拜成了兄弟。在他们的孩提时代，铁木真和札木合曾两度盟誓保持永久的手足情谊，按照蒙古传统，他们成为血亲般的兄弟。这一命中注定的友谊事迹，以及铁木真人生早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揭示出很多的细节。它们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的非凡能力和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他极其需要那些资源，以便能最终平息主导着当日草原的部落战争。 铁木真和札木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打猎、钓鱼，一起操练能提高他们日常技能的各种游戏。蒙古小孩，无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要随父母或兄弟姐妹学习骑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要努力自己握住缰绳，并且独自骑马。通常，到四岁的时候，小孩就已掌握了不用马鞍的骑术，也最终掌握了如何站立在马背上的技能。他们时常站立在马背上互相进行枪术比试，看谁能把对方击倒。当他们的腿长得够长，可以够得着马镫的时候，他们还要训练在马背上射箭和用套索捕捉牲口。皮革囊制成的靶子被悬挂在竿子上，迎风吹拂摇摆，年青人以不同的距离和速度从马背上练习击中靶子。这样的马术技能，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价值。 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玩跖骨的游戏，一种用羊的踝关节制成的骰子。每个男孩都随身带着一套四个跖骨，它们可以用于占卜未来、解决争执，或者只是简单地当作有趣的游戏玩。此外，札木合与铁木真还在结冰的河上玩一种比较活泼的游戏，有点像苏格兰冰上掷石游戏。虽然《秘史》并没有提及他们使用的冰鞋，但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曾去过那里访问的一位欧洲人写到道，这个地区的猎人经常将兽骨绑到脚上，他们能在结冰的湖面或江面上飞奔，进行体育活动或追赶动物。 这些技能将在日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敌人，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欧洲人所依凭的能抵御入侵的结冰河流，如伏尔加河和多瑙河，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通途，使他们能直达城下，而在这样的季节，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铁木真用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维持家族生存。铁木真和札木合在斡难河上所玩的游戏，在所有有关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征服者的男孩一生的记载里——是唯一提及，并且众所周知的轻松娱乐。铁木真与札木合第一次誓言彼此忠诚时，他才十一岁。两个孩子交换小物品作为誓言的象征。札木合给铁木真的是一个雄獐的指关节骨，而铁木真给札木合的是一块镶嵌有小片铜块的、来自远方的珍宝。第二年，他们交换了成年人之间歃血为盟的礼物——箭头。札木合将两块洞穿的小牛角当作口哨用的箭头送给铁木真，同样，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柏木精心制作成的雅致箭头。正如一代代猎人们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能发出哨响的箭头，进行秘密交流。这种通过声音交流的方式，其他人容易忽视，完全不能辨认。 作为第二次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男孩们通常要歃血为盟，以此达到心灵相通。《秘史》引用札木合的话来说明铁木真和札木合之间的情形，两人彼此誓言永不相忘，并且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无法得知那到底是什么。伴着这誓约，两人成为“安答”（andas），这一联合被认为比血族兄弟间的关系还要牢固，因为“安答”是可以自由选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札木合是铁木真人生中仅有的一位“安答”。 在随后的那个冬季，札木合的氏族并没有返回到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彼此也毫无音信。然而，这一童年时期铸就的联盟，将是铁木真后来问鼎草原的路途上最主要的财富，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不同于和札木合共处时的亲密无间，在家里，铁木真时常为异母兄长别克帖儿的强压而愤恼，随着两人渐渐地长大，兄弟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剧烈。通常，严格的等级划分支配着蒙古牧民的家庭生活，现今仍是如此。面对家常便饭般的来自猛兽与恶劣气候的威胁，蒙古人形成了一种孩子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制度。父亲要是不在，无论为期仅几个小时或几个月，他的角色便由长兄担当。兄长有权力支配各项行动，分派任何任务，处置任何他所喜欢的东西。兄长行使完全的权力。 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父亲被毒死之后，他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从《秘史》里仅有的叙述可以了解到，铁木真的愤恨，是在一件起初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爆发出来的。别克帖儿抢夺了铁木真打中的一只云雀。别克帖儿本无须其他理由就可得到它，而不必以家长的姿态强行这样做；要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此事，而不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欺负铁木真。在那之后不久，铁木真和他的亲兄弟哈撒儿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坐在斡难河边钓鱼。铁木真钓到一尾小鱼，但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愤怒与失望交织，铁木真和哈撒儿跑回到母亲诃额仑身边，向她申诉。然而，诃额仑不是站在自己的儿子一边，而是站在别克帖儿一边，她告诫他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曾经抛弃他们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而不是与兄弟失和。 诃额仑一直支持别克帖儿，这使铁木真难以忍受。作为最年长的儿子，别克帖儿不仅对弟弟们颐指气使，而且还扩大特权，包括除生身母亲之外，对父亲其他遗孀在性方面的使用权。作为寡妇，诃额仑没有被已逝丈夫的兄弟所收纳，她的最可能的伴侣将是别克帖儿，因为他出自诃额仑丈夫其他的妻子之身。 在这个家庭关系极度紧张并暗藏分裂危机的时刻，诃额仑愤怒地向自己的儿子讲起阿兰豁阿的美丽传说。阿兰豁阿是蒙古人的女祖先，她在丈夫去世后还生了几个儿子，而且和一个养子生活在一起。故事的含义似乎很清楚；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因别克帖儿问题而与母亲出现感情冲突之后，铁木真用一种在蒙古文化中深具强烈冒犯性的手势，甩开帐幕门户的毡子，愤怒地夺门而出，弟弟哈撒儿也接踵离去。 两兄弟发现别克帖儿静静地坐在一座小山上，眺望草原，他们就穿过草地小心地接近他。铁木真授意家中最好的射手哈撒儿从小山前面直接挺进，而他本人则爬到小山的背后一边。他们蹑手蹑脚地悄悄接近别克帖儿，就像是打猎时潜近正在休憩中的小鹿或正在吃草的瞪羚。当他们接近到易于攻击的范围内时，就悄悄地搭箭上弓，随即，带着抽出的箭，猛然从草地中冒出。别克帖儿并没有逃跑或试图自卫，在弟弟们面前，他不愿屈尊就范，露出怯意。他用铁木真母亲一样的话劝告他们，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泰亦赤兀惕氏族，据说他曾这样说道：“我不是你们的眼中钉、哽中刺，没有我，你们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他盘腿而坐，等待着他们的慢慢靠近。别克帖儿清楚地意识到前头的命运会如何，但他仍未反抗。相反，他向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请求他们饶恕他的亲弟弟——别勒古台。 他们与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铁木真从背后攻击，哈撒儿从正面进攻，他们将箭直接射向别克帖儿。他们没有动手处理他，担心沾染到遍地流淌的血，就转身弃别克帖儿而去，让他一人孤独地死去。《秘史》的作者并未叙述他是立刻死去，还是鲜血流尽而慢慢死去。按照蒙古传统，提及鲜血和死亡是触犯禁忌（taboo）的，但是这次谋杀被认为对铁木真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记载甚详。 铁木真和哈撒儿一回到家里，据说诃额仑马上就从他们的表情中猜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她冲着铁木真厉声大叫：“破坏者！破坏者！你一出生，手中就握着一块凝血。”并转身责备哈撒儿：“你就像是一条咬着自己胞衣的野狗。”她冲着铁木真喷发的歇斯底里般的愤怒，在《秘史》里是用全篇最长的几段独白之一表达出来的，诃额仑不断地辱骂，并将她的儿子比作野兽——“像攻击的豹子，像失控的狮子，像吞噬被捕食动物的怪兽。”最后，她筋疲力尽，不断地反复述说着别克帖儿早前的警告，好像是咒语一般：“现在，你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了。” 如此年纪轻轻，铁木真就已经以命相搏，这不仅仅是为了荣誉或威望，而是为了赢得胜利。他潜身靠近自己的兄长，就像在捕猎一只动物，正如后来他所显示的天才一样，他将狩猎的技能转变为战争的策略。将更好的射手哈撒儿置于前面，而将自己置于断后的位置，这同样也显示出他的战略才智。就像一匹必须在任何竞赛中都处于领头位置的马，铁木真决心要做个领导者，而不仅是追随者。为了获得首要的地位，他要证明自我：打破传统，反抗母亲，并且要除掉任何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 虽然谋杀别克帖儿使铁木真从他异母兄弟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但他触犯禁忌的行为，将家族推到了巨大的危险处境。他们不得不立即逃离该地。按照蒙古传统，他们将别克帖儿的尸体抛于旷野，任其腐烂消亡，只要那里仍可能留有任何别克帖儿的痕迹，就会避免再回到那个地方。正如别克帖儿和诃额仑曾经训诫过的那样，铁木真现在才发现，除了自己，已没有了保护者或盟友，而且自己不久也会被捕捉。他是一家之长，但也是作为一名陷于险境的背叛者。 直到这个时候，诃额仑的家族还是一群被驱逐的群体，只不过不是作为犯罪者。谋杀事件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并且使任何人都有借口对他们穷追猛打。泰亦赤兀惕人自认为是斡难河上的贵族世系，因为铁木真在他们的领地杀了人，他们就派一部分勇士去严惩铁木真，并阻止他下一步的所作所为。由于在空旷的草原上无处藏身，铁木真逃向安全的山区，但追捕者还是逮住了他。泰亦赤兀惕人将他带回大本营，想在那里设法摧垮他的意志。他们用一种像牛套一样的枷将他锁起来，那样就使他只可步行，但双手不能动弹，使得他无法靠自己进食甚至喝水。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庭来承担看护他的职责。 泰亦赤兀惕群体中有几户从属的家系，也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作为奴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铁木真作为囚犯就是被移交给这些奴仆家族看守的。与篾视他的泰亦赤兀惕人不同，他在这些家族中得到同情和安慰，晚上的时候他们将他带到帐篷内。这些人在泰亦赤兀惕首领看不见的情形下，保护着铁木真，他们不仅分与他食物，而且《秘史》里还强调了一段情节，一位老妇人细心地护理他的伤口——那是被枷嵌入颈脖所致。这个家族的孩子们也劝说他们的父亲抗令行事，夜间移开枷锁，让铁木真休息得更舒适。 有关铁木真从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里逃脱出来的故事，进一步展现出他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将深刻地影响着他今后的崛起。有一天，趁着泰亦赤兀惕人都烂醉如泥，而铁木真又恰巧被一位呆头呆脑、而又身体孱弱的年轻人看守，他突然急转身，猛烈地摇动枷锁，朝看守者的头部打去，将其击倒。戴着枷锁徒步穿越草原是必死无疑的，他没有那样做，而是躲到了河边附近的草丛中。不久搜索马上就开始了，很快他便被曾善意相待过他的那家主人所发现。老人并没有鸣响警报，相反却提醒他趁夜幕降临的时候逃走。天黑之后，铁木真离开那条河，但并没有急于逃走。他慢慢地朝老人的帐篷前行，并走了进去，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是极为惊骇和危险的。冒着全家人生命的危险，不太情愿的主人还是给他卸下了枷铐并烧毁了它。第二天，他们将铁木真藏在一堆羊毛里，泰亦赤兀惕人那时正在继续追捕他。那天夜里，他们将铁木真送走，尽管贫穷，他们还是给他煮了羊肉来款待他，并送给他一匹马。骑着那匹马，铁木真设法躲过追捕者，长途跋涉逃回到他母亲那遥远而又孤立的营地。 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能冒险相助一个陌生人并送给他如此贵重的东西，说明铁木真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能力。同时，这个地位卑贱的家庭必定也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与他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曾经抛弃过铁木真的家族，听任其自生自灭，现在又急切地想除掉他。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家庭，却甘愿冒死以相助。这一事件灌输给铁木真的不仅是对位居更高阶层者的不信任，而且还有对某些人——即便是那些自己氏族之外的人——的信任，他们的确值得信赖，甚似家人。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判断别人主要是通过他们怎样以实际行动来对待自己，而不再根据自己与他们的血缘关系。这是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 蒙古的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认为，铁木真一生仅有这样一段短暂的被俘和被奴役的时期，但当代中国编年史家的著述却认为，铁木真在被奴役中度过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多次被奴役，或者说这一事件持续的时间，也许比《秘史》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更长。有学者认为，如此长的奴役时间，正好解释了有关他童年时期明显缺乏详细资料的原因。多年以后，这段被奴役的时期，对成吉思汗来说是耻辱的；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对于曾经奴役过他的那些家族的后代来说，提及此事将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每个与奴役事件有关的人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对这一事件要保持缄默；而且，尽量缩短铁木真的这段被奴役的时间，将会更符合蒙古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求只可稍涉负面的东西，与此相反，要强调铁木真英勇的逃逸。 1178年，铁木真已十六岁。自他父亲七年前去世以来，他已很久没见到未婚妻孛儿帖了，但他在这件事情上自信十足，认为完全可以再次找到她。他带着异母弟别勒古台，沿着客鲁涟河而下，去寻找她的家族。当他们找到属于孛儿帖父亲德薛禅的营帐时，铁木真高兴地发现孛儿帖仍在等着他，甚至尽管她已十七或十八岁，早已过了适婚的年龄。德薛禅知道铁木真与泰亦赤兀惕氏族交恶，但仍然履行前约，将女儿许配给他。 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带着孛儿帖返回。按照风俗，当新娘要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她就要带上一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她丈夫的父母。对于游牧民而言，赠送大的礼物是不实用的，但质地优良的衣服则意味着很高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发挥有价值的实用功能。孛儿帖带了一件草原上最珍贵的毛皮外套——黑貂皮外套。在正常情况下，铁木真要送一件同样的礼物给父亲，但父亲早亡，他想到了一个处理外套的更好方法。他决定用这件黑貂皮外套来重新恢复他父亲的一份以前的友谊，以便缔结同盟，给他和他逐渐兴盛的家族提供某些安全保障。 这个人就是脱斡邻勒，后来更常被称为汪罕（OngKhan），属客列亦惕部落。该部落生活在蒙古中部最肥沃的草原上，位于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沿岸丛林密布的“黑森林”之间。与蒙古人世系和氏族的分散不同，客列亦惕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包含一大群部落，并处于一个可汗的统一之下。此时，戈壁荒原北部的广阔草原分别为三个主要部落所控制。中部地区由汪罕和他的客列亦惕部落控制，支配西部地区的是处于太阳可汗统治下的乃蛮部落，而由阿勒坛汗统治的塔塔儿人，则作为北部中国金朝的附庸，占据了东部地区。三个大部落的统治者，沿着他们的边界纵横捭阖，对弱小的部落或盟或战，并不断设法从这些弱小部落中征募军队，以便发动对更重要敌人的征战。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尽管与客列亦惕人没有血缘关系，却曾一度与汪罕结成“安答”，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仅作为保护人或仆从间的那种关系，要牢固得多，因为当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也速该就助汪罕夺得客列亦惕人的汗位，推翻了汪罕的叔叔——菊儿可汗，即最高的统治者。此外，他们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并在铁木真出生的时候结成联盟，而那时，也速该也正在与塔塔儿人作战。 按照草原文化，男性血族关系操控所有事务。如果人们要结盟，就必定要同属一个家族，因此，如果没有亲缘血统关系，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亦即虚拟血缘关系，来建立联盟。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与立志成为客列亦惕领导人的汪罕两人，是作为“安答”的结拜兄弟，铁木真现今就是要试图成为这位年长者的儿子。通过赠送结婚礼物给汪罕的方式，铁木真认他为父；要是汪罕接受的话，他就可作为铁木真的父亲，并向他提供保护。对大多数草原上的人来说，这种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可作为真正血缘关系的附属，但对铁木真而言，他的选择表明，这种虚构血缘关系比真正的亲缘关系要有用得多。 客列亦惕部，以及乃蛮以西地区，不只意味着几个很大的政治联合体，而且还代表更发达的文化。早在几个世纪前，通过东部亚述教派传教士，该地区因为皈基督教，曾经一度整合到中亚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中。游牧民中没有教堂或修道院，部族的基督教分支声称他们是托马斯使徒的后代，而且要靠游方僧来传教。他们在位于帐篷内的圣堂里做弥撒，他们不重视宗教信仰的制度和信仰的严格性，喜欢各种各样的、与一般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基督教经文读物。耶稣对游牧民发挥着强大的魅力，因为他能救死扶伤。因为只有此人可战胜死神，耶稣被当作一位有强大威慑力的萨满教士，而十字架则被圣化为天地四方的象征。作为游牧人，草原部落觉得放牧习俗和《圣经》里提及的古代希伯来部落的信仰，非常适合他们。或许最重要的是，与吃素的佛教徒不同，基督徒可以吃肉；与节制的穆斯林不同，基督徒不仅可以纵情狂饮，他们甚至将此规定为一种强制性的礼拜仪式。 铁木真将新娘孛儿帖和母亲留在营帐内，他与弟弟哈撒儿、异母弟别勒古台，带着那件外套去见基督徒汪罕，他热心地接受了礼物，因此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过继儿子。汪罕在传统体制内，安排铁木真做一个处于其他年轻勇士之上的地方领导者，但很明显，后者对此没有兴趣，于是就拒绝了。他似乎只是想为家族争取到汪罕的保护，在得到保证之后，他和弟弟们就返回客鲁涟河边的营地。在那里，年轻的新郎可以与新娘和家族在一起，度过辛苦而充实的时光。 铁木真早年的诸多危机似乎都已被抛诸身后，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已长大，在某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除他的弟弟外，铁木真家族吸收了两个年轻人。铁木真在追寻一些失踪马匹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博尔术，之后他加入到那个家族；者勒篾显然是被他父亲交给铁木真的，尽管《秘史》对此并未加以解释。加上这两个外来者，该营地由七个十来岁的孩子所组成，他们一起狩猎，并守护着这个群体的安全。除了他的新娘孛儿帖，铁木真家族还包括他的妹妹和三个年长的妇女：他的母亲诃额仑，是位女家长；莎歇娇也是女家长，她是铁木真异母弟别勒古台的母亲；另一位被收容的来历不详的老妇人，也和他们呆在一起。 按照《秘史》的记述，铁木真更倾向于只作为这个亲密无间部落的领导者，但是，在周遭部落互相攻伐、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允许存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时间的车轮拉回到数百年前，人们很容易发现连续好几代，草原部落一直在进行着相互间无情的劫掠。往昔的犯罪记忆仍然存留着。部落内部任何家族所受的伤害，都可当作是一种报应，而且，即便是很多年以后，也可当成是对报复袭击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混乱频仍的世界中，不管人们生活的地方多么偏僻，也没办法摆脱大家的注意，铁木真这一群人也不例外。 尽管他的家族已经遭受磨难，但十八年之后，当年曾被人从自己手里夺走了诃额仑的篾儿乞惕部落，对于这件耻辱之事仍耿耿于怀，他们现在决定设法复仇。篾儿乞惕人并不要求归还寡妇诃额仑，她已经为拉扯五个孩子而变得苍老不堪。他们觊觎的是铁木真的年轻新娘孛儿帖，掳掠孛儿帖可以当作对铁木真父辈劫夺诃额仑的一
一块凝血 国民！国民是什么？鞑靼人！匈奴人！汉人！ 正如昆虫云集，历史学家致力于记住他们，但这是徒劳的。 正是由于缺乏那样一位代表众人的人物为标志， 他们差异殊甚，难以辨识。 ——亨利?戴维?梭罗 1851年5月1日之旅 他双眼闪烁，容光焕发。 --《蒙古秘史》 蒙古人征服过数以千计的城市，然而成吉思汗屈尊进入的城市，历史上仅仅提到一座。通常，当胜利得以确保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朝臣侍从撤回到远方更舒适的营地，而由他的勇士去完成剩余的任务。1220年（即龙儿年）3月的某一天，这位蒙古征服者打破他独特的传统，带领骑兵进入到新征服的布哈拉城中心。该城是花剌子模算端（今译“苏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布哈拉城既非首都，也非主要的商业城市，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它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高贵布哈拉”。因具有“为所有伊斯兰教徒带来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该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由于成吉思汗非常清楚，通过征服并进入该城市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因此他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城门，经过一片遍布着木房与小贩货摊的拥挤区域，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巨大砖石建筑群之中。 在或许是军事史上最大胆创新的成功突袭之后，成吉思汗进入到布哈拉。当时，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蒙古出发，沿着直线正面攻击算端的边境城市；而他自己则与辎重同行，率领另一支部队长距离远征，这一距离比任何其他军队行进的路线都要长——需要穿越两千英里的沙漠、山川及草原。最后，他们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敌方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即便是商业旅行队也会绕道数百英里，避开克孜勒库姆沙漠，即传说中的“红沙漠”；不过这正好是成吉思汗选择从那个方向进攻的原因。通过与那个地区的游牧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沿着至今仍未能确知的路线，穿越那片沙漠地带。 他的目标布哈拉城，矗立在阿姆河一条支流两岸的肥沃绿洲中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或波斯人，但却被新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的突厥部落所统治，花剌子模帝国是那个时代众多短命帝国中的一个。花剌子模算端所犯的一个严重的致命错误，就是他劫掠了蒙古商队，并把派去进行和平商业谈判的蒙古大使毁容，这一行径激怒了成吉思汗。虽已年近六十，但听到自己的人受到攻击时，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他那支纪律严明、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再次跨上战马，兴师问罪。 几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支重要军队，蒙古军队是轻便上阵，没有补给供应的。即便等到最冷的月份横跨沙漠，人和马畜也仅需少量的水。因为这样的季节有露水，可以刺激部分草的生长，这些草可供牧马，并可吸引到猎物，那是以狩猎为生的人所需的。蒙古人不是动作缓慢地运送攻城武器和重型装备，相反，他们带有快速机动的工兵部队，能当场使用可获得的材料，建造任何他们所需的东西。在跨越广阔的沙漠之后，蒙古人遇到第一片林子，他们就将其伐倒，制作攻城的梯子、武器及其他攻击器械。 当先头部队走出沙漠，发现有第一个小部落时，快速行动的特遣部队立即会改变速度，慢慢运行，动作迟缓，仿佛他们是来贸易的商人，而非快速攻击的勇士。在居民们意识到他们是谁，并在听到警报之前，蒙古军队正若无其事地漫步在城镇的门口。 出人意料地从沙漠中出现之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立即行进，并趁势攻击布哈拉。他知道，没有援军能离开正被他的部队所进攻的边境城市，因此，他可从容地运用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左右布哈拉民众的忧虑和希望。这种策略的目标很简单而又往往是相同的：在战斗真正开始之前，用恐吓手段迫使敌人投降。起先通过夺取邻近的几个小城镇，成吉思汗的部队释放了很多当地的平民逃往布哈拉，逃亡者不仅充斥该城，而且大大地加剧了城内的恐惧氛围。蒙古人在敌军防线背后的侵袭，立即给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正如波斯编年史家阿塔篾力克•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当人们看到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乡下居民时，他们“被骑兵和骑兵带来的暗如黑夜的灰尘窒息住了，惊吓和恐慌压倒了他们，而且担忧和恐惧盛行。”成吉思汗从给予民众两种选择开始，着手准备对一座城市展开心理攻势。他给城外的民众提供宽待的投诚条款，若他们接受条款就可加入到伟大仁慈的蒙古人之中，用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无论谁屈从于他们都可获得安全和自由，并远离严酷的恐怖与耻辱。”对那些拒绝接受苛刻条款的俘虏，蒙古人就会在下一次进攻中，将他们置于军前，充当战争的炮灰。 这种策略使布哈拉的突厥守军感到恐慌。仅有五百名士兵留下来支持布哈拉城堡的长官，其余的两万名士兵则赶在蒙古主力军队到达前，四处逃散。他们丢城弃甲，如鸟兽散，这正好掉进了成吉思汗的陷阱，蒙古勇士早已停驻在外等候逃兵，从容地将他们处死。 布哈拉的平民投降了，并且打开城门，但仍有小股负隅顽抗的士兵留在内城的城堡之内，他们寄希望于厚实的城墙可以帮助他们阻止任何围攻。在仔细评估了整个形势后，成吉思汗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进入该城！他的第一项举动就是来到布哈拉城中心，接受所有人的投降，并号召降民给他们的战马提供草料。供养蒙古军队和马匹，被认为是对征服者表示降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粮草，成吉思汗将降服者视作自己的部属，授予他们蒙古人的保护，同时，也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开始，我们就有了关于六十岁左右的成吉思汗的少数几种书面描写。波斯编年史家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他对蒙古人的描写远不及志费尼那么温和，他将成吉思汗描绘为一位“身形高大、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人，头发稀疏发白，有一双猫儿眼，有着专注的活力、洞察力和天赋及理解力、令人生畏的攻击力，他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仇敌的颠覆者，无畏、血腥并且残忍。”由于成吉思汗具有摧毁城市和战胜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离奇能力，术兹扎尼还断言成吉思汗“熟悉巫术并且诡计多端，以魔鬼为友。” 据目击者称，成吉思汗抵达布哈拉城中心时，骑马来到大清真寺，并问及这座城内的最大建筑是不是算端的官邸。当被告之那是上帝的居所而非算端的官邸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蒙古人来说，唯一的上帝就是“长生天”，她延伸四方，无边无际。上帝主宰整个地球；成吉思汗不能像个囚犯或供人观赏的动物一样，被禁锢在石室之内，也不能如城市居民所声称的那样，他的言语会被记录和限定在书内。在自身的体验中，成吉思汗常常在家乡广阔天空之下的山岳间，感知到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听到上帝直接跟他说话的声音。追随着这些上帝的言语，他成了无数名城旺邦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下马，步行进入大清真寺，只有这样一些为他所知的建筑，他才曾进去过。一进入，他便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把他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并由他保护，他要将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员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他把城内两百八十名最富有的人召集到清真寺来。尽管在城内的经历有限，但成吉思汗还是能深切地理解人类情感的活动。在清真寺聚集的人群前，他拾级而上，来到讲道坛，然后转身面对布哈拉的精英。通过翻译人员，他严厉地训斥了算端和精英们的过失和罪行。他不是把失败归咎于平民大众，而是相反，“这是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随即，他逐个把富人分赐给他的蒙古勇士，供他们任意差遣，这些蒙古勇士跟着富人去搜集财宝。他劝告富人囚犯们要将财富悉数交出，不要玩猫腻；即便没有协助，蒙古人也能找出所有的财宝。他只要求富人们把蒙古人带到他们的藏宝地。 在对该城完成了有计划的劫掠之后，成吉思汗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围困在布哈拉的内城堡之中而仍在负隅顽抗的突厥勇士身上。尽管对蒙古人特别不熟悉，但对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的中亚绿洲城市内的定居民来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目睹过许多野蛮军队的来来往往。以前的部落军队无论怎样勇敢或纪律严明，也从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只要城市守军能找到食物和水，他们就能躲在内堡厚实的围墙之后，进行长期地抵抗。蒙古人用尽各种方法，仍无法对付在布哈拉所遭遇到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尽管蒙古人通常都有一流的弓矢，但每个人都得自备武器给养，因此制造技艺的质量也就千差万别。同样，蒙古军队是由部落的全体男性成员所构成的，他们靠粗野的放牧方式进行训练；虽然他们耐劳、纪律严明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但他们还是缺乏像布哈拉守军那样的专业挑选和训练。堡垒厚实的石墙，有利于守军躲藏其后，最重要的是，没有部落军队曾掌握过围城作战的复杂技术。但是成吉思汗有办法来对付他们。 进攻被设计成一次势不可挡的兵力展示，观众不是布哈拉已被征服的民众，而是远方的军队和成吉思汗下一个目标城市——撒马尔罕的民众。蒙古入侵者展示了他们新造的围攻武器——弩炮、投石机，这些器械作为武器，已被围攻部队使用了几个世纪，它们不仅能投掷出石头和火焰，还能射出燃烧的液体、爆炸装置和燃烧物质。他们调来了装在轮子上的巨大弩炮，而大队大队的人马则带着可伸缩云梯攻上塔楼，从塔楼那里，他们能够击中内城中的守军。从城市上空进行攻击的同时，坑道工兵们开始在墙底挖地道。在展示空中、地面和地下令人生畏的技术威力的同时，某些情况下，成吉思汗还逼迫已被俘的内堡守军的同伴去攻城，有些囚犯冲锋在前，尸积城壕，有些则推着武器活着冲入到城堡之内，通过这种方式，成吉思汗加剧了守军的心理紧张。 蒙古人从曾经接触过的不同文化中吸收经验，发明和使用各式武器；而且通过这种知识的积累，他们还创立了全球性的武器库，能够适应所遭遇到的任何形势。蒙古人试验成功了会喷火或爆炸的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变成为迫击炮和加农炮。在志费尼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准确讲述他们周围发生过什么的证据感到困惑。他将蒙古人的进攻描写成“就像炽热的火炉吸收了坚硬的木头，火势更盛，从炉腰将火花射向空中。”成吉思汗军队将草原勇士所具有的凶猛与速度，和中华文明的最高科技智慧结合在一起。成吉思汗使用快速机动并训练有素的骑兵去对付地面上的敌军步兵，而通过使用新型的火力轰击技术和空前的破坏器械，则减弱了内堡城墙的防护威力，使蒙古军队得以突破要塞，从而胁迫城堡守军。随着炮火和死神纷纷降落到城堡内的守军身上，用志费尼的话来说，算端的勇士很快便“淹没在完全毁灭的汪洋大海中。” 成吉思汗认识到，战争不是一场身体的比赛，或仅仅是对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人反对另一种人的总体事业。胜利不会倾向于那些按规则行事的人；它垂青于制造规则并将规则强加给敌手的人。胜利不可能是局部的。它是完全的、全部的，而且也是无可否认的——或者什么都不是。战争时期，这意味着对恐怖和突袭的肆意使用；和平时期，它则意味着对一些基本要素以及不可动摇原则的坚定遵守，这种原则可以在平民大众中间建立忠诚。抵抗将面临死亡，而忠诚者则得以安全。 成吉思汗对布哈拉的进攻，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那个城市的民众投降了，而且还因为当蒙古人攻击的消息传到首都撒马尔罕时，军队也投降了。算端弃国而逃，蒙古人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带领主力部队，翻越阿富汗山脉到达印度西北部的河流区域，而另一支分遣部队则绕过里海，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到俄罗斯平原。从1220年开始的那天起，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维埃主义兴起时，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布哈拉城的可汗和埃米尔，统治了该城正好七百年的时间，这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家族王朝。 成吉思汗操控民众的才能和他的作战技术，是超过四十年持续不断的战争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果。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哪一次重要关头是因为突然拥有天才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有能力激起部众的忠诚，或者说他有全球规模的空前组织能力。这些能力不是得自顿悟的启发，或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受到独特的自我控制精神和专注意志的驱使，这些能力来自于持续不懈、周而复始的实际学习，经验性的适应，以及对此的不断修正。他的戎马生涯始于很早以前，要早于大多数在布哈拉出生的蒙古勇士，而且他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学到某些新的东西。在每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他都能获得更多的部众，学到其他更多的作战方法。在每一次斗争中，他都能将全新的思维与一整套随时变换的军事战术、策略和武器结合起来。他从不打重复的战役。 这位注定要成为世界最伟大征服者的男孩的历史，始于蒙古人征服布哈拉之前的六十年。故事发生在广阔的内陆欧亚最遥远的地方之一，靠近现代蒙古与西伯利亚的接壤处。根据传说，蒙古人起源于山林之间，那时，苍狼与白鹿在一个大湖泊的岸边交配。因为蒙古人对外人永久地封闭这一故地，所以当成吉思汗去世时，我们没有关于该地区的历史描述。那里的河流和山川名称，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是未知的，甚至现代地图对该地区的特征，提供的也是相互矛盾的名称，使用多种多样的拼写形式。 这个蒙古部落的活动范围，只占现在蒙古国家东北部的一小部分。现在该国的大部分区域横跨中亚北部高原，不在太平洋湿润季风范围内，这种季风产生的水灌溉了繁华的亚洲农业文明所分布的滨海平原。相比较而言，到达蒙古高原的湿润季风，大部分来自西北部的北极地区。这种季风释放了带到北部山脉的少量水分，而给蒙古南部留下的则是干燥，这一干燥地带称为govi，或被外地人称为戈壁。荒芜的戈壁与中度湿润山脉之间的北部地区，横亘着一大片广阔的草原，若夏季雨量充沛，草原就会变绿。夏季，牧民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带迁移，寻找草场。 尽管海拔高度仅约一万英尺，但蒙古的肯特山脉包括了地球上一些最古老的高山。与仅通过使用登山工具就能攀登的、连绵起伏而又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不同；古老的肯特山脉曾被百万年的侵蚀所削平，因之，在夏季，仅以中等难度，一人一骑就可登上几乎所有的山峰。沼泽地遍布其侧；在漫长的冬季，这些沼泽冻成一块。冬季，山脊上深深的沟壑汇集了凝结的雪水，看上去就如冰河一样；但在短暂的夏季，它们又变成了美丽的钴蓝之湖。春季消融的冰雪充溢湖间，而从山上奔流而下的雪水则汇成条条江河，泛溢草原。夏季气候好的时候，翠绿的草场熠熠生辉；但在夏季气候糟糕的时候，则会连续好几年呈现干燥赭褐。 源出肯特山脉的江河都比较小，并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冰冻状态——即便是在五月份，厚冰通常也足可支撑一支负有装备的马队，有时甚至可以支撑一辆载重的吉普车。广袤的草原沿着江河延伸，被当作是蒙古通往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通道。这一草原的边缘西达东欧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东则到达中国东北，如果不是被一段切断朝鲜半岛的狭长沿海山脉所隔绝的话，它将东及太平洋。在戈壁的南端，草原再次会合并，连接起亚洲大陆的腹地，将粗放耕作的黄河平原连接起来。 尽管这一地带起伏平坦，但气候恶劣，而且变化无常。这是一片非常困苦的地带，那里的人畜都得面对来自气候的不断挑战。蒙古人常说，在肯特地区，你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四季的变化。甚至在五月份，马都有可能深陷雪坡，以至无法昂首飞奔。 注定要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而闻名于世的男孩，就出生在这片斡难河沿岸的土地上。与该地的天然美景不同，在人类历史中，该地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斗争不断、困苦不已的地区之一。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春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远眺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那位现在声称要娶其为妻的男人，不是那位先已跟她结过婚的男人。 在很短时间之前，她的命运就已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小推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小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小推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小推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去找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普遍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推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他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呆在原地并向抢夺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 《秘史》叙述到，为说服丈夫配合她的计划，她对赤列都说：“如果你活着，每个方向、每个推车里都有少女等着你。你能找到另一位女人做你的新娘，你可以将再娶的妇人称为诃额仑来代替我。”诃额仑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衫儿，并敦促她新婚的丈夫“快速逃离”。她将衫儿抛到他脸上作为分别的表示，并说：“随身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你都可以闻到我的气味。” 气味在草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游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吸气。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通过将衫儿抛到丈夫身上的方式，诃额仑将她饱含深情的所余之爱献给了赤列都。 自那天之后，等待诃额仑的将是历经波折的漫漫人生之路，而且她已注定不能再见到她的初恋丈夫。在抽身逃离绑架者的时候，赤列都抓起脸上的衫儿，亦步亦趋，无数次回首张望诃额仑。他的黑色长辫像是鞭子一样，来回地抽打在他的双肩与胸膛之间。眼看着丈夫跨过关口，永远地消失在她眼前时，诃额仑发泄了积郁在心底的所有感情。根据《秘史》记载，她仰天撕吼，以至于“搅动了斡难河水”，而且“震动了林间山谷”。 抢夺她的人——这位注定要成为她新丈夫的男人，就是也速该，他属于一个弱小而且不重要的群体，这一群体后来就是以蒙古而闻名的。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而此时的孛儿只斤氏族依附于势力强大的泰亦赤兀惕部落。令诃额仑头痛的不是也速该的地位，而是他已有一妻妾，名叫莎歇娇（Sochigel），并已育一子。诃额仑将不得不在家族内为争夺她的地位而努力。有穹顶帐篷的住宅是用毛毡环绕，扎在格式框架上构成的，如果幸运的话，两位妇人大概会生活在各自的帐篷内，但即使不在同一个帐篷内，她们仍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诃额仑是在广阔的草原上长大的，那里一望无垠。夏季，成群的马匹、奶牛、绵羊和山羊在那里吃草并且长膘。她习惯于草原生活提供的丰盛肉食和奶制品。与此不同的是，她新丈夫所属的小部落却生活在游牧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带，在那里，草原迫近森林地带，没有足够的草场可供喂养畜群。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粗糙的猎户食物：旱獭、老鼠、鸟、鱼，或偶尔吃上鹿肉或羚羊肉。蒙古人声称，草原部落中没有古老光辉的历史。他们被当作是食腐动物，与狼一起竞争，去抓捕小动物，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草原牧民那里偷盗动物和劫掠妇女。诃额仑仅仅被当作稍优于被捕获的奴婢来对待。 根据一项常被反复提及的记述，诃额仑的第一个孩子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右手手指里紧紧地握着某种神秘而又富有某种征兆的东西。年轻的母亲轻轻地但是焦虑地逐个地扳开他的手指，发现了一块大的、与指关节骨一般大小的黑色凝血。在他母亲温暖的子宫内，这个孩子就已紧握着一块凝血，并且带着它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涉事不深、没有文化的而且又非常孤独的年轻姑娘，她怎能理解儿子手上这个奇怪的标记呢？八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在设法回答的，正是她当日所要问的那些问题。这块凝血象征一种预言或是一个咒语？它预示着好运还是不幸？她该引以为豪还是该惊慌失措？该满怀希望还是该心忧如焚？ 在十二世纪，许多具有游牧民特征的部落和氏族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游移不定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的草原部落中，与蒙古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东部的塔塔儿人、契丹人和更东的满人，以及西部的中亚突厥部落。这三个民族与西伯利亚的某些部落，共有一种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位于塔塔儿和突厥部落之间的蒙古人常常被外人混淆，他们有时被称为蓝突厥，有时被称为黑塔塔儿。作为说阿尔泰语的人，则因阿尔泰山脉位于蒙古西部而得名，他们的语言和朝鲜语、日本语相比，具有较远的相似性，但与汉语或亚洲的其他有关语言，则毫不相关。 尽管突厥部落和塔塔儿联合成了几个部落联盟，但蒙古人却被分成很多小的、各自由一位领袖或可汗领导的群体，并且松散地建立在血族纽带上。蒙古人自称，他们与突厥和塔塔儿群体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其直系祖先是匈人，三世纪时，他们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四至五世纪时，匈从蒙古高原向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从印度直到罗马。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在掠得诃额仑之后不久，也速该发动了对塔塔儿人的战争，并杀死塔塔儿的一个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首领。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返回营地，并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取名“铁木真”也许强调了蒙古人和塔塔儿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仇恨，但很多学术的和虚构的讨论，都围绕着“铁木真”之名的准确含义，以及他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取名赋予儿子什么而展开争论。最好的暗示来自于也速该给他其他几个孩子取名的实际，这些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铁木真之后，在诃额仑随后相继出生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名为帖木格，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取名为帖木仑。这三个名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根源“帖木勒（temul）”——该词根出现在几个蒙古语词汇中，意指向前冲、被鼓舞、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指带有幻想的飞跃。正如一个蒙古学者向我解释的，该词最好的解释便是“正在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虽然蒙古人的世界孤立隔绝，但生活在那里的蒙古部落并未完全与世界时事切断联系。成吉思汗出生前的数个世纪，汉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已渗透进蒙古本土；然而，这些文化很少被证明能适应高原草原的恶劣环境。游牧部落与中国和中亚境内不断变化且疆界各异的国家，有着并不密切但却复杂的商业、宗教和军事联系。生活在如此偏北的地方，蒙古人基本上处在商贸路线的范围之外，这条路线即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该路线穿越戈壁南端，它很脆弱，但却又时断时续地将汉文化和穆斯林社会连接在一起。然而，由于如此多的货物向北方扩散，这使蒙古人意识到：南方遍地黄金。 对游牧民来说，与近邻的贸易及征战，构成了每年生活有规律变化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就如春季照管雏畜、夏季寻找牧场和秋季烘烤肉类与奶制品一样，如此地平常，如此地按部就班。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皮革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当作药用的风干的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鸟。 游牧民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在帐篷与帐篷之间交换森林产品，甚至还往南方去交换森林产品，同时，如铁和纺织品一样的制成品，则从戈壁南端的贸易中心慢慢地传往北方。蒙古人生存在地球的最北边缘，正好处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他们在森林中狩猎为生与他们在草原上放牧为生是不一样的，体现了两群人完全不同的特性。他们紧紧抱住脆弱的贸易线，将北部的冻土地带和草原，与南方的农业耕地和手工作坊连接起来。流入遥远的北方的货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蒙古人中间，据说有一双铁马镫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的贵族。 某些年份猎物匮乏，人们在刚一入冬的时候就将面临饥谨，没有森林产品用于贸易。在那些年份，蒙古人仍旧要组织狩猎聚会。只是他们并非向北方前进，去森林里猎取动物，而是越出草原去抄掠人类。如果蒙古人没有物品拿来贸易，他们就袭击草原上或绝谷中所能找到的牧民。蒙古攻击者用与对待动物一样的策略，来对付“猎物”，他们先发出攻击信号，此时“猎物”通常就会四处逃窜，留下大部分的牲畜、家中财物及攻击者所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攻击的目标就是为获取货物，所以蒙古攻击者通常只是抢劫帐篷并围捕牲畜，而不是去追击逃亡之人。蒙古袭击者想要的只是货物，因此在这类争斗中，死伤比较少。年轻的妇女被劫掠为妻妾，男孩则被掳掠为奴。年老的妇女和最幼小的孩童通常可免受伤害。适于打仗年龄的青壮年男子通常骑着健壮的马迅速逃离，因为他们最可能被杀，而且整个群体的未来生计得完全依赖他们。 如果逃脱的男人们能尽快设法召集到同盟者，他们就可沿着攻击者的足迹去追击他们，而且还可找回自己的货物。如果不能如此，失利的部落男子就会像他们的许多牲畜一样被围捕，他们得设法躲避捕捉者。然而，他们也有适时进行反击以便重新组织新生活的计划。 于蒙古人而言，发动这样的战斗只是一种抢劫的循环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战争，或由长期的部落世仇所致。报仇常被当作抢劫的借口，却很少作为真正的动机。战斗中的成功给胜利者带来威望，这是因为他带回了货物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战斗并不是以战场上抽象的荣誉为中心。使获胜的勇士引以为傲的是，杀死敌人而又记住他们，但不是炫耀收集了多少首级，也不是刻上痕迹或标志来表示他们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关键只是货物，而不是杀人。 狩猎与贸易、放牧和战争，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活动网。从学会骑马之日起，每个男性成员就要开始学习追捕的技术；而且，没有一个家庭仅靠一项活动就能生存下去。抢劫遵循的是源自北部的地理模式。南部的各部落，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城镇的附近，他们总是比遥远的北部部落有更多的货物。南部人拥有最好的武器，北部人要取得胜利的话，就要具有迅捷的行动、精明的思维，并且作战要更勇猛。这种贸易和抢劫交替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缓慢但稳定的交流方式，铁制品和丝织品渐渐往北部移动，那里气候恶劣、牧草稀少，而人又非常粗犷并且崇尚暴力。 有关铁木真幼童时代的细节描写，仅有很少的部分残存下来，然而即便是这些残存下来的少量描写，也并未表明他的父亲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当他们向另一个营地迁移时，他的父亲曾意外地将他弄丢。泰亦赤兀惕氏族发现了他，他们的首领塔儿忽台，即肥（Fat）可汗，将他带回到自己的家里，并且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当铁木真势力变得强大的时候，塔儿忽台吹嘘道，他曾细心地关怀铁木真，并用仁慈的戒律来训练他，就如训练牛犊一样，这是牧人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大清楚其中的具体细节和故事怎样开场、又如何收尾。但最终，该男孩和家人团聚了，或许是因为Fat可汗归还了这个男孩，或许是铁木真一家加入了Fat可汗的阵营。 铁木真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按蒙古计岁法刚满九岁，而按西方计岁法仅有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寻找妻子。也速该和铁木真父子俩到位于东部的诃额仑家族去找寻，也许这是因为诃额仑希望她的儿子能娶她自己部落的女人为妻，或者至少是要他娶个了解她家族的女子为妻。然而，与诃额仑的初衷不同，也速该似乎想摆脱掉铁木真。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意识到，将来会在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和别克帖儿之间爆发争斗。别克帖儿是他稍长的儿子，由他的第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在这么小年纪的时候就将铁木真带走，父亲也许是想试图阻止竞争的完全爆发，因为这一竞争将会使他的小家族陷于困境。 仅仅带有一匹额外的、用于赠送给未来新娘父母的马，也速该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铁木真为劳力而为他们干几年活的家庭，并以此作为他们将女儿许配给他儿子的报答。对铁木真来说，这次旅行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冒险沿斡难河离开故乡。在不熟悉的地盘上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旅行者得面对来自野生动物、恶劣天气、特别是其他部族人三方面的危险。正如事情所揭示的那样，父亲并没有将铁木真直接带到诃额仑的家族。沿着那条路前行，他们停留在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有个女儿，名孛儿帖，仅比铁木真稍大一点。两个孩子明显地相互喜欢对方，而且双方的父亲也同意他们订婚。在学徒期，或者说在“家内役”期间，他的父亲期望铁木真能在亲家的监护下生活与劳动。渐渐地，这对已订婚的夫妇变得更加亲密。因为女孩通常比男孩大一点，就如孛儿帖与铁木真那样，她将给他传授适于他们两人的适时而又适度的性行为知识。 在也速该离开铁木真之后的归途中，他正好遇到一群塔塔儿人在一个营地进餐。《秘史》说到，他想加入其中去共同进餐，然而他同时也明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塔塔儿人的敌人，早在八年前的战斗中，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同族帖木真兀格。虽然他试图隐瞒，但据说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并对他秘密下毒。尽管毒性非常厉害，也速该还是设法逃离了塔塔儿人，并返回到他的家族所在的营地。随即，他立刻派人去把铁木真接回来。铁木真丢下孛儿帖，迅速回到他临终父亲的床边。 等他返回家族营地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和七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个时候，铁木真一家仍寄居在斡难河沿岸泰亦赤兀惕氏族的屋檐之下。泰亦赤兀惕氏族已经支配了也速该最近三代的孛儿只斤氏家族。没有了也速该帮助他们打仗与狩猎，泰亦赤兀惕氏族认定这两个寡妇和她们的七个孩子已毫无用处。在斡难河边残酷的环境中，泰亦赤兀惕氏族不可能给九个多余的人提供食物。 按照草原传统，协助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一个兄弟应该收继诃额仑。在蒙古的婚姻体系中，甚至在也速该与另一个妻子莎歇娇所生的儿子之中，如果年龄足够大并且能赡养家庭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诃额仑合适的丈夫。蒙古妇女常常和已故丈夫家族内的更年轻的男人结婚，因为这给年轻人提供了拥有一位有经验妻子的机会，而不用给她的家庭提供一批精致的聘礼，或要求数年艰辛的“家内役”。虽然还是个年轻妇女，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但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诃额仑已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抚养。作为一个远离故乡被掳掠而来的妻子，她既不能给未来丈夫提供家庭财富，也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家庭关系网络。 随着丈夫的去世，而且又没有别的男人愿意收留她，诃额仑现在被抛弃在泰亦赤兀惕家族之外，没人有任何义务去帮助她。她得到消息说，她已不再是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了。蒙古人通常是通过食物分配的方式来象征亲戚关系的。这是在一个春季，当时，前可汗（俺巴孩）的两个寡妇老太婆，组织了一个祭祀祖先的年度典礼，他们没有通知诃额仑，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她获得自身那份食物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她在家族内的成员资格。从此，她和她的家庭只有自食其力，自我保护了。当泰亦赤兀惕氏族沿着斡难河向夏季牧场迁移的时候，他们打算留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根据《秘史》记载，当这群人收拾营盘出发时，他们抛弃了这两位妇女和七个孩子，这群人中仅有一位出身低微家庭的老人站出来大声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小事件显然给铁木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泰亦赤兀惕人怒吼着走到老人身旁，斥责他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并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将老人刺死。不到十岁的铁木真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据说他曾冲上前去，试图救助这位快要死的老人；但他无能为力，只是带着悲痛和愤怒，含泪作别。 诃额仑早在十年前被绑架期间就表现得如此地镇定自若，面对这次新的危机，她表现得同样坚强有力。她做了一次激烈而又带有挑衅性的最后努力，希图使泰亦赤兀惕人因羞愧而带她们一起离开。当泰亦赤兀惕氏族弃营地而走时，诃额仑骑马持鬃，挥舞着她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去追赶那群抛弃他们的人。高举过头顶的精神之旗在空中迎风飘扬，她骑马环绕着这群正要离去的民众。诃额仑在泰亦赤兀惕部落前挥舞着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这不仅仅只是在挥动着丈夫的象征，而更是在展示其丈夫的真实灵魂。在他的灵魂面前，他们确实感到羞愧，而且还担忧可能遭到神的报应，因此他们暂时返回营地。但是，在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带着家族的牲畜，逐个地偷偷溜走了。在这样的冬季，这样做几乎是将两位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 然而，这个家族并没有消亡。经过她巨大的努力，诃额仑拯救了整个家族。就如《秘史》里所叙述的那样，为养活五个孩子，她盖住头，卷起衣裙的下摆，没日没夜地沿河奔波，寻找食物。她采拾小果类，并用一根杜松树枝来挖掘生长于河边的植物草根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他还将母亲缝纫用的针弄弯，制作成鱼钩钓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所获取的猎物也越来越大。在距离此段时期五十年之后，曾拜访过蒙古人、并且撰写过最早一部有关铁木真生涯著作的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在他的这部书里写道，这个家族“穿着用狗和老鼠皮制成的衣服，而且他们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的肉，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不管准确与否，这种描写还是表现出了那些处在饥饿边缘、被社会所遗弃之人绝望而无助的挣扎。就像他们周遭的其他部落一样，他们过着几乎与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带，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上最低的生活水准还低。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事，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力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 第一个强大的联盟，是跟一位比他稍长的名叫札木合的人联合而成的。札木合的家族多次扎营在斡难河岸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地方，而作为札只剌惕氏族的成员，他们又与铁木真父亲的氏族具有远亲关系。在蒙古文化的观念中，血族关系临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之上。任何处于血族关系网络之外的人，自然地就是敌人，血缘越近，关系就越近。铁木真跟札木合是远亲，但他们希望更亲近，于是就结拜成了兄弟。在他们的孩提时代，铁木真和札木合曾两度盟誓保持永久的手足情谊，按照蒙古传统，他们成为血亲般的兄弟。这一命中注定的友谊事迹，以及铁木真人生早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揭示出很多的细节。它们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的非凡能力和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他极其需要那些资源，以便能最终平息主导着当日草原的部落战争。 铁木真和札木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打猎、钓鱼，一起操练能提高他们日常技能的各种游戏。蒙古小孩，无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要随父母或兄弟姐妹学习骑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要努力自己握住缰绳，并且独自骑马。通常，到四岁的时候，小孩就已掌握了不用马鞍的骑术，也最终掌握了如何站立在马背上的技能。他们时常站立在马背上互相进行枪术比试，看谁能把对方击倒。当他们的腿长得够长，可以够得着马镫的时候，他们还要训练在马背上射箭和用套索捕捉牲口。皮革囊制成的靶子被悬挂在竿子上，迎风吹拂摇摆，年青人以不同的距离和速度从马背上练习击中靶子。这样的马术技能，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价值。 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玩跖骨的游戏，一种用羊的踝关节制成的骰子。每个男孩都随身带着一套四个跖骨，它们可以用于占卜未来、解决争执，或者只是简单地当作有趣的游戏玩。此外，札木合与铁木真还在结冰的河上玩一种比较活泼的游戏，有点像苏格兰冰上掷石游戏。虽然《秘史》并没有提及他们使用的冰鞋，但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曾去过那里访问的一位欧洲人写到道，这个地区的猎人经常将兽骨绑到脚上，他们能在结冰的湖面或江面上飞奔，进行体育活动或追赶动物。 这些技能将在日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敌人，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欧洲人所依凭的能抵御入侵的结冰河流，如伏尔加河和多瑙河，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通途，使他们能直达城下，而在这样的季节，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铁木真用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维持家族生存。铁木真和札木合在斡难河上所玩的游戏，在所有有关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征服者的男孩一生的记载里——是唯一提及，并且众所周知的轻松娱乐。铁木真与札木合第一次誓言彼此忠诚时，他才十一岁。两个孩子交换小物品作为誓言的象征。札木合给铁木真的是一个雄獐的指关节骨，而铁木真给札木合的是一块镶嵌有小片铜块的、来自远方的珍宝。第二年，他们交换了成年人之间歃血为盟的礼物——箭头。札木合将两块洞穿的小牛角当作口哨用的箭头送给铁木真，同样，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柏木精心制作成的雅致箭头。正如一代代猎人们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能发出哨响的箭头，进行秘密交流。这种通过声音交流的方式，其他人容易忽视，完全不能辨认。 作为第二次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男孩们通常要歃血为盟，以此达到心灵相通。《秘史》引用札木合的话来说明铁木真和札木合之间的情形，两人彼此誓言永不相忘，并且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无法得知那到底是什么。伴着这誓约，两人成为“安答”（andas），这一联合被认为比血族兄弟间的关系还要牢固，因为“安答”是可以自由选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札木合是铁木真人生中仅有的一位“安答”。 在随后的那个冬季，札木合的氏族并没有返回到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彼此也毫无音信。然而，这一童年时期铸就的联盟，将是铁木真后来问鼎草原的路途上最主要的财富，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不同于和札木合共处时的亲密无间，在家里，铁木真时常为异母兄长别克帖儿的强压而愤恼，随着两人渐渐地长大，兄弟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剧烈。通常，严格的等级划分支配着蒙古牧民的家庭生活，现今仍是如此。面对家常便饭般的来自猛兽与恶劣气候的威胁，蒙古人形成了一种孩子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制度。父亲要是不在，无论为期仅几个小时或几个月，他的角色便由长兄担当。兄长有权力支配各项行动，分派任何任务，处置任何他所喜欢的东西。兄长行使完全的权力。 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父亲被毒死之后，他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从《秘史》里仅有的叙述可以了解到，铁木真的愤恨，是在一件起初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爆发出来的。别克帖儿抢夺了铁木真打中的一只云雀。别克帖儿本无须其他理由就可得到它，而不必以家长的姿态强行这样做；要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此事，而不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欺负铁木真。在那之后不久，铁木真和他的亲兄弟哈撒儿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坐在斡难河边钓鱼。铁木真钓到一尾小鱼，但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愤怒与失望交织，铁木真和哈撒儿跑回到母亲诃额仑身边，向她申诉。然而，诃额仑不是站在自己的儿子一边，而是站在别克帖儿一边，她告诫他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曾经抛弃他们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而不是与兄弟失和。 诃额仑一直支持别克帖儿，这使铁木真难以忍受。作为最年长的儿子，别克帖儿不仅对弟弟们颐指气使，而且还扩大特权，包括除生身母亲之外，对父亲其他遗孀在性方面的使用权。作为寡妇，诃额仑没有被已逝丈夫的兄弟所收纳，她的最可能的伴侣将是别克帖儿，因为他出自诃额仑丈夫其他的妻子之身。 在这个家庭关系极度紧张并暗藏分裂危机的时刻，诃额仑愤怒地向自己的儿子讲起阿兰豁阿的美丽传说。阿兰豁阿是蒙古人的女祖先，她在丈夫去世后还生了几个儿子，而且和一个养子生活在一起。故事的含义似乎很清楚；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因别克帖儿问题而与母亲出现感情冲突之后，铁木真用一种在蒙古文化中深具强烈冒犯性的手势，甩开帐幕门户的毡子，愤怒地夺门而出，弟弟哈撒儿也接踵离去。 两兄弟发现别克帖儿静静地坐在一座小山上，眺望草原，他们就穿过草地小心地接近他。铁木真授意家中最好的射手哈撒儿从小山前面直接挺进，而他本人则爬到小山的背后一边。他们蹑手蹑脚地悄悄接近别克帖儿，就像是打猎时潜近正在休憩中的小鹿或正在吃草的瞪羚。当他们接近到易于攻击的范围内时，就悄悄地搭箭上弓，随即，带着抽出的箭，猛然从草地中冒出。别克帖儿并没有逃跑或试图自卫，在弟弟们面前，他不愿屈尊就范，露出怯意。他用铁木真母亲一样的话劝告他们，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泰亦赤兀惕氏族，据说他曾这样说道：“我不是你们的眼中钉、哽中刺，没有我，你们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他盘腿而坐，等待着他们的慢慢靠近。别克帖儿清楚地意识到前头的命运会如何，但他仍未反抗。相反，他向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要求，请求他们饶恕他的亲弟弟——别勒古台。 他们与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铁木真从背后攻击，哈撒儿从正面进攻，他们将箭直接射向别克帖儿。他们没有动手处理他，担心沾染到遍地流淌的血，就转身弃别克帖儿而去，让他一人孤独地死去。《秘史》的作者并未叙述他是立刻死去，还是鲜血流尽而慢慢死去。按照蒙古传统，提及鲜血和死亡是触犯禁忌（taboo）的，但是这次谋杀被认为对铁木真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记载甚详。 铁木真和哈撒儿一回到家里，据说诃额仑马上就从他们的表情中猜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她冲着铁木真厉声大叫：“破坏者！破坏者！你一出生，手中就握着一块凝血。”并转身责备哈撒儿：“你就像是一条咬着自己胞衣的野狗。”她冲着铁木真喷发的歇斯底里般的愤怒，在《秘史》里是用全篇最长的几段独白之一表达出来的，诃额仑不断地辱骂，并将她的儿子比作野兽——“像攻击的豹子，像失控的狮子，像吞噬被捕食动物的怪兽。”最后，她筋疲力尽，不断地反复述说着别克帖儿早前的警告，好像是咒语一般：“现在，你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就没有伙伴了。” 如此年纪轻轻，铁木真就已经以命相搏，这不仅仅是为了荣誉或威望，而是为了赢得胜利。他潜身靠近自己的兄长，就像在捕猎一只动物，正如后来他所显示的天才一样，他将狩猎的技能转变为战争的策略。将更好的射手哈撒儿置于前面，而将自己置于断后的位置，这同样也显示出他的战略才智。就像一匹必须在任何竞赛中都处于领头位置的马，铁木真决心要做个领导者，而不仅是追随者。为了获得首要的地位，他要证明自我：打破传统，反抗母亲，并且要除掉任何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 虽然谋杀别克帖儿使铁木真从他异母兄弟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但他触犯禁忌的行为，将家族推到了巨大的危险处境。他们不得不立即逃离该地。按照蒙古传统，他们将别克帖儿的尸体抛于旷野，任其腐烂消亡，只要那里仍可能留有任何别克帖儿的痕迹，就会避免再回到那个地方。正如别克帖儿和诃额仑曾经训诫过的那样，铁木真现在才发现，除了自己，已没有了保护者或盟友，而且自己不久也会被捕捉。他是一家之长，但也是作为一名陷于险境的背叛者。 直到这个时候，诃额仑的家族还是一群被驱逐的群体，只不过不是作为犯罪者。谋杀事件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并且使任何人都有借口对他们穷追猛打。泰亦赤兀惕人自认为是斡难河上的贵族世系，因为铁木真在他们的领地杀了人，他们就派一部分勇士去严惩铁木真，并阻止他下一步的所作所为。由于在空旷的草原上无处藏身，铁木真逃向安全的山区，但追捕者还是逮住了他。泰亦赤兀惕人将他带回大本营，想在那里设法摧垮他的意志。他们用一种像牛套一样的枷将他锁起来，那样就使他只可步行，但双手不能动弹，使得他无法靠自己进食甚至喝水。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庭来承担看护他的职责。 泰亦赤兀惕群体中有几户从属的家系，也是在战争中被俘的，作为奴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铁木真作为囚犯就是被移交给这些奴仆家族看守的。与篾视他的泰亦赤兀惕人不同，他在这些家族中得到同情和安慰，晚上的时候他们将他带到帐篷内。这些人在泰亦赤兀惕首领看不见的情形下，保护着铁木真，他们不仅分与他食物，而且《秘史》里还强调了一段情节，一位老妇人细心地护理他的伤口——那是被枷嵌入颈脖所致。这个家族的孩子们也劝说他们的父亲抗令行事，夜间移开枷锁，让铁木真休息得更舒适。 有关铁木真从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里逃脱出来的故事，进一步展现出他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将深刻地影响着他今后的崛起。有一天，趁着泰亦赤兀惕人都烂醉如泥，而铁木真又恰巧被一位呆头呆脑、而又身体孱弱的年轻人看守，他突然急转身，猛烈地摇动枷锁，朝看守者的头部打去，将其击倒。戴着枷锁徒步穿越草原是必死无疑的，他没有那样做，而是躲到了河边附近的草丛中。不久搜索马上就开始了，很快他便被曾善意相待过他的那家主人所发现。老人并没有鸣响警报，相反却提醒他趁夜幕降临的时候逃走。天黑之后，铁木真离开那条河，但并没有急于逃走。他慢慢地朝老人的帐篷前行，并走了进去，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是极为惊骇和危险的。冒着全家人生命的危险，不太情愿的主人还是给他卸下了枷铐并烧毁了它。第二天，他们将铁木真藏在一堆羊毛里，泰亦赤兀惕人那时正在继续追捕他。那天夜里，他们将铁木真送走，尽管贫穷，他们还是给他煮了羊肉来款待他，并送给他一匹马。骑着那匹马，铁木真设法躲过追捕者，长途跋涉逃回到他母亲那遥远而又孤立的营地。 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能冒险相助一个陌生人并送给他如此贵重的东西，说明铁木真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或能力。同时，这个地位卑贱的家庭必定也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与他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亦赤兀惕氏族，曾经抛弃过铁木真的家族，听任其自生自灭，现在又急切地想除掉他。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家庭，却甘愿冒死以相助。这一事件灌输给铁木真的不仅是对位居更高阶层者的不信任，而且还有对某些人——即便是那些自己氏族之外的人——的信任，他们的确值得信赖，甚似家人。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判断别人主要是通过他们怎样以实际行动来对待自己，而不再根据自己与他们的血缘关系。这是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 蒙古的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认为，铁木真一生仅有这样一段短暂的被俘和被奴役的时期，但当代中国编年史家的著述却认为，铁木真在被奴役中度过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多次被奴役，或者说这一事件持续的时间，也许比《秘史》中所显示的时间要更长。有学者认为，如此长的奴役时间，正好解释了有关他童年时期明显缺乏详细资料的原因。多年以后，这段被奴役的时期，对成吉思汗来说是耻辱的；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对于曾经奴役过他的那些家族的后代来说，提及此事将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每个与奴役事件有关的人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对这一事件要保持缄默；而且，尽量缩短铁木真的这段被奴役的时间，将会更符合蒙古人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求只可稍涉负面的东西，与此相反，要强调铁木真英勇的逃逸。 1178年，铁木真已十六岁。自他父亲七年前去世以来，他已很久没见到未婚妻孛儿帖了，但他在这件事情上自信十足，认为完全可以再次找到她。他带着异母弟别勒古台，沿着客鲁涟河而下，去寻找她的家族。当他们找到属于孛儿帖父亲德薛禅的营帐时，铁木真高兴地发现孛儿帖仍在等着他，甚至尽管她已十七或十八岁，早已过了适婚的年龄。德薛禅知道铁木真与泰亦赤兀惕氏族交恶，但仍然履行前约，将女儿许配给他。 铁木真和别勒古台带着孛儿帖返回。按照风俗，当新娘要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她就要带上一件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她丈夫的父母。对于游牧民而言，赠送大的礼物是不实用的，但质地优良的衣服则意味着很高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发挥有价值的实用功能。孛儿帖带了一件草原上最珍贵的毛皮外套——黑貂皮外套。在正常情况下，铁木真要送一件同样的礼物给父亲，但父亲早亡，他想到了一个处理外套的更好方法。他决定用这件黑貂皮外套来重新恢复他父亲的一份以前的友谊，以便缔结同盟，给他和他逐渐兴盛的家族提供某些安全保障。 这个人就是脱斡邻勒，后来更常被称为汪罕（OngKhan），属客列亦惕部落。该部落生活在蒙古中部最肥沃的草原上，位于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沿岸丛林密布的“黑森林”之间。与蒙古人世系和氏族的分散不同，客列亦惕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包含一大群部落，并处于一个可汗的统一之下。此时，戈壁荒原北部的广阔草原分别为三个主要部落所控制。中部地区由汪罕和他的客列亦惕部落控制，支配西部地区的是处于太阳可汗统治下的乃蛮部落，而由阿勒坛汗统治的塔塔儿人，则作为北部中国金朝的附庸，占据了东部地区。三个大部落的统治者，沿着他们的边界纵横捭阖，对弱小的部落或盟或战，并不断设法从这些弱小部落中征募军队，以便发动对更重要敌人的征战。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尽管与客列亦惕人没有血缘关系，却曾一度与汪罕结成“安答”，并肩作战。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仅作为保护人或仆从间的那种关系，要牢固得多，因为当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也速该就助汪罕夺得客列亦惕人的汗位，推翻了汪罕的叔叔——菊儿可汗，即最高的统治者。此外，他们共同对付篾儿乞惕人，并在铁木真出生的时候结成联盟，而那时，也速该也正在与塔塔儿人作战。 按照草原文化，男性血族关系操控所有事务。如果人们要结盟，就必定要同属一个家族，因此，如果没有亲缘血统关系，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亦即虚拟血缘关系，来建立联盟。因此，铁木真的父亲与立志成为客列亦惕领导人的汪罕两人，是作为“安答”的结拜兄弟，铁木真现今就是要试图成为这位年长者的儿子。通过赠送结婚礼物给汪罕的方式，铁木真认他为父；要是汪罕接受的话，他就可作为铁木真的父亲，并向他提供保护。对大多数草原上的人来说，这种由仪式缔结的血缘关系可作为真正血缘关系的附属，但对铁木真而言，他的选择表明，这种虚构血缘关系比真正的亲缘关系要有用得多。 客列亦惕部，以及乃蛮以西地区，不只意味着几个很大的政治联合体，而且还代表更发达的文化。早在几个世纪前，通过东部亚述教派传教士，该地区因为皈基督教，曾经一度整合到中亚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中。游牧民中没有教堂或修道院，部族的基督教分支声称他们是托马斯使徒的后代，而且要靠游方僧来传教。他们在位于帐篷内的圣堂里做弥撒，他们不重视宗教信仰的制度和信仰的严格性，喜欢各种各样的、与一般医疗保健相结合的基督教经文读物。耶稣对游牧民发挥着强大的魅力，因为他能救死扶伤。因为只有此人可战胜死神，耶稣被当作一位有强大威慑力的萨满教士，而十字架则被圣化为天地四方的象征。作为游牧人，草原部落觉得放牧习俗和《圣经》里提及的古代希伯来部落的信仰，非常适合他们。或许最重要的是，与吃素的佛教徒不同，基督徒可以吃肉；与节制的穆斯林不同，基督徒不仅可以纵情狂饮，他们甚至将此规定为一种强制性的礼拜仪式。 铁木真将新娘孛儿帖和母亲留在营帐内，他与弟弟哈撒儿、异母弟别勒古台，带着那件外套去见基督徒汪罕，他热心地接受了礼物，因此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他们是自己的过继儿子。汪罕在传统体制内，安排铁木真做一个处于其他年轻勇士之上的地方领导者，但很明显，后者对此没有兴趣，于是就拒绝了。他似乎只是想为家族争取到汪罕的保护，在得到保证之后，他和弟弟们就返回客鲁涟河边的营地。在那里，年轻的新郎可以与新娘和家族在一起，度过辛苦而充实的时光。 铁木真早年的诸多危机似乎都已被抛诸身后，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已长大，在某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除他的弟弟外，铁木真家族吸收了两个年轻人。铁木真在追寻一些失踪马匹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博尔术，之后他加入到那个家族；者勒篾显然是被他父亲交给铁木真的，尽管《秘史》对此并未加以解释。加上这两个外来者，该营地由七个十来岁的孩子所组成，他们一起狩猎，并守护着这个群体的安全。除了他的新娘孛儿帖，铁木真家族还包括他的妹妹和三个年长的妇女：他的母亲诃额仑，是位女家长；莎歇娇也是女家长，她是铁木真异母弟别勒古台的母亲；另一位被收容的来历不详的老妇人，也和他们呆在一起。 按照《秘史》的记述，铁木真更倾向于只作为这个亲密无间部落的领导者，但是，在周遭部落互相攻伐、变化多端的世界里，并不可能允许存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时间的车轮拉回到数百年前，人们很容易发现连续好几代，草原部落一直在进行着相互间无情的劫掠。往昔的犯罪记忆仍然存留着。部落内部任何家族所受的伤害，都可当作是一种报应，而且，即便是很多年以后，也可当成是对报复袭击的一个借口。在这个混乱频仍的世界中，不管人们生活的地方多么偏僻，也没办法摆脱大家的注意，铁木真这一群人也不例外。 尽管他的家族已经遭受磨难，但十八年之后，当年曾被人从自己手里夺走了诃额仑的篾儿乞惕部落，对于这件耻辱之事仍耿耿于怀，他们现在决定设法复仇。篾儿乞惕人并不要求归还寡妇诃额仑，她已经为拉扯五个孩子而变得苍老不堪。他们觊觎的是铁木真的年轻新娘孛儿帖，掳掠孛儿帖可以当作对铁木真父辈劫夺诃额仑的一种报复。铁木真如此狡谲地与汪罕建立的联盟，在他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显示出了决定性的意义；而篾儿乞惕人的挑战也将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争夺。这一争夺将铁木真推上了成就伟大之路。
可汗之战 所有的部落都是一种颜色 并且都听从他的指挥 ——阿塔篾力克?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所有人都意识到汪罕的时代即将结束，但没有人知道谁将取而代之。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之后，铁木真掌控了大部分的蒙古人，但他仍然尚未战胜他的对手札木合。尽管汪罕通常是支持铁木真的，但他依旧在两位次级可汗之间挑拨离间。1203年，猪儿年，也就是在对塔塔儿人取得胜利之后的次年，铁木真决定通过求婚（请求汪罕将女儿许配给他的长子术赤）的方式，将他们之间的问题公开，并试图解决它。倘若汪罕接受这一求婚，就是在承认铁木真为高于札木合的心腹。 由于亲生儿子桑昆（此人毫无才干而自身又没有部属）的反对，汪罕傲慢地拒绝了这桩婚事。尽管铁木真将自己的部众视为“毡墙之民”，并且拒绝承认诸部落间的差别，但在贵族客列亦惕王室家族眼中，无论铁木真对他们如何有用，他也只是个普通的暴发户而已。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马可•波罗认为铁木真是在为自己求婚，按照蒙古人后来对汪罕描述的语气，他是这样来回答铁木真的：“成吉思汗向我女儿求婚不会觉得羞耻吗？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是我的部属和奴隶吗？回去告诉他，我宁愿把我的女儿推入火坑，也不会给他做妻子。” 可是，这位上了年纪的可汗很快便对自己的贸然相拒感到懊悔，而且也渐渐担忧铁木真将作会出怎样的反应。毫无疑问，铁木真现在已被视为草原上最优秀的军事统帅，而且汪罕也明白自己在战争中并不能对铁木真形成威胁。于是，他想通过欺骗的方式，企图设计除去铁木真给自己带来的潜在威胁，就如塔塔儿人曾经害死铁木真父亲那样。汪罕派人送信给铁木真，告诉他说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并且乐意接受两个家族间的联姻。他定好日子，邀请铁木真带家人来为儿女们举行婚礼。显然，铁木真是信任他这位二十多年来的义父的，他留下军队，带上少数随从，前往指定的聚会地点参加许婚筵席。要能顺利结成这桩婚事，把已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全体民众和汪罕控制下的客列亦惕人合并起来，他就可达到人生的顶峰，而且这桩婚姻还将使他在继承汪罕、作为中部草原统治者的争夺中，处于最强有力的位置上。 在距离汪罕帐庭仅一天骑马行程的地方，铁木真获悉许婚筵席只是个陷害他的密谋而已。汪罕已经秘密地调集好军队，企图加害铁木真并且扫灭他的家族。就在铁木真盘算着胜利的时刻，他才发现不仅合并不会发生，而且还将危及到他自身的性命以及家族的生存。由于仅带有一小部分随从，并且又远离自己的主力部队，铁木真不能冒险一战。于是，铁木真采取草原民众在面对寡不敌众情形下所常采行的措施：命令这一小群人迅速向四方散开，而他本人则赶在汪罕军队开始追捕之前，带着几个心腹，快速向东部逃奔。 铁木真此次面临的危机将是对他才能的最大考验。这次在汪罕勇士们面前的逃跑，很像他在二十年前，篾儿乞惕人劫掠孛儿帖时的逃亡。循环的草原袭击看来永无止境。尽管他一生所做甚多，但他能真正改变的却很少，他要再次从那些社会地位远比他高、而政治势力又远比他强大的人那里，逃亡奔命。 由于根基未稳的首领正在逃亡，铁木真新近合并的部落“毡墙之民”，初次面对着巨大的威胁。这一合并能继续下去吗？如此众多来自不同部落和家族的民众，现今还会效忠并且信任无论逃往何方的铁木真吗？他们会逃回自己的故乡，或者草率地准备寻求汪罕或札木合的保护吗？作为铁木真人生中最大的考验，同时也作为他最大的胜利，接下来的逃亡事件，在蒙古人中间成为传奇性的故事。 经过数日疲惫而又缺乏给养的不断逃亡之后，铁木真来到了遥远泥泞的巴泐渚纳湖岸。他察看身边幸存下来的逃亡者人数，清点下来只剩十九人，而今在这个遥远的逃亡之地，他们将要面对饥饿。正当他们在巴泐渚纳湖岸旁停歇下来稍事休整，并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突然从北方出现一匹野马，铁木真的弟弟哈撒儿赶上前去追捕它。哈撒儿把马击倒，大家很快便剥了它的皮。没有柴火烤肉，也没有锅来煮，他们只有依靠古老的烹饪技巧。剥了马皮之后，他们切碎马肉，并用马皮制成装肉和装水用的大皮囊。他们收集干畜粪便生火，然而又不能将大皮囊直接放到火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把石头丢到火中加热，等到石头炽热的时候，随即便把滚烫的石头丢到肉和水的混合物中去。石头把水加热，而水却可以防止石头烧穿皮囊。数小时后，饥饿难耐的人便可大享煮熟的马肉。 除哈撒儿外，和铁木真聚集在一块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非亲戚。有些家族成员暂时在草原上失去了联系，而其他亲戚则抛弃铁木真，加入到汪罕或札木合的部族中去了。尤其是他的叔父，曾帮助也速该从篾儿乞惕人手中抢夺铁木真的母亲的两个兄弟之一，已经加入到汪罕的麾下，来反对自己的侄子。 精疲力竭的人们没有安慰自己或对未来抱以希望，他们将野马现身当成是神的恩赐，而不仅仅只是视为裹腹的食物。作为蒙古人社会中最重要和最受尊敬的动物——马，它可以用于隆重的庆祝场合，也可作为神的介入和支持的象征。马，象征铁木真的命运之神，而作为任何主要战争之前或忽里台会议上的祭品，它不仅作为食物提供给人们，而且更进一步说，是在赋予铁木真的精神之旗以权威。在马肉会餐的最后，只有巴泐渚纳浑水可饮，铁木真可汗一只手高高举起，另一只手则用敬酒的方式，举着装有巴泐渚纳浑水的杯子。他对部下的忠诚表示感谢，并且誓言永不忘却。大家同饮浑水，并且发誓永远忠诚于他。在复述这段情节的口传历史中，它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巴泐渚纳誓约”，作为铁木真可汗军事生涯的最低潮，而且，作为产生蒙古帝国特性和形态的关键性事件，它还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光环。 这一事件对各种各样的蒙古人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蒙古人是建立在互相承诺和互相忠诚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承诺和忠诚是超越血缘关系、种族区分及宗教信仰的。这十九人和铁木真可汗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大概只有铁木真和他的弟弟哈撒儿是来自蒙古部族。其他人则包括有篾儿乞惕人、契丹人及客列亦惕人。尽管铁木真是个崇拜“长生天”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的虔敬的萨满教徒，但在这十九人中却包括有几个基督徒、三个穆斯林和几个佛教徒。他们团结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誓言忠诚于铁木真，并且也宣誓忠诚于彼此。巴泐渚纳的宣誓建立了一种手足情谊，并且超越了血缘关系、种族区分及宗教信仰，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互相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处于支配地位。 在巴泐渚纳躲藏之后，铁木真制定了反击计划。当汪罕仍然沉浸在自信中（他自己所参与的，自信地以为已永久地除去了铁木真的威胁）的时候，铁木真知道自己必须迅速行动。铁木真向草原上被驱散的部众们发出反攻计划的消息，并且还公布了包含有神奇野马现身传闻的所有细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从一定程度上说，连铁木真自己大概都未曾预料到，他那不久前以十或百为单元而组织起来的军队，又在整个草原上重新集聚起来了。当铁木真从巴泐渚纳向西进军，朝汪罕的领地返回时，他的部众也从四面八方重新聚集到他的麾下。此外，通过他母亲或通过他的妻子孛儿帖，有些曾是汪罕忠诚追随者的铁木真的亲戚，现在也抛弃他们客列亦惕领导人，前来投奔铁木真。 在此期间，为庆祝战胜铁木真，汪罕仍毫无疑虑地在宫殿似的金帐内——无论到哪都伴随着他的——筵宴。由于过分自信于自己对本部众的控制能力，而且也没有察觉到草原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汪罕错误地认为铁木真的部众已被驱散，而且还认为铁木真本人也仍在遥远的东部。 铁木真的军队朝宴会地点迅速行进。忠诚的部众已跑到他们的前头驻扎，去预备马匹，以便更换疲惫的战马。由于这些新马的补充，他的军队迅速行进，毫不停顿，昼夜兼行，铁木真称之为“打火前进”。铁木真并不是穿越草原直接向客列亦惕人的宫廷逼近（此为便捷之途），而是带着他的部众跨越遥远而又艰难的险境，因为他知道那里也许毫无防备。 本以为远在好几天骑马行程之外的铁木真，突然猛扑向饮酒狂欢的人群；他的部众已经包围了整个营地。经过接下来的三天鏖战，客列亦惕人在铁木真士气高昂的军队前弃阵而逃。许多汪罕的追随者丢弃铁木真之旗，并且，就如他那著名的政策，只要他们除抛弃汪罕而加入铁木真的队伍之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叛逆的事或伤害过他们的前首领，铁木真就会接纳他们。 汪罕的军队与其说是被铁木真的军队所击败，不如说是被铁木真的军队所吞没。客列亦惕的朝臣们四处逃窜，各自顾命。汪罕的儿子向南逃奔，随后便被其仆从所抛弃，渴死于沙漠之中。而札木合则与他那衰落的部众，向西逃往乃蛮的领地，乃蛮是尚未被铁木真所击败的三大草原部落中的最后一个。汪罕也设法单独前往乃蛮部落避难。 由于没有抓获敌人的首领，也没有抓住那位上了年纪的可汗的儿子，蒙古人不得不将此视为一种失败，而且还消解了它的重要性。铁木真的支持者们散布传言诋毁汪罕的声名，并且向各方面的民众保证说他已经死去，而且再也不是个威胁了。据蒙古人流传的记述，当汪罕安全地来到乃蛮边界后，遇到一位边境守卫者，守卫者并不相信这位孤独的老人就是著名的勇士——客列亦惕之汗，把他杀死了。据说为杀害汪罕而赎罪，乃蛮王后取来汪罕的头颅，放置在帐篷后部——那里可以奉献牺牲和做祷告——尊位上的一块白色神毡上，头颅的正面对着帐篷门口。于蒙古人的情感而言，没有什么比将血淋淋的头颅放置在家中更具冒犯性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留驻有汪罕灵魂的头颅更危险的了。然而，根据传言，乃蛮王后命令一位乐师奏马头琴，而她的儿媳妇们则为头颅载歌载舞，她本人也用酒致祭，仿佛汪罕仍然活着，并且是她帐篷内的贵宾。当乃蛮的统治者塔阳可汗走进来看到断头的时候，这个头冲着他微笑，塔阳可汗恐慌万状，愤怒惊叫。随即，他就把头颅从白色神毡上踢下，用脚踏碎。 这些传言宣称那位老可汗确实是死了，同时，他们大肆地羞辱和指责铁木真的下一个征战目标——乃蛮宫廷。宣传和左右公众舆论正迅速成为铁木真的主要选择武器。蒙古人在他们的支持者中间散布谎言，谴责上了岁数的塔阳可汗已蜕变为蠢蛋和懦怯者，他的妻儿也在公开的场合轻视并且羞辱他。为在部众中间激起对敌人的愤恨，蒙古领导人散布谎言说乃蛮王后蔑视蒙古人，把蒙古人视为肮脏发臭的野蛮人。蒙古人用流言蜚语当作树立部众自信和削弱敌人决心的方式，他们传言说塔阳可汗的儿子嘲笑塔阳是“泼妇塔阳”，而且还说塔阳顶多像个怀孕的妇女，只敢出门小解，而不再敢于冒险远离他的帐篷半步。 在散布这些有关乃蛮宫廷的奇怪谎言的同时，蒙古人还用谎言来编织乃蛮人有多么害怕他们的故事，以此来鼓舞自己的士气。自札木合加入乃蛮部以来，有关他如何用描绘铁木真勇士的方式来恐吓乃蛮人的谎言，就已散布开来了。《秘史》得意地细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蒙古人的形象：“他们有錾鼻锥舌，饮露而活，御风而奔。”他们把铁木真比作一只饿鹰，而且还说“他浑身穿着铜衣铁甲，紧密地牢扣在一起，利锥不入。” 与这一描述不同的是，乃蛮人俘获了第一位蒙古军队的前锋，他骑着羸弱的马，蹬着粗糙简单的马鞍。乃蛮捕捉者将马和鞍送到各营地传看，嘲笑他们的对手蒙古人已经变得如此可怜。铁木真对被俘骑兵事件是以另一种诡计来回应的。由于他的兵马人数要远远劣于乃蛮人，铁木真命令部下，各自在自己军队扎营的山头，每晚各点五处营火。从远处看，小小军队变得更大，看起来他们“夜间点的火比空中的繁星还多。” 1204年，鼠儿年，这是控制蒙古的决战年，决战大约发生在不儿罕•合勒敦以西三百英里远的地方。在战争前的那段日子里，铁木真检验了以十进制为基础的新军事组织。他不是把部队投入到全方位的战斗中，那样的话就会因为兵员数少而易败，而是用出人意料、打而就跑的小遭遇战来对付乃蛮人。在开始阶段，铁木真命令部队在黎明破晓前以一种被称为“移动灌木”或“风滚草编队”的方式向前行进。他们不是以大部队迅速行进的方式发动攻击，各自分散独立的十人小分队悄悄地从不同方向前进，去攻击敌人，同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猫着身体潜行。这样就使得敌人看不清那里有多少人，也使敌人难以准备应对来自一个方向的进攻。攻击之后，小分队则散向四方，敌军被击伤却又不能在攻击者消失前加以回击。 铁木真先以“湖泊阵形”攻击，其次再实行“移动灌木”式的零星攻击，“湖泊阵形”的攻击是由前面一长排士兵放箭，随即又由下一排士兵取而代之。他们如波浪般击打敌人，快速出现，随即又快速消失，返回后方之后又组成另一波攻击，每波轮流上阵。“湖泊阵形”的使用，使得乃蛮人拉长了战线，他们以漫长而又薄弱的战线来与进击者的漫长战线进行交战。而一旦乃蛮人分展开来，铁木真就会随即转到他的第三战术上去。他把小分队一个挨一个地重新编制，组成一个“凿子阵形”的战术编队，尖头分队跨越前线并且深入到敌人的纵深处，使进攻者得以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一点上，攻击此刻势单力薄的乃蛮战线，撕开他们的防线。 部分地看来，这些战术至少似乎是融合了较老的作战技巧和狩猎策略；然而，茫然不知所措的敌人始终无法对这一战争形式作出有效的反应，这表明铁木真倡导的全新改革，使得这些策略为其所独有。铁木真创建了一支新型的草原军队，该军队建立在各种各样的战术基础之上，而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彼此密切协作和完全服从指挥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再是一群攻击的个体；他们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兵团。铁木真采用的一套战术策略，每人都必须明白，并且要毫不犹豫地准确执行。蒙古人有句谚语：“他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谚语反映的不仅是理想，也是新的蒙古战争的现实，新的蒙古战争很快就消灭了乃蛮人。 蒙古人正在取得优势，但铁木真并没有急于求胜。天色已晚，人人期望的都是决战，但铁木真却命令部下好好地睡上一觉。在敌方，混乱、迷惑及战线联络中断交织在一起，乃蛮人开始趁夜逃走。然而，铁木真制止了士兵前去追击。那天夜色漆黑，没有月光，仅有的一条逃亡之路就在陡峭的山脊上。由于看不清路途，逃亡的人和马纷纷跌落山谷。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如“朽木”般，尸积崖底。 第二天早晨，蒙古军队轻易地击败了少数残存的乃蛮人，并且“消灭了塔阳可汗”。在成功逃亡的勇士中间，塔阳可汗的儿子古出鲁克逃到了遥远的哈剌契丹所属的天山山脉，而札木合则消失于森林之中。札木合所找到的避难之所，是一处没有什么人生活的地方，他的末日将伴随着低声的呜咽哀诉，而不是伴随着一场高潮迭起的决斗而来。几帮残余的篾儿乞惕人被势力渐长的蒙古民族所迅速吞没，而年约四十岁的札木合则与一小群追随者，以狩猎为生，过着被驱逐的强盗般的生活。在不定的命运逆转中，曾经高贵的札木合，已经降到了与幼年铁木真丧父时所面对的相同的生存状态。1205年，牛儿年，即战胜乃蛮人的次年，几个绝望而又甘于失败的札木合部下，把札木合捆缚起来，交给了铁木真。尽管两人之间有仇恨，但铁木真仍视忠诚高于一切。铁木真并没有奖赏把札木合抓来给他的那些人，而是当着他们所背叛的首领的面，将其全部处决。 互相争斗了二十多年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最后会面构成了《秘史》中情感的最高点。铁木真并没有伺机向札木合报仇，而是对他摆出了威胁的姿态，提议两人再次结盟：“让我们做同伴。如今我们再次相合，我们应该彼此记起我们所忘记的事情。睡着时共唤醒。即便你要离我而去，你依然是我有福有吉的安答。想必在那些杀伐的日子里，你的胸口定为我而痛。想必在那些厮杀的日子里，你的心绪也为我而痛。” 札木合似乎为这一恳求和往昔年少同伴的感情所感动，铁木真曾是札木合的下级同伴，而今却统治了他曾经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他好像一度陷入了铁木真对他们青年时代手足情谊感伤的怀旧之情当中。札木合回答说：“我们同食不可消化的食物，我们彼此共言不可忘却的言语”，并且“共被而眠”。札木合接着将他们的分离归咎于是受到另一位未指名的人的影响：“我们遭人挑拨。我们为人所唆使。” 《秘史》提供了札木合所作的一份冗长的忏悔，然而，该记录的夸张言辞和详情叙述，都可引起我们对其准确性的怀疑。“现在，世界是你的，”原文引用札木合的话说，“我做你的同伴对你有什么用呢？相反，我的安答呀，我会使你夜间睡不安稳，日间心不安。我将会是你衣领上的虱子，你门板上的刺。” 札木合反省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就像是一位现代律师在基于心理问题和情感缺陷来恳求宽恕，寻找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受铁木真所吸引，而且又为什么会背叛他。札木合简洁地解释说，他从小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或值得信任的同伴，而且还娶了个泼妇为妻。但札木合最终并没有请求宽恕，而是只求一死，仅有一个请求——要求他们以高贵的方式来处死他，不要使他的血流到地面上，或暴露在太阳和天空之下。 尽管札木合活着的时候辜负了铁木真，但他死时却要作铁木真的好朋友。他誓言，要是铁木真把他的尸体置于高处安葬，他将护佑铁木真和他的所有后代：“杀了我，把我的骨头埋在高地上。我将永远保护你的子孙，成为他们的护佑者。”传说铁木真用金带来厚葬札木合，那条金带是他们誓言结成“安答”的时候，由铁木真送给札木合的。 札木合曾是铁木真的第一个对手，而今作为反对他的最后一个蒙古贵族，被铁木真处死了。在寻求对蒙古部族控制的漫长征程上，铁木真击败了草原上的每一个部落，而且通过消灭他们的男性成员，并且娶他们的妇女为妻的方式，去除了所有贵族氏族的威胁。他对地位高于他的任何人的权威都感到恼怒。他杀死别克帖儿得以支配整个家族。他消灭篾儿乞惕人，因为他们夺走他的妻子。他消灭曾害死他父亲、并且蔑视蒙古人如草原鼠般的塔塔儿人。他打倒了蒙古民众的贵族，并且逐个消灭了像泰亦赤兀惕和主儿勤这样的最高等蒙古部族。当他自身的盟友和长辈拒绝与他联姻时，他就消灭了汪罕及其部落。当乃蛮王后将蒙古人视如自己的下级一样加以藐视的时候，他就攻击乃蛮部落，杀了她的丈夫，而且还把她赐给他的部下做老婆。最后，他杀死了生命中最热爱的人之一——札木合，因而，也就消灭了贵族氏族札只剌惕部。 铁木真现在作为辽阔土地上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控制了从南部戈壁到北极冻土地带、从东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到西部阿尔泰山山脉的所有一切。他的帝国领土是草原，其所拥有的动物要远远多于人类。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单独地赋予统治的合法性，直到忽里台上得到境内所有代表的公开承认时，它才具有合法性。要是有群体不派人参加忽里台，那他们就是不接受被称为可汗的人的统治。可汗不能声称统治了他们，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要求得到可汗的保护。 在召开忽里台会议、举行就职典礼之前，铁木真考虑在来年要恢复和平，修复各种关系。1206年，虎儿年，铁木真返回圣山不儿罕•合勒敦附近的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这或许是草原历史上曾经召开过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会议。附近放牧的好几万头牲畜，为盛宴提供牛奶和肉食。数列营帐从铁木真营地的四周向外延伸出好几英里远，营帐的中央竖立起马鬃旗——“苏勒德”，这面精神之旗把铁木真引领到这一大事件上来。数天隆重而又庄严的大典礼与数天的庆典、运动比赛及吹拉弹唱，轮流登场。白天由包括帖卜•腾格里在内的宫廷萨满巫师敲鼓吟唱，而傍晚则由乐师来担当这一角色。夜空中充斥着令人迷惑的嗡嗡声，这是种独特的由蒙古人的喉咙所发出的歌声，或谓泛音歌声，这种声音由男人的腹腔发出，可以同时带出两种和声。就如每次重大的政治活动一样，年轻人都要进行摔跤、赛马及射箭比赛，蒙古的传统游戏被称为“那达慕”（naadam）。 铁木真控制的广阔领土几乎与现代欧洲的大小相当，但在他的统治下，仅有大约一百万来自不同游牧部落的人口，和大概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头的牲畜。他不仅作为塔塔儿人、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的可汗，统治着他们，也是所有“毡墙之民”的统治者，对于这个新帝国而言，他还从源于自己部落的名称中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头衔。他称其民众为“大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统一了所有民众之后，在所有的世系、氏族和部落中，铁木真废除了世袭贵族的权利。所有官职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并且他的民众要按新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分配。对铁木真本人来说，他不接受如“古儿汗”或“塔阳汗”这样的古老部落头衔，而是选择了自己部众可能已经称呼过他的头衔——ChinggisKhan，这个后来在西方世界闻名的名字，通过波斯语拼写成GenghisKhan。蒙古语chin的意思是强壮、坚硬、不可动摇及无畏，并且它还接近于蒙古语中的“狼”，即chino，也就是他们所声称的祖先。这一头衔对新可汗来说，是简朴而合适的。 与大多数成功的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知道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所具有的政治潜在力。然而，不一样的是，大多数统治者把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限制在宫殿或庙宇之类的建筑物之中，而成吉思汗的就职典礼是在开阔空旷的大草原上举行的，那里可容纳无数的民众来参加典礼。 蒙古人的公开典礼，给详细叙述他们的来访者和编年史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存至今的、可以利用的最完整的记述，来自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克鲁瓦，他使用了现今已佚的那个时代的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根据克鲁瓦的记述，成吉思汗的部下“把他置于一块铺在地面上的黑毡毯上；有人受命发布‘人民的心声’，向他大声宣布‘人民的意志’。”说话者训诫成吉思汗：“授予他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如果他能充分公正地管理民众，上帝将保佑他的蓝图得以成功；若非如此，如果他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 这一典礼提供了部众明确支持的信号，他们将他高举到过头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王位宝座，这一行为公开地表明了他们的臣服。然后，他们“在新皇帝面前九次下跪叩头，显示他们服从对他的承诺。”正如每一氏族的出席就表明他们支持成吉思汗一样，每个萨满巫师的到场，则表明他的灵魂与梦想指示他要支持成吉思汗。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信仰，萨满巫师给这一重大事件赋予了神的祝福，使得这次典礼不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场合。由于他们的存在，这一事件成为铁木真承受“长生天”之命的一种宗教宣告。 萨满巫师敲着鼓，颂扬大自然之魂，并将马奶洒入空中和地上。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呼累、呼累、呼累”来结束祈祷，并把祈祷送向天空，就如基督徒用“阿门”来结束所有的祈祷一样。这种宗教行为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选举的一部分，而且不只是在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领导人之间，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一种宗教圣约的烙印。 大多数领导人，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是从某类国家的内部制度中崛起的。他们的成就通常包括对那些制度和庇护他们的国家的改变或复兴。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和建立所有必需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对于这样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生存而言，并且对于以军队起家夺权的成吉思汗来说，他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他必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加地中央集权化。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骆驼的人都被提升为将军，驰骋在由成千上万勇士所组成的军队的最前方。每位年龄在十七到七十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都是军队的活跃成员。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基于他们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最大的两个儿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尤其是对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和察合台。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的监视是必需的。他提醒谏言者们要“从早到晚都要呆在他身旁提出忠告。” 为了在这个巨大而又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而又人种各异的部落之内维护和平，他迅速地公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方面来加以强化；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掉它们。只要不与“大札撒”——对所有人发挥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产生冲突，他还允许一些群体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内实行传统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的一种反应。由此种劫夺而引发冲突的持久性潜在力，仍然困扰着成吉思汗。在他自己的家族内，长子的亲生父亲是他，还是孛儿帖的劫夺者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困扰着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成吉思汗渐渐老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用法律来结束劫夺的同时，他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从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获和奴役的经验中，他尝过被诱拐和被当作奴隶而强迫劳动所带来的个人身体的痛苦，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地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地强烈。 成吉思汗试图在他的各级部众中祛除内部纠纷的所有根源。基于自身的经验，即对围绕孩子正统性问题而产生的分裂，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由妻所生还是由妾所生，都具有正统性。由于对妻子价值（似乎她们是只骆驼一样）的争论，会在他的部众中间激起不断的纠纷，他禁止将妇女的贩卖带入到婚姻之中。因为同样的理由，他宣布通奸行为是不合法的，蒙古人对这一行为的界定不同于大多数人。通奸行为并不包括妇女与她丈夫近亲之间的性关系，也不包括丈夫与女仆或与家族内其他人的妻子发生关系的行为。与成吉思汗的法律声明相一致的是，毡帐内的事情应在毡帐内解决，而草原上的事情则应在草原上解决，通奸行为适用于不同家族已婚人之间的性关系。只要它不会在家族间引起公众的冲突，就并不会被视为犯罪。 偷窃牲畜的行为通常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这一行为在草原的抢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视为是仇恨与不和的缘由。大概是记得八头牲畜被盗而给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成吉思汗对偷盗牲口的行为处以死刑。此外，他要求任何人发现丢失的牲口，都要将其还回原主。为此，他设立了大规模的失物招领制度，并且随着帝国的扩展而不断完善。任何人要是捡到丢失的货物、金钱或牲口，而不把它们交给有关的上级管理者的话，就会被当作是盗贼；按偷窃行为论处。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论外，草原民众也经常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发生争论。成吉思汗禁止在三月到十月间——动物的繁殖期——打猎，并将这一想法编成法律条文。成吉思汗不仅在夏季保护动物，而且还给它们提供安全的过冬环境，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猎杀所需食物的行为加以节制，有的甚至不再打猎。法律具体规定了打猎的数量，也详细说明了滥杀的行为，以便不会出现浪费现象。 除认识到性、财产及食物的重要性外，成吉思汗也认识到相互竞争的宗教所具有的破坏性的潜在力。事实上，从佛教到基督教，或从摩尼教到伊斯兰教，每一种宗教都在草原民众中拥有自己的信众，并且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唯一的。在此类（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宗教的）法律中，成吉思汗宣告，人人都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尽管他仍然信仰家乡的神灵，但他并不允许将那些神灵用作为国家的崇拜对象。 为支持各种宗教，成吉思汗对宗教首领及其财产实行免税，并且免除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为支持各相关职业，他后来还扩大免税范围，对提供公共服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给予同样的免税待遇，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殡仪事务承办人、医生、律师、教师及学者。 成吉思汗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以防止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按照法律，可汗无一例外地必须得到忽里台的推举。任何家族成员未经推举而攫取汗位，都要处以死刑。为防止竞争的候选人互相残杀，他规定只有通过全体家族成员都参加的忽里台，才可对家族成员判处死刑，而不是通过任何个别的成员。这样做，他是在宣布自己最初夺权的手段——杀害自己的异母兄长——是不合法的。 成吉思汗所汇编的蒙古法律，规定了群体的责任和群体的罪行。单独的个人若处在家族之外或不属于大群体，他就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家族对保证其成员的正确行为负有责任。一人犯罪会导致众人受罚。同样地，一个部落或一个小分队的士兵对彼此的行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整个国家，不仅军政或民政，都要对维护和执行法律负责。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蒙古人，他必须生活在正当的社会中。 法律的执行和责任的承担始于最高层，即可汗本人。照此，成吉思汗公布了对任何个人，甚至是最高统治者都有效的至高无上的法规。通过使统治者服从法律的方式，他取得了其他文明尚未实现的某些东西。不同于很多文明——最独特的是西欧，在那里，君主被上帝的意志所支配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成吉思汗解释他的“大札撒”既严格适用于统治者，也严格适用于任何其他人。然而，他的子孙后代仅在他去世之后的大概五十年的时间里，能遵守这一规则。 为在总体上管理整个帝国，而且最为明确地是为了记录法律和管理现今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广阔国土，成吉思汗下令采用一种书写系统。尽管文字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由穆斯林商人和巡回传教士引入草原，但很少有本地的民众学会，即便是最高度发展的部落，如在塔塔儿、乃蛮及客列亦惕部落中，也没有人学会；就目前所知，没有蒙古人学会过书写。在1204年征服乃蛮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现塔阳可汗有一位记录其声明，并将这些声明浮雕在官方印玺上的书记官。这个书记官出身于畏兀儿，畏兀儿人起源于蒙古草原，但在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移居到现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绿洲之中。畏兀儿语与蒙古语密切相关，并且相对地比较容易改写为蒙古语。这一书写源自于古叙利亚语字母，这些字母是由给草原部落带来基督教的传教僧侣所使用的。书写由字母而非文字所构成，但它如同中文一样，垂直纵排下来，书写在纸上。 为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成吉思汗任命由他母亲所收养的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最高法官的职务，失吉忽秃忽是成吉思汗征服塔塔儿时发现的小男孩——当时戴着金耳环和环形鼻饰，成吉思汗将他交给母亲抚养长大。成吉思汗要他负责“惩罚盗贼和纠正诈伪事件”，同时要将他的各种判决写在“青册”书的白纸上，“青册”的颜色正是“长生天”的神圣颜色。在成吉思汗的行政管理中，书写和记录法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大概解释了蒙古人为什么用nom这个词来解释书的意思，nom来源于希腊语的nomos，意为“法律”。在十三世纪的蒙古人社会中，法律和书写的词完全是一回事的。 为在巨大的国家机构中保持忠诚和凝聚力，成吉思汗改革了古代扣留人质的政治惯例。他要求每个千户长和万户长都要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们的伙伴送到他那里来，以组成他本人的万人部队。要是他们的亲人行为不轨，成吉思汗不是以处死他们来相威胁，而是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成吉思汗把那些将要成为人质的人培养成行政官，并且将他们当作储备人才，以备随时取代任何无能或不忠的官员。比起亲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这种被取代的潜在威胁很可能更能确保忠诚。因此成吉思汗改变了人质的身份，将他们转变成政府的主干力量，这几乎使每个家族都与皇帝宫廷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成吉思汗将这个精英部队分成日班护卫和夜班护卫。正如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要永久地保护成吉思汗和他的营地，但他们并不只担当护卫的角色。他们管理在宫廷内工作的男男女女，并且还要把放牧不同牲畜的牧人组织起来。他们监视营地的活动，看管国家的所有武器和部队装备：旗帜、枪矛和鼓。他们还要管理餐具和负责宰杀牲畜，并要确保肉食和奶制品的恰当分配。卫队要帮助裁决合法的审讯，实施处罚，并且通常还要执法。由于他们控制了皇室营帐的出入口，因此，他们也就构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 成吉思汗自己军团的所有成员，把持了对其他九支万人军队的“长兄”地位，因此，这些成员可以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不同于其他军队里面每个人都占有一种地位，在蒙古军队里，整个部队只有一种地位。成吉思汗万户中最低级别的人的地位，也要高于其他万户中级别最高的人。反过来，在每个万户内部，千人部队指挥官的每个成员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其他九支千人部队中的所有人。 成吉思汗依靠被称为“飞箭信息”的快速乘驿系统，便利了消息的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即时接获命令。军队提供骑乘，而当地的民众则供给驿站。对蒙古人来说，邮驿事业与军事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个别蒙古人还被允许在邮驿系统里任职，以代替正式的兵役。取决于当地的地形，每大约二十英里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需要大约二十五户家庭来维持和管理它。尽管驿站向公众开放使用，但个别驿站中的许多信息，以及任何特定时间里的驿站总数都要严格保密，因此相关的准确信息并不存在。然而，我们仍可以得到十八世纪存留下来的邮驿系统的印象，那时从西部阿尔泰山山脉到东部穿越长城进入到中国的入口处，跨越整个蒙古的这个邮驿系统，仍然在运行着，并且需要大约六十四个驿站。 对于较短的距离，成吉思汗则采用了多种古老的通信方法，例如使用火把、响箭、狼烟、闪光信号或旗帜，因此在演习、狩猎或军事调遣期间，信息传送更加迅捷。牧民们很早就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军事信号系统，这种信号在超越听力范围之外仍能使用，而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这些信号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精细、迅捷而又有效的通信系统，用于战斗或军事演习中。 和平与繁荣本身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新的问题。六年的和平，允许或者可能鼓励了阴谋诡计和卑鄙的对抗，这些现象威胁到成吉思汗苦心经营的部落统一。他越有权力，在追随者当中就越会激起争执——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家族内，家族成员觉得自己应该比家族之外的人分享到更多的财产，获得更大的权力。为成吉思汗宫廷所信任的谏言者，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亲属。他把母亲送到最小的弟弟帖木格那里生活，帖木格按照草原的传统被称为“家庭太子”斡赤斤，他负有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 虽有忠诚不二的军队，并且没有哪个家族或旧贵族作为对手，但新问题却从意想不到的缘由中产生：帖卜•腾格里——成吉思汗的萨满巫师。他曾反复地宣称，“长生天”支持成吉思汗并将使他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解析梦境，并解释有利于成吉思汗成功的各种各样的征兆，而且他还把这些梦境和征兆解释为是成吉思汗伟大重要性的暗示。成吉思汗不仅充分利用帖卜•腾格里有助于宫廷的神秘价值，而且还充分利用他的实际价值——任命他负责监督管理诃额仑和帖木格•斡赤斤的财产。帖卜•腾格里利用自己的地位，使自己和六个兄弟获得好处，形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而且由于他具有神的权力，在新建立的蒙古部落联盟中，其权力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本人。 曾经有一次，帖卜•腾格里七兄弟联合起来反对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而且还打他。后来，哈撒儿跑到成吉思汗的营帐，跪下来请求兄长给他做主。成吉思汗从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家族，他严厉叱责自己的弟弟并且嘲笑地问到，曾被誉为部落中最强壮的人，现在怎么会被这些人打呢？根据《秘史》记载，跪在兄长前面，哈撒儿羞愧难挡，暗自垂泪。哈撒儿带着愤怒、恐惧和羞辱走出营帐，三天没和成吉思汗说话。 显然，这次对哈撒儿的小小胜利给帖卜•腾格里壮了胆，其后不久，他就向成吉思汗告发说，他曾梦见到成吉思汗将统治这个国家，但在另一个梦里却梦到哈撒儿将统治这个国家。他力劝成吉思汗迅速有力地打击哈撒儿，以防止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成吉思汗立即下令捉拿哈撒儿，并且剥夺了他的几个随身侍从。 成吉思汗的母亲与她最小的儿子居住在离他的宫廷大约一天路程之外的地方，但她很快就得知这一纠纷。她早就对帖卜•腾格里作为她财产的一个管理者的权力感到不满，而今又听到帖卜•腾格里在她的儿子中间挑起冲突，她更是愤怒不已。尽管时间很晚了，但诃额仑还是用白驼驾着她的黑色车，连夜起行，在日出的时候赶到了儿子的皇家营地。 根据《秘史》记载，当母亲突然冲进成吉思汗营帐的时候，他惊恐地愣住了。她解开哈撒儿，将冠带放回到哈撒儿头上，并帮他系好腰带。诃额仑对长子感到极度的愤怒，她盘腿而坐，扯开上衣，露出已经干瘪起褶、曾经喂养过五个孩子的双乳，按照《秘史》的叙述，就在那个时候，她手托双乳，将其置于膝上。 “你看见了么？”她双手托住干瘪的双乳，愤怒地质问成吉思汗，“这是你曾经吮吸过的胸脯！”随即对儿子展开了长篇激烈的质问。诃额仑使用曾经在铁木真杀死自己的异母兄长别克帖儿时所用的大致相同的言辞，指责他的行为就如畜生一样，自噬脐带，并且咬着自己的胞衣。为平息母亲的怒气和安抚她，成吉思汗答应恢复哈撒儿的自由，并且让他重新掌管他的部分部众。 诃额仑大概年近六十，在与她儿子争论之后不久便去世了。按传统，她的财产应该传给她最小的儿子——帖木格•斡赤斤，他应该获得这些遗产；并让他控制一万数目的民众，而这一民众数目是要多于任何其他家族成员所控制的民众数目的。大概是得到成吉思汗的默许，萨满巫师帖卜•腾格里和他的六个兄弟将帖木格•斡赤斤晾到一边，抢走了诃额仑的财产和她的部众。当帖木格试图取回自己部众的时候，帖卜•腾格里及其兄弟们就让他在帖卜•腾格里背后下跪，认罪求饶，公然地羞辱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 尽管亲人多次大声疾呼，但成吉思汗依旧与帖卜•腾格里、而非与自己的家族结成联盟。在家族成员之中，成吉思汗似乎只愿听从他的妻子孛儿帖。她比丈夫更清楚地明白七个势力强大的兄弟所形成的危胁，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而今在蒙古部落联盟之内又有自己的部众。在得知最近所发生的幼弟被羞辱的事件之后，孛儿帖愤怒地向成吉思汗解释说，要是听任帖卜•腾格里坐大，自己的儿子就将要遭殃。正如她力劝铁木真与札木合绝交一样，那时铁木真与札木合已经合并了他们的部众，而今她又要求成吉思汗与帖卜•腾格里以及他的家族绝交。她质问自己的丈夫，可汗活着的时候帖卜•腾格里就可对大汗的弟弟们做这样的事情，要是可汗死了之后，帖卜•腾格里又将会对他的儿子和寡妻做些什么呢？ 随后，帖卜•腾格里和他的六个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蒙力克，一起来到宫廷，而帖木格•斡赤斤则与成吉思汗一起正在营帐内等着他们。帖卜•腾格里刚一落座，帖木格就朝他走去，揪住了他的衣领。成吉思汗伪称两人只不过是要摔跤，并命令他们俩到营帐外进行比赛。可是，帖木格并不想与帖卜•腾格里进行摔跤比赛；他正要试图伺机惩罚帖卜•腾格里。帖木格通过营帐门口一把就将帖卜•腾格里揪到外面，三个守侯在外的力士立即迎上前去揪住了他，并猛地折断了他的脊骨。成吉思汗下令在垂死者的上方立起一个小帐篷，随后所有的人便起营离开了那个地方。 帖卜•腾格里是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对手。他曾摧毁过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一切。他压制自己亲人的权力，消灭贵族氏族和所有敌对的可汗，废除旧部落，重新分配民众，并且还最终消灭了草原上最强大的萨满巫师。 成吉思汗新任命了一位萨满巫师来取代帖卜•腾格里，他是一位年长的老人，没有野心而且更易于驾驭。成吉思汗的追随者们也接受了教训。他们将成吉思汗的胜利解释成是有预兆的，那就是成吉思汗不仅仅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他所具有的神的权力，也要远远大于最强大的萨满巫师。在许多追随者看来，成吉思汗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势强力大的萨满巫师，也展现了一种时至今日很多蒙古人仍然保持着的信念。 随着所有游牧部落的统一，成吉思汗可高枕无忧地安坐于统治者的位置之上，看来谁也无法确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多年来，他都纠缠在与札木合和汪罕的一系列事件之中，要是没有他们，巨大的部落就似乎失去了目标或方向。要是没有敌人，他们就失去了结合在一起的理由。成吉思汗看来得寻找新的敌人，但他却发现并没有值得吸收的部落。由于没有其他潜在的目标，1207年，为确保降服森林中的部落和驯鹿的牧民，他派遣二十八岁的长子术赤，带领他的万户，出征被蒙古人称为西伯尔（Sibir）的那个地区，Sibir就是西伯利亚现代名称的由来。术赤大获而归，带回数千的蒙古军队新成员，以及跟成吉思汗达成许多联姻的部落首领，这一联姻中包括了术赤的一个女儿。除民众之外，术赤还带回贵重的礼物，包括珍贵的毛皮如黑貂皮、猎鸟及其他森林产品。 北方的扩张除了提供兽禽毛皮以外，并无多大吸引力。引起成吉思汗最大注意力的其实是南方，它有种类繁多的制造品——金属制品、纺织品和新奇的物品。他得到的第一件输入品是来自畏兀儿人的。畏兀儿人耕种于大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之中，附近地区位于现在中国新疆自治区之内。成吉思汗接受了他们的归顺，而且只是通过结盟的方式，试图将他们吸收进他的家族之中。他把一个女儿许配给畏兀儿人的可汗，使其成为他的女婿。 成吉思汗在将亲属关系扩大到西伯利亚部落和畏兀儿人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是在他的家族和上述部落内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之间建立起联盟，他是将整个部落和国家当作家族成员一样，接收进他的帝国内，因为，在部落的政治惯例中，对可汗授予亲属关系，就是等同于承认其家族与整个国家是一体的。这样，亲属关系的事务就扩大为一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成吉思汗继续利用并扩大这种草原部落的政治惯例，它不是依靠共同的宗教（就像在基督徒或穆斯林信徒之中）或共同的血缘（在传统的草原文化中）来建立这种普遍的公民权，它只是建立在忠诚、信任和效忠的基础之上。最终，蒙古帝国内所有的非蒙古王国都被称为哈里（Khari），哈里来自于“黑”（black）这个词，并且暗含有姻亲的意思。因此，最受蒙古人欢迎的国家，如畏兀儿人或朝鲜人，以及一些特别的突厥群体，都将以作为蒙古人的姻亲而荣，反之，“黑血缘关系”之外的异族联姻是不被允许的。 畏兀儿可汗前来蒙古宫廷提亲的时间大约是在1209年，他带着一支骆驼商队，载满了丰富的礼品，抵达宫廷，这些礼品包括有金、银和许多形状、大小及颜色各异的珠宝。因为没有织造工艺，蒙古人只能使用皮革、毛皮和毛毡压制而成的毛织品，因此最重要的礼品——机织织物——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这些织物包括丝绸、织锦及绸缎等等。畏兀儿人的到访，突显出农业文明的富足与草原部落的穷困之间的巨大差异。成吉思汗统率着一支伟大的军队，但管理着的却是大部分的穷困民众，然而在越过戈壁的南方，沿着丝绸之路，却涌现出一条时断时续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物流线。他在等待机会以调整这一货物流通的不均衡，也在寻找机会来检验他的军队，以对抗其他军队，但这一努力意味着要冒巨大的危险。成吉思汗渴望冒这个险，而且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这仿佛是在回应他的祈祷。 然而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位骤然崛起的统治者，以及他新近所宣布的蒙古国家。那个时候，在亚洲高原的内陆草原之外，很少有人注意某位野蛮首领的杀戮或一位新来者的加冕，他们也并未将某个野蛮部落的毁灭和其对手的崛起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小部落的战争是为争夺马匹、女人和几卷布匹而已，缺乏真正文明中更加重大的争斗所具有的那种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这一切正在起变化。
唾弃黄金可汗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武力震撼了整个世界： 苏丹被推翻、哈里发在没落， 而恺撒则在王位上惶惶不可终日。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 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耶律楚材，1237年 1210年，马儿年，是成吉思汗人生的第四十八个年头，也是他的新国家建立的第四个年头，一个代表团来到蒙古人的营地，他们宣布，金国的新可汗已经即位，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必须臣服于新君，因为蒙古是金的附属国。金朝（女真人建立的王朝）的首府中都，兴建于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125年，那里是现代北京的兴起之地，金王朝控制着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现今内蒙古的大部以及华北地区。由于自身源自于满洲森林的部落民，他们声称对所有的草原部落都具有统治权。汪罕过去曾效忠于他们，而今女真人看来又渴望重申自己对成吉思汗的优越感，因为作为草原游牧民中最有权威的人物，成吉思汗已经取代了汪罕。 女真人对草原的权威不是取决于其军事威力，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流入畜牧民众中的货物的牢牢掌控力，这些货物来自于整个中原的作坊和城市。草原可汗的地位，取决于他赢得战争以及确保稳定的商品供给能力。通常两者是相一致的，战场上的胜利，可提供劫掠战利品的机会。成吉思汗击败并统一所有部落的史无前例的成功，无意之中带来了结束劫掠的结果，但也因此窒息了货物的流通。由于所有的制造品都源于南方，成吉思汗要取得这些制造品的话，要么就作为仆从勇士，效忠于南方的某个统治者以获取货物；要么就去攻击他们，抢夺货物。 成吉思汗并不信任女真人。蒙古人与契丹人在种族和语言上有着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而今女真人已经击败了契丹人，并且统治着他们。由于意识到新蒙古统治者的权威，很多契丹人逃离女真人的领地，前去投奔成吉思汗，寻求庇护。1208年，四位女真朝廷高级官员投奔蒙古人，他们极力要求蒙古人攻击女真人，但由于担心这是一个圈套或是其他什么邪恶的阴谋，成吉思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210年，女真黄金可汗突然去世，其子不久即位，这给女真朝廷提供了一次弄清成吉思汗底细的机会，他们派出使团，向成吉思汗宣布君王的变更，并要求成吉思汗坚定地臣服新君。一位蒙古官员任职仪式的整个过程，保存在1878年《顺天府志》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是由一位满人——女真人的后代——的宫廷使臣所记录下来的，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臣服仪式的某种印象。年轻的蒙古人“谦恭地跪于地上”，“深表谢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低能的蒙古奴隶，完全无力报答以前数代家族所接受的皇帝恩惠，他郑重表明自己要克尽职守，竭尽绵薄之力。”接着，他“转身朝宫殿伏地叩首……感谢皇恩。” 成吉思汗十分清楚该如何叩头——他曾一次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上，向“长生天”表示敬意——然而在年届五十的今天，他不想再对任何人下跪叩头，也不再是任何蒙古人的奴隶。据说，成吉思汗刚一接到要其表明降服的命令，就转身朝南而唾，对黄金可汗（即女真人的新可汗）进行了一通报复性的辱骂，随后翻身上马，向北绝尘而去，留下瞠目结舌的使节，呆立在飞扬的尘土之中。成吉思汗对黄金可汗使臣的公然蔑视，无异于是蒙古人在向女真人宣战。成吉思汗对商品货物的需求早就给他提供了向女真人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今黄金可汗对成吉思汗提出的臣服要求，又给他提供了发动进攻的籍口。 在短暂会见女真使臣之后，成吉思汗返回到建立在客鲁涟河岸的营帐中，并于1211年（羊儿年）的那个春天，召开忽里台。人人都清楚会议有重要议题要表决，因此人们可通过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来行使否决权；要是参加忽里台的人数太少，成吉思汗就将无法继续下去。通过组织一个长期公开性的讨论，共同体中的每成员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尽管士兵们在战场上应该要绝对服从命令，但即便是最低级的士兵也是被当成下级伙伴的，他们不仅要理解作战的目的，而且还具有自己的发言权。高级成员在大型的公开会议上聚集起来讨论问题，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与低级勇士们一起讨论。为使每位勇士都负起完全的责任，无论职务高低，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并且必须明白，他们正处在作战计划的什么位置上。 会议通过邀请包括来自结盟的畏兀儿国和西夏国的代表，成吉思汗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他发动侵略的时候，就无后顾之忧了。在本国，他也要鼓起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勇气，获得他们的理解。为达到这两个目标，成吉思汗利用部众的荣誉感，迎合了他们对女真人过去的错误行为实施复仇的要求，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机会，即从女真人城市的巨大财富中获取无限的财物。据《秘史》记载，一旦成吉思汗确认民众和盟友会坚定地支持他，他就会公开地从忽里台集聚的代表中退出，私下前往附近的山上祈祷。他除下小帽和腰带，在“长生天”之前跪下，并向神的守护者述说自己的情形。他依次数说了几代民众对女真人的不满，而且还详述了祖先被女真人杀害的痛苦。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想反对黄金可汗，也不是想引发争论。 在成吉思汗离开的时候，为了斋戒和祈祷，蒙古人分成男人、妇女和孩子三个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的蒙古民众不戴帽冠，忍饥挨饿，等待三个焦虑不安的日日夜夜，等待着“长生天”的决定和成吉思汗的命令。他们对着“长生天”，不分昼夜地喃喃低念着古老的蒙古祈祷语“呼累、呼累、呼累”。 第四天黎明时分，成吉思汗带着决定出现了：“‘长生天’已经允诺了我们胜利和复仇。” 蒙古军队启程南伐，兵锋直指南方壮丽城市的时候，极度自信的女真军队正在等待着他们，并且还在嘲笑蒙古军队的进军。一位中原文人记录了女真可汗针对成吉思汗所说的话，“我们的帝国如大海；而你们的帝国则是一盘散沙而已，”他这样问到：“我们怎么会怕你呢？” 女真可汗将很快得到答案。 十三世纪，现今由中国控制的蒙古以南地区包含有很多独立的王国，而这些王国可能占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女真王国有大约五千万人口，以占据的领土大小而论，在现代中国之内的为数众多的王国中，女真王国仅居第二位。最大和最重要的领土处于南宋政府的控制之下，南宋立都于杭州，统治了南部中国大约六千万的人口，是数世纪中国文明的继承者。一连串的游牧缓冲国家将蒙古高原与宋隔开，每个缓冲国都包含有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的地区，这些地区被以前的游牧部落所统治，而这些部落为了更加有效地剥削该地区的民众，曾经一度征服该地，并且定居于此。从草原上冒出的新部落常常取代旧部落，因为旧部落已经逐渐衰弱，而且他们几代人都耽乐沉溺于舒适的城市生活之中。在长期形成的周期循环中，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军队，突袭并且征服南部的农民和城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而几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个劫掠的部落所征服。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统治部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规律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女真人的西面是西夏王国，再往西是畏兀儿，最西面则是处于天山山脉的哈剌契丹。畏兀儿已经对成吉思汗负有承诺，而他最近征战西夏，看来只是场战争预演。对西夏的征战发生在1207年至1209年之间，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袭击来进行的。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场彻头彻尾地针对更强大的女真人的战争预演，这其中包括跨越戈壁。西夏是由一位藏人在现代中国甘肃省境内的黄河上游区域所建立的一个农牧帝国，它占据了沙漠腹地内绿洲沿线的各脆弱环节，而这一沙漠地区却控制了从西部穆斯林世界到东部中原汉地的商品流通。这一通道就像是一条细薄、脆弱的带子一样，穿越沙漠腹地，虽脆弱不堪，但却在东西方伟大文明之间提供了唯一的联系纽带。对西夏的袭击促使成吉思汗掌握了一种针对围墙城市、城壕和堡垒的新战争方式。西夏不仅城池坚固，而且还有大约十五万人的军队，这几乎是成吉思汗所带领的出征军队人数的两倍。与在城市中长大和使用悠久围城战术的将领们不同，成吉思汗创造了自己的攻城战法。他很快地就掌握了简单的战术，例如切断敌人周边的后勤补给；并且不久他又试行了非常不合常理的战争方式，例如在进攻城池坚固的西夏国都时，引黄河之水灌城。由于在工程技术上缺乏经验，蒙古人虽引水成功，但水却冲垮了自己的营盘，而不是西夏的国都。不过，蒙古人经受住了危险的失误。成吉思汗从中吸取教训，继续攻城略池。往后，蒙古人还将再度使用这种方式，但他们每次都更加熟练于此道，并且也使用得一次比一次成功。 1211年，带着跨越戈壁以及侵袭女真的决定，成吉思汗从事的不止是另一场中国边界的战争：他点燃的将是最终焚毁整个世界的熊熊烈火。没人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不知道。他没有显示出任何企图征服全球的野心，因为他每次都只进行一场战争，而对他来说，这次只是将要与女真人作战。然而，从这次女真战役一开始，训练有素而又组织严密的蒙古军队就将要冲出高原故乡，侵占从印度河到多瑙河、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所有一切。转瞬间，仅仅三十年时间，蒙古勇士就将击败他们所碰到的每支军队、夺取所有的要塞以及攻陷所有的城池。基督徒、穆斯林信徒、佛教徒以及印度教徒，很快就将拜服在野蛮蒙古骑兵那沾满灰尘的靴子之下。 跨越广阔的戈壁，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军队出发前，小分队士兵要先行出去查探水源，以及报告草场和天气情况。有位中国目击者叙述了主力部队到达之前，先头部队是如何去侦察每个山头和所有地点的。他们想知道那一地区的所有民众和资源的情况，而且他们还往往要去寻找以备撤退的退路。 蒙古人非常适合长距离远行；每个人都精确地携带着他们所需的东西，其他的一点不带。他们除穿着直到脚踝的传统羊毛长袍——“迪尔”之外，还穿着裤子、戴着有耳扇的毛皮帽，并且蹬着厚鞋底的长靴。除带着在恶劣天气中起保护作用的衣服外，每位勇士还随身携带着生火用的打火石、一个装水和牛奶的革囊、磨利箭头的锉刀、一根用于围捕动物或捆缚战俘的套索、缝补衣服的缝衣针、一把用于砍削的小刀和短柄斧，以及一个可装所有东西的大皮袋。每个十人小班还带有一顶小帐篷。 蒙古军队的机动性和阵形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使得他们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传统文明的军队。第一个因素是，蒙古军队完全由骑兵所组成，都是武装骑兵，没有一个步兵。与此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其他军队的主力都是步兵。在这次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大约六万五千名蒙古骑兵，要面对一支人数相当的骑兵部队，加上另外的八万五千名步兵，女真人具有两倍的绝对优势，但他们却没有蒙古军队的那种机动性。 蒙古军队的第二个独特特征就是，不同于那常伴士兵左右的巨大的马匹储备量，他们远距离行军，却没有一个军粮库或笨重的后勤补给线。前进途中，他们挤动物奶解渴，并且宰杀它们作为食物，或通过打猎及抢劫以自给。据马可•波罗称，蒙古勇士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顿下来生火做饭，他们渴饮马血，每人都随身带着十磅重的干奶团，每天将一磅奶团放入一个保温皮革袋子的水中，作为一天的食物。勇士们随身带着数片干肉和干凝乳，可一边行军一边慢嚼以食；有鲜肉可又没时间煮的时候，他们就将生肉置于马鞍之下，这样很快就能使肉变软可食。 令中原汉人极为诧异和憎恶的是，蒙古勇士可在长时间中行进，而且仅需少许食物和水就可生存下来；据某人的记载，因为他们无需生火做饭，整个军队扎营住宿，毫无烟火。相较于女真士兵，蒙古人显得更加健康和强壮。蒙古人有规律地食用肉、奶、酸奶酪及其他的奶制品，而与他们作战的敌人，则以各种谷物制成的稀粥为主食。农民战士食用的谷物，阻碍他们的骨头发育，腐蚀他们的牙齿，并且使他们变得虚弱而又易于生病。相反，最为穷困的蒙古士兵所食用的大部分是蛋白质，因此使得他们牙坚齿利，筋骨强健。不同于大量依赖含糖类食品为主食的女真士兵，蒙古人不需任何食物就能轻易地行军一两天。 传统的军队是以长纵队方式向前行进的，带着大量食物的人，则以相同的路线行军，紧随军队之后。相比较而言，蒙古军队则是遍布在一个辽阔的区域上，这给牲畜提供了充足的牧场，也给士兵增加了打猎的机会。成吉思汗居中前行，右翼军掩护西侧，而左翼军则掩护东侧。一支小部队担任军队前卫，而另一支则护卫后方，因为后方有蒙古人的后备牲畜。成吉思汗军队的十进制组织，使其军队变化多端，极为机动。每支万人部队就像是成吉思汗主营的缩小样板一样，发挥着作用。万户长居于其千户部队的中央前行，并且他还按其所需，配置有其他九支部队环绕四周。成吉思汗不是在建立一种军队等级制度，而是在将他的士兵组织进一组同心圆之中。 尽管蒙古人频繁地迁移军事营帐，但每支部队的中央主营却以一种精确的固定模式来加以布置，以便使新来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清楚，该到哪里去报告，以及如何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每支蒙古千人部队都有自己的医护部队，这些医护部队通常是由汉人医生所构成，他们负责看护病号和伤员。帐篷以特殊的形式被整齐地排列着，每一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名称及用意，甚至帐篷内部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精确地加以布置。经过一天的行军、作战或打猎之后，部队扎营露宿时，将领处在中央营地，四周由卫队和其他士兵守卫。夜间，马匹保持战备状态，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在营地的边缘，还设有环形的防御带。 与结构完整而又布置巧妙的中央营地比较起来，夜里，大多数普通的勇士被分成一个个小群体，遍布在乡间，安营露宿。他们会选择黄昏的时候燃起小火，那时天色不昏不暗，近处看不清燃起的火光，而远处又无法看清冒出的烟幕。就着火，他们快速地准备一天唯一的一顿热食。饭后，他们并不闲逛或在火边睡觉；而是分散成更小的群体，三五人一群，睡在遍布整个地区的隐蔽凹穴中。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开始仔细侦察前后左右。 成吉思汗的士兵遍布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区域之中，通信变得非常重要，又十分困难。传统的军队以大型纵队的方式来行军和扎营，指挥官通过书面通知的方式，可彼此轻易地进行沟通。对蒙古人来说，部队太分散，而且连军官也都是文盲。各级所有的通信都不得不通过口头而非书面来加以传达。命令是通过士兵口头传达的。口头传达系统的问题在于消息的准确性；消息不得不被人一次次地加以准确地复述，然后又要准确地记住和表达。为确保准确的记忆，军官们用韵律来发布自己的命令，这种韵律利用的是一种每个士兵都熟悉的标准系统。蒙古勇士利用一套固定的悦耳音调和诗歌式样，按照消息的含义，可临时编造出不同的词语。对士兵来说，听消息就如同是在学习一首已知歌曲的新诗篇。 士兵们常常在他们的小群体中边走边唱，就如草原上一群群牧民那样，直到今天仍在边走边唱。蒙古勇士除歌唱他们经常所歌颂的有关家乡、女人和战斗内容的歌曲外，他们还歌唱已被编成乐曲的法律和行为规则，以便人人都能熟悉它们。通过记住法律和经常练习“消息—歌曲”形式的方式，所有人都可通过一种便于复述的新诗歌形式，来随时掌握新的消息，并且可把它带到所指定的地方。 尽管在异地作战，与敌军相比，在部队兵员上又处于劣势，但成吉思汗却有从一生征战中吸取教训的优势，而且他又非常熟悉自己的部队和将领。他与这些将领中的很多人一起征战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还有少数将领，如博尔术和者勒篾，与他一起征战将近四十年。在远离成吉思汗视线的漫长征程中，他确信自己可以信任他们。成吉思汗同时也熟悉每个将领的强项和弱点。哲别，他的将领之一，作战迅猛，能在战争中抓住时机，并激发起部下毅然决然的勇气；而另一位将领木华黎，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则能承担长久而又艰巨的任务。 不管蒙古人的训练如何有素，纪律如何严明，或意志如何坚决，他们也不能通过传统的战争来征服设防的城市。面对女真人，成吉思汗使用早年在草原战争中所用过的基本策略，在第一批箭射向战场对面之前就设法赢得战争，先通过引起混乱，并随即灌注恐惧摧垮敌人意志的方式，来击败敌人。由于蒙古人最初是缺乏摧垮厚重城墙的武器或知识的，因此他们就在城市周边的乡村中引发灾难，并迅即消失，在城市看来是安全的当口，他们又出其不意地再度出现。 成吉思汗利用敌人内部社会的混乱，或他所能确认的社会裂痕，试图进一步削弱敌人。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他最初的努力是将契丹人从他们的女真统治者那里分化出来，同时，浇灭南宋民众认为女真人能击败蒙古人的信念。在巧妙的宣传战中，蒙古人进入女真人的领地，他们宣称自己是作为致力于恢复古老的契丹皇室的一支解放力量。在女真人推翻他们的一个世纪之前，契丹皇室曾统治着契丹。在战争开始之前，许多契丹人就逃奔蒙古人，他们被看作是操相同语言的亲戚。在最初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哲别随同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一起，统率一支蒙古军队，沿辽河直扑契丹旧都。蒙古军队得到契丹人的热情支持，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前契丹皇室耶律家族的后裔。次年，即1212年，作为蒙古帝国内的一个附属国，成吉思汗正式恢复契丹君主国。诚然，蒙古人并没有征服全部的女真领土，但通过建立附属国的方式，他进一步分化了女真人，并且吸引了更多的逃亡者到蒙古一方。 在整个战役中，成吉思汗发现很多旧契丹贵族成员渴望帮助他，了解其所侵占的土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来自契丹皇室，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引起蒙古人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占星术方面的修养，以及对深厚肩胛骨的辩识技能，这种技能是通过认读祭祀用的羊肩胛骨烘烧出来的裂纹，来占卜未来的。由于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契丹人，又会讲契丹语，因此他能轻松地与蒙古人交流，而且他还通晓汉文化。因为他们懂蒙古语和汉语，而且又熟悉书写和律法以及定居民的传统，契丹士人在蒙古帝国的行政管理中显得非常有用，因此成吉思汗更加注意吸引和俘获各种各样的士人，尽力采用他们对帝国有益的知识。从那以后，每到一处，他都要询问带到他那里去的此类人员，以了解他们有何技能，以及他们的技能可应用到帝国的什么地方。 蒙古人的战法是传统草原体制的结晶，这种体制已在蒙古发展了数千年之久。优良的武器，最终并不能解释蒙古人成功的原因。武器技术并不能长时间保密，而且仅经几场战役之后，一方所有的武器产品都很容易被敌方所用。蒙古人的成功源自于他们的凝聚力和纪律，凝聚力和纪律是游牧民数千年来在较小的群体中所形成的，此外，成功还源自于他们对首领坚定的忠诚。 几乎所有地方的士兵都被教导要为他们的首领而死，然而，成吉思汗却从不要求他的士兵为他而死。最为重要的是，他是怀着保存蒙古人生命的战略目的，来发动战争的。与历史上其他将军或皇帝轻易地要求无数战士慷慨赴死不同，成吉思汗从来不愿牺牲一个士兵。他为军队制定的最重要规则就是要关注士兵的伤亡。在战场上下，蒙古士兵禁谈死亡、受伤或失败。他们只是会考虑到，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即便提及已死战友或其他已死战士的名字，也会构成一种严重的禁忌。每个蒙古士兵都不得不像个勇士一样生活着，带着自己可以不朽的信念生活着：没人能击败他或伤害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毁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一切已归于失败而又希望不再的时候，蒙古勇士定会抬头仰望，大声呼唤“长生天”的名字，作为自己最后的尘世之词，召唤自己的命运。在草原的战斗中，游牧民会在战场上留下已死士兵的尸体和他们的物品，让动物吃掉或被自然腐化。 在远离故土的农耕土地上，蒙古人担心尸体无法被自然腐化，而且还担心当地民众可能会亵渎尸体。在对女真人的战役中，草原战斗的正常模式在发生另一种转变，蒙古人开始将死亡士兵的遗体送回草原故乡安葬。战俘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运送死尸，大概要将尸体缝装在皮革袋子里，然后放到骆驼上或用牛拉的小车中。如果上述做法无法实行，蒙古人就将尸体带到草地附近，与他的所有物品一起秘密安葬。随后，他们又将牲畜驱赶到坟墓上方来加以遮掩，以防农民找到它，并且掘走墓中的物品。 蒙古人并不是在战争中获得荣誉；而是在胜利中赢得荣誉。他们在每次战役中都只有一个目标——完全的胜利。为达此目的，使用什么手段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或如何避免挨打，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通过狡猾的诡计或残忍的手段而获得的胜利，也是一种胜利，并不会给战士的英勇带来污点，因为战场上有许多其他展现勇敢的机会。对蒙古士兵来说，要是战斗失败，就没有个人荣誉之类的东西。据说，成吉思汗这样讲到，除非完成任务，否则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蒙古人处处显示出其聪明才智，而在将女真人的最大资产（即大量的人口）转变成他们最大债务的能力方面，蒙古人明显地更富有创造性。在进攻一个城市之前，蒙古人就会清除四周所有的乡村。他们会通过扩大十进制军事组织的方式，强有力地征募当地的劳力。每个蒙古士兵都必须驱集到当地十个劳力，供其驱使；要是他们中有人死了，就必须找到代替的劳力，以便总有十个人供他差遣。作为军队的扩大部分，这些俘虏的日常工作就是要找到供给牲畜和士兵的食物和水，还要搜集用于填满即将围攻城市的护城河所需的物资，如石头和泥土。这些被征募的人还要操作各种围城武器，用木制的或石制的投掷武器来捣毁城墙，另外，还要去推移用于突破城墙的移动塔楼。 对蒙古人来说，农民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女真人的领土上满是民众，然而牲畜却如此之少；这与蒙古迥异，在蒙古，通常每个人都有五到十头左右的牲畜。于蒙古人而言，农田就是草地，就是花园，农民就像是放牧着的动物，而不是食肉的真正人类。蒙古人用指称牛羊的相同词汇，来指称这些吃草的民众。众多的农民就如同是许多的牧群，而当士兵去把他们围捕起来或赶走他们的时候，士兵们也会使用围捕牦牛一样的词汇与情感，来围捕农民。 这个时代的传统军队，将村庄视作为掠夺的资源，而将农民视作是被抢夺、被杀戮或可用任意手段来加以摆布的讨厌鬼。相比之下，在人数上少于他们所侵入地区的蒙古人，却对大量民众大加利用。蒙古士兵修改传统的草原策略，即利用围捕敌人牧群，并将它们驱赶到敌人战线或家园的策略，在士兵们迅速进攻之前，制造大混乱。在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蒙古人采用了这种针对成群小农的策略。蒙古军队分成小部队，去攻击未设防的村庄，纵火焚烧，驱赶居民。受惊的农民四处奔命。他们阻塞要道，给女真人的军需物资运送造成困难。在这场战役中，超过百万的难民绝望地逃离乡村，涌入城镇；他们消耗了大量的食物储备，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造成大混乱。 对此时代的军队来说，难民潮紧随军队之后并不具有典型性。难民是被置于蒙古人之前的，而且蒙古人还通过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将农民当成防护盾牌，并将他们当成活生生的冲击撞锤来撞击城门。只要能保住蒙古人的性命，他们是根本不在乎敌军伤亡的。战斗中死去的俘虏，其尸体被用来填充护城河，形成跨越敌军防御工事的通道。女真人和他们的民众被困城内，粮草断绝；在很多城市，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满情绪渐渐滋长，而且反对女真官员的城市兵变和农民起义也在爆发，他们无力保护、供养和控制大批的难民。在最严重的一次起义中，女真军队杀戮了大约三万自己的农民。 与行动缓慢而又沿着特定前线前进，或在特定战场作战的大规模步兵部队不同，蒙古人是跨越整个领土作战的，相继发生的骚动和混乱，使得蒙古人可以施加各种阴谋诡计。有一段小插曲，蒙古人俘获了一支前去大定城解围的护送队和一名高级官员。一位蒙古人穿上这名女真高级使臣的衣服，带着官方文书，乔装进入敌军城市。当他到达的时候，按照预先安排，蒙古军队就解除包围并且撤走。一到城内，这个蒙古冒充者就哄骗当地官员们相信，他们刚刚打败蒙古人。蒙古冒充者随后检查辛苦拆除的城市防御设施，并且监督城内军队的撤离。在解除武装几周之后，他就通知了蒙古人，他们如闪电般杀回，轻易地就夺取该城。 蒙古人不仅利用这样的诡计，而且还无情地使用宣传手段，在敌军中散布谣言，引发焦虑和恐惧。蒙古人散布虚假的信息，在敌军中造成忧虑，要是女真守军愿提供给他们大量的猫和鸟作为战利品的话，他们就会答应从被围城市撤军。据载，饥饿的居民急切地搜集了这些动物，并把它们交给蒙古人。在得到所有这些动物之后，蒙古人就在它们尾巴上系上点着的火把和旗帜，随后便放了它们，于是，受惊的动物又迅速窜回到城里，焚烧城市。这则轶事提供了一份戏剧性的战争宣传。 所有的侦察、组织和宣传活动结束之后，在进攻最终来临的时候，蒙古军队会设法给敌人制造尽可能多的混乱和大破坏。最普遍的一种进攻形式是“乌鸦群集”或“流星”式攻击，类似于“灌木阵形”。用鼓作信号，或在夜间燃火，骑兵们就会立即从四面八方飞驰而至。用那个时代中国目击者的话来说，“他们从天而降，而又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敌军被突袭和迅即消逝的行动所扰，身心俱疲，伴随一波呼啸而来的嘈杂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片死寂。在敌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蒙古人早已远去，留给敌军的是流血和困惑。 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已经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从远处使用大量的石头来捣毁城市。汉人已经研制出许多那样的装置：对准城墙投掷石头、燃烧液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弹射器，以及抛石机，它们是通过沉重平衡物的下落而产生能量的一种石弩，它们抛出物体的速度，要比转矩的弹射器还快。弩炮（即古代投石器）是一种发射大量箭的机械装置，所发出的箭能破坏处于其射程范围之内的各种建筑设施，以及消灭所有的人畜。尽管围城战史非常古老，但这些武器对蒙古人来说是全新的，而且它们很快就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的永久组成部分，他很重视武器性能以及武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成吉思汗不仅仅要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还获得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工程学知识。蒙古人奖励那些投诚的工匠，每次战斗之后，他们就仔细地从俘虏中挑选工匠，强征他们到蒙古军队中服役。成吉思汗使工程部队成为蒙古军队永久的组成部分，而且通过每一次新的战役和征服，作战器械在复杂性和效能方面，均会得到发展。 于蒙古人而言，围城器械发挥出了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们可使攻击者安逸地呆在城外，远离他们所厌恶的直接短兵接触的危险。在某个时候，蒙古人遇到使用火枪的女真人，火枪是一种塞满黑色火药的竹管，当它点着的时候，就会缓慢地燃烧，从枪管尾部喷出火花、火焰以及烟幕，就像是喷火器一样。这种武器是从爆竹发展出来的，过去常用于点火或作为迷惑敌人和敌军战马的一种装置；后来经过改进，蒙古人将其加以改装，更多地用在军事用途上。 当成吉思汗无法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时，他就试图施以计谋，例如佯装撤退，诱使敌人从他们的要塞里出来，就如在对付女真人的战役中，哲别围攻辽阳那样。在称为“狗斗”策略的运动中，他佯装撤退，命令部队留下大批的装备和军需品，好像他们是在非常匆忙地溃逃一样。守城官员见状，就派兵出去搜集战利品，但由于他们的疏忽，使用大车和牲畜运送全部物资，结果阻塞住了大开的城门。就在士兵们处于旷野，而城门又大开的时候，蒙古人发起了进攻，迅速穿过洞开的城门，占领整座城市。 作为终生的游牧民，蒙古人早就学会在运动中作战。对于半兵半农的人而言，逃跑意味着失败，追赶则意味着胜利。定居民的士兵要把攻击者从他们的领地中赶走。游牧民要消灭敌人，无论在进攻或撤退的时候，都该消灭他们。对蒙古人来说，两种趋向都象征着战斗，逃亡后撤的征服与驻军占领的征服是一样的。一旦蒙古人将对手诱出围墙城市，他们就会使用自己已掌握的、操控大群牲畜运动的手段。最为平常的是，他们或拉长追击者的战线，因为战线越长防备就越弱，只要蒙古人一将敌人诱进圈套，就易于攻击；或者逃亡的蒙古人会分成小分队，这样就把追击者也分成了更加容易对付的小群体了。 即便是在被死敌所击溃或追击时，蒙古人仍会使用更多的保存自我的计谋。要是他们在巡逻中被突袭或被追赶上，他们通常会随身携带一些贵重物品撒在地面，以便逃亡。敌人总是会解散队伍，取回物品，而且他们自己之间还经常争斗，抢夺物品，这就使蒙古人得以逃脱。在其他时候，为遮掩他们的行动或使追击者认为蒙古人比实际的人数还要多，他们会将泥沙抛向风中，或在他们的马尾系上树枝，扬起灰尘。 在对女真战役的第一年之后，很明显，对蒙古人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战斗，而是来自气候的不适。纬度较低以及靠近大河和海洋，使得空气湿润，夏季的炎热和潮湿对蒙古人和他们毛发浓密的马匹来说，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在农耕区和城区，他们屡次汇报了各种可怕疾病的滋生。在夏季，战事几乎完全停止，大批蒙古人以及大量的马群，就近撤回到纬度较高以及较为凉爽的内蒙古草原。 1214年，成吉思汗最终包围了位于中都（今北京）的黄金汗宫廷。宫廷已发生过政变，新黄金可汗经受了如此多的内部斗争，再也不愿面对长期的围攻，他同意与蒙古人和解，以换取他们的撤军。他献给蒙古人大量的绸缎、金银以及三千匹马和五百童男、童女。为确定这一协议，黄金汗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的附庸，并将一位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做妻子。 作为回应，成吉思汗解除中都之围，并开始长途跋涉，朝戈壁北端的外蒙古方向返回。契丹人收回了大部分领土，皇室也得到了恢复；女真人允许他们保持一个自己的小王国。成吉思汗表明了自己并无统治这些地区或设立一个蒙古政府的意图——只要他能得到自己所想的货物。正如他让畏兀儿人和西夏人掌管他们自己的领土一样，只要女真人和契丹人继续臣服于蒙古人并且纳贡，他就乐意让他们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王国。 由于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承认成吉思汗是他们所有人的最高君主，他没有其他理由继续呆在他们的领土上。夏季刚刚开始，但炎热和干燥就已使他的军队无法跨越戈壁，返回家乡。于是，他们就在位于戈壁南端一个叫多伦泊（七湖）的地方驻夏。等到秋日凉爽的时节，部队就可纵情狂欢、宴饮，欣赏他们已俘获而又正要带回家乡的乐师和歌伎们的精彩演技。 然而，蒙古人刚从新近征服的领土上撤走，女真朝廷就开始违反协议。由于怀疑自己的民众秘密支持蒙古入侵者，保留了王位的黄金可汗撤出首都中都，整个朝廷南逃开封，他们认为那里会很安全，蒙古军队无力突破。对成吉思汗来说，黄金可汗的出逃是一种背叛新盟约的行为，成吉思汗认为这是叛乱。尽管成吉思汗已经离开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之间的家乡三年多，但他还是准备返回女真领土，再度征战。他组编了用于第四个年头作战的军队，从内蒙古挥师而下，返回到仅数个月之前他和他的军队曾经突袭过的首都。 黄金可汗留下部分士兵守卫旧都，但士兵和百姓们知道他们被抛弃了。成吉思汗前一年的胜利，在敌人内部各阶层，尤其是在那些被黄金可汗所抛弃的人之中，激起了一阵支持的浪潮。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战争的胜利属于那些上天所青睐的人——他的成就在日益增加，对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而言，成吉思汗明显拥有天命，如果反对他，那就是在冒犯上天本身。黄金可汗的很多女真和其他部落战士，也认识到成吉思汗是一位真正的草原勇士，就像占领以及定居在城市之前的他们自己的祖先那样。比起这些腐化堕落而又不顾他们死活的统治者，汉人农民和女真战士与成吉思汗有更多的共同点。女真将领们带领整个军团，一起投奔蒙古军队。 成吉思汗与新近并入的盟友一起，轻而易举地就占领了中都。然而这一次，他不会再给败北的女真人以纳贡的机会；这座城市将遭毁灭和劫掠。蒙古人将获得所有的一切。一旦该城即将攻陷的形势变得明朗，成吉思汗就将最后的攻击任务交给部下去完成。由于忍受不了夏季炎热，并且又讨厌定居生活的污秽，成吉思汗离开中都，返回纬度更高、天气更干燥而土地又更加空旷的内蒙古。他委派契丹将领哈台（Khada）和他的军队劫掠该城，因为他们习惯于管理城市，而且还非常熟悉如何榨取财富。蒙古官员们呆在一定距离的城外，等待着带给他们的并又登记在册的掠夺物。成吉思汗期望使用蒙古人常用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洗劫，因为他曾用这一方式击败过塔塔儿人。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士兵们将搜集起来的掠夺物，视作为他们在群猎中的猎物收获一样，在全体蒙古人中间，按照他们的等级进行分配。直至最后一粒黄铜扣或最后一粒银，所有的一切都得按照精确的方案进行分配——从可汗得百分之十的份额，到孤儿寡妇的特定份额。 然而，蒙古的新盟友或是不了解这一分配制度，或是简单地拒绝遵守这一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契丹人和汉人，曾受到压制，并且又对女真人深感不满，他们渴望复仇和摧毁敌人。他们认为每位士兵都有权保有他所夺取的东西。他们从宫墙上拆走黄金制品，撬开镶嵌的宝石，抢夺装满金银的箱柜。他们把贵金属装载到牛车上，将一捆一捆的绸缎绑到他们的骆驼背上。 成吉思汗将抢劫视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务，因此，他派遣蒙古人的首席法官失吉忽秃忽前往中都，指导有条不紊的掠夺和编造详细的财产清册。然而，失吉忽秃忽看到的却是混乱状况，而非有序的过程。蒙古官员，包括掌管皇室膳食的高级官员都处于城外，他们收受了作为贿赂品的用金丝镶边的绸缎，使盟军士兵得以持续地进行无序掠夺；而当失吉忽秃忽抵达该城时，也有人给他提供一份私人礼物。他严词拒绝，并返回成吉思汗那里，向他报告了这一不当的行为。成吉思汗非常气愤，严厉谴责契丹人并且没收了他们的物品，但是处罚的具体记录并没有保存下来。 当蒙古士兵撤离这座女真人的城市时，他们还要给这片土地施以最后一项惩罚：他们驱离了那里的居民，并且焚毁村庄。万一他的军队需要返回，成吉思汗想留下一片广阔空旷的地带作为大牧场。农田、石墙以及深壑，延缓了蒙古铁蹄的进军速度，阻碍了他们在这一地带纵横驰骋的能力。同样，这也阻碍了蒙古人喜欢猎杀的羚羊群、驴群及其他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当蒙古人结束这场对付女真人的战役时，他们用马蹄来踩踏农田，翻起身后的土地，打算将该地退还成空旷的牧场。他们想确保农民不再回到他们的村庄和田地。这样，内蒙古保留了放牧地带，蒙古人在游牧部落地带和定居农民的田地之间，建立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和森林缓冲区。草场茂盛的大草原作为马匹的牧草储备地，使他们在未来的袭击和战役中更便于使用，而退耕的草原也提供了以野生牧群为主的肉类储备，这些野生牧群一旦在农民与村民们被赶走后，就会返回到这些退耕的草原上。 整个1215年（猪儿年）的前半年，蒙古人带着成队的民众、牲畜及货物，慢慢地开始从焚毁的中都前往干旱的内蒙古高原。他们再次聚集在多伦泊，成吉思汗一年之前就曾在那里停驻，徒劳地等待返回家乡。他们得等到夏季过后，才能冒险跨越戈壁。成吉思汗已多次显示出他在战争中取胜的能力，而今在草原可汗的历史上，他又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他将大批物资带回给家乡人民的空前能力。 一条辉煌的丝绸巨流逸出了中国。这仿佛是成吉思汗变更了“丝绸之路”所有不同的翘曲路线，将它们汇成一条巨流，并且还改变其流向，使其向北散出，横跨蒙古草原。一队队骆驼和牛车商队运载了大量的贵重织物，蒙古人用丝绸来捆扎他们的货物，或将丝绸用作包装的材料。他们丢弃生牛皮绳索，改用丝绸的双绞软线。他们包起一捆捆的长袍，这些长袍是用金银丝线来镶边的，上面饰有盛开的牡丹花、展翅高飞的鹤、汹涌的波涛以及神兽等各种图案，并且装满缝制有小珍珠的丝绸拖鞋。蒙古人的马车上装满了绸制的地毯、墙帷、枕头、软垫及毛毯，还有绸制的肩带、编织物、饰穗及丝带。他们搬运成卷的生丝、丝线以及衣料，这些衣料可制成所有可想象得到的各式衣服或装饰品；而在衣料的用色方面，蒙古人无却法用他们的语言来加以区分。 除丝绸、缎子、织锦及薄纱之外，包裹里还装有蒙古人所喜欢的以及所能搬动的所有物品，包括漆具、纸扇、瓷碗、金属盔甲、青铜刀、木偶、铁罐、铜壶、棋盘游戏以及雕刻的马鞍。蒙古人带走一壶壶的香水和由赭土、黄铅、靛青、花精、香蜡、香液及麝香所制成的化妆品。他们得到了由贵重金属、象牙或龟甲等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头发饰物和珠宝饰品，它们上面点缀着绿宝石、珍珠、红玉髓、珊瑚、天青石、翡翠以及钻石。货车上装载着一皮囊一皮囊的酒、一桶桶的蜂蜜和一块块的红茶，其间夹杂着熏香味、药味、壮阳药味以及许多特制桶装着的朱砂味、樟脑味和檀香味。 一长列一长列的办事人员不辞辛劳地编目，并且反复核对每个骆驼和牛车商队的货物。商队前进的时候，乐师们就在边弹边唱，以取悦于捕获他们的人。商队每次停顿下来的时候，走钢丝的演员、柔软杂技演员及魔术师就要表演，而年轻的女仆们则要收集干粪生火、挤奶、做饭，以及提供其他可能的任何要求。男仆要照看牲畜和抬起重物。牲畜之后跟着的是连绵不绝的行进中的俘虏——成千上万，他们之中有王子和牧师、裁缝和药剂师、译员和书记员、占星术者和宝石商、画家和占卜者以及魔术师和金匠。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连同那些仅仅是吸引了某位蒙古人（无论这个蒙古人出于什么动机或爱好）注意力的人，都被集拢到了一起。 在抢劫和贸易的全部岁月里，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货物数量，是没有哪位首领能比得上的。然而，数量虽如此巨大，但民众的欲望却无法得到满足。当他离开这场战争返回家乡的时候，他的所有商队都载满了贵重货物，但每支商队的装载物又激起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每个蒙古人都可坐在自己帐篷内用丝绸盖着的漆具上；每位少女都可喷撒香水、涂脂抹粉以及穿金戴银。每匹骑乘的马都可装上金属装备，而每个勇士也都可配备青铜和铁制武器。为生产他们的手工制品，数千新工匠需要更多的原料——从木材、粘土和布料，到青铜、黄金和白银等所有的一切。为供养这些工匠，源源不断的大麦、小麦以及其他食品，不得不跨越阻隔放牧草场和南部农田的辽阔荒漠，进行拖运；成吉思汗带回家乡的俘虏越多，他所必须获得的供应给他们的食物和必需品也就越多。新奇的物品成为必需品，而每个商队运载的货物则又激起了更多的欲望。他征服得越多，就越需去征服。 草原不再被隔绝。成吉思汗不得不建立供给线，维持生产，以及规模空前地协调货物和民众的流动。开始于对戈壁南部城市的丝绸和新奇小物品的快速抄掠，已变成为世界历史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最为广泛的战争。成吉思汗将倾注他人生的下一个十五年来横扫整个亚洲，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这场战争遗留给子孙后代，为把战争扩大到新的国家并且针对新的民众，这场战争要持续两代人之久。 在女真战役之后，大汗直接返回到位于桑沽儿河（Tsenker）与客鲁涟河之间的阔答阿岛（KhodoeAral）草原上。与他以前所行一致，成吉思汗很快就开始把累积的战利品分配给他的将领和官员们，他们又转而在自己的部下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然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拥有太多的战利品和物资，以至于无法分配，因而他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管理和贮藏到要用它们时为止。为解决这个大量富余的问题，成吉思汗允许修建一些建筑物。他把建筑物修建在曲雕阿兰小溪（AvargaStream）的附近，稍微靠近草原边缘，那里有条泉水喷涌出地面。据传说，孛儿帖就是用这条泉里的水，来给她的小儿子窝阔台治病的。全部建筑物都被命名为“黄宫”，它们主要当作从战争中带回来的货物的仓库用。由于两面有河，中部又有一小群小山，因此这个地区易于保护，而要发动突然袭击，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长期外出之后，成吉思汗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不仅在他自己的民众之间有问题，而且在与北方的西伯利亚部落和南方的畏兀儿农场主之间，也存有问题。其中有些是西伯利亚部落——1207年术赤入侵期间，他们曾初次臣服于蒙古人统治。利用成吉思汗长期在外与女真人作战的机会，他们停止向蒙古人供奉毛皮、森林产品以及年轻女子。然而，当一位蒙古使臣前去查问时，他发现他们现在有一位女性首领，唤名孛脱灰塔儿浑，这一名字的大致意思就是“大”而“残忍”。她非但没有向蒙古人上交三十名少女，而且还俘虏了蒙古人。当使者迟迟不见返回时，成吉思汗最后派出了另一位交涉者，但也一样被她俘虏。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派遣一位亲信将军，带着一支精兵特遣部队前去查探虚实。蒙古人习惯于在开阔的草原和农田作战，但在浓密的森林里却缺乏作战和行进的经验。通常，蒙古人是通过在一条广阔线上加以展开和前进的方式来跨越草原的。可是在森林中，他们不得不按照狭长纵队的方式前进。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很早以前就听说他们要来，当他们到达她的领土时，就像任何有经验的森林猎人那样，她设下了圈套来对付他们。她派出一支小分队把纵队后面的人包围起来，以防他们逃走，而她则在前方进行伏击。孛脱灰塔儿浑的军队大获全胜——而且在战斗中，她的士兵还杀死了那位蒙古将军。 这样的损失是非常罕见的，它激怒了成吉思汗。起初，他扬言要领兵亲征，向得胜的女王报复，但他的谋士们很快就说服他不要那样做。他们计划进行一次大远征，而这一次蒙古人决意要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赢得这场战争。一小分队的蒙古士兵作为诱饵开始行动，他们佯装守卫蒙古人与女王领土之间的边境小道和关隘。与此同时，蒙古军队的主力则从另外一个方向，秘密地开辟了一条穿越森林的新路。蒙古人使用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斧子、扁斧、锯子、凿子以及其他所有的工具和武器，不辞辛劳地清理出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沿着“红牛”——或许是大红鹿或麋鹿——所走过的路来开辟的。在完成这条秘密通道之后，蒙古士兵就迅猛扑向女王的指挥中枢，其速度之快，用《秘史》的话来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通过帐篷的烟孔顶部”突然而降的。 得胜的蒙古人解救了他们的使臣，并把这个部落的人囚禁起来，将他们分为蒙古人的奴仆和妻妾。成吉思汗将孛脱灰塔儿浑女王赏赐给第二位使臣为妻——她可能早就将这位使臣当作丈夫对待了，因为她一直把他囚禁起来而并没有处死他。 相较于沙漠绿洲中畏兀儿人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来说，森林部落给成吉思汗造成的仅仅是一次注意力的短暂转移。沙漠绿洲中的畏兀儿人在他的臣民中间是最忠实的。他们如此强烈地支持成吉思汗，以致远居天山山麓西部——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所——的其他穆斯林畏兀儿人，也希望推翻他们的佛教统治者，转而支持成吉思汗。来自喀什噶尔（今天中国西部新疆的一个边贸城市）的、穆斯林民众的一些使节来到了蒙古国。十三世纪初，这些民众被另一个源出中国东北的契丹集团所统治；但他们被女真人逐出东部，移居到天山山脉。为了与原来居住在东部的契丹人相区分，蒙古人把他们称为“哈剌契丹”或“黑契丹”，因为“黑”表示他们的血缘关系疏远，而尤其是因为这种颜色象征西部。 然而，虽已有许多畏兀儿人自愿地加入到蒙古人之中，但仍有其他的畏兀儿人尚处于黑契丹的控制之下，黑契丹现在为屈出律所统治，他是成吉思汗往昔的敌人，即乃蛮塔阳可汗的儿子。在失去自己的民众之后，屈出律逃到南方，在那里，他娶黑契丹统治者的女儿为妻，随后篡夺了权位。尽管屈出律起初是个基督徒，而黑契丹人信仰的是佛教，但他们都不信任穆斯林畏兀儿民众。作为新近获得国王地位的统治者，屈出律通过限制穆斯林民众宗教活动的方式，开始迫害穆斯林。他禁止集众祈祷，而且还禁止公共礼拜和宗教研习。当屈出律离开国都八剌撒浑出征的时候，他的民众随即关闭了他身后的大门，试图阻止他返回。为了报复，他包围都城并占领它，随后又将其夷为平地。 没有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愿意给他们提供保护，八剌撒浑的穆斯林转而求助成吉思汗来推翻他们暴虐的国王。尽管蒙古军队驻扎在两千五百英里远的地方，但成吉思汗还是命令哲别——这位恢复契丹君主国的将军——统率两万蒙古士兵横跨亚洲，前去保护穆斯林。成吉思汗不愿御驾亲征，表明他先前所占的这些地区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不重要。他的世界是在蒙古，他想与家人一起呆在客鲁涟河沿岸的曲雕阿兰营地，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遥远的沙漠绿洲城市和山脉，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此次特别的入侵，顶多只是给他提供了一次最终处置旧敌屈出律的契机。 由于蒙古人是应畏兀儿穆斯林的请求而组织这场战役的，因此他们并不允许抢劫、毁坏财产，或者危及平民的生命。相反，哲别的军队击败了屈出律的军队，对他的罪行施以适当的惩处，并在现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交界的边境附近的平原上，将其枭首示众。处决屈出律之后，蒙古人派了一位使者到喀什噶尔，宣布停止宗教迫害，以及在所有群体中恢复宗教信仰的自由。用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话来说，喀什噶尔的民众颂扬蒙古人是“仁慈之主和神的恩赐。” 尽管波斯以及其他穆斯林的编年史家极为详尽地记录了这一事件，但《秘史》却仅用一句简单的话，扼要地描述整个战役。“哲别追击乃蛮可汗屈出律，在黄崖将其抓获，处死了他，然后回到家乡。”在蒙古人看来，那大概就是事情的全部。哲别完成了任务：他消灭了敌人，胜利还乡。这场战役检验并且证明了蒙古军队跨越数千英里成功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这次行动远离大本营，并且又没有成吉思汗的亲自指挥。 这场战役不仅使成吉思汗获得新的臣民，而且作为受压制宗教的保护者，还博得了不少的声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胜黑契丹，使他完全控制了中原汉地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丝绸之路。如今，他在西夏、畏兀儿、黑契丹以及北部的女真土地上已有附属国；尽管他既未控制主要生产区的南宋，也未控制中东主要的采购地区，但他控制了链环的中间部分。由于控制了大量的中原货物，他意识到，与中亚以及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1219年，伴随着许多军事与商业成就的取得，成吉思汗已年近六十。正如志费尼所描述的那样，“他带来了完全的和平、安全与宁静，他实现了极度的繁荣与安宁；道路安全，骚乱减少。”他似乎满足于在安宁中度过余生，享受家庭与骑马的乐趣，沉浸于给民众带来新繁荣的快意之中。 他现在拥有远远超过他可能使用或分配给民众的货物，他打算利用这一大量的新资源来刺激贸易。除亚洲生产区的传统货物源源不断地供给之外，来自西方中东国家的其他更遥远而又更奇异的商品也不时流入。处在世界另一部分的穆斯林民众，他们能制造出各种最好的金属制品，华丽的、闪着微光的钢制品。他们拥有棉织品和其他优良的纺织品，而且他们还熟悉玻璃制造过程，这是不可思议的。从现今阿富汗山脉到黑海的这个广大地区，处于突厥算端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之下，他的帝国被称为花剌子模。成吉思汗需要这些异域商品，为此目的，他寻求与遥远的算端建立起贸易伙伴关系。 法国历史学家克鲁瓦这样阐释当时成吉思汗的地位：“……这位君王不再担心亚洲东部和西部，也不再担心亚洲北部，他致力于与花剌子模国王发展真诚的友谊。因此，他在1217年年底，向后者派出三位带着赠品的使者……去问……他们的民众是否愿意一起进行安全贸易，通过一种彼此理想的同盟关系，获得休养生息和繁荣富裕，这对任何王国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算端派去一位特使，由特使传话给算端：“我极为渴望与你和平共处。我愿把你当自己的儿子那样看待。对于你那边，你并不知道我已征服中国的北部，并且已控制了北方所有的部落。你知道我的国家兵如蝼蚁之众，财富如银矿之丰，我无须觊觎他人领土。在彼此臣民间促进贸易，我们就有共同的利益。” 带着些许的怀疑和勉强，算端同意了协议。由于蒙古人自身不善经商，成吉思汗转而求助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商人——他们已经在他新近获得的畏兀儿领土上经商；成吉思汗从他们中间召集了四百五十名商人和扈从，派他们带着一支装满白驼布、中国丝绸、银锭及白玉等奢侈物品的商队，从蒙古出发前往花剌子模。他派出一个代表团，以一位印度教徒为特别代表，向算端传达另一种友谊的讯息，欢迎与他们进行贸易，以便“从今往后，通过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协议，祛除我们之间的邪念之瘤，并且除去阴谋和反叛之毒。” 商队进入到位于现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境内，即讹答剌省西北部的花剌子模时，傲慢而又贪婪的守将抢夺了货物，并杀死商人和他们的扈从。守将完全未曾想到这将会带来如何剧烈的反应。正如波斯史家志费尼所解释的那样，这位守将的攻击所消灭的不仅是一支商队，它还将“夷平整个世界。” 听到这一事件，成吉思汗派遣使臣前去交涉，要求算端惩处发动袭击的当地官员；然而，算端却反而用他所知道的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他处死部分使臣，并毁伤其他人的面部，将他们送回到成吉思汗那里。指责之语仅在几周之后便飞越草原，传到蒙古朝廷，在那里，按照志费尼的说法，“暴怒的龙卷风将尘埃吹进了容忍而又仁慈的眼内，而怒火则突然发出驱走眼泪的火焰，只有通过流淌的鲜血才能将其扑灭。”在愤怒、蒙羞和挫折中，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顶，在那里，他“脱去帽子，脸朝大地，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道：‘我不是这一纠纷的制造者；请赐予我严正的复仇力量。’”随即，他从山上下来，筹划行动，准备战争。
算端与可汗的较量 于游牧民而言，战争就是一种生产。 对士兵们来说，战争则意味着成功与富有。 札奇斯钦， 《蒙古研究论文集》 1219年，兔儿年，成吉思汗开始朝花剌子模方向西征，并在次年龙儿年的春天，穿越沙漠抵达那里，突然出现在布哈拉守军防线背后的纵深处。在这年结束之前，蒙古人已经占领了花剌子模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而算端则被抛弃，在里海的一个小孤岛上作垂死挣扎，他试图在那里寻求庇护，以躲避成吉思汗士兵的穷追猛打。 蒙古人越来越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在四年的征战中，他们就像拍打苍蝇那样，横扫中亚各城市。在十多种语言中，这些城市的名字是用一种毫无章法的音节组合到一起的：布哈拉、撒马尔罕、讹答剌、玉龙杰赤、巴里黑、费纳喀忒、忽毡、梅尔夫、你沙不儿、铁尔梅兹、也里、八米俺、哥疾宁、白沙瓦、可疾云、哈马丹、阿儿迭比尔、马剌合、大不里士、第比利斯、打耳班、阿斯特拉罕。从喜马拉雅山脉到高加索山脉，从印度河到伏尔加河，成吉思汗的军队压服了他们在任何地方所遭遇到的所有军队。每座被征服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故事，只是事件的经过略微不同而已，但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城市能抵抗冲击。没有城堡可幸免于不被占领。祈祷无以解救民众的生命。没有官员能买通或说服他们免于降服。没有人能减缓蒙古主宰者前进的脚步，更不要说停止了。 成吉思汗的铁蹄横扫花剌子模，他侵袭的是一个比蒙古帝国更早建立仅仅十二年的新王国，但他攻击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帝国，而是整个古代文明社会。十三世纪的穆斯林国家，包括有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文明，它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从天文学与数学，到农艺学与语言学，在几乎所有的知识方面，它们都是最高度发达的；在全体人口中，它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识字比例。相较于欧洲与印度，那里只有教士能阅读，在中国则仅有政府官员能阅读，而在穆斯林世界，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至少有一些人能读《古兰经》，还能解释穆斯林法律。当欧洲、中国和印度仅达到一种地区性文明水平的时候，穆斯林因为有更为高度发展的商业、技术以及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所以他们是最靠近拥有一种世界级文明的，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要高出很多，他们受到的损害也是最大的。蒙古入侵在此地造成的损害，比他们铁蹄所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正如在北部中国那样，在那里，原来的游牧契丹、女真和西夏部落统治着农业人口；横跨中东的地带则有以前的游牧突厥部落，例如塞尔柱人与土库曼人，征服和统治了各种各样以农业居民为主的王国。一连串突厥国家控制的政治版图，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领土，横跨波斯，进入地中海沿岸现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文明以古代波斯文化为基础，它受到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来自从罗马到印度之间的早期古典文明的巨大影响。在中东的文化组合图上，包括有相当少数人口的犹太人、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和语言群体。然而，大体说来，学者、法官以及宗教领袖都说阿拉伯语，引用《古兰经》的话。士兵们讲其本部落的突厥方言。农民则用很多波斯语方言来讲话和歌唱。 尽管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个地区很富裕，但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还是使许多王国处于分裂状态：政治对抗、宗教紧张以及文化敌对。作为一位骤然显赫的突厥人，花剌子模算端几乎无法在他的穆斯林部众间找到任何同盟者，大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他视为与野蛮的征服者无异。花剌子模算端和巴格达阿拉伯哈里发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据好几位编年史家说，哈里发大概给成吉思汗送去过秘信，请求成吉思汗进攻算端，秘信是纹在一个人的头上的，此人顺利穿越花剌子模领土，来到蒙古人那里。尽管不足凭信，但纹身密信的故事在穆斯林世界广泛流传，并且赋予成吉思汗攻打算端的战争以一定的合法性，因为那些穆斯林民众是在寻找一种支持不信教者、反对穆斯林算端的宗教理由。根据一个可能真实的叙述，哈里发送给成吉思汗一份礼物，即送去大量在“圣地”（今巴勒斯坦）俘获的十字军战士，进一步援助蒙古人的进攻。由于成吉思汗并不需要步兵，就释放了他们，而他们中的部分人则带着有关蒙古征服者——他们以前并不知道——的最初谣言，最终回到了欧洲。 除与穆斯林邻邦关系紧张之外，花剌子模算端还在自己的国家和家族内面临无数的分歧。算端经常与他的母亲争吵，她事实上与他拥有一样的权力，而蒙古入侵的威胁，则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不和，这些不和包括从如何管理国家，到怎样准备战争的所有方方面面。正是她的兄弟，抢夺了第一个蒙古商队而促使战争突然爆发，但她不许儿子惩罚她的兄弟以避免战争，算端母亲加剧了与蒙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是统治家族的压迫不足以威胁到大量的波斯和塔吉克民众的话，他们与统治者之间就会毫无情感认同，更不用说与那些驻扎在城内的突厥士兵了，突厥士兵不是在保护民众，而是在利用民众。反过来，突厥士兵在保护他们所驻扎的领土方面，没有多少既得利益，而且士兵们也毫无热情冒险去解救他们所轻视的民众。 成吉思汗突然降临花剌子模城市的时候，他指挥着一支人数约在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之间的蒙古骑兵部队，并由总数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的畏兀儿和其他突厥盟友、一群汉人医生以及工兵作为补充。相比而言，花剌子模统治者在他的整个帝国内，有大约四十万武装起来的士兵，而且他们又具有本土作战的优势。 蒙古人答应公平对待那些投降的人，但对那些抵抗的人，蒙古人则誓言要摧毁他们。如果民众通过提供食物的方式来表达愿意作为血族亲戚的话，蒙古人就会将他们当作家族成员一样对待，并给他们提供保护和某种基本的家族权利；但要是拒绝的话，他们就将会被视作敌人。成吉思汗对围城所提出的条件，既简单又使人觉得恐怖，正如他向你沙不儿的市民送去这一信息时所言：“指挥官、德高望重者以及平民都知道，上帝已赐予我从东到西的世界帝国，无论谁降服都将得到宽恕，但对敢于反抗的那些人，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孩子以及依附者都将会遭殃。”同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文献中都能表现出来，有一种亚美尼亚编年史，它最为清楚地引证过成吉思汗的话：“那是上帝的意志要我们占领世界以及维持秩序”，来强制实行蒙古人的法律，征收赋税，而对于那些拒绝其要求的人，蒙古人则有责任去“杀死他们并且摧毁他们的处所，以使其他的听闻者感到恐惧，而不再覆辙重蹈。” 有些城市不战而降，有些城市则仅需几天或几周就被攻破，而只有少数最为顽强的抵抗城市，才能拖延好几个月。成吉思汗从攻打女真城市的战役中学到很多：他不仅知道该如何完全夺取设防城市，还知道其后该如何对付他们，他尤其明白的是该如何最有效地去抢劫他们。成吉思汗不想再重蹈抢劫中都时混乱无序的覆辙。在花剌子模，他采用了一种新的而又更加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在开始抢劫之前，先清空城里的所有民众和牲畜，这样，当他们抢劫的时候，其部下的危险就可减至最低。 在抢劫开始之前，蒙古士兵会对每个敌方城里的居民采用一种相似的步骤。首先，他们要杀掉士兵。依赖骑兵的蒙古人，他们完全不使用训练有素的步兵来防守要塞城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想在他们和蒙古家乡之间，留下大批阻碍通道的昔日敌军。他们总是希望有一条畅通无阻的、开阔的回家之路。处决士兵之后，蒙古官员会派书记员去按职业划分平民。专门职业的人包括任何能用各种语言阅读和书写的人——书记员、医生、天文学家、法官、占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师、阿訇、犹太传教士和牧师。蒙古人尤其需要商人、骆驼夫以及会说多种语言的人，还有工匠。这些为蒙古人所用的工匠，他们只要从事自己的行业，而不要参战、放牧或狩猎。日渐发展壮大的帝国几乎在一切可能的服务领域，都需要熟练的工匠，包括铁匠、陶工、木匠、家具制造者、织工、皮革工匠、染工、矿工、造纸工、吹玻璃工人、裁缝、宝石匠、乐师、理发师、歌唱者、娱乐表演者、药师以及厨师。 无业人员则被聚集起来，在下一次攻城战中帮助搬运辎重、挖掘防御工事、作为人体盾牌、当作填塞物被推入城壕，或在蒙古人的征战中献出生命。对那些并不适合这些任务的人，蒙古士兵就加以屠杀，或把他们留下。 在成吉思汗的中亚征服战中，有一群被俘者遭受了最为悲惨的命运。蒙古占领者屠杀富人和有权力的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与中东实行的是武士风度的战争规则，敌对的贵族非常肤浅而又自负，他们之间彼此尊敬，然而却又随意屠杀普通士兵。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处死其贵族敌人，而是更倾向于将俘获的贵族敌人，当作赎回家族成员或国土的人质。蒙古人并没有采行这个惯例。相反，他们试图尽可能快速地处死所有的贵族，以防止贵族们在以后的战争中反对他们，而且成吉思汗从未接受敌方贵族进入他的军队，并且他也很少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接纳贵族们为蒙古人服务。 成吉思汗并不是一直都贯彻这一政策的。在最初针对女真人、西夏人以及黑契丹人城市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常常保护富人，甚至在击败一些统治者之后，还允许他们当权。但女真人和西夏人在他的军队刚一撤退的时候，就立即背叛他。成吉思汗抵达中亚穆斯林国家的时候，他已经吸取了有关忠诚、信任以及利用富人和有权势者方面的教训。在极为关注公众态度和观点的过程中，他还认识到，普通民众很少关心庸懒富人们的事情。 通过处决贵族，蒙古人基本上斩断了敌人社会体制上的“头颅”，并将未来的反抗减到最少。有些城市在战场上损失了贵族之后，或由于它们的统治家族被灭绝，那些城市就无法充分恢复，得到重建。成吉思汗想让那些忠诚于蒙古人、并且对蒙古人感恩戴德的官员们，独占权力和威望；出于这个理由，他只认可自己所授予的头衔。即便是一位想要保留旧头衔的诸侯或国王，也必须经由蒙古当局重新授予。在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于1245年至1247年游历蒙古的报告中，他常常抱怨蒙古人对上层贵族民众缺乏尊重。最低等的蒙古人也可走在来访国王和女王的前头，并且可以粗言对待他们。 算端的母亲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妇女，她的命运就显示出蒙古人对贵族妇女的态度。他们俘获了她，并且处死了她宫廷里的大部分成员和大约二十位家族成员。随后，他们把她押解到蒙古，让她在屈辱的奴役中度过十年的余生，她就是在那里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样一位妇女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身而获得尊重和敬佩；就像是一位被俘者，她的价值只取决于她的技术、工作和服务。 蒙古人每经过一座城市，他们身后就很少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好不容易从蒙古人手中逃出的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在一封写于刚经入侵之后的信中，他热情地描写了美丽而又奢华的宫殿，蒙古人“清除掉这些宫殿，就像是从纸上抹去一行行的笔迹那样，那些住所成为猫头鹰和大乌鸦的住处；叫枭在那些地方应答彼此的呜咽，而在那些大堂里，则是厉风呼啸。” 在穆斯林的眼中，成吉思汗成为冷酷无情的代表。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采用了成吉思汗一种极不可信的陈述：“一个人能体验的最大快乐，就是征服敌人，并且驱赶他们。骑走他们的马，夺走他们的财产。看着他们最亲的人泪流满面，并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揉在怀里。”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描写是种贬损，而且他似乎还鼓励这些编年史家。由于成吉思汗喜欢利用他所遇到的一切，因此他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利用这些高识字比率的穆斯林民众，并使这些敌人成为一种左右公众舆论的有效武器。他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在报纸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信函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他们在代表成吉思汗的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蒙古人操纵宣传的机器，他们常常夸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宣传之语传到哪里，哪里就传播着恐惧。 到1221年8月，进入战争仅仅一年，蒙古官员就向高丽民众索要十万张优质纸。纸张数量显示出蒙古人保存的记录越来越多，就如同帝国规模日渐发展的速度那样快；但索要纸张的命令，也象征着蒙古人重视书写他们的历史。渐渐地，纸成为成吉思汗武器库中最有效的武器。他在记录其成就和歌颂其能力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允许民众自由地传播有关他或蒙古人的最坏的和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传闻。 蒙古人从每个被征服的城市中派出代表团到其他城市，向未征服城市的民众讲述，成吉思汗勇士们近乎超自然的能力所造成的空前恐怖。在目击者的记述中，那些传言的力量仍能感觉得到，这些记述由编年史家所记录，例如历史学家伊本•阿昔儿，他在位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城度过了这个征服时代，那时蒙古人的战争差一点就要打到那里。他在其著作《全史》（英文名称为《完美史》或《完全史》）里，记载了难民的叙述。起初，伊本•阿昔儿似乎不太相信这些叙述：“关于塔塔儿人的恐怖，这些传闻对于听者的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他很快又对那个复述热心起来：“据说只要一个蒙古人进入一个村庄，或进入一个有很多人居住的地区，他就能持续不断一个接一个地屠杀他们，而且没人敢反抗这位蒙古骑兵。”从另一则报导中，他听到，“一位蒙古人抓到一个俘虏，但他随身没有携带处死这个俘虏的任何武器；于是他对俘虏说，‘把你的头置于地上，不许乱动，’俘虏按照命令那样做了，塔塔儿人走开，取剑回来，立刻就把那俘虏杀了。” 每一次的胜利都会纷纷释放出新的宣传，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言论开始传播。虽然传闻很不可信，但那个时候他们对整个中亚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本•阿昔儿悲叹蒙古人的征服，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致命打击的宣告。”他略带戏剧性地补充说，“哎呀，我宁愿我的母亲没生我，或者我已经死去，我宁愿这件事情被遗忘。”他同意写出这些血腥的细节，仅仅是因为“许多朋友劝我把它记录下来。”他将蒙古人的入侵称为是“自全能的上帝创造亚当以来，全人类最大和最可怕的灾难，尤其是对穆斯林来说……”相比较而言，他指出，在蒙古人对穆斯林屠杀之前的历史中，最大的屠杀是针对犹太人的，然而蒙古人对穆斯林的屠杀更为骇人，因为“仅在一个城市中被屠杀的穆斯林总数，就超过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伊本•阿昔儿唯恐读者怀疑，他誓言对蒙古人行为的细节描写是准确的，“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使所有听说过的人都感到恐怖，你们该请上帝来阐明全部详情，让你们懂得它们之间的真正联系。”然而，慷慨激昂的华丽文辞，似乎是在努力唤醒穆斯林同胞，而非准确地记载蒙古人的征服。 尽管蒙古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并几乎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死亡当作是制造恐怖的一种思考方式，但他们却以一种影响重大而又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惯例。蒙古人并不实施严刑拷打、毁伤肢体或使人残废。在那个时代，战争通常是以一种恐怖的形态来进行的，而且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通过公开拷打或骇人听闻的断肢毁体方式，使用原始而又野蛮的策略，向民众灌输恐怖和惊悸。在1228年与算端之子札兰丁的一次战争中，四百蒙古战俘落入敌手，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将必死无疑。得胜者将蒙古士兵带到伊斯法罕附近，把他们捆在马后，拖着他们在城里游街示众，以取悦城市居民。所有的蒙古战俘在公开的娱乐消遣中被处死，随后又被喂狗。因为这一公开的严刑折磨，蒙古人永远不会原谅那个城市的文明居民，而且，城市终将付出代价。另一个事例，蒙古军队在战争中失利，波斯胜利者用钉子钉入蒙古战俘的头颅，将他们处死，按照蒙古人的信仰，头颅是灵魂的中心。这一事件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305年又再度重演，当时，德里算端把处死蒙古战俘当成是公众娱乐，用象来踩踏他们。随后，他又用战争中被杀或被俘蒙古人的头颅，堆成一个塔。 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都依凭这些骇人听闻的手段，通过恐怖来统治自己的民众，通过惊骇来打击敌人的信心。当拜占庭教皇巴塞尔在1014年击败保加利亚人的时候，他弄瞎了一万五千名保加利亚战俘的眼睛。他在每一百人中，只给一个人留下一只眼睛，以便这个人能引导其他九十九个人回家，由此而散布恐怖。当东侵的十字军在1098年占领安提俄克、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问男女老幼，大肆屠杀犹太人和穆斯林，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作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他是西方使用恐怖手段的最好代表。当他在1160年试图征服位于今意大利北部克里莫那的伦巴底城时，他拉开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恐怖暴力行为的序幕。他的部下砍掉战俘的头颅，在城外玩弄这些头颅，将其当球来踢。克里莫那的守军随后将德国战俘带到城墙上，当着他们战友的面，把德国战俘肢解。德国人则聚集起更多的战俘，将他们全部绞死。而克里莫那城的官员，则又通过把其他德国战俘绞死在城头的方式，加以回应。两支军队不是直接交战，而是在使恐怖升级。德国人随后又聚集起被俘的小孩，把他们栓到通常用于猛击城墙和突破城门的弩炮中。伴着这些巨大围城武器的威力，德国人将活生生的小孩猛掷出去。 与同时代文明军队的恐怖行为相比较，蒙古人并不是通过凶猛而又残忍的行为来引起恐怖的，而是由于他们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轻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生命而引起恐怖。蒙古人向东进军的时候，释放出恐怖，但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比起其本身的血腥或残忍来说，更该重视的是，他们在战争中对强大敌军和表面上固若金汤的城市所取得的空前的军事胜利。 与传播的恐怖传闻相比较，起初向蒙古人投降的那些城市，得到了宽大而又仁慈的对待，于是那些城市居民就天真地怀疑起蒙古人的能力。投降之后，很多城市起初都忠顺地服从，而一旦蒙古人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就马上反叛。由于蒙古人仅留下少数几位官员进行管理，而且又没有驻扎小部队留守城市，居民们误以为蒙古人的撤退是虚弱的表现，并且想当然地以为蒙古主力部队将再也不会原路返回。对于这些城市，蒙古人是毫不留情的；他们迅速返回叛乱的地方，并彻底地摧毁它们。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最大的屠杀之一是对奥马•海亚姆的故乡——你沙不儿市民的发泄。当地居民反抗蒙古人，在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居民从城墙上射杀了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忽察儿。作为对反叛的报复和对其他城市的训诫，成吉思汗任由他那正怀孕的守寡女儿，来对这座已占领的城市实施报复。据说她判决所有的人死刑，1221年4月，士兵们执行了她的命令。根据广泛流传而又未经证实的传闻，她命令士兵们将已死市民的头颅堆进三个不同的金字塔内——分别为男人、妇女和孩童。随后，据说她又下令处死城内的猫、狗以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动物，这样，就没有有生命的动物可存活下来害她的丈夫了。 对成吉思汗个人而言，最痛苦的事情是发生在阿富汗境内美丽的八米俺山谷的一场战斗中，八米俺是佛教胜地和世界最大雕像的所在地。古代信众在山腰上雕刻了巨大的佛像，人们禁不住会想，这些巨大的佛像在蒙古人眼中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在那场战斗中，成吉思汗的爱孙，年轻的木秃坚被箭射死。成吉思汗要早于孩子的父亲——察合台——收到死亡的消息。成吉思汗把儿子召来，在告诉察合台实情之前，命令他不要哭泣和哀痛。 成吉思汗一生中或至少在被激怒的时候，曾当众哭过许多次。他曾因为恐惧、愤怒或悲伤而哭过，然而，面对他最喜爱之人的死去，成吉思汗并不允许自己和儿子们，以眼泪或哀悼来露出悲痛或哀伤。无论何时，面对巨大的困难或个人痛苦，成吉思汗都会把它集中到战斗中去。去杀戮，而非哀悼。他将痛苦的悲伤转化为一种狂怒，把所有的愤怒倾泄到山谷民众们的头上。没有人——富贵或贫穷、美丽或丑陋、好或坏——能幸免于难。这个山谷最终由哈扎拉人所重建，哈扎拉人这个名字在波斯语中意为“一万”，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一个军团的后裔。 然而，很多城市是被完全摧毁的，过去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不仅是夸大的或想象的——而且它们还十分荒谬。波斯编年史叙述，在你沙不儿战役中，蒙古人屠杀的准确数字是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这一数字超过了也里城被杀的一百六十万。术兹札尼，一位可敬却又激烈地反对蒙古人的历史学家，则更为不合情理地声称，也里城的死亡总数达到两百四十万。后来，更多谨慎的学者们估计，成吉思汗入侵中亚的五年中，死亡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然而，即便是这个比较适中的总数，也要求每个蒙古人要杀死一百多人；其他城市夸大的记录，则要求每位蒙古士兵要屠杀三百五十人。要是那个时代有如此多的人生活在中亚城市，他们就能够轻易地击败蒙古人的入侵。 尽管一代代人都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不断地加以复述，但这个数字还是缺乏现实依据。从体力上来说，即便屠杀那么多会顺从地等待、挨个被杀的牲畜，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据推测，大致说来那些被屠杀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蒙古人，他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五十比一。这些人能够潜逃，而蒙古人根本无力阻止他们。对蒙古人所征服城市的毁灭情况进行校验之后显示，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在这些地区干燥的荒漠土中，保存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尸骨，然而，并没有发现据说被蒙古人所屠杀的数百万人的任何痕迹。 成吉思汗更准确地是被描述成一位城市的毁灭者，而非屠杀者，因为除基于报复或引起恐怖外，他还常常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在巨大而又极为成功的努力中，成吉思汗重新打开了横跨欧亚的、川流不息的贸易新局面，他摧毁了不太重要的或难以接近的路线上的城市，而更多地将商业贸易集中到其军队更易于监管和控制的路线上来。为阻止一个地区的贸易，他会将城市彻底毁坏，直至拔除其地基。 除有组织地摧毁一些城市之外，他还费力地通过摧毁灌溉系统的方式，来缩减富裕地区的人口。要没是有了灌溉，村民和农民就会离去，田地就回复为牧场。这就使得大片地区留给了伴随军队的牧民，并为将来的战争保留储备。就如他在翻起农田并从华北返回到蒙古时那样，成吉思汗总希望有一块便于撤退或前进的空旷地带，在那里，他的军队就可获得马匹和其他牲畜所需的充足牧草，这些马匹和牲畜可是他们获胜的保障。 在中亚地区的四年征战之后，成吉思汗已六十多岁了。他正处于权力顶峰，既没有来自部落内部的挑战，也没有来自外部的任何威胁。然而，相较于前线战场上势如破竹的胜利来说，他的家族内部却正弄得一团糟，即便在他临死之前也是那样。成吉思汗离开蒙古故地时，叫他最幼的弟弟帖木格•斡赤斤留守蒙古，他带着四个儿子一起征战中亚，他希望儿子们在那里不仅要学会做优秀的勇士，还希望他们学会怎样生存以及如何并肩作战。不像其他征服者那样逐渐认为自己是上帝，成吉思汗清楚地知道他只是个凡人，他试图为帝国作过渡的准备。在草原传统中，游牧家族中的每个儿子，都可得到家族所拥有的部分各类牲畜，也可使用部分牧场。同样地，成吉思汗打算给每个儿子以一个小型的帝国，以反映其实际的地位，分掌整个帝国。每个儿子都将是草原上众多民众和牧民们的可汗，也将是大部分领土的拥有者，包括定居地区中的城市、工场以及农田。然而，位于其他三位儿子之上，有一位儿子将成为大汗，他要管理中央政府，提供终极的上诉法院，并向其他的兄弟提供建议，负责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发动战争方面。这一体制取决于在大汗的领导下，兄弟们并肩作战和齐心协力的能力与自愿。 甚至在他出征花剌子模之前，这一继位计划就遇到了阻力，尽管当时忌讳讨论死亡或准备后事，但他还是召集家族忽里台，以明确地处理那个问题。这次会议化解了过去所有的敌对矛盾，同时也给其帝国终将分崩离析投下了阴影，成为蒙古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之一。 除他的儿子之外，成吉思汗还有几位极受信任的人物，也成为参与讨论的成员，因为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对于保证他死后继承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会议刚开始，两个大儿子术赤和察合台就似乎僵持不下，如捕兽铗一样准备猛咬住对方。要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露出本性的话，他可能已经喝了点酒，并已微有些醉意了，但要在其父亲面前喝得烂醉似乎是不可能的。最小的儿子拖雷则保持缄默，好像消失进了帐篷的褶皱中一样，当时他的哥哥们在舞台中央是占据支配地位的。 成吉思汗召开家族忽里台，对挑选继承者的事情进行了解释。他引谚语为证，“要是我所有的儿子都想成为可汗或统治者，拒绝服从彼此，这不就正如独头蛇和多头蛇的寓言么？”在传统寓言中，冬天来临的时候，多头蛇的头儿们之间互相争吵，在寻找哪个洞更适宜它们躲避寒冷风雪的问题上，互相争执不下。一个头喜欢一个洞，就往那个方向拖，而其他头也在往不同的方向拖。另一条蛇——有很多尾巴，但仅有一个头——立即就进入到一个洞内，并且呆在温暖的洞内，度过了整个寒冬。而多头蛇却被冻死了。 在说明了这个严肃而又重要的问题之后，成吉思汗首先要他的长子术赤谈谈继承的问题。就坐、步行、讲话、喝酒以及就餐的次序，在蒙古人中间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甚至直至今天仍是如此。通过规定这一讲话次序，可汗是在当众强调术赤处于长子地位，而且这是在把术赤树立为可能的继承者。要是小儿子们接受这种讲话的次序，这将无异于是在承认术赤具有高于他们的合法性和优先性。 二儿子察合台拒绝接受这一未经阐明而又未加检验的假设性安排。察合台抢在术赤回答父亲之前，大声疾呼。他粗暴地对父亲说：“你叫术赤先讲，是不是要让他继承？”随后，他脱口反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术赤生父可疑的问题，无论成吉思汗如何反对这个问题，术赤四十年前已出生，但那是在孛儿帖从篾儿乞惕绑架者手中被营救出来后的很短时间内出生的。察合台向父亲和兄弟们问到：“我们怎能让自己被这个篾儿乞惕人的杂种统治呢？” 术赤对自己被弟弟称为杂种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申斥。他愤怒地厉声叫喊，并揪住察合台的衣领。两人开始互殴起来。或许是成吉思汗本人痛苦地用充满情感的话，提醒察合台说，他的父亲是多么地爱他并且尊重他。但为尽力保存可汗的尊严，《秘史》认为这是一位谏言者所说的话。父亲用明显痛苦的语调，恳求儿子们理解过去岁月的艰难，在孩子们出生前，那时草原上恐怖盛行，互相攻劫，人不安生。她被掳走时发生的什么事情，不是她的过错：“她无法从家里逃走……她并没有爱上别的男人。她是被前来杀我们的人所掠走的。” 成吉思汗近乎温顺地恳求儿子们铭记，尽管他们的出生环境不同，但他们全都来自“一个温暖的母腹，”“要是你侮辱了给予你生命的母亲，要是你使得她对你的爱变得冷漠起来，即便过后向她道歉，但伤害已经造成。”那位谏言者提醒孩子们记住，父母辛苦地创立了他们的崭新国家，并列举了父母为给儿子们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做出的种种牺牲。 在经过漫长而又充满情感的争吵之后，成吉思汗明白，他无力将一种选择强加到他们头上，等到他一死，强加的选择就会被抛诸脑后。他必须商议一项让所有儿子都愿意接受的折中协议。他行使有限的父权，再次强调他本人认可术赤的长子地位，命令其他儿子接受这一事实，并且下令不得再次怀疑术赤的生父问题。 察合台服从父亲的这一命令，但他清楚地表示，即便他遵守命令，但事实却无法否认。察合台咧嘴而笑地说“咬死的猎物不能用马驮，被言语说死的猎物不能剥皮。”表面上，只要父亲在世，儿子们都承认术赤的正统地位；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绝不承认的。不过，承认术赤作为长子的正统地位，并非承诺术赤是可汗职位的继承人，因为如此重要的职位，必须要基于个人能力以及他人的支持，而非基于年龄。 察合台惹得父亲如此动怒，他知道父亲是不会同意由他继承汗位的，但他仍想阻止术赤获得汗位。于是，察合台向家族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这一种方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设想出来的，也或许是已得到两位弟弟的同意。他说自己与术赤都不该做可汗；因此，继承权应该赋予第三个儿子，即老成持重、性情温，却又嗜酒如命的窝阔台。 由于除了战争已没有其他选择，术赤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并且认可窝阔台作为继承人。成吉思汗随即把个人的土地和牧群分配给诸子，按照父母通常对失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他把术赤和察合台分开。“天下地面尽阔，江湖河流众多，把你们的营地分开，每人各守封国。我会留意你们的分离的。”接着，他警告儿子们不要举止失当，致使人们嘲笑或辱骂他们。 服务于蒙古宫廷的穆斯林学者证实了这个令人痛苦的窘境，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男人的尊严依赖于他对周围妇女性事方面的掌控。像成吉思汗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都可能有一个儿子非其亲生，以至这样的事情遭到自己儿子的非难，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同于蒙古人所写的《秘史》，也不同于第一位波斯编年史家对家族争斗的全面记述，志费尼对于这个冲突完全失载，将家族忽里台描绘成一次毫无风波而又全体一致的会议。在他对这一事件记载的版本里，成吉思汗发表了完美的演说，盛赞窝阔台的才能，而且所有的儿子都一致同意。儿子们忠顺地“下跪表示忠诚和服从，并以服从的口吻回答说，‘谁敢丢弃权力来反对成吉思汗的话呢？而谁又有能力拒绝呢？’……窝阔台的所有兄弟都听从他的命令，并以书面形式作了申明。” 与该事件稍微有点时间间隔，拉施特•哀丁提供了一份些微真实的记述，但他的原稿在关键的地方留有空白，那些关键之处有损于成吉思汗和他妻子的尊严。他写到“由于＿＿，他们俩人之间的统一道路受到了损害，”而忠心的家族成员“是决不会说出辱骂的话，而将他的＿＿信以为真。”无论由拉施特•哀丁往空白处加入真实的事迹，还是由后来的抄录人员复写上去，它们都显示出，数代以来，有关术赤生父问题的象征性和政治性的重要意义。 在成吉思汗与儿子们之间遭遇到家族情感紧张的末尾，值得怀疑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将会明白这次会议所具的深远影响。在这次家族忽里台中，胜利者通过某种方式瓜分了世界，这种瓜分世界的方式，是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以及二战同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的会议的预兆。 尽管在家族会议上被多次提及，而且她大概当时仍然在世，但孛儿帖并没有露面。不清楚她是否听到儿子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关于她的可靠信息。在这段时间中，口头传说认为，她仍然生活在客鲁涟河边曲雕阿兰的美丽草原上，距离她与丈夫初婚时最早生活过的地方仅几天的骑马行程。她很可能是在那里去世的，或者就在附近，时间大约在1219年至1224年之间。 令人不快的事件给成吉思汗的余生投下了阴影，尤其是在中亚征战的那些日子。儿子们之间的争斗使他敏锐地意识到，他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在他去世之后仍可保存他的帝国。他的儿子们无法跟上帝国发展的要求。当他不断努力寻求统一草原部落以及消除周遭威胁的时候，他从未留心过该怎样对待孩子们，而今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却又尚未经历考验。自青少年时期以来，他就不信任自己的家人，他终身信赖的是他的同伴与朋友，他没有在儿子们中间建立起一种并肩作战的关系，也没有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 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成吉思汗试图指派术赤和察合台联合进攻玉龙杰赤城（咸海南部算端原来的都城），以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成功。在围城期间，两兄弟间剑弩拔张的紧张关系，几乎要爆发成一场自相残杀。两兄弟都知道这座城市将作为术赤封地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攻城策略上无法达成一致。由于玉龙杰赤城将归术赤，他怀疑弟弟会设法完全摧毁这座城市。反过来，察合台怀疑术赤的贪婪，使得他想保护城市建筑物，而甘愿冒着牺牲更多蒙古士兵的危险。 大多数城市只用几天或几周时间就可攻陷，然而蒙古人征服玉龙杰赤却需要前所未有的六个月时间。城市守军猛烈地还击。甚至在蒙古人攻破城墙之后，守军仍继续进行巷战。蒙古人无法适应在几乎毁坏的、封闭的城市范围内作战，他们就放火焚毁城市。然而，守军仍在烧焦的废墟上继续作战。最后，蒙古人筑起大坝，引河水灌城，由是消灭了残军，并且近乎完全地摧毁了城里的一切。玉龙杰赤没有再度崛起，尽管分配给了术赤，但没有给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任何东西。 成吉思汗对两个儿子间的争吵极为愤怒，他把他们召来却又拒之于宫廷之外，暂时不理睬他们，但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们，他一边对他们严厉申斥、责骂，一边又向他们极力恳求。成吉思汗在这个阶段的谈话和引用语，保存下来的是最多的，它们不仅显示出一种对管理家族的渐渐关切之情，而且还显示出他逐渐减轻了对家族的控制权。在长期忽视对他们的教育之后，他立即设法从各方面来教导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尽力清楚地说明白自己曾吸取的教训，以及他所具有的却又无法用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想法。他习惯于下达命令，而非进行解说。 他教导儿子们，首要的领导能力是自我控制力，尤其是对骄傲自满的控制，他解释说，这要比驯服一头野狮子还更不容易；还有就是对发怒的控制，这要比击败最伟大的摔跤手还更困难。成吉思汗提醒他们，“要是你们不能抑制骄傲自满，你们就不能领导他人。”他告诫儿子们不要自视本人最为强大和最为聪明。他提醒说，即便是最高的山也有动物踩踏。动物攀上山颠的时候，它们就比山还高。 与简洁明了的蒙古传统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不要话多，当言则言。一位领导人应该通过他的行动来展示他的思想和观点，而非通过他的言语：“只有民众安居乐业，他才会快乐。”成吉思汗向儿子们强调远见、目标以及计划的重要性。他提醒儿子们说：“要是目标缺乏远见，人就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支配他人的生活。” 有些想法似乎同他人的想法是相矛盾的。成吉思汗同样强调了夺取领导权力衣钵的重要性，表面上，他试图传授谨慎的保守主义，因为“远见不该远离长辈的教导。”正如他解释的那样，“旧的束腰外衣或迪尔，更合身而且总是觉着更舒服；衬套中留存了生活的艰辛，而新的或未磨损的迪尔则会很快被撕破。”与他本人朴素的生活习惯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相一致，成吉思汗告诫他们不要追逐物质享受和奢侈愉悦的“多彩”生活。他解释说，“一旦你拥有锦衣玉食、千里良驹和漂亮女人，就很容易忘记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几乎等于是个奴隶，并且你必将失去所有。” 成吉思汗告诫儿子们，他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战胜一支军队不同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可使用优势的战术策略和兵力来战胜一支军队，但你仅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一个国家。听起来像理想主义一样，他采用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即使蒙古帝国应该成为一体，但民众却不该被整齐划一：“不同湖边所征服的民众，应该在不同的湖边来加以统治。”与他的很多教诲一样，成吉思汗的这条教训也被他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所忽视。 1222年夏，马儿年，蒙古人征服的脚步停留在木尔坦城（今巴基斯坦中东部城市）。一年前从阿富汗山脉顺势而下来到印度河平原之后，成吉思汗曾考虑占领整个印度北部，包围喜马拉雅山脉南部，再向北进发，跨越中国境内的南宋领地。这样一项计划正好符合蒙古人的情感，即一个人不该准确地按照与来时一样的路线，返回故乡。然而，地理环境与气候阻止了他。蒙古人一离开干燥而又寒冷的山脉地区，就会出现人马俱疲、不适水土的状况。更令人担忧的是，非常适应于草原家乡酷寒和燥热的蒙古弓箭，在潮湿的气候中变弱，并且似乎失去了强大的命中精度，使得蒙古士兵就如一位死气沉沉的射手一样。面对这些障碍，成吉思汗在二月份返回山区，而且，尽管清理积雪通道的战俘的损失巨大，他还是带领部队回到了更加舒适而又更为寒冷的地带。成吉思汗留下两个万户，大约二万人，继续在印度征战，但由于夏季疾疫和酷热耗尽了如此多的兵员，残余的部队蹒跚地撤回到阿富汗气候温和而又舒适的环境中。 尽管入侵印度中途夭折，但此次征战还是实现了征服花剌子模帝国的主要目标，并将中亚与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在离开新近的征服地之前，成吉思汗进行了以狩猎为重要特征的庆祝活动，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狩猎活动。在1222年至1223年冬季之交的几个月的准备期间，他的士兵们封锁住一片巨大的区域，在地面上竖起标杆，并在标杆之间扎上一段段长长的马鬃线。他们在马鬃线上悬挂一条条毛毡，毛毡随风飘摇，野兽受到惊吓，就会离开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跑去。在约定的时间，不同的狩猎部队就开始从不同的方向朝那个区域汇聚。有好几万士兵参与这种接踵进行的狩猎活动，它要持续数月之久。他们猎获了从野兔、鸟类到大群的瞪羚、羚羊以及野驴等各种各样的动物。 狩猎是庆祝的一部分，但成吉思汗也似乎是利用狩猎和娱乐的愉悦，来努力融洽儿子们之间的关系，缓和战场上鲁莽冲动的怒气，并且消除征战中合作的芥蒂。由于弟弟们给他造成的伤害深深地刺痛了他，而且明显也是受到父亲的疏远，成吉思汗最深爱的儿子术赤，就在得到成吉思汗直接命令召唤的时候，称病拒绝参加。当成吉思汗听到假装生病的术赤，已在自己的部众中，组织了不相上下的狩猎庆祝活动的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几乎就要酿成一场军事冲突。 成吉思汗与术赤再也没有见面。术赤没有返回蒙古，而是呆在新近征服的领地上。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他的去世与他的出生一样，留下了许多的迷团。他去世了，然而他的父亲却仍然活着，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引起了谣言，认为成吉思汗为了确保儿子们之间的政治和平，以及为了整个蒙古帝国，他可能害死了术赤；但作为蒙古历史的众多组成部分，反正也只有传闻存留，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尽管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关系紧张，但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军队的胜利返回就标志着一种高水平生活的到来。群猎的狂欢情绪持续贯穿于返回蒙古的漫长跋涉中，蒙古人一路凯旋高歌，自豪与胜利的情绪转化到庆祝或“那达慕”中来。被俘获的长长商队行进在成吉思汗主力部队的前面。近五年的时间里，稳定而又川流不息的骆驼商队，运送着一包包掠夺而来的货物，缓慢地走出穆斯林地带，去往蒙古，那里的民众在急切地等待着每一车外国的奢侈品。曾在挤羊奶或挤牛奶中度日的蒙古姑娘们，在部队出征不久，她们就可穿金戴银，而新近获得的奴仆则代替她们来挤牲畜奶。孩童时期很少见过金属制品的老人们，则用大马士革钢铁铸成的餐刀来切肉，餐刀上的把手是由雕刻的象牙制成的，他们还用银制的碗来喝马奶，而乐师们则为他们表演。 尽管成吉思汗再次回到他所深爱的土地上，但在出发准备另一场征战之前，他几乎不可能停顿下来休息。或许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并没有时间停顿下来休息；也或许是他意识到，他的帝国得依赖于持续不断的征服。要是他暂时停歇下来的话，自己家族内的派系倾轧就会威胁到帝国的分崩。或许更迫切的是，他的部众已逐渐地仰赖于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商品货物。他们不愿再使用孩童时期就已熟知的那些简单的商品货物。为满足这一贪婪的欲望，他必须继续新的征服。 在漫长的人生中，成吉思汗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战役是针对西夏，西夏是他在创建蒙古帝国的次年，即1207年所侵略的第一批外部敌人。尽管他们首先投降，但成吉思汗一直怨恨西夏国王，因为他拒绝派兵协助征伐花剌子模。西夏国王傲慢地说，要是成吉思汗不能独自击败花剌子模，他就不该发动战争。尽管成吉思汗被激怒，但他在那个时候正集中精力征战花剌子模；而一旦完成这一征战，他就回过头来对付西夏。当他再度挥兵南下的时候，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他已在计划另一场更主要的战役，西夏战役仅仅是前进中的一个开端而已。他大概打算在西夏王国境内取得一个可靠的基地，然后向南挺进，兵锋直指最后一个目标——南宋王朝。当成吉思汗征伐花剌子模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支军队在华北地区作战。 1226年至1227年之交的冬季，在跨越戈壁向西夏进兵的途中，成吉思汗中止猎杀野马。因为在狩猎野马的时候，他所骑着的一匹棕灰色马受到野马冲击的惊吓，受惊的马将大汗翻坠于地。尽管受到内伤，又突发高烧，并且也考虑到妻子也遂的建议，但他还是拒绝返家，相反，决心继续征战西夏。尽管坠马后他的健康尚未恢复，但他仍然继续讨伐西夏国王。出奇巧合的是，西夏国王的名字叫“不儿罕”，其意为“上帝”，与圣山不儿罕•合勒敦的名字一样。对成吉思汗而言，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神圣，一旦攻下西夏，他就下令西夏国王在被处死前改名。 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对西夏取得最后胜利的仅仅几天时间之前，成吉思汗去世了。《秘史》明确地叙述他死于那年夏末，虽然原文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他所骑过的每一匹马，但有关他去世的详情却猝然沉默。其他史料认为，在临终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塔塔儿妻子也遂，按照成吉思汗生前所习惯的简单方式来准备安葬他。侍者们给他弄干净身体，并且用普通的白色长袍、毡制的靴子和帽子为他殓衣。接着用塞满檀香（檀香是一种贵重而又芳香的木材，它可驱除昆虫）的白色毡毯把他包裹起来；并用一种适宜的香水来浸渍他的遗体。他们用三条金带来绑缚毡制的棺材。 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一支队伍用一辆简朴的大车，装载着大汗的遗体向蒙古进发。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引领着送葬者，其后跟着一位萨蛮女巫，而女巫身后则跟着一匹缰绳松弛而又没有加装成吉思汗鞍座的骏马。 很难想象成吉思汗会认为自己将给世界留下何种形象。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仅有一条微不足道的线索，可在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的编年史中找到，他称成吉思汗是被诅咒的，并称成吉思汗死后将入地狱。然而，术兹扎尼记录了一位伊斯兰阿訇所声称的，曾与这位著名征服者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位阿訇曾服务于成吉思汗宫廷，而根据他的自我吹嘘看来，他至少还是一位蒙古可汗特别宠信的人物。在某日的一次谈话中，成吉思汗大致说道：“在我死后，一个强有力的名字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传。” 犹豫片刻之后，这位阿訇对成吉思汗说到，他屠杀了如此多的民众，任何躲过劫难的人都不可能会记住他的名字。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不以为然，并且提醒他，“很明显，你并没有完全理解，而且你理解的只是很小的部分。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国王，”他对这位博学的阿訇解释道。关于他将来的声名，成吉思汗补充说，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更多的民众、更多的君主以及更多的国家。成吉思汗自信地宣称，“他们将会讲述我的故事。” 我们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而又更具信息价值的模糊感觉，可触及到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心境以及他对自我的想象，这一信息保存在成吉思汗写给一位中原道士的信件中，这位老道士的部分弟子抄录了该信件。与主要记录事件和口头言论的《秘史》不同，这封信记录了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剖析。尽管我们所利用的信件是由一位书记官用古汉语的形式写就的，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书记官是一位服务于蒙古朝廷的契丹人，在此信件中，成吉思汗自己的情感与观念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表达简单明了，并且广泛深入人心。他将敌人的失败归结于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非他高人一筹的巨大威力：“我自身并没有卓越的才能。”他说，因为他们的“傲慢和极度奢侈”，“长生天”已经谴责过他周遭的文明。尽管他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但他仍旧倡导一种简单的生活：“我的衣着饮食与牧民们一般无异。我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他简单地提出了自己对有关财产的看法：“我痛恨奢侈，”而且“我使用适度。”他尽力视民如子，而对待有才能的人，则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都视如兄弟。他将自己与官员们的关系形容为是亲密无间的，并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总是在原则上一致，而且我们总是团结一致，互相影响。” 虽然他是在入侵穆斯林的前夜寄出此信的，而且还是用汉文写就的，但很明显的是，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当作为众多王国的继承者，或任何一个地区文化传统的承继者。他只承认一个以前的、他个人曾从中得到过启示的帝国──他的祖先，匈奴人。显然，他并不希望用穆斯林的或中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他想找到一种适合于草原帝国（这个帝国承自匈奴人）的自我统治方式。 他声称自己的胜利只有籍由“长生天”的帮助才有可能，“但由于我的要求很高，因此我身上负有的职责也就很重。”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和平中与在战争中一样，已经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我担心我的统治不合格。”他说，好的官员之于国家，就如同好的方向舵之于船一样重要。虽然他成功地找到良材为将，但很不幸的是，他承认自己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来管理国家。 最重要的是，这封信显示出成吉思汗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在承认不足之后，成吉思汗还在这封信中表露出一种日渐上升的自我感觉，以及他对于整个世界的使命。他首先针对女真的战役──第一次超出草原的主要战役──是作为一系列劫掠性袭击的开始，但在此役之末，他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相较仅限于袭击以及控制贸易网络来说，他的言辞显露出一个更加深远而又更加广泛的计划。他承认自己要南下，去完成历史上尚未有其他人完成过的事业。他正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因为他试图“将整个世界统一到一个帝国中”。他不再是一位部落的首领，而今他试图成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民众和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或许，对成吉思汗去世最恰当的描述，是由爱德华•吉本在十八世纪作出的，他是一位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英国史学家，还是一位研究帝国史以及征服史的伟大学者。他简单地述及成吉思汗“死于盛年之期和荣耀之中，临终时，他劝勉并且指示儿子们要去完成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为实现成吉思汗的愿望和执行他的命令，他的儿子们仍有许多任务尚待完成。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陌生部落才会来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 在庆祝自己即位为大汗时，窝阔台喝得酩酊大醉，显示出慷慨大方的品质，他将父亲的金库公布于众，把那里贮藏的所有财富全部分发。他取出成箱的珍珠赐予众人，这可是蒙古人最羡慕的宝物；一匹匹丝布在人群中散发；马匹和骆驼披戴上华丽的饰品；所有的蒙古人都得到了刺着金色花纹的丝质新长袍“迪尔”。五彩十色的服装非常之多，因此，在一天中，所有侍者都穿上同样颜色的服饰，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换上已经指定的另一种颜色的衣服。1229年的夏天，人们在曲雕阿兰尽情地宴饮，举行各种活动。那里建有许多仓库，它们其实都是国库，里面储藏着为数惊人的战利品，这些东西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争中获得的。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庆祝自己，因此，蓝、绿、白、黄等各种色调的丝绸都滚在一起、卷成一体。为了使这一盛事变得更加荣耀光彩，于是酒不停地在人们杯中流淌；男人和女人们开怀畅饮直至不省人事，如果从熟睡片刻后朦醒过来，他们便继续豪饮。 大概就在此时，这个家族被赋予“黄金家族”或“黄金世系”的称号。对草原人民来说，黄金象征着王权，也可能代表着巨额财富，它们为这个家族所拥有并开始迅速耗尽。没有了成吉思汗对庆典活动的节制，如今统治帝国的继承者们，用并非由他们赚取的财富换来了他们衷爱的美酒。窝阔台即位大典上的醉酒狂欢，为他的统治树立了标准和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也主导着帝国的精神面貌，正如阿塔篾力克•志费尼在不久以后写道，窝阔台“曾铺开地毯寻欢作乐，脚踩着长长的御道经常去品尝好酒和欣赏成群的美女”。 在成吉思汗逝世后的一段间歇期内，蒙古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窝阔台的即位庆典上，因此，一些新近被征服的臣服者重新反叛并停止向蒙古人进贡。为了重申蒙古的统治地位，窝阔台不得不把大批军队调回北中国和中亚。1230年，他刚坐稳大汗之位就派出一支由三个万户组成的军队（近三万人），以增强蒙古人对中亚的控制，可是那里的大部分财富已被他人攫夺。他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占领军——士兵们携家带口同行，可见它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这样一来，贡物又开始从北中国和中亚送往蒙古，然而，与在各地发生的劫掠活动中被抢夺的财富相比，这些贡物的价值不是很大。 窝阔台没有与他的军队相伴而行，征战不是他所优先考虑的问题。部分是出于治理国家的乐趣，窝阔台觉得他应该像所有伟大的君主那样，拥有一个永久性的都城，它不是由一个个“毡帐”组成，而是一大片真正的建筑群，拥有墙壁、屋顶和门窗。与他父亲的想法相反，窝阔台坚信，在马背上征战得来的土地不能在马背上进行治理，虽然在当时，马背上征战形成的统治方式和流动的权力中心在事实上是蒙古人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最初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窝阔台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旧政策，转而努力为整个帝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和行政管理系统。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蒙古故地此时已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封地，因此窝阔台决定将都城建在更西面的自己的份地中。他选定了位于斡耳寒河流域蒙古领土中心的一片区域，那里曾属于汪罕的客列亦惕部，更是早期突厥人诸王国的统治中心。他是按照游牧部落对上等驻营地的规格要求来选择这个地点的。那里是一片宽阔的草原，和风将蚊子赶跑，充足而未被城市居民污染的水用之不竭，附近的山脉在寒冬季节就是畜群的避难所。众所周知，正因为有这些良好的条件，哈剌和林的位置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有永久性居民的城市比一个临时性的好营地会产生更多不同的需求。人们需要在一年四季中都有持续不断的食物供应，如果没有办法保证生产，城市就要经常依靠那些从数百英里外的戈壁以南地区运来的、代价高昂的货品。在宽阔的大草原上，城市无法为人们提供自然庇护物以躲避冬天的刺骨寒风；不像那些可以退入群山并倚之为御寒屏障的畜群，城市不可能轻易地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迁移。这些问题最终注定会困扰蒙古国的首都。 窝阔台可能是以典型的蒙古风格开始建造宫殿的，他向草原射出一支箭，然后根据箭的方向建筑了宫殿的第一翼，为了使其空间大小符合蒙古的规格，边翼的长度延展至一支箭的标准射距。窝阔台用同样的方式建起了另一翼，并在中间安置一座巍峨的殿堂把两翼连接起来。他筑了一堵坚固的墙壁围住所有的宫殿，正是由于这些墙的缘故，这个地方获得了“哈剌和林”的名称，其意为“黑色砾石”或“黑色城墙”。拉施特•哀丁形容窝阔台的新宫殿“建有高大的柱子，结构非常雄伟，与一位君主的宏图十分相称。在工匠们描以彩绘和图画后，宫殿的建造才告完成”。 蒙古人继续生活在毡帐中，它们围绕着哈剌和林分布在宽广的草原上。汗庭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它们距离都城往往有几天或一周的路程。中国的建筑师和工匠们设计营造了哈剌和林城中的各种建筑，但是窝阔台为自己家庭建造的私人宫殿却是穆斯林式的，它在迦坚茶寒，距离哈剌和林一天的行程。其他国家的都城是用来显示统治家族的权力、伟大和威望的，但哈剌和林不是这样，它最初主要是作为一个大仓库和大工场而存在，其作用长期被包括窝阔台在内的多数蒙古人所忽视。他们把它当作存放货物和工具的基地，蒙古人的货物和工具包括了为他们劳动的工匠。都城本身几乎不生产什么，但它却聚集了从帝国各个地方呈献上来的贡物。都城划出三分之一的地方，作为新近征召而来的官吏们的住处，他们必须负责管理这个国家，这些人包括众多的抄写员和翻译人员，他们来自帝国中的各个民族，所以他们能处理各相应地区的事务。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座城市最古老的记述来自于志费尼，他描述出一个封闭式花园的情景，它的布局复杂，在每个主要的方向上都有一扇大门直面而立。在花园内，中国工匠建造了“一座城堡，城门就像花园的门那样；在它里面有一座分三层的御殿，一层单供［窝阔台］之用，一层供他的后妃之用，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之用”。在宫殿的前面，窝阔台开凿了一系列的水池，“那里经常聚有很多水禽”。他在那里观看或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这个男人对酒格外喜爱，宽敞宫殿的中心摆放着一只只金银制的酒缸，它们都又大又重，因此，据说窝阔台总是准备着骆驼和大象，“在举行公众节筵时，它们可以搬运各种饮料”。 除了为自己和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修建宫殿外，窝阔台还为佛教徒、穆斯林、道士和基督教信徒分别盖起了朝拜之所。当然，基督徒似乎在蒙古国的朝廷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因为窝阔台，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在征服客列亦惕部和乃蛮部时都迎娶了信仰基督教的妻子，而且窝阔台的子孙中也有基督徒，尤其是他宠爱的孙子失烈门（《圣经》中“所罗门”的蒙古译名）。蒙古人信奉基督教，部分地是由于“耶酥”（Jesus）的名字，其发音类似于他们心中的神圣数字“九”的蒙古语读音，也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整个王朝的奠基人——的名字发音相近。尽管基督徒地位尊显，但就宗教信仰来说，哈剌和林这座不大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宽容的城市，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们互相尊敬，平等和睦地相处，这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鼓励从事贸易的商队来到新都，窝阔台以极高的价格将所有种类的货物全部买下，不管自己是否需要它们，也不管它们的质量是好是坏。拉施特•哀丁写道，窝阔台“每天一吃完饭就坐在汗庭门口的椅子上，那里成堆地放置着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每一样商品货物。他常常把陶器分发给各个阶层的蒙古人和穆斯林，他还经常命令体格健壮的人任意将它们取走，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除了动物和各种日用货物之外，商人们还带着成箱成批的纺织品、象牙、珍珠、猎鹰、金制的酒杯、饰有宝石的飘带、柳木制的鞭柄、印度豹、弓弩和箭头、衣服、帽子、奇异的动物头角等，来到蒙古的都城。各地的人们也来到这里竞显艺技，他们有来自中国的表演者和音乐家，有来自波斯的摔跤手，还有来自拜占庭的演滑稽戏的小丑。 窝阔台汗经常付出两倍于定价的钱购买输入的货物，以此显示他对设法来此的商人所作努力的奖赏，并以之促使其他商人效仿他们。窝阔台还下令，无论商人们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的方式付款，即给他们外加百分之十的利润。蒙古人还在这些商队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在为促进贸易做了一番努力之后，窝阔台开始采用一套标准化的度量衡体系，以取代各地和各城市使用的各种标准不一的制度。由于金银和铸币运送时数量巨大，蒙古人就创造出纸币的流通制度，这使得交易更方便、更安全。 窝阔台的军队已设法使蒙古在中亚的统治重新稳定，而且，在老将速不台的正确指挥下，蒙古军联合南宋王朝共同分割了金朝残存的财富和土地。窝阔台的父亲在战时将军队驻扎于农地，他把战利品运送回国，以此保证货物供应的稳定；然而，窝阔台却越来越注重利用军队的力量来保护商人们的行商安全，使他们带来更多的货物。他派卫戍军长期驻扎下来以保护道路和商人，他废除各地混乱复杂的税收制度，禁止各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因为它们增加了贸易的困难和代价。蒙古人沿路种植树木，它们在炎炎夏日为行人遮荫，在冬季雪天标志道路。在那些树木无法生长的地区，人们立起石柱标明路向。志费尼认为，蒙古国的道路旨在提供这样一种方便，即“只要可以赚取利润或利益，哪怕是远在西方之极和东方之鄙，商人们也定会专心赶路而去”。 窝阔台不再上马征战而是住进了哈剌和林城，并兴建了他父亲所厌恶的石墙建筑物，他朝着偏离成吉思汗政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一个嬗变的过程开始了：伴随着各种较高文化和文明——它们与成吉思汗的遗产背道而驰——的诱惑，蒙古人将从一个尚武好战的马背民族转变为一个定居民族。 到了1235年，窝阔台挥霍了他父亲大部分的财富。建造和管理都城的花费甚巨，而且窝阔台习惯于用钱无度。贡物仍然从帝国各地不断输入，但其数量已经无法与他父亲在位时相比。无论窝阔台是兴建都城还是改革行政体制，蒙古帝国最终还得依赖于征服。窝阔台拼命地需要增加财富，以继续维持他和蒙古人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蒙古人不种庄稼、不制造加工产品，他们也不愿意卖掉豢养的大量马匹。如果蒙古帝国要生存下去，那么窝阔台就不得不将蒙古人投入战争，去攻击还未曾掠夺过的新目标，但新目标究竟是哪一个？在哪儿？ 为了决定接下来征服的目标，在新都城哈剌和林附近的草原上，窝阔台召集举行忽里台大会，与会者们似乎支持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一些人想让军队向南挺进到辽阔的南亚次大陆，由于那里酷热难耐，因此当时成吉思汗放弃了入侵那里的念头，他只能在北方群山上向次大陆投去一瞥。另一些人倡议长途奔袭进入波斯，然后攻占寓言中提到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还有一些人则主张全面进攻南宋——不久前蒙古与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盟。 可是，有个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他就是刚刚战胜金朝而赶回来的速不台将军。他是成吉思汗手下最杰出的将领，精通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会使用大型的攻击型器械，在蒙古军的每一场重大战役中他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今速不台年逾六旬，一只眼可能已失明，据说他因身体过于肥胖而不再骑马，只能坐一辆由士兵牵引的铁车以为代步之用。尽管有身体上的缺陷，但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并渴望重返战场。速不台不想回头与被他打败过多次的穆斯林或中国军队作战，他决心组织一次针对西方、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役，以使成吉思汗的策略有重大突破，而西方或欧洲是速不台最近偶然发现的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世界。他坚持认为，像中国、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一样，欧洲也掌握着巨大的财富。速不台已经与欧洲军队交过锋，他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知道如何轻易地将他们击败。 对于大多数参加忽里台大会的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巨大的谜。速不台是到过那里的唯一一位还在世的统兵将领，当初他只是率领小股部队对欧洲国家进行试探。他发现欧洲，是在此十多年前的1221年，正值成吉思汗入侵中亚期间，当时速不台和哲别正沿着里海追赶花剌子模算端。在算端死后，他们要求并允许继续向北，以探明那里的形势，他们发现了基督教小王国格鲁吉亚，当时是吉奥尔吉三世（也称布里安特）在位。 哲别对格鲁吉亚的防御力量进行了试探。经过几个世纪与周围穆斯林国家的战争之后，格鲁吉亚人以拥有一支作战技能娴熟的职业军队而自豪，为了保卫家园，他们出兵迎击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就像从前许多次与突厥和穆斯林军队作战时一样。哲别的蒙古军先是猛扑向格鲁吉亚人，万箭齐发，随后突然掉头逃跑，让对方认为自己是仓皇溃散；当然，这只不过是佯装败退的“狗斗”策略。格鲁吉亚士兵过于自信了，他们冲破原有的阵列，竞相追逐蒙古人，而蒙古人只是设法使自己始终位于追击者的前面。格鲁吉亚人的战马逐渐不堪重负，长途追击也使它们过于疲劳；马力较弱的战骑远远落在后面，因此格鲁吉亚人的队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 就在格鲁吉亚军队全面分散并初显疲劳时，撤退中的哲别军士兵却将格鲁吉亚人直接引入了速不台军的埋伏圈内。速不台军截击格鲁吉亚人，哲别的士兵换乘新马后冲锋陷阵，重新加入战斗。数小时后，蒙古军彻底打败了格鲁吉亚军，并推翻了这个小国的贵族统治。速不台使这个国家成为蒙古人在欧洲的第一个附庸，成为此前产生的众多支持和忠于蒙古的附庸之一。 随着这次试探性战斗的成功，速不台和哲别沿着群山进军，去探知东欧平原，看看在战场上还能遇见其他什么样的陌生民族。蒙古人系统而持久地探查了这个地方。由于平时注重侦察并汇总各类信息，因此蒙古人已确定那里的人口数量和城市位置，了解到政治上的分裂和各国的敌对状况。蒙古人找到了一些叫做“钦察人”的突厥部落，他们分布于里海和黑海北岸的平原上，过着与蒙古人相近的游牧生活。双方的人民同样居住在毡布搭起的帐篷内，各自说着相互有某种联系的语言，蒙古人从钦察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诱使一些钦察人与之结盟。速不台真正关注的目标在于更北和更西的农耕地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城市，虽然人们都信仰东正教、说俄罗斯语，但是他们却被互相敌视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主们分割而治。速不台率领军队朝这些城市行进，以观察领主们如何应对，1223年4月底，他到达了黑海以北的第聂伯河。 为了能有足够的力量将野蛮的异教徒侵略军驱逐出去，平原上的基督教城市联合了起来了。各处的部队迅速被召集，它们来自于这个地区所有各公国和城邦——斯摩棱斯克、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基辅、沃里尼亚、库尔斯克、苏兹达尔，还有部分钦察人。从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和基辅来的三支军队是在各自国王的指挥下，他们的名字都叫“密赤思老”。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基辅王密赤思老——最大、最富有城市的国王，他率领的军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还包括他的两个女婿。正当俄罗斯各军缓慢行进时，蒙古军派出了由十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去商议有关劝对方投降或联合的事宜。俄罗斯人傲慢地处死了所有的蒙古使者，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蒙古人的外交礼节，很快地，所有俄罗斯王公就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一开始遭遇到一场小冲突后，蒙古人随即向东撤退，好像他们害怕与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一样。俄罗斯军队及部分钦察盟军得意地尾随其后，但是一天天过去了，蒙古军仍然跑在追逐他们的俄罗斯人前面。当时有些俄罗斯部队还未到达前线，因此来不及加入追击蒙古人的行列，追击中行动缓慢的部队逐渐落在后面，只有行动快速的部队还紧紧地跟着撤退的蒙古军不放。俄罗斯人担心蒙古人可能逃脱，这样他们就掳获不到蒙古人此前横扫波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时所获的大量马匹和其他战利品。为了争相获得荣誉，也为了抢先进行掠夺，俄罗斯的王公诸侯们都命令自己的士兵快速向前冲锋，以便取得战败蒙古的首功；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如何组织部队有序后退、重整队形或安全撤离的计划。在将近两周的追击后，俄罗斯军的先锋终于在迦勒迦河（流入亚速海）赶上了蒙古军，在那里，他们要最终将迫使入侵者一战，而哲别和速不台已经选好了对蒙古军最有利的地形。为了不让敌人在长途急行军后有片刻的喘息，同时也是担心蒙古军可能再一次逃跑，信心百倍的俄罗斯王公们整顿了战斗队列，准备攻击敌人。 后来的许多编年史在记载俄罗斯参战士兵的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俄罗斯方面基本上在四万到八万人之间；其参战人数至少是蒙古军士兵的两倍。然而俄罗斯士兵大部分从谷场和乡下小村招募而来，他们都是农夫，在身体健康、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他们在偶尔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表现顽强、富有经验，但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看成是职业军队，特别是在冬季之末缺乏足够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时。与其说善于使用武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更擅长挥舞镰刀割草，或是扬起鞭子驱策公牛。贵族军官们仍确信很容易就会取得胜利，农夫们忠实地在盾牌后面列好队形，除了手中的农具——权且当作一把剑、一支矛、一个重锤或一根棍棒——以外，每个人还拿着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弓箭手站在附近，高级军官骄傲地坐在战马上，矗立在步兵的后面。 俄罗斯士兵肩并着肩，稳固地站在一起，互相依靠着，他们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攻击，他们只有下定决心保持战斗队形不被打乱。可是攻击似乎并未来临，蒙古人没有进攻，他们开始击鼓歌唱，突然，蒙古人的队伍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完全没有了声响。因为那是一个清新的春日，空气中没有太多的尘土，所以蒙古人采取了“静攻”，通过摇动旗帜来控制协调各支部队的行动，他们挥旗示意骑在马上的弓弩手，悄悄地向俄罗斯步兵阵列疾进。马蹄踏地的重击声发出阵阵回响，穿梭于俄罗斯军队的阵列中，传递到了正在待命冲锋而神情紧张的俄罗斯士兵的腿上。但对方却没有发起冲击，蒙古骑兵在斯拉夫人武器的射程之外停了下来，在那里向俄罗斯步兵阵列万箭并发。俄罗斯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他们没有人能够有效反击蒙古兵。俄罗斯士兵没有人能用剑当面与蒙古兵搏斗，没有人能将长矛投向他们，或拿着棍棒追逐他们。所有的蒙古兵都拥有大捆的箭，蒙古人在设计箭时是处心积虑的，他们的箭根本无法搭在敌人的弓弦上射出。出于受挫后的愤怒，俄罗斯士兵把散落在地上的箭折断，他们确信这样一来，蒙古人就不能得到它们再次使用了。 随着步兵被冲垮，俄罗斯的弓箭手瞄准蒙古人开始射箭反击，但是弹力不足的欧洲弓射程很短，几乎无法射中目标。蒙古人嘲笑着捡起了俄罗斯人射过来的箭；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对方的箭折断，而是将这些箭搭在自己的弓上射向了它们原来的主人，因为这些箭的槽口与蒙古的弓弦非常相配。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惊慌失措中迅速败退，俄罗斯士兵像是一群逃跑的羚羊或惊恐的小鹿，而蒙古军则追在后面，将他们一一捕杀。溃退中的俄罗斯军队与即将抵达战场的一队队士兵撞在一起、乱作一团，他们开始互相践踏，这样就堵塞了后退的道路，增加了混乱和伤亡。 俄罗斯的王公们手持耀眼的标枪，腰挂发亮的宝剑，举着各色的旗帜，身穿引以为豪的战袍，跨坐在高大结实的军马上。这些欧洲军马被豢养得体形魁伟、富有力量，成为一种展示品——在阅兵场上它们可以承载起贵族骑士盔甲的重量，但人们饲养它们却不是为了使它们在战场上快速敏捷地行动。因为有厚重的金属盔甲保护着，所以俄罗斯王公在与其他欧洲贵族鏖战沙场时常常毫无畏惧，但随着周围的步兵全线撤退，王公们也不得不逃跑。他们的军马虽然漂亮，却无法负重长途奔驰，蒙古人追上了全副武装的骑士，将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俄罗斯城邦的王公诸侯们一个个杀死。一路上，蒙古人继续追逐和屠戮退往黑海的俄罗斯人，在那里，战斗开始了，引用《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条目中的话来说，派出去与蒙古军作战的大量士兵，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家”。自从约一千年前匈奴人攻击欧洲以来，这是亚洲武力第一次入侵欧洲，并彻底歼灭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 在这场战斗之后，速不台和哲别带领士兵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天，他们连续好几天举行大规模的酒宴来庆祝胜利。战败的国王密赤思老和他的两个女婿成为宴会“荣幸的客人”，但是他们的遭遇却显示出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蒙古人用毡制的毛毯将三人裹住，以符合三人的高级贵族身份，把他们塞进帐中的地板之下，然后蒙古人整夜在地板上喝酒唱歌，慢慢地、残酷地将他们压死。让俄罗斯人知道这是对他们杀死蒙古使节的严厉惩罚，这对蒙古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地，向自己的士兵重申，应该自觉地对杀害蒙古人的不公道行为进行相应的报复，这对蒙古将领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古俄罗斯贸易城市的编年史家记录了蒙古人的出现，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些人离开后又去至何处，他们把自己国家败于陌生民族的原因归结为来自于上帝的惩罚。由于蒙古人不是留下来占领土地，而是长途跋涉返回蒙古国，所以欧洲人很快忘却了蒙古人的胜利，又重新陷入了他们自己的争斗之中。基督徒解释说，因为蒙古人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严惩罪人，所以上帝又送他们回家了。《诺伏哥罗德编年史》阐述道，“鞑靼人从第伯聂河往回走，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也不清楚他们在何处把自己隐藏；我们犯下了罪行，上帝知道从哪里将他们招来惩罚我们。” 在速不台首次战胜俄罗斯人十二年后，忽里台大会的与会者回顾了蒙古人这段早期的胜利经历。窝阔台首先关心的是从对欧洲的战争中获得财富，而不是战争策略问题。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与对中国和穆斯林的战争比较起来，远征欧洲几乎没有得到战利品。因为速不台的军队没有时间或多余的兵力去组织攻打那些墙壁高筑的城市，所以蒙古军只带回很少的战利品，但速不台的初步探索向人们揭示出，那里存在着许多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克里米亚休战养马期间，蒙古人发现这里乃是被热那亚商人所操纵的贸易中心地带，它们中有些地方已被蒙古人掠袭过。 窝阔台看上去不喜欢、更可能是不信任速不台，而速不台在很大程度上对窝阔台也如此。速不台的地位有术赤家族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居于较远的西部草原，并且继承了速不台在伏尔加河一带征服的土地。术赤死后，速不台依靠术赤之子拔都，成功进入术赤系后王的汗庭任职。拔都汗在成吉思汗诸孙中排行第二，而且是他们之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他的地位使他最有可能在窝阔台死后被选为大汗，而征战欧州将会极大地增加他的财富、威望，从根本上加强他的候选资格。 拔都提出了众多相类似的出征理由，而窝阔台却拒绝了他，窝阔台更加坚定地想从对南宋的战争中使自己获利。窝阔台的位置在蒙古帝国的中心，两个兄长家族的份地将他和欧洲隔开，只有幼弟拖雷的封地位于他和南宋之间。就在三年前——那是一个秋天，正当大多数发酵的马奶可以为人们所用之时——有天早上，四十岁的拖雷在醉酒狂欢后踉跄地走出窝阔台的帐篷，突然倒地而毙。这对窝阔台是十分有利的，他立即行动，企图通过促成他儿子贵由和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已故的客列亦惕部汪罕的侄女——的婚姻，来吞并亡弟的财产，包括祖宗故地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然而，唆鲁禾帖尼拒绝了，理由是四个年幼的儿子需要她一心一意地抚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但此时此刻，她那未经考验的儿子们尚无力与他们的伯父——大汗——抗衡。 通过南征宋朝，窝阔台在唆鲁禾帖尼面前会更具威望和影响力，同时可以将她所持的财产纳入自己的腰包，他以侵宋为借口对那些曾经效忠于她丈夫的战士发号施令。这样的话，一场侵宋战争能给窝阔台带来双重的利益：一方面，他可以从中国夺取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也有机会从亡弟的遗孀那里吞并亡弟的土地和军队。 在黄金家族内部，分成了主张入侵欧洲和主张进攻南宋的两派，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前所未有的决议：蒙古军队全线出击；同时进军攻打南宋和欧洲。蒙古军将进行一系列的战斗，这会使蒙古军长途奔袭五千英里以上，超过一百个纬度单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创造过得以与之相匹配的如是壮举，直到二战中美国及其盟国同时在欧亚发动攻势为止。窝阔台汗派出三支军队——主要都是在他宠爱的几个儿子的统率下——从不同方向进攻南宋。欧洲之战会在拔都汗的指挥下进行，他以速不台为向导；但是有个措施可能是用来限制拔都汗权力的，即来自四个世系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们，都被派去负责指挥不同方向的战斗。窝阔台则派出了他最不喜欢、最令他头痛的儿子——贵由。 虽然作出这个决议是很有勇气的，但它可能是蒙古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议。尽管对宋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蒙古人还是未能占领南宋的主要地区，而在此次战争中，窝阔台痛失一个爱子，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儿子在战争中存在分歧和缺少速不台指导的缘故。由于侵宋半途而止，因此宋帝国在最终投降蒙古之前又在风雨飘摇中存在了四十年。相比之下，欧洲之战尽管因不同支系诸王之间的争吵而被拖延，但在军事上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与以前成吉思汗征服城市时获得的财富比起来，这次征战所得到的财富价值仍然不值一提。 对欧洲用兵的准备工作需要两年，信使四处传达决议和布置任务。1235年的忽里台大会决定恢复和扩展成吉思汗时建立的驿站体系；战争的前线是如此遥远，因而迅速且可靠的通讯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在采取正式的入侵行动之前，蒙古人派出一些小分队去刺探敌人的守备情况，并为蒙古人的牲畜探寻合适的牧场和水源。他们找到那些最适合喂养绵羊、山羊，以及放牧牛马的河流、草原。有些地方看上去草地不够，蒙古人就分遣小股部队去焚烧他们日后要经过的村庄和田地，以便把农田开发为牧场，这些土地未经农夫的耕耘和种植，它们在蒙古军到来之前就被还原为草地。长达五年的欧洲战争标志着蒙古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差不多一切事情都依战场计划而进行。远征欧洲的军队由五万蒙古人和其他十万同盟军组成。作为一个老练的草原猎人，作为一个紧随成吉思汗四出征战的英勇武士，速不台表现出他经过长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如何思考，知道怎样打仗，此外，蒙哥和拔都，这两个最富智慧和最具才能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努力地协助他指挥作战。直至战争开始时，蒙古军队已经吸收了中国和穆斯林最好的技术与军事知识，这使它成为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武装力量，可能远胜于由成吉思汗亲自统率的军队。 速不台把不里阿耳人占据的伏尔加河作为征服的首要目标。1236年（猴儿年），蒙古军主力出发了，在主力部队之前以两百人的侦察兵为开路先锋，之后又以两百人的战士为断后卫队，他们一旦到达伏尔加河，真正的入侵就开始了。此战，蒙古军实施了不同寻常、但对他们来说又是屡试不爽的策略——分兵合击、至少两线作战，如此一来，敌人就无法判断到底哪个城市或王公将是蒙古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任何一个王公，如果将军队调离自己的城市而去增援其他人，那么别处的蒙古军就会进攻这个不设防的城市。由于自己的大本营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因此每个王公都把军队用来固守自己的领土，没有人去支援其他人。 速不台带领军队北上，直指不里阿耳人的故地，而蒙哥——已故的拖雷的长子，率领另一支军队南下逼近钦察突厥人。一些钦察人逃跑了，但另外的都同意加入蒙古军去攻击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人快速撤退后，蒙古人把他们的领地作为大本营，存留的百万牲畜在这里放养，向东绵延达数百英里。不少已经生活在东欧平原的游牧部落与蒙古人合作，还有一些部落不断逃离，把恐怖和惊慌散布到面临入侵的前沿地区。 从伏尔加河出发，蒙古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横扫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经过多次探查，蒙古人发现这些城邦和公国仍然处于分裂和互相敌对的状态之中，正如大约二十年他们入侵时一样。蒙古人每次都采取相同的外交程序。每到一地，他们就开始活动：派出正式的使节要求首府城市投降，加入蒙古大家庭，成为大汗的附庸仆从。如果他们愿意投降，使节就向新附庸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侵犯，允许他们的家族保持统治地位，准许他们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受保护的回报，这些人必须拿出所有财富和物资的十分之一，当作贡物献给蒙古，但几乎没有城市能付得起这笔费用。 蒙古人将梁赞城作为第一个目标，《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38年条目说“鞑靼人来时，数也数不尽，就像蝗虫一样多”。首先，小股蒙古部队分散开来去蹂躏周围的农村。每个士兵都抓来一定数量的平民、驱使他们去干杂活，如挖工事、砍树、运送补给。然后士兵们焚烧村子，让剩下的农夫向城市的木制城墙爬去，寻找安全之处。当蒙古军最后到达城市外围时，里面已聚集了众多惊慌和恐惧的平民。蒙古人派了一个女使者去递送书信并命令投降，守城的官员担心她是一个女巫，所以拒绝与她进行任何谈判，于是蒙古人准备攻城。 蒙古人不断进攻，他们令俄罗斯人感到十分可怕。一个目击者写道：“他们长着强壮有力的胸膛，消瘦苍白的脸，坚硬高耸的肩膀，短小歪扭的鼻子；下颚尖而突出，上颌深陷，牙齿长而稀少，眉毛从头发延伸到鼻子，眼睛乌黑、不停转动，整张脸长而严酷，四肢瘦而强健，膝盖下的大腿粗厚而短小。”进攻时，蒙古武士穿着一件轻巧的皮甲，它前厚后薄，所以“他们不可能试图转身逃跑”；搏斗中，“他们用长矛、棍棒、战斧和刀剑等英勇作战、绝不屈服，但最突出的是使用弓弩”；如果被俘，“他们从不乞求怜悯，绝不把自己活着交给战胜者”，这些精神，表现出他们“迫使全世界都归其统治的目的和坚定信念”。 蒙古人没有攻打梁赞的城墙，他们驱使大量强征而来的壮丁建造一项工程，这样做更能让城中居民感到迷惑和恐慌。壮丁们把树砍倒，将它们拖到城墙前方蒙古军的阵前，然后开始沿着梁赞城快速地建起一堵墙。这堵墙形成了一排坚固的栅栏，完全包围了城市，封锁了各处城门，防止城中的守军派兵突袭蒙古人或破坏蒙古军的攻城器械。这墙是木制的，以传统的“捏儿格”（nerge）形式构成，它是过去蒙古人在群体狩猎活动中围猎动物时形成的猎圈。蒙古人的墙切断了城外援军的行进路线，他们无法前来支援或是运来粮饷供给。这堵墙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最大恐惧可能是，居民们被封锁在城中，没有任何逃走的希望。蒙古兵藏在墙后面，就处于城中敌军弓箭的射程之外，而他们却可以在城中守军根本看不到的情况下，架起攻城的器械，或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 蒙古兵藏在新建木墙后面的甬道内很安全，如今他们紧紧盯住梁赞城，就像世世代代的蒙古猎人把挂着毛毯的绳索系在树上拉直、从后面俯视着被他们牢牢围住的猎物。城市居民已经熟悉蒙古人经常使用抛石机和破城锤的情形，但他们没有体验过变化后新的炮击方式，蒙古人发展出一种崭新的作战形式。他们的抛石机大量地抛出巨石、大块的木头、整罐燃烧的石脑油、火药和其他不知名的东西。蒙古兵就像使用燃烧弹和烟幕弹一样四处播撒火种，释放出难闻的气味，这在当时的欧洲被认为是邪恶魔法的施展和疾病的来源。除了射出火苗之外，这些装置还能将小型燃烧火箭或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掷向敌方的城墙。这些神秘武器造成了极大的恐怖，以致于受害者们后来传说，蒙古人不仅骑着战马而且还驾着被驯服的暴龙行进。 在城市遭受轰击的过程中，隐蔽的入侵者投射出大量不知名的东西，其所产生的炮火、烟尘造成了城内的混乱，也使城内士气严重受挫，这就等于摧毁了城市的防御。经过五天恐怖而极具破坏力的炮击后，蒙古军从木墙后面出现了，他们随即带上云梯和破城锤攻打已被损坏的城墙，仅一天的功夫就拿下此城。居民纷纷避难于教堂，在那里，很多人死于蒙古人点燃的熊熊烈火之中，胜利者将城中贵族抓捕在一起全部处死，一位当时的俄罗斯编年史家记载这场大屠杀说，在蒙古军经过的地方，“没有人能睁开眼睛为死者哭喊”。蒙古人挑选一些俘虏作为随军苦力，并迫使大量的人逃往下一个城市。难民不仅给下一个城市的居民带去了血腥的战斗情节，而且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在蒙古军到来进攻之前，他们再度使那个城市的生活空间变得十分狭小。 当新战俘拆除栅栏、开始将木料运往下一个目标城市时，一位随军的蒙古户口调查官记录下了掠夺而来的人口、牲畜和货物的数量。他们根据所有蒙古人——从孤儿寡妇到黄金家族的成员——应得份额的规定，把货物和俘虏分成多份，然后派上千战俘将货物运回哈剌和林。 难民传播着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情况，这些情况也可以从马修•帕里斯——英格兰赫特福德郡圣艾版斯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写的编年史中看到。1240年，他记录了已知最早的关于蒙古人在西欧的活动，他说蒙古人是“一个巨大的游牧部落，属于可恶的撒旦后裔”，“就像从塔尔塔罗斯释放出来的魔鬼一样”，他还错误地写道，“他们叫鞑靼人，来自于一条叫鞑靼的河，它穿过他们居住的山脉”。“塔尔塔罗斯”是地狱的希腊语名称，是冥府最底下的深渊，提坦就是因为在众神之间挑起战争而遭审判并被囚禁于此。 帕里斯记述蒙古人“毁灭性地蹂躏了东部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接着他又通过具体的细节来描述这些残忍的入侵者，他们“把城市夷为平地，焚烧森林，摧毁城堡，砍倒葡萄树，破坏花园，集体屠杀市民和农夫；如果他们偶尔宽恕了一些求饶的人，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下贱的奴隶一样，强迫那些人在前面与亲人撕杀。假如这些人佯装搏斗，或是通知他们的同胞逃跑，那么紧随其后的鞑靼人就会把他们宰杀；即使这些人英勇战斗并获胜，也得不到任何奖赏作为回报，野蛮人就是这样把俘虏当作牛马一般来虐待的”。 从激烈的警告上升到歇斯底里的怨恨，马修•帕里斯继续咒骂蒙古入侵者：“他们毫无人性、如同禽兽，与其说是人还不如称其为妖魔，他们饮血止渴，把狗肉和人肉撕裂后吞吃。”在使用很多侮辱性的刻薄话来添油加醋之后，他说出了一些重要而准确的信息：“他们披着牛皮，用铁制长矛武装自己；身材粗短，体格结实而富有力量；他们战无不胜、劳而不倦；他们没有用盔甲掩护后背，而是用它来保护前胸；他们喝牛羊的鲜血，把它当作美味佳肴；他们有强壮的战马，这些马以树叶甚至是树杆本身为食；由于他们腿脚短，所以上马时要靠三层的台阶而不是马蹬。”帕里斯书中其他部分的要点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掺杂了少数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人间法律，不知怜悯，比狮子或熊更残忍；他们有用牛皮制成的小船，十或十二人拥有一条；他们擅长航行或游泳，因此可以及时地、毫不困难地横渡水面最宽阔、水流最湍急的大河；当牛羊的鲜血喝完时，他们就喝混浊不清的水，甚至喝泥浆水。” 就在1240年马修•帕里斯记录下这些所见所闻的同时，蒙古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俄罗斯大多数的地区性城市，他们正准备攻占斯拉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宗教中心——基辅。1240年（鼠儿年）11月，蒙古特使利用早到的冰季，跨过许多河流，来到基辅城下，不出意料之外，基辅当局把他们全部杀死，并傲慢地将尸体挂在城头示众。 在蒙哥率领下，蒙古军在初冬时节屯兵基辅城周围，俄罗斯牧师形容它为“鞑靼之云”。据说蒙古军行动时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连城内的人们彼此都无法听见彼此之间的说话。当蒙古士兵攻占各处城门时，居民们躲进了宏伟华丽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避难，直至教堂内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任何人时，人们关上了大门。外面惊恐万分的难民仍然希望在教堂圣地附近找到安全之地，很多人爬上教堂的围墙，到屋顶上去寻找避难所，由于他们的人数太多，以致于整个建筑物因不堪重负而倒塌，压死了许多拥挤在教堂里面的人。 1240年12月6日，蒙古军打下了基辅城，洗劫并焚毁了该城。基辅守将德米特尔，在被贵族统治者抛弃之后，仍然顽强奋战，拔都非常赞赏他的军事才能和坚韧毅力，赦免其不死。蒙古对俄罗斯战争的阶段胜利结束。在一年多后的1242年条目中，《诺伏哥罗德编年史》开始提到这一地区新的统治者，书中不仅称之为“蒙古的拔都汗”，而且还冠以“沙皇拔都”的称号，其意义就是“恺撒拔都”，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统一的权威政治的建立，这种权威凌驾于众多互相敌对的俄罗斯王公家族之上。正如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所说：“我向您鞠躬，沙皇陛下，因为上帝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随着基辅的陷落，蒙古完成了对欧洲东部的征服。蒙古人把大量难民赶往西方，难民散布着有关蒙古人的传说，这样，在蒙古人到达之前，中欧地区已人心惶惶。难民几乎没有机会逃脱，1241年2月，速不台派出了新的侦察小分队，当时河流仍旧结冰，蒙古骑兵更能轻而易举地挺进到匈牙利平原。欧洲战场上的战争，还涉及到对未来蒙古帝国和世界的支配权的争夺，当然这不取决于战争本身——打胜仗对蒙古人来说相对容易，它取决于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在幕后的政治角逐。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被选为大汗，这其实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没有解决汗位继承问题；而只是推迟到了下一代，现在，这下一代人正指挥蒙古军横扫欧洲，并已经开始了对最高领导权的竞争。 速不台与那些人相伴而行，他们分别代表着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各自的家族。在窝阔台的爱子去世后，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将成为下一位大汗，但究竟是哪一个呢？根据蒙古法律，这个人将在忽里台大会上选举产生，欧洲战争是他们的试验场，是他们竞选汗位的战争。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各自谋求在将来等级层次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先地位，这就与他们的军事才能紧密相关。在蒙古的许多政治事件中，人们往往以角斗这种最高表现形式来决定谁拥有优先权。在一次庆功宴上，拔都站了起来，公开为大家祝酒，他首先把酒喝下，以此表明自己在所有孙子中处于最长者和最崇高者的地位，这就等于公开宣布他期望成为下一任大汗。贵由表示强烈反对，声称自己应该排在拔都前面，因为他的父亲是现任大汗。还有一个人，叫不里，“性情固执而鲁莽”，而且“喝醉时言语狂烈”，他气愤地抨击拔都并不是真正的黄金家族成员，因为拔都之父是篾儿乞惕人的私生子，这就把一段曾让整个家族充满痛楚的陈年往事再次摊上了桌面。 根据后来的一篇文献——其记事起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三位王子互相之间长时间地大声叫骂。不里向拔都吼道：“你只不过是个长胡子的老女人！”贵由重复说：“拔都就是一个拿着箭囊的老女人！”他俩的态度引起了家族中其他人的不满，于是贵由和不里气冲冲地离开宴会，骑上马诅咒谩骂而去。这件事传到了窝阔台汗的耳朵里，他顿时脸色发青，立即传唤几个年轻人到汗庭。窝阔台起初拒绝接见他们并威胁说要将儿子贵由处死，提起桀骜不驯的儿子时，窝阔台说：“他可能会像鸡蛋一样腐烂掉！” 窝阔台逐渐平静下来，最后终于准许贵由入帐，他严厉地申斥贵由挑起家族内部争斗、虐待士兵的行径。他指责道：“你挫伤了自己部队中每个人的士气。”窝阔台富有洞察力地向贵由提出治军方略，随后他问儿子：“你以为俄罗斯人是因为你如此对待自己部下而投降的吗？你以为他们是因为惧怕你而投降的吗？”他又嘲笑道：“就因为俘虏了一两个士兵，你就觉得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你连一只小山羊都不能捕获。” 窝阔台继续措词激烈地教训儿子：“这是你第一次从大汗的的帐里走出来，所以你应该尽力炫耀你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你应该摆出一副得到了一切东西的样子，你应该把人们当成动物一样、对他们大声呼叫。”最后，窝阔台对他兄弟的儿子们平心静气地抚慰了几句，并援引了成吉思汗的讲话——关于在草原上处理军务的必要性，然后他让孩子们回去，继续从事征服欧洲的事业。 此前欧洲所听说过的成吉思汗征战亚洲的少许情况，只有事关他摧毁花剌子模帝国的非常模糊的一点点信息，但随着基辅的沦陷，大批难民和许多传说突然之间从东欧涌现和传布开来。在欧洲的右后方出现了可怕的蒙古骑兵，他们好像来自于四面八方。马修•帕里斯写道，蒙古人对西欧的入侵，“伴随着极端的暴力行为，他们闪电式地进入基督徒的领地，所到之处废墟一片，不断进行大屠杀，难以形容的恐怖和惊慌沁入每个人的心中”。关于“闪电式”的战争模式可能是第一次被提及，后来它获得了德文名称“闪电战”（Blitzkrieg）。 速不台将五万人马兵分三路，兵锋直指南部的匈牙利，另外派两万人穿过波兰指向北部的德国，以作为牵制。从蒙古本部、经东欧平原、进入波兰和匈牙利，蒙古军横扫四千英里，直至维也纳城下，与条顿骑士团控制的德国城市以及结成汉萨同盟的德国城市相对。在北部，蒙古军犹如石子蹦过冰池一般横跃波兰，他们闯入这个国家，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地陷落。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结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包括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骑士；他仓促地征召了所有能战斗的士兵，甚至选拔组建了一支由金矿工人组成的小分队去袭击敌人。1241年4月9日，双方在位于现代德国靠近波兰边境的里格尼志城遭遇，蒙古人在离此城约六英里处选定一块开阔的空地准备战斗，战场就是后来德文中的“瓦勒斯塔忒”（Wahlstatt）——上帝选择的地方。 大公亨利命令骑兵向蒙古军的阵列冲锋。蒙古人击退了敌人第一轮的进攻，但他们似乎顶不住第二轮的攻击、突然掉头逃跑。欧洲骑士为胜利而欢呼，他们打破了原有的阵形，开始追逐蒙古人，蒙古兵在前面慢慢撤退，与欧洲弓箭的射程只保持很短的距离。正当欧洲战马在骑士盔甲的重压下开始变得疲劳时，雷鸣般的爆炸声在它们周围响起，滚滚浓烟将它们笼罩，欧洲人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编年史家简•德鲁考兹说，蒙古人在战场上使用了一种装置，它像一个“巨大的头颅，里面忽然喷射出一股气味难闻的浓烟，将波兰人团团围住，使他们几乎都要晕倒过去，因此他们已经无力再战了”。浓烟和爆炸声把骑士与远在他们后面的弓箭手、步兵隔断了，蒙古人又一次先使敌人过于自信，后把他们诱入致命的陷阱。欧洲军队四处散开，混乱不堪，士兵们摸不着头脑，顿感疲劳，骑士及其马匹很容易就成了蒙古人的目标，他们纷纷掉头将敌人射杀于马下。 蒙古军也击垮了德国人。欧洲的记录证实，大公亨利的三万军队中有二万五千人阵亡，蒙古人还抓了很多俘虏，特别是其中的矿工，他们对这一职业知之甚少但却十分赏识，他们挑选出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和有才能的人。胜利者把成千的矿工押送往东方，到蒙古帝国西部的准噶尔去开采丰富的矿藏资源，那里属于窝阔台的私人财产。 从基辅到德国的全部战斗，只是蒙古的战略牵制，目的就是阻止欧洲人出兵支援蒙古人真正要攻取的目标：匈牙利草原。在成功地消灭北方诸国大部分的军队、重创其他各国并迫使其中立之后，蒙古从波兰和德国的城市撤军；与此同时，当地的人们坚信他们实际上已经获胜，赶走了侵略者。战死的大公亨利二世成了殉教者，被称为“虔诚的亨利”，同时，一座附有祭坛的本笃会修道院也建立起来，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亨利的母亲圣徒海德薇格，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亨利的无头裸尸，她是从尸体左脚的六个脚趾头上认出自己儿子的。到了更晚的十九世纪，普鲁士政府将修道院改建成一所军事学校，他们特别强调曾在该地发生过的那些战争的策略和战术，以此来培养未来的德国军官。 几天后，在匈牙利的广阔战场上，蒙古人重新多次施展了上次击败屠戮德国骑士的战术，造成对方更多的伤亡。速不台的五万军队对匈牙利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随后开始撤退，此时匈牙利国王别剌率军尾追而来。速不台一连撤退了好几天，直至他到达莫希平原时为止，那里的地形对蒙古军非常有利。匈牙利军队集中在一起，安扎下密密麻麻的营寨，并用马车和沉重的铁链构成一个外围圈以加强防御，国王将他的士兵关在圈内数天。对于拔都来说，他习惯于让士兵们分散开、组成小队睡觉，而匈牙利人决定用铁链将自己围起来，以便集中成一支紧密的战斗编队，这就等于用一根绳索和一张毛毯将自己捆住，而蒙古人正是用这两样东西来大规模地捕获猎物的，他们放下抛石器，开始投射各种石脑油、火药、滚烫的热油和其他东西。 匈牙利人无法忍受浓烟和烈火，纷纷走出营寨，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蒙古兵包围，但蒙古人似乎忘了在另一地区内驻守骑兵，这对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人来说近乎奇迹，那块不设防的空隙地刚好位于他们的都城——佩斯的方向，而逃回佩斯需要三天的路程。于是匈牙利人向家里跑去，惊慌之情油然而生，有的人徒步急行，有的人伏在马背上奔驰，军队阵形大乱，士兵向各处逃散，为了更快地逃走，他们扔下了武器装备。当然，蒙古人并不是偶然让这块空地不设防的；他们已布下骑兵等待着正在逃亡的、心惊胆战的匈牙利人。蒙古兵把许多人赶入沼泽和湿地，将他们溺死。编年史家、斯巴拉多城（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执事长托马斯，形容蒙古人为“鞑靼瘟疫”，他最逼真地描述了他们对匈牙利人的大屠杀：“死者纷纷倒在路的左右；这些可怜人的尸体就像冬日落叶一样撒满一地；鲜血如同骤雨一般奔流着。” 骑士未能在战场上打败蒙古人，现在神职人员企图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压服蒙古人。基督教的牧师可能了解到有很多蒙古人是基督徒，但有一点他们不是很清楚，蒙古人对于暴露在外的死人遗体是怎样地厌恶和憎恨。面对步步进逼的敌人，牧师将逝者的遗骸和其他遗物陈列展示出来，试图以此拒敌于佩斯城外。一具具暴露的尸体极大地激怒了蒙古人，因为如此行为是在仪式上亵渎他们，憎恶他们，愤怒的蒙古人令人可怕，他们不仅杀死了牧师，而且还焚烧了那些遗物和教堂，以去除污染、净化自身。这场遭遇战对欧洲而言，不但是军事上的失利，而且也是宗教上的重挫，除了士兵和国王被杀之外，匈牙利人还失去了一名主教、两名大主教，以及许多虔诚的圣殿骑士。 蒙古人动摇了骑士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也把国王别剌四世向南驱赶到亚得里亚海岸边。不少文章描述了蒙古入侵所带来的巨大心理、情感创伤，包括洛哲儿写的《鞑靼入侵时匈牙利国破灭记》，或《鞑靼奏响匈牙利毁灭的哀歌》。自从在匈牙利和波兰遭受了损失近十万军队的沉重打击后，欧洲骑士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人们进行哀悼，称这些军队是骑士和贵族中的“精英”。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和身披笨重盔甲的骑士消失了，1241年的复活节浸没在硝烟和火药之中，蒙古人的胜利预示着欧洲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彻底崩溃即将来临。 1241年下半年，在蒙古人取胜后仅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星期天——10月6日，当日蚀遮盖太阳时，警报变成了恐慌。往来于欧洲各地的人们认为，日蚀发生在神圣的日子里，无疑是表明，在蒙古人统治下，欧洲还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对入侵者身份的无知，使恐慌不断增长。在广为流传的信函中，充满了错误的信息，一名牧师向波尔多的大主教报告说，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食人族，在一场战斗过后他们就开始吃死尸，最后只剩下了骨头，这些东西甚至连秃鹰也不屑啄食”。根据这些细节性的、故意带煽动性描写，蒙古人喜欢吃老妇人，他们群奸信奉基督教的处女直至她们精疲力竭而死，以此来庆祝战场上的胜利，然后，“她们的乳房被割下作为食物献给长官，尸体则在欢庆的宴会上供给野蛮人吃”。 蒙古人先后连续取得了对不里阿耳、俄罗斯、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胜利，导致了附近地区警报频传和恐慌弥漫。这些人是谁？他们想做什么？正如马修•帕里斯悲叹道，没有一个欧洲人懂他们的语言：“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另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 缺乏有用信息的其他来源，于是基督教的牧师们翻阅《圣经》寻找解答。“鞑靼”(Tartar)的名称听起来像“塔希施”（Tarshish），他们的君主“将拥有从海洋此岸到彼岸、从河流到大陆尽头的统治权”，圣诗也陈述道：“居住在荒野的人民将在他面前鞠躬；敌人要为他掸去身上的灰尘。塔希施和岛上的众王将给人们带来礼物。” 对牧师而言，“带来礼物”的说法把塔希施君王和带给幼年基督礼物的“东方三王”联系了起来，他们忽然间看见的一段说明，又把这些情节与蒙古人联系起来。1164年，在外作战的德国十字军士兵带着一些尸骨返回家乡，他们声称这些骨头是三王的；1181年，德国人制作了一个涂有金釉的精美圣骨匣，装上这些遗骨并存放在科隆城里宏伟崭新的大教堂内。结果，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偷窃神圣遗物的行为，所以基督徒害怕，鞑靼人入侵欧洲是为了索回他们祖先的遗骨，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了到达目的地科隆，蒙古人就很有可能直插欧洲的心脏地带。 蒙古人从匈牙利转向南面至巴尔干，这样他们就无法骑马到科隆了，此时，牧师们推断，假如蒙古人不是在搜寻三王的遗骨，那么入侵者可能就是被驱逐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无法从“巴比伦之囚”中返回家园，他们被监禁着，一条穿越波斯的河流将他们与世隔绝。基督教的编年史家们说，西元1241年相当于犹太历法的五千年，在这一年，许多犹太人正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或是大卫国王的再次现身。 马修•帕里斯起初好像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蒙古人不说希伯来语，也没有法律，这与《圣经》中关于上帝将法律赐予摩西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然而不久，帕里斯找到的线索，证实了蒙古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也证实了摩西时代和帕里斯自己时代的关联。这些陌生人可能是失踪的希伯来部落，因为“在摩西统治时期，他们叛逆的心灵堕落了，走上了邪恶思想的道路，所以他们追随陌生的神，遵循不为人知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他们身处更高文明的环境中，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了解，他们心灵迷惑、语言混乱，就像凶残的、毫无理性的野兽一样生活着”。 由于“犹太人十分地邪恶”，基督徒控诉他们引来愤怒的蒙古人加罪于无辜的基督徒。根据帕里斯很不可靠的记述说，欧洲的犹太族领导人“在秘密的地点召集了一次全体大会”，“他们中最英明、最有影响力的人”讲话了，说“从前被囚禁的以色列部落的同胞们，已经起来斗争，要使整个世界服从我们；我们先辈的遭遇越是悲惨、越是长久，我们身上的荣誉就越是伟大”。大概讲话人想让其他犹太人“带着珍贵的礼物去问候蒙古人，以最崇高的敬意去接待蒙古人：他们需要稻谷、美酒和武器”，因而，犹太人搜集了“他们在各处所能找到的所有待售的宝剑、匕首和盔甲，将它们安全地装进桶中，以掩盖其反叛行为”。没有现成的更好解释了，基督徒们就相信了这个故事，把它作为“犹太人隐藏反叛行为和特大阴谋”的证据，因此，犹太人要么马上被移交给刽子手，要么被判为终身监禁，或被迫用自己的剑自尽。 不论这些细节是如何地荒谬，也不论其证据是如何地不足，这个故事在全欧洲导致了可怕的事件和灾难性的后果。欧洲人无法打败蒙古人——这个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边境的敌人，但他们能打败犹太人——这个想象中的内部敌人。从约克到罗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愤怒的基督教群众不断袭击犹太人区。基督徒们听说过蒙古人在战斗中所用的手段，他们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犹太人，他们烧毁犹太人的家，集体屠杀犹太居民。设法离开城市的犹太人四处逃亡，寻求避难，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区域，他们都遭到了更多的迫害。为了清楚地查明那些犹太人的避难所，并阻止他们进入新的基督教区域，教会命令犹太人必须穿特别的衣服，佩戴徽章，这就等于给他们做上记号，以便他人识别。 随着匈牙利军队的溃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敞开了，数周之后，惊恐不安的当地人看见蒙古侦察部队在城市的边缘区巡游。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英吉利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此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这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 与无名英格兰人被俘的同时，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战争也结束了。他们沿着大草原横扫中亚、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哪里没有了牧场，蒙古人就在哪里止步。每个战士配有五匹马，他们需要牧场来休养战马。他们最突出的地方是速度优势、令人吃惊的灵活机动性，但当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森林、河流，通过有庄稼和沟渠、有篱笆和木栅栏的耕地时，这些优势就丧失了。农田中松软的犁沟使蒙古战马难以平稳地踏足前行；那些有耕地的地方，也开始从干燥的草地变为沿海地带的湿土，湿气使蒙古人的弓弩丧失了弹力和准确度。 尽管蒙古人的探路队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从物质方面来看，他们在全面入侵西欧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1241年11月11日，窝阔台去世，据说他是在酒醉昏迷中亡故的，在四到六个星期之后，消息从四千英里外的哈剌和林传到了欧洲的蒙古军中；大约在同时，察合台也离开了人世，于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仅仅十四年，他的四个儿子已全都逝世。现在，这些诸王——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为了角逐下一任大汗，要返回蒙古，在相互之间继续展开斗争。几个家族接下去的斗争将延续十年之久——至少在这十年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将不会有蒙古侵略的危险。 1242年（虎儿年）最初的几个月，从西欧撤兵的蒙古人回到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据点。欧洲的城市几乎没剩下多少可以掠夺的东西了，所以蒙古人在行军路上很少得到补给。他们所带之物中最有价值的，是原来匈牙利国王营地的帐篷及其中的用品，拔都将它们据为己有，摆放在伏尔加河旁自己的营地中。尽管缺乏货物，但蒙古人得到了各类工匠（如萨克森的矿工）、抄写员和翻译人员（在贝尔格莱德和巴尔干被捕获）、一队法国战俘（至少包括一名巴黎金匠）。 蒙古人在入侵时获得的物质回报令人失望，而他们又渴望炫耀财富，于是军官们与停留在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进行交易。为了在交易中换得大量的商品货物，蒙古人允许意大利人带走许多欧洲俘虏，尤其是年轻人，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地中海沿岸贩卖。这样就在蒙古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利益纽带，这些商人在黑海建立贸易点、开辟新市场。蒙古人赋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市场贩卖斯拉夫人的权利，作为报答，他们为蒙古人提供加工的货物。 贩卖青壮年人口的协议，将会给蒙古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把奴隶卖给埃及算端，算端将奴隶编成军队，二十年后，蒙古人注定与这支多数由斯拉夫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相遇，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与蒙古人作战的大量经验，被贩卖之前，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中学会了蒙古语言。这场未来的遭遇战，发生在位于现代以色列的加利利海沿岸，与双方初次在俄罗斯平原上的较量相比，其结果将完全不同。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 全球的觉醒（1262－1962年）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 鞑靼人已君临天下四方。 ——托马斯•曼恩：《魔山》 无论是从臣民的数量、领土的面积还是财富的多寡来说，这位大汗都是最强势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认识：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期间，“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指出，因为许多男人在都城逗留，所以大量妓女也聚集在各个城区内陪他们寻欢作乐。学者和医生从中东赶来，在这里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罗马天主教、聂思脱里派和佛教的传教士们，与已在中国生根的道家和儒家同行们一起生活。穆斯林的牧师、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一些地区的犹太法师也加入了这个混合共同体，在这个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在到处传播。大都要比哈剌和林庞大得多，但它与哈剌和林一样，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国际法准则，它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会，适合作整个世界的首都。 最后，在都城的中心地区，忽必烈却建造了一处蒙古人的休息所，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和汉人能进去。在高墙之内，有蒙古武士把守，皇室家族继续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于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块宽大开阔的场地饲养牲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先例的。紫禁城构成了一个微型草原，镶嵌在蒙古国首都的中间。在蒙元时代，紫禁城的整体布局非常复杂，里面充满了毡帐，宫廷人员很喜欢在那里居住、用餐和睡觉。怀有身孕的大汗妻妾们坚持要让她们的孩子在帐中出生，长大时在帐中接受正规教育。忽必烈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公开场合坚持像中国皇帝那样生活，而一旦处于紫禁城的高墙之内，他们就继续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当方济各会教徒鄂多力克在1320年代访问元朝时，他描述汗八里的紫禁城说：“在该皇宫的区域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山，上面种着树木，由此得名‘青山’，一所高贵奢华的宫殿屹立在山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大汗是常驻在那里的。”鄂多力克的一段文字，看上去与以前关于哈剌和林的描写相近，他说：“在该山的一侧有一个很大的湖，上面是一座最雄伟的大桥，湖中有无数的鹅、鸭和各类水禽；山上的树木生长茂盛，成群的飞禽走兽栖息于此。” 忽必烈汗建造的木制宫殿，其基本轮廓与哈剌和林的宫殿相似。他在殿中安装了机器孔雀；它们伸展尾翼，摆出一副大声号叫的样子，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当年哈剌和林宫殿中银树上那个由纪尧姆•布涉制造的天使。忽必烈可能把那棵华丽的银树从哈剌和林带了过来，至少他把银树的一些部件安装在汗八里了。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大厅中，在大汗餐桌旁边的一个地方，放着一件庞大而美丽的手工艺品，它一只方方的箱柜，也许是餐柜，每条边约三步宽，箱子上面精致地雕刻着镀金的动物图案。”里面的装置也很像银树：“中间是空的，置有一根纯金的大导管……每个导管的端口都差不多大小，伴有各种美味和珍贵香料的葡萄酒或饮料从前端流向后端。” 在紫禁城内，忽必烈和他的家人在穿着、讲话、食物、运动和娱乐方面仍然表现出蒙古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豪饮大量美酒，大声地啜食羹汤，并在吃饭时用刀切肉，这让汉人感到厌恶，因为汉人只是在厨房准备饭菜时才这么做。由于豪饮狂欢在礼节上的重要性，朝廷的场面变得有些混乱，所以个人主义的蒙古人试图模仿中国朝廷上那种繁琐而庄严的礼乐仪式。依中华帝国的传统，朝臣是根据他们的官阶等级来站列的，与此相反，蒙古人往往无秩序地挤在一起，不过，最让汉地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蒙古女人竟然毫无拘束地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即使在非常重要的场合也是如此。蒙古朝廷上的各种礼节仪式十分紊乱，有时大汗的贴身护卫不得不用权仗摒退簇拥在一起的官员和宾客。 与他的祖父一样，忽必烈认识到，制定一部明确而强制性的法典作为管理民政的依据，是很重要的。创立和执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领、也是中国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传统手段。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忽必烈没有用蒙古法律取代中国法律，甚至也没有修改中国法律使之与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这样他就同时赢得了蒙古人民和汉地追随者的拥护。法律是忽必烈争取臣民忠心和支持的法宝，也是他最终战胜对手南宋的重要武器。 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 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与此相比，就在蒙古人尽力限制使用酷刑的同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通过法律，将酷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罪行，而且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存在着种种血腥的肉刑，如在刑架上将肢体扯裂、用大轮子碾碎身体、钉尖桩或各类火刑，蒙古人则不然，他们仅限于用藤条抽打。 蒙古法律的温和性和草原文化的习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传统中国官府经常将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额，以致于使犯人永远地带着罪行的标记。由于蒙古人认为前额是灵魂之所在，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是罪犯的头也不能这样被随意伤害。蒙古当局允许在已经实行的地区继续刺字，必须说明的是，犯第一、二等罪的刺在上臂，犯第三等罪的刺在脖子上，但绝不刺在前额。蒙古人不允许将这种刑罚扩展到新的地区或那些还没有实行过的少数民族身上。蒙古当局不是把将罪行写在罪犯身上，而是喜欢写在罪犯家前面的墙上，以致于所有居民都能对罪犯保持小心警惕。他们也实行假释制度，被假释的囚犯必须一月两次向当地官府报告，以便官府督察他在此期间的行为。与蒙古的群体将功补过的原则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囚犯要获得自由，就应该自觉充当执法机关的助手，用自己的知识协助官府逮捕其他犯人。犯人，有时还有他的所有家人，必须将罪行供词写下来，把对审判的异议或不满也写出来。为了保存这些文字记录，他们还必须按上手印。在任何时候的司法实践中，蒙古官府总是希望让最低层组织去解决尽可能多的案件，而官员则不加干涉。一个家庭中的罪行可以由家庭解决；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僧侣中的纠纷，可以由那个宗教中的僧侣解决；一个行业中的罪行可以由该行业的公务会解决。 与解决纠纷有关的是，蒙古当局鼓励印刷犯罪学方面的书籍，以便让公民个人和小型行会受益于正确的法律指导。在刑法条文中，他们也规定了对官员的最低要求：去犯罪现场搜集、分析和汇报证据。条文中还规定了为搜集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而搬动和检验尸体时的注意事项，规定书面报告必须一式三份，包括描述伤口位置的图案。蒙古式的程序不仅提高了执法的效率，而且也符合蒙古的基本方针政策：所有人民——不仅是受教育的精英阶层，都将知法，而且能以法律来行事。对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定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没有用古典诗歌和书法艺术来教育官员，他们注重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对于从媒人、商人到医生、律师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设置了最低的学问标准。蒙古人在每个地区的政策似乎都是一样的。它们确保有广泛的个体人员能从事这些行业，并在服务中得到好处，同时，这些政策也力图规范和提升行业的水平。 以这么少的蒙古人要统治中国境内这么多的人，忽必烈汗好像不得不接受通过传统官僚选拔制度——它需要一个学习和考试的漫长过程——而组成的政府，但是实际上他拒绝了。他没有让古老的制度永久保存下去，而是废除了考试，为了能有助于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转向大量的外国人，特别是当时他可以随时调遣的穆斯林，当然还有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忽必烈的祖父发现，受教育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非常精通“法律和城市税收”，像祖父一样，忽必烈从弟弟治下的波斯引进了大量的穆斯林。他一再要求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派一些学者和有知识的人过来，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对个别民族或种族集团的过分依赖，于是他倾向于使不同人们之间互相制约，他经常将汉人和外族人混合起来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亚美尼亚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儿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项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欧洲人。蒙古人在每个部门中规定了种族的名额，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和外国人，这样，每位官员的周围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于才能和功绩、而不是出身，能从社会的最低层到最高领导层中去选拔人才那样，忽必烈的政府部门也经常从最低级的职业如厨师、看门人、抄写员和译员之中搜罗人才。低层人员得到提升，进入新的部门，这增强了他们对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和忠诚，削弱了他们与被统治人民的联系。 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固定的官阶级别，忽必烈汗强化了成吉思汗的决策体制，即通过大型集会和政务会及经常性商议作出决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样，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地方政务会天天召开，任何新措施必须至少有两名官员的同意盖印才能通过。政务会必须讨论焦点问题并达成多数一致；所有决议都要由集体决定，而不是一个官员说了算。按照传统中国的标准，只要由一位官员决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显得毫无效率和不切实际，它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由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旧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学者型官僚，许多人需要这些官僚提供帮助或盖印批准，于是官僚们就靠榨取这些人的钱财为生，蒙古人雇佣职员来处理日常琐碎的行政事务，付给他们薪俸。蒙古人统一了境内的薪俸标准，而在这之前，因生活费用不同而产生了许多的地区差异。 成立自愿参与的公务会和雇佣带薪的公务员等制度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它们在蒙元王朝实行的时间不长。明朝统治一建立就马上回复到了传统的官僚体制，放弃了上述有助于统治的公务会。这种共享行政管理权的经验再也没有在中国尝试过，直至二十世纪，共和政体的奠基人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进地方政务会、讨论会、带薪公务员和公民参政等做法。 为进一步促进帝国境内商业的快速安全发展，忽必烈竭力推广纸币的使用。至马可•波罗来到时，这一制度正在全面起作用。他描述，纸币是用桑蚕丝、以我们熟知的纸的形式制成的，而这种东西对欧洲来说仍是个巨大的谜。纸币被裁成各种尺寸的长方形，在它的上面标明价值，并盖上朱红色的印花图章。与笨重的铸币相比，纸币主要的优点在于使用时更便于携带和运输。马可•波罗写道，纸币在整个帝国被广泛接受：“拒绝使用将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非常乐意接受纸币形式的付款，因为他们能用它买到任何东西，包括珍珠、宝石、金子和银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试图建立纸币制度，但却失败了，因为纸币观念不为当地商人所容，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对此的不满情绪已使他们接近起而造反，而当时蒙古人还不能确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镇压，当局不愿意继续冒失败蒙羞的危险，最终取消了纸币。 哪儿有纸币流通，哪儿就更有可能发生信贷和金融危机。在一项试图适应市场、包括扩大信贷范围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规定可以宣布破产，但为防止利用它来逃避债务，不允许商人或消费者超过两次宣布破产，在第三次宣布破产时，他们就可能面临死刑。 当蒙古人坚决抵制部分中国文化如儒家学说和缠足时，精简的货币制度显示出他们十分欣赏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忽必烈是愿意在中国历史中探根寻源、汲取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制度的。为发扬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忽必烈建造学校，恢复中国的翰林院，它由这个国家中最富智慧的学者组成。1269年，他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1271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他增设新机构、任命学者去记录当代事件，编写和再版老课本，整理档案文件。 蒙古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言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言的，还有的抄写员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当然他们在使用各种语言时，还是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蒙古人发现，仅仅使用蒙古－畏兀儿字母表，难以记录他们所需的、来自于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行政信息。在每天的行政管理中，官吏们都不得不拼写各种各样的名词，如中国的城镇、俄罗斯的王公、波斯的山脉、印度的圣人、越南的将军、穆斯林的传教士和匈牙利的河流等等名称。因为蒙古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言，所以忽必烈汗就努力进行革新实践，这在知识史和行政史上是个创举。他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大汗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但并不强迫每个人都使用，他允许汉人和其他臣民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书写方法，当然他希望新的文字符号能凭本身的优点来最终取代以前的旧文字。汉族学者极为喜爱自己古老的语言文字，绝对不允许它们被剥夺，而去使用一种明显是属于野蛮人的新书法；一到蒙古统治衰落时，大多数的被统治人民也都最终放弃了蒙古的这一书写方式。 农民们照例还是拜倒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脚下，后者支配着与农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方面。蒙古人颠覆了旧的基层行政划分，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五十家为一个单位，叫做“社”。这些基层单位对农民的生活负有广泛职责，具有足够权威。他们督劝农事，负责改良田地，管理水利和其他自然资源，提供粮食储备应对饥荒。总之，他们以基层政府的形式发挥作用，将成吉思汗时的十进制组织因素和中国农民传统结合了起来。 社也有责任为农民的孩子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蒙古人把提高整体文化水平作为改善个人生活的途径。忽必烈汗设立公共学校，让所有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农民的孩子。在这之前，只有富人才有时间和金钱去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对文盲的农民阶级的统治。蒙古人知道，农民的孩子在冬天有时间学习，教师不是教他们古典汉语，而是用通俗语言为他们讲授更实用的课程。档案记录显示，在忽必烈汗在位时期，蒙元王朝共建了两万零一百六十六所公共学校，尽管官方为提高记录而有可能夸大了这个数字，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瞩目，因为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西方，一个世纪以后，作家才用通俗语言写作，将近五百多年以后，政府才担负起为普通大众的孩子提供公共教育的责任。 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文学艺术只关注于具体的某一类作品，因为它要在国家考试制度中用到，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往往落于官僚制度及其相关方面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许创作各种类型的作品，他们鼓励作家要用大众通俗的语言，而不要用仅为学者型官僚衷爱的古典语言写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于普通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他们融合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创造出新的、更振奋人心的娱乐形式。 从1206年庆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开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场面壮观的礼仪性戏剧表演，一连持续好几周。1275年，他们通过一出由军队表演的礼仪性戏剧，展现了蒙古人的战争历程，该剧共六幕，象征着从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国创建时的重要阶段。 戏剧演员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塑造一个备受欢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热情地支持戏剧——这种被传统中国文化极为忽视的艺术。他时常叫人在皇家场院中演戏，蒙古臣僚们酷爱戏剧，里面充满了杂耍的动作、动人的音乐、鲜艳的化妆和华丽的服装。很像欧洲的威廉•莎士比亚，蒙元时代的剧作家创作出娱乐性作品，同时也寻求现实问题的素材，如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据说——但可能无法证实——在忽必烈统治时，任何戏剧都不需经过审查。结果，戏剧变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时期也成为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代上演的新剧本总数估计在五百个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约有一百六十个。 在传统中国，演员和歌唱家等表演艺术家，与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级职业一样，不被尊重、受人歧视。蒙古统治者提升了他们作为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并划出了专门的剧场区，使戏剧表演不再局限于市场、妓院和客栈。中国戏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乐曲互相结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自己和大众尽情娱乐，蒙古人青睐通俗文化，同时他们仍然厌恶流血文化。虽然他们喜爱摔跤和剑术，但他们不举行角斗和当众杀人等为罗马人所痴迷的游戏，也不举行欧洲传统的以兽斗兽或以兽斗人活动，前者如纵犬斗熊和以狗斗狗，后者如斗牛。蒙古人严禁将处死罪犯变成一种公共的娱乐活动——如欧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斩首和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烧活人为公众的娱乐活动，而这在西欧却经常发生，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这么做。 忽必烈不是以权宜之计去赢得人们一时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统地贯彻着一个近二十年的长期政策，以赢得整个大陆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上天助其统一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领导层的衰败离析，他们沉迷于颓废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其对军事能力的重视。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存在差异，但汉地民众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员和农民离开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帮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乡。更多的商人愿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学者发现，投奔蒙古人可以获得保护和更大的自由，最后，南宋的将领和整团整团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阵营之中。南宋的崩溃不是突然的沦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蚀直至瓦解。 通过这些活动，蒙古人保持着对南宋的军事压力。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增强了这样的观念：上天已把未来委付于蒙古人，他抛弃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与公众联系的活动上，而不是军事上，他把军事托付给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其中一位名叫伯颜，他非常擅长与宋军作战，这种情形与当年速不台横扫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的欧洲军队一样。1276年，蒙古大军终于攻占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接下来没几年，他们就消灭了地方上的小规模武装抵抗力量。通过耐心的宣传和正确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单凭武力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为保持自己作为中国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顾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后，准许大多数宋皇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那里摆放着他们惯用的各种奢侈品。为了防止宋朝废帝将来成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学习，1296年，他在那里出家为僧。 对于汉族的学者和文人来说，战败的宋朝成了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诗人谢翱在一首名为《过杭州故宫》的诗中寄托自己的怀旧思愁： 禾黍何人为守阍， 落花台殿暗销魂。 朝元阁下归来燕， 不见前头鹦鹉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获大量官员后，他得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人才。他们代表着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这些人才在改革和发展宋帝国时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写的那样，“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蒙古人不仅统一了所有说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而且他们还将毗连的西藏、满洲、畏兀儿及许多小王国、部落民族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约是所有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 忽必烈的统治几乎已延伸到陆地上的所有地区，于是他不得不面向大海去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征服。通商使团驾着帆船，从远方带来了详细信息，是关于那些盛产香料的岛屿的，如爪哇、锡兰（斯里兰卡）和更北面的日本诸岛。忽必烈想把它们并入不断扩大的蒙古帝国。1268年，他遣使去日本，要求其投降，但日本人拒绝了。那时忽必烈正忙于对南宋的最后一战，无法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因此他只能继续派更多的代表去说服日本归降。 忽必烈把战败的南宋水师编入自己的队伍，他获得了所需的人员和技术，以便攻打这个目中无人的岛国。他复兴和扩充了原南宋水师，设法使它从仅用于守卫沿海沿江地区的水军转变为一支真正的海洋舰队，能在公海从事商业和军事活动。他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造船工场和海军基地，企图从那里出发去征服日本。虽然这些舰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大的，但造船的速度却影响船只的质量。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造船的捷径，不是切割成单块石头，而是将两块巨石绑在一起做成一个锚，这样的锚比原来的更加稳固。蒙古人在船上装载了食物、盔甲和弹药，包括大量西瓜大小、填满火药的陶制手榴弹和用来轰击日本守军的榴霰弹。 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使节去劝说这个岛国接受蒙古的统治，但是日本幕府当局每次都拒绝了。到了1274年，忽必烈聚集了一支由九百只战船组成的舰队，用来运送由二万三千人的高丽、中国步兵和数量不明的蒙古骑兵组成的军队。11月，他们启航出发进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它有一百一十英里宽，将朝鲜半岛和日本分隔开。蒙古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横卧于海峡中间的对马岛，然后进占靠近九州的壹岐岛，舰队驶入博多湾，部队陆续登陆。 日本武士想单打独斗，他们不断冲击蒙古军，但蒙古人保持了队形；与以往一样，蒙古人以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单独作战。蒙古人没有出去决斗，而是用炸弹轰击日本武士，他们用箭将炸弹倾泻在敌人军中。蒙古人屠杀有名的日本武士，剩余的日本人从内陆沿海退入要塞。蒙古军没有深入腹地追击败逃的日本人，因为他们缺乏关于那些地区的可靠情报。于是他们离开了得胜后一片狼藉的战场，重新把士兵、战马和粮饷装上船。蒙古人的计划仍然是个谜：他们打算过几天再来追击日本人吗？在赢了这场战斗后，他们是想沿海岸远行去攻打另一个地方吗？他们只是被派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和策略的吗？他们是因为在战斗中元气大伤而撤退吗？ 到了夜晚，当入侵者全部在船上时，一场恐怖的秋季风暴突然刮来。这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风暴，在海面上卷起汹涌的波涛，把许多仓促建成的船只砸向岩石和海岸。在努力逃生的过程中，有一万三千入侵者死亡——大部分是溺死的，致命的海峡使他们无法到达朝鲜半岛的安全海港。历史上最大的舰队遭遇最惨烈——但很大程度上没有流血——的海上集体大毁灭。 统治者有时会编造一些最终连他们自己都会相信的借口，在这些虚构的辩解中，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们仍然坚持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蒙古人在短暂的登陆战中就击败了日本军队；至于后来的大量伤亡和近乎整个舰队的全军覆没，似乎并不重要。因此，到了第二年，忽必烈再次遣使去日本，要求天皇立刻亲自来蒙古首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投降之意，然后忽必烈将重新授权他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尽管在陆战中失利，但日本人同样也认为自己已最终获胜，所以他们拒绝了蒙古的要求。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也认为众神保佑着他们，所以日本人还是决定与蒙古人对抗到底。他们处决了蒙古使者，将其头颅砍下，使其鲜血流尽，然后再把面目全非的头颅示众，供人们嘲讽。 忽必烈准备再次远征。日本人开始建立一支小型舰队，用来与入侵者进行水战，他们还沿着海岸修筑了一堵石墙，以阻止蒙古士兵和战马登陆。1279年，忽必烈派出更多的代表来到日本，日本人将他们全部处死，于是双方都着手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回蒙古人将带着一支高丽舰队——其规模与上次相差无几，从两个方向出发进攻日本。主力舰队将紧随其后从中国赶来，它由三千五百艘船组成，配备了六万名水手，要运送十万名士兵；这次他们将在夏天出发，而不是在秋天航行。 1281年5月底，高丽舰队启航，尽管遭遇日本人的强烈抵抗，但在几天以后，他们再次占领了海峡中的岛屿。然而，蒙古人在海上的计划不如在陆上那样精确和容易执行，中国舰船遇到了许多困难，被迫耽搁。高丽舰队驶入博多湾，期待南方的中国伙伴前来支援，但是他们未曾到来。日本人修筑的石墙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登陆，入侵者只能簇拥在船上，而六月的酷暑又不断袭来，于是不知名的疫病爆发，很多人变得虚弱不堪。晚上，日本人在夜色的掩护下，驾着小艇去偷袭敌人的大船，对方现在已经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没有意识到即将遭受致命的军事失败。高丽舰队既不能登陆，又不断受到夜袭的骚扰，他们于6月30日退至鹰岛，等待南方舰队，而后者在两周后终于到达。这时候整个舰队一片混乱，疾病流行，而且在海上呆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了预期时日，食物供应不足，元军在8月中再次驶向日本。但一股风暴又一次席卷海面，将元军船只倾覆、砸碎，可能有十万多人丧命。根据有关此次灾难的故事，几乎没有船只幸免。 忽必烈对日本的进攻失败了，但它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日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军人政府的建立。与此同时，蒙古人放弃了日本，假装失败从未发生过，转而从别处去寻找他们希望中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蒙古人陆上的征服战争还在继续。尽管遇到了热带高温和地形不熟的极端困难，蒙古军还是在缅甸、越南北部的安南、老挝取得了胜利。一些东南亚王国，包括越南南部的占城和印度沿海的马八儿，都主动地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投降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质性的，蒙古缺乏人力去管理它们。然而，这些新臣民却开始向蒙古朝廷上贡物品，包括大象、犀牛和据说是佛祖本人的牙齿。双方互相交换贡物和礼品，表面上是一种礼节仪式，而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其数量和价值也逐步增长。 蒙古人不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国家；同时他们对周边的小国也施加了同样的影响。早些时候，蒙古人努力使有着共同文化、但却经常争斗的朝鲜半岛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样，在蒙古直接管理之外的东南亚，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新的民族，他们为越南和泰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之前，在今天的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地区，其文化完全是印度化的，遵循的是印度式的建筑风格和宗教信仰，流传的是印度教的神话故事，蒙古人带着中国移民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他们就是后来有名的“印度支那人”。 蒙古人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没有取得多少胜利。1289年，忽必烈遣使去爪哇，还是要求附近的王国归附蒙古，但是爪哇国王担心，蒙古人可能是要夺取爪哇在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权，因为其获利颇为丰厚。爪哇国王挑衅性地在使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把他送还给忽必烈，于是，正如在日本发生类似事件后所发生的那样，忽必烈下令准备一支舰队去占领爪哇，并向其国王报复。1292年，由一千艘船艇组成的新舰队，载着两万名士兵和一年的食物储备开航了。舰队于1293年到达目的地，蒙古人势如破竹，不久便杀死了那个桀骜不驯的爪哇国王，并轻松地占领了该岛。但是随后他们却落入圈套。蒙古将领以为爪哇人在新国王的带领下准备举行投降仪式，于是他们被诱入了伏击圈，许多将领被杀死，剩余的部队狼狈地撤出岛屿。 忽必烈未能把成功的蒙古战略很好地运用于海上。马上猎手的古老技术被他祖父用来作为陆战的基础，但这些技术却没能转化为海战的基础。从前，罗马和雅典的海上霸权仅局限于地中海的狭小范围，相比之下，蒙古人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海洋权，从这点上讲，蒙古人预告了一种新型帝国权力的来临，它是基于海军舰队实力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掌握了这种权力。 然而，忽必烈在日本和爪哇的一时失利却划出了蒙古帝国的东面界线，此后帝国再未跨过这片水域，甚至也没有到达附近的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1260年，蒙古人败于埃及玛木鲁克人，由此确定了帝国的西南边界，同样地，再往前二十年，蒙古主动放弃了波兰和匈牙利，从而确立了帝国的西北边界。这样，在1242年至1293年间，蒙古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爪哇和日本。处于这四个极点之内的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征服战争，经历了剧烈的调整之后，适应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统治方式，但是，随着商业、技术和知识的大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他们将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平世纪。 每年春天，群群仙鹤掠过北中国，不断向北飞行，它们是要到蒙古的河湖浅滩上繁殖，此时，忽必烈汗正在乡间等着它们，在四头大象——它们是从缅甸带来的战利品——的背上，安装着一间美丽的镶金亭子，忽必烈就仰躺在亭内一只覆盖着虎皮的丝椅上。他因身体太过肥胖而无法骑马，并为痛风病所困扰，象背上的亭子是专门为他精心设计的，他就坐在这个舒适的地方打猎的。当准备打猎时，忽必烈就将亭顶后翻，只见灰白的仙鹤在头顶密集地飞翔，它们像片片白云紧贴在清新的蓝天之上。忽必烈一发信号，数百养鹰人就在大象两旁列队，并掀去他们猎鹰头上的皮头罩，于是矛隼、游隼和老鹰都飞窜出去。它们在仙鹤后面紧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将仙鹤叼走，把它们送到主人手中。 虽然忽必烈的祖父把蒙古人只在冬季打猎而从不在春季打猎的偏好编入了法典，但是忽必烈不喜欢在寒冷的冬天打猎，所以就改变了法令。即使穿上白鼬皮外套，盖上黑貂皮毛毯，并在周围的地面和墙头铺上虎皮地毯，忽必烈还是觉得温度不适、寒风刺骨；因此，他把打猎季节推迟到天气更宜人的早春时节。 在打猎的队伍中，士兵们骑在马上。骆驼驮着各种货物，还有大象装载着小型的私人帐亭备用，万一大汗在追逐猎物时需要经过一些狭窄的地方，而四头大象上的行宫不能适应时，他就到这些备用帐亭中去。车队紧随着忽必烈的御旗而行，它们挂饰着用鲜艳的彩绸扎成的花彩。整个车队包括捕猎用的老虎——蹲在由壮牛牵引的笼子里，还包括伏在马后背上的豹子和山猫——它们或是独自趴在马背上，或是坐在驯兽师的后面。当猎物出现时，忽必烈就放出这些自己驯养的食肉兽，将猎物杀死。狗是用来捕食熊和较小动物的，豹子是用来捕食鹿的，老虎是用来捕食大型野驴或野牛的。如果猎物逃脱了食肉兽的捕食，那么列成密集方阵的射手们就会射杀他们的主人忽必烈所需要的任何猎物。 穿行乡间的忽必烈的打猎队伍中，包括许多占星家、占卜者、蒙古萨满巫师、西藏喇嘛僧，我们从成吉思汗在战斗前使用萨满巫师的隐约记载可以推知，这些人的职责是消除乌云、雨水和其他妨碍大规模打猎活动的恶劣天气。动物们感觉到了这支庞大车队发出的声音和气味，有了足够的警惕，并乘机逃跑。由于动物很难被出其不意地抓获，因此忽必烈的车队就必须像传统的蒙古军队那样继续前行，以围捕它们。皇帝及御前人员和兽群在车队的中央，他让一支万户军（名义上有一万人，但这里可能要少些）在左前方行进，另一支在右前方行进。为了显示他们作为两翼的角色，一边穿成鲜红色，另一边穿成深蓝色。根据马可•波罗所说，两翼的士兵分别朝两个方向围猎，直到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为止。忽必烈的家臣带着猛犬和猎鹰，在后面将猎物赶往两翼的中间，当大象驮着行宫中的忽必烈到来时，这些猎物已经完全被困在里面了。 打猎的随行人员在象背上劳累奔波了一天，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先遣的仆人事先为他们建立了营地，就像一个临时的城市。那里最大的亭子可容纳一千宾客，他们是来参加喧闹的蒙古庆典的。毗邻的帐篷是供就寝的地方。一个剧团跟随打猎队伍前来演出，有歌手、杂技演员、变戏法者和柔体表演者登台亮相，他们让整个行宫享受着各种乐趣。 在每晚的庆祝会上，每个人穿着同一式样的迪尔，而且天天都要换一种颜色；但是为了避免人人平等，就用一定数量和价值的宝石、珍珠镶嵌在服饰上，以象征等级和权力的层次。他们披着金腰带，靴子上镶着银器。在所有庆祝会上，驯养的老虎步入亭内，从宾客中慢慢地走到大汗面前，向他鞠躬，然后整晚坐在这位君王的身旁。膳食盛在金碟和银碟中。每个仆人戴着一块镶金的餐布，作为口罩覆盖鼻子和嘴巴，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呼吸时污染食物。忽必烈汗进膳的菜谱至今还保存着，上面包括各类食物，但仍保留着蒙古人一贯的主食即肉类和乳制品。蒙古宫廷人员吃着许多美味佳肴，例如，将一条条肥壮的羊尾巴涂上面粉、撒上韭葱烘烤后再吃；公牛的睾丸在沸油中煎炸，再涂上干藏红花粉，撒上香菜；羊肉与豆蔻、桂皮放在水里一起煮，拌着稻米和鹰嘴豆一起吃；幼嫩的茄子中塞满羊肉块、肥肉、酸乳酪、桔皮和小矮糠。 就像真正的蒙古人那样，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发酵马奶饮料，他们往往禁不住滥饮，不过这种马奶却来自于专门豢养在皇宫中的纯种白母马，它们在与纯种白牡马交配后怀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奶，仅限于忽必烈和他的朝臣享用。到了夜晚回室就寝的时候，大汗就与他精心挑选的年轻美女共眠，她们都被检查过，确定不打呼噜，呼吸时没有难闻的气味，不会释放出任何恶心的体臭。第二天早晨，为了让大汗从过度的喝酒、饮食和纵欲中恢复体力，他的贴身医生和药剂师向他奉上一种茶，由桔皮、野葛花、人参、檀香和豆蔻制成，空腹饮用这种茶，可以保证消除醉酒后的不适之感，使大汗有力气在新的一天里继续打猎、饮食和喝酒。 就在几代人之前，忽必烈的祖先们将打猎作为获取食物的基本手段。他的曾祖父也速该带着他的矛隼外出打猎，就在那时他看见了新娘诃额仑，他把她抢来做自己的妻子。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在父亲死后通过打猎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克帖儿在猎获云雀和鱼的问题上发生口角，随后，在一次公开的争吵中，他杀死了别克帖儿。后来，成吉思汗在速不台和其他优秀猎手的协助下，将打猎时的大量策略、技术和武器移用于战争，把敌人看作被跟踪和被诱捕的猎物，由此他得到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打猎，把忽必烈喜欢的娱乐消遣活动和帝国所需的盛大典礼、挥霍场面结合在一起。忽必烈仍然参加一些具有传统特色的蒙古打猎活动，享受其生活方式：注重箭术，驯养猛禽，品尝马奶，寝息帐幕，组织左右翼军队。但是他把这些活动转变为一种颓废奢侈的消遣，它为蒙古精英和忽必烈自己提供了代价昂贵却索然无味的娱乐形式。忽必烈那声势浩大的打猎队伍，更多的是表面的炫耀，而不是实力的体现，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形成的这种大型的公共场面，以及它在臣民和外国来访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如同蒙古草原上的营地在经常性的迁移时那样，忽必烈的车队紧跟着一个在前面引路的骑手，他手中举着忽必烈的“精神之旗”。但这面“精神之旗”却将忽必烈引入了娱乐活动的怪圈之中，这些娱乐活动毫无意义，又永无休止。蒙古帝国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在建立后刚经过三代人，帝国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任何人都清楚，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已不再引领他的子孙和人民，尽管他们声称是他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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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帝的视角看世界 | 掘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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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世界，不一样的视角（12）
2011?09?08?金融世界的视角
经济和法律史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家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