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薪酬:卢展工揭示的官场积弊是体制的“恶果”

　　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之所以屡打不绝，其最根本的问题出在体制上，这在社会和学界早已经形成共识，没有什么必要去遮掩。如果说贪官可恶，那么更可恶的应该是体制，是容忍和放纵这种体制的不改革者。作为一个贪官，他们在体制内侵洇浸泡，对体制的理解非反腐专家所能揭示和抽象。正如黑格尔所言：一切对现实的抽象就是对现实的毁灭。何况对腐败分子的揭示只是对它一段腐败经历的片断的裁取，潜规则主导下的官场和社会是异彩纷呈的，新花样的出现远远快于研究者的思维速度。因此，我们看到贪官在忏悔时都不忘提到制度因素，这也许是为了自我解脱吧，但这确实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在《联合早报》刊载卢展工讲话的当天，《检察日报》报道了吉林省延吉市林业局局长许杰的腐败案，这个小小的林业局长犯有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六宗罪”，于2009年12月17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判处许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20.2万元。而经过狱中一年的反思，许杰得出令人警醒和思考的结论：我觉得一是要加强教育和监督，二是要制约、削减这样的“绝对权力”。把指标审批权置于一人控制之下，太危险了。可以说，做为一个高智商的囚徒，他此时的表达是肺腑之言。但如果重新让他掌握权力，他就能洁身自好么?当然这无异于“天问”，因为对他而言，复出已经绝无可能。但我相信，如果制度不变，这种可能的概率很大的，因为在一个强大的腐败机器上，你只不过的一个“零件”，除非你脱离它。

　　腐败是体制造成的，就要从体制上去解决。但中国人有个习惯，是只反贪官不反体制。因此，我们看到，当“文强们”落马之时，随着舆论的造势，人们表现的总是异常兴奋，有时还不惜搭上含辛茹苦挣来的钱去买鞭炮。他们总是天真地认为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腐败分子，但殊不知他们在庆祝的同时，在机器的另一端又出来一批成品。事实上，没有体制的保障，腐败是打不绝的。探究中国人的这种性格，自然是滥觞于皇权时代，那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翻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小也在《你将不再是“那个历史学家”》中提到过“钟九闹漕”的历史事件。在清道光二十一年，湖北崇阳县发生了一起农民起义。四十八堡的农民们在钟人杰等人的带领下，暴力反抗衙役浮收漕粮。他们一直攻打了通山、通城等地后，道光皇帝在这起“群体事件”发生后，调集数省官军强力“维稳”，终于将这起事件平息下去。事实上，《清实录》记载，“湖北崇阳县逆犯钟人杰、陈宝铭、汪敦族伏诛。”但张小也亲自跑到崇阳搞了一次“民调”，民间口口相传的“野史”却是大相径庭，当地老百姓口头讲的“钟九闹漕”的故事与历史记载非常不一致。民间说钟九是自首而非被捉走的。他们说钟九这个人死于地方官之手，他们认为，“钟人杰是有理的，他不是告皇帝，因此皇帝不一定会杀他。”“钟九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认识现在看来真是可悲，地方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在皇权社会这个机器上，他不过是一个细枝末节，而造成社会民不聊生的是这个庞大的机器。因此，我们也理解了中国人对皇帝剧痴迷的原因了，在剧中，那些皇帝俨然成为了正义的化身。而那首《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歌曲，真是一群脑袋被驴踢了的下三烂文人们的谄媚之举。如果这些人早托生300年，想必是没能这般豪情的，因为“康熙康熙，吃糠喝稀”，历史本来就没有那么美好。

　　从“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反贪官不反体制”，这都是一种权力思维的延续。事实上，这种思想的存续有一个根基，那就是主导一个社会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制;支撑人们的是道德和理想，而不法制精神和观念。这也充分说明，从臣民社会一路走过来的中国人，尽管换了包装，但社会却没有实质的改变，公民社会没有形成的基础，公民思想和公民意识就不会有生存的空间。因为如果以公民思维行事，是要处处碰壁的。在这样一种国情里，我们看到是“上诉不如上访”，源源不断的上访人流构成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这一现状的结果，又在不断地强化了权力的认同，让人们对权力崇拜不已，回归传统与加融入时代就变成了“一个槽子上拴着的两条犟驴”，互不相让，既得利益者“坐山观虎斗”，乐见其成地做“黄雀”。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对过去的怀念。有人发现这样一个悖论：就是越是黑暗的时代，人们对强权就越发推崇;越是腐败，人们就越是希望强化权力。但殊不知腐败和黑暗是由绝对的权力衍生而来，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人总是在这里打转，而且现在也没有走出这个泥淖的丝毫迹象。

　　我们再从许杰的腐败问题做一下具体的分析和。许杰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610万元;贪污145万元;挪用公款200万元;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8万元;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3335.98亩林地使用权，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造成37.95亩林地被毁。当然，这绝不是他腐败的全部内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许杰如果不在构成他落网的那个案件上伸手，也许他会“平安着陆”(广东一省纪委副书记语)。可见，腐败分子的落网不过是个小概率的事件，而利益纠葛和政治斗争有时成了贪官的“绞肉机”，因为政治斗争和利益纠葛往往是残酷的。我们的制度设计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监督，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不腐败都很难。试想，如果一个美艳如花的绝色美女坐在你情里，这种诱惑你真的能够抵挡得住么?柳下惠毕竟只有一个，而且已经死了几千年了。据说，许杰在长春监狱已经服刑一年了。每天都在反省、悔恨中度过。总是在想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后悔自己给国家造成了那么大损失，给家人和朋友带来了灾难。他说：我曾经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金钱至上”，一切都以获取财富为最终目的，觉得当官也是为了发财……这又是多少人内心的想法。那些人模狗样地在台上大讲“廉政”的，有多少不是蝇营狗苟之徒。当然，我承认有高尚的君子，但我们如果把一切都寄托于开明的官员和廉洁的“清官”，你就会永远生活在失望中。

　　卢展工指有些官员“就是经不起权力的诱惑，太把自己当个官，甚至今天任命书一宣布，第二天走路都不一样了!”“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把说话看得很轻，大话、空话、套话、假话，什么话都敢说，把话都说到头、说到顶了，做的时候却忘记当初自己是怎么说的了!” 他说，最可悲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对“为官不为民、对上不对下、重说不重做”现象的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认为这很正常，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是绝不会容忍的。“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担任领导职务到底是为什么?作为人民的公仆，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先、以人民为重、对人民负责?”

　　卢书记对这样一种现象可说揭露的非常到位，我想，产生这一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权力的来源造成的。在中国特色的官员选举中，尽管不乏高超的制度设计和严明的纪律。但制度在权力社会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可以这样的说，权力基本上来源于它的上一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没有走出几千年来的制度巢臼。因此，中国人只是享受到了现代经济文明，而在政治和文化上却享受了很少的成果。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让权力为人民负责。因此，“以人为本”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主权在民”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卢书记对此似乎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官员保姆论”与说明了这个道理，也是对“以人为本”的升华，它包含的政治价值与“以人为本”有着实质的不同，它更多地体现了现代的权力理念。卢展工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在一次会议上说：“各位是如何选用自家保姆的?”“我想，大家肯定都是要选勤勤恳恳的，吃苦耐劳的，艰苦朴素的，在采购东西时能够替东家着想的，而不是去选一个大爷，反过来还要你去伺候他。”由此，我们不禁对卢书记对权力的理解佩服有加。

　　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没有形成互相制衡的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缺少权力制衡，权力一家独大，法律处在从属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权力无所不在，强悍无比，腐败丛生就是必然的结果。有人说，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赢者通吃的权贵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判断与事实基本吻合。去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发起“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第二大挑战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可见，中国的未来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主要的挑战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社会领域。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事情，在权力来源没有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前提下，强化“第四种权力”无疑会为改革提供时间，在此基础上，加强法治建设，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以较小成本的改革代价实现政治体制成功转型，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我们发现，权力对监督的排斥是无时不在的，而且二者的力量对比根本不成比例。我们知道，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就敢以“诽谤罪”为名进京抓记者，可见中国的媒体监督是如何艰难，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权力的问题。

　　卢展工在新闻媒体座谈会曾说，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面报道，不能简单把它称为负面报道。他说，媒体是第一信息源，第一监督源，第一疏导源，第一给力源，第一形象源。但是，由于腐败已经深入到广泛的领域和层面，媒体监督就会受到强烈的抵制，有时充满了刀光剑影，它有时不亚于战争时代的地下斗争。这就需要权力为媒体撑腰，从法律层面和操作上强化其作用，让它成为真正的“第四种权力”。但我们看到的却往往是失望，在“维稳”的借口下，媒体的监督作用变得弱不禁风，在权力的绞杀中记者和媒体人的生存状态日趋恶化，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系统风险在加大。

　　归根结蒂，卢展工书记揭示的官场积弊是体制造成的，这就要从体制上来解决。否则，一切都是无用功。现代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裱糊匠”，它更需要一个高超的“手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