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修复教程:平等的五个面向

　　本文是作者2011年 5月3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一、“跨体系”

　　跨体系社会，是一个生造词，但有其根据。2008-2009年西藏和新疆均出现危机，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一直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所谓民族自治，汪晖倾向于将民族区域看成整体概念，区域这个概念有其特殊性，它可能是跨族群、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交汇。早些年讨论这一问题时，王铭铭引用过“超社会体系”的概念，指的是跟现代实证社会学不同的一些概念，包括信仰、信念、习俗等很难用实证加以界定的范畴。在中国，有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汪晖称之为跨体系社会。例如在很多地区，即使相对传统的村庄，也包含不同的族群，在西南少数民族家庭内部存在多民族构成。那么在一个跨体系跨文化的社会中如何讨论平等?在政治经济之外，如果涉及到信仰文化等象征符号，怎样讨论平等?除了一般的城乡、贫富差别外，还存在社会内部产生的问题，如何在这些关系中界定平等?使用跨体系社会这一概念，试图既保持多样性又保持有机性。

　　二、“民主”

　　1、民主实践的不同类型

　　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民主。民主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好像不言自明，是最为正面的价值。但民主在今天也面临极大危机，一方面它是许多社会不断争取的目标，另方面，已有的民主世界出现了广泛的、在深度上前所未有的危机。主要的问题出在哪?

　　民主实践可以区分出不同类型。其一，西方国家通常被看成民主社会体制，但这些国家在今天都面临着民主危机，即社会民主的危机，今天社会的多种分化在这些国家也都出现了，特别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之后，欧洲的社会民主面临很大挑战，其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分离。其二，1989年社会主体体制瓦解后，出现前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过渡的转轨、转型国家，它们的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治体制的改变，均以西方民主体制作为基本政治目标，但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各不相同的社会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向多党体制的过渡过程中，常常以原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为背景，出现寡头制。例如俄罗斯，看起来它的政治形式发生变化，但同时新的社会不平等被创造出来，实际上原有的社会等级被转化为新的社会等级，并且被高度合法化，使得社会抗议变得更加困难，也就是通过民主把不平等的经济和权力再分配合法化。其三，第三世界国家很多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形式，例如印度，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没有办法解决平等问题。

　　2、民主的多重危机

　　民主危机中的很重要部分是民主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法国政治理论家皮埃尔·罗斯瓦龙，认为西方的社会民主遇到空前危机，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欧洲平等的社会体制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人们对战争和社会革命的恐惧有关，冷战的结束使得大规模战争和阶级革命似乎消除，导致西方体制内部发生崩溃的威胁和产生社会革命的威胁都消除了，两种社会体制的战争消失的同时民主自我更新的外部体制消失，与社会危机相关联的民主自我改进的动力弱化。另外，原来的工人阶级也越来越弱化，自主性和主体性消失;原来代表工人阶级自决的政治组织发生转化，不知道这样的党在代表谁。阶级与政党在20世纪所形成的政治代表关系逐渐消失，使得原有的工人阶级自主性消失。此外，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下不断进行产业转移和去工业化，使得工人阶级减少，阶级基础发生变化;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形成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在政治公共领域里，这些人的政治代表性很弱，他们的声音得不到政治表达。由此，一方面是在不同国家中展开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另方面是阶级的自主能量和政治性的消失、争取社会民主的动力体系的弱化。

　　从金融危机可见金融资本在今天已发展到空前规模，金融资本的特质是更高的流动性和投机性，它很少对单一社会承担责任。与此相对，政治民主与民族国家相连带，以公民为中心。金融资本的跨国性流动和生产消费的跨国化，使得建立在公民概念之上的政治体系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也成为问题。

　　社会构造的变迁过程中出现很多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造成新的利益集团与原有工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产生持续动荡。这一社会构成上的重组也对民主造成巨大影响。另外，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在九十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议会多党制变成新的寡头关系，多党造成的是新的严重垄断。

　　以上种种可概括为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民主政治的多重危机可大体概括为：政党的国家化或多党政治的中间化(党派间竞争时似乎是对立的，但执政时则相差无几。竞选时试图呼唤更多选民，而不是针对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没有清晰的代表性和政治价值，政党政治的肌理出现危机)，媒体的政党化(媒体垄断公共舆论，垄断背后是各种政治经济利益集团，造成舆论与实际社会需求之间的断裂的。除此之外，还存在媒体所设定的政治议程)，国家的公司化、资本化，政客的媒体化(政客想要讨好大众，大众实际上与媒体是分裂的，只能变成讨好媒体)，社会大众被甩出社会政治进程之外。

　　三、“平等”

　　1、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

　　社会平等需要在以上背景下进行讨论，需要探讨民主的社会形式，不再造平等的社会形式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怎么分析平等?“平等”的相当一部分内涵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政治学和哲学中对平等的最主流的粗略概括，是机会均等，也常以功利主义平等替换。另外一个是总效益平等或结果平等。机会平等表面上与结果平等相对立。比如在中国批评“大锅饭”，说结果的平等导致没有效率，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口号的实践对中国的贫富分化起了极大作用。机会平等强调非歧视性，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针对贵族等级和特权体制，事实上包含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涵。结果平等更多的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等体制的实践相关，既包含权力，也包含义务，尤其涉及再分配，国家在再分配中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再分配意义上的平等与机会平等的非歧视性相区别的是其非剥削性。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产生不平等、产生新的剥削性关系，是很少有人能否定的，那么就需要通过国家和其他社会机制进行调整。社会主义通过公有制克服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克服剥削关系，是其理论根据。如果没有一定的再分配机制，机会平等会变为制造不平等现实的说辞。

　　2、非物化平等

　　阿马蒂亚·森沿着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在物和人的关系上强调非物化的平等，即平等的前提首先是基本能力的平等，基本能力指一个人能够做最基本事情的能力。罗尔斯注重的是结果，即物的再分配，权力、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根本是物品，而没有从人和物的能动关系去理解利益。机会均等不侧重人的能力，而是人的被动精神反应，不去看人有没有主动的行为能力。由此机会均等等同于空洞许诺，一旦没有相应的再分配体制保障，机会平等就是造成不平等的合法表述。没有人的基本能力的平等，基本物品的再分配也不能保障平等实践。试问一个人没有得到基本教育，不能养活自己，身体不够强健，怎么能获取其他权力呢?而这点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重要，从能力平等的角度可以重新估价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实践，例如让普通农民摆脱贫困，普通教育的普及程度，社会流动的规模等，在分配之外，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实现能力平等的条件。

　　3、齐物的平等

　　在以上三点之外，延伸出章太炎齐物的平等、多样性的平等，它以能力平等为基本前提。现代平等最主要得特点是形式平等，通过让大家变得一样来讨论平等，却不能把差异建构为平等，相反差异常常被理解为等级制和不平等。但齐物的平等以差异为前提，差异之下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它要求以主体的能动性的平等，来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文化和文化的关系。怎样让差异同时成为平等?这就要求携带差异的主体是有自主能力的，差异平等是沿着“人”的方向来理解平等的。在我国传统和社会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方案中都这样的要素，在承认习俗和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讲平等，平等不是对生活方式差别的否定。特别是对差异的承认，需要通过对其主体性自身的承认来实现，需要通过使其具备内在自主能力来实现。今天，民族区域的危机是差异性平等的危机，既是平等的危机，又是差别的危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呈现出各种分化的现实(城乡、贫富等等)，但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平等危机，还涉及到多样性的危机，是原有生活方式遭到巨大伤害后呈现出的危机。在此需要追问差异性和平等如何达成平衡?社会平等不能重新变成抹平差异，而是将差异与平等建立新的联系。

　　这个范畴也可以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再把握包含对自然的重新尊重和理解，自然自身需要被看做能动的力量，也就是章太炎说的“以不齐为齐”，人和世界之间也是多样平等的关系。小森阳一在清华大学讲日本地震时，提到一个现象：福岛核危机一部分是天灾，相当一部分是人祸，很多科学家在预言地震，警告建设核电站是危险的，但人们对此并不相信。科学的精神中包含对科学达到的限度的理解，一旦失去对这个限度的理解，就变成非科学的或盲从，科学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在这点上有一致性。而在齐物平等的观念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也被包含其中，平等必须从能动的角度去讨论多样性问题。例如援藏，西藏的90%投资依靠国家，为什么还是会出问题，还会产生不满和矛盾?这个矛盾意味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平等，还有差异性问题，文化生活方式的问题，能动性的平等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差异并非一成不变，但这个变化需要在能力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不是强制性的迫使它去变化，这就是齐物平等概念。现在欧盟宣布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这就是差异平等的失败，差异与平等必须互为前提。西方哲学中找不到这样的概念来建立差异平等观。中国思想中包含的智慧和制度实践里的一些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理解差异性平等的实践入口。

　　4、具有国际面向的平等

　　第五个平等，是具有国际面向的平等。这点本来在差异性平等中可以覆盖，特别提出的原因是，现代民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前提，讲的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万隆会议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国家间关系的规范，今天依然有意义。但它仅涉及国家间关系，没涉及社会内部所包含的国际面向。比如对于大量的移民和非移民性的劳工，他们能否获得平等是西方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民族国家是一个基础性单位，尤其是大型民族国家，它的任何实践的影响都超出国家范围，像中国、印度、欧盟这样的超大政治共同体，都会对其他社会产生影响。

　　另方面，公民权作为民主边界的前提使得受政治共同体影响的其他人群无权参与决策，比如美国的选举我们显然不能参与，但又必然受它的影响。现在有一个现象叫做亚洲再非洲化，指的是亚洲国家在非洲大规模投资。这就促使我们追问，民族国家的平等实践中是否存在国际面向，能否超出公民权范围?否则等于将内部平等强加于、凌驾于本国与他国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上。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虽然议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机构能否允许非公民代表权的介入，还看不到相关实践，但提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反思20世纪国际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运动是带有超国家性质的，它会产生出对第三世界非常有利的国际政策以及具有国际面向的国内政策。在当下生产和消费都大规模跨国化的语境下，中国也深受其害，这不是单一国家能够叙述的问题，牵涉到公民权意义上民主的局限(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公民权)。

　　1989年可以看做冷战的结束或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危机和解体，但随之而来的是它的对立面的体制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支撑其自我更新的条件消失了。原来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这个目标本身成为一个陷入危机的目标，这样说也不是要否定民主和平等，而是要在新的条件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再思考，否则只能一步步进入更加危机深重的实践，而这个可能性在今天是非常大的。所以理论上的思考和创造是非常迫切的，人们似乎再也没有想象另外一种未来的能力，是今天最为深刻的危机。今天的处境和将来的实践往什么方向走变成重要问题，这个使命是需要由年轻一代来承担的。

　　问答

　　1、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民主的平等”概念，但并没有深入阐述。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看民主平等?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差异和平等的关系，怎么看差异政治和承认政治及其与民主的平等的关系?

　　答：罗尔斯在《正义论》之后的理论中有一些尝试，比如关于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的讨论。政治自由主义的讨论试图回应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万民法试图在国际关系中讨论非民主国家的正当性。

　　怎么看差异政治和承认的政治?如何界定差异，差异一旦被建构为稳定的本质，就会导致排斥性政治。需要能动的理解差异，它不是简单的本质问题，差异的问题与自由相关，与能否获得主动能力相关。在这点上，章太炎更加激进，他的思想从庄子和佛学综合而来，章太炎认为以不齐为齐、破除名相才能平等。如果我们预设一个世界的本来状态，那么它的呈现是通过命名来实现的，不平等也是通过命名和制度化实现的，所以必须把名相意义上的差异打破后看到的差异才是章太炎所说的差异。今天争取平等的斗争离开少数民族权力的概念是很难成立的，在这个问题里总是预设着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在这个范畴内讨论的平等也总是预设着不平等，而放弃“多数”“少数”这样的概念又常常导向对既定等级结构的肯定。章太炎所谓破除名相，既需要保存关于差异的论述，又需要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意识到差异要在打破差异性名相后才能获得。每个人本来的能动性是不能在语言秩序的等级关系中加以表述的，只有打破它才能得到呈现。齐物平等概念的特别意义，就在于似乎对立的两个概念被综合在一起，它以多样性为前提否定既定的等级制，它对平等的追求以重新呈现差异为前提。西方的差异政治和承认政治都涉及到少数民族概念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力，一方面又要追求每个人的平等，它没有章太炎背后的本体论，而陷入给一些人特殊照顾的理论，创造了新的不平等。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跟这个问题有关。中国的思想实践提供的可能性是超出当代欧洲思想解决方案的。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概念是权力，其有利的部分和产生问题的部分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2、如何理解西方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体系解体的关系?亚洲的非洲化这个转变的发生原因何在?

　　答：现代社会主义实践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确立，是意想不到的，于是在冷战构造下变成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性质如何界定，有很多争论，比如会说它保留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资本主义相重合的是工业化，但它试图创造的劳动主权明显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社会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改造重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验，比如在相当贫穷的国家内，虽然福利低但收入平等;虽然有工业化造成的城乡分割，但社会再分配是相对平等的，可以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尽管钱少，但安全感很强。另外西方国家的民主进程并非都是由两个阵营的竞争造成的。比如北欧国家未介入战争，从事大规模军事工业，实现社会分红。还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体制间有对立性，但也有共同点，这就是霍布斯邦所说的，冷战双方体制的对立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构造，实际上在好的、坏的方面双方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的主要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20世纪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中又包含超着国家性，比如苏联、中国，比如亚非拉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20世纪总的主题，这是毛的概括。万隆会议中的尼赫鲁、铁托、苏加诺都是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者，离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很难理解其中的动态历史，很难理解不结盟运动，很难理解中国在极端贫穷条件下对亚非拉的支援。毛周都说过中国是被第三世界人民抬进联合国的，这里边存在着互动关系。而今天发生重大转变在于生产消费不可能严格限制在一国范围内。亚洲国家对非洲的资本输出，会遭到西方国家的非议，一定意义上只要是资本主义经济，都包含这个要素。但对中国来说有其他的参照，比如社会主义时期有大量的无常投资，无利息贷款。桥梁铁路建设是二三十年才能收回成本的，不同于投机。关键在于怎么形成有利于当地的发展，而不是破坏性的。在这方面中国的自我要求要高得多。欧洲比如德国这样的国家虽然自身高度发展，但对殖民地的基础建设差到令人难以置信。

　　3、新自由主义强调用政府的积极干预保障实质的平等，但中国的干预常常造成人为的垄断和特权，如何看待?政府怎样做才能保证实质平等?

　　答：国家或政府的角色在资本主义体制中不言而喻，只不过被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府退出论而迷惑，什么时候美国政府是小的?只是看不见而已。福山最近对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肯定，认为中国政府的能力高过很多国家，高过俄罗斯日本，甚至西方国家。但福山不清楚自己的意识形态限制在哪里。中国从未走过纯自由放任路线，政府能力很强，在福山的表述里同时又把中国与俄罗斯、伊朗一同划入集权主义国家。什么叫做政府的能力?政府能力指其对社会需求做出回应的能力，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将社会需求通过合法渠道迅速转化到公共领域，任何形式的政府不能回应社会需求时，意味着出现民主危机。福山所处的巨大矛盾在于，一方面说中国有很多压制，另方面又说中国有很强的回应能力。压制和回应的关系是什么?把中国与伊朗、俄罗斯共同放入集权国家范畴，但他们都有多党议会和竞选。福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排列，使得他的历史终结论中民主作为最终的历史形式成为问题，作为民主形式的指标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传统上用以界定社会民主和政府能力的指标需要重新加以思考。

　　什么叫积极政府?是不是金融危机中实行银行国有化就是积极政府?定位积极政府更重要的是它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而非一般意义的强弱。实质的民主很重要，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需求能够在公共决策中得到体现，否则没有就没有民主的实质。中国政府的强力虽然在救市上有体现，但也要看到近年来社会危机的持续爆发，贫富持续分化不能在相应时间内得到弥合，经济调整失败，外汇储备、出口导向、城乡分化都没得到真正解决。怎么把这些问题转化为思考社会问题的真正动力，而非教条式的搬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处在空前迷信的时代，不能面对实际社会问题，而被几个范畴牵引。干预和垄断的问题，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去重新解释。政府的反应能力强，首先是及时体现普通社会的需求，普通社会有各种条件参与和表达，否则干预背后是被凝固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支配，干预就会变成垄断，政府的灵活性是体现在这个意义上。那么所谓群众路线、群众参与，政党和国家机构的成员定期去工厂实践，算不算民主?要看这类民主要素能否扩展为民主形态。以上不是要否定中西各种经验，重要的是重新分析真正的问题从何而来。一般社会看不到福山的矛盾之处，似乎其思想转向才是最重要，但福山的表述自洽性很弱。西方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凝固，稍微有所打破就以为是大的解放，很难抓住问题再往前走。今天分析社会问题需要与理论再思考结合，需要从理论上发掘不同资源思考当代进程，让自己的实践和过去的资源成为能动的资源，否则讲过去的传统容易变成认同政治保守倾向，而非将其转化为活的资源。

　　4、民主危机的最坏程度是什么样的?能够糟糕到什么程度?

　　答：讨论民主的危机不是要为专制辩护，而需要将民主变为活的资源。举一个关于印度的例子。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有议会民主、宪政民主、多党议会制民主(虽然到70年代还是国大党一党执政，后来才发展为多党执政)，作为宪政国家它沿用的是英国殖民法治，有言论自由。但民主危机的一部分是由于民主的空洞化，政治民主与社会形式相脱离，表示政治形式不能给社会以帮助，印度的死亡率和贫富分化程度很高，民主的帮助不多。民主在印度的最大成就按照印度理论家看，是提供了多样多族群多宗教的政治认同基础，但并非真正解决问题，宗教冲突依然严重。印度的基础问题，一部分是政党政治的危机，国大党、人民党尽管互相竞争，但两党本身党都是专断结构，不是真正民主。多党制和议会结合，使得政治权利集中在政党，而政党本身国家化、去政治化变为执政的利益集团，腐败严重。这个严重性又与法制相关，在印度虽然媒体披露的高官腐败案很多，但没办法绳之以法，最多促使其下台。由于法律与资本构造和利益集团相关，想通过形式主义法制完成对腐败的解决变为不可能。印度民主最有活力的部分是地方性的社会运动，能够真正反映普通人的利益需求;困难的地方是，权利集中于政党，普通社会运动无法进入这一框架，民意无法进入政治机制，导致社会运动与政党的矛盾关系。也就是说原有的政党议会的结构模型出现了问题，在反应基层社会需求上出现很大危机，政党和国家的开放性出了问题。

　　今天冷静的、历史的分析民主危机是必要，不了解这个，在转轨中的国家继续沿用形式民主，只能把原来的不平等关系合法化，同时剥夺了社会批判能力，因为看上去都已经民主了，这是严重的问题。但说这个不是来为专断和不民主辩护，相反要去了解怎样才能出现开放的政治体制，普通人的参与通道和制度化如何完成?在媒体越来越被少数利益控制、假借大众民意自我表达的情况下，怎样再造公共性?需要一方面争取现实空间，一方面预设新的空间。社会斗争必须对目前状况有深入分析才能使网络争吵变成真正有意义的争论。新的思想解放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