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帝王将相墓十墓九空 警察不深查怕引火烧身

　　一些良田被人用洛阳铲捅成了马蜂窝

　　■新快报记者 王剑平 文/图发自河南洛阳

　　洛阳老城区天子驾六古玩城、三砚居古玩城市场内，摆放着许多古锈斑斑、品相精美的“文物”。

　　进去问一问，就会有人对你说，他手里的货绝对是正宗的汉魏(或隋唐)文物，高低三彩骆驼、青铜礼器、鼎、觚、爵，让你惊叹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位店主对新快报记者说，古玩城的文物他不敢保证真假，但地下市场倒卖的文物大多是盗挖出来的，因为地上文物要么存在国家博物馆，要么早就被毁了，即使有一些祖传文物，经过文革，留下来的也很少很少。

　　记者曾先后向几位店主询问，手里有没有真正的“老货”。一个店主坦言，真正的“老货”都不摆在店里，“你要真想要，可以打个电话让人带过来。”

　　而洛阳文物市场之外，河洛之地、邙山之北那一个个用洛阳铲打成马蜂窝的盗洞，也证实了这位店主的话。

　　“拿起洛阳铲，发家去盗墓，致富靠文物”

　　2011年6月2日，洛阳市瀍河区瀍河乡小李村，阳光刺眼。

　　位于北邙山脚下的小李村距洛阳市区3公里，由于传说在盗墓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洛阳铲最早出自该村一个叫李鸭子的村民之手，这里因此闻名。

　　今年65岁的老葛在小李村村口的310国道旁开了一家门店，只销售一种产品：洛阳铲！他还印制了名片，上写：葛三生名师。

　　“专业生产各种洛阳铲、考古探针探条、管子，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店里则摆放着他打造洛阳铲的工具和刚刚手工打出的各型号产品，记者在店里与老葛攀谈了一会儿，期间他的儿子也在店里，不时会插上几句。老葛从小就学习打洛阳铲，自认在洛阳一带没人能超过他的铲。

　　“洛阳铲全部是手工制作，打造一把洛阳铲，既辛苦，又不容易。”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这种铲的制作工序有20多道，最关键的是成型时打造弧度，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不仅如此，洛阳铲在制作工艺上更为复杂，通常制造一把小铲需要经过制坯、煅烧、热处理、成型、磨刃等近二十道工序，故而只能手工打制。

　　记者问他是不是所有像洛阳铲那种形状的铲都能把土带上来？他一脸严肃：“要打出这种铲(洛阳铲)，首先要拜师学艺。”

　　老葛说，洛阳铲越做越大，原来15、18厘米，现在都做到45、48厘米了，技术不断改进。

　　他说，在洛阳，盗墓基本上是半公开的行当，洛阳铲也属于公开售卖工具，在洛阳盗墓界，流传着口号“拿起洛阳铲，发家去盗墓，致富靠文物”。来这里买洛阳铲的可不是什么文物工作者，很多都是干盗墓这行的。

　　离开店门，老葛说，“这铲就像一把双刃剑，得看什么人用。”

　　一块400亩的良田

　　结果被洛阳铲捅成了马蜂窝

　　当天小李村牌坊的南边，一块约400亩的农田，已经被捅成了马蜂窝。

　　这些都是盗墓贼们用洛阳铲打下的探洞，密密麻麻。除了这些探洞，还有二三百个直径约60厘米的盗洞，每个5米多深，经人指点，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洞在5米深下拐了弯。

　　“这些打洞的人真的都是高手。”村民惊叹。

　　记者发现，这块地紧邻一条乡村公路，让人感叹的是，公路边就挖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盗洞。带记者前来的出租车司机感叹：“这些盗墓贼的胆儿也太大了。”

　　盗洞周围鲜亮的土堆清楚地表明，这些土是头天晚上刚刚挖出来的，其间夹杂着腐烂的棺材断片和砖瓦碎片，更有零星散落着一些古人的骸骨。

　　随同记者前往的一位专业人士判断说，从破碎的残片可知，这里多半应属汉代平民墓。“挖人祖坟，抛人尸骨，太缺德了！”

　　记者了解到，该块农田在2010年秋天被一家广东企业征用，即将建设为一个物流园区，据说相关手续还没有办齐，当地村民和盗墓贼趁开工前突击盗墓。

　　小李村的徐淑兰(化名)这些天一直在这块地里放羊。她对记者说，从去年秋天收了玉米，这里就开始有盗墓贼出现，而且明目张胆，“过去那些盗墓的大多是在黑夜，即使偶尔在白天，也是在秋庄稼长起来的时候，利用青纱帐做掩护进行，可现在这些人都是早晨八九点钟就来了，开着一辆面包车，下来七八个人，在地里捣，没人管，都习以为常了。”记者问她认识不认识这些人，徐大姐说有的认识，有的不熟悉。“这些人白天在地里用洛阳铲捣，到下午两三点钟就走了，晚上来挖古墓。”

　　两只羊掉进盗洞

　　搞了半天才弄出来

　　在与小李村不远的沙湾，有一块属于老王承包的土地，地里有一座高高的冢子。这个冢子给老王带来了数不清的烦恼：经常有人来在冢子周围打探洞和盗洞，弄得他连庄稼都种不好，“整块地到处是洞，天旱了，浇一次水要一两个小时。”

　　前不久，有两只羊不慎掉到盗洞里，他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弄出来。记者发现，冢子周围有不少洛阳铲打过的洞，有的洞还很大。

　　面对突然而至的陌生人(记者和司机)，老王的警惕性很高，他先是观望了一阵子，发现没什么危险才靠上来。事后他说，“以为你们是盗墓贼，来打探情况的。”记者问他盗墓贼白天敢来吗？他说：“怎么不敢，白天打探情况，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动手了。”

　　老王说，现在这种盗墓的猖狂程度，只在上世纪三十代末出现过，“那时，由于这一带古墓多，挖墓的人多，附近的老百姓就在周围扎摊子卖饭。这几年又多起来，经常有人拿洛阳铲来捣，咱一个老百姓也没啥办法，他们也不是抢劫，不是小偷，你能咋办。你只能说把你的地弄毁了，不让他们捣。”

　　当地一位文物工作者说，洛阳的帝王将相等大墓早被盗空，说“十墓九空”一点也不为过，目前，盗墓大军已经将战线扩大到巩义、郑州、驻马店……

　　警察不敢深查

　　怕引火烧身

　　2011年6月3日，新快报记者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来到位于龙门石窟的龙门西山上，查看几个月前刚刚遭到盗墓贼盗挖的一处位于密林深处的古墓现场。

　　据《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国内媒体报道，这座位于龙门山上的古墓是在2010年11月2日被盗挖的，犯罪分子在将一块“石门”运走时被发现，后经洛阳市文物专家鉴定，该石门系国家一级文物——唐代“辅兽衔环”。在一块高1.5米、长1.2米、厚约30厘米的石板上，两只长角兽类各嘴衔圆环，莲花形状的高浮雕遍布四周。据悉，北京一位文物专家鉴别后，“说这是他看过的最精美的石门。”

　　案件迅速获得侦破，结果是龙门村村民李全立、冯松卫等勾结张俊杰等十余名盗墓人所为。洛阳警方先后在关林、伊川、汝阳及商丘等地，将犯罪嫌疑人张俊杰、冯松卫、李学立、翟国栋等11人抓捕归案。另有3人在逃。

　　但据《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之后对此事报道，这一发生在龙门石窟核心保护区并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的古墓被盗案，最后却草草收场！

　　一位民警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有些领导跟文物犯罪分子有着复杂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也不敢深查，怕翻出更多的案子，引火烧身。

　　当地一位警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谈道，“现在盗墓，警察都不一定敢抓，除非是大案。就算抓，抓的其实也都是干苦力的，是盗墓体系的最底层。上面‘支锅’(出钱组织盗墓)的老板，后面有门路、有渠道的大老板，能抓的，很少。”

　　更有当地警员说，该案的发生，以及眼下洛阳新一拨盗墓潮的出现，都与几年前当地发生的一宗被称为“警察斗不过盗墓贼”的大案有关。

　　一个搁浅的部督大案

　　当案件进行到关键时刻 办案民警纷纷调职

　　■新快报记者 王剑平

　　这是一宗部督的盗卖文物专案，但也是近年来河南省唯一长期未破的部督专案。

　　案件的诡异之处在于：侦查工作刚进入至关重要的关键时期，与此案关系密切的干警就先后“出事”：要么被“双规”，要么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要么被迫脱掉警服，还有一些警察逃离洛阳，进京告状。“所有办这个案子的人，都像进入了一个迷宫，就好像到了百慕大，进去就出不来。多少人因为办这个案子，人生无缘无故发生了改变。”

　　此事发生在河南省洛阳市。有人说，由此案引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洛阳警界的某些生态，也是造成洛阳目前盗墓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州举报信惊动公安部

　　落款为一名爱国文物爱好者

　　这个案件的原点，开始于2002年11月底一封寄到公安部的举报信。

　　举报人说，自己是广州市一名文物爱好者，几十年来潜心于文物的研究与收藏，“在广州的文物圈中也算有一些名望”，一些文物贩子经手的汉、魏、唐代文物品相高一点的文物，多由他“掌眼”。

　　在多年与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举报人发现河南洛阳倒卖文物现象十分猖獗。

　　他举了一个例子：2001年春天，文物贩子展某领他去洛阳，“在洛阳老城附近的一栋民宅里，我看到了里面存有汉唐文物二百多件，其中80公分高的挂蓝坐鼓女佣、五彩蓝釉大马等几十件文物均为国家一级以上文物，特别是一匹1.2米高高抬蹄大披鬃三彩马在国内极为罕见，堪称国宝，我研究收藏了一辈子文物，也没亲眼见过如此精品。”

　　举报信上说，这些年，展某一直与洛阳的宋氏兄弟合伙走私文物，“他说宋家兄弟二人是洛阳走私文物的大哥大，很有势力，洛阳市的文物走私从盗挖到收购、运输基本上都是宋家控制，这里的文物都是宋家弟兄存放的。”

　　而展某在接受宋氏兄弟宴请时，作陪的竟然是洛阳市公安局的一位队长，“听他们说，这个队长和宋家兄弟及展都很熟。”

　　这封举报信说的事实非常清楚，同时附上了展某的三个手机号码和宋家兄弟的三个电话号码，落款为“一名爱国的文物爱好者”。

　　公安部批示

　　斩断“河南—广州—香港”走私通道

　　公安部对那封来自广州的举报信极为重视，2002年12月4日，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作出批示：“组织专门力量，精心设计指挥，尽快一网打尽。”12月10日，公安部刑侦局召集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领导召开专门会议，要求两地侦查部门组织侦破，查清涉案犯罪事实，彻底斩断“河南—广州—香港”的文物走私通道。该案也因此被称为“12·10”专案。

　　“12·10”专案由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德胜为组长，省公安厅刑侦、技侦和洛阳市公安局刑警为主要力量的专案组得以成立。

　　案件交由洛阳市公安局主办。

　　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当年担任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的李小选和副支队长王跃卿坦言，考虑到案件的敏感性，洛阳市公安局接到任务后，包括他们在内的领导，都不知道这件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将近一个月。2003年元月13日下午，李小选被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的张太学叫去，说要采取一个大的统一行动。李小选回忆道，当晚，洛阳市公安局6个垂直区分局抓刑侦的局长和附近孟津、偃师市、宜阳县公安局主抓刑侦的副局长被集中到一个比较秘密的地方，然后把抓捕名单分给大家。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清楚是咋回事，“因为社会上都知道这帮人是干啥的，是倒卖文物的，时间都比较长，社会上传得比较多。”

　　首次抓捕失败

　　怀疑警方内部出了内线

　　当晚的行动动用了200多警力，但包括李小选在内的几乎所有办案人员事后承认，当晚的抓捕行动是失败的。

　　“虽然也抓了一批人，但大鱼一个没抓着，抓的全部是一些小鱼小虾，包括宋家兄弟在内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都跑了。”当然，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中间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

　　吸取此次抓捕的经验教训，洛阳市公安局之后在专案组人员组成上进行了周密考虑，抽掉了一批能独立办案、与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无任何瓜葛的干警办案，并很快取得重大突破：

　　1月28日，宋氏兄弟的“老三”宋彦庆被抓捕归案(“老大”宋彦彬潜逃至今)，一些重量级人物也纷纷落网。

　　“12·10”专案组相关材料显示，宋氏兄弟的家庭及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他们扎根于孟津县及洛阳市两地，宋彦彬是宋家长子，宋彦庆则排行第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兄弟二人开始涉足盗墓和倒卖文物活动，逐步在当地形成了气候。宋家老二和老四均是洛阳市现职干警，洛阳坊间称其“两红两黑”，宋氏其他家庭成员和亲戚亦不乏当地政界中人。不过，宋家人曾对媒体说，他们对老大、老三参与盗墓毫不知情。

　　查清洛阳警方内部有保护伞

　　鉴于宋氏兄弟在当地潜在的影响力和地方盘根错节的关系，专案组成员多次调整警力，变更办案地点，排除干扰，继续查案。

　　经过一年多努力，专案组查证，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是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不仅涉嫌组织盗掘古墓、倒卖文物犯罪，还涉嫌伤害、绑架、非法拘禁、诈骗、非法持有枪支和开设赌场等多种犯罪。该案涉及人员达200余名，案件涉及陕西、山西、河南、广东、港澳等地，大批国家珍贵文物被走私国外，给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之所以如此猖獗，主要是在洛阳警方内部有保护伞。

　　截止到2004年初，专案组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91名，其中包括宋氏兄弟的“老三”宋彦庆，掌握该团伙各类刑事犯罪案件164起，缴获各类文物565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144件。在广泛调查取证的基础上，2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中11人已被法院判刑，刑期超过10年的5人)，宋彦庆等1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按照省政法委指定管辖，移交给焦作市检察机关起诉。

　　办案进入关键时期

　　专案组遭遇“小金库”调查

　　然而，就在案件进入关键时期，一场不期而遇的“意外”就在这时出现了。2004年2月27日，河南省及洛阳市纪委开始对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小金库问题进行调查，民警李小选说，作为“小金库”，是支队为解决办案经费不足并经市有关领导批准而采取的一项临时措施，属于体制遗留问题。但办案方却抓着不放，不断升级。

　　存在“小金库”的单位不止刑警支队一个，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查起了刑警支队的“小金库”问题？而且市公安局下属二级单位的“小金库”问题，也用不着动用如此高的级别、动如此大的干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当年的办案组成员谈到，当时就有人提醒，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是因为随着“12·10”案的深入进行，已经牵扯到了利益链条上的某些人物，希望他们适可而止。但办案人员不为所动，继续办案。

　　当年4月，一个名叫蔡武堂的案犯，点名要见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说有重要线索举报。

　　蔡武堂的举报让张太学感到震惊，“他检举了盗墓团伙在纪检部门的后台。”当初，就是这位“重量级人物”，带队查处洛阳市刑警支队的小金库。张太学原以为仅是洛阳警界有“内鬼”，没想到背后涉及官阶更高的人员。

　　4月16日，张太学、李小选安排张建岳和王建国两人去看守所为蔡武堂做笔录，蔡武堂还提供了一份自己写的举报材料。

　　部督大案搁浅

　　警察斗不过盗墓贼

　　没想到，几位重要专案组成员命运，随之发生重大突变：4月18日，张建岳被“双规”，李小选在同天被“双规”前出逃；4月19日，刑警支队政委王宗文被“双规”；办案人员尤益民、王建国等人也先后接受调查。之后，李小选、张建岳等人辗转赴京，到公安部说明情况，由一名警方办案人员变成了一名上访者，后被河南省公安厅派人接回。

　　6月8日，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被调离，担任河南省人防办副主任。之后，专案组成员相继被调离原岗位，甚至脱掉警服。“12·10”文物大案至此便泥牛入海，成了有头无尾的积案。

　　与此同时，当年的那些落入法网的犯罪分子，却出现了另类的“命运转机”：

　　被判入狱的宋彦庆在收监两个月后被保外就医；曾举报相关高层官员涉嫌违法违纪情况的蔡武堂等人，重获自由后再操“古玩”行当。

　　一位办案民警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耻辱，并不是专案组成员个人的遭遇，而是洛阳坊间流传的一种说法：警察斗不过盗墓贼！”

　　部督大案背后的公安局局长

　　一群民警至今仍在实名举报该案疑点

　　■新快报记者 王剑平

　　在很多人看来，洛阳公安局局长张太学突然调离就像这个搁浅大案一样，原因都是一个谜。

　　离开洛阳前10天，即2004年5月27日，张太学正在北京公安部陪一个司长总结“洛阳经验”。该经验是张太学履任洛阳后创建的一项“网格化巡逻防控体系”，这一创举获得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高度评价，并定在全国推广。

　　也就是在这天，张太学突然接到河南省里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即回到河南。“回来就说我已经被调离，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张太学说。

　　谁欺负老百姓，我就欺负你

　　张太学是河南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农村苦孩子出身的他警校毕业即成为一名刑警，因成绩卓越，1984年被提拔为淮阳县公安局副局长，时年28岁。1993年6月，张太学就任太康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同时兼任县公安局局长一职，当时也不过37岁。之后，他先后担任周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小浪底公安处处长、商丘市公安局局长。

　　有媒体人说，张太学填补了多项公安史上的空白：第一个在全国公安机关发禁酒令；最早在全国提出打“市霸”(此乃黑恶势力的雏形)；1995年，最早提出平安城市概念，即“走夜路不害怕，逛商场无牵挂，搞经营无敲诈，坐客车无路霸”；最早提出警察岗位练兵；最早在当地开展大接访，成立克难攻坚专家组。

　　张太学敢于碰硬，不徇私情。其传奇经历包括：在太康县当公安局局长，把城里那些违法乱纪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地痞流氓“收拾得够呛”，“一扫当地乌烟瘴气的混乱局面”。当地老干部联合做了两个铡刀，一个虎头铡，一个狗头铡(没做龙头铡的原因是张的官太小)，送给了张太学，称他是当代包公。

　　当地百姓送给张太学一箱苹果，打开一看，每个苹果上都刻着：我们热爱张青天。张太学有一句名言：谁欺负老百姓，我就欺负你！谁对不起老百姓，我就对不起谁！

　　办案之初

　　省委领导亲自点将

　　2001年9月12日，张太学履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一职。洛阳市的很多民警都清楚地记得，头一天，美国刚刚发生了“9·11事件”。

　　洛阳是河南省的副中心城市，地位特殊而重要，洛阳的社会稳定在河南举足轻重，而张太学当时面临的情况并不乐观，“洛阳乱了几年了，班子不大团结，队伍比较涣散。”有消息说，张太学到洛阳，是当时一位河南省委领导亲自点的将，“他说洛阳的公安局长必须派一个能干、得力、敢管的人去，并且是外地人。”张太学被寄予厚望。

　　洛阳市公安局一名干警向记者谈到，张太学走马上任第一天，市委组织部的人带着他到公安局里与大家见面，张太学没有任何多余的话，把包往办公室一搁，扭头就出来了，直接就下到基层，“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张太学常下派出所，“每次到基层，民警吃啥他吃啥，从不搞特殊。”“有人当了一辈子警察，没有见过市公安局长，但张太学当了局长，很多小民警跟他握过手。”

　　一个知情人说，每天晚上，在忙完一天的事情后，张太学几乎都会回到他的办公室，“让人在门口把着，任何人不让进。”

　　他看一天的警情动态，亲自给某些当事人打电话，了解情况。“很多普通百姓都接到过太学局长亲自打来的电话，就解决问题的时间作出承诺。”

　　2002年12月18日，张太学接到了侦办“12·10专案”的任务，他向新快报记者回忆道：“案件的复杂性我倒没有想到，后顾之忧我也没有，丝毫的惧怕情绪都没有。我一看反映材料上写的问题很严重，说洛阳市的文物走私从盗挖到收购、运输基本上都是宋家兄弟控制，而且他们在洛阳警方内部有保护伞，更坚定了我办案的决心。”

　　一些警察顾虑重重

　　被他斥为软骨头

　　洛阳警方对“12·10专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的首次抓捕行动失败，让张太学第一次感到了问题的严峻性。通过技侦发现，包括宋氏兄弟在内的主要嫌疑人是在抓捕行动开始前半个小时得到了消息。但张太学当时并没有立即去追查那些隐藏在内部的“余则成”，“我想把这件事放到案件后期再处理，先外部后内部。”

　　但张太学如今也不由得感叹：“后来的变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国内的诸多文物大案，背后往往涉及保护伞，“12·10专案”也遇到同样问题。有办案民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由于宋氏兄弟在洛阳的关系盘根错节，自己一度顾虑重重，这招致张太学的极大不满，一次，他当面骂这位警察是“软骨头”。

　　而张太学则告诉新快报记者，在办理“12·10专案”期间，没有任何人找他说过情，“大家都知道我的个性，在我那儿，谁说情也说不动，包括一些很重要的领导，我的顶头上司，谁说也不行。可以说，搁我哪儿没有可以说通的，我这一生没准过任何人的情！”

　　对上级纪委调查刑警支队的“小金库”，张太学也感到匪夷所思，

　　但办案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他说，“从警多年，对那些穷凶极恶的黑恶势力，我从来没怕过。”

　　最难受的就是案件搁浅

　　目前，张太学在郑州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媒体采访，他都会婉言谢绝。“我不干这个了，年龄也大了，一无所求。”但有时候，在朋友的反复劝说下，他也会讲一讲这段过去，“考虑到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国家文物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当时那一班办案人员负责，说几句公道话，绝不说假话。”

　　张太学告诉新快报记者，他现在感到最难受的有三件事：“第一是我的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事们，他们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第二点，是我最遗憾的，国家的文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该追缴的文物没追回来，该追的赃款没追回来，犯罪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而且现在文物盗窃还很猖獗；第三点，也是我最伤心的一条，这件事没处理好，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同时损害了法律的威严，我们心里很沉重。”

　　至今一些民警仍在举报

　　2005年起，“12·10”专案组成员先后被调离原工作岗位，李小选被调往洛阳市政法委任调研员，脱了警服；张建岳被调任高新区公安分局任副局长，目前任洛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的副支队长；原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王跃卿被调任巡警支队任政委；尤益民被调入巡警支队任副大队长，现已内退；王建国没有离开刑警队，但被调去养警犬。

　　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张太学感慨万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的这些专案组成员，可以说都是精英，都是我要培养、提拔的对象，公安部督办的案件，他们经过锻炼和考验，该立功的立功，该提拔的提拔，这是我设想的结局。没想到，他们现在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这是我内心最不安的。”

　　记者了解到，在公安部的历年通报中，洛阳“12·10专案”一直被列为未办结督办案件，尽管该案已搁浅七年之久。而当初的专案组民警们，依然在以专案组的名义不断在互联网上申诉，百度相关关键词，总能跳出上百万个网页。一些民警仍坚持每个月都向中央、省市和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邮寄实名控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