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因痛骂孝道而闻名，他不满过分的孝道干涉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由此受到陈独秀赏识而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插图/金锐 王金花

施存统翻译的相关著作。

施存统和妻子钟复光共同使用的印章。

施存统曾用过的皮包。

　　施存统在浙江一师做学生时，撰文《非孝》，痛骂孝道而名扬全国，随之引发的笔祸，成为五四时期反儒教精神的最大事件之一。施存统的勇气，亦受到陈独秀赏识，他跟随陈走上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走上革命道路之前，施存统先走过一条“出走之路”。而这段史料，鲜于记载。今年6月23日，施存统的侄子施根叶讲述了这段真实的故事。

　　那时施存统还不满18岁，某个冬天的下午，父亲让他去池塘边洗刷泡菜坛子，他不小心打碎了坛子。

　　施从小畏惧父亲，犯错后不敢回家，沿着小路一直走，在10里外一个叫洞店的地方，躺在凉亭里过了一夜。

　　次日，施存统跑到60里外的金华，去了在国民党为官的舅舅家，并要求留下。舅舅答应了，并资助他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那里，施存统开始接触激进思想，一步步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日后成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并担任首任团中央书记。

　　“如果没有这次出走，不知道伯父日后的履历是否会改写。”施根叶认为历史充满了巧合。

　　《非孝》一鸣惊人

　　施存统考取浙江一师是在1917年，该校是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陈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师在此任教。

　　在老师们支持下，施存统和同学俞秀松等人在1919年创办杂志《浙江新潮》。办杂志让施存统有了武器，抨击自小就想反抗又不敢反抗的封建礼教。

　　施存统9岁进私塾，接受儒家思想，曾欣赏孔子的弟子子路(即仲由)，给自己取名“子由”，他算得上是一个“孔孟之徒”。

　　随着年岁增长，施存统愈来愈被这“孝道”困惑。他母亲是个知书达理的女性，父亲则是个爱财如命又性格暴躁的农民，时有虐待母亲。

　　母亲患了眼疾，施存统借钱寄回家，让母亲看病，但父亲舍不得花这钱，最终导致施的母亲双目失明。

　　施存统怨恨父亲，但在“孝”道中，儿子又不能对抗父亲。

　　1919年9月，这种苦闷达到极致。施存统在校接到母亲病危通知，回家得知，父亲不给母亲治病，理由是给快死的人看病是浪费，甚至还打了一顿在病床上的母亲。

　　施存统事后曾回忆说，自己在回校的路上哭了一场，“哭醒了十多年来做‘孝子’的好梦。”

　　回校不久，施存统写了《非孝》，发表在《浙江新潮》上。事后，他分析了自己的写作心境，“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亲一样的人！……人类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该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

　　施存统想借此问题，煽成大波，把家庭制度推翻，然后建设一个新社会。

　　《非孝》发表后，施存统母亲去世。

　　20岁的施存统一举成名，已名扬四海的陈独秀率先声援他的勇敢。

　　但文章却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浙江新潮》被查封，浙江一师校长被免职，陈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授被勒令离开学校，施存统和几位参与办刊的同学则被逐出杭州。

　　毫不畏惧的“信使”

　　一筹莫展的施存统，得知北京正在试验工读互助团，他和俞秀松等人立即前往。

　　“工读互助”思潮是一种半空想社会主义、半无政府主义理论，目标是要实现“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

　　施存统与同伴们到京后，开始承办电影、洗衣、印刷等业务。起初，他们以为这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但两个月后，因为管理不善，工读互助团解散，试验失败。施存统得到的教训是“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

　　1920年3月27日，施存统和俞秀松一起来到上海。

　　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在《星期评论》杂志社工作，还认识了陈独秀、戴季陶等人。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施存统成为发起人之一。

　　上海期间，戴季陶对他影响较大，施存统逐渐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原本想下厂做工，但突然患上肺病。戴季陶帮助他，赴日留学兼养病。

　　1920年6月，施存统抄了一份共产党党纲后东渡日本，筹建旅日共产党小组。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旅日小组本应由施存统出席，考虑到同在日本的周佛海，久未回国又适逢暑假，他主动让周佛海回国参加了“一大”。

　　中共一大之后，施存统继续在日本发展党员，吸收了1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王水湘教授认为，施存统在日本期间起到了“信使”作用。

　　施存统成了中日之间，共产主义信息的中转站。他帮助李达递信给学者堺利彦。堺利彦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

　　由于频繁地与日本共产党交往，施存统引起日本警视厅的注意。他曾在1921年5月的信中说，他几乎每天都受到日本警察的骚扰。那年12月，施存统被日本当局拘捕，关押了半个月后，1922年1月5日被驱逐出境。

　　王水湘说，被驱逐一事反映施存统是个很坚决的人，毫不畏惧，他当着日本警察的面说他今后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要联系日本社会主义者，他说中国要赤化，日本早晚也要被赤化。

　　为爱更名

　　施存统回国后到了上海，接到的任务是重振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于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成立，由于成员成分复杂，加上负责人张太雷参加远东国际大会停留了较长时间，青年团的活动在1921年5月前后，陷入了停顿状态。

　　施存统接到重振青年团的任务后，指示各地团组织重新登记，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全国代表大会，他被推选担任团中央首任书记，其主持团中央工作时，奠定了青年团思想建设的基础。

　　1923年，因为患有神经衰弱症，施存统辞去团中央书记，到上海大学任教。他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和《社会问题》。

　　1924年，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被通缉，离开学校，施存统继任系主任。

　　作为当时党内少数几个理论家，施存统带领学生创办工人夜校，在上海大学成立了第一所平民学校。

　　在上海大学，施存统的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也赢得了女学生钟复光的芳心，成为她最为敬重的老师。当时的施存统刚经历婚变，两人也由相识到相恋。

　　认识钟复光之后，施存统决定为了爱情，将名字改为“施复亮”。

　　当时，钟复光与他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时，施存统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为了表达情意，他改名“施复亮”，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1926年春天，两人结为夫妻，相伴终身，“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便是他们的儿子。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施复亮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

　　党组织安排施复亮奔赴广州。在广州施复亮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

　　悲痛中自白

　　1927年2月，党组织又调施复亮夫妇到武汉中央军校任教官。

　　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妻子钟复光此时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大举屠杀共产党，国共合作破产，大革命失败。

　　施复亮觉得革命前途无望。在思想上，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施复亮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

　　脱党后，他曾幻想通过改变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并与许德珩、陈公博相约：“不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但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

　　于是，他退进书斋，埋首学问。1929年到1936年间，施复亮编著了《资本论大纲》、《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施复亮积极宣传抗战。

　　1941年，施复亮又遭失业，度日艰难，儿子施光南还不满一岁。有人劝告施复亮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对此，施复亮严辞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

　　1945年，他又和黄炎培等人创建了民主建国会，支持共产党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民主党派人士身份出任劳动部副部长，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

　　施复亮烟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一双皮鞋穿了20年，多余的钱参加储蓄，一旦公益事业需要，马上慷慨解囊。1970年病逝后，没给家庭留下一分钱。

　　译著与同心印

　　施存统是建党初期党内几个少数的理论家，他著作颇丰，脱党后更是潜心研究学问，一生的著作和译著有30多种。他编著的《资本论大纲》、《苏俄政治制度》等，帮助许多青年走上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他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课，赢得学生钟复光的芳心。

　　两人在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时，施存统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为了表达情意，他改名“施复亮”，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北京、浙江报道

　　“父亲去世后没给子女留下一分钱”

　　施月明，施存统女儿，86岁，退休前在浙江大学从事行政工作

　　新京报：你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施月明：性格秉直，嫉恶如仇。

　　新京报：在家中，他是怎样的父亲？

　　施月明：很严厉，我们姐弟有时玩在兴头上，一听到他回来的脚步声，就不作声了，在家里他笑容不多，做错事批评得很厉害。

　　不仅我们怕他，连我舅舅都怕他，当时我父亲在四川省银行任经济研究处处长，我舅舅在他手下，有几次都不想干了。

　　新京报：他与你们接触的时间多吗？

　　施月明：不多，我们小时候都在外婆家长大的，他两三年才回来一次。直到我18岁，才与父母住到一起。

　　新京报：在家里他讲以前的事情吗？

　　施月明：不说。脱党的事情都不提，这是他心中永远的伤痛。

　　新京报：那你们交流一般都说些什么话题？

　　施月明：聊得多的就是让我们努力学习，还叫我们要节约。解放后三年困难时期，我弟弟施光南经常夜间学习工作，脸色不好，我就买了半斤巧克力给他，父亲知道后就批评我不该买那么贵的东西，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农民，不能忘记农民的苦。

　　新京报：他自己节约吗？

　　施月明：他生活简朴，家里吃饭规定只一荤一素，吃肉就不吃蛋，吃蛋就不吃肉。救灾时，他很慷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他捐款旧币人民币1145000元，河北水灾、家乡办学，他都捐款。他去世后，没给子女留下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