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慎重稳进”到“稳定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怎样提出和制定对藏工作方针的

卢　洁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实现国内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始终是我们的基本目标。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根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针对各民族地区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特殊条件，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是做好民族工作，破解民族地区发展难题的最重要的前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关于西藏“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使西藏和平解放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得以肃清，西藏内部的团结得以加强，长期动荡的西藏社会得以稳定，并且使西藏的经济得到初步发展。经过对西藏上层耐心等待后，又顺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放。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以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适时地制定和实行了“稳定发展”方针，在经济上推动快速发展，使西藏农牧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政治上稳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西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慎重稳进”和“稳定发展”方针的制定和实行并互为衔接，使西藏经济社会不断稳定发展，为西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从全局上确立谨慎稳重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大政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行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政府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事业。这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
　　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使天下大定，稳定社会秩序，顺利地实现土地改革，实现国民经济的基本恢复，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迫切问题。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要求以此为策略原则，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实现政局安定和社会稳定。他特别提醒全党：“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在战略布局上和工作步骤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作了部署和安排。
　　会后不久，1950年6月13日，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一些地区少数民族问题处理不够慎重引发的暴乱情况，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今后更加谨慎地处理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并从组织程序和组织纪律上，明确规定“少数民族问题必须遇事向上级报告和请示”，不许下级擅自处理，而“应集中由各中央局处理，重要的问题则报告中央处理”。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指示》提出“必须从缓提出”，“必须首先了解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并从各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决定当地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工作步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卷第219页、第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文件，对于促进全党更加重视民族问题，更加谨慎地处理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明确了从全局上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土改的部署，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关于少数民族工作，周恩来也强调“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土地改革“慢一点搞，比闯出乱子来要好得多”。【《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文选》192，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当时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也提出西南少数民族工作“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4、16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总结西南少数民族工作的经验，提出要“采取谨慎稳重的方针”。【《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选》第3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总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采取“谨慎”、“稳当”，“谨慎稳重”的方针，不能“操之过急”，在工作步骤和方法上要与汉族地区有所区别，以确保社会的稳定，成为建国初期全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共识。这个关于民族工作的“一般”，成为处理西藏问题“个别”的基本依据。

二、从执行《协议》、进驻西藏开始提出“慎重稳进”的指导原则
　　西藏历史上一直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十分落后。十八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西藏，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相勾结，一直想把西藏变为其殖民地。西藏是中国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英美帝国主义一再插手西藏事务，与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分裂势力沆瀣一气，积极谋划“西藏独立”。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西南国防，成为一项紧迫的历史性任务。
　　早在筹划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对西藏问题有了深入的分析和把握。1949年2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谈话时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是说，因为交通困难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解决西藏问题不能鲁莽和操之过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着手部署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12月，在访苏途中，他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1950年1月2日，他在苏联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电报中，最终确定将“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他在电报中指出：“西藏的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经过一年多的政治争取、军事斗争和和平谈判，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以下称《协议》）。《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问题和平解决。
　　《协议》是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和西藏的实际而起草的，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西藏地方政府协助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达赖和班禅的职权予以维护。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中央不强迫，要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办法解决。
　　《协议》的签订，成为西藏历史的转折点，将使西藏“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但《协议》的签订还只是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步。接着就要解决贯彻执行《协议》，实现“进军和经营”西藏的问题，使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达到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目的。
　　《协议》签订后，西藏的局势依然错综复杂。英美等帝国主义也在拉拢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亲政不久的达赖带领主要官员移居中印边界的亚东，称亚东噶厦；由代理摄政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留守拉萨，组成拉萨噶厦。而西藏内部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长期失和，当时十世班禅长期客居青海。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协议》，进驻西藏开展工作，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张国华进军西藏准备情况汇报时，明确指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张国华：《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5日。】这段话与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一脉相承，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指导原则。
　　1951年6月13日，中央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专程前往亚东，面交毛泽东给达赖的亲笔信和《协议》的副本，以争取达赖返回拉萨，执行《协议》。1951年8月18日，周恩来在审改中央致张经武的电报中指出：“一切活动须采取谨慎方针，从长远利益着想，不宜急躁，尤忌操切从事”。【《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几乎是同时，1951年7月15日，西南局书记邓小平通过进军支援司令部胥光义传达进藏工作的指示，他也明确指出：“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紧紧掌握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赵慎应《张国华将军在西藏》第63―6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慎”和“稳”地处理一切问题，作为进军西藏的基本指导原则提出来了。

三、立足西藏实际，制定西藏工作长期“慎重稳进”的方针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不到半年，1952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我军立足未稳，组织非法的“人民会议”，起草请愿书，反对改编藏军，叫嚣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并组织包围中央代表的驻地，制造了拉萨骚乱事件。这是敌我在《协议》问题上的第一次公开的较量。正是在处理这次骚乱的过程中和之后，明确提出了“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在审定《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指示》稿中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以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的物质利益有所改进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里，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军入藏后的严峻形势，考虑在西藏立足和执行《协议》的步骤问题，明确提出“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
　　这个《指示》发出5天后，1952年4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26―22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关于西藏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对人民解放军入藏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目标、方针政策和策略步骤，对处理拉萨骚乱事件的原则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全面制定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
　　开宗明义，毛泽东首先提出西藏工作的目标，就是“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这就是说既要在当前“站稳脚跟”，更要长期坚持，“立于不败”。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策略的基点。第二，毛泽东分析了西藏在政治经济上与其他民族地区的不同特点，指出我军在西藏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惟有靠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即生产自给和同内地及同印度打通贸易关系，才能解决我军生存的物质基础，最基本的立脚点是生产自给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在短期内都不能解决。第三，鉴于目前没有全面实行《协议》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面实行《协议》的群众基础，更没有全面实行《协议》的上层基础，毛泽东提出：勉强实行，害多利少；拖延下去，反而有利。由此，他进一步提出西藏工作的政策策略和工作步骤是：暂时一切照旧，将全部执行协议延缓下去，等待时机成熟再谈协议的全部执行问题，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等好事，争取群众，以待时机成熟。第四，关于拉萨骚乱事件的处理原则和策略，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要采取攻势，责备示威和请愿是破坏《协议》的无理行为，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再全部解决。
　　鉴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和严重性，1952年4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西南局和西藏工委的电报，明确规定：“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报告”。“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同年5月19日、12月29日，毛泽东又连续两次批示重申此项规定，责令遵行。【《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84页、第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一规定本身凸现了“慎”和“稳”，同时从领导机制和工作纪律上保证了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慎重稳进”方针和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
　　从上面对关于西藏工作历史文献的分析疏理可以看出，毛泽东1952年4月6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系统地、缜密地制定了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它与4月1日经毛泽东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指示》、4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和西藏工委的电报的内容相互贯通，层层递进，构成了“慎重稳进”方针的完整内涵和工作部署。此后，在有关西藏工作的文件中开始出现贯彻执行“慎重稳进的总方针”的表述。这也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经营”西藏的工作开始了。
　　慎重初战，首战必胜，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在提出“慎重稳进”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后，毛泽东具体指导处理拉萨骚乱事件。通过做工作，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取缔非法的“人民会议”，撤销骚乱的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职务。西藏工作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使西藏的紧张局势安定下来，工作从被动转为主动。
　　此后，毛泽东在与西藏上层人士的谈话中反复阐释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政策，提出《协议》可以“慢点执行”。在同达赖和班禅的谈话中，他反复从思想方法上强调中央帮助西藏“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不性急反倒会快。”【《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慢慢地来，不要急，一切事情，慢慢地搞通再办是有好处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条件不成熟，好事办成了坏事”【《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西藏的发展问题，他强调要使西藏“逐步发展”，“长期建设”，“必须使西藏在经济上、文化上和人口方面发展强大起来，才是我们对西藏的真正的帮助。”【《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充分体现了“慎重稳进”的思想。

四、贯彻执行“慎重稳进”方针，一再推延西藏改革时间，最终顺利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
　　解决西藏的发展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变革其社会制度。中共中央考虑到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的改革，一直采取放慢步骤和耐心等待的方针。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考虑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借鉴内地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成功经验，对西藏上层贵族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
　　1954年12月，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相继通车，密切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初步解决了物资供给问题。1955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和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同年还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酝酿西藏的改革问题。
　　1956年4月，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直接引起西藏上层的不安。他们开始怀疑中央的政策，西藏是否会很快实行改革。同年7月，毛泽东在听取李维汉等关于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协商不够、听意见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性不够”。【《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为此，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做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要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现在还必须等待。”【《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这时，恰逢纪念释迦牟尼涅磐2500年，达赖和班禅赴印度参加纪念活动。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利用达赖赴印度之际，策划骚乱。针对印度境内藏独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对达赖的拉拢，1956年11月29日，周恩来在印度同达赖谈话，转告达赖西藏现在不谈改革。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问题给西藏工委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明确西藏的社会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并要求把到1962年“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传达。但毛泽东同时指出：“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的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1956年12月30日和翌年1月1日，周恩来在印度两次同达赖谈话，转达中央确定的西藏“六年内不改革”方针。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在党内明确了西藏“六年内不改革”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22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为贯彻执行“六年内不改革”方针，纠正西藏工作中出现的过急的偏差，1957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工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决定驻藏人员、机构、事业、财政大下马。【《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1卷第107―1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19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收缩方针的指示》【《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缓和了西藏的紧张局势。
　　在实行收缩方针的同时，毛泽东也一再提醒“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2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他还指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公开宣布“西藏独立”。中央果断地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并就势进行民主改革，在西藏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

五、在基本完成西藏的民主改革后，适时实行“稳定发展”的方针，最终使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西藏平叛改革之初，毛泽东就指出：“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平叛和民主改革进行了近两年。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西藏社会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变革。接下来，在西藏是一鼓作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并兴办人民公社，还是先稳定一个时期，等条件成熟时再走“第二步”，成为一个需要明确选择的问题。
　　1960年，由于内地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共产风”泛滥，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以及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了遏制“共产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恢复粮食生产，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在1960年夏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留一点自留地”。【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660―6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强调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下来，至少7年不变，一心一意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次重大的农村政策的调整，最重要的是提出和规定了生产关系长期不变的原则。《紧急指示信》的酝酿和形成，为制定平叛改革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思路。
　　1960年8月31日，周恩来与贺龙、习仲勋等同阿沛·阿旺晋美谈话时，提出：西藏不管互助组也好，联组也好，要坚持一个时期，把生产搞好，不要急于搞合作社，不要急于搞内地的一套。要使群众情绪安定下来，稳定一个时期，搞好生产。【《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同年12月5日，周恩来同张国华、杨静仁谈西藏问题，进一步提出：土地证要坚决发下去。西藏民主改革后的所有制至少四年不变。不要急于搞人民公社，今后条件成熟了再说。主要是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这是一切的一切。你们应多想些办法，叫人安定一个时期，使他们安定下来搞生产，使他们看到有希望。【《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75―3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961年1月5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杨静仁等汇报西藏工作时，谈得更为透彻。他指出：西藏“要休养生息，改革后让农民生活天天向上”，要接受内地的教训。不能采取掠夺性政策，竭泽而渔，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他明确提出西藏改革后的工作要防“左”防急，要稳，“合作社五年内不搞，让农户富起来”。“现在不考虑社会主义改造”。【《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243―244页。】他布置李维汉主持搞个指示，管它五年，关于西藏工作今后不再开会讨论方针，使方针政策稳定下来。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西藏的民主改革后的方针政策。他指出：“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你们那里同内地不同，是由封建农奴制度进到个体所有制，经过个体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以后再看。”“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20页、第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
　　经过充分酝酿和研究，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规定：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算起，五年以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农奴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2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指示》还特别提出，一切政策力求稳妥，防‘左’防急，以便条件成熟以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稳定发展”作为西藏民主改革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基本工作方针明确下来。
　　根据“稳定发展”的方针，西藏工委制定了《关于农村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等相关政策措施，保护和发展了西藏社会生产力，调动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稳步发展。至196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29.07万吨，民主改革后连续六年增产丰收，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了66.1%。【《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卷第31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都为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西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六、几点思考和启示
　　第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制定的“慎重稳进”工作方针，使西藏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并实现了民主改革；在民主改革后，又适时地制定了“稳定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马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激烈的革命变动后采取保持个体所有制，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措施，最终使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成功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正如2001年7月19日胡锦涛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西藏的发展进步做了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第5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二，“慎重稳进”和“稳定发展”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的基本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各个阶段适时制定提出了西藏发展的战略和措施，这些战略和措施，都是以“慎”和“稳”为基调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提出在西藏要实行“比较长期稳定的方针”。由于各种原因，1989年3月，拉萨发生骚乱。在处理拉萨骚乱事件过程中，同年10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西藏工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1卷第55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2001年6月，中央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又提出要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标任务。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慎重稳进”和“稳定发展”的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从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西藏问题，为世世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基本立场。毛泽东曾经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文集》第7卷20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立场，我们就能抵御在民族问题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
　　（作者卢洁，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