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过磷酸钙标准:半部論語治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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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論語治企業

   “元朝戰亂時期,有一群書生在路上逃亡,正是大夏天,他們又饑又渴,看到路邊有一棵梨樹,眾人上去哄搶,只有一個人不動,別人問他為何不吃,他說:‘梨樹無主,我心有主。’後來這個人成了元朝國子監的大學士。事雖小,自己能把握住,也就是修身了。”

  這是“許衡不食梨”的故事。講故事的人是孫大午,河北大午農牧集團的創始人、監事長,一位頗有傳奇色彩的民營企業家,聽故事的人是大午集團的全體幹部和業務員。

  借歷史故事來讓大家明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孫大午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多少次了,因為從《論語》中得來的這個道理,他已經講了十幾年。在中國企業家中,孫大午是非常獨特的一分子。當無數中國企業家希望從韋爾奇、沃爾頓那裏借鑒管理方法時,孫大午卻一直在向兩千年多前的孔子學習管理智慧,樂此不疲。

  他從1992年起就把《論語》變成了管理企業的一大利器。每個月開會,他都為員工講《論語》中的一兩句話,聯繫歷史故事、日常生活和最近的工作,引導大家一起學習和討論,這個月講“君子周而不比”,下個月討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997年的時候,他在企業裏建起了敬儒祠,孔子手持書卷,屹立正中,左右兩邊分別塑孔子的徒弟子貢和子路的像,他們後面的牆壁上大書一“仁”字。初一十五的時候,常有員工和附近的村民自發來敬儒祠致敬。

  2005年,企業員工增加到1,000多人,每月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學習《論語》已不太現實,他又給每個員工發了一本《論語》。那個時候,正是西方的管理暢銷書《從優秀到卓越》風靡全國的時候,剛剛出了第二版,中國的經理人幾乎人手一冊。孫大午卻堅持著“先學做人,再學做事”的想法,怎麼做人,沒有比《論語》更合適的“教材”了。

  他還將溫良恭儉讓和仁義禮智信寫進企業文化,這在中國企業家中獨樹一幟。

  “我是一個儒家文化的實踐者,也是儒家文化的受益者。”孫大午這樣告訴我們,神情篤定:“最大的一點受益是,人們因德得利,企業的發展很健康,也很快。還有一個受益是,人們的精神面貌非常祥和,知道孝順父母,知道對子女負責,並進而對社會負責。”

  孫大午並不是特例。日本著名的實業家澀澤容一在他的《論語與算盤》一書裏,大力反對所謂經濟活動與倫理道德不相容的觀念,以自身的行動證明,“遵循《論語》的箴言進行商業活動,能夠生財致富,”並告誡其他企業家,“真正的謀利而不以仁義道德為基礎的話,那麼就絕不會持續久遠。”孫大午並不十分瞭解澀澤容一,但他用22年的時間證實了相同的結果:“企業辦了22年,我覺得中國文化用於企業管理是非常有效的。我們的企業之所以能健康地發展,儒家文化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它跟西方的管理也是相通的。”

  道德經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裏仁》

  這句話的中心思想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之財不能取。由此延伸出來的道德經營,是大午集團最核心的價值觀。在孫大午看來,這樣的價值觀,也是最有群眾基礎的價值觀。

  孫大午說:“我的企業文化是在自由生活中自然產生出來的道德文化。我在挖掘民間的道德資源的時候,發現了最能得到民間認同的傳統的儒家思想,於是就樹立孔子為偶像。”

  當然,孫大午用儒家思想來治理企業,不僅因為它有群眾基礎,更因為它在企業管理中是非常有效實用的。孫大午的母親信佛,父親通道,這對他都有很大影響,但是他覺得這些思想有些拔高,而儒家思想沒有拔高,非常實用。孫大午說:“儒家的文化是一種道德的文化,道德人人都能做到,而且對人人都有好處,你貨真價實公平買賣,大家都找你,你就發財了。”

  但是要讓這樣的文化變成企業裏每一個員工潛移默化的行為,是十分困難的,不能僅僅靠“自然形成”。孫大午說:“見錢都會動心,要守住自己相當不容易。”

  於是從1992年開始,孫大午開始在企業裏講 《論語》,每個月講一兩句,大家一起來討論。有時為了讓大家深入認識,幾個月反反復複地講一句。那時大午集團只有一兩百人,孫大午不只講《論語》裏的原話,還善於把大道理變成大白話,變成故事,跟平常的生活和工作聯繫起來,講給員工聽。有一次,他講自己的孩子去上學,在路上見到十塊錢要不要撿,他說,“這個錢是便宜,不要撿。”他反復對員工強調,這種便宜不要占,只有靠勤勞道德的致富,才安全可靠。雖然員工中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是在孫大午“專門開會講了好幾次”之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意義,逐漸被瞭解和接受。

  講道理、講故事只是一個方面,一種價值觀能夠深入人心,還在於它體現在企業高層領導的日復一日的領導行為中,特別是決策中。孫大午的弟弟孫二午在大午集團中曾負責飼料廠的工作,那時候有個豆餅的供應商叫龐樂,跟大午集團的合作已有多年,互相信任,所以他送來豆餅後,就直接到屋裏喝水去了,材料的稱重都是大午集團的員工做。有一次一個新來的職工,一看龐樂不在,不稱重就直接把豆餅往廠房裏搬,偷偷留下一個餅,就是賺10塊錢。老員工知道這件事後,及時告訴了孫二午,孫二午立馬找員工談話,並做了處分。

  還有一次,北京有個貿易商來訂他們玉米食品廠的貨,大午集團的包裝是每袋25公斤,貿易商要求裝24公斤,他按照這個重量給錢,但是包裝上還印25公斤。當時負責這事的是孫二午的一個表兄。公司高層知道這件事後,這個表兄被撤了職,後來一直做技術工作,再也沒有提到管理崗位上來。大午集團後來也沒有再跟這個客戶合作。“做生意要講仁講義講良心,我們50公斤裝的飼料實際重量都要多三兩,因為在運輸過程中可能會浪費,任何時候都得保證產品交到消費者手中是足夠的。”現任集團董事長的孫二午說。

無論是對供應商,對消費者還是對客戶,孫大午都秉持著一樣的道德經營的標準。大午集團的雞籠廠草創時,有個山東客戶,一次匯來5萬元訂貨款,要求兩個月之內送貨。就在發貨過程中,鋼材的市場價下跌了。孫大午主動把下降的部分讓利給了這個山東客戶。他說:“市場競爭就是道德、人品的競爭。財富會向有道德的人手裏集中。”

  為了讓大家的感受更直觀,孫大午在硬體上也花起了心思。1997年他去歐洲,在德國科隆大教堂,人們虔誠的祈拜讓他深受震憾。回國後,他在大午集團內修建起了一個敬儒祠,中間塑孔子像,左邊站著子貢,右邊站著子路,壁上寫著一個大大的“仁”字,同時在祠裏塑著的,還有關羽和嶽飛,關羽取一個“義”字,嶽飛取一個“忠”字。初一十五的時候,常有人自發地來致敬。離敬儒祠不遠處的花園裏,還有惠儒亭與之遙相呼應。

  孫大午曾經胸懷作家的夢想,還參加過中國地質大學舉辦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函授班。現在,他把文學上的才情用到了公司的宣傳語上,產品的廣告上。他在敬儒祠門前的廊柱上寫上“地荒存天理,教疏潤人心”,工業廠區的影壁牆上寫上“名不苟得求美譽,利不虛受血汗錢”。他給水業公司的大午甘泉寫廣告詞:“大午的天是藍的,大午的水是甜的,大午的人是善良的。”

  孫大午說:“為什麼孟母三遷?就是因為環境能夠育人,環境能夠改造人,能夠薰陶人。”

  企業文化對員工行為的影響,最有說服力的體現可以說是在2003年孫大午出事的時候,那時孫大午利用民間資金的做法被冠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罪名,他、副董事長、總經理、兩個財務處長、三個財務人員全部被抓。大午集團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各個廠獨立運作,每天記幾十萬的流水賬。在孫大午入獄158天的日子裏,員工沒有一個人趁火打劫,也沒有一個人落井下石,中層幹部沒有一個人掉隊。孫大午出來後,重新建賬,上千萬的流水,只有2,000元對不起來。連檢察長都對孫大午說,“你們的企業是個奇跡。”孫大午在向我們講述這個結果時,非常驕傲:“學了這麼多年《論語》,他們知道,不義之財不取,他們忠於事敏於行。”

  周而不比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

  “君子是團結,而不是勾結;小人是勾結,而不是團結。”這是孫大午在兩個弟弟加盟公司時給他們上的第一堂課。

  這句話從那時(1992年)起,就成為孫大午處理兄弟三人關係的一個準則。

  孫大午一直在琢磨,怎麼才能讓人們彼此團結而不是勾結呢?那就要有共同的志向,而不是暫時的利益。正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利益不會是永恆的,一旦分配不平就會分裂。志向是永恆的,有永恆的目標,就有永恆的團結,就不會分裂。”孫大午說。

  孫大午的志向,是要建一個大午城,要帶領大家走共同富裕之路。那時候孫大午已經公開表示,自己的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而以發展為目標,以共同富裕為歸宿”。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企業是以賺錢為目的的組織,但是孫大午卻不這麼認為,他堅持自己的理想,並以此為旗幟,凝聚隊伍。他表示:“當領導人要有一個旗幟,沒有旗幟,就凝聚不起隊伍來,大家就是一盤散沙。”

  實際上孫大午的兩個弟弟在加入大午集團之前,在當地都是小有成績的人。二弟孫二午做些小生意,家境豐厚,三弟孫志華做副鄉長,也有亮堂的前途。但在孫大午眼裏,三兄弟的志向不應局限於此。他對兩個弟弟說,咱們集合在一起,不是為了個人掙錢,咱們團結起來,是要幹一番事業。個人富了不算富,有本事咱們兄弟三人把這一帶老百姓帶富起來,給徐水縣(大午集團所在地)做貢獻,給國家做貢獻。不論財產屬於誰,關鍵是我們給社會創造了什麼財富,給後人留下了什麼。

  孫大午的理想得到弟弟們的認同,在兄弟三人十幾年的合作中,雖然對工作難免有不同看法,但“從沒有為財產打過架,沒有為私事紅過臉”。現在,孫大午做監事長,相當於家族委員會的領導,基本不參與具體的經營管理,孫二午任集團董事長,而孫志華則負責大午溫泉城的工作。兄弟三人各憑能力做事,都在掙工資,孫大午的獎金還只有孫二午的一半。

  從這裏,一方面可以看出孫大午作為一個領導者為企業樹立意義和目標的非凡領導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是個做思想工作的高手。他很善於管理家族成員。他用簡單的“君子周而不比”,一面表達了自己將大家視為君子的胸懷,另一方面將他們的合作關係確定下來,避免了家族成員利益的糾結,也避免了與其他企業高層之間的矛盾。

  以直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

  有人對孔子說:“拿恩惠來回答怨恨,怎麼樣?”孔子道:“拿什麼來酬答恩惠呢?拿公平正直來回答怨恨,拿恩惠來酬答恩惠。”

  “以直報怨是我最喜歡的一句。”孫大午說,“每個人都有很多委屈或抱怨,我們提倡不平則鳴。”

  孫大午說,大午集團在內部提倡一個“容”字,一個“鳴”字。“容”就是寬容,領導和員工要能寬容地對待周圍發生的事情;“鳴”是代表不平則鳴,如果你覺得容不下,該說就說出來,而不提倡忍。如果有不平還要忍,還不鬱悶死?

  這兩個字在工作中怎麼體現出來呢?就是每月每個員工都寫一份工作總結,這個總結的主要內容是講述工作中遇到的事情,員工如果遇上不平事,可以盡情發牢騷。管理層要對這些意見做出公平公正的處理。孫大午作為監事長,要看董事會和中層幹部的工作總結,中層幹部要看一線員工的。這樣一層一層來看,不允許報復。孫大午每個月的月初都要看兩三百份工作總結。在這裏面,孫大午可以看到很多牢騷,關於工資待遇的,水暖電供應不好的,休息不好的,幹部態度不好的,都有。去年年底財務處的同事寫工作總結時,認為工資太低了,才幾百塊,孫大午瞭解了企業的最低工資的情況後,請董事長孫二午和總經理劉平傳閱這份報告,很快公司的平均工資就上調了200元,主要是調整了低收入員工的工資。

  孫大午還進行公開的幹部測評,沒有過70%合格率的,工資就緩調,留職查看半年,半年後再測。大午集團的財務處長,在最近的測評中6票只有1票合格,5票不合格,本來要漲的300塊錢就沒漲。孫大午表示,他可以“再當半年的財務處長,如果還不行就調離工作崗位”。這既是孫大午公平處理問題的態度,也符合他信奉的另外兩句話“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和“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發愁沒有職位,只發愁沒有任職的本領;不怕沒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別人知道自己的本領好了。”)

  除了這些,員工還可以寫匿名信,也可以到集團網站上留言,幹部還可以 “風聞奏事”,意即可以不管資訊真假,都可以上報。雖然網上的有些留言非常不留情面,每次看到孫大午都很振奮,他說:“這太鍛煉人了!這是在試驗領導人的胸懷呢!”

  孫大午說:“工作總結也好,匿名信也好,測評也好,都是直言。這些都是實實在在能夠看得到的東西。我們提倡以直報怨,不搞潛規則,不要偷偷摸摸。”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

  “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句話,在通行的解釋裏是不怕財富少,就是怕分配不均。這裏的“均”一般被認為是“平均”的意思。而在孫大午心中,卻有另一種解讀。孫大午的理解是,患不均是患不公正,不怕你多分多拿,就怕你沒有讓眾人信服的理由和分配制度。這裏的均不是平均、均勻的意思,而是“均衡”的概念。均衡就是公平、衡定,讓人信服。

  漢代經學家孔安國(孔子十一代孫)曾為“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樣作注:“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對於“均無貧”,漢代傳播儒家思想的包咸曾做出這樣的注釋:“政教均平,則不貧矣。”可以看到,這裏的“均”,完全可以被視為制度規則設計公平公正,人們各得其所的意思。

  大午集團將近兩千人,60多名幹部,企業內部的激勵制度和分配制度完全公開透明,是否公正,則由眾人自己評判。各子公司經理、分廠廠長,除基本工資外,按利潤的百分比或利潤增長部分的百分比提取獎勵,非常明確。

  企業限定高層的收入與員工的收入差距要在10倍以內,最高不能超過15倍,中層幹部收入可高於普通工人2到5倍。在中國,某些企業高管的工資是普通員工的100倍都不鮮見的時候,大午集團將員工的收入嚴格控制在這個差距之內。當董事長拿到100萬的時候,要保證讓工人拿到10萬。

  “對這種工資體系,大家是認可的。”孫大午說。他稱這為“勞資共和”,“財不散,人也不散”。

  大午集團發展了22年,還沒有幹部員工因為待遇不公而流失。孫大午的體會是,任何一個組織要服眾,必須做到公正公平,公正公平體現在獎罰分明,而獎罰分明就要做到公開透明。作為一個企業,讓明規則代替潛規則,讓大家都參與評判是否公正公平,是否分配合理,比出自一個人的評判要好得多,而且老闆要輕鬆得多。

成為儒商

  孫大午說:“儒商是商人的必然歸宿。”對於什麼是儒商,人們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兩點比較得到公認,就是儒商是有商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商人。著名的新儒學大師杜維明曾這樣定義儒商:他不僅是個企業家,他還關心政治,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在發展企業的同時也關心文明的進步。

  在孫大午看來,儒商最重要的還是道德經營,社會責任也要盡,但並不一定將它視為是很高尚的行為。對大午集團來說,利他的同時也在利己,關心員工、關心社會也意味著關心企業。

  孫大午的助理馬英華在北京工作過一段時間,因為工作和學習的關係曾多次到大午集團考察,深深地被它的精神打動,這個擁有北京戶口的北大高材生,2005年離開北京,來到大午集團。公司給了她70平米的兩居室做宿舍,安頓好後,她把父母也接了過來,一家人過得其樂融融。在大午集團,很多家在外地的員工都住在這樣的宿舍裏。

  除了為員工提供住房,大午集團裏還有平民學校和平民醫院。

  大午學校是大午集團裏最氣派的建築群,這個已經運作10年的學校,設有從幼稚園、小學、初中到高中的課程,接受來自集團內外的學生,並對來自西部山區的學生,有統一的減免學費的規定;對優秀的學生,也有退還學費的具體政策,比如對中考過重點分數線的學生和高考過本二線的本校學生,退還三年學費。孫大午曾經親自擔任學校的校長,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抓學生的品德教育,在小學部開設讀經課,誦讀《千字文》、《三字經》、《弟子規》,在全校推行儒家“孝悌”精神。

  公司裏的醫院也是福利性的,並且像大午中學一樣惠及周邊百姓。當公司發展到幾十個人時,就有了一個醫務人員;到二三百人時,公司就有了醫務室;上千人時,職工醫院就起來了。集團職工及周邊村民每人每月交一塊錢加入合作醫療,檢查費用和藥費都可享受減免或優惠。每年春秋兩季,醫院還會為職工及周邊村民做兩次免費體檢,對附近的村莊,免費出診。在這個基礎上,集團還出臺了《大午集團職工意外事故及疾病醫療保障制度》,最高可報2萬元醫療費。簽訂勞務合同的職工免費享受此項制度,沒有簽訂勞務合同的職工,每年交費60元,也可以享受。

  可以說,住房、教育和醫療三大問題,大午集團都替員工想到了。而員工安心,隊伍穩定,也帶來了公司生產力的節節上升。

  大午集團還有一個每年必做的事,那就是敬老。它承擔了附近20多個村莊敬老的義務,去年這些村莊81歲以上的老人有150多個,大午集團給每個老人贈送了一個大金匾,上書家有老人是福,是你家之福,是社會之福。一併送去的還有大午烤雞、大午葡萄酒、雞蛋。這樣的活動一做就是十幾年,再加上大午集團在當地修路扶貧的行為,讓它贏得了周圍居民的高度尊敬。

  現在的大午集團對員工們來說,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工作的地方,也是他們生活的地方,而且生活環境宜人。集團內有花園涼亭游泳池,有五千年文化畫廊,有千畝葡萄園,特別是到春天的時候,到處花紅柳綠。有人稱這裏為“桃花源”,孫大午則是一個有桃源夢的人,對此,孫大午並不否認,“最開心的還是,這裏是一個好人相聚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孫大午信奉儒家思想,但是他並不著意去研讀儒家著作,他甚至從來沒有完完整整地讀過《論語》,對此他不但不心虛,反而認為根本沒必要,他的口號是“半部《論語》治企業”。他說:“迂腐的人才用一部,實際上半部也用不到,我只是抓住其中的三兩句,自己認真去實踐,去思索,就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當然,他的眼界也並不局限於《論語》,他的書架裏擠滿《易經》、《金剛經》、《道德經》等中國傳統文化著作,他也看《基業長青》這樣的西方管理暢銷書,還在學習英語。公司的其他高層也重視管理的學習,董事長孫二午正在上清華的工商管理培訓課程,總經理劉平剛剛讀完了人大的工商管理課程。只是,對他們來說,這些課程更多是提供了操作層面的工具和方法,而儒家文化對他們的影響是骨子裏的,是精神層面的,也是企業能長期發展的保證。孫大午說:“基業長青不是產品的基業長青,而是文化的基業長青,大午集團的文化就是一種基業長青的文化。”

  專家意見:《論語》怎麼用

  從哪里開始

  如果一個領導人想從《論語》中借鑒管理智慧,應該從哪里做起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肖知興建議:1.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將論語的精髓總結為“忠恕之道”,忠是盡己之心待人,講原則,講底線;恕是推己之心待人,也就是講同情心,同理心,推己及人。這兩點是人類交往的最重要、最本質的核心道理。2.反求諸己。就是要善於反思,從自身找原因。反求諸己是個體提高道德自覺的具體手段,提供了如何做到忠恕之道的方法論。3.直在其中。這是反省儒家傳統中的與現代普世價值觀不盡相符的方面,改差序格局為普遍主義的平等和對等精神。

  轉化為遊戲規則

  《論語》的精神要落實到管理實踐中,還需要制度的支援。肖知興說,企業文化要落實到制度和遊戲規則的層面,才能持之以恆地發揮作用。管理者瞭解了《論語》的核心思想後,通過與同事分享討論,聯繫管理實踐,自然就可以按照這些原則制訂出相應的制度和框架來。

  避開誤區

  北大國際MBA國際項目部主任劉芊為國外MBA學生講中國文化已有四年。在他眼裏,儒家的思想對中國的商業文化確實有深遠的影響,這些都表現在當前中國的商業實踐中。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儒家思想應用到商業管理上。相反,從管理的層面上看,儒家思想的很多內容並不適應現代企業,比如:儒家重視的是人倫關係,而不是契約精神,現代企業恰恰是在建立在契約精神之上的;儒家理想基於人的道德自覺,希望所有人都成為君子,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可以說這個理想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實現過,而西方的管理是靠制度來規範和約束,不管你是君子還是小人。

  他對管理者的建議是,先學好西方管理,真正掌握了它的精髓,知道它的長處在哪兒,弱點在哪兒,才能找到中國文化裏有哪些優秀的東西可以補進來。在企業管理方面,儒家思想只有經過“否定之否定”,消除自身陳舊的東西,才能適用於企業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