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鸿蒙之众生之道:没有大师可炫耀只能炫耀富豪

没有大师可炫耀只能炫耀富豪王寿臣



说起大学，全世界没有不知道英国牛津大学的，当然也有很多人知道中国北大和清华的。不过，有这样两个关于大学出人才的数据，很值得玩味。

一是牛津大学：9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培养了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3位总统和首相、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以及18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世界。

二是北大，在1999-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胡润中国百富榜、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造就了149位亿万富豪。在培养政界杰出人才方面，清华大学则超越北大跃居第一。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表示，他为北大不仅能够培养出众多学术大师，同样也能够培养出企业界优秀人才而高兴。

大学是出人才的地方，这里所说的人才指的是大师。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牛津大学培养的国王、首相、诺奖获得者、圣人等都属于大师级的顶尖人才。同样，北大清华100多年来，也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人才。不过，北大清华培养的大师级人才则以民国时期为多，据说有100多位，可谓星光灿烂。这大概是我们一直以来为清华北大所值得骄傲的资本。

对有百年历史的北大清华来说，她的魅力主要表现在前半生。前50年的北大、清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校长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可谓当之无愧。这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著名的办学方针，铸就了“北大精神”，不仅仅因为他学贯中西，在许多学术领域建树甚丰，更重要的是，他“外和内介、守正不阿；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宽容大度，民主平等；严于利己，廉洁奉公”，具有高尚的道德与人格魅力。

哈佛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最重要领地，是说真话和自由说话的圣殿。

过去的北大清华之所以能够让人怀念，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办学理念在支撑着大学的精神骨格。

可是，后50年的北大清华，虽然校舍的豪华非昔日破旧可比，但是，再也没有了以往的大师办学的氛围。尊师重教的风潮日渐远去，人心浮躁，追名逐利，能称之为的大师的人才寥若晨星。

一个大学的行政处长的地位，足以让数十位教授争相追逐。一个再有名气的教授，不要说在校长面前唯唯诺诺，即使见了一个行政处长也要毕恭毕敬，笑脸相迎。而在过去，教授的地位是至尊的。正像竺可桢所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把教授称之为大学的“太上皇”一点都不夸张。他们不畏权、不畏势、不为利，终生所追求的是活跃的学术气氛，思想的自由表达。教授在校长眼里，被视为大学的生命。

清华大学不少老教授在回忆梅贻琦校长对教师的爱护时常常老泪纵横，他们说：“‘梅师’爱教授已到了‘爱师如命’的地步。”大学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教授具有超过常人的专业知识。在教授的脑海里，教授就是教授，别的不“教”不“授”。 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傅斯年才华横溢，桀骜不驯。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如今的教授摊到升官这样的事情，还不得心花怒放，跪菩萨99个响头。

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教授被尊重的另一面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治学的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治学理念，不可能有真学问，而没有同行认可的学术水平，独立人格也无从谈起。前者致力于探索学术研究的专深程度，后者则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所秉行的社会批判精神。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现在的教授真正能对得起“教授”这两个字的很少。这么说，肯定有教授会愤愤然。但是，现在教授的评比标准与过去完全是不相称的。一个教授如果不具有深厚的学书造诣，独立的思想，就不配教授这个称号。我们可以相信你发表了不少论文，但是，这些论文有多少是原创，有多少学术价值，相信自己都是清楚的。在抄袭都到了院长地头上的今天，人们怎么敢相信你的水平？

一位博士生导师对学生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季羡林先生也曾说过：“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为‘讲师’。” 今天，中国重点大学校园内 “五步一教授，十步一博导，五十步一院士”的现象，绝不是夸张。

有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院长；有什么样的院长，就有什么样的教授；有什么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教授本身的水平是半瓶醋，还好意思对学生说40岁之前不赚4000万别来见他。你40多了，你赚了几千万？如果你的学生另外择师深造，最后成为一名思想家，而没有多少钱，是不是很耻辱？

1923年2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而，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黎元洪是谁？冯国璋是谁？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样的大人物，都不给面子，目的就是维护大学的圣洁和纯净。

而如今，大学对名人是有求必应，只要你是名人，不管你是演员还是运动员，来者不拒。大学看重的是他们的名气，而不管是否有才气，目的是让名人给大学充气。更为可鄙的是，有的大学对举办总裁班乐此不疲，因为总裁有钱缴纳昂贵的学费啊。

如果有退休高官来大学挂个名誉校长，这可是大学校长梦寐以求的喜事。这种事，在一些世界名牌大学是绝对不允许的。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选聘新校长，有人推荐当时即将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据当时的民意显示，两人当选的呼声都很高。但出人意料的是，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对此类呼声压根就不予理睬，两人皆被拒之校长人选之外。校方的解释是，像克林顿和戈尔这样的政治精英可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领导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丰富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涵养，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条件。

这些年，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备受指责。可是，大学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思考，而是热衷于大学排名，并为此而沾沾自喜。似乎有了排名就可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评榜的标准是什么，权威性在哪里？只要名次靠前，哪怕是野鸡评比也兴奋得不得了。

针对中国希望尽快把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渴望，耶鲁大学莱文校长莱文校长说：“很有希望”，但他又补充：“这怎么也需要三十年左右，即使是用‘中国速度’。看看美国最新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院校——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等，他们都用了50年到60年的时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于1994年参加清华校庆时，看到校园内一群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左顾右盼，发现其中多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于是感叹：“四十多年清华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

牛津大学培养了那么多大师，牛津的官方宣传资料中几乎看不到，这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甚至没有举办过像样的校庆，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她畏惧名利。

培养了百十个富豪便成为夸耀的资本，如果培养的学生当了总统国王，拿了诺贝尔奖岂不是像范进中举一般？

在教授不是靠学问换来的，行政官员比教授有学问的大学里，是培养不出大师的。培养不出大师的大学，想成为世界名牌大学那是一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