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生雪山飞狐:乌拉圭拉美联盟1991年5万比索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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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破仑的欧盟
理想看查韦斯继承
玻利瓦尔拉美联盟运动的世界和平意义
（乐后圣）
【摘要】：当今的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超越国界的问题，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多极化的趋势和多样化的世界决定了国际新秩序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全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信仰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广泛参与和努力。但是，大国和国家集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拉美地区是正在形成中的多极世界的一极。积极参与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是拉美地区责无旁贷的责任。拉美地区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关系具有紧迫和重大的意义。本文根据拿破仑的欧洲统一思想对玻利瓦尔拉美独立民族运动以及现代查韦斯拉美联盟运动的深刻影响，将全球化时代的拉美联盟运动摆放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进行考察和阐述，本文还根据拉美社会党国际运动推动下的拉丁美洲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与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关系作了重要的论述，以呈现拉丁美洲与人类文明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
【关键词】：拉美联盟 世界格局 均衡战略
随着世界高度关注全球化和拉美一体化，学术界开始关注欧洲早期一体化思想与实践。作为近代欧洲统一的一次尝试的拿破仑帝国自然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一些专家学者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拿破仑帝国，英国历史学家斯图尔特·沃尔夫从政治和文化层面探讨拿破仑统一欧洲问题，他认为行政机构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拿破仑建设“新欧洲”的主要成就，这对欧洲未来的发展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国的拿破仑研究专家从地方史、民族国家史和欧洲史等不同层次来研究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探讨在理性主义大潮下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对欧洲历史发展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拿破仑对欧洲统一进程的巨大贡献。根据拿破仑的欧洲统一思想对拉美独立民族运动以及现代拉美联盟运动的深刻影响，将全球化时代的拉美联盟运动摆放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进行考察和阐述，以呈现拉丁美洲与人类文明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拉丁美洲文明”极富文化底蕴，极具历史韵味，颇有特色。其特色体现在其诞生、发育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中。拉丁美洲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会的结果。
匍匐在南美洲热带森林里的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不仅拥有占全世界河流15%的水流量，其流域多样化的生态体系，更成为地球上生命形态最丰富的地区。那深不可测的河水，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那遍布神秘的物种，造就了秘境，造就了孕育生命的伊甸园。亚马孙河引吭热带雨林的金色乐章歌颂着印加、与玛雅、阿兹特克并称美洲三大文明。作为世界古文明—极的玛雅以及它所代表的美洲文明成为另一支巨大的源流，汇聚成全人类的光荣。拉丁美洲人类遗址大约可上溯至1～4万年前，但有据可考的历史，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10世纪左右。从那时起，拉丁美洲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大体经过了印第安古文明时期、殖民地时期、独立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几个发展阶段。拉美印第安人创造了美洲最灿烂的古代文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北美印第安文明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而欧洲人到来后，无力将之完全同化，而是在经过与之短暂的冲突之后，对其采取了妥协和调和的态度，一方面，保留了作为文明载体的印第安村社和印第安人，另一方面，与印第安人发生了种族和文化上的混血，而绚丽多姿的美洲大自然本来就是土著文化赖以存在的土壤，因此，印第安文明虽遭到严重的摧残，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前所述，其文明遗产对拉美近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拉丁美洲文明呈现出两大特征：多源性和多元化。“自史前时代起，新大陆就是种族与民族的汇合中心。”[1]其种族和民族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还有大洋洲。各种族和民族均将其自身的文明带至拉丁美洲，在新的环境里相互汇合、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明。我们称这种文明为“梅斯蒂索文明”。“梅斯蒂索”一词在西班牙、葡萄牙语中意为“混血的”、“杂交的”。梅斯蒂索文明体现在文明的载体——拉丁美洲人、物质生产及其方式、精神产品及其表现形式诸方面。梅斯蒂索文明不同于亚洲文明、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又不失亚洲文明、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印痕，丰富多彩，异彩纷呈。拉丁美洲文明的多源性和多元化特征又决定了它的另外两大特性：开放性和独创性。拉丁美洲文明极少保守性和排他性，善于引进其他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极大的亲和力；然而，它又绝非是生吞活剥，而是吸收、消化、变为己有，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拉丁美洲型的新成果，表现出了极强的融合力，开源和创新并举是拉丁美洲文明兴盛发展之根本。
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影响到了拉丁美洲和其他所有地方人们的生活，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界线被打破了。20世纪末拉丁美洲艺术家在他们祖国的和外国的各种不同影响下为创立自己的艺术而斗争并取得辉煌成功，他们努力理解这个极度贫穷和深切失望的世界，他们以他们祖先在此前600年间表现出来的同样的坚毅、勇气和幽默探索他们的过去和未来。拉丁美洲人生活在一个极其不同于近两个世纪前他们祖先开始走上独立国家道路时所了解的世界。20世纪随着拉美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拉美左派创建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工会和知识分子团体，并于20世纪30～60年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一些左派人士提出了包括“依附论”以及用武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游击中心论”等理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军政府的残酷迫害，左派力量仍不失为拉美政坛的重要角色。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暂挫折，拉美的左派力量陷入了低潮，除古巴外，拉美地区形成了右翼政权一统天下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系列内外因素为拉美左派力量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军队内部出现了深受玻利瓦尔学说影响的左派思潮。1982年12月，陆军军官乌戈·查韦斯成立了一个名为“玻利瓦尔革命运动
拿破仑帝国的欧洲一体化思想的现代借鉴意义
全球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的潮流，作为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有机组成部分的地区一体化也早已在各地区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只有主动投身于这一时代潮流中，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事务，才不会落伍，不会成为时代的弃儿。在此时代背景下，研究和探讨拿破仑与欧洲统一进程的关系问题就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欧洲统一或地区一体化应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探讨这一理论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我们认清当前的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了解当前正在加速发展的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及其规律，有利于世界各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以顺应时代潮流。拿破仑统一欧洲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拿破仑所精心构建的帝国大厦与大陆体系随着滑铁卢战役的失利而转眼间土崩瓦解。拿破仑的欧洲统一梦为什么这么快就破灭？拿破仑统一欧洲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吗？这里，我们将其放入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现代化是实现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工业社会（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政治上的民主化（自由和平等）、经济上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精神文化上的科学化和理性化；与现代性相反，传统性则是前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政治上的专制统治、经济上的前工业化和自然经济、精神文化上的愚昧落后（非理性化）。欧洲是现代化的急先锋，它在18世纪末就开始迈上现代化的征程，到19世纪末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当代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任何持久和牢固的地区一体化必须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必须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必须遵照自愿和平等的原则。在拿破仑时代，欧洲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欧洲社会交织着传统性因素和现代性因素，并且前者要多于后者。从整体上看，拿破仑帝国还不完全具备现代性的三要素，这正是拿破仑欧洲统一梦破灭的根本原因。拿破仑帝国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大陆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拿破仑帝国既有浓厚的传统性，也包含许多现代性要素。
拿破仑帝国中的传统性要素：
1．军事征服性，同过去所有的大帝国一样，拿破仑帝国是在军事征服之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帝国需要不断的军事胜利来维持其生存和扩张，一旦在战场上稍有闪失，帝国的大厦就会摇摇欲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军事征服性不仅意味着拿破仑帝国同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如出一辙，而且表明它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欧洲统一运动南辕北辙。拿破仑帝国的军事征服性表现最为明显。拿破仑戎马一生，战绩彪炳，正是凭借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由此形成的威望而上台执政；同样，拿破仑帝国也是在战火中诞生的。早在称帝之前，拿破仑就通过军事征服在意大利、德意志西部、低地国家等地区建立自己的统治。1804年之后，欧洲战火不断，拿破仑采取分而击之的策略先后打败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强国，把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土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然而，由于拿破仑的过度扩张超出了法国历史发展的限度，特别是由于他犯下了两个大的错误——发动侵略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战争，拿破仑的军事征服行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拿破仑帝国的大厦也瞬间轰然倒塌。
2．经济掠夺性，拿破仑作为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一方面执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限制帝国其他地区的工业与法国竞争，力图使这些地区成为法国工业永久的销售和原料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直接掠取和缔约索取两种方式对其控制地区进行大肆掠夺。拿破仑帝国的经济掠夺行为表明，它不是建立在经济一体化的平等和相互依赖的牢固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传统的征服和掠夺的基础之上。自1796年意大利战役开始，拿破仑就制定了“以战养战”的方针，在其后的岁月里，他通过直接掠取和缔约索取两种方式对战败国及其控制地区进行大肆掠夺。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期间，他向伦巴第征收军饷2000万法郎，向摩德纳征收1000万法郎以及大量黄金和白银，并迫使教皇赔款3000万法郎。“1807—1812年，拿破仑从普鲁士索取了5亿法郎。……根据1805年的‘普莱斯堡和约’，奥地利帝国丧失1/6人口与1/7国家收入，并且支付4000万金拂罗伦。1807年的‘提尔斯特和约’使普鲁士丧失大量土地、损失人口近半，向法国赔款1亿法郎。1809年的‘肖恩布鲁恩和约’使奥地利帝国丧失1/3的领土和350万臣民，并交付大量赔款”。[2]除了直接的掠夺之外，拿破仑还采取各种间接的方式进行掠夺。第一，为避免与法国工业的竞争，拿破仑千方百计地限制帝国其他地区工业的发展，力图使这些地区成为法国工业永久的销售和原料市场；他还提供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或协定，强迫附庸国向法国开放国内市场，例如，在与西沙尔平共和国的贸易中，他逼迫后者“赋予法国内河航行的特权并减低关税”。[3]第二，拿破仑大肆掠夺被征服地区的艺术品，将之运往法国首都巴黎，包括各种珍贵的油画、雕塑及手稿等。第三，拿破仑大量掠夺附庸国和战败国的人力资源，强迫这些国家为拿破仑的军队提供兵源，如在入侵俄国之前，拿破仑在德意志集结的大军总人数为423,000人，其中只有一半来自法国，另一半则来自各附庸国。[4]
3．政治压迫性，虽然拿破仑每占领一个地区就在当地进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的看来，拿破仑在帝国范围内实行家族式的专制统治，其改革的初衷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拿破仑统治的政治压迫性愈益明显，这不仅激化了拿破仑与附庸国统治者（大都为波拿巴家族成员）的矛盾，[5]还引起了被占领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反抗。1808年西班牙爆发反对法国侵略的人民起义，使法国大量的精锐部队长期陷入西班牙战场，也使约瑟夫的统治名不副实。约瑟夫为此向拿破仑抱怨说：“征服西班牙需要20万法国军队，将这个国家置于我的王冠之下需要10万个断头台。不，先生，我们不了解这个民族……如果我们进行征服，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支持我。”[6]在德意志地区，民族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中广泛传播，社会各阶层反抗法国统治和侵略的斗争也一直未中断过，正如一位学者所评论的：“就在这个国家失去独立之时，社会中涌动着一种关于自由和活力的新意识。”[7]此外，意大利从1807年起兴起了“烧炭党”运动。这些反抗斗争实际上为拿破仑帝国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4.对传统帝国荣耀的追求，作为一代枭雄，拿破仑不仅迷恋权力和武力，而且热衷名利和荣耀。从他本人称帝到分封其兄弟为附属国的国王，从他本人离婚并娶奥地利公主为妻到册封其兄弟姐妹为亲王和公主，从天主教正统地位的恢复到帝国贵族制度的实行，拿破仑的帝王思想一步步膨胀。拿破仑对传统帝国荣耀的向往和追求使得封建贵族制度在法国得到部分的恢复。
拿破仑帝国中的现代性要素：
拿破仑在帝国内推广《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发起了一场范围广、意义深远的行政和社会改革，其中蕴涵着诸多现代性要素：“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什一税和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建立‘贤明而公正’的行政管理、规定由‘新贵名流’通过租税和制定法律的一部宪法……这项社会政策的要点体现在《民法典》里，所以拿破仑到处大力推广它。”[10]《拿破仑法典》事实上成了拿破仑留给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遗产。
1.自由平等思想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民众纷纷响应，自由平等的思想得到广泛和迅速的传播；到了拿破仑时代，自由平等的观念更是深深扎根于欧洲人民心中，这对欧洲历史的发展将产生潜移默化和意味深长的影响，“从此以后，在政治辩论中，祖国、人民、民族、个人自由等概念具有重要地位”[11]。人们一般都认为拿破仑在政治上实行专制，建立个人独裁统治，这是正确的[12]；但需要注意的是，拿破仑并不否定人民主权的原则，他在执政期间就重大问题曾多次举行全民公决即是明证。
2.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初步建立，拿破仑战争及其改革扫荡了欧洲旧制度，促使欧洲国家政治结构的现代化和统一化，建立了等级化和中央集权化的行政体系和教育体系，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拿破仑首先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法国和各附庸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和高效率的官僚管理体制。拿破仑在任第一执政时对其部长莫利昂说：“（中央）政府就像太阳一样是社会的中心：各个机构围绕它运转而不能离开其轨道。”[13]其次，拿破仑把法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推广到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如前所述，拿破仑在意大利、德意志等地区纷纷建立了代议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他还不遗余力地向外输出法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在法国国内以及附庸国和所占领地区所推行的广泛的社会与行政改革，改变了欧洲的社会面貌，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3.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步确立，《拿破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本主义法典，它不仅牢固地确立了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而且全面调整和规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将“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拿破仑法典》的推广和实施，在欧洲大陆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资本主义成为欧洲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即使在拿破仑下台之后，《拿破仑法典》在许多地方仍然有效。此外，拿破仑还采取了各种促进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统一了各地的度量衡制度，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废除各地区的内部关卡，奖励工商业的发展，把法国的税收制度和其他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移植到各附庸国。由此可见，拿破仑是作为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拿破仑帝国洋溢着时代的气息，包含着诸多现代性因素，这就使得拿破仑帝国与传统帝国有着重要的区别。
任何持久的地区一体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基础——民主化：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民主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和内容，而且是一个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的政治基础。在拿破仑时代，欧洲各民族国家正在兴起，各国国情差异显著，两种政治制度的较量与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混为一体，可谓天下形势大乱。特别重要的是，欧洲大陆基本上是君主专制的天下，民主化的进程刚刚启动。从法国方面来看，拿破仑虽然在经济上实行开明和自由的政策，但在政治上却顽固地维护其专制统治，这是波拿巴主义的特征之一。拿破仑背弃了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自由和平等，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控制和压迫别的民族，这使得欧洲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由此可知，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的拿破仑帝国显然缺乏牢固的政治基础——法国及欧洲大陆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化，缺乏民主化的政治基础成为拿破仑统一欧洲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拿破仑帝国本质上是对欧洲历史上通过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传统大帝国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局部控制，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拿破仑帝国最终垮台了，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欧洲从国家内部的民族统一走向国家间的区域一体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拿破仑对玻利瓦尔式的拉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启动的方式是借助欧洲的国际冲突而拉开其分离运动的序幕。这正如英国学者所分析的：“法国对西
欧洲一系列事件对美洲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反响：
欧洲一系列事件对美洲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反响直接影响到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与土生白人阶层之间的力量平衡。国王代表宗主国的“国家中央权力”，因此构成殖民地思想意识和政治行政机构的核心，所以国王的被捕导致西班牙在两方面的地位的严重削弱：其一，没有从全国范围确定什么机构或人物作为国王在美洲的合法继承者；也就是说，已出现专制君主国各级权力机构的最高权威的消失，但由此也带来最高权力的扩散。其二，殖民政权的军事潜力已经缩减了现有的“宗主国兵员”，因为宗主国的军事形势已不容许它向殖民地派遣增援力量。欧洲一连串事件就这样改变了美洲殖民地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总的形势已十分有利于试图夺取各地政治权力的土生白人阶层。这个阶层对所述的极其有利的历史时机加以及时而有效的利用。由此看来，拉美独立革命的启动，就是由欧美大陆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震荡促成的。
1808年11月到1810年9月这22个月是从征服时代以来伊比利亚美洲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巴黎和伦敦，里斯本和马德里，以及在墨西哥城、哈瓦那、加拉加斯、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洲同时代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在西班牙，已不可能正常地进行王朝更迭了，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半岛上竞争的各个压力集团的重新组合，而且也关系到如何避免美洲殖民地出现剧烈震荡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想以这个关键时刻作为分析的起点，来探讨欧洲一连串事件是如何启动拉丁美洲革命进程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将论及从所述的关键时刻起英国又是如何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而成为拉丁美洲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的。19世纪初，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在大西洋两岸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中内外矛盾经常交织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在具有依附性经济或出口导向经济的地区，其内部的变革力量经常借助外部因素而发挥决定性作用。拉美独立革命的启动过程便是典型一例。1807年，英法之间多次摩擦的紧张局势最终引起拿破仑决定占领葡萄牙，没收英国财产，特别是夺取停泊在里斯本宽阔港口的大量葡萄牙商船。在英国战舰护送下，葡萄牙王室和显贵乘船仓皇逃往里约热内卢。次年1月逃亡的葡王打破了已实行几个世纪的贸易垄断制度，开放巴西所有港口，准许同友好或中立地区进行直接贸易。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英国从此可以直接同巴西进行贸易。
葡萄牙王室流亡巴西和英国经济加紧渗入葡属殖民地，引起西班牙美洲土生白人思考变革现实的问题，因为英国人进入巴西必然会导致他们加速对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经济渗透，况且那里的走私活动早已盛行。此外，源自英国的走私品不仅通过特立尼达和牙买加等邻近岛屿涌进委内瑞拉，而且还经过牙买加和拿骚流入哈瓦那，并由此再输往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美国人也加入走私活动，他们千方百计地将英国商品输往加勒比海的西属岛屿。面对这股来势汹涌的走私浪潮，西班牙美洲许多地区要求消除这种无理性的贸易体制的压力日益增大。事实上，英国商品通过走私，早已打破了伊比利亚国家对其殖民地的贸易垄断。由此看来，19世纪初，由于大西洋两岸的政治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必然会引起美洲的震荡，这首先动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其殖民地的经济贸易的垄断地位，然后从政治上刺激了美洲土生白人乘机夺取政权的欲念。1808年3月到5月之间，西班牙的波旁家族已丧失了统治权。这样，西班牙当局一直担心的巨大震荡终于发生了：由于中央首脑机构瘫痪，半岛各地爆发起义，也产生了分裂；同时，美洲各殖民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动荡：各地自行控制行政权或建立“政务会”（Junta，旧译为“洪达”，西班牙文原意为“通过起义或暴动而组成的政府”）统治。更为严重的是，在没有任何起平衡作用的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各殖民地自立的宪制政务会授权采取对宗主国经济起破坏作用的经济决定。
殖民地各个压力点上的土生白人显贵认为，真正的革命时刻已经来到一方面，近代殖民主义史表明，即使一个殖民地对宗主国的物质和心理上的依附关系已很微弱，但是短时期内也不可能轻易地被割断。特别是殖民地的“传统主义者”——来自西班牙的商人、官吏、军人和教士，他们是西班牙与美洲之间亲和力的体现者。在美洲，他们长时期借助语言、宗教、商务等活动将欧洲的西班牙人和美洲的土生白人联系在一起，以达到捍卫殖民制度的目的。事实上，他们坚持几个世纪的殖民传统——拥有征服美洲和支配殖民地资源的权利，即使是自由贸易这种最温和的形式也使他们惴惴不安，害怕扩大已被打开的经济利益的缺口。但是，另一方面，美洲土生白人认为，殖民制度是不合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来自欧洲的西班牙人分享了原本属于美洲人的各种权力，如对劳动力、资源、贸易、收益的控制权。特别是18世纪后期波旁王朝的改革，尽管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是也损害了包括土生白人阶层在内的美洲人的利益。正如墨西哥学者所指出的：“最严重的损害是波旁王朝所强加的课税政策。为了支付其持久的战争开支，王室大大增加其税金和强征。从1786年起推行的行政机构改革，建立了监政官制度，趋于进一步加强和控制课税制度。税金特别加重了资本积累能力差的阶层的负担：庄园主、下层教士和初级制造业者。课税改革给王室提供了巨大的红利。按税金项目每年近1000万比索运抵西班牙。19世纪初，新西班牙给宗主国提供了其殖民地全部收入的3/4。殖民剥削达到了最高点。”这一切不能不激起美洲土生白人的不满和愤慨。但是尽管如此，大部分美洲土生白人宁愿等待宗主国发出信号：准备对殖民制度作必要的调整，以满足土生白人分享更多权力的要求；同时又要保护他们既得的特权和现存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正是上述的抑制因素推迟了土生白人作出让殖民地与宗主国分离的决定。然而，在西班牙和美洲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成为土生白人作出分离的最后决定的催化剂。土生白人逐渐觉察到西班牙的新当权者事实上已拒绝了他们要求在殖民地实行某些调整和变革的建议。在未被法军占领地区建立的西班牙第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塞维利亚政务会（
塞维利亚政务会代表了安达卢西亚的商业和农业利益集团：
在几个世纪中安达卢西亚的商业和农业利益集团同美洲殖民地一直保持着牢固的关系，其成员在美洲投资、贸易、开发矿山和经营庄园，在政府和教会中担任要职，主要依靠殖民地金库支付津贴而生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殖民地的任何分离征兆都意味着其财富和特权将化为乌有。半岛和美洲的传统主义者求助于塞维利亚政务会，以及他们与加的斯的关系，力图维持殖民地的现状。但是，更有洞察力的利益集团和在美洲特权较少的西班牙一些地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中央政务会（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最重要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享有“解放者”的最高荣誉，1825年取得独立的上秘鲁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玻利维亚。玻利瓦尔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而且学识渊博，富有深邃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所提出的统一西班牙美洲的“大祖国”的思想，经米兰达等人的实践提炼，形成拉丁美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玻利瓦尔出生于委内瑞拉一个新兴的土生白人地主商人家庭，其导师西蒙·罗德里格斯（1771～1854）的启蒙主义给了幼年玻利瓦尔很大影响，并在独立运动中对玻利瓦尔起过重要的辅佐作用。玻利瓦尔具有丰富的旅欧经历，对西方古典文化和现代思想都有深入的了解。他虽然没有正规的理论著述，但他的大量信札、他起草的文件、宪法等文本，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是重要的思想见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811年12月发表的《卡塔赫纳宣言》、1815年写下的《牙买加信札》、1825年为玻利维亚起草的《终身宪法》。1826年他倡议召开巴拿马会议，提出建立“美洲联邦”的思想。玻利瓦尔曾在1824年给哥伦比亚起义军将军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1792～1840）的信中说：“我希望身边有一个哲学家胜过希望有一个情人，因为在白天我爱好苏格拉底甚于美丽的Aspasia。（古希腊政治家Pericles的妻子，以美貌著称）”[14]玻利瓦尔关注的主要命题有上帝的存在、大自然的能量、人类的知识、科学的力量、艺术、道德、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在关于事物发展动因的思考上，他的观点接近荷兰泛神论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沙的思想，认为大自然本身就是它发展的动力，在此基础上肯定了自然的力量、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牙买加信札》里就体现了这种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这些思想无疑影响了他在独立战争这样的历史运动中的决断和作为。1812年加拉加斯及其周边的大地震造成了起义军士兵大量伤亡，面对这样的天灾，玻利瓦尔曾感叹道：“如果大自然也反对我们，那么就让我们与之斗争，并让它向我们低头。”[15]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本体论上的宿命观到某种程度上的唯意志论的变化。
玻利瓦尔的政治敏感性使他有选择地接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玻利瓦尔在卢梭的思想中找到了与自己最默契的东西。身处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政治斗争中，玻利瓦尔的思想并没有局限于政治领域，他的思想深处是关于人如何走向彻底自由的命题。他深深感到自由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由是人的本性，但人必须通过学习，借助智慧和主观努力才能获取自由。他在《安戈斯图拉演说》（DISCURSO DE ANGOSTURA）中这样说道：“追求真理的本性使我们生而具有自由倾向，然而，也许是出于惰性，也许是人类天性使然，自由总是安然静止不动，尽管身上带着被强加的锁链。”类似卢梭，玻利瓦尔认为，“自由是一份难以消化的美餐。我们虚弱的同胞必须先强化他们的精神，方能消化自由中有利于健康的营养。”[16]因此，玻利瓦尔在许多场合耐心地向美洲大众灌输自由意识，并孜孜不倦地教诲他们走向自由的途径。《牙买加信札》是玻利瓦尔思想的代表作之一。1815年流亡牙买加期间，玻利瓦尔曾先后给几位英国朋友写信，希望他们支持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其中有一封是写给英国绅士亨利·卡伦的，这就是体现了玻利瓦尔一些重要思想的、著名的《牙买加信札》。[17]在信中，玻利瓦尔称16世纪的印第安人“保护人”拉斯卡萨斯神父为“行善的英雄”、“美洲的使徒”，表明了他对早期殖民主义的谴责立场。他在信中进而明确谴责西班牙殖民者“企图奴役那些不幸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称殖民者是“使美洲原始种族陷入灭顶之灾的恶魔”，谴责殖民主义是“对人权的侮辱和侵犯”。玻利瓦尔在信中不仅表示出对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欧洲的失望，也表示了对不久前取得独立的北方邻国的失望（他最早觉察到美国所代表的新殖民主义，曾英明地预言：“美国看来注定要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传播苦难。”）。玻利瓦尔在信中写道：“不仅欧洲人，而且我们的北方兄弟也对这场斗争保持观望态度。然而，这场斗争从本质上来讲，是最正义的斗争，从结局上来讲，是古往今来最壮丽、最重要的斗争；试问：我们将如何估量这个哥伦布半球取得自由的深远意义？”
关于美洲自由深远意义的说法，并不是一种空洞言辞，而是玻利瓦尔深刻思考的外露。他在此信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曾被后人反复思索、引用：“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被辽阔的海洋包围着的一方天地，这个偏远的世界尽管在管理社会方面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但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是全新的。我觉得美洲现在的状况类似罗马帝国崩溃时的情景：每一部分肢体都根据各自的利益和环境，或者根据某些首领、家族、团体的特殊野心组成一个政体；那种情景与我们的处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那些分散的部分都重新建立起了他们各自古老的国度，仅仅根据形势的要求做一些变动；然而我们呢，我们勉强保留着往昔的痕迹，与此同时，我们既不是印第安人，又不是欧洲人……我们仍是一个酝酿之中的族类……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许将由此出现一个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兄弟般友爱的新民族。”
这段话反映出在玻利瓦尔思想的深处，有一种带有平等意识的美洲使命感：作为人类大家庭平等的一员，拉丁美洲有义务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约一个世纪以后，马蒂在《我们的美洲》中阐述的思想，巴斯孔塞洛斯在《宇宙种族》中、罗多在《爱丽儿》中阐述的思想，乃至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解放神学”、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中都有这种使命感的影子。它是拉丁美洲思想史上第三世界主义的重要基础之一。将这种具有平等意识的使命感与美国“天定命运”论中的选民意识相比，更显出前者的人道主义情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曾这样描写新生的美国：“大自然和宽阔的海洋把我们与来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毁灭性的混乱隔绝开，我们所拥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蚀，我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将一切祝福赐于我们，向我们证明它为人在尘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拥有如此多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幸福的民族呢？”
玻利瓦尔在信中还分析了拉丁美洲的国情，西班牙人遗留下的非民主传统，指出大共和国在当下的不现实性，表现出他对美洲本土的深刻了解。玻利瓦尔以进取的姿态、创造性地吸取了启蒙时代的思想，成为这一思想潮流中的人道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精神的优秀代表。尽管玻利瓦尔的大拉美共和国思想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这一理想本身所包含的平等意识、人道主义兄弟情谊成为世世代代维系拉美民族的纽带，玻利瓦尔随之也成为拉丁美洲历史上伟大的国际主义先驱，他在《牙买加信札》中留下的对美洲的美好祝福永远鼓舞着一代代拉丁美洲人民：“把整个新大陆组成一个惟一的国家，让同一根纽带维系各个部分、并让各个部分与整体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主张。既然拥有同一个根源、同一种语言、相似的习惯和同一种宗教，它们本应该组成一个共同政府，让它联合起已经建立起的不同国度；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特殊的气候、差异的形势、悖逆的利益、纷杂的特点分裂了美洲。如果巴拿马地峡对于我们就像科林斯地峡（希腊本土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地峡——译者注）对于希腊人，那该是多么美好！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有幸在那里建立一个包括各个共和国、王国、帝国在内的大型的代表会议机构，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共同商讨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最高利益。这样的机构将在我们后代所遭遇的某个幸运时代出现……”
玻利瓦尔在信的结尾部分呼吁：“我们将向伟大的目标前进，向着南部美洲注定要达到的高度繁荣前进；到那时，在东方诞生的、继而启蒙了欧洲的科学和艺术，将在自由的大哥伦比亚上空飞翔，那里将成为欢迎它们到来的家园。”[18]
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瓦尔在这封信中几次提到了东方，一处用波斯、土耳其帝国以及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为例，描述在殖民帝国内本土人统治本土人的历史，反衬西班牙殖民当局在拉美殖民地的荒谬统治；一处就是这里提到的“在东方诞生的、继而启蒙了欧洲的科学和艺术”。这不仅反映了玻利瓦尔的学识，也反映了他建立在学识基础之上的反欧洲中心论的眼光。近期有评论认为《牙买加信札》的深刻内容仍有待继续发掘。比如说，这封信不应该只看作是玻利瓦尔写给收信者个人的信，而是通过书信体的形式总结他正在酝酿的思想，并借助信件的发表使更多人了解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启蒙时代，思想家利用这种形式蔚然成风。另外，《牙买加信札》的写作时期正值起义军遭受失败的阶段，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失败中寻求胜利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美洲独立运动的斗争史上，没有任何其他领袖人物像玻利瓦尔一样，在困难的条件下，以如此系统的思想，深刻的分析，准确的理论，提出了未来的纲要。[19]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于1791年8月爆发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不足两万人的海地起义军在杜桑·卢维杜尔等杰出领袖的领导下，与广大黑人和混血人种一道，经过十二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三大欧洲侵略军，赢得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序幕。通过玻利瓦尔倡导的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直到1824年拉丁美洲起义者在秘鲁的阿亚库乔彻底打败效忠西班牙王室的殖民主义军队，近2千万拉丁美洲人民终于在20年时间里先后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推翻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建立起一批独立的共和国，其中巴西是在人民起义的背景下，继而通过王室内部革命、最终以改良方式走向独立的，古巴则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才通过武装斗争最终摆脱殖民统治。尽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受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很大影响，但其鲜明的特点不可忽略，它在思想和行动的某些方面对前两者的超越反衬出前两例革命的不彻底性，也为拉丁美洲思想发展留下了重要教益，独立运动中产生的未竟理想引发后几代人的深思和奋斗。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潮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当代，这种思潮已形成一股强大力量，在发展民族经济、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初期爆发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拉美经历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长达三百多年的残酷统治，广大殖民地人民同宗主国统治集团之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它加速了拉美民族形成的进程。拉美人民争取独立的这场战争，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发生的，集中体现了拉美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当时，在独立战争领导人玻利瓦尔、圣马丁和苏克雷的军队中，既有白人和混血种人士兵，也有黑人和印第安人士兵。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摒弃种族歧视和宿怨，在战争中一律平等，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全民族的正义之战，明显地提高了民族觉悟，终于打碎了殖民枷锁。拉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为拉美国家民族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拉美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随着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拉美也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端倪。1855年以华雷斯为首的墨西哥爱国者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的斗争，以及1868年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领导的反帝斗争，为拉美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拉美各国政权大都操纵在大庄园主和封建军事寡头手中，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小，因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拉美的民族主义发展缓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拉美国家的资产阶级受到鼓舞，反对寡头统治、独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渐趋活跃。然而，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出现在拉美政治舞台上，还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轴心国战败，英、法等国蒙受巨大损失，原来在政治、经济上对美国和西欧国家依附性很大的拉美国家也遭到巨大冲击。面对这种形势，拉美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依靠外来力量支持国家的生存是不行的，一些有识之士乃起而探讨拉美政治、经济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拉美民族主义思潮便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吸引着广大群众，把民族民主运动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理想与拉美一体化运动趋势：
拉美的一体化运动，如果从19世纪初南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理想算起，可谓渊源流长。上溯独立战争时期，独立运动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在深受西方传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下，又在拉美经委会的倡导、支持和推动下，拉美成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运动中实践最早、影响最广的地区。1960年12月，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成立，揭开了拉美一体化的序幕。从此，拉美经济一体化经历了产生与发展、与发展、衰退与停滞、复苏与振兴三个阶段30多年的艰难跋涉和探索之后，开始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首的拉丁美洲经委会制定了通过一体化推动拉美工业化的方案。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兴起的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运动中，拉丁美洲一直走在前列，开始得最早，形成的组织最多，参加的国家最普遍，包括了几乎全部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具有了全洲性的规模。由于具有共同的遭遇，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比较接近，长期以来，为实现区域性经济与政治合作作了多次努力，虽历经曲折，终又再度勃兴。在此将对拥有人口4.5亿、面积2070多万平方公里的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回顾其发展轨迹，探究其特点和缘由，成效与问题，并展望其发展趋势。拉美国家先后组成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1960年；1980年改建为拉美一体化协会）、中美洲共同市场（1962年）、安第斯集团（1969年；智利于1977年退出）和加勒比共同市场（1973年）以及拉美经济体系（1975年）等。拉美经委会倡导、推动下的拉美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运动，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南南合作、寻求集体自力更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纵观拉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拉美国家为加强合作，发挥潜力，增强实力，大力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运动，呈现出一些明显特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和战略调整，为地区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开展区域合作方面更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而这一切又是有着诸多因素的，内部的、外部的，经济的、政治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前拉美一体化运动只是在降低相互间关税、取消贸易壁垒、统一对外关税和制定共同的工业发展规划以及推动地区内贸易等方面取得若干成果。不论是以关税同盟（拥有共同对外关税）或自由贸易区（各国自行决定对第3国的税率）形式出现的一体化组织，在开拓共同市场方面，建树有限。在安第斯集团，地区市场的扩大主要是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在中美洲共同市场，地区市场的扩大主要是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之间。由于各国间的汇率、财政与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协调好，小地区内部依然存在着非关税壁垒，加之各国企业家都不太愿意关闭本国的高成本的工业企业，原来的进口替代发展政策只是从一国内部的保护扩大到小地区范围内的保护，因此，经济结构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调整，而且在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分配上，也难以公平合理解决。在一体化组织内部，有的成员国因包揽新的产业或占有地区内贸易盈余而获利，有的成员国因失去这两个机会不得不支付来之不易的硬通货而招致国际收支逆差。一旦外部环境恶化，成员国出口不顺畅，地区内贸易比地区外贸易变得更为不稳定，波动幅度剧烈，一体化组织内部就往往貌合神离，各行其是，置早先签署的协定条约于不顾。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体化，与以商品、劳务、人员、资金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交流为目标的拉美共同市场，相去遥远，不知凡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拉美的一体化运动再度活跃。这一时期的拉美一体化，与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体化运动相比，已明显不同。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体化，基本上是在拉美国家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动的，具有较鲜明的保护主义色彩，侧重于南南合作，强调经济自立、自救，集体自力更生，努力形成小地区市场，以实现工业化和壮大民族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一体化，顺应了拉美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为指导方针，力求实现区域内国家的互惠互利和对区域外的低度保护，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从而符合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总趋势。
南方共同市场的形成和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新一轮拉美一体化高潮中的两大闪光点。南方共同市场于1991年初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4国组成，
拉美经济一体化，是指本地区国家越出国界，建立规模和程度不等、内容和形式不一的各种地区性集团，以达到团结互助、协商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主要有：⒈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降低相互间贸易的关税壁垒，逐步取消非关税限制，但仍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贸易保护制度。⒉关税同盟。除实现地区一体化内的自由贸易外，成员国建立对非成员国的共同关税壁垒。⒊共同市场。各成员国不仅实行商品自由贸易，也实行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⒋经济共同体。在实现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超国家的经济机构，在财政、金融等领域制定统一的经济政策，实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业化分工，发展经济。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它将影响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拥有4.5 亿人口，9000多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拉美33国，其一体化走向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在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中，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地区与国别相结合的方式，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并较为系统、详细地研究了拉美地区和小地区（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安第斯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等）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新形势下呈现的新特点、再度勃兴的原因、艰难探索取得的成效、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各一体化组织内部的矛盾与摩擦、面临的障碍与前景展望。
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形成渊源流长。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拉美的“解放者”、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就提出了大陆一体化——“把全美洲人民引向联合，组成联邦”[20]——的思想。他主张“把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用统一的渠道使各个部分同整体相连”，他认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各个共和国，只有依靠共同的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争取实现新独立的西班牙美洲各国的大联合，组成足以与欧洲抗衡的均势力量，才是不可摧毁的。[21]玻利瓦尔明确指出实行一体化的依据，即拉美各国有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事业、原则和利益”。玻利瓦尔为美洲结成一个整体做了许多工作，他力促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之间的联合，并于1821年组成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在他的倡议下，1826年召开了巴拿马大会，讨论了建立美洲国家联盟和入盟国家应遵守的原则，这些原则为美洲“建成一个整体”提供了立法依据。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理想与实践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然而，玻利瓦尔关于政治上团结联合、经济上合作发展的思想奠定了拉美一体化理论的思想基础。正如委内瑞拉前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指出的，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是拉丁美洲一体化理论的巨大财富”。拉美人民更把玻利瓦尔看作是一体化思想的先驱。
战后拉美一体化思想深受西方传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西方传统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经济一体化可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全面一体化5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层次，而其核心是关税同盟。同盟成员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对同盟以外的国家则实行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经济获得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狭小的幅员和有限的国内市场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要求打破国界，建立统一市场。随着生产经济一体化专业化及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加强，西欧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西欧国家认识到仅靠一国的力量难以在国际舞台上争得平等地位，因此只有联合图强，于是西欧国家首先发起了经济一体化运动。1958年创建了西欧国家的一体化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拉美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借鉴。战后的拉美国家深感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拉美市场的垄断，维护本地区各个国家的经济权益，更有效地发展民族经济，只有加强地区合作才能增强经济实力。1948年2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同年6月，拉美经委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正式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从事拉美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向本地区各国提供经济和协调政策方面的建议，以便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拉美经委会及其著名领导人、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会所倡导的发展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体化思想。拉美经委会和普雷维什主张通过一体化推进拉美工业化的进程。普雷维什认为，拉美国家工业化面临着国内市场过于狭小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许多耐用消费品适合大规模生产，而拉美国家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下，本国市场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国与国之间又缺乏必要的联系，工业发展因而深受限制。为此，普雷维什把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解决市场狭小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初期经济一体化可采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但最终目标应在拉美建立一个较高层次的共同市场，[22]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实行保护政策，并在共同市场内部实行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措施以发展各国的经济。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主义经济理论进一步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组成经济集团的必要性，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拉美经委会的倡导、支持及推进下，拉美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运动逐步得到发展，拉美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实践最早、影响最广的地区。1951年，中美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1955年，在拉美经委会成立的贸易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了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制定拉美经济一体化的方案。1959年，在拉美经委会贸易委员会的巴拿马会议上，该小组提交的经济一体化方案为多数拉美国家所接受。与此同时，拉美经委会正式提出了“拉丁美洲需要一个共同市场”的主张。它强调指出，大多数拉美国家市场狭小，而通过本地区内部订立自由贸易与共同市场协定来扩大内部贸易就能增强拉美工业化的动力，有利于拉美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就必须建立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在此基础上，1960年12月，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7国签订条约，成立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揭开了拉美一体化的序幕。拉美一体化经历了20世纪30多年的艰难跋涉和探索之后，开始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之间已经签订了一系列地区、小地区、多边和双边条约，并通过各方的努力重新启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今，所有拉美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加入拉美一体化组织，使拉美一体化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纵横联系网络，部分地区正在形成小地区、小范围的共同市场，从而为在这一地区建立规模更大的区域经济集团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拉美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是以城市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的出现，以至于几乎整个南美大陆的现代发展都被认为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虽然形色各异的拉美政府、政党、政治领导人都被冠以民粹主义，造成民粹主义在概念上的混乱，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政治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一概念在拉美研究中的应用，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拉美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权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典型描述，正是由于拉美民粹主义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才导致了许多相关的民粹主义定义的出现。例如阿根廷社会学家托库尔多·迪·特拉（Torcuato Di Tella）1965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拉美学术会议上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城市劳工以及反对现代化的其他集团的支持，但是其领导者并非来自工人。[23]这一定义充满着拉美特色，提供了一个与俄美不同的民粹主义观察视角。巴西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科·维福特（Francisco Weffert）从左派的观点评价民粹主义，他认为，民粹主义“可以被看做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民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24]他的定义中所突出的拉美特色是民粹主义运动中领导者与民众的关系，庇隆主义正是这种定义的最好注脚。民粹主义在拉美的独特表现与拉美自身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无法分开。詹姆斯·梅勒认为民粹主义在拉美的实践典型地反映了民粹主义所具有的对全面性危机的特定的地区性回应这一特点。[25]对于拉美而言，这种全面性危机出现于一个被推迟了的依附性发展运动的最终阶段。因此，考察拉美的民粹主义，把民粹主义的出现与经济发展的本质及其导致的政治变更相联系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拉丁美洲国家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早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就已获得了独立。在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过程中，它们都不约而同地由于与欧洲的历史联系而较早地较长期地经历了议会政治，不过，这是一种寡头制的有限议会政治类型，其特点是各种议会势力由松散的贵族团体和各种政治俱乐部组成，而不是欧洲那样的由以民众为基础的组织化的政党组成，也就是说，它们的议会民主制并不是在政党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入20世纪后，寡头的政治垄断地位受到新的政治精英的严重挑战，拉美的寡头议会政治开始受到削弱并走向崩溃。然而，戏剧性的是，新的政治精英的出现以及大众的广泛政治动员的开始，却不是出现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后，而是在此之前。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从寡头代议制向大众政治过渡，是发生在工业资本主义弱小之时。[26]欧洲国家基本上是在工业化有了相当发展之后，才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政党，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出现传统的政治结构的衰落。而拉美恰恰相反，政党政治的发展发生在大规模的工业化之前，例如在阿根廷，它在19世纪开始引入西方的自由思想和议会体制，但国家工业化程度仍十分低下，直到1930年，阿根廷的工业生产才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8％，而且大多数工业活动都与出口部门密切相关。
拉美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采用西方议会政治不是一种简单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附带现象或表面形式[27]，因为政治与文化变革在这种选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政党竞争、普选权或相对广泛的选举权为内容的议会体制尽管表现出寡头政治特点，但它实际上早已为政党政治结构的早期组织打下了基础。因此，由于拉美比较早地接受了多党制度，拉美政治家在工业化到来之前已过早进行了大众政治动员，当然，多党制度发育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寡头政治走向末日的过程。此外，拉美寡头政治的瓦解还与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社会发展因素有密切关系。19世纪后期，拉美各国的出口部门有了迅速增长，外资大量涌入，拉美经济完全被纳入国际市场并表现出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高度依赖性。在外来力量的影响下，拉美启动了商业化进程，以适应欧洲对原材料和世界市场的追求，而西欧商业的渗透、国内市场的发展和某些经济部门的货币化都是这一进程完成的标志。随着商业化的出现，拉美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20世纪20年代，智利、阿根廷等国尽管工业化水平仍很低，但城市化甚至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同一时期的水平，如智利1920年前后在2万人以上城市中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1.2％，阿根廷为32.7％，在智利1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是18.2％，而阿根廷为27.1％，相比之下，英国和德国当年的水平仅为10.2％和10.1％。[28]
拉美迅速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张：
国家干预迅速增长，涉及了扩大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价格的保护以及货币流通总量的调整等诸多经济领域。此外，在大的城市中心，为缓解商业经济压力，国家扩大了财政支出，以确保可提供最低限度的市政设施，而政府支出增长则导致了政府雇员的扩张，这种国家机器和服务部门的过度膨胀是超经济实力的，与当时的国家工业化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政党政治、国家扩张、商业化以及城市化等诸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拉美各国传统的寡头政治不断被削弱直至瓦解。这种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在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寡头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过渡和转型，提供了民粹主义运动形成的条件，拉美各国普遍缺乏独立的工会组织和大量的无产阶级政党来把握这种转型所带来的机会。因此，在国际经济的意义上，拉美民粹主义完全可以被看做是在全球经济中因独特的经济地位与国家抉择所带来的结果，而在国内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意义上，民粹主义则是寡头政治向现代议会政治过渡的必然产物。随着寡头政治不可避免的衰落，民粹主义运动弥补了旧的寡头阶层和大众社会之间的裂痕，确立了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的目标，成为了现代拉美社会控制的主要政治形式。正如詹姆斯·梅勒所说：“从左派到右派的所有政治势力，被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它们的政治行为，以适应民粹主义的挑战。无论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拉丁美洲的重要的政治势力。”[29]
在从19世纪农业社会迅速向20世纪工业和城市化社会过渡中，拉美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革，拉美民粹主义运动正是产生于这种结构性变革中。很显然，这场结构性危机的最大结果是寡头政治制度的崩溃，它体现为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已很难适应转型中的社会控制，无论单纯诉诸镇压还是单纯利用传统的庇护制度[30]，都难以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庞大的劳工阶级群体统合到传统的寡头制度之中，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成为必要。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代表了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严重结构性危机的激烈政治反应。拉美民粹主义以卡里斯马式领袖为主要特征，认为这样的领袖能够代表和领导民众，具有将民众从逆境中拯救出来，引导进步的超自然的能力。[31]具有这种能力的卡里斯马式领袖常常声称他们“代表”那些感到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或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人民，许诺将他们从危机、威胁和敌对中拯救出来。这样的领袖经常要展示他们与普通民众的无中介的密切联系，比如通过电视等媒介建立的面对面接触，在这些接触中，除了向对手展示其深厚有力的社会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向民众灌输一种改变现状的使命，并且为了使民众在领袖的救世主般的引领下获得拯救，他们主张必须超越现存的组织框架的约束[32]，这正是民粹主义固有的反抗性的表现。拉美民粹主义在经济上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依赖国家干预。绝大部分的拉美民粹主义者可能是激进的改革者，但绝不会是革命者。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美国的民粹主义者相似，而不同于俄国的革命民粹派。在拉丁美洲随着工业化发展涌动出来的大批对现实不满的民众，主要是工人阶级，绝少选择革命主义，而是更多地选择了改良主义，选择了与政府合作的道路。因此，拉美民粹主义者的政策经常是主张改革，而非革命，他们倾向于改善现实的状况。以庇隆的统治为例，正义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这一审慎的选择意味着，庇隆不会采用革命性的共产主义战略，但会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适当改良。而从民粹主义支持者对卡里斯马式领袖的顺从来看，他们对个人化领导的需要，说明他们期望改革，但不是根本性的改变。[33]拉美民粹主义的意图是在不破坏现存制度的前提下，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群体，主要是城市劳工群体，引入国家政治生活[34]，通过魅力领袖的集权主义领导，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成功地把大量社会下层群众引入政治轨道，避免了彻底的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崩溃。显然造成拉美民粹主义运动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革命运动的原因，与拉美国家后发的现代化特征有极大关系，在寡头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的进程中，在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培植下，拉美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就已经接受并开始实践了政党政治，而拉美人民则在阶级条件、革命条件完全未成熟的条件下被魅力领袖过早地动员起来了。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民粹主义成为了主宰拉美政坛的主流，民粹主义得到了一次参与政体活动的实践机会。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民粹主义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从意识形态扩张到了社会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具有改良倾向的民粹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也极具拉美特色。在经济上，拉美民粹主义政权和领导人追求改良主义的经济政策，追求在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战略，表现出对强大的、干预型国家的重视和依赖。例如，拉美民粹主义在经济政策上倡导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模式；推行城市的社会福利；对出口部门，尤其是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实行国家控制即国有化，旨在加快资本的积累。此外，国家干预还体现在对收入的再分配上，这一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提高国内尤其是城市地区的消费水平，扩大工业品市场。在社会生活方面，由国家介入实行免费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以降低社会不平等现象。[35]所有这些方面的政策都显示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民粹主义特征，使得民粹主义在拉美不仅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历史传统，更有牢固的制度基础，对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拉美民族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商品输出锐减，迫使拉美国家发展民族工业以增强自给自足的能力。随着拉美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中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处于无权地位，在经济上又受到本国大资产阶级和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排挤，因而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它们在政治上要求在政府中有发言权，在经济上则要求有充分发展的余地。这就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阶级基础。（二）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战后，拉美工人阶级队伍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据统计，拉美地区工人阶级的总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1900万～2000万；20世纪60年代增至2700万～2800万，而在20世纪70年代已增至3600万～3800万。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扩大民主参政，又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深。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拉美新兴的中小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不可取；社会主义制度又不符合它们根本的阶级利益，也不可取。因此，它们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即所谓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解决本国政治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成了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思想基础。（四）国际形势的推动。战后以来，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保守的政治思潮逐渐失去了阵地。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拉美一些保守的思潮也改变了原来的政治主张，这就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后备力量。（五）拉美地区共产党的力量薄弱。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19世纪后期拉美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社会党，后来又改组成共产党。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这一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比较缓慢，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留下了政治空间。（六）西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纷纷上台执政，推行福利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对拉美资产阶级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一些民族主义者便试图把西欧的政治模式移植到拉美。20世纪60年代后，西欧一些政党为扩大影响而加强了对拉美地区的工作，而拉美民族资产阶级出于反帝反殖的需要，也想借助国际力量来抗衡帝国主义的扩张。这种外部因素也促进了拉美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目前拉美地区约有五十多个政党和组织奉行民族主义路线，它们是拉美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拉美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不平衡。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南美洲地区，民族主义思潮比较活跃，其主要内容是反帝和发展民族经济；在中美洲地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占主导地位，民族主义思潮发展迟缓，其主要内容是反帝、反独裁统治；在加勒比地区，大部分国家不久以前才摆脱殖民统治，有些殖民地尚处在争取独立阶段，因此，其民族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反帝反殖，巩固和争取民族独立。拉美民族主义思潮是拉美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对拉美地区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反应。这些思潮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拉美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它们的某些口号很快就被利用，而成为大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舆论工具。因此，对这些思潮的评价不能过高。拉美民族主义思潮大都强调本地区民族、地理政治的独特性，以此来对抗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发展。它们竭力鼓吹走第三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表现。拉美民族主义政党大都声称自己是超阶级的、多阶级的政党，企图以此来争取社会各阶级的支持。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都认为，代表一个阶级的政党容易走上极权统治的道路，只有代表多阶级的政党才符合全民族的利益。这实际上是它们因害怕阶级斗争激化而表现出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拉美的现实说明，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不可能代表多阶级的利益。
拉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欧、亚、非地区有所不同：
20世纪20年代以后，拉美民族主义思潮不断发展，而欧洲的民族主义却起伏不大，这说明拉美这种思潮的根基比欧洲的深。拉美国家接受外来移民较多，思想活跃，且有些国家的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拉美兴起民族主义思潮的有利条件，而多数亚非国家尚不具备这种条件。由于多数拉美国家都已获得独立，现在拉美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求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正义。所谓国家现代化，就是要使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加以完善，其中经济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核心；所谓社会正义，就是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同时吸收人民参政，根除独裁统治。显然，实现上述目标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程。但是，在当代拉美政治舞台上，不管谁当政都不得不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教会进步人士参加社会改革进程，是拉美民族民主运动中的一个积极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拉美有些中下层神职人员冲破宗教的樊篱，走上社会、研究社会，公开宣布要革新社会，这是难能可贵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局势动荡，在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格局中南北矛盾加深，拉丁美洲各国（主要是拉丁语系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越来越表现出摆脱大国控制、争取独立自主的趋势。在超级大国争霸、拉美各国政治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近年来，这种趋势有所加强。这主要表现为：拉美国家致力于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寻求实现对外关系多样化，抵制和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力求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拉美各国对外关系正沿着这一方向日益活跃地发展。加强拉美国家团结，推进地区一体化。在拉美国家同美国的关系中，历来存在着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斗争。一种是将拉美各国留在泛美体系内，使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受美国控制，以利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泛美主义思想；另一种是主张拉美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国霸权主义的泛拉丁美洲主义思想。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特别是马岛战争的发生、中美洲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拉美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经济问题，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泛拉丁美洲主义思想，重视拉美各国的团结合作。
进入20世纪后土著文明成为拉美民族主义的源泉。秘鲁阿普拉党的文明成为拉美民族主义的源泉。秘鲁阿普拉党的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指出，印第安人的存在是美洲大陆的特征，美洲最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印第安美洲”。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社会主义应当根据印加入的集体主义精神、特别是村社的组织形式来实现。墨西哥则发起了一场以发掘和推崇印第安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今天的拉美文化是一种彩虹式的融合文化，而印第安文化是其中最浓重的色彩之一。因此，土著文明对拉美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民族文化本土特色的再造均具有重大的意义。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我们似乎感觉到，拉丁美洲自古以来就是“大门敞开”的地方。任何殖民种族都可以把自己的“血液”输入到这个地区。从西方殖民者对这一地区的物质掠夺，到他们在文化上对拉美的渗透，使拉美地区具有了“开放性”，也使拉美的文化具有了“开放性”。当然，起初拉美人是在被动地接受这一切，可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拉美自身的发展，拉丁美洲开始主动地吸收与接纳。他们乐于汲取外来的文化养料，以丰富自己的创造。因此，现今的拉美文化不仅含有形成于殖民地时期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美洲土著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成分，而且也汲取了世界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如早在殖地初期，新大陆就开始了与东方的接触。拉美同亚洲国家进行贸易和其他联系的同时，也在文化上互相交流与影响，这使得拉美的城市建筑以至文学作品中都会出现某些东方文化的格调。拉美文化是一个矛盾而又统一的复合体，它是由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从16世纪移植而来的欧洲文化和残存的土著印第安文化，以及伴随奴役制而来的非洲黑人文化，同时也部分地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成果。由于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这些异质文化得以汇集于拉美。但它们又不是彼此孤立、独自发展的。经过碰撞和冲突之后，它们趋向相互妥协、调和与适应，最终它们都偏离其原型而融合到一起，拉美文化的这样独特的融合结构，使得拉美文化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各种文化的显著特点。几个世纪来，亚马孙诱惑着探险家们竞相造访，一窥真容。正如达尔文初遇亚马孙时所概叹的：“要表达涌上心头的那份感动，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贫乏。”南美洲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欧洲人五百年前的入侵中断了繁衍了成千上万年的土著文化；然后是殖民统治，接着痛苦的独立战争；接下来是不稳定地向前发展，却置身于世界诸多事件的边缘。南美各国尽管有这些共同的经历，但各自仍保留了自身的特点。南美大陆的北岸是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以及圭亚那、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这些国家本来就混杂在一起，又在地理上被崎岖的山脉、炎热的赤道海岸线和茂密的亚马孙雨林所分开。哥伦比亚之南是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中心区域，这里有秘鲁、玻利瓦尔和厄瓜多尔，是南美大陆印第安人居住最多的地区，他们聚集在贫瘠的高地上：当年强大的印加帝国也曾经在这里统治过，而现在却成为南美大陆上最不发达的地区。南美大陆的东部被巨大的巴西所占据，它自成一体，因继承了葡萄牙的遗产而与其说西班牙语的邻国相隔绝——尽管巴西与除了厄瓜多尔和智利外的所有南美国家相接壤。在南美较冷一些的南部地区是巴拉圭、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这一地区从安第斯山瘠一直延伸到达南极前的最后一站：火地岛，这里有大片空旷的土地，是南美各国中受欧洲影响最大最繁荣的地区。
玻利瓦尔对查韦斯式的拉美社会党国际运动的影响
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影响到了拉丁美洲和其他所有地方人们的生活，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界线被打破了。20世纪末拉丁美洲艺术家在他们祖国的和外国的各种不同影响下为创立自己的艺术而斗争并取得辉煌成功，他们努力理解这个极度贫穷和深切失望的世界，他们以他们祖先在此前600年间表现出来的同样的坚毅、勇气和幽默探索他们的过去和未来。拉丁美洲人生活在一个极其不同于近两个世纪前他们祖先开始走上独立国家道路时所了解的世界。除非钻到巴拉圭查科地区（Chaco）的地堡里，不然你一定会注意到目前正席卷南美的浪潮：这片大陆正在日益左倾——一个大时代啊。在南美各国的选举投票站里，人们明确地表达出对政府腐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辜负了他们期望的美国政策的强烈不满。发出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来做事。如果你罗列到一下现今南美各国的领导人，就不难理解美国白宫和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担心了。热衷反美和自称社会党革命者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成为委内瑞拉的领袖，并且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为其最亲近的盟友之一。左翼人士、曾是鞋童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执政巴西。2005年，乌拉圭人推先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e Vazquez）为总统，当选后的巴斯克斯立即与古巴恢复了联盟，与委内瑞拉签订了一项能源计划，并宣布了针对乌拉圭穷人的福利方案。2005年12月，玻利维亚人选举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为国家领袖，这是该国第一位土著人总统，这位前可可种植者称自己为“华盛顿的噩梦”。2006年，莫拉莱斯大刀阔斧，对国内天然气供应实行国有化，并推进土地改革计划。智利先民2006年选举出南美历史上第二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女性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这位54岁的儿科医生是不可知论者、社会党人和长期人权活动家，并且是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在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这可非同小可，就在其当选总统的两年前，智利才刚刚将离婚合法化。就连阿根廷的中左翼总统内斯托尔·基会内尔（Nestor Kirchner）也毅然对抗起外界强加给该国的影响：2005年，他安排偿还了阿根廷欠IMF的所有债务，以拒绝该组织开放市场的要求。
今天在新萨帕塔主义印第安人运动在墨西哥恰巴斯州爆发并在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公开露面七年多之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新型的社会运动，而且汇集了将在即将开始的第三个公元千年的前三十年或者五十年里兴起的所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的特征。这场新型的社会运动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从自然和经济资源来说，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富饶的地区，但是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确实非常落后。[36]正是因为这场运动代表着将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从新萨帕塔主义印第安人运动在1994年1月第一次暴露在公众面前起，就被越来越多的世界舆论所报道，从而也确立了在全世界所有抵抗运动中的地位，也是所有关心目前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正在发展的社会变革进程的人必须要研究的实例。新萨帕塔主义被全世界认识，并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反制度的新型的社会运动。我们应该彻底地认识到，恰巴斯运动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和启示的抵抗运动，同时也公开宣布，这场运动是在恰巴斯、在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和在全世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萨帕塔主义者确实很懂得与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站在一起，把反对当今世界一切形式的压迫作为共同的事业。他们还反对联合国胆小如鼠，有的时候采取同流合污的政策，或者还反对墨西哥政府去年对发生在国内的洪涝灾害的处理，反对在科索沃的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或者反对近几届恰巴斯州州长们的可笑的态度。从新萨帕塔主义者方面来说，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运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逻辑是相连的；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方面来说，很明显的是，对起初属于恰巴斯的这场运动也给予了极大的欢迎和注意。有许多人都关注着这场运动——因为如此，所以恰巴斯运动就在最好的条件下生存了下来，没有受到很有可能受到的军事镇压——人们的关注和欢迎是因为，无论是从组织和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以及其他角度，全世界都把萨帕塔主义的起义看作是所有新型的反制度的运动可以学习的最重要的一次实践经验。新萨帕塔主义是一个组织结构灵活、几乎不分等级、没有官僚主义和对参加运动所有的人开放的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对至今依然存在着的传统政党陈旧而又僵化的组织结构的反动。他们试图朝着建立一切被压迫者的“广泛阵线”方向而努力着——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尽管它是一个包容性强的、开放的、能够忍耐的和由各种人士组成的运动，还是应该保持自己批判的、接受对话的、反对现制度的和革命的特性。由于恰巴斯印第安人运动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类似的还有在巴西发生的“无土地人运动”，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运动，或者是在世界和拉美其他国家发生的反制度运动——出现的历史危机中或者说出现在历史变革的形势下，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运动，所以也成为了全球抵抗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世界新的灾难运动大家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变革形势的独特性在于在目前阶段，非常小的行动可以在整个体系中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发生在墨西哥贫困被遗忘的南部一个被发展抛弃州里的印第安人的暴动，在20世纪50年代或者20世纪60年代有可能已经被当时的墨西哥政府屠杀、镇压、“埋葬”和扼杀了，在如今，1994年，变成了一个模范运动，在全球都产生了影响和作用，还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在各大洲，成为反对野蛮的资本主义和破坏性结果世界斗争中重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因为恰巴斯向全世界表明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最恶劣、最无耻的结果，以及它所面临的最终的危机，同样，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世界秩序的尖锐的批判，是寻找真正的出路。因为变革形势也是历史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过渡到一种新的历史体系，所以很显然的是，在所有的过渡阶段中，旧制度的已经垂死的痕迹将会与要建设的世界中新生的痕迹混合在一起。
新萨帕塔运动正是这方面的代表：捍卫和推出正在兴起的非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这个新逻辑中，要照顾和培育的是人而不是物体，起作用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具体利用自然的价值和社会生活价值。他们的目标是反对金钱，维护人权，面对竞争寻求支持，要和平和相互支持反对战争。也就是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过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逻辑，那种潜藏在1870年法国革命、1917年苏维埃革命，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逻辑，以及潜藏在近一百三十年来所有真正的反制度运动和革命中的逻辑。这是被压迫人民起义的逻辑，是社会造反的逻辑，是反对不加思考就服从、就屈于纪律的学生的逻辑，是反对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领土上歧视他们、小看他们，把他们排除在所有的正当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制度，现在说“够了”的印第安人的逻辑。如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世界体系的命运并没有任何的保证。谁都不能保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束后，代替它的新的历史体系是一个更加公平、自由、平等和更好的体系。按照“世界体系分析”观点，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觉悟和我们采取的具体行动，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新世界是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各种社会歧视的世界。所以，恰巴斯暴动的命运也没有得到保证。它取决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积极工作以及我们所能提供的支持和援助。但是，我们不仅仅关心恰巴斯的命运、墨西哥的命运、拉丁美洲的命运和世界体系的命运，由恰巴斯具有尊严的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南部山区中取得的经验已经是一个实际的、无法否定的成就。毫无疑问，它也是为世界上所有的反制度运动上了一课，为今后提供了重要参考的经验。这些运动在今天以及在将来，都在为更加公正、自由、自我反省和平等的历史体系而奋斗。
21世纪拉丁美洲人争取主宰自己日常生活的权利视为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对拉丁美洲绝大部分人来说，贫穷和与之相伴的不幸——营养不良、不够标准的住房和疾病——严重妨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甚至那些目前生活舒适的人也不会忘记不久前政局不稳、通货膨胀飙升、战争和恐怖的岁月，极端担心重新陷入那种的境况。曾经滋养了美洲早期文明、提供了全世界使用和珍视的大量商品的自然环境，目前面临着现代化的可怕后果。但是，从数万年前首批先人渡过白令海峡以来，拉丁美洲人显示了伟大的智慧，维持了他们的生存和文化自主的需要，他们的干劲和文化创造力将使他们在未来的时代受用无穷。人类目前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是缺乏一个共同的理想文化。人类目前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建设一个普世尊重与自觉的文化系统。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些机构和人物来创造一种世界文化，为全球创造一种合和天性与人性的观念和方式系统，为人们深刻认同，以使人类平和、持续地存在下去。世界各国领袖应当高瞻远瞩，共同为完成这一伟大目标而做出贡献。一个伟大的领袖应该引领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种文化顺利地走向世界大同。他应该是卓有远见的，他应该对未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但同时又以文化逻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前进步。我们惟有创造出和合天性与人性的文化，才能使全球各个族群绵延不绝，才能创造出有利于世界和平和永续的形式，才能使整个世界稳定、幸福、和平、永久的前景。这是人类希望看到的一种远景，我们应当此做出努力。作为领袖人物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劣根性与世界的本质掌握在手中，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此为衡量标准，如此世界的发展会很快走上顺利的前途。我们不必纠缠于生存物质与文化个性冲突以外的问题，必须具备这样的眼光，即一些生存的、文化根本性的冲突必须予以解决，但不涉及生存的根本利益，也不涉及文化个性的冲突都应该加以化解，这些都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国家领导人必须从这些问题中觉悟过来，从权力、金钱、地位、荣誉感，甚至于从主义、制度、国家的概念中觉悟过来，将天性、人性发展放在首位，反对那些大谈国家利益、族群价值观的作为。
我们必须努力整合出人类必须具有的普世真理，以调节整个世界文化形势。只有如此，人类的大同才有希望。作为领导人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观念与方式，应该知道文化的有无、强弱、多少、正偏、深浅、启止、久暂，明了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什么东西应该传下来，什么东西不应该传承下去。应该能够筛选、甄别哪些是要变的，哪些是可变的，哪些是不可变的，哪些是一定要变的，而不盲目。作为领导人，心里一定要十分清楚，要对自己族群的文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给出方略、态度及其前景，这是必须的。只知道政治而不知道文化，只知道本族群的文化而不知道世界文化的领袖的领导能力是有限的，对于本族群的前途和世界的、人类的前途也是无法把握的。作为领袖人物还要继续了解文化、需求与环境的三者关系，把握它们之间的变化、趋势。要追问有什么需求，这种需求合天性与人性吗？目前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人际环境、国际环境对理想文化的发展会产生何种作用，并且会影响本族群的文化向哪个方向发展？要关注族群的精神、使命、理念、个性以及行为习惯，要能够守住本质、立定脚跟、看清个性。在一些极致的文化族群里要做到能够扬短避长，克服一些过度的文化倾向，以使文化走上中正的道路。对人类文化的形势应该有一个预控系统。对世界文化应该有一个调查、分析、预测、预控，并为未来的发展预设环境，以期使人类的文化向理想目标发展。当然，我们完全有信心等待人类对文化的觉悟，等待人性的复苏，等待天性被尊重。人性和天性最终将会推动文化向前发展，如果人类的智慧对此有所认识，并且有相当深刻的认同，由此而自觉于人类文化的发展，那么这样一桩伟业完全可以在一两个世纪里完成。拉美地区作为世界发展的主要大国理应该担负起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生存永续的责任，都应当将世界和平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将人类的永续与和平看作自我发展的一部分，将人类世界文化的发展与前途纳入自己的生存、生活方式之中，为人类的永续与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军队内部出现了深受玻利瓦尔学说影响的左派思潮。1982年12月，陆军军官乌戈·查韦斯成立了一个名为“玻利瓦尔革命运动
修改宪法，从制度上明确和扩大公民权利，1999年12月，由查韦斯领导成立的全国立宪议会起草的新宪法草案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这部宪法以注重社会发展为突出特点，除进一步明确1961年宪法规定的公民应享有的社会权利以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以保证照顾到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印第安人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并被赋予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应该说，新宪法从法律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护，为以后的社会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制定“2001～2007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总体纲要”，强调社会均衡。2001年9月，查韦斯政府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台了一个完整的“2001～2007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总体纲要”，作为指导今后国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该纲要提出，委内瑞拉要建立一种由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和领土五大“均衡”组成的新的发展模式。“经济均衡”与“社会均衡”相辅相成，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才能达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社会均衡”的基本原则在于普遍性、平等性、参与性和责任感。其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一要确保所有人普遍、平等地享受各种社会权利；二要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三要在公共决策空间内，加强社会参与，创造市民权力。“社会均衡”成为此后一个时期内委内瑞拉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委内瑞拉政府将以此为指导，推行各种社会政策，以克服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采取多种措施，重点关注中下层民众，1．实施“玻利瓦尔
安第斯共同体与南方共同市场具有重要的地位：
查韦斯渴望使委内瑞拉人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民众经历一种心理和精神的转变，最终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文化为自豪。不过，南方电视台能否成为这种文化变革的成功载体还不得而知。维尔珀特认为，委内瑞拉人对极端反查韦斯的媒体感到厌倦，却也不相信政府媒体的报道。他指出：“如果南方电视台能够提供有独特见解的节目——这家电视台的发起人认为它一定会做到的，就不会被视为是得到查韦斯资助的宣传工具。”从商业角度考虑，主要针对南美观众的南方电视台对美国的媒体巨头构成巨大的挑战。在拉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电视节目由这些地区的国家制作。70％的电视节目依赖进口，其中的62％来自美国。随着委内瑞拉和美国的新闻战愈演愈烈，美国国会众议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康尼·麦克在南方电视台首播开始之前于国会众议院发表一段措辞强硬的演讲。他厉声道：“乌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毫无新闻自由，只有政府控制的反美宣传！”他认为南方电视台完全是遵照“半岛电视台模式”，企图在整个拉丁美洲散布反美思想。麦克通过呼吁警惕南美洲的新动向，成功地推动众议院通过一项对《外交关系再授权法案》的修正案，以便“开始对委内瑞拉进行电台和电视广播，从而为该国人民提供一个准确、客观和全面的消息来源”。美国广播理事会是政府下属的一个半独立企业，负责向全世界传播华盛顿的“公共外交”。根据上述修正案的规定，该理事会将授权“美国之音”、马蒂电台和马蒂电视台向委内瑞拉播放反查韦斯的新闻信息。美国的西半球事务理事会认为：“麦克这一代表迈阿密—戴德县选民意愿的行动反映了当地数量迅速增长的委内瑞拉流亡者的强烈反查韦斯情绪以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总部设在坦帕的“自由委内瑞拉”组织的主席柯蒂斯·里德认为，南方电视台的作用是推动“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的革命，煽动反美主义”。麦克的提案没有被纳入参议院的外交关系法案之中；即使它获得参议院的批准，也还需要得到布什总统的签署。不过，白宫没有对这项提案做出任何评论。
委内瑞拉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对美国众议院的做法进行谴责。查韦斯以其惯有的作风把麦克修正案痛斥为“荒谬绝伦的帝国主义思想”，并声称要干扰美国的广播信号。他说：“菲德尔·卡斯特罗能够让马蒂电台的信号消失，我们也能够使任何信号消失！”查韦斯的一系列倡议在拉美相继付诸实施，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西半球的一体化将走向何方？政治分析家德隆认为：“今天，南美洲实现联合的可能性超过西蒙·玻利瓦尔首次提出大陆团结以来的任何时候。”米歇尔·阿拉比是总部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游说公司——巴西市场一体化协会——的总裁。他认为：“能源一体化极为关键。南美洲很有可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跨度内实现完全的一体化。”但是，南美洲究竟会实现什么样的一体化？德隆认为，南美洲各国的总统把欧盟模式作为一体化的榜样。与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相比，这种模式对市场政策的社会影响更为敏感。查韦斯仿效欧盟模式的一个做法是推动发行仿效欧元的南美洲货币，而这当然不会让华盛顿高兴。查韦斯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把2012年作为推出拉美共同货币的目标日期；或者，至少使安第斯共同体推出共同货币。”他希望把新货币命名为“苏克雷（Sucre）”，“以纪念这位被背叛玻利瓦尔的寡头集团谋杀的伟人”。查韦斯所说的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Antonio José de Sucre）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委内瑞拉军事指挥官。他在1811年投身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拉美独立战争，在厄瓜多尔、秘鲁和哥伦比亚指挥一系列关键性的战役。他在玻利瓦尔的支持下成为玻利维亚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却因为坚决维护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保护今日的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统一而遇刺身亡。2005年3月，查韦斯与拉美国家领导人在委内瑞拉的奥尔达斯港举行会议，探讨地区一体化问题。查韦斯向全世界宣布，拉美国家领导人需要“把加速南美洲一体化视为地缘政治的需要。我们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拉丁美洲联盟”。他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承诺创建包括安第斯共同体国家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在内的南美洲国家共同体（South American Community of Nations）。
两大集团的总人口多达3.6亿，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达到1.3万亿美元，出口市场总额为1810亿美元。（最近，查韦斯从石油外交中斩获巨大利益——基什内尔宣布支持委内瑞拉加入南方共同市场。基什内尔认为：“对阿根廷而言，拥有委内瑞拉这样的伙伴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必然。这势必将推动我们渴望出现的变革！”）为了实现更高程度的贸易一体化，拉美各国政府承诺建设一系列重要的基础设施，例如输油管道、公路、铁路和机场。德隆指出：“一旦这些工程全部竣工，南美国家必然向团结与经济自立迈出巨大的一步。”近期发生的众多事件无疑在经济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查韦斯一定对其中包含的政治意义感到振奋。他认为南美洲国家共同体的基本推动力应当来自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随着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在近年发生巨大的政治转变，这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把拉美团结合作视为抵制华盛顿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德隆指出：“这个地区的中左政府往往把美洲自由贸易区视为对本国脆弱的经济、自然环境和劳工权利的潜在威胁。”当查韦斯凭借石油外交在国际舞台上高奏凯歌时，却有可能在国内失去根基。这是他面临的唯一风险。加拉加斯的独立民意测验专家阿尔弗雷多·凯勒认为查韦斯正在失去自己的支持者。一项在2005年夏天进行的全国民意测验表明，75％的委内瑞拉人不赞成查韦斯向其他国家提供的种种优惠。“委内瑞拉人不想把自己的资源赠送给外国人，”凯勒说，“在委内瑞拉国内，生活费用、住房、失业等老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民众会这样想：他究竟是谁的领导人？”查韦斯对此毫无畏惧，反而这样说道：“只有团结才能使我们自由。团结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许多拉美国家领导人强调拉美一体化的必要性，主张拉美各国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付面临的问题。在1984年初举行的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会议上，一些拉美国家的首脑一致呼吁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要求“开始一个打破拉美各国孤军作战状态的新时代”。1985年3月，参加乌拉圭总统就职仪式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六国总统，巴西当选总统的代表以及西班牙首相同乌拉圭总统签署了联合声明，重申拉美地区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一年多来，拉美各国领导人进行的多次互访和多边活动，不仅加强了拉美各国间的政治和经济贸易联系，而且表明它们顺应时代要求，加强团结合作的积极努力。拉美各国积极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争端，为加强团结合作创造了良好气氛。
1980年成立的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取代了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进一步推动该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在拉美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新的一体化组织。1991年3月，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共同市场，推动拉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1995年1月，南方共同市场正式启动。安第斯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活跃起来，并于1991年底建立安第斯自由贸易区。1989年7月，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成立三国集团，支持中美洲和平进程和一体化。1995年伊始，三国集团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拉美地区常设性政治协调机构——里约集团也有发展，1994年9月，里约集团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第八次首脑会议，与会各国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达成广泛的共识。委内瑞拉1992年同加勒比共同体13个成员国签署了贸易与投资协议，应允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提供单方面免税优惠。1995年8月，委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第15次延长以优惠条件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供应石油的“圣何塞协定”。1992年同哥伦比亚签署相互取消进口关税的协定，同智利达成到1999年相互取消全部关税的协议。1994年委支持成立加勒比国家联盟，并被选为该联盟首任秘书长。委内瑞拉重视推动安第斯共同体的团结合作，发展同南方共同市场的关系，主张建立拉美国家共同体。委内瑞拉重视发展同巴西的关系。1995年7月，巴西总统卡多佐访委，双方签署了《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和《两国石油公司合作议定书》等11项合作文件。随后，委内瑞拉总统也访问了巴西。委内瑞拉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巴西则支持委早日加入南方共同市场。
由于2003年11月和12月查韦斯两次公开支持玻利维亚关于出海口的要求，致使委内瑞拉同智利的关系紧张，甚至双方都撤回了各自的大使。玻利维亚则感谢委内瑞拉对其出海口要求的支持。
长期以来，委内瑞拉同圭亚那一直存在着领土争端，委内瑞拉对埃塞奎博河以西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使它同圭亚那的关系紧张。联合国出面调解双方的领土争端，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1998年圭亚那总理访问了委内瑞拉。然而，边界问题未列在政府间谈判的议事日程中。2004年2月查韦斯总统访问圭亚那，与圭亚那总统巴拉特·贾格德奥（Bharrat Jagdeo）举行了会谈。他们表示两国在平等、社会正义和与贫困作斗争上有相同的观点，表示要加强两国的团结。查韦斯接受了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城市钥匙。通过这次访问，两国的关系得到加强。由于一些拉美国家追随美国反对委内瑞拉，使委内瑞拉同它们的关系出现裂痕。近年来，查韦斯一直怀疑并指责居住在多米尼加的委前总统佩雷斯图谋不轨，指控他为“4·11”政变和大罢工的幕后黑手。委政府希望将佩雷斯引渡回国，并对其进行调查和审判。但多米尼加政府却说没有发现任何针对委内瑞拉政府的颠覆活动，不同意引渡佩雷斯。2003年4月，多还允许卷入“4·11”政变的两名委军官在多米尼加政治避难。委方指责多米尼加的石油公司资助了委反对派制造的所有“恐怖活动”。为此，委内瑞拉政府在2003年9月召回驻多大使，并停止向多出售石油（根据1980年《圣何塞协议》和2000年《加拉加斯能源合作协议》，委每天向多供应优惠石油8万桶）。尽管两国关系不睦，但双方都比较克制。多米尼加主动提出要与委内瑞拉进行沟通，以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
委内瑞拉同哥斯达黎加在前委内瑞拉工会领导人卡洛斯·奥尔特加在哥政治避难问题上也存在争执。奥尔特加曾领导2002年4月政变前的大罢工，2002年12月又与工商联合会主席卡洛斯·菲尔南德斯一起发动了长达63天的全国大罢工。罢工结束后，委司法当局向数名反对派领袖发出拘捕令。2003年3月奥尔特加向哥斯达黎加驻委使馆提出政治避难，得到哥斯达黎加的批准。奥尔特加在哥斯达黎加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攻击委内瑞拉现政府，并参加各种反查活动。查韦斯政府要求哥政府驱逐奥尔特加。
1．查韦斯在国际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唯我独尊、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他主张在平等基础上推进南北对话，各国和平共处，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查韦斯敢于同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等国保持密切联系；海湾战争后，他成为首访伊拉克的外国元首；他认为伊朗有权发展核能项目，表示委内瑞拉将和伊朗一起坚定地反抗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2．查韦斯政府在国内大刀阔斧地实行“玻利瓦尔革命”，招致美国的反对。查韦斯认为，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是拉美动乱与贫困的根源，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无法解决拉美的社会问题。他在执政之后大胆推行一揽子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实施40年之久的旧宪法，代之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1999年玻利瓦尔宪法》；依靠石油收入使国民经济逐步向现代经济模式转化；加强政府财经控制，削减公共开支；优先发展农业，推行土地改革；修建道路、学校、医院和面向贫困市民的低价住房；实施社会临时就业计划，通过创造工作岗位减少不稳定因素；开展“玻利瓦尔扫盲运动”，加强基础教育；仿效古巴实施全民免费医疗机制。查韦斯认为，他选择的道路既非“不现实”的共产主义，也不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而是一条有拉美和委内瑞拉特色的“第三条道路”。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向占委内瑞拉总人口80％的穷苦民众重新分配财富和政治权力。“玻利瓦尔革命”无疑对美国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形成冲击，美国担心这场革命继续向周边国家扩散，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控制力。
3．查韦斯政府坚决反对美国主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积极倡导拉美地区的一体化。查韦斯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是美国以经济贸易方式控制拉美的阴谋，是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美国将通过这一模式完成对拉美的经济殖民化。他在各个场合不断对美洲自由贸易区进行抨击，在2004年断言它“已经死亡”，继而在2005年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坚决反对重启相关谈判。查韦斯主张以植根于拉美地区一体化的“玻利瓦尔选择”取代美洲自由贸易区。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在2004年年底发表联合声明，提出“玻利瓦尔美洲”替代方案，即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该方案主张各参与国应该实现经济互补和能源一体化，加强拉美国家的资本在本地区的投资，维护本国文化和民族性。查韦斯指出，新的一体化模式应建立在团结、互利、尊重差异和“按玻利瓦尔方式”实现完全一体化的原则基础上。
4．查韦斯政府大力加强与拉美各左翼政府的合作，公开支持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自1999年年初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后，卢拉、基什内尔、巴斯克斯等左翼领导人先后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执政，左翼力量在拉美地区空前壮大。查韦斯与卢拉和基什内尔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相互协调立场，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美国形成很大的牵制。与此同时，查韦斯向其他拉美国家的左翼力量伸出援手，其支持对象包括玻利维亚的古柯农组织领袖莫拉莱斯、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奥尔特加和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韩达尔。美国认为，查韦斯正在通过支持这些左翼政党或政治组织，进一步在拉美煽动反美情绪，其结果是拉美民主进程遭到破坏，当地社会陷入动荡。
5．委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9·
拉美地区的反全球化运动促进了左派力量的重新崛起：
经济全球化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而涌起，这一大潮给拉美提供了获得国际资本、现代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市场的机会。但全球化进程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且完全按它们所规定的“游戏规则”运作，从本质上说，全球化势必首先有利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由西方发达国家操纵的不平等贸易体制使拉美的外贸状况不断恶化。此外，拉美经济极易受到国际资本恣意流动的伤害。因此，在拉美，改变不合理、不公平、只对一部分人有好处的“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左派成为反对不平等的“全球化”的主要领导力量。“第三条道路”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兴起，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拉美左派力量探索自己的前途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西方左派在度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和消沉后，逐渐复苏，重新确立目标和口号，在西方政坛卷土重来，形成了“二战”后左派发展的新高潮。“第三条道路”就是左派为了超越传统左派（如社会民主党）和新右派（如新自由主义者），标明自己的理论实践创新而量身定做的标签，它主张要以新的现代化精神驾驭当今时代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即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换及人与自然的新关系。
经济全球化也使第三条道路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政治现象。在它的影响下，拉美国家面对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冲击，都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即在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开拓一条市场经济与国家作用相结合、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坚持民族利益并举的道路。由左派政党和进步力量发起并参加的圣保罗论坛甚至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进行“人民的革命”、“进步的革命”和“民主的革命”的主张。拉美国家普遍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拉美的不平等程度加重，贫困状况更加恶化。拉美民众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付出了沉重代价。此外，国民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增强，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的作用下降。因此，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遭到了左派力量的严厉抨击。有的学者认为倘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像它的鼓吹者所许诺的那样富有成效，则左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有利条件将来就会显示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众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许多拉美国家被无止境的罢工和反政府游行所困扰。广大民众要求变革为左派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群众基础。
如果说古巴依然作为拉美左派重整旗鼓的一个据点而屹立着的话，20世纪90年代后期拉美左派的重新崛起则出现了两个新的标志。左派力量在拉美几个主要国家掌握政权是其重新崛起的重要标志。在拉美，左派力量分别在危地马拉（1954年）、多米尼加（1963年）、智利（1970年）、尼加拉瓜（1984年）和委内瑞拉（1998年）的选举中赢得胜利。进入21世纪后，左派政权在拉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拉美左派在日益兴盛的世界左翼论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巴西劳工党于1990年倡议和主办了圣保罗论坛。圣保罗论坛在最近两次会议上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越来越集中于现实问题。在第九次会议上，所有成员达成了一项基本协议：新自由主义是有害的，是一条通向深渊的道路。第十次会议将圣保罗论坛定性为“左派、反帝、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团结互助和参与制定‘替代方案’的空间”。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圣保罗论坛已成为拉美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左派进步组织论坛。其次，以圣保罗论坛为主的拉美左派力量积极倡导和发起了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它汇集世界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广泛阶层，探讨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拉美左派的重新崛起是全球化浪潮改变了整个世界新的特征：
拉美左派的重新崛起是通过和平的民主选举的方式，而非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在右翼制定的政治体制下，左翼逐步掌握政权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左派领导人趋向于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温和的调整，而非激进的革命。左派政府上台后，将社会公正摆在经济增长之上，把提高就业率、救助贫困人口作为施政重点，以巩固执政基础。事实表明，拉美的左派力量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方针和政策。新自由主义改革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为拉美左派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从目前看来，拉美左派仍处于继续积蓄力量的阶段。拉美左派面临的国际形势并不有利。作为美国的“后院”，拉美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重要实验场。近几年来，以反恐和扫毒为名，美国加强了对拉美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单边主义日盛的美国是绝不会允许拉美的左派力量在其“后院”接二连三地掌握政权的。拉美左派面临着国内右翼力量的反击。左派还面临着内部分裂和执政基础削弱的危险。左派领导人需要制定出一套纲领并为新自由主义设计一套替代模式，以在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能够逐步改善广大中下阶层的福利。针对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一些拉美左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探讨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替代模式，希望能在接受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争取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解决贫困问题以及鼓励更为民主的政治参与。但直到今天，拉美还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第四条道路”。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带领拉美走出“发展一危机”这个不断重复的怪圈，是摆在拉美左派领导人面前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欧洲为活动基地的社会党国际加紧了在拉丁美洲的扩展和渗透。社会党国际重建于1951年，加入的多是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初期，拉美只有阿根廷人民社会党、智利激进党和牙买加人民民族党加入。从1976年起，它把拉美作为其在第三世界活动的重点地区。到目前为止，拉美已有15个党加入社会党国际。在加入社会党国际的第三世界政党中，拉美地区的党占多半以上。这15个党的党员人数有200万左右，比号称拥有40万～50万党员的拉丁美洲各国老的共产党力量雄厚。此外，拉美国家和地区另有14个政党和组织同它建立了非正式的联系，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接触。1980年11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把拉美作为其组织扩展的重点，提出要在拉美加紧推行社会民主主义以取代现存的军事独裁体制。社会党国际在拉美的动向是很值得关注的。
拉丁美洲是社会党国际“国际化”的重点目标，社会党国际重建初期，活动范围只限于欧洲一隅。它虽然一直试图结束“欧洲中心主义”、以一支“全球性运动”的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但是在欧洲以外地区影响并不大。1956～1971年间，社会党国际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设立了一个联络处，开始把其触角伸向拉美。1968年6月，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巴拉圭二月革命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和秘鲁人民党接受了社会党国际的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它在瑞典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69年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参加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拉美民族主义政党的会议，加强了它及其欧洲成员党同拉美政党的联系。但是社会党国际在拉美真正取得重大进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下半期。1976年年初，在17个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高级领导人举行的秘密会议上，维利·勃兰特作了“关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与其他国家近似社会民主党的政党之间合作问题”的报告。会议确定社会党国际应特别加强同拉美一些政党的联系。同年6月，根据勃兰特的提议，由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发出联合邀请，于加拉加斯召开欧洲和拉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类似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会议，互相进行试探性对话。在应邀出席的27个政党中，拉美有11个国家的12个政党。会议通过的《加拉加斯宣言》有八项主要内容，其中包括谴责“右的或左的独裁政权”，反对“任何类型的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主张代议制和支持《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地区一体化运动等。这就是所谓的“加拉加斯精神”，中心内容是主张拉美各国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加拉加斯会议之后，勃兰特一行还同墨西哥领导人进行了会晤。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着重指出拉美对世界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称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捍卫了社会民主主义”。通过这次会晤，勃兰特再次强调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对拉美的关心。同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拉丁美洲问题又一次得到特别的关注。大会专门通过了有关拉美问题的决议。会议决定接纳多米尼加革命党和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为社会党国际正式成员，还选举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的丹尼尔·奥杜维尔和智利激进党的安塞尔莫·苏莱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此后，以勃兰特为首的社会党国际更加致力于扩大“加拉加斯精神”的影响，把拉美作为其“国际化”的重点地区；在它所举行的历次正式或非正式会议上几乎都分析拉美形势、作出有关拉美问题的专项决议或成立有关拉美问题的专门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国际近年来在“为裁军、和平和进步而斗争”的口号下，围绕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问题展开了频繁的活动。1981年2月至3月间，在巴拿马开会专门讨论中美洲形势问题。会后，社会党国际派其领导人去美国活动，在美、古、墨、萨、尼等国之间斡旋。同年6月底又在马那瓜集会，讨论“尼加拉瓜革命进程”问题。社会党国际利用各种场合一再表示，它坚决站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一边，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破坏和颠覆，以使这个国家“保持多种意识形态共存的状况”。通过多年的频繁活动，社会党国际不仅在拉美地区扩展了组织，而且通过对拉美问题的关注也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拉丁美洲在社会党国际的“国际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党国际近年来之所以能在拉美取得进展，同它以世界“第三种力量”的身份，对拉美的反帝、反霸斗争和国内进步事业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社会党国际把拉美的贫困落后、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等弊端，同这些国家政治上长期依附于美国、经济上受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紧紧地联系起来。在它召开的历次会议上，对拉美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墨西哥提出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拉美一体化运动等，一再公开表示支持。它还谴责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活动，反对它们“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社会党国际通过它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奥地利总统克赖斯基和墨西哥总统波蒂略共同倡议举行南北会议，使自己博得第三世界的青睐。在拉美国家和人民反对独裁的斗争中，它旗帜鲜明地站到爱国力量一边。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多次亲临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前线国家”为反独裁爱国力量助威。通过以上这些活动，它把拉美大多数有影响的政党吸引在自己周围。社会党国际在活动手法上也有不少独到之处。
为了消除疑虑，强调它不是一个“世界性的执行机构”，而是一个“团结、援助、协调、交流政治经验的组织”。社会党国际声称，凡拉美主张走“以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基础的中间道路”的政党，不仅社会党，而且“其他进步的民主政党”都可以申请加入。同时，它主张“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应该寻求自己的道路”，并尊重每个成员党的“多样化”状况。勃兰特多次强调社会党国际不搞强权政治，而是通过对话和会晤“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具体建议建立伙伴关系”。1976年加拉加斯会晤正是勃兰特这一活动方针的具体运用。此外，社会党国际还邀请拉美“其他进步的民主政党”参加它召开的代表大会、执行局会议、成员党首脑会议或专题讨论会。近年来，它的领导人频繁访问拉美国家，它还通过欧洲或拉美的成员党同拉美“进步的民主政党”加强双边联系来扩大政治影响。社会党国际的这些做法都十分有利于它打开局面。利用欧洲和拉美的历史联系，对拉美表示特殊的关注。拉美曾是欧洲老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逐渐为美国取而代之。尽管美国一贯把拉美视做“后院”，但拉美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同欧洲联系密切。据统计，仅自20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结束以来，西班牙就有210万人陆续移居拉美20个国家和地区。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巴西等国的欧洲人血统在人口中占一大半。社会党国际利用它的两个欧洲成员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葡萄牙社会党——在拉美穿针引线。1978年9月，它召开了“关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拉美民主化进程”会议。会议认为，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在拉美和工业发达的欧洲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摆脱了独裁统治，给拉美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苏亚雷斯声称，葡萄牙对于了解拉美具有“特殊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拉美的问题也是葡萄牙“本身的问题”。
灵活处理与拉美各国老的共产党的关系。社会党国际长期坚持反共立场，一再声称决不与共产党接触。但是自1976年十三大以后，为了支持拉美爱国力量反对本国独裁者的斗争，它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在一系列决议和公报中，社会党国际反复强调它决不容许反动势力以反共为理由来抹杀拉美反对独裁统治、进行社会变革的斗争。1977年，它邀请与苏共关系密切的智利共产党人参加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智利发展前景”的专题讨论会。它同古巴的关系近年来也有所改善。社会党国际曾主动邀请卡斯特罗以不结盟国家主席的身份参加其1980年1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卡斯特罗则在同年12月召开的古共二大上呼吁社会党国际在反对里根的拉美政策中与它结成统一阵线。古巴政府甚至邀请勃兰特和卡尔松访问古巴。社会党国际这些策略上的调整，不仅顺应了拉美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且使它赢得了诸如萨尔瓦多全国革命运动、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的信赖。修改了传统的非暴力论。社会党国际历来标榜非暴力论，鼓吹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智利阿连德人民阵线的惨痛失败、“秘鲁样板”的破产、玻利维亚无止境的政变及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和牙买加人民民族党的先后落选，给了它以沉重的打击。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促使它承认暴力在非常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萨尔瓦多问题上，它提出“在一切和平政治变革的意图被暴力和欺骗破坏之后，应支持在萨尔瓦多进行的革命变革”。社会党国际声明，它“保卫各国人民武装起义的权利，如果和平手段不存在或者消失了的话”。通过对萨尔瓦多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支持，社会党国际为自己在拉美扩大了影响。
社会党国际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在拉美找到了市场：
社会党国际在拉美影响的扩大，同它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是分不开的。拉美本身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为“第三条道路”提供了一定的市场。拉美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多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以一部分城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干力量的中等阶层在拉美得到了空前发展。它们在数量上仅次于无产阶级。据估计，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早的国家里，它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已达50％或50％以上，在巴西、墨西哥等国占30％或30％以上。通常，它们拥护宪政，反对独裁统治；积极主张本国实现工业化；支持土地改革；支持工会活动和社会立法；主张公共投资高于私人投资，搞“混合经济”；反对外国控制本国经济命脉。它们既反对拉美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既反对极端的资本主义，也反对极端的共产主义”。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介于本国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因此政治上极力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它们是当今拉美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这些民族主义政党中，有的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有的（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秘鲁人民党）在组织上虽然没有加入，但是它们的纲领主张和重大政策措施同社会党国际具有共同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社会党国际在拉美得以扩展的根本原因。
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在拉美历来有一定的市场。拉美自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关系取得迅速发展，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随即传入经济比较发达的南美诸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团体几乎都以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它们显赫的牌号。因而，社会党国际很自然地同这些政党和团体产生共同语言，迅速地在拉美取得进展。拉美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相对弱小，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长期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团体所掌握，这种情况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党国际。拉美各国老的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经积极发动本国工农群众进行反帝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但它们思想上受到美国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影响，政治上和组织上没有得到应有发展。苏共二十大后，它们内部斗争激烈，组织上一再发生分裂，力量不断削弱。拉美城乡无产阶级的人数目前已超过5000万～6000万，但政治上它们大多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所操纵。拉美最大的区域性工会之一、美洲区域工人组织执委会近年公然宣布，“凡是不同意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就不能属于拉丁美洲区域工人组织成员”。它承认属于社会党国际正式成员和咨询成员的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多米尼加革命党和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以及秘鲁人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阿根廷庇隆主义运动是“有工人基础的唯一的政治组织”。这说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不仅在广大中间阶层，而且在工农基本群众中都具有深刻影响。长期以来社会党国际的国际政策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维护世界和平一直是其国际政策的最高任务。社会党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和理事会，没有一次不强调维护和平的重要性和决心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39] “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和平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40]实际上，社会党国际绝大部分会议和活动的任务和内容，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社会党国际之所以把维护世界和平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其原因在于：首先，是二战的惨痛教训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社会党国际自称代表工人党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不能忽视劳动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军事集团激烈对抗，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增加，使得社会党国际的和平主张更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性。其次是由社会党国际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不干涉各成员党内部事务”是社会党国际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社会党国际的讨论很少涉及成员党的基本纲领和政策问题，关于有关各成员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内容，只是作些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因此，国际政策，尤其是和平问题，成为社会党国际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尽管社会党国际高度重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但是，社会党国际一方面主要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努力体现其“民主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基本价值观，因此，社会党国际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具有两面性的特征。
和平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实质与特点，社会党国际和平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实质是其基本价值的具体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和团结等是民主社会主义长期追求的基本价值。这些传统的基本价值，随着社会党国际的工作重心从国内政策转向国际政策，从西欧转向国际社会，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其重点从国内转向国际。从强调国内社会的公正，转向强调国际社会中的公正；从强调国内各阶层的平等，转向强调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从强调国内的阶级合作，转向强调东西方缓和、南北方的合作；从强调发达国家内的公民权利转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斗争。二是其具体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平等、公正、团结原来的含义主要是发达国家内每个公民在经济收入上趋于平等，人人有就业、受教育的平等机会，个人的私生活受到法律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证，工人在经济生活中具有更多的发言权，建立、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这个基本价值被运用于国际政策之后，国际社会中的公正、平等和团结成了其主要内容，其具体含义又指向改革现有的国际机构，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权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强权政治等。三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某些政治价值的普遍化，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观念的普遍化。当这些政治价值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时，例如发生种族灭绝性的暴力行为，国际社会的干预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道义支持，这为社会党国际“新干涉主义”理论提供了依据。
冷战结束以后社会党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政策演变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国家安全走向个人安全。社会党国际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安全的内涵比较单一，过于关注国家安全而忽视个人安全，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问题的增多，社会发展中的人权问题日益重要起来，个人安全被摆到了突出的位置。社会党国际强调：“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安全不是国家内部关系的问题，它具有更强烈的个人特征。”[41]社会党国际的安全观正在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从国家安全走向全球安全。社会党国际的传统安全观往往是指国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国家的任务是运用军事能力保护本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因素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边界，单个的民族国家已经没有能力面对这些新出现的威胁。因此，社会党国际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全球安全依赖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安全遭到破坏的地区，关于人权概念的扩展应该惠及所有的人。必须记住公正和社会团结是地方、国家和全球水平上的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内容。”[42]社会党国际强调，全球威胁需要全球安全。
从军事安全走向社会安全。社会党国际传统和平和安全观主要是关注安全的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或削弱对手。新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社会性，主张国家安全不仅仅局限于安全的军事层面，还包括经济、环境、人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安全。尤其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增加，社会党国际的安全观正在从狭义的传统军事安全关发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的安全观，不仅强调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同等重要，而且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就社会党国际新和平与安全政策本身来说，具有两面性特征，即进步性与反动性并存。社会党国际的国际政策始终贯穿着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即自由、平等和团结。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环境保护和人权也成为社会党国际基本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党国际将它争取自由、公正和团结的传统斗争，同它对和平、环境保护和南方发展坚定不渝地承担的义务结合在一起。”[43]不可否认，社会党国际的国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反映了第三世界人类的愿望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进程。例如，欧洲社会党以及一些欧洲议会党团对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只顾一己私利、执意推行单边主义的做法存有异议，与美在《京都议定书》、NMD、世界多极化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对美企图通过北约控制欧洲和对欧盟东扩指手划脚颇有微词，主张在国际组织中扩大多边合作，以多边主义制约美单边主义，争取建立一个均衡的世界。但是同时，社会党国际提出的基于人权基础上的“新干涉主义”，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右倾化和国际政治、经济、人权新秩序中的“大国主义”，都带有反动性的一面，对此我们也必须保持一定的关注和警惕。
和平与安全政策与维护世界和平，整个冷战时期，社会党国际一直坚持其基本原则，保持与两极之间的对话，呼吁核裁军，大规模削减核武器，禁止核扩散和核实验，并采取可信赖的措施保持公开和透明，解决地区冲突，保护共同安全。为了维护和平与安全，社会党国际还主张进行预防性对话与合作。尽管这些政策也是成员党制定的，社会党国际为冷战的结束做出了贡献。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和平和战争有着共同的态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维护和平的态度是共同的。例如，中东社会党国际的许多领导人在最近几十年花费许多时间同反对派领导人建立了个人联系，努力使他们采纳民主程序以保证进行和谈，并且保证他们接受现存的政治伙伴关系。南非也许是这些努力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和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有多位社会民主党领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为中东和平而努力的伊扎克·拉宾和西蒙·佩雷斯、提出“新东方政策”的维利·勃兰特、中美洲的奥斯卡·艾瑞斯和北爱尔兰的约翰·休默。[44]社会党国际强调，其主要任务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促进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世界。社会党国际强调它将全力支持维护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尊重它们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支持处于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自决权，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关于种族、性别、语言或者宗教的非歧视原则下的平等的权利，主张以国际合作的手段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者人道主义方面的国际问题。社会党国际尤其强调它在后冷战时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关键是要发挥其在冲突预防中的作用，它建议其成员党在冲突预防、危险分析和调解等方面作出共同努力。社会党国际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主要职责是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促进地区间对话，增强解决地区间冲突的能力。后冷战时期的预防行动变得更加重要，不仅仅是预防性谈判，而且非政府的作用也在增加，社会党国际在超级大国和其他冲突方之间的调节活动有过许多成功的记录，在新的、更加适宜的形势下，它的作用在冲突预防中应该得到进一步发挥。因此，社会党国际主张所有成员党在阻止冲突、风险分析和调节等方面应作出共同的努力。
社会党国际在冲突预防中的作用。社会党国际号召所有成员党为冲突预防作出自己的努力。安全问题今天需要一个全方位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冲突预防中有关危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促进冲突预防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尊重人权和遵守民主原则。在公众意见上，政党起着影响和教育作用。在预防谈判时，需要相关的人民和国际公众舆论的参与。今天，所有的武装冲突都影响到贫民大众，他们是现代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必须确定预防行动只有在政治的环境中进行，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能够促进和平发展的，这必须成为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主要目标。不管是执政还是在野，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有义务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作出努力。在它们的影响下，政府会采取预防政策，采取长期措施以预先制止危机或者制止它们再发生。社会党国际在冲突的危险分析中的作用。社会党国际和它的地区及特别委员会，是团结各方面力量和交换信息的中心，按照欧洲议会冲突预防中心的模式，组织地区预防冲突专家委员会。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计算出危机的指标（社会冲突、经济困难和国家结构的分裂）和分析它们的不同形式。这样，社会党国际就可以先期提出警告，并通知有能力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在调节中的作用。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应该避免遭到干预别国内部事务的指责，首先应该给予有关政党以足够的支持，这会使自己在其国家范围内更好地采取行动。当研究了争论问题和进行必要的对话之后，谈判就可以提前进行了，这样可以帮助陷入冲突中的政党缓解紧张局势，并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一来，调节冲突政党之间关系，便成为议会的一个主要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党国际的新和平与安全政策主张有着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境。一是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对社会党国际共同参与、共同促进国际安全原则产生冲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基本战略目标就是构筑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不允许任何国家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要在美国为核心的安全框架中建立全球经济体系，扩展美国民主。这种单边主义与社会党国际历来提倡的共同参与的安全原则在安全价值的衡量、安全参与主体和要达到的安全目标上均出现严重的冲突。苏联解体后社会党国际制定和执行国际政策的回旋余地已经今非昔比。美国的战略家甚至认为社会党国际的共同安全构想只是一个“曾经赢得掌声”的过时方案。二是裁军的红利并没有按照社会党国际的方案去分配。三是如何对待更加军事化的北约。四是，面对新的世界安全形势，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的立场较难协调。正如社会党国际指出的：“我们正面临严重的挑战，这需要全球反应，然而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方案，或者是为了解决、减少和控制这些新的风险和威胁，已经分化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45]面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和挑战，社会党国际（包括它的地区和特别委员会）必须在新形势下努力开创新的方式和方法，努力使世界人民避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战争的灾难，努力寻求消除大规模杀伤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争取为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社会党国际迅速调整和更新了其国际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进步性的纲领政策主张。尽管存在着种种局限和困境，甚至还存在着危险性的一面，但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对社会党国际和平与安全政策的关注和研究，以便与之更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保护世界和平、保持可持续发展、创造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和人权新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查韦斯的拉美社会党团结思想与拉美一体化运动
早在1815年南美洲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就提出了“希望在美洲建立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理想，因此，他被称作“拉美一体化之父”。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拉美一体化运动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多种全地区或小地区的一体化组织。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单向依附”美国到外交独立性逐渐增强、外交关系逐步多元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拉美地区内各国的团结合作也不断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同中国的关系全面、健康、持续地发展。“9·11”事件后，拉美与美国之间在安全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在加强，但拉美于美国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和斗争。拉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不断地提高，作用不断扩大。委内瑞拉民族英雄、南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被称为“拉美团结之父”和“拉美一体化之父”，早在1815年写的《牙买加来信》中就提出，西班牙美洲各国独立后，应结成美洲共和国联盟。他充满激情地憧憬拉美的统一和团结：“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烈地希望在美洲建立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依靠一种联系将各部分同整体连接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玻利瓦尔十分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只有团结才能驱逐西班牙人，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他认为，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团结是有基础的，因为“美洲有着共同的语言、相同的宗教，本来应该建立一个政府来联合各个国家”。
然而，独立后拉美并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正如玻利瓦尔预料的那样，“因为不同的气候、各种各样的形势、对立的利益、迥异的特点使美洲四分五裂”。从独立后当时拉美已形成许多独立国家的现实出发，玻利瓦尔主张拉美各国建立同盟。1819年他创建了哥伦比亚共和国，之后，他又于1822年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联合组成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22—1824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先后同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签订了友好和同盟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为争取本国的经济独立和增强本地区的集体自主能力，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推进地区一体化的措施。拉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在多年的实践中认识到，本地区各国联合起来，实现一体化，是发展本国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附，增强本地区各国政治和经济独立地位的必由之路。委内瑞拉卡尔德拉总统（1969—1974，1993—1998）说，所谓“一体化进程，用我们新近的提法，叫做‘拉美多元化的团结’”，这是一种“多元化的联合”，是“通过尊重每一个国家的自主自决权，把我们各个共和国组成一个大家庭”。哥斯达黎加奥杜维尔总统（1970—1978）说：“拉美国家必须用一个声音来对付工业大国，如果拉美不能用一个声音来同美国和欧洲进行谈判，那么我们各国对付工业大国的努力将是徒劳的”，他强调说，只有一体化，“才能制定共同的政策对付大国或强国”。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建立了一批地区或小地区的一体化组织，为一体化运动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拉美各国之间的团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拉美是第三世界中率先倡导经济一体化的地区：
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国家为减少对美国在经济上的依赖，发展民族经济，先后建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1960，1980年改称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和中美洲共同市场（1960）。随后，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组织相继诞生，主要有：拉普拉塔河流域协定组织（1969）、安第斯条约组织（1969，1997年改称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1973）、拉美经济体系（1975）、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1978）、3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集团（1989）、加勒比国家联盟（1994）、南方共同市场（1995）等。拉美的地区或小地区一体化，对于促进拉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多方面的经济合作，推动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尽管拉美一体化进程遇到诸多困难，并非一帆风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拉美一体化已成为拉美国家团结的凝聚剂。拉美一体化运动最早的倡导者是19世纪初期的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他的一体化思想主要含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政治上团结联合，拉美各国“结成一个整体”，共同完成西属殖民地的“全面解放”；二是经济上合作发展，力促拉美国家“结成最强大的同盟”，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发展经济文化。玻利瓦尔为实践他的一体化主张，于1826年在巴拿马召开了“美洲国家间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是19世纪国际上“最突出、最有胆识的团结尝试”。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经委会领导人劳尔·普雷维什著文，进一步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组成经济集团的必要性，为拉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拉美一体化的发展。
从1960年起，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大体有下述七种类型。自由贸易区方式。如拉美自由贸易协会（1960年）和中美洲共同市场（1960年）。前者通过逐步减免关税和消除其他进口限制，在成员国间实行自由贸易；后者是要保障成员国自由贸易的权利及成员国间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共同市场方式。如安第斯条约组织（1969年）和加勒比共同体（1973年）。前者以减少对外依附为主要目标，实现地域一体化，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工农业发展计划，免除成员国间的关税，制定共同对外关税等。后者以逐步降低成员国的关税和协调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为宗旨，并在增加区域间的贸易往来、改变成员国的贸易结构和筹建加勒比开发银行等方面采取了实际步骤。部分经济优惠方式。如拉美一体化协会（1980年），其前身是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它以推动和协调双边和多边贸易、开展经济互助合作、争取建成拉美共同市场为主要目标，致力于推动成员国实行双边和多边优惠关税，消除对双边和多边贸易的非关税限制，减少对第三方征收的关税，等等。组织单项原料的生产和出口方式。如石油输出国组织（1960年）、可可生产者联盟（1962年）、铜矿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1967年）、拉美能源组织（1973年）、国际铝土生产国协会（1974年）、肉类生产国组织（1974年）、香蕉出口国联盟（1974年）、拉美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协会（1974年）、拉美咖啡多国组织（1974年）、铁矿砂出口国协会（1975年）。这些组织虽然不全是拉美地区性组织，但是它们在维护拉美生产国的经济权益、协调单项出口商品贸易条件、对消费国采取一致行动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开发同一地域方式。如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1969年）和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1978年）。前者的宗旨是共同利用这一水域的水力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促进各成员国在运输、水力发电等方面合作。后者的目标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地域联系，共同在亚马孙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保护生态环境，兴建交通和通讯设施等。共同协调方式。如拉美经济体系。它通过成立常设机构，协调拉美国家在国际机构、国际会议或对第三国和国家集团采取共同的立场和社会经济战略，推动地区内的合作，加速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多国公司方式。如拉美多国肥料销售公司（1980年）和咖啡生产销售公司（1980年）等。这些多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运输和销售领域的垄断，改善了拉美国家的贸易地位。总的说来以这些方式实现的一体化对拉美国家开展相互间的贸易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有利于拉美国家在开发资源、提供资金和信息等方面互相取长补短，有利于拉美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用一个声音同发达国家进行对话。
20世纪50年代末，所有拉美国家都已开始了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些国家甚至已经成为半工业化国家。然而，虽然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供给充裕，其工业一般来说仍是高成本、低效益的。生产流程狭小，工厂规模未达最优，而富有活力的新工业部门（甚至其中最大的企业）按国际标准衡量其单位成本十分高昂。由于制成品不属于出口商品，外汇收入仍依赖于少数几种初级产品。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区内贸易（包括制成品贸易）大幅度下跌，而且工业生产几乎完全局限于国内市场。市场的狭小，以及收入集中于少数上层社会集团，造成少数几家企业满足许多产品需求的局面，所以大部分产业的结构近似于商品供应垄断。[46]较大的国家将工业生产扩大到非耐用消费品以外，建立了一批生产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工厂。[47]但即使在这些较大的国家，工业仍是强化进口型的，所以经济迅速增长常常与国际收支困难联系在一起。由于市场规模的限制，资本货物工业发展缓慢，所以机器设备在进口商品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另外，由于大量的技术隐含于资本货物内，该地区仍严重依赖进口技术，而这些技术却是适合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技术。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也面临着类似的难题。但是，虽然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突出的有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选择这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改变政策，促进制成品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拉美国家仍然确信其工业产品出口道路上的障碍难以克服。甚至到了1967年，拉美经委会一份文件仍宣称：“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展中地区也是既无资源又无技术能力与其他国家竞争，更不要说是在发达地区了。在它们可能做到的范围内，经验表明它们将面临严重的阻碍。”[48]这种出口悲观主义情绪是许多年来拉美经委会思维的一个特征，而且事实上，在世界其他组织中获得了一定的反响。在国际贸易政策中追求非对称性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劳尔·普雷维什于1963年代表拉美经委会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倡导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但这一长期的努力成效不大。[49]
拉美经委会影响已遍及拉美地区：
拉美地区一体化是解决拉美地区问题的最佳方案。在1958年签定的导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的罗马条约的鼓舞下，拉美经委会将拉美内部取消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作为扩大内部市场的手段，在保护内部市场，免除第三国竞争的同时，达到规模经济效益并降低单位成本。按照拉美经委会的方案，地区一体化将给全地区的工业化注入新的活力，并使较大国家凭自主的技术能力建立复杂的资本货物工业。区内出口的扩大将使区内进口增加，这样可以缓解发展面临的国际收支困难。而且区内贸易比对地区以外国家的贸易更趋稳定，所以外部冲击的破坏力将有所减轻。[50]假如不是在另外一方面获得支持，拉美经委会的方案本身在20世纪60年代还不足以推进拉美的一体化进程。事实上，进口替代工业化产生了一批有势力的集团，其中有些集团看来会在拉美区域内部更加自由的贸易中失去利益。另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仍很强大，它不赞成与邻国发展过于密切的联系。然而，一种与拉美经委会设想的规模不同、范围有限的一体化方案却获得了一些国家的支持。
第一组国家恰恰是二战以来由于区内贸易缩减而深受其害的南锥体国家（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与巴西）。迟至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该组国家通过其能够利用的一切贸易歧视手段，在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方面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区内贸易。它们运用的这些鼓励贸易的机制有悖于关贸总协定倡导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即针对一国的贸易优惠应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取消它们的做法，其区域内进口贸易将在平等条件下与区域外进口竞争，这将对前者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对这组国家来说，地区一体化是将区内贸易恢复至以前水平的一种手段。[51]第二组国家是基本上没有现代制造业部门的中美洲国家。虽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处于主导地位，但朝鲜战争以后以实物交换计算的贸易条件恶化，同时人们普遍认识到国内市场过于狭小，无法在没有价格扭曲的情况下支撑更大规模的工业发展，于是精英们决定在不破坏传统和非传统初级产品出口的条件下进行某种地区一体化的实验。因此，地区一体化仍是保持出口农业优势同时给予工业优惠政策这一模式的辅助手段。[52]
推进地区一体化的设想无论多么美妙，也无法掩盖拉美国家一体化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没有人认真考虑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因为这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在关税同盟（拥有共同对外关税）和自由贸易区（各国自行决定其对第三国的税率）之间的选择则不可避免。另外，建立同盟前拉美各国关税虽然很高，但国与国之间差别仍然很大（见表9-1）。所以对区内取消关税也意味着各国调整幅度将有很大差别。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但却更令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各国的汇率、财政和货币政策完全没有协调一致。第二个困难是区内贸易非关税壁垒的幅度。虽然逐步取消了进口数量限制（墨西哥除外），拉美国家间的货物运输仍困难重重。对欧洲、北美传统市场的运费要低廉得多，而且运输线路四通八达。货物运输的国别限制可能意味着货物在边境由于卸货和重装而长时间的耽搁，而且区内贸易无法逃脱为限制进口而制订的一系列官僚程序。第三个困难是地区一体化预期收益问题。传统的观点假定收益等于贸易创造超过贸易转移的差额，其中贸易创造表示来自贸易伙伴的更廉价的进口商品取代了高成本的国内产品，而贸易转移表示来自贸易伙伴的更昂贵的进口商品取代了第三国的更廉价的进口商品。[53]虽然将纯收益等同于贸易创造超过贸易转移的差额是基于有力的假定，[54]人们仍担心在拉美的具体条件下贸易转移会超过贸易创造。原因主要并不在于本国工业家们反对关闭高成本的工厂（虽然这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地区一体化被视为继续推进进口替代的一个工具，使进口替代从一国范围扩大到地区范围，通过取消区域内贸易的关税使本地区产品取代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55]即使可以假定在贸易转移超过贸易创造的情况下纯收益仍可增加，纯收益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仍是一个问题。原因很简单：从这种拉美一体化模式中受益的是那些成功地以国内生产和区内出口取代区外进口的国家。而那些仅仅以来自伙伴的高成本进口取代世界其他地区廉价进口的国家则要遭受损失。因此，收益一般与抢占新产业和争取区内贸易盈余有关，而损失则与区内贸易赤字相联系。所以一项成功的地区一体化计划需要找到某种办法对受损国家予以补偿，或者无视市场力量而在所有成员国中分配新的产业。[56]最后一个困难也与收益的分配有关，涉及区域内支付的方式。虽然整个区域内进出口一定相等，但对单个国家却并非如此。由于进口大于出口，在区内贸易赤字的国家需要使其资金流入有盈余的国家。假如以硬通货偿付，则区内贸易平衡的结算将使有赤字国家的国际收支困难加剧。而缓解这种国际收支困难正是当初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原因之一。
拉美经委会的技术官员和各国的决策者们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一体化方案的时候对上述许多困难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提出的方案却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正式采纳的第一个计划是拉美自由贸易区（LAFTA）通过1960年2月蒙得维的亚条约建立，最终包括了南美洲10个国家和墨西哥。[57]拉美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通过定期谈判，于1971年取消全部区内贸易关税。每年进行国家清单的谈判，各国承诺削减经双边谈判同意的商品关税。每3年进行一次共同清单的谈判，决定进行自由贸易的商品清单。[58]国家清单方面的谈判最初获得了很大进展，1961～1962年两年内达成了7 593项关税减让。但谈判顺利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大部分关税“减让”针对并未列入区内贸易的商品，或者是削减税率水平过高的关税。其后多年国家清单的关税谈判变得更加困难，20世纪60年代末期则完全停顿下来。同时，共同清单的谈判也仅仅进行了1964年的第一轮，当时“原则”同意进行一小批初级产品的自由贸易，但其实施的日期不断推迟。[59]因此拉美自由贸易区从未达到其取消区内关税的目的，而在拉美的具体条件下顺利解决地区一体化所面临的其他难题则更是困难重重。1965年以后建立了支付体系，包括一家多边票据交换机构。到1970年，1/3的区域贸易可以自动结算；1980年则可以达到2/3。[60]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但是对促进欠发达国家（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61]）利益所做甚少，没有建立地区性的开发银行以促进资金流入最落后的成员国。关于产业互补制度的协议使少数国家可以完成某一特殊产业的关税削减，但这项20世纪70年代广泛实施的制度主要使在拉美各地设分公司的多国公司得到了实惠。[62]鉴于拉美自由贸易区进展缓慢，安第斯国家于1969年建立了安第斯条约（AP），并确立了更加宏伟的目标。[63]这一次的目标为拥有共同对外关税的关税同盟，并以立法手段保证地区一体化有利于国内生产要素而不是多国公司。[64]为使外部资金流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成立了安第斯开发公司，给予最不发达成员国（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65]特殊待遇，并明确将地区一体化视为促进工业化计划的手段。[66]然而安第斯条约没有跨过第一个障碍：原则上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共同对外关税从未实施，而智利由于其削减关税和外国投资方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安第斯条约成员不一致而于1976年退出了该组织。[67]
1960年底启动的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与安第斯条约一样将建立拥有共同对外关税的关税同盟作为目标。但与拉美自由贸易区和安第斯条约不同的是，中美洲共同市场不必面对敌视区内关税减让的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压力集团。20世纪60年代以前低水平的工业化使区内贸易自由化的实施相对容易，共同对外关税于1965年生效。另外，建立了一套支付体系，截至1970年超过80％的区内可自动结算。同时建立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CABEI），使资金流入所有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但较落后的成员国（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获得更大比例的贷款。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是补偿较落后成员国的唯一有效机制，因为其他类似手段或者被放弃了或者拖延了。[68]结果该地区一体化计划无疑产生了一定的纯收益，但成员国间收益的分配却不平等。特别是洪都拉斯区内贸易赤字越来越大，贸易转移远远超过贸易创造，而且不得不每年两次以区外出口所得硬通货冲销赤字。[69]1969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爆发了战争，洪都拉斯退出了中美洲共同市场，[70]直到1980年两国间贸易仍处于瘫痪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除中美洲共同市场外，拉美国家建立促进地区一体化体制结构的努力并非十分成功。特别是拉美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长（这可归因于官方措施）非常有限：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该自由贸易区减让措施涉及的商品还不到区内贸易的一半，而且减让措施涉及到的商品贸易增长速度不及减让措施未涉及到的商品。[71]中美洲共同市场区内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在1970年达到顶峰，其后持续下降。[72]安第斯条约签定10年后，其区内贸易仍少于贸易总额的5％。[73]但是，完全无视拉美国家地区一体化的实验也是错误的。即使存在体制缺陷，1960年以后20年间区内贸易不仅绝对值迅速增加，而且就整个地区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其相对值（即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区内出口占出口总额中的份额1965年已达两位数（12.6％），10年后则接近18％（17.9％）。另外，虽然20世纪60年代初期区内贸易以初级产品为主，但其重要性有所下降，1975年制成品贸易几乎占区内出口总额的一半（45.2％），与区域外出口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在区外出口中制成品相对来说并不重要，1975年仅占16％）。[74] 区内贸易制成品出口中机器设备增长尤其迅速，这种状况支持了拉美经委会的观点，即地区一体化可以用来作为建立地区性资本货物工业的一个基础，1965年以后的10年间，其份额从4％增加到15％（见表9-3）。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复杂的制成品出口严重依赖拉美地区市场，70％的机器、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销往其他拉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随着较大国家的公司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制成品，上述比例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说地区市场是高技术产品向区域外出口的跳板。[75]
20世纪60年代后期，鉴于明显的体制缺陷，区内贸易日益依赖私人部门而不是公共部门。事实上，1960年几乎不存在的地区私人部门组织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70年代贸易的增长几乎还完全依靠它们的努力。工业互补制度提供的机会得以充分利用，地区内服务贸易——包括咨询、金融、建筑等——也变得重要起来。[76]为了与私人部门的努力相匹敌，该地区各国政府开始了为时已晚的努力，1975年成立了其成员包括加勒比英语国家的拉美经济体系（SELA）。[77]当蒙得维的亚条约于1980年到期后，拉美一体化协会（LAIA）取代了拉美自由贸易区，工业互补性和私人部门倡议受到了更多的重视。[78]区内贸易中私人部门的显著地位体现在贸易的地理格局中。最重要的贸易活动发生在地理接近的国家集团之间。因此，在拉美自由贸易区内，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以及乌拉圭组成的集团主导了区内贸易，这对于三个小国十分重要，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它们（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区内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40％。[79]在安第斯条约中，贸易主要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进行，[80]而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间的贸易占中美洲共同市场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81]区内贸易高度集中，同时许多国家间则根本没有贸易活动。[82]拉美经委会预期的市场扩大因此十分有限，而且这一进程主要由私人部门推动。私人部门依靠其对邻国市场信息的掌握，可以在工厂规模和生产流程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为其产品扩大销路。[83]
私人部门不愿以拉美市场为投资决策的基础是可以理解的。公共部门建立有效的区内贸易框架、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努力屡屡受挫，同时贸易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状况也使其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事实上，区内贸易比区外贸易更不稳定。在几乎所有实施地区一体化计划的国家中，区内出口不稳定程度都很高，而且高于区外出口。[84]区内贸易还具有亲周期性，通常与区外贸易同时波动，但其波动幅度更为剧烈。因此，当20世纪60—70年代贸易总值上升时期，区内贸易值增长更快。另一方面，在1981年以后进口总值下降时期，区内贸易趋于停顿，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进口总值开始回升才有所好转。区内贸易这种亲周期性令那些希望地区一体化增强抵御外部冲击自主性的人大为失望。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区内出口与区外出口的构成有所不同，而且通常很难在短期内将出口从一个市场转向另一个市场。[85]但是，拉美的一体化进程也有起伏，在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初的高潮之后，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所削弱。其原因，一是成员国之间在幅员、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较大，各一体化组织采取的措施未能给成员国带来均等的实惠，因而拉美各国对一体化进程褒贬不一，态度各异；二是不少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放弃了通过讨论和协商坚持自主的政策；三是国际私人银行取代了国际金融机构成为贷款的主要来源。各国均可单独向国际私人银行借贷，获得发展资金，无需协调行动采取共同对策；四是一体化在技术上确有缺陷，行动上效率不高，谈判进展缓慢，经常处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未果的状况，致使成员国对一体化的兴趣减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利率政策，导致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和外债剧增，经济衰退。面对这一形势，拉美国家认识到，国际市场是不可靠的，开发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给各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各国应制定符合拉美经济特点和需要的政策，对市场的力量加以引导。它们对一体化的意义作出了新的估价，从而使拉美的一体化进程又有了新的转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2年马岛战争后，拉美国家要求加强团结和地区合作的愿望日趋强烈，一体化进程出现以下特点。以孔塔多拉精神为团结联合的纽带。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洲的局势日益紧张，成为超级大国在全世界角逐的热点之一。面对中美和加勒比地区冲突加剧的局势，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四国外长于
以政治民主化为团结统一的基础：
近几年来，政治民主化趋势已成为整个拉美地区的一股潮流。从1978年巴拿马恢复代议制民主、实现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过渡以来，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等国的军人政府都先后让位于文人政府，开始或恢复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统治海地达29年之久的杜瓦利埃独裁政府也于1986年2月被推翻，使这个加勒比岛国出现了走向民主化的前景。拉美的民主化进程为拉美的政治团结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拉美的一体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7年11月，拉美18个民主国家在利马签署了关于使拉美议会制度化的条约，通过了拉美议会宪章，为建立“能意识到共同命运的新美洲”奠定了基础。以双边和小地区合作作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措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的区域合作形式逐步趋向灵活，并且更切合实际，特别是双边合作和小地区合作更加活跃。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间合作取得的显着进展，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历史上，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但自两国实现民主化、并于1985年年底签署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伊瓜苏纪要》以后，两国达成二十多个协议，合作领域几乎涉及所有经济部门。此外，为增加贸易量、减少外汇开支，两国决定从1988年起建立贸易清偿特别单位“高乔”，并正在计划增加贸易贷款以平衡双边贸易。1985年5月，阿根廷同乌拉圭签署《科洛尼亚纪要》，为两国间实现一体化打下了基础。1987年两国制定了具体的落实措施，如共同管理边界地区，共同使用边界地区的基础设施，简化双方人员和车辆的过境手续等。这三个国家特别是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双边合作的进展及其影响，已超出了它们的国界。其他拉美国家间的双边合作也有进展。1987年11月，墨西哥同哥伦比亚签署了关于在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合作开发石油的协议，哥伦比亚同海地签订了关于决定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的双边合作协议，秘鲁同玻利维亚通过了有关边界地区一体化的21项决议。同年12月，委内瑞拉同圭亚那续订了贸易换货协定，规定从1988年起，委内瑞拉每年以370万桶石油，同圭亚那的50万吨铝土实行易货贸易。墨西哥同危地马拉达成协议，决定合作经营乌苏马辛塔河地区的10万公顷水稻。拉美国家也进一步加强了小地区的经济合作。1987年5月，安第斯集团成员国通过《基多议定书》，对18年前签署的卡塔赫纳协议进行修改，使之更符合目前的社会经济现实。同年11月，安第斯集团成员国在卡塔赫纳签署了关于建立安第斯卫星体系的文件，决定采用卫星技术使本地区的通讯服务现代化；1988年1月又决定成立中小工业协调委员会和组织安第斯农业发展网，以促进小地区中小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于1987年12月通过地区一体化行动计划，决定连接各国的铁路为地区一体化创造有利条件，其短期目际是实行统一保险单制，达成降低运费、简化海关手续和灵活通讯手段的协议；中期目标是协调各国的公路和铁路建筑计划，解决道路交会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立法问题。阿根廷、玻利维亚还同秘鲁达成关于修筑一条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间的铁路的协议。这条铁路将把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拉巴斯同秘鲁海港马塔拉尼相连接，成为安第斯集团和拉普拉塔集团之间合作联系的纽带。由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组成的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于1987年12月通过《基多声明》，重申《圣地亚哥声明》（1952年）、《卡里声明》（1981年）和《比尼亚德尔马声明》（1984年）所确定的领海原则，决定在维护
以灵活的多边外交为其共同的对外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重的经济困难使拉美国家不得不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调整其对外政策，以便在困难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克服困难。为此，它们一方面要确保在美国、西欧，日本和加拿大的市场，争取新的贷款，渡过债务危机，振兴经济；另一方面又要继续扩大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加强南南合作，提高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这就要求它们更加灵活地运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的“多边外交”，坚持第三世界立场，以集团形式展开活动。例如，在中美洲问题上，它们结成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在外债问题上，结成卡塔赫纳集团；在对外合作领域，它们大多站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一边，为促进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变革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为了一致对外，它们在地区的各一体化组织之间也加强了协调行动。例如1988年1月，拉美一体化协会、卡塔赫纳协定委员会和加勒比共同体等九个一体化组织的代表，在拉美经济体系总部开会，决定协调彼此的立场，共同为加强地区谈判能力而努力。拉美一体化进程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同其所要达到的目标相比，差距还很大，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国体和政体上的差别。拉美国家虽然采用了多种一体化方式，并都在为建立欧共体式的拉美共同市场而努力，但是它们的国体和政体还缺乏欧共体国家那样的一致性。在国体上，虽然多数拉美国家是资产阶级掌权，但也有古巴和尼加拉瓜选择的是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巴拉圭仍由寡头势力统治着。即使是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由于各利益集团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不同，他们对拉美一体化的态度也时有变化。在政体上，虽然多数拉美国家实行民主制，但也有像智利这样的国家实行军人独裁。这两种不同政体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对一体化的态度也是有差别的，智利退出安第斯集团就说明这一点。因此，每当国内政治和经济出现波折时，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以牺牲地区合作为代价，将政策重点转向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以巩固国内民主和维护自己的统治。
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战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但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1960～1985年，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三大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拉美地区所占的比重由64.44％增至71.17％，如果加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智利三个中等国家，这六个国家所占比重则从82.55％增至85.39％。小国和较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过程中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另外，拉美国家的外贸结构从总体上看仍较单一，尚未完全打破出口初级产品和进口工业制成品的传统格局，主要贸易伙伴仍然是工业发达国家，并且对这些国家的依赖程度仍较深。因此，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拉美国家既有需要合作的一面，也有彼此竞争的一面，而它们之间的竞争又往往被外国公司所利用，这就使得拉美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进展不快。在当前，以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仍然是拉美国家主要的历史任务。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它们为维护和巩固经济独立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的侧重点必然有异，因而相互间的非关税和关税壁垒很难完全拆除，一体化组织提出的自由贸易的主张也就难以完全兑现。跨国公司在拉美地区的渗透和干扰，为拉美国家发展区域合作设置了障碍。跨国公司利用拉美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采取种种办法向拉美市场渗透。它们一方面打着经济合作的幌子，以其资金、技术和市场信息上的优势向拉美各国施加影响，力图将拉美一体化组织纳入它们的轨道；另一方面，通过离间政策和各种限制性规定，破坏拉美国家间的团结和合作。例如，跨国公司在向某拉美国家提供资金时，规定这些资金必须用于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即使其他拉美国家拥有同样的技术，受援国也不得同它进行合作。跨国公司在拉美国家赚取的利润大部分汇回本国，造成拉美国家的巨额赤字，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也阻碍了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争执给一体化进程增加了困难：
新老殖民主义给拉美国家遗留的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其中之一是领土和领海争执。例如，委内瑞拉同圭亚那之间关于埃塞奎博地区的争端、委内瑞拉同哥伦比亚之间关于委内瑞拉湾海域划界的争执、秘鲁同厄瓜多尔之间的领土纠纷，等等。这些问题是造成拉美国家之间不团结的因素。1987年8月，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安第斯集团成员国和孔塔多拉集团的成员国，就是因海域争执使两国的边境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上述困难和问题表明，拉美国家要达到它们的一体化目标，还需要作出艰巨的努力。但是，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的下跌和工业大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了拉美国家的出口和出口创汇能力；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高利率使拉美国家外债的还本付息负担越来越重，极大地限制了拉美国家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进口能力；工业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起到积极的影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大多数拉美国家认为只有加强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才是解决拉美社会经济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从1980年以来拉美一体化进程的特点中，可以看出其以下发展趋势。以民主化促进一体化。民主化是拉美政治团结的重要基础，既有利于各国的稳定，又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为了给一体化创造更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拉美国家将更加强调民主化进程。阿根廷于1987年4月和1988年1月发生的兵变迅速被平息和遭到拉美舆论严厉的谴责表明，民主化进程在拉美国家是深得人心的。在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民主化进程也在向前发展。1988年1月，海地通过大选，产生了民选总统。苏里南选举产生的新总统于
拉丁美洲有众多的部落民族，殖民国家在这一地区又实行了分区统治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不同群体间的联系。但是，在反对共同的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整个拉丁美洲大陆获得了对同一的拉丁美洲特性的认识，获得了休戚与共的认同感与一体感。这也是拉丁美洲联合的历史原动力。拉丁美洲人共同的历史际遇为其实现联合提供了最初的动力，而其相近的文化则为这种联合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在拉丁美洲殖民统治时期，拉丁美洲本土部落文化、宗教和语言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和破坏。拉丁美洲独特的口传文化逐步为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取代；拉丁美洲原始的部落崇拜逐渐式微，基督教和天主教成为拉丁美洲大陆的主导宗教；英语、西班牙语、等取代了拉丁美洲各地方言而成了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可以说，殖民统治使拉丁美洲不同的地方特色渐形失色，同时却强化了拉丁美洲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如果说摆脱殖民统治是拉丁美洲联合的历史原动力，随着各国摆脱殖民统治并获得独立，这一历史原动力已经耗尽并失去意义，那么拉丁美洲现时的政治与安全则是拉丁美洲实现一体化的重要内在动力。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规模都比较小，国力也不强，抵御内乱的能力较弱，一些国家政变频仍。拉丁美洲地区的军队既是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力量，也是威胁政权安全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战乱已经平息，但一些国家战后的非军事化还很不彻底，同时大量的武器散落在民间和各派手中，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内乱隐患。跨国界民族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微妙。因而一个国家内的种族矛盾就可能引发双边乃至多边的军事冲突，甚至造成更大的地区性的战争。由于拉丁美洲特殊而复杂的历史与政治现实，实现联合是实现拉丁美洲地区和平的前提，这早已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中形成共识。
发展拉丁美洲经济也要求实现拉丁美洲联合：
由于较长的殖民地历史，拉丁美洲经济有着深刻的殖民地经济特征：经济形态低级，出口初级产品，工业品主要依靠进口，经济竞争力非常低下。殖民地经济的这一遗产严重制约了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使之无法参与全球经济。为此，要实现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拉丁美洲国家间彼此开放市场是最可行的关键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实现拉丁美洲经济的地区一体化，扩大地区间的贸易和投资，协调其经济政策。拉丁美洲经济的一体化不仅是其发展经济的需要，也可为其在政治与安全等领域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发展可能性。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动力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与安全需要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拉丁美洲各国领导人对于实现拉丁美洲联合的广泛共识。在实现联合的形式以实现联合的时间上各国领导人之间又存在着分歧。尽管拉丁美洲联合进程已经启动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其一体化水平还比较低，实现更紧密的联合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建立“拉丁美洲合众国”现在看来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但它既反映了拉丁美洲人实现联合的迫切要求，同时也预示着实现拉丁美洲的更紧密联合的正确方向。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由于一体化由分散到联合的发展趋势和过程契合了联邦制的本质特征，因而很容易使人们将一体化过程与确立联邦制乃至建立联邦联系起来，实际上，一体化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联邦过程，或联邦制原则的运用过程。在一体化的深度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一体化会遭遇共同的问题（如民族国家主权）和各自不同的问题，建立联邦或许不可能，或许根本就不是相关国家的愿望和初衷，而实现一体化却是其谋求国家利益的共同选择。
拉美地区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与拉美联盟原则的运用有着重要的关联，同时也受到了各国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一般而言，地区主义有两种形式：作为国家区域政策的“由上而下的地区主义”和作为地区政治与经济动员的“由下而上的地区主义”。这两种形式的地区主义相互关联，一种形式的地区主义可能会引发并强化另一种形式的地区主义。20世纪6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采取了区域发展政策作为国家与部门计划的延伸。在经济上，这些做法因有利于开发未被利用的边缘、落后地区的资源而被证明是合理的；政治上，这些政策有利于巩固国家团结，争取边缘地区对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支持。如果说这些有着政治后果的地区政策在本质上是经济性政策，那么当各国政府将其区域政策制度化，并将地区的政治与经济领导人纳入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时，区域的发展就更为政治化了。拉美联盟为地区主义提供了发展空间。无疑是倾向于地区权威的，从而使地区成为政治对话与行动的关键层级，以及促进相互适应和妥协的层级。拉美一体化对各地区的影响也通过对拉美联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表现出来。希望成为拉美联盟成员国的地区在共同体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曾经比各国政府更反对共同体的地区，现在越来越多地在拉美体系内提出其要求。在希望成为拉美联盟成员国的政治过程中，地区主义因素并非始终在起作用，但其“政治的”一面已经产生了影响；其次，地区主义促进了跨国地区协商网络的成长，蕴藏着为共同体带来重要变化的潜力。未来拉美可能成为一个“地区拉美”，而传统的民族国家在拉美权力体系中则退居次要地位。如果说民族国家主权是阻碍拉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由及地区主义所造成的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削弱却并不必然带来有利于拉美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进展。尽管拉美许多地区已在很多领域与拉美联盟机构直接打交道，谋求对拉美事务的更广泛的参与，但在特定的政策领域，它们反对共同体的介入。拉美各国也都有表达反对拉美共同体进一步介入其特定政策领域的呼声。这一现象表明地区在与拉美联盟分享权利的态度上更谨慎、更保守。同时，地区主义使拉美各国的公民更牢固地扎根于他们本地的同一性中，使他们逃避与其他地区的合作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从而使疏离的拉美区域政治文化趋于分散。此外，希望成为拉美联盟各成员国复杂的利益要求难以聚合，使拉美束缚于间断的政府间共识，也为短期的政府间利益所困；同时，各成员国要求联合的内在要求缺乏边续性，即联邦化动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也使拉美联邦的建立非常困难。
疏离的拉美政治文化、国家主权观念、以及地区主义影响是阻碍拉美联盟建立的重要因素。其中，由于拉美特定的历史，它极不可能发展一个单一的文化、政治甚至是语言的共同体；同时，希望成为拉美联盟成员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其主权观念是高度成熟、完善的主权观念，与联邦制国家在其构建民族国家时各成员国的主权观念之间的可比性极小；再加上权力分散对中央权威确立的消极影响，使拉美联盟建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该说，多样性与差异性不是拉美联盟不能建立的原因。其原因在于多样性中难以产生同一性。假使这些因素都能得到控制或消除，希望成为拉美联盟各成员国内部又能生长出持续的实现联合的要求，从而使拉美联盟成为可能，但由于拉美联盟成员国之间严重的非均衡特征，拉美联盟的成员单位将不会是现在的拉美联盟成员国，而可能是组成现在民族国家的不同地区或不同地区的联合。这是拉美联盟最可能的构建方式。拉美联盟作为民族国家间的一种联合，是传统的联邦国家概念和国家邦联概念都无法涵盖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实体，其联合过程无疑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前者属于国家间世界的范畴，后者属于国家内世界的范畴。因此，用民族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去分析和解释建立拉美联邦的或许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勉强的。正是由于经典的联邦理论与拉美的事业没有什么关联，联邦主义者在倡导一种新的联邦国家时会处于一种理论和策略的困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拉美统一问题要求全新的国家形式的确立。这种全新的国家有新的政治与社会内容，过去的联邦只是其苍白的先例。寻求将独立国家以稳定的方式联合起来的途径，是对理论的挑战，也是更新联邦制理论的强有力的动力。拉美联合的初衷是为了拯救拉美民族国家，但它却永远也无法取代民族国家，超越民族国家。如果说较小规模的拉美联盟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宽容的一致，那么拉美联盟的扩大将使这种宽容的一致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拉美联盟的核心国家已经成功地将各个边缘国家吸收进广泛的拉美联盟，同时将拉美联盟的挑战者边缘化，使拉美联盟更趋不平衡，而拉美一体化的发展又要求扩大拉美联盟与深化拉美联盟的逻辑并行，这就是拉美联盟的现实。
拉美联盟对世界均衡发展的国际和平意义
当今的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超越国界的问题。蔓延的国际冲突、恶化的生态环境、频发的恐怖主义、跨国的有组织犯罪、扩大的贫富鸿沟、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以及流行的传染病等，都不是一个国家遇到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日益严峻的挑战，都属于全球问题（global issues）。使用“全球”这一修饰语尽管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会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它们确实在不断产生着连带的影响。每个国家乃至每一个人，都可能与之发生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利害关系。由于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着难以控制的后果，有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要解决这些问题，人类不但需要有全球性的共识，而且需要有全球性的共同行动。
全球问题所具有的跨越国家边界的属性：
决定这类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国际合作为条件。就这种合作而言，不但需要全球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的合作，而且需要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不但需要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全球民间社会的参与；不但需要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而且需要全球各个层次的非强制性的治理。由于在这样一种广泛的合作中会形成日益增多的国际体制，并且会形成包括民间社会的努力在内的广泛的治理，因此解决全球问题的基本模式概括起来就是国际合作、国际体制与全球治理。全球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关系到多个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全球的各种不同行为体会认识到在一定范围乃至在全球范围存在的共同利益。所谓利益，简而言之就是需求。如果相关国家乃至全球国家都要求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要求消除恐怖主义，都要求制止气候变暖的趋势，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它们就具有了共同利益。由于存在共同利益，因此全球的各种行为体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含义在于，面对全球问题，每个行为体要实现自己的利益。例如，免于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或是谋求更舒适的生存环境，都有赖于其他行为体的共同努力。例如，美国要免于恐怖主义的袭击，除了必须加强自身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还必须依赖世界各国在情报收集和抓捕恐怖分子方面的合作。如果说到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则更需要依赖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并且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由于当今的各种全球问题都具有复杂的联系，而且各种国际互动涉及复杂的方方面面，因此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也都具有非常复杂的情形，并且构成了一个细密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矛盾与冲突随处可见，但从总体来讲相互依赖关系导致的是一种联盟合作的行为。
联盟现象并非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的产物。至少在近代历史上联盟便已经出现。冷战期间，联盟只不过是联盟关系的一种延续而已。约翰逊时期的美以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基石之一；尼克松时期中美形成的短暂联盟成为美国东亚联盟体系（美韩、美日和美台双边军事联盟）的延伸。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与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形式呈现出多样性、非对称性、无序性和非传统性等特点。美国联盟体系尽管进行了改革，如北约实现了东扩，日美安保条约重新规定了合作内容和范围，但美国越来越难以通过加强和提升军事联盟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而西方军事联盟体系似乎逐步貌合神离，暗藏各种危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这种危机更加凸显。西方联盟之间出现的龃龉和争吵进一步冲击了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86]为弥补这一缺陷，美国政府（有意或无意地）开始进一步寻求与某些国家或地区建立联盟关系。结果美国的联盟战略发生了某些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即由依靠正式联盟向依靠联盟转变。由于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美国无论是在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文化等软实力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常规战争中美国并不太需要像北约和亚太双边军事联盟行为体的参与，而像阿富汗战争时期的巴基斯坦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的阿联酋这样的“前线国家”则更加具有战略意义，它们能够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后勤补给和飞越领空权，同时又不会限制美国实施既定军事战略。为此，美国在需要其他国家参与安全合作时常常利用说服、哄骗、甚至是贿赂的办法来临时纠集几个前线国家组建联盟。[87]国际战略大环境的变化使联盟战略更加受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青睐，同时也引起学界的诸多思考。例如，多边联盟越来越受美国军事家和战略家的青睐，这是一种特例，还是一种发展趋势？联盟战略对美国的正式军事联盟战略到底会产生多大冲击？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联盟理论及其两种表现形式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虽然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从权力、安全、制度和认同等角度探讨了联盟理论，试图解释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合作现象，但似乎都难以解释联盟这类非正式安全合作现象。促使这种安全合作形式的构建究竟是硬基础（如对安全威胁和发展利益的认识和判断）占主导地位，还是软基础（如相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所产生的亲和力）占主导地位？到底有哪些变量在联盟构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现实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决策者更强调安全威胁和发展利益的作用，而理想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决策者则更会受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制约联盟关系发展的变量是由准盟友之间的分歧（这主要是由联盟结构的非对称性引起的）和联盟安全困境——牵连、抛弃、挑衅所决定的。准盟友之间的分歧决定了双方或多方必须在战略目标和利益追求不一致的情况下寻求安全合作。联盟安全困境具有双重性。第一重是准盟友之间的安全困境，主要表现在准盟友对受到抛弃或是受到牵连的担心；第二重是准盟友与对手或潜在对手之间的安全困境，主要表现为结盟所引起的挑衅后果。前者涉及联盟中的合作关系，后者涉及联盟中的对抗关系。联盟安全困境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种主观上的认识和判断，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理想状态下，每一个联盟成员都希望其他成员能够向己方提供最大的帮助，同时自己又不卷入准盟友与潜在敌人之间的纷争之中，但在现实政治中，牵连与抛弃、纷争与合作、支持准盟友与挑衅敌手此消彼长，难以调和。如果准盟友希望减少自己对受到抛弃的担心，它就必须对准盟友作出更多的安全承诺，这就会增加受到牵连的可能，也会进一步减少同准盟友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也将增加挑衅潜在对手和爆发冲突的可能；如果联盟成员选择抛弃合作伙伴、从而分化敌对联盟的做法，它就会减少自己对同伴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就会落个“背信弃义”的恶名，同时也会诱使潜在对手试图改变现状。核武器的出现和美苏两极格局的存在使行为体加深了对牵连和抛弃的担心。[88]在安全困境面前，国家有三种选择：公开承诺向伙伴提供安全保护并挑衅潜在对手（结盟）；完全抛弃准盟友以缓和与潜在敌手的关系（背信弃义）；在上述两种政策之间选择中间路线（准结盟）。在联盟关系中，行为体实际上选择了第三种。为了减少安全困境，国际实体在需要进行安全合作时往往会选择“中间路线”——联盟的形式，因为它具有很大的隐蔽性、灵活性或临时性，可以容忍准盟友之间的分歧，可以有效缓解国家面临的困境，使联盟成员更加自如地参与安全合作，而不会牺牲自己太多的行动便利。
在缺乏中央权威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获得生存与发展除依靠自身力量外常常还借助外界力量；除正式联盟关系外，建立在相互期望之上的联盟关系也是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促进联盟关系构建的既有像安全威胁和发展利益这样的硬基础，也有像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这样的软基础，硬基础和软基础单独或共同推动联盟关系的构建；当上述促进联盟关系构建的若干变量与制约联盟关系构建的分歧、牵连、抛弃和挑衅中的若干变量达成一组平衡（多元平衡）时，联盟关系便随之形成；准追随与准制衡是联盟关系形成的表象，或曰是多元平衡的外在表现形式；建构主义提出的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强调斗争）、洛克文化（强调竞争）和康德文化（强调合作）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常常会出现合作、竞争与斗争并存的文化——联盟文化，因此联盟文化、联盟文化、中立文化和冲突文化更能够描述国际关系中文化的不同层次；从外交学的角度来看，大国为了实现其政治、军事与经济目标不仅依靠联盟战略，而且常常依靠联盟战略。联盟战略成为国家维护安全与拓展利益的战略选择之一。从国家关系来看，联盟关系、联盟关系、中立关系和敌对关系常常是相互转化的，这些关系究竟是如何转化的？为什么会发生转化？是因为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还是因为安全合作结构的变化，还是因为国家安全和利益取向的变化，抑或是决策者认知层面的变化？如何从国际体系、安全合作构成、国家体制、利益集团和领导人个性特征等多维度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剖析？多元平衡在多大程度上主导着这种变化？
目前学界对安全领域的研究往往限于对抗、联盟和集体安全，对联盟的研究十分少见，而对于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合作安全是指在对手或潜在对手之间进行安全对话，或是相关国家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进行的合作与对话，以促进双边或多边加强危机管理、避免爆发冲突和消除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89]与以往的安全合作形式不同，合作安全并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或第三方，它摒弃了权力平衡的思想，同时以绝对收益代替相对收益的理念，这对存在了几千年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安全困境理论提出了挑战。[90]合作安全强调通过合作来谋求共同安全，发展了集体安全的概念，试图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合作安全的实践来看，1967年东盟的成立成为其成功典范。冷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了非敌非友、忽敌忽友的局面，敌人与盟友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这为合作安全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性疾病、环境恶化、金融风暴、恶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威胁对整个人类提出了挑战，国际治理存在诸多弊端，全球治理呼之欲出。世界各国必须建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在边界划分问题上建立的互信与合作（合作安全）最终促生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为东亚国家增加互信、建立合作安全机制提供了场所；合作安全还使中国与印度、印度与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对话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许多紧张关系出现了缓和与改善的积极势头；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未来也可能促生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形成。中立、合作安全、联盟和联盟之间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例如，19世纪末，英国在埃及拥有重要的利益，法国在摩洛哥拥有重要的利益，为了在北非争夺势力范围，英、法两国龃龉不断。于是英、法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构（合作安全）。1904年两国建立了协约关系（联盟），承诺在重大安全问题上协调立场。二战爆发后英法正式结盟（联盟）。[91]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合作安全是集体安全的一种变异，但是如何从理论上，尤其是从安全合作的形式上深入探讨仍有待研究；安全合作的发展方向也是今后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国际政治中，不存在保证安全和繁荣的机构或制度。美国应该感到鼓舞，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合作的最重要原因结合起来有利于它。这些结论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联盟不具有破坏性，不意味着孤立主义受到欢迎，也不是说西方的防卫能力不能加强。[92]而是指出美国很难要求得太多。联盟的主要起因对美国的优势有利，这些原因将苏联与世界上所有具有战略性的国家割裂开来。如果承认这一事实，那么制定加强这些优势的大战略就变得很简单。前文我就试图勾画出这样一种大战略的框架。[93]因为国际关系依然是国家必须根据其他国家的反应作出选择的领域。通过更好地了解国家如何选择它们的朋友，获得国际社会最大程度的支持这一目标（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反对）应该很简单。自冷战开始，美国的大战略就试图阻止任何单一强国控制拥有战争潜力的欧亚大陆。实际上，这一目标意味着遏制苏联的扩张。[94]最近，美国增加了保持西方从中东获得石油的目标。
制衡行为是国际政治中的主导趋势：
制衡行为是国际政治中的主导趋势，因此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很愿意与美国联盟。所以，美国可以悠然自得地看待国际发展的主要形势。它不仅可以避免绝大多数不利事件的影响（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当真正出现严重威胁时，也可以得到其他一些重要盟友的广泛支持。美国实力的确切水平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因为不太强大的国家通常对超级大国的均衡状态并不敏感，只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相对实力发挥巨大变化时才有可能改变这些国家的联盟选择。军队建设并不能给美国赢得朋友，轻微的衰落也不会导致当前盟友的背叛。实际上，在国家倾向制衡的情况下，如果美国不坚持什么都做，美国的盟友可能做得更多。美国不应担心盟友的背叛，而应担忧由于不恰当的好战而引起的反抗。担心一旦美国的可信度受到削弱，美国的盟友将追随强者，这种担忧自战后一直蔓延，这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大量相反结果的真正原因。[95]这种担忧由于盟友的原因而恶化，美国的盟友显然希望表达出它们的怀疑，使美国为它们做得更多。它们的怀疑不必太注意，放弃美国的保护不是它们的利益。[96]
制衡行为处于主导地位说明为了维持可信度而对边缘地带的干涉可以减少。实际上，为了维持美国的可信度频繁地使用武力更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担忧的美国野心，以及质疑美国的判断。[97]因为制衡行为是普遍的，所以，美国越是显示出不具有威胁性，越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欢迎。美国不应高估它与发展中世界盟友之间存在的共识。地区大国更关注当地的威胁，而不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所以，试图将它们纳进反对苏联的斗争中将引起相反的结果。那些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自然是美国的盟友。在其他地区寻求反对苏联的“战略共识”，像约翰·杜勒斯和亚历山大·黑格试图做的那样，忽略了地区问题对这些从前的伙伴更重要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那些为了自身的原因而利用美国援助的被庇护国来说，建立一个全球反苏联盟更容易。最好的情况是这些宏大的设计一开始就夭折，而最坏的情况是它们有可能恶化地区对抗，并增加苏联实质性干预的可能性。[98]应该放弃机械地反对第三世界的左翼力量。不仅因为意识形态是结盟不太重要的原因，而且美国所害怕的马克思主义像能促进团结一样，也能引起共产党内部的冲突。例如毛泽东、铁托、陶里亚蒂、穆加贝、贝林格、卡里略以及波尔布特等就撕掉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促进团结的神秘面纱，这可以使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放弃许多责任。[99]正如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所论述的，美国应该利用这些自然分裂，而不是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加强左翼政权本已脆弱的团结。[100]
美国也应该放弃那种认为苏联武器的接受者就是克里姆林宫可靠代理人的简单观念。正如本研究多次指出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利用军事或经济援助都不能在中东地区获得过多的影响。提供武器并不能使苏联在南斯拉夫、索马里、印尼和津巴布韦赢得可靠的影响。同样，美国的政治家们也应认识到美国的援助计划很难使美国控制它的被庇护国。最明显的例子是，以色列既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又独立于美国的控制。夸大援助计划的效果，美国也就夸大了苏联集团的规模，忽视了通过提供恰当的政治鼓励以切断苏联的被庇护国与莫斯科之间联系的可能性。向盟友提供的过多，有可能错误地相信这种援助将巩固它们的忠诚，并加强对它们的控制。最后，美国国内的支持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外部事件对美国实力的损害，源自于内部条件。国外的损失会逐渐加剧（如果总体上看），将通过盟友和美国自身的制衡行为来弥补。所以，最后的建议是避免那些危及美国经济总体健康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保持富有活力和生产效率的经济制度，而不是试图纠正防卫能力上微不足道的脆弱，或者试图控制发展中世界一些不太重要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21世纪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多极化的趋势和多样化的世界决定了国际新秩序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全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信仰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广泛参与和努力。但是，大国和国家集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拉美地区是正在形成中的多极世界的一极。积极参与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是拉美地区责无旁贷的责任。拉美地区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关系具有紧迫和重大的意义。拉美地区应借助第三世界的力量，增强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斗争的力量与回旋余地，推动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现代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共生共存，而且相互利用：现代化的冲动，催生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保障着现代化发展。所以要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要有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的组织形式；试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必然要全面启动现代化。现代化的内在倾向是创新与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倾向是整合与统一，它们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性。现代化将整个世界上的各个民族纳入发展的潮流，而现代民族国家则在一定的空间，通过公共权力和制度，将生存在这个空间的民族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伴随现代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独立、自决问题也就随之出现。这个问题在一个国家内部，就是构成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民族的权利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民族权利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是现代政治和国家建设的问题。所以在现代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民族权利的问题一开始就处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共同作用中。这种作用不论是来自现代化的，还是来自民族国家的，对民族权利的实现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正面的，起维护作用；一种是反面的，起消解作用。至于最终的可能是哪一种，则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与发展目标选择。在现代化历史大背景下，国家对民族权利的保障，既有消极保障的一面，更有积极保障的一面。消极保障强调国家权力与民族权利有一定的界限，国家权力不要轻易干预民族的权利；而积极的保障，则强调从民族权利得以实现的高度来保障民族权利。基于现代化的推动以及国家整合的要求，国家对民族权利的保障更多地从积极保障出发，这种保障一定是以推动民族现代化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取向的。在这样的取向下，国家保障民族权利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同时推动民族发展，并使其日益与国家整体发展一体化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权利的保障与国家整合获得了内在统一。拉美地区自民族运动独立以来就是国家维护和保障民族权利实现的过程，蕴涵国家整合的政治效力，因此也是推进国家整合的过程；而由于国家整合是在保障民族权利过程中展开的，这种国家整合在任何时候都会把统一性的追求蕴涵在对多民族国家多元性的保障之中，把对民族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追求蕴涵在对民族这个共同体得以不断延续的追求之中，从而能够有效缓和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整合所可能带来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拉美地区民族国家的国家整合得以平稳展开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强大，而在于国家整合一直以保障民族权利为根本出发点。
由于现代化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民族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同。这就决定了为实现国家整合而形成的旨在保障和维护民族权利的民族政策应该不断进步和发展。拉美地区多数是民族国家，多民族共存和发展是这个地区国家存续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面对现代化发展在深刻层面上推进着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和融合，国家整合应在多样性统一中维持国家民族结构的多样性，从而在整体上维系多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通过有效平衡民族权利保障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关系，执政党和国家形成了比较强的解决拉美地区国家民族问题的能力，但是其中一些问题将长期挑战着国家民族政策和国家整合。国家要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就必须更好地平衡保障民族权利与保障国家整合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在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整合到国家生活的统一层面的前提下，民族的文化权利日益成为国家整合的重要支撑点。国家应该通过保护和保障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来达成以多民族共存为前提的多民族国家整合目标。
以拉美地区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现有190多个国家中的绝对多数，它们或者不畏强暴，浴血奋战，推翻了殖民半殖民统治；或者坚决抵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了国家独立；或者忍辱负重，逐步摆脱了仆从国或卫星国的地位，这才釜底抽薪，动摇和最后埋葬了两极体系。它们自然是大国主宰世界的最大障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主持国际正义的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和独立地位，都不允许大国主宰世界。以拉美地区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力量制止某些大国主宰世界的图谋。往昔弱国在国际事务中备受欺凌的根本原因是国力不强，即使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又有优秀文化传统，在政治、军事上也强大不起来，这种情况实源于经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气，直到现在有人还看不起第三世界，还认为大国可以主宰世界，其根源也在于此。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第三世界从形成到崛起，取得了政治独立，之后，即致力于维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其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虽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很大，经济增长率也高。但经济基础差，科学技术水平低，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不快，到1999年也只占20％左右，与发达国家比仍然很低，但究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了。其中有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中已列入前十位（中国、巴西），前二十位（印度、墨西哥、韩国、阿根廷）。经济得到发展，腰杆就比较硬了，就有能力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代之以相互合作，就有能力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世界格局中的拉美一体化的前景：
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缓和，世界大国都以振兴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目标，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发展经济，已不足以应付日益严峻的挑战，若不充分利用合作的潜力，积极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在21世纪的世界新版图中，就有可能置身边缘被人抛弃，拉美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吸引力以及同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就难以加强。这种被忽略和对前途的忧患意识促使拉美国家谋求经济合作，加快一体化进程，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拉美一体化将仍以多种形式为主，不断扩大开放并向着逐步联合的方向前进。
（一）建立以南方共同市场为中心的南美自由贸易区，乃至整个拉美共同市场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运动渐趋活跃，步伐明显加快。今后一段时期内，拉美仍将在小区域一体化模式中发展，但是在各国推行经济自由化、贸易集团化、企业私有化、债务资本化的情况下，跨国集团之间的合作也将有所发展。由于地缘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南方共同市场将在不断壮大的基础上，联合智利和玻利维亚，与安第斯集团进行合作，以开发拉普拉塔河流域，其发展趋势可能“到2001年，从巴西东北部到智利太平洋沿岸建成一个生产值超过1万亿美元，日益壮大和开放的一体化市场，它就是我们所称的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101]一个扩大的拉美南方集团——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将“确定建立本半球自由贸易区的基础”；[102]与此同时，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组成的3国集团将与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合作接轨，形成一个拉美北方集团。虽然建立如此庞大的市场是个短期内难以实现的构想，但足见拉美各国在新时期的危机感、紧迫感和积极性、主动性。
如今，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并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经济一体化局面，建立拉丁美洲共同市场开始提上日程。1994年4月，在巴西召开的欧盟和里约集团外长会议上，里约集团提出成立拉美共同市场的建议。6月在第4届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上，哥伦比亚总统建议在伊比利亚美洲建立开放的经济文化集团。拉丁美洲议会于1994年底表示，可以用较低的代价和尽可能少的机构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逐步建立拉美经济共同体。在1997年5月举行的第13次欧洲和拉美议会代表大会上，会议协调员恩里·本希特强调说，目前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实现全面一体化的时候了。当然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尚需各国的努力，拉美共同市场也不是一蹴而就，现在许多国家正在为之加倍努力，推动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二）拉美一体化和美洲自由贸易区两者并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自美国前总统布什的“美洲倡议”提出后，拉美国家深感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需要把本地区的一体化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联系起来，以期在贸易、投资、债务、石油开发、技术转让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多地同美国合作，这种共组大大加快了地区一体化的步伐。也正是基于此共识，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和力度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快与加强。哥伦比亚政治性刊物《拉美国际》明确指出：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拉美要想发挥一个重要角色的作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整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令人瞩目的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和区域集团化大潮的推动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运行，使拉美一体化突破原来设想的模式。
1994年底34国美洲首脑会议后，宣布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在拉美地区一体化尚未提出明确的目标和行动计划之前，拉美各国几乎一致接受了在2005年建立美洲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议。1996年9月，美洲34国代表在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举行会议，研究分析了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存在的问题，并在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问题上达成共识。1997年5月举行的第3次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上，各国代表同意从1998年3月开始进行有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目前，拉美各国倡导的本地区自身的经济一体化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正交错进行，拉美国家希望能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美国也希望能稳固地占领拉美市场，两者互有需要，相互依存，其相融性大于排斥性，这一发展趋势将对拉美今后几十年的发展乃至南北关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事实表明，在建立世界地区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以各种方式进行经济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实现各国优势互补，是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途径；按平等互利原则，既维护和实现本国利益，又尊重和不损害他国利益，是促进经济合作的必要前提。在合作中，大国或富国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给小国或穷国以适当可能的优惠和照顾，使各国都受益，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是发展经济合作的根本保证。
（三）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经济集团对拉美一体化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下，西方大国之间和大的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断扩大其经济圈和势力范围，世界日益分化为欧、美、亚3大经济集团，各国在集团内扩大自由贸易与投资，集团之间的竞争和排斥日益加剧，这种竞争已经渗入到拉美。目前，在拉美实际已形成了有发达国家参与的、南北两大区域组织并存、竞争的局面。欧洲联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关税集团，每年的内部贸易额约为1.2万亿美元。针对美国在拉美的支配地位，欧盟以南方共同市场为突破，从南锥体向外扩展，建立跨区域、跨洲际的自由贸易区，对美国形成不小的竞争压力。1995年12月，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签订框架协议，决定在10年内，即到2005年建成跨洲的自由贸易区。1997年9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拉美地区第3届年会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林透露，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将在1999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将原定的时间表提前将近10年时间。欧盟还同智利和墨西哥签署了双边合作框架协议。面对在经济实力上足以与己相抗衡的欧盟这样的经济集团对传统“后院”的加速渗透，美国深感不安与忧虑。在拉美拥有巨大经济利益且冷战后越来越侧重经济安全的美国，不能容忍拉美经济空间被自己的对手占领和扩大。于是制订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通过已成为美国势力范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拉开其由北向南，全面拓展的态势，企图将美国为主的贸易体系扩张到拉美国家，从而稳固地占有拉美市场，通过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方式拉拢并控制其传统的“后院”。1997年初，美国政府提出提前建成拥有8亿总人口、9.3万亿国民生产总值、2.4万亿贸易总额的世界上最大的美洲自由贸易区。10月，克林顿匆忙访问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3国，主要目的就是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争取在1998年第2届美洲首脑会议召开前能打破僵局。日本、韩国等亚太地区国家则以直接投资为主，各自单兵作战，在拉美许多国家出击，不断拓宽其涉足的领域。日本把拉美看作是投资的肥沃土地，韩国三星集团更发表囊括整个南美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并将智利作为南美通向亚太地区的窗口，向智利的公司投资1.5亿美元，其他的直接投资约合5000万美元，并从智利政府获得月2亿美元的投资许可。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经济集团在拉美展开的直接竞争，及其在该地区采取的不同的战略和步骤，使拉美地区内的不同集团、不同地位的国家，出于自身不同经济利益的考虑，在对待具体问题上，采取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引发国家间的矛盾和摩擦，从而加剧拉美国家协调和统一行动的困难。从一体化的发展情况看，拉美各国在总结过去重形式轻效益，说得多做得少，以及成员国协调不力等问题的基础上，将仍以小区域化、形式多样化、自由贸易为主要特征，并向更高层次一体化过渡。虽然一体化进程仍存在许多现实的障碍，其中的分歧、矛盾、摩擦乃至冲突难以避免，但各国均将以加强合作与谋求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努力化解。只有充分认识到一体化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艰难性，才能充分估计它的未来，它的前景，它的希望。
第三世界国家有力量抵制某些大国主宰世界的图谋：
还在于发挥第三世界的整体力量。这就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够强大，单个国家无力与大国抗衡的弱点。多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在维护海洋权益、资源、能源、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方面都是相互支持的，多数国家在原则性问题上黑白分明，绝不含糊。例如在海湾危机期间，大多数第三世界谴责和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为，但在海湾战争之后某些西方大国企图分裂伊拉克以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它们中的大多数就一再表示要尊重伊拉克的领土主权完整，反对战争，并对伊拉克人民遭受制裁之苦表示同情。第三世界制止某些大国主宰世界的图谋，还可以取得多数发达国家的支持。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主题上，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与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与某些大国主宰世界的图谋，及其对第三世界的压制与损害，倒是有分歧和矛盾的。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互补，就是对某些大国图谋主宰世界的制约。冷战之后，某些大国对第三世界的武力威胁的失败和经济制裁的无功，就是明证。单极世界说、一超多强说、大国主宰世界说，都是对当今世界战略格局的错误看法，它们错在哪里呢？最主要的是不明了新的战略格局与过去的所有战略格局的根本区别，囿于观察战略格局的旧思路、旧观念，也为这次战略格局转换的某些特殊现象所迷惑，有予以澄清的必要。
新的多极的构成必须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位置。社会主义国家一经诞生就改变了世界面貌，也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排斥了苏联，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强大起来之后，在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西方大国就不得不邀请苏联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实际上承认苏联为当时多极格局中的一极。雅尔塔体系是美苏平分秋色，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巍立，新的格局构成中怎能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位置？那种认为中国不如前苏联强大就不能成为一极，只能在单极世界中在美国之下讨生活，或在一超多强格局下为一超跑龙套，显然是大错而特错的。其实，早在两极体系时期中国就脱颖而出了，敢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敢于对抗两霸，后来还被称谓以大三角之一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国家在多极构成中是主持国际正义的力量，是独立自主不依附任何大国的力量，绝对不会与某些大国同流合污去欺凌别的国家，去主宰世界。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就没有单极世界。新的多极的构成，与前此的旧多极世界和两极世界的最大区别，就是必须有第三世界的位置。当今世界是基本上根除了殖民主义的世界，新的多极也就不可能还是强国对弱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在世界国家中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第三世界国家要与发达国家处于平等地位，它们的权益不容侵犯。虽然它们的综合国力一般不够强大，但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力量，承担着最终清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历史使命。第三世界是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形成和崛起的，是它们一个一个地逐步夺取了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堡垒，是它们一次一次地挫败了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收回了战略资源和战略要地。目前它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强国的干预，还会遭遇一些挫折和失败，但从大局看，从长远看，它们再也不是任何强国的附属物了，它们正在一天天好起来，一天天强大起来。它们之中有强者，若干比较弱小的国家联合起来可以成为强者，它们的共同利益促使它们发挥整体力量更是强者，从而在新的多极构成中代表第三世界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没有第三世界的合作，几乎是办不成任何大事的。第三世界是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战略格局。
对综合国力要有全面的认识。过去在强权世界里对综合国力的观察和评估，往往侧重有形的物质力量，最引人注目的是军事和经济实力，这正是那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强项，至于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它们更多的是诈骗、奴化和歧视。虽然作用有限，也不可忽视。现在情况变了，观察和估价综合国力，要足够地重视无形的难以量化的精神力量，诸如国际正义、人心向背、爱国主义和人民的凝聚力等，是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局限于旧思路、旧观念，忽略了精神力量而只看物质力量，是极大的错误。这次世界战略格局的转换没有经过战争较量，没有战胜者与战败者，也就没有战胜者就能成为新格局一极的既定事实。从而引发了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极的标准和哪些国家够格的讨论。也就有人认为，既然在两极体系中是美苏争霸，苏联解体了，不管其真正原因何在，美国自然就是战胜者，而美国在这十年中的飞扬跋扈，也吓倒了一些人，单极世界说和一超多强说就应运而生了。此外，这次战略格局转换既未经战争较量，就不像过去那样战争之后大局已定，各方都需要休养生息，国际局势比较平静。反之，国际局势仍然动荡，这就使人产生了战略格局转换尚未完成、过渡时期可能很长的感觉。如果把新的多极世界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画上等号，或者把新的多极世界说成是没有霸权的世界，也是错误的。只要有极的存在，国际关系就不可能是完全平等和公正的。新的多极世界仍然是有少数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而大多数国家与之进行反复、不断的长期斗争的世界，决不会那样平静与美好。因为达不到这个美好的标准，就认为新的多极格局尚未到来，那就很难推断要再等多少年了。
实现世界向和平的转变人们必须相信和平的可能性：
实现世界向和平的转变人们必须相信和平的可能性否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努力都有可能陷入无意义的境地。人们必须开始想象世界是和平的。这样的想象不必在最美好的地方和最详细的细节处结束，但它必须是现实可行的。它不应该投射到太远的将来，以至于显得与现实没有关系；它也不应该对人的能力做过多的要求；与此同时，它也必须具有高尚的理想，这样才能具有鼓舞性，才值得人们为之斗争。有许多人相信，如今的世界正处在重大转型的边缘。不到十年的时间，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习惯，更不用说针对数百万人的商业了，但是它们的效果只是被人们隐约地感觉到。国家的壁垒不仅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消除，也随着以欧洲为代表的大洲（政治、经济、社会）身份的发展而消融，南非种族隔离现在已经成为痛苦的回忆。认为社会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观点本身就是所有社会观念中最有意义的一个，它能够使社会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历史上唯一不变的永恒是变化。未来不可以自由选择，就是说将会存在着某种类型的未来。但问题是，这种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里，不参加选举的人不能理直气壮地抱怨自己没有得到想要的选举结果。对于那些没有为自己喜欢的未来而进行奋斗的人来说，道理亦然。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必然固定不变、永恒地像今天这样一直存在下去。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体系可能会让位于建立在当地半自治性质的社团基础上的世界体系，就好像对核武器的依赖会被对核武器广泛的厌恶所取代。在人类事务中，非暴力的力量可能会加强，而暴力的力量则会削弱。前面各章对和平世界的许多方面进行了讨论，这些方面可以总结起来，当今世界的基本面貌与它们仅仅有着细微的变化。随着进步的获得以及新体制的创建，社会变化可能是渐进性的而非革命性的，它也可能是持久的。
在近年来所取得的令人激动的进步中，有一项就是过去习惯于孤军奋战的社会活动家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联系。例如，世界范围的妇女运动逐渐从对中上等阶层白人妇女的关注发展到把许多不同肤色和阶层的“姐妹们”包括在内（甚至也把数目众多的男人包括在内）。与此类似，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被当成超越那些拥有经济和社会特权者利益的话题。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种族主义特别倾向于成为穷人和无产者的负担。例如，在1999年底发生于西雅图的反世贸组织的抗议中，在劳工、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平和人权活动家之间形成了共享的利益，实现了关系的融合，反映了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那种交叉联系的团结性。给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种海报，上面写着“海龟和卡车司机，最终团结起来了”。这样的“团结精神”是对不远的过去所进行的一种矛盾修饰法，因为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工会之间长期以来争吵可能多于意见一致。例如，伐木工和矿工过去习惯于支持工业这一方，而对环境保护表示反对。对于利益共享的新认识可能预示着一个无法预料的激动人心的未来。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互联网所提供的独特的机遇。这是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为许多人带来了便利，为少数特权者创造了巨额财富的源泉，而且也带来了廉价分享信息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种信息是全球性的，有着进行观念和政治行动总动员的进一步希望。这是一个仍然活跃的令人振奋的时刻。在这样一个相互交往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而且民主化日益加强的世界里，谁敢说其他里程碑式的成就不可能实现？
随着多种社会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其力量的消长，拉美地区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关系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那种由寡头集团主宰政局的时代已经让位于由多种力量广泛参与政治进程的时代；以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为主的政治斗争已经让位于几大社会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依附性的、旧式封建效忠的政治关系已经让位于平行的、非人情的政治关系。至于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也比较大，而且也很微妙。当前，在拉美各国，任何一个社会政治集团都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都没有强大到足以驾驭其他集团、强行贯彻自己主张的程度；也不能完全超越各种社会矛盾和集团利益而各行其是。民族资产阶级集团虽然拥有相对优势，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但也不能完全左右局势，独断专行。它既要维护其自身利益，也要尽可能地顾及和平衡其他集团的根本利益；否则就会引起严重失衡而发生动乱。这已为许多拉美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和阿根廷正反两面的经验所证实。在这种新的力量对比之下，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具有三个主要特性：其一，社会政治集团的多极性。它们的存在都有其自身的力量基础，一时均不会自行消失，也不会被别的集团取代。虽然它们之间在力量上有消有长，但基本上能够维持相对的均势，不存在某个集团独揽大权、主宰一切的局面。其二，政治关系的双重性。各社会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受到相对力量均势的制约和矛盾与利益交叉的制约，因而具有双重性：既存在着矛盾与斗争，也存在着共识和妥协，二者不断相互转化，基本上能使它们之间保持一种协商共处的关系。其三，政治斗争的节制性。各集团之间虽然经常发生斗争，但也拥有各种协商和对话的渠道，可以使政治斗争较有节制；而不像过去那种寡头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动辄诉诸武力，内乱不已。根据这些特性，当前拉美新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一种多极但又有相对均势；充满矛盾但又相对平衡；充满斗争但又较有节制的格局。
在新的政治格局中，政治多元化看来最能反映社会政治集团多极性的现实，是能够为各个集团普遍接受的一种选择。其发展趋势是：承认多种社会政治力量存在，但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仍将保持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这个集团的稳健派，对新的政治格局似乎更具有适应性，看来将成为主要当权派，承认多种意识形态存在，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折衷调和、在政治上主张民主开放、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在社会上主张温和革新，目前似乎更能适应新的政治格局的需要，看来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承认多种社会政治利益的存在，并将通过多种渠道（如议会、政党、行业组织）加以协调，使民主参与扩大化和多样化。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资产阶级统治的非正常方式——军人统治，越来越不适应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难以为大多数社会政治集团接受，已成为政局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智利的现状和巴拿马最近的事态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与军人统治相反，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体则具有较好的协调平衡机制，比较适应新的政治格局，而被拉美国家普遍采用。目前，拉美各国政治格局的平衡性仍然是比较脆弱的，经不起急剧变革的冲击。这就在客观上要求资产阶级政府执行稳健的政策；而资产阶级稳健派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权力，又为政府执行稳健政策提供了主观条件。看来政策稳健化将是拉美地区政治发展的又一明显趋势。当然，政策稳健化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不进行改革，冲不开当前的经济困局，同样会引起各种不满乃致失衡，这也不是稳健的政策。拉美地区长期内乱频繁，政局动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人们更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来保证恢复经济，使国家沿着持续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当前整个拉美地区“人心思定”，这就形成了政局趋向稳定的大气候。而政体的制度化，社会政治协调平衡机制的加强，稳健派当权和政策稳健化，又构成了政局趋向稳定的重要条件。当然也有一些不利因素，诸如经济困难、债务负担沉重、人民生活条件恶化、各利益集团在分担经济调整“阵痛”方面产生矛盾以及军人集团同文人政府之间的种种冲突，等等，都将影响政局的稳定。但是，由于存在着上述大气候和重要的具体条件，这些不利因素还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化解，不致酿成重大的社会动乱，从而避免整个拉美地区政局相对稳定的趋势发生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