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中共组织非常适合打天下坐天下

2011年07月01日 15:3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刘嵩 陈芳 李杨

核心提示：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凤凰网推出大型策划《组织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何胜利？》，围绕中共组织的特性，中共组织的控制力，以及中共组织变化趋势，客观论证中共90年历程。凤凰网独家对话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化史专家王学泰。

凤凰网专稿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以家族和血统为主体的自然组织。但这个组织中还有一部分游民，而这个群体才是真正反社会的群体。中国历来的社会变动、社会动乱都跟这个群体有关，这些游民无产阶级也是中共早期开展农村革命提出的可以利用的力量。

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也游离出来。原来1%通过科举制进入仕途为官，99%落榜的知识分子成为士绅，维持着社会的稳定。而科举制被废除后，新式教育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却无去处。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游走于上层，这批人后来成为中共早期的领导者，普通知识分子则为革命输送着知识资源。

中共组织自建立之日便有极强的控制力，根源何在？王学泰分析有三：干一些主流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事；有一个社会主义理想；一个切实的组织方法。就组织的方法来说，共产国际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共产党从开始建立就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严格的组织观念和组织方法，所以“建立起一个整体性非常强的政党，这种政党适宜打天下、坐天下”。

而对敌斗争成为中共组织维持内部活力的特殊法宝。在战争年代，敌人是自然存在的；解放后，则要找敌人，通过不断地运动，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来树立威信，维持组织的运行。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社会急剧变革。中共组织也面临着巨大变化，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这个组织不可能再像以前控制所有，中共组织在进一步削弱。由于习惯了过去的组织力，“我们依然自诩为一个特殊社会，不肯建立一个平常的社会，又没有拿出一个建立特殊社会的具有震撼性的理想蓝图，组织的力量自然也就发挥不出来。”

中共原有的全能型组织力量无法全面发挥的情况下，该如何实现“科学的社会管理”？王学泰以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例子，中国古代社会，政府的统治成本很低，“中国的封建社会能长达2000多年，就是因为统治成本很低，农村实行的是一种自治。”秦以后，汉朝独尊儒术，但仍用法家统治，在民间用儒家。这就给了民间相当大的空间，自己运转。但中共改造社会以后，自主的民间社会被破坏，统治成本加大。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主的民间社会，“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社会动乱，大家都会成为游民。”王学泰建议不妨建立起平常人的社会，遵循平常人社会的一些法制，给民间以空间。

对话嘉宾：王学泰，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侧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主要代表作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流民》等。

对话主持：李杨

凤凰网：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说法是“超稳定结构”，就是说它的社会形态本身是很难触动并改变的，那么，中共是如何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因素结合，最终实现对传统社会的改造的？

王学泰：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是以家族和血统为主体的自然组织社会。游民属于这个组织，由于各种情况流荡出来的；进入城市之后，没有正当职业或者在底层生活，这就构成游民群体。

毛泽东早年把游民分称五类人，他叫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盗、娼、丐，他把兵也列为游民无产阶级，匪就是强盗，盗就是小偷，娼就是妓女，丐就是乞丐。

这些游民无产阶级也是中共早期开展农村革命提出的可以利用的力量。因为，在传统社会之中，游民才是反社会的群体，农民并不反社会。

所以说，世乱英雄起事端，什么叫世乱英雄起事端？就是游民英雄，我也提出一种江湖人的概念，江湖实际上就是一个反社会群体，所以清朝才有天地会。而中国历来的社会变动、社会动乱也都跟这个群体有关。

当然共产党早期是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建立起来的，最初的知识分子党员也是基于理想而走到一起的，但是，它要组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实现革命目标，依靠谁啊？就得依靠那些希望社会有动乱的那些人。要拉这一群人，就得找这种帮会，或者找时刻准备叛变的军队，所以毛泽东把兵列入到游民群体中也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要搞武装斗争就不能没有这些人，领导人可能是知识阶层，也可能是从共产国际中选拔出来的人，但是那些基础的、打天下的就不可能都是这些人，就需要吸纳更多的人来参与。

最初国共革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参加，就跟1905年废除科举制有关，废除科举制后，出现一些新式学校，西式学校是工厂化的培养知识分子，培养出那么多人没地方去，干什么？上层的就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下层的通过革命优则仕换取自由这种身份的变化。

中国知识分子过去就走官路，这种做官的概念支持了两千多年，念书就是想做官，通过科举。虽然科举选拔的是非常少的人，大概只有1%的念书人去做官，但却骗了99%的人跟着1%的奔走，实际99%的人永远做不了官，构成了农村的士绅。

这个社会是稳定的，突然有一天把1%人的仕途斩断了。过去没有废除科举制的时候，培养知识分子的方法是手工式的，一个一个培养；等到把这个废除掉，学校是工厂化的培养制度，批量的培养知识分子，念6年小学毕业，再念6年中学毕业，再培养4年大学，培养出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本来应该有企业来承接，但当时中国的企业整体不发达，没有承接。所以那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像李大钊、章士钊、杨度这些能游走于上层的在上层游走，而下层、边缘知识分子就为革命输送着知识资源。

对敌斗争：中共组织维持内部活力的特殊法宝

凤凰网：中共组织力量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王学泰：组织能力，第一，干一些主流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事，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一个意识形态；第三是有切实的组织方法，共产国际有一系列训练。

就组织的方法来说，共产国际是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虽然当时有一个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组织理念，但是在中国使用，还是要考虑到中国老百姓的接受程度，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中，就再三讲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虽然东西可能是一个东西，但具体跟老百姓说的时候还得用旧的阐释。比如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老百姓不知道苏维埃，但是农民有个解释，苏维埃是谁？最初造反要做皇帝的是“苏兆征”，“苏兆征”死了太子继位，太子就叫“苏维埃”，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解释。

而现实中系统的组织方法，康生他们全都是行家。当然，这个组织方法涉及的层面非常复杂，比如我们干部解放初就有一个防止婚姻渗透的文件，你看刘少奇子女的回忆，他们的婚姻干涉就非常厉害，主要是防止利用婚姻问题渗透。

凤凰网：什么是共产国际的“原装”呢？

王学泰：就是列宁说过很多次的，第一，他们有共同信仰，有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集团，几十个人的职业革命家的集团；第二，得有一个领袖，职业革命家集团都有献身精神，在这个条件下，它才能组织起来。实际上国民党是很难作到这一点的。它的领导非常有钱，不是职业革命家，比如张静江，自己有得是钱，做什么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是要靠革命吃饭的。

凤凰网：用一句话区分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性质，您说它因为根本性质不同，导致组织不同？

王学泰：对。第一，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它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它有一个严格的组织观念，它有一套严格的组织方法，有一个严格纪律的组织方法，所以建立起一个整体性非常强的政党，这种政党适宜打天下、坐天下。

这是从来过去没有过的，列宁就专门讲了一系列关于组织的方法，改革开放前专门有过那么一本书，叫《列宁论组织工作》（编者注：此书系1960年代莫斯科大学出版社以中文出版），这个上头专门有论述。

凤凰网：中共的组织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时代是否是一成不变的？

王学泰：实际上胜利之后，我觉得是有分歧的。一个是刘少奇的组织方法。刘少奇的组织方法当然也有中国特色，他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慎独。但整体来说，因为刘少奇做组织工作比较长，他受到苏联思想影响较大。刘少奇主要还是学习苏联那套，建立细腻的科层制度，一级一级严密的组织。

但是毛的组织工作跟刘不太一样，他就喜欢通过运动来组织。毛泽东总结了他战争中的经验，要想把人拉过来跟着你一块打仗去，流了血想不追随你也不可能了。解放后当然没有战争时期那种状况，但是毛组织群众的方法就是群众运动，无休无止的运动，通过政治运动让大家不断地排队左中右。他讲了很多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通过每一次运动不断地淘汰右派、打击右派，依靠左派，他也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当然，解放前敌人是自然存在的，要夺取政权，敌人就在那儿，你就组织人打倒他。但解放后不同，解放后没有敌人，就找敌人。

比如说他要打倒刘少奇，不单是打倒刘少奇，他还要整个组织都进行站队。比如说我们老家村里谁可能支持刘少奇？但以毛的逻辑来说，你就是支持刘少奇。当时，早上四类分子干活之前，把他们集中在村口要表演一场哭，哭什么？刘少奇被开除出党。拿着两个小木头人，一个写刘少奇，一个写王光美。就让那些四类分子哭，有的老头、老太太懂什么呀，哭错了，管王光美叫“亲爱的爹”。毛要打倒刘少奇，就说从上到下都有刘少奇系的，他就通过这个，组织他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在和平时期用战争年代的方法来维持组织的运行。

至于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是一个组织手段的特例。毛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七八年要再来一次？难道他是自己空想？我说毛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看到了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是永恒的，好比说我被你管，那我肯定对你不满意，你尽管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因为这种位置就造成了我们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有抒发的空间，有一个交换的空间，再过四年我不选你了，你干得再好，过八年老百姓也有一种该换换的想法。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理解，因为他是从平民上来的，他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提出老百姓为什么对干部这么厉害。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恐怖，暴民等等的确是有这个问题。这就是由积累的不满所引起的。毛泽东认为，没有正常的抒发渠道，矛盾七八年积累得就差不多，这会儿通过一个有控制的小乱——文化大革命，来避免社会大波动、避免改朝换代、避免出现大乱。所以他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找到了不搞轮流执政、不搞下台、不搞自由化的一种制度。

所以他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谁能像毛主席有那么大的权威能够控制住这个小乱？

凤凰网：您说的完全是人治，这完全是靠人而不是靠组织？

转型之问：中共组织形态直面社会根本变革

凤凰网：到今天为止，中共和1949年相比，组织力量的控制能力有变化吗？

王学泰：解放后，干部一竿子插到底，本来过去的街道干部都是义务性质的。比如说解放初的街道干部很多是资本家的家庭妇女，因为家里有钱，也有点文化，上头安排事情，还是她们在做事。但是慢慢后来对资本家不太信任，由国家干部的家属逐渐取代了，都是义务的。所以那时候有小脚侦缉队这么一说，这些街道干部全都是义务的。

凤凰网：现在也是义务的吗？

王学泰：不是，我为什么说现在统治成本大大增加？街道干部原来是一个街道的办事处一两个人，现在我所在的郊区街道办事处，盖了一栋四层楼，百十间房子充满得多少人？

凤凰网：这样变化之后，它的组织力量是增强了吗？

王学泰：反而更弱了。因为过去告诉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这个东西是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所以她们的积极性非常高，比如1974年，这些小脚侦缉队就破获了“手抄本案”，搜出来的一本小说，把官司打到了姚文元那里。

但是现在做不到了。市场经济是以个人利益来作为驱动的，市场经济是使个人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不搞市场经济，人们不知道个人的需求是什么；不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就知道个人需求是什么，你肯定想我42.5元的工资怎么涨三级，赚50块钱。

最后，通过市场经济，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过去的组织都是以个人不存在作为前提的。说到底就是你个人不存在，只有集体存在作为全体的代表。

凤凰网：您觉得中共的组织能力特性在将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王学泰：现在很难给出预期，因为现在他们习惯了过去的组织能力。我的意见就是建立平常人的社会，就要遵循平常人社会的一些法制。我们现在还是自诩为一个特殊社会，又不肯建立一个平常的社会，又没有拿出一个建立特殊社会的具有震撼性的理想蓝图，组织的力量自然也就发挥不出来。

重建社会：组织弱化背景下的科学管理

凤凰网：中国地域广大、地理环境复杂，在中共原有的全能型组织力量无法全面发挥的情况下，该如何实现“科学的社会管理”？

王学泰：我讲过很多次，中国古代政府的统治成本很低。中国的封建社会能长达2000多年，就是因为统治成本很低，农村实行的是一种自治。

实际上我就讲儒家跟法家的关系，儒家如果在统治一个熟人社会，以血统为基础的，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它讲忠孝节义，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就把这个社会联系起来。

然而，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什么没有采用儒家的统治工具呢？有人说孔子西行不到秦川，秦国没有儒家思想。不单是这个问题，当时秦始皇统一了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几千万人口，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熟人社会、用儒家的方法成吗？根本就不行，所以他就用法家。法家基本上不管你熟不熟，它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统治，可以对陌生人进行统治的一种工具。

但是法家社会有两个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名声不太好听，因为赤裸裸的、直接的、完全的利益关系，他是以这种利益关系的放大为理论出发点的；第二个弱点是法家有大量的法律，在操作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成本很高。他认为法家只要管朝廷就可以，底下不知道怎么弄。所以说底下还是各顾各的，实际上底层反秦力量非常大。陈胜一起来之后，各国的贵族都起来，秦朝一下子就完了。

等到了汉朝，就比较清楚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好像是给了儒家很显赫的地位，但统治手段仍然是法家手段。儒家手段他不是没有，儒家是在民间社会里头用的，因为民间都是宗法组织，宗法组织是宗法人自己组织的社会，所以它根本不用上头发钱，自己按照一定的原则运行。

因为民间有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它的统治成本就非常低。但是我们知道共产党改造社会之后，就把过去自主的民间社会破坏了，这样它的管理成本就非常高。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民间社会，这个社会不是指一般的社会，是指自主的社会。自主的社会是有生命力的社会，没有自主的社会，老百姓会失去自我组织的能力。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社会动乱，大家都会成为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