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被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3月29日：“昨晚约侍从第二处组长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

　　3月3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彻查美金公债案。”

　　4月3日：“追究美金公债。”“处理战务以及中央银行美金公债案彻查计划”，“督促俞鸿钧办案”。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黄金舞弊案”是差不多与美金公债案同时发生的另一案件。1944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蒋介石约陈布雷等人谈话，“指示查账手续”。陈布雷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向陈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说明蒋进一步重视此事并且加强了调查力量。4月10日，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电称：“拟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千壹百余万元，预定户在停售受，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千壹百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 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央行发行美金公债舞弊案抄件，1945年4月，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说“不详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进可退；至于“迅剋遵办”，“严令责成”等语，都是老于官场的说法。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4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接到孔的复电后， 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霭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